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朱自清
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与这些人说，与那些人不说；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伊伊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尚书》里说：“唯口，出好兴戎。”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说话是不行的；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
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的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都可称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段的，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说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闲谈说不上预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说预备好了再去闲谈岂不是个大笑话？这种种说话，大约都有一种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常是闲谈的发端，便是一例。但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说话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说的教你昏头搭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宛转如意，句句字字打在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加以这些年言论的不自由，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他们知道用侧面的，反面的，夹缝里的表现了。这对于阅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三篇：俞平伯君的《文训》，鲁迅君的《立论》和秋郎君的《骂人的艺术》，都是精警之作。这足够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
中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的“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澈一切的阴暗；他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辞可得的。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一）第二节从“我们并不想做辩士”到节末，这两句话表达什么意思？
（二）第四节最主要的话是哪一句？
（三）作者所主张平凡的人对于说话的态度，你能同意吗？
谈气节/宋云彬
翻开一部《二十四史》来看，所谓“忠臣义士”大抵出现在改朝易姓或内乱外患的时候，这便是所谓“疾风知劲草”。
那些忠臣义士，有的为辨是非，有的为明顺逆，有的为反对暴君专制，有的为抵抗异族侵略……不顾一身的利害，全家的性命，英勇地、坚韧地干下去，有杀身成仁的，也有被驱逐，被追捕，隐姓埋名，遁迹山林以没世的。他们在生前虽享受不到什么势位富厚，然而名垂竹帛，彪炳千秋；中华民族也赖以维系不坠，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远的且不说，明清之际，就有许多忠臣义士凭藉一隅之地，与外来异族作殊死战。到了最后，海上漂泊，落日狂涛，君臣对泣。他们虽没有能够挽回颓势，复兴明室，然而史迹流传，已足使后人闻风兴起。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二百年后还是“光复中华”的绝好宣传资料。假使当时的武将均是吴三桂之流，文臣都是阮大铖、马士英之流，那么，大家安心做奴隶，做下去，做下去，满清王朝永远不会推翻了。
在封建社会里，还谈不到什么“主义”，这些忠臣义士是凭藉什么来成就他们的志愿的呢？就是气节。
气节，宋朝的文天祥称之为“正气”。他作《正气歌》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他在这首歌里列举了历史上许多气节之士：有秉笔直书的史官，有志切复仇的壮士，有不辱君命的使臣，有不怕斫头的将军，有以血肉之躯膏贼斧的忠臣，有困守孤城战死不屈的义士，有骂贼而死的颜杲卿，有隐遁终身的管幼安，有认定“汉贼不两立”的诸葛亮，有高呼“不清中原，誓不复渡大江”的祖士雅，有用朝笏痛击叛将的段秀实，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后人的模范；文天祥就以这些古人为模范而成就他的志愿的。
对于气节，东汉的光武帝曾特别表彰过。他对于不受公孙述胁诱的谯玄、李业等，都加褒扬，对于立志不做官的庄光（严子陵）、周党、王霸等，都曲加优容，不去强迫他们。所以东汉的士大夫大都把气节看得很重，后来的史家也极口称赞东汉风俗的淳美。然而那时候是封建社会，又没有强悍的异族来侵凌我们（那时候，北方的匈奴内部分裂，势力已经衰微了），所以士大夫都抱的个人主义，还谈不到民族意识。到了东汉末年，士大夫只借气节来高自标榜，沽名钓誉。那时候的士大夫虽也曾和“口含天宪，手握王爵”的宦官作过一番轰轰烈烈的斗争，然而一部分人却只知道明哲保身。例如有名的郭林宗，他尽有资格领导当时的士大夫从事政治斗争，可是他连“危言激论”都不敢说一句，而徐孺子还规劝他道：“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维，何为栖栖皇皇，不遑宁处！”这成什么话！这类士大夫就像现在蛰居平津或远遁香港的学者文人，或高谈学问，或大呼“为艺术而艺术”，或要求“抗战以外的文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敢颂赞抗战，充满着悲观情绪，只知道远祸避害。这些人就根本谈不到气节。
