昔归震川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所见所闻，无奇节伟行可纪。承命为征君作传，此吾文所托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群贤论述，皆未得体要，盖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详讲学宗指及师友渊源，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或盛称门墙广大，海内向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志事隐矣。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尽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宋元诸史，若市肆簿籍，使览者不能终篇，坐此义不讲耳。征君义侠，舍杨左之事，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门墙广大，乃度时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论学则为书甚具，故并弗采著于传上，而虚言其大略。昔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志李元宾，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宾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业未著，而铭辞有曰：“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仆此传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群贤所述，惟务征实，故事愈详而义愈狭。今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载之家乘，达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无惑于群言，是征君之所赖也，于仆之文，无加损焉。如别有欲商论者，则明以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