东汉表彰气节的结果，反被士大夫借此来作标榜，到了曹操就来个反动，他全不看重气节。他曾下过诏书说，有像盗嫂的陈平那样的人才吗？我将重用他。这就是说，我只问才不才，品行倒在其次。然而这究竟是不行的，我们只要看魏晋禅代之际，就很少有忠臣义士来替曹家抱不平了。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中原长时期地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侵略，汉族之间，也篡夺相寻，士大夫过惯了乱离生活，看惯了篡夺把戏，民族意识渐渐淡漠，志操节概更不重视。固然也有“渡江击楫”的志士，然而汉人在北朝做官的，没有人以“汉奸”的恶谥加到他们身上。就像庚信，他身仕北朝，不忘南国，然而他不能效学苏武持节牧羊，只在《哀江南赋》里说些“鹤讶今年之雪，龟言此地之寒”的可怜话。后人说他“暮年哀感动江关”。只是哀感而已，谈不到气节。到“五代十国”时候更糟了，像冯道一流人，只知道做官，无论来的是沙陀后裔，突厥别种，他一律欢迎，照例称臣，到老还要写自传，以“长乐老”自傲。你说他有气节吗？那时候的士大夫本来就不大懂得什么叫气节的。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是被推为一代儒宗的，然而他曾替叛帅崔立撰功德碑，又曾和郑德辉去觐见元世祖，真可谓气节扫地了。直到宋朝末年，陆秀夫、文天祥等以百折不回的精神，领导汉族作抵抗侵略的战争，不但提高了一般民众的意识，连久已消沉了的气节也重新为士大夫所重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高风亮节，谁能不受感动呢？
像前面说过的明朝末年士大夫气节的表见，并不比宋朝末年减色。记得黄梨洲说过这样沉痛的话：历代亡国，没能比明朝更可想念的了，忠臣义士，前仆后继，事虽不成，精神却长留于天地间。清朝初年，许多逊朝遗民坚持不受朝廷的征辟。王夫之为了不肯剪发，宁愿遁迹深山穷谷。吴梅村受清廷逼迫，不得已做了国子祭酒，临死时遗嘱在墓碑上但题“诗人吴梅村之墓”，可见他内心的苦痛。稍后的学者如全祖望辈，还隐然以明遗民自居。虽经乾隆大兴文字狱，严厉检查书籍（修《四库全书》），终不能掩没他们的光辉。
清朝末年，康有为以“今文学派”的立场，主张保全清室，变法维新。他数典忘祖，更忘记了今文学派的家法，不去劝德衰祚薄的清帝让位，反而呶呶不休地说什么“保皇”，所以他经不起同是经学家而站在“古文学派”立场上的章太炎的一击。那时候，明末时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那些不为威屈利诱的气节之士，又被一般人记起，鼓吹，颂赞，无所不至。辛亥前后，许多革命志士赴汤蹈火，甘之如饴，可以说完全受的这种影响。
清朝亡后，许多遗老中，有死不肯剪去辫子的，有投水自杀的（如梁鼎芬），他们自以为“不事二姓”是保持气节。可惜他们读了“圣贤书”，连“夷夏之辨”都没能懂得。然而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可怜他们时代错误，认识不清；就人格而论，他们和现在甘心出卖民族的汪精卫之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引证了许多历史上的事迹，无非想证明气节的可贵而已。无论在什么社会里，封建制度也好，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气节总是应当宝贵，应当提倡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当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一）这一篇中称引历史事迹特别多，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可是读者对于本国史的修习如果相当用心，该早已熟悉那些事迹了。
（二）现代政治和社会的情形，与古代不同；现代人要保持气节，该怎么样？
故乡/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它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宇，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糠，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的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那里去。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那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的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它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它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西瓜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枝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部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么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哩！”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她“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她，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哪有这事……我……”我惶恐的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呢。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一）这里是上半篇，作者在回忆往事之中，叙写了幼年的闰土，以及自己与闰土的交谊。
（二）描写杨二嫂，从她的声音、外貌、对话下手，都非常具体；所以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并且如见其心。
故乡（续）/鲁迅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啊！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二十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也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欢喜得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啊，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啊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样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会，终于就坐了，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送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都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刻，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把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只带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他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行，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胡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她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她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般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的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下半篇中出现了现在的闰土。现在的闰土不是以前的闰土了，他的处境和意识使他和作者远离。
（二）“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用这样简练的话来描写一个受压迫的乡农，胜过千言万语。
（三）作者和闰土在少年时代是一气的，可现在远离了。宏儿和水生现在是一气的，到将来又怎么样呢？从这里作者引起了希望：希望他们永远一气，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
（四）末了两句话什么意思？
战后访阿尔卑斯/萧乾
走进阿尔卑斯山的村落，第一个感觉是俨然像从上海到昆明，或者刚从昆明到芒市。在大城市里，在“文明”城市里，艺术严谨地保存在博物院里，堂皇地陈列在展览会里，可是在这小地方，艺术深浸在生活里。这靠着台根湖的小村落到处都是美。巴伐利亚省的妇人不论多么穷，总有一件绣花衣裳，颜色配合得那么鲜明，图样设计得那么新颖可喜，常使过路人看得失了神。并没有高楼大厦，可是小木屋的门窗总雕刻得精精细细，临街墙壁上总有一幅图画，上面是蝌蝌形的字母。大部分画的《圣经》故事，也有日常生活的描写，如滑雪会之类。小村里的土产，不是精巧的陶器，便是悦目的水彩画。这里的牛群使我想起北平的骆驼，一样沉重的眼睛，项下是清澈动人的铜铃。
早饭吃到炸鸡蛋，对于一个从英伦来的客人原该是惊喜的事，可是更使我高兴的是窗外的风景。饭厅三面都是玻璃窗，窗外便是欧洲的脊背阿尔卑斯山，我居然与这些雪顶的大家伙为邻了，这时候山腰正有一片薄雾，白纱似的横披着。那边一片树林，树叶让秋气染成金黄色。
饭后我们出门逛湖。除了一辆生了锈的坦克，这里毫无经过炮火的迹象。家家檐下挂着成串的腊肉，后园堆满木柴。不像慕尼黑那样硬要军用马克，这里民用马克一样通用。村人和蔼而不阿谀，男男女女都载绿绒帽，白绸带上插着鹅毛。湖作葫芦形，一片清澄的湖水。在葫芦尖端注入一道小溪。黑白色的长耳羊杂在马群中吃草，一些鸡鸭在它们脚下来回。偶有挤牛奶的少女提了重重的奶桶走过，发际的花朵颤颠着。孩子们大都嘻笑着。湖边有一个修道女徐徐走过，黑袍上飘着阔边的白帽。在这样一个乐园里，我突然举起右手来，开玩笑的向一个孩子说“嗨，希特勒”（国社党敬礼），害得那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美国朋友进铺子里买水彩画和木雕去了，我坐在吉普里，让一群孩子密密的围着。金黄的头发，碧蓝的眼珠，漆黑的前途！他们现在年幼无知，长大起来却要背负前一代招来的枷锁。有的孩子想用过期的胶卷向我换烟卷，有的用父亲的铁十字奖章换口香糖。一辆美国宪兵的摩托脚踏车行过，孩子忙把货物收了回去。孩子们吃到我从伦敦带来的巧克力糖的时候，他们的面部表情是无从形容的：又狂喜，又贪婪，又怕一下吃完了，又停不住嘴。望着明蓝的天空以及伸向天空的教堂的尖塔，我为下一代的德国人抱起不平来。野心家的罪不可赦，最主要就在他们贻误后代。为了请求进入法军占领区的许可证，中午我们离开了台根湖，向巴德托兹的美第三军总部开去；在巴德托兹办完了手续，又南折爬过一道不算低的山。山坡上时常有堆满了稻草的牛车，草堆上坐着个挽着花帕的女郎，歌声在晴朗的空中荡漾着。从山坡下望，一片银亮的湖田，边缘上镶着芦苇。阿尔卑斯的兔岩便高踞在我们的顶上。这里接近奥境，许多景物已觉不同了。蒜头式的教堂屋顶代替了尖塔。路旁边每隔数步就有木雕的圣像站立在龛子里，大约是虔信的人许愿修造的。这儿的农家女喜欢把头发梳成辫子，然后环顶盘起来。公路沿了灰褐色的峭岩纡回盘转。松涛哗响着，忽如欢呼，忽如哀啸。
公路从半山腰折下。刚与台根湖道了别，吴深湖又在山脚下闪亮了。秋叶像火焰一般烧红了湖边。灌入湖中的是一道透明的绿溪，遮遮掩掩的沿着一带树林溜过。绿溪以上有百丈飞瀑的悬崖。山谷里是纵横的牛栏，有的空着，有的有牲畜在吃草。牛铃偶尔打破深谷里的静寂。下山穿过一道长林，便到了德奥交界的名镇：一九三六年奥伦比克冬季运动会的会址：加米施镇及帕添加深村。
把行李放在市场旅馆之后，便动手梳洗。伺候我们的是一个匈牙利妇女，矮矮胖胖的，穿着印花布裤，又干净，又温雅，一看就知道不是小家妇女。果然，她的丈夫是匈军的军官，如今可还没有音信。饭是在对面驿站旅馆吃的。战前这里是个时髦场所。墙壁上不是木雕便是水彩画，低矮的屋顶上挂着闪亮的铜器。是行猎的地方，所以墙壁上也少不了长角的鹿头。房中间是瓷盖的大暖炉。喝着奥地利的红酒，望着四壁的艺术品，俨如到了维也纳。
吃饱了饭才有心来玩赏周围的景物。加米施镇是在德奥边界阿尔卑斯最高峰咀格斯比兹峰的紧跟前，山那边便是奥地利。这个镇四面临山，只在北面有两道关隘，一去慕尼黑，一去奥格斯堡。这时候半轮淡月正从重岩叠岭中升起来，把雪峰照得银一般发亮。街上美兵和德国女子挽着臂走过。杂在人群中的有刚下山的牛群，铃子当啷作响。我们便跟着铃声，向村中心荡去。
拐过街角，远远望见一座灯光明亮的门面，走近了原来是军官红十字会，里面有咖啡喝，又有土产纪念品可买。管理员是个细长斯文的德国人。当垆女打扮得非常妖艳，可是问起来才知道身世也非常凄惨，她们的家在苏联区撤克斯尼省，杳无音信。休息室里除了他们三个，只有一个美兵，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纽约画报。
那细长斯文的德国人看见了与我同行的美国朋友的官级，赶忙凑过来，用近乎女性的笑容欢迎我们，问要不要点心。搭讪着，他坐了下来。说才从第三军的俘虏营里放出，因为会说英语，而且有招待的经验。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推荐书给我们看。这是一位美国中校写的，说：“赫孟某某被俘之后，因为通英语，在营中担任翻译。他屡次有可以逃的机会而不逃，足以证明他为人忠实，大可任用。”那细长斯文的德国人又女性的笑了笑，玩弄着秀长的指甲。问他怎样会有招待的经验，他说直到开战前夜，他专在英法大旅馆里作招待员，像伦敦的陶芝斯特（这时候我与美国朋友互相望了一下。开战以前，纳粹惯派密探往英法大旅馆，从要人的行动侦探政治的倾向）。问他怎么会回德国来，他说怕因国籍受监禁。问他回来之后怎么样，他聪明的说由于职业的关系，德国的秘密警察当然问他英法情况。他说：“我咬住了牙，说一概不知。”后来呢？“后来他们征我入伍。穿了制服好不舒服，我暗里巴望德国打败仗。”为什么？“因为我不爱穿制服。德国如果胜了，我恐怕一辈子得穿制服了。”
这种米汤，东京大约也有的是。
正说着，一群军官进来了，大约七八位。可惊的是他们都穿着英国军服。他们在我们邻桌坐下了，自然互相打个招呼。看肩章，七八个人中大都是上尉阶级，其中两个是德语通译。领头的是一位胖大的上校，五十多岁，戴着黑边眼镜，不住的吧哒着烟斗。因为他们谈的大半关于摄影零件，美国朋友便打起岔来。话题渐渐触及各人在本届战争中“解放”的成绩（“解放”在这里作“攫取”的意义）。上校衔着烟斗，夸耀起自家的成绩来。他说从诺曼底登陆到德国投降，他一共解放了十辆汽车，五十架各式的摄影机（他问身边一位少校道：“我送你的那架康台克斯还好用吗？”），给他儿子解放了价值一百八十英镑的邮票，给太太解放了五百码绸子，还有三四百码哔叽。等他说起解放莱茵酒的瓶数，我忍不住了。我说上次我在柏林军需处买了一瓶威士忌，舍不得喝，带回英国去，海关都硬给上了一镑的税。上校得意的笑了笑，说你们记者还没有专用机。于是他又坦白的谈起“过关术”来了。他的下属却替他不好意思，他们站起来，伸了伸赖腰，说：“该走了吧。”
我们喝干咖啡也出来了。原来几码以外就是普通美军的红十字会。那可热闹多了。大厅中心可以跳舞，靠栏杆有小桌子，可以坐下来喝酒。沿墙有女人代修指甲，有艺术家剪纸影，一律免费。今日整个欧洲是这样划分的：有的人在背负着因政治愚盲而战败的枷锁，有的人在尝着胜利的甘果。
（一）这一篇是报纸上的通信稿，与普通游记不尽相同：像那些孩子吃糖的情形，那德国招待员的经历，那上校的“解放”成绩的自述，都是通信稿里的可贵资料。
（二）篇中写村景，写湖景，全用当时所得的印象。
语文杂记/吕叔湘
结 果
小时候读《水浒传》，常常看见“手起刀落，结果了他的性命”，以为结果就是杀人的意思。要照字面讲，也未尝讲不通，结果就是结局，性命的结局岂不就是死？
可是有不能这样讲的例子，大率在并未手起刀落的场所。如《水浒》第二十一回（一百二十回本）云：
“阎婆道：‘……我女儿死在床上，怎地断送？’宋江道：‘这个容易。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与你。……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
又如《红楼梦》第一零七回，贾母说：
“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结果我的使用。”
照这两条看来，“结果”该是“发送”的意思。
宋人所撰《丁晋公谈录》里有这么一条：
（窦）俨谓其弟僻参政曰：“俨兄弟五人皆不为相，兼总无寿。其间惟四哥稍得，然结裹得自家兄弟姊妹亦住不得。”（案四哥即偶。）
这一条据《百川学海》本及钞本《说郛》（卷九八）所录，都作“结裹”，而《事实类苑》转录作“结果”。可见“结裹”原是宋人寻常言语，“裹”字又简写作“果”，到后来就把本字忘了。用“结裹”作“发送”讲，是很好懂的；用朴刀来结裹本有点开玩笑的意味，而又写作“果”，就不是一望而知的了。这个字居然在《红楼梦》时代还保有着宋初原义的用法，也可算很长久了。
一不作二不休
“一不作，二不休”是旧时常用的一句成语。小时候读旧小说，常常碰着它，总当它“不作不休”即“非作不可”讲，倒也讲得过去，也没追究为什么要安上个“一”和“二”。后来学着更细心一点读书，才悟出这“一”和“二”是“最好”和“其次”的意思。果然最近得了一个印证。唐赵元一撰《奉天录》（《指海》本）卷四云：
“朱眦臣张光晟临死言曰：‘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这句话当时一定很有名，很快地传了出去。北宋的和尚已经拿它来当作成语用，如《法演禅师语录》（《大正藏》一九五种，六五二页）。
这句话里的“作”字原来也不作普通“作为”讲，乃是“作贼”的省说。作贼就是造反。朱眦是德宗朝的叛臣，后来兵败穷促，部下将领杀了他去投降。张光晟是其中的一人，而终不免于一死，所以有“第一莫作，第二莫休”之语。若是广义的“作为”，天下尽多可作应作的事，怎么能一概说“第一莫作”呢？用“作”字作造反讲，南北朝已经通行，如《宋书》卷七二《巴陵王休若传》云：
“不解刘辅国何意不作。”
《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敬则谋反，问僚佐‘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丁兴怀曰：‘官只应作耳。’”
同书卷四四《沈文季传》：“唐寓之反，武帝闻之曰：‘鼠辈但作，看萧公雷汝头。’”
《隋书》卷六五《赵才传》：“宇文化及反，才于宴次劝与化及同谋逆者一十八人杨士览等酒，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复余处更为。’”
这些都是这个意思。直到南宋初，王俊出首岳飞，状中谓张宪尝对俊说：
“我待做，你安排著。待我交你下手做时，你便听我言语。”（《挥麈录·余话》第八十一节）
这个“做”字也还是“反”的意思。
（一）两则笔记都是从一些例句中看出词语的确切意义来。要明了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最好采用这个办法；单就一篇文字看，也许会明了得不够的。
（二）这类笔记无非记录例证与解释，再不用其他的话。论作用，可以备自己参考，也可以供人参考。
给高尔基的信/契诃夫 著 程万孚 译
最近接到你那封信，给我不少快乐。我诚心的感谢你。我那篇《叔叔万亚》是很久很久以前写的，我从来没有看见在舞台上演过。年来各地的小戏院常常公演这本戏。我对于自己写的戏剧向来不怎么高兴，许久以来我没有注意戏院的事了，现在也不想写什么给舞台上演的东西。
你问我对于你的小说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吗？天才是没有错的，而你是一个真正的大天才。比方说，你那篇《草原上》就写得十二分有力量，我的确感到有一种嫉炻的痛恨，恨写那篇好小说的不是我。你是个艺术家，是个聪明人，你伟大，可以造就的。你所写的东西是你亲见亲历的，这才动人，才是真艺术。这就是我对于你的作品的意见，我并且很高兴我能够把我的意见告诉你。我再说一遍，我是很高兴的；如果我们能够见面谈上一两个钟头，你就可以相信我对于你是何等的欣赏，并且知道我对于你的天才存着何等的奢望了。
我还可以说说你美中不足的地方吗？这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批评一个天才的坏处，就像指出园里一棵树木的坏处一样的不容易。树木本身没有不对的地方，它所以有些毛病可以指摘，全在看那树木的人口味各有不同的缘故。你说是不是？
我以为你的毛病在乎缺少约束的能力。你有点像戏院里的一个看客，他那样的不能约束他的兴奋，使得他自己同旁人都弄不清台上的戏。你这种毛病在描写自然的时候特别令人觉察出来，太繁了，反而把你的对话的精彩给糟蹋了。读到这一类的描写，我就希望它能够简练一些，最好写两三行就可以了。常常写到的那些娇情，感伤，以及私语等等，好像太在词藻上用功夫了，稍嫌单调，叫人读起来不觉得兴趣，甚至于生厌。描写到女人同恋爱的情形，也嫌缺少约束的能力，如《马娃在竹筏上》等篇。那并不好，并不见得所知很详，只显出你缺少约束的能力。还有，你那一类的小说不宜太多用“平圆面”“协调”等等的字，用多了反把主旨毁了。你又常常说及波浪，似乎太多。你在描写受过教育的人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勉强不自然，并且太谨慎了似的；这并不是你没有观察过那些人，好像是你不知道从哪一方面去观察他们。
你多大年纪了？关于你及你的身世，我一点不知道。但是在我看来，假如你还年青，你就应当离开你们省，出来同文艺界的人切磋琢磨；不是出来学我们一般人那么乱嚷，也不是出来学得尖锐些，乃是一着手就要把你对于文学的目标抱定，然后慢慢地爱着你的目标，然后做下去。还有一层，老是在省城里生活下去，人也容易老些。像柯洛连科、潘大彭、马鸣、厄泰耳，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你起初与他们往来，也许要以为讨厌，但是过了一年或两年之后，你就觉得他们可爱，而与他们的往来也可以给你不少益处了。
（一）契诃夫和高尔基同是俄国的文学家。契诃夫行辈长些，这一封是他写给文学青年的高尔基的信。欣赏、鼓励、批评，全都像面对面谈话那样真挚亲切。就文字上说，自然是契诃夫写信写得好；可是从根本上说，还在乎他为人的态度好。
（二）为什么说“我以为你的毛病在乎……”，不径说“你的毛病在乎……”？这样说法什么用意？与上文有什么关连？
（三）初学写作的人起初往往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后来阅历多了，想得多了，又往往觉得可写的太多，一支笔来不及写似的，到这地步，就需要“约束的能力”了。
读者可以自负之处/夏丏尊
文艺不但在创作上是人的表现，就是在鉴赏上也是人的反映。浅薄的人不能写出好的文艺，同时浅薄的人也不能了解好的文艺。创作与鉴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事情。日本厨川白村在他的《苦闷的象征》里，曾把鉴赏称为“共鸣的创作”。真的，鉴赏也是一种创作，不过创作是作家自己表现，鉴赏却是由作家所表现的逆溯作家，顺序上有不同而已。
真有鉴赏力的读者应该以读者的资格自负，不必惭愧自己并非作家。在艺术的各部门中，最容易使人发生创作的野心的，要算文艺了。听到名曲的时候，看到好绘画、好雕刻、好戏剧的时候，普通人都只以听者、观者自居，除了鉴赏享乐以外，不会发生自己来作曲弹奏，自己来执笔运凿，自己来现身舞台的野心。对于文艺可不然。普通人只要读过几册文艺书，往往就想自己试作，不肯安居于读者的地位。因为文艺所用的材料是我们日常习用的语言，表面上看来，不像别种艺术那样对于材料须有练习功夫与专门知识。可是要知道，鉴赏是共鸣的创作，这是就心情上说的。实际的文艺创作到底要靠天才，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文艺所用的材料虽是日常语言，似乎不如别种艺术那样需要特别素养，但是语言文字的驱遣，究竟要有过人的敏感和熟练才行，这也不比别种艺术来得容易。再说，文艺是作者的自己表现，作者自身如果没有什么特出的人格（这并非仅指道德而言），即使对于语言文字有了特出的技巧，也还是没有用的。
文艺鉴赏本身自有价值，不必定以创作为目的。这情形恰和受教育不必定以作教师为目的一样。不消说，要作教师，先得受教育；要创作文艺，先得鉴赏文艺。可是创作究竟不能单从鉴赏而成功。不信，但看事实。每年从各国大学文学科毕业的，合计起来总该有几万人吧，他们当然是研究了文艺上的法则，熟谙了语言文字的技巧的了，当然是读破名著，富有鉴赏力的了，然而他们大多数没有成为作家！全世界成功的作家还是寥寥可数。并且，成功的作家之中，有些人竟没有入过大学。俄国的当代名小说家高尔基是面包工人出身。有些人虽曾入过大学，却不是文科出身。俄国的契诃夫是医科出身，日本的有岛武郎是学农业的。
鉴赏文艺未必就能成为创作家，这个话似乎会使诸君灰心。其实只要能鉴赏，不能创作也没有什么惭愧，因为我们由于作品的鉴赏，已经与作家作精神上的共鸣了，已经把自己提高到和作家相近的地位了。真有听音乐的耳朵的，听了某名曲所兴起的情绪，照理该和作曲者制曲时的情绪一样。所以就某名曲说，在技巧上，听者固然不及作者；可是在享受上，听者和作者是相等的，只要他善于听。
作家原值得崇拜。自己果真有创作的天才，不消说，自然应该把它发挥出来。但是接近文艺的人个个要想成为作家，那究竟是不可能的事。与其做一个无聊的创作者，宁可做一个好的读者欣赏者。我们不必为不能创作自惭，还该以好的读者欣赏者自负。
（一）篇中说出读者可以自负之处的是哪一段？
（二）文艺所用的材料是语言文字，音乐，绘画，雕刻所用的材料是什么？
（三）“自己表现”是什么意思？
美术照相/刘复
究竟照相美所应有的条件是什么？这就一言难尽了。
事物的影像可以分析为三种原素：一是形，二是光，三是色——这三种原素本来是不能分的，现在分开来，只是为讲说上的便利罢了。
色在美术照相中并不十分重要。因为现在的颜色照相还很幼稚，不能在美术照相中占到相当的位置；通常所谓美术照相都是没有颜色的，既然没有颜色，自然在颜色上不必有什么讨论了。
不过也有两件事应当注意。第一，在毛玻璃上看影像时，不要被颜色欺蒙了；不要说“好！颜色配合得真好！”要知道这种颜色是不能留存的。你若不预先注意到这一点，到洗出来时必定大失所望，甚而至于一张片子完全没用。所以在毛玻璃上看影像时，应当牢记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专在形与光上用工夫。
第二，照相中只有黑与白，无论什么颜色，到了照相中不变为黑，即变为白。不过，我们眼睛里所看见的颜色，蓝近于黑，黄近于白，红处于两者之间；到了照相里，却变做蓝近于白，红与黄都近于黑。这就是纸面上所表现的同我们眼睛里所看见的冲突了。要免除这种弊病，应当用“正色片”，再在镜头上加用黄玻璃罩；有一种不用罩的正色片用起来很便当，不过价钱贵些，而且在中国也不容易买到。
形是画的骨子，光是画的命脉。要是一幅画中只有形而没有光，这一幅画就成了死的。所以照相不但要善于取形，而且要善于取光。但是，如果没有形，光就无从附着；所以形的研究该在光的研究之前。
形是线的集合体：无论把什么形拆开来看，只是几条线罢了。线有垂直线、水平线、斜线、曲线四种。一幅画中所用的线必略有所偏：房屋和树木是偏于垂直线的，草原和海洋是偏于水平线的，山坡和屋顶是偏于斜线的，人像和动物是偏于曲线的。
偏于垂直线的画往往宜于直幅；偏于水平线的画往往宜于横幅；偏于斜线与曲线的，横幅直幅都可以。
但是，所谓偏于某种线，并不是说画幅中某种线的分量最多，是说某种线对于我们的刺激力最大。譬如一幅画中有许许多多的树木房屋，垂直线可以说很多了；但是假使中间有一条s形的路，我们看上去，必定首先看见这条路，然后看见树木和房屋；那么这一幅画就只能说是偏于曲线的，或者说是以曲线为主线的。又如海面和海中的波纹都是水平线，或者是近于水平线的曲线；但是假如画幅中有一条很大的船，上面的桅杆，下面的倒影，都非常刺目，我们就应当说这一幅画是偏于垂直线的，或者说是以垂直线为主线的。
垂直线、水平线、斜线，可以总称为直线。直线的好处，可以使人振作精神；坏处在使画境陷于呆板。联结直线而成的折线，要是不很复杂而安排得好，可以别有一种风趣；否则棱角太多，易使人感觉疲劳而生厌恶。
要之，直线在画幅中所占的分量，虽然可多可少，却不宜多到十分之十；至少要有一两分的曲线去补助它。那曲线不必是显的，有时候也可以用隐的：例如把许多斜线排成个辐射形，或把许多平行的水平线排成个马蹄形，看画的人虽然没有看见真正的曲线，脑子里却得到了曲线的印象，而且也许是很好的曲线的印象。
反之，十分之十的曲线却可以构成很好的画，不必靠直线的帮助。不过在一幅全用曲线的画中，略略掺入一两条直线去，也可以增加不少的趣味。
这样一说，就要说到“陪”“衬”两字了。
前文说过“主线”这个名词。陪与衬是对于主而言的，所以有主线就有陪线，有衬线。
陪就是重复，衬就是相反。譬如主线是垂直线，主线安排定了，另外在适宜之处作一条次要的垂直线，那就叫做陪线；如果不是垂直线而是水平线，那就叫做衬线。
垂直线以水平线为衬线；水平线以垂直线为衬线；斜线近于垂直线的，以水平线为衬线；近于水平线的，以垂直线为衬线；近于四十五度的，水平线与垂直线均可作衬线。
曲线得取相宜的直线为衬线；直线也得取相宜的曲线为衬线。
曲线也得取曲线为衬线，但方向必须近于相反；如果近于相同，那就是陪线了。
所谓陪线或衬线，其所处地位以及给与我们的刺激力，与主线相较，应处于次要的一个阶级上；如果过于这一个阶级，那就一幅画中有了两条主线了；如果不到这一个阶级，那就不能算陪线或衬线，只能认为“散线”。
一幅画中有了两条主线，就要破坏画幅的“单纯”；如果只有一条主线，其余都是散线，算不上陪线或衬线，那么主线太孤单了，决然站立不稳。这都是“章法”上的大忌。
所以一幅画中，除了主线以外，至少必须有一条陪线或一条衬线；若能两者兼有，那自然更好。但是陪衬线也不宜太多；太多了就使画面庞杂，不成其为章法。
讲到章法，最要注意的是画主。
画主就是画幅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所谓重要，是说它在全画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又最能吸引观者的趣味。
但是“一件东西”的“一件”两字应当活看：有时是一件，有时却是许多件的合体。譬如一棵高大的树，我们可以认为一件东西，把它当作画主；可是三五棵树丛生在一起，我们看去，只觉丛生得有趣，合成了一个美的总体，并不像植物学家那样一棵棵分开来看，这也就应当认为一件。
有时候，一件东西的一部分，在画幅上也可以认为一件东西，把它当作画主；例如照半身人像，或者单照一个很大的头，眼睛便是画主。
画主既然是一件东西，换句话说，就是线所构成的物形。但是画主与主线是两回事，不能彼此相混。
有时候，画主与主线可以并而为一；例如以一棵高大的树做了画主，同时这棵树的垂直线就兼做了画中的主线。有时候，画主与主线可以分而为二；例如海面上有两只海鸥，主线是海面的水平线，画主却是海鸥；又如半身人像，主线是人身的垂直线，画主却是两只眼睛。
一幅画中只能有一个画主，不能有两个。譬如两只石狮子，你若端端正正一边一只地照下，这就不能算有章法；必须换一个位置，使一只近些，一只远些，到了画幅中，一只大些，一只小些，大的作为画主，小的作为陪从，这才略略有些意思。
画主是最能吸引观者的趣味的东西，所以在造画时应当极意斟酌，使它享受画面上最好的权利，使全画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它身上。
有时候两件东西碰在一起，似乎彼此都可以做画主，作者应当毅然判断：究竟取哪一个。如果迟疑不决，以为两者不妨兼取，结果必至于两败俱伤。
譬如有一棵很美的树，附近处有一条曲线形的路，你若要以树为画主，就应当找到一个位置，看上去能把树的美完全发挥出来，路的美不美，不妨看做第二件事；反之，你若以路为画主，就应当调换一个位置，把它的曲线美安排到最美的一步，然后再去顾到树。
风景带动物（人或禽兽），是风景为主，动物为从；人物带风景，是人物为主，风景为从。这两种画的作法完全不同。如果一面要顾着风景，一面要顾着人物，实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八个字而无所偏重，结果是“顶了石臼跳钟馗，吃力不讨好”。
光是画的生命。如果依据章法，将各样景物安排得很好，而不能采取适当的光，这一幅还是死的。
就方术上说，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玻璃棚里的光，可以用人工调节变化的；一种是室外的天然光，不能调节变化，只能斟酌采取。
处分玻璃棚里的光另是一种技术，今且不说。至于室外的天然光，应当避去顶光（即正午的光）、直光（即与镜头同一方向的光）、反光（即对镜头的光）三种而用斜光。最好的斜光是四十五度，即上午八九点钟或下午三四点钟的光。但是，这只为谨守绳墨的人说法；也尽有人用人家所不用的光而能出奇制胜。
但是，谨守绳墨也好，出奇制胜也好，在光的研究上，总要顾到“参错”与“调匀”两件事。
所谓参错，是说画面上就应当有黑处，有白处，不能一套板的平均。所谓调匀，是说画面上虽然有黑处，有白处，而这黑与白之间精神是融合的，是一致趋向着美而造成一个美的总体的，不是各管各的账而搅得乱七八糟的。
参错与调匀应当从大处着墨，不应当零碎；零碎了就要变成拍卖旗，甚而至于变成满脸麻子。
研究光的配合，最扼要的方法是先在画面上定出主光（一块大黑或大白）；主光定了，再找陪光与衬光（主光为黑，那么陪光为黑，衬光为白；主光为白，那么陪光为白，衬光为黑；陪光与衬光的面积与浓度总要比主光差一点）。一幅画中的光如果能有一主，一陪，一衬，这就很好了；陪光与衬光多一点不要紧，主光却与主线和画主一样，只能有一，不能有二。
光有软硬。黑白间的距离大者为硬，小者为软。硬光可以唤起精神，软光可以增加韵味。但是，太硬了可以使画境陷于干枯，太软了也可以造成混沌的境界而使人不快。
光有深浅。黑的总量多者为深，少者为浅。深光的趣味浓郁，浅光的趣味轻灵。但是，太深了近于臃肿，太浅了近于松懈。
光的软硬深浅也和景物的清糊一样，只是作者意境中的事，不是方术或规律所能限定的。
岂但软硬深浅清糊而已，写意照相的总体就完全寄托在作者的意境之内，必须先有意境，才可以把方术规律拉过来做个参考；否则无论方术如何高妙，规律如何精严，你只能死板板的依着它做，做到完了你还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怎么还能说这一幅画是你的！
所以，所有的方术规律只宜放在一旁，略备顾问；不必依样画葫芦，做到绝对或完全的地步。如果你真把你的意境表现得好，便在这上面欠缺一点，也全不打紧。
（一）怎样才算美？说几句空话固然也可以回答，可是使人家无从捉摸。这一篇用分析的方法，切实地指出怎样才可以拍成好照相，作者何以能切实地指出？因为他有丰富的实际经验。
（二）方术规律只能做个参考，不但照相如此，其他艺术也如此。因为任何艺术，最要紧的事还在表现出作者自己的意境。
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伯韩
艺术是怎样产生的？在古代，人们的答覆是“神造”。希腊有九个女神名“妙色”（muses），就是艺术之神。我国人有一句流行的话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意义也相类似。还有梦笔生花而能写好的文章，母亲梦长庚入怀而诞生的儿子为天才诗人等等的故事，都好像是用“神造”来解释艺术的起源的。
到了科学产生以后，人们对于艺术的产生，就从自然环境与人的心理方面去找寻新的解释。比方说人有爱美的本能，看见了美丽的花鸟，就画在自己的墙壁上或用具上；听见了禽鸟或风的怒号，就创造音乐。《礼记》的《乐记》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物”字如果仅作自然环境解释，那就是上述的意思。
再进一步，人们对于艺术的起源，从社会方面去探讨，于是发现了劳动和艺术的关系。他们说，艺术是先于实用目的的生产品。他们以为人类有爱好游戏的本能，游戏中的动作预先演习了生产劳动的动作，这是自然而然的——在这里，他们认为游戏是艺术的简单的形式。
其实，这是把劳动与艺术的关系弄颠倒了。最新的观点是承认劳动先于艺术。因此，游戏的动作与生产劳动的动作相类似，应当解释为摹拟生产劳动。当然，在摹拟中将这种动作练习得更纯熟了，对于生产劳动有很大的帮助。
游戏所以产生，是想再享那由劳动感到的快乐。在野蛮人的跳舞中，他们再现了打猎的动作，其他生产的动作，或战争的动作。如巴西土人部落中有一种跳舞，是表演受伤战士的死亡的。澳洲土人有一种原始的妇人舞，摹拟从地下拔出植物根的动作。布须曼人喜欢画孔雀、象、河马、驼鸟，这就使打猎的场面再现于画面了。野蛮人的戏剧也大多表现战争、劳动和家庭生活。
我国西南边疆有一种狮戏，摹拟猎人与狮斗的样子，可说是一种原始舞。各地流行的狮灯，龙灯，大约是这类原始舞的残余。我国古代的衣服，往往画一些鸟兽的图形在上面作为装饰，如所谓“黼黻”，也可认为原始艺术的残余。
艺术所包含的实用性，如生产劳动及战争的演习，是属于保存种族的。此外还有属于繁衍种族的。如野蛮人装饰自己，他要装饰得使仇敌害怕，或者使女性欢喜。照前一说，装饰合乎保存种族的实用目的；照后一说，那就合乎繁衍种族的实用目的。现在我国苗瑶民族仍然以唱歌跳舞为男女结识的机会。《诗经·国风》中所包含的民歌，如《桑中》、《溱洧》诸篇差不多写着同样的情形，可知当时汉族也保存了古时的艺术（歌舞）的作用。封建道德所咒骂的桑间濮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便以新的姿态出现，如跳舞厅、公园，都是的。在这些公共娱乐场所中，跳舞奏乐，作为男女交际的媒介与点缀。这也可以证明艺术的实用性的一方面是繁衍种族。
跳舞、诗歌、音乐，在原始时代是联结在一起的，都运用劳动或战争中的节奏。歌舞中的拍子与抑扬，与劳动者的协力动作以及动作时“杭育”“亥育”的歌声大体一致。有一个埃及歌，是从汲水劳动中产生的，共分四段，第一和第三段是简单的旋律，第二和第四段是和旋律等长的休止。据一个法国音乐家的研究，这个歌的第一段表示劳动者举起水桶来倾倒一空的动作——那水桶是棕榈叶制成的。里面垫着羊皮，用长绳系在竹竿上或树的桠枝上，使它平衡。第二段表示他们放下水桶汲水。第三段他们又举起水桶。第四段又放下。这就是，工作紧张的时候才歌唱，不紧张的时候就休止，因为其时歌唱没有用处。行军需要歌，因为唱歌可以减少疲劳。管仲使齐国的军队越过一座高山，拿破仑使法国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都曾得到唱歌的帮助。
总而言之，艺术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主要的根源是生产劳动，其次是战争，其次是性的要求。这在原始的低级的艺术已经得了证明。可是艺术逐渐发展，就有了相当的独立性。专门的音乐家、雕刻师、画师、诗人、伶人等出来了，一般人却很少艺术上的贡献。艺术的内容渐渐表现与生产无关的所谓“纯粹的美”。于是人们以为艺术是脱离尘俗的，不含功利性的东西。实际上呢，无论什么艺术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假使艺术的创作者主观上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而努力制作他的唯美的艺术品：这一件事实本身也就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凭据。为什么呢？因为当某一社会将近崩溃的时期，那社会中人必然暮气沉沉，倾向于颓废浪漫，不敢正视现实，只想躲避到“艺术之宫”中去。即使那社会还没有临近崩溃，可是已经发展到顶点，不能再前进了，那时候社会中人也要与现实生活脱离的；如我国词章家的吟风弄月，便是封建士大夫颓废意识的表现。
艺术与科学哲学的不同，并不在于前者是感情的而后者是理智的。没有通过理智的感情是混沌的，决不能产生艺术。艺术所以能动人感情，因为它有个特点，就是形象的认识或形象的思维。每种艺术品包含一定的人生观，不过它不用抽象的议论表示出来，却用声音、颜色、动作等等具体形象表现出来。比方封建时代，臣民应该为君主牺牲自己的一切，女子对男子也一样，所以在旧戏里面常常提倡臣子殉君，女子尽节，旧小说旧诗也如此。至于现代，一些艺术描写绅士淑女的恋爱，富商大贾的争利，寄生阶级的享乐等等，都是为崇拜金钱的人生观写照。另一方面又有揭露现社会黑暗面的讽刺艺术，如写实主义的作品就是。此外是反映新社会的黎明的艺术，不但揭露现社会的黑暗面，并且暗示出改造的途径。种种艺术的流派，无论旧的新的，如果在当时能够代表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识，并且用美妙的形象表达出来，必然成为名作。有时一种作品出于这一社会层的作者，却代表了那一社会层的人生观，当时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普遍到那一社会层里去，只能留在这一社会层里，那就不免有“明珠暗投”的遗憾。但是到了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这种被湮没的名作就会受人珍重了。
在我国，过去有“载道”与“言志”两种文艺观，近年来又有“为艺术的艺术”与“写人生的艺术”的争论。其实，言志的艺术在无意之中也包含了道；载道的艺术又何尝不用言志的方式表现出来？作为纯艺术的艺术，在不知不觉间也宣传了某种人生观；作为宣传品的艺术，也要求巧妙的形象化——因为愈形象化愈能动人。所以，我们不能把艺术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分开，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才是。
（一）“无论什么艺术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每种艺术品包含一定的人生观，不过它不用抽象的议论表示出来，却用声音、颜色、动作等等具体形象表现出来”，这些是理解艺术的基本观念。
（二）“载道”与“言志”什么意思？“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什么意思？
《诗经》的源起/朱自清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踏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智慧，众人的机锋”了。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足踏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往来，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留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歌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走散。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一）《诗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集子。这部读本的读者大概还没有读过《诗经》，可是也许听见过《诗经》的名儿。读了这简短的一篇，就可以知道《诗经》是怎么来的了。
（二）这一篇说的《诗经》的来历，从上古说起。探求任何事物的来历是很有趣的，探求到了家，就是一种真知识。探求须有凭证——书本上的凭证和实物的凭证，再加上合理的想象。
蔡元培先生/余毅
蔡先生的传记将来自有人做，这里为材料所限也不能做，只就我所记得的几件事说一下。
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国史上有重大关系的，有三个阶段：一是民元任教育总长，二是民六任北京大学校长，三是民十八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在教育上，在学术研究上，都是开风气奠基础的工作。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怀着热烈的情感和真实的见解，指导青年向前走，可以说这二十九年来的知识分子没有不受着他的影响的。
我是北大学生，在他没有当校长的时候已在那边了。那时的北大实在陈旧得很，一切保存着前清“大学堂”的形式。教员和学生，校长和教员，都不发生什么关系。学生有钱的尽可以天天逛妓院、打牌、听戏，校中虽有舍监也从不干涉。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蔡先生受任校长之后，立即出一布告，说“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这一下真使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位校长为什么要这样的谦虚。稍后他又出版《北大日刊》，除了发表校中消息之外，又收登教员学生的论文，于是渐渐有讨论驳难的文字出来，增高了学术研究的空气。学生对于学校改进有所建议时，他也就把这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职员实行。这样一来，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架子了。
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招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得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许多了。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记得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使得这班“小”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
《北大日刊》的稿件拥挤了，他就添出《月刊》。《月刊》的发刊词是他自己做的。他说：“《中庸》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我们应当实践这句话。”那时正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之后，我们看他把帝制派的刘申叔先生（师培）请到国文系来教中古文学史，又把复辟派的辜鸿铭先生（汤生）请到英文系来教英国文学，刘先生的样子还不特别，辜先生却是大辫子、乌靴，腰带上眼镜袋咧，扇袋咧，鼻烟袋咧，历历落落地挂了许多，真觉得有点不顺眼。但想《月刊》的发刊词，就知道他是有一番用意的，他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哲学系的“经学通论”课，他既请今文家崔适担任，又请古文家陈汉章担任，由得他们堂上的话互相冲突，让学生两头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自己去选择一条路。
国史馆馆长自王闿运死后，归并北大，蔡先生就兼任了馆长。为了编史，他请了许多专家，如张相文、屠寄、叶翰等等，于是在大学中也添设了史学系，请这班先生兼一些课。国史馆中除了搜集民国史料之外，还编中国通史和分类史，定有很周密的计划。
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许多人眼光里已觉得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作导师，劝毕业生再入校作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人所，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得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清朝大学堂时代，图书馆中曾有许多词曲书，给监督刘廷琛看作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一把火都烧了。到这时，蔡先生请了剧曲专家吴梅来作国文系教授，国文研究所中又大买其词曲书籍。岂但搜罗歌曲而已，连民间的歌曲也登报征集起来了，天天在《北大日刊》上选载一两首，绝不怕这些市井猥鄙的东西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自以为思想很新的了，哪知一看学校当局公布的文件，竟新得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
从前女子只能进女学堂，她们的最高学府是女子师范学校，大学是她们无缘的。北大既然这般新，当下就有女学生妄觊非分，请求旁听。这使得校中办事人为难了，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蔡先生说：“北大的章程上并没有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话，我们把她们收进来就是了。”于是就有胸挂北大徽章的女子出现于学校中，给男生一个强烈的刺激。到了暑假招生，有女子来报名应考，这一年录取了三个，校中始有正式的女生。学生定《日刊》是归号房办的，有一天我去取报，哪知已被同学强买了去，原来这天报上登着这三位女同学的姓名，大家要先睹为快呢。到现在，哪一个大学不收女生，试到华西坝一看，女同学竟比男同学还多了。
北大一天一天地发皇，学生一天一天地活泼，真可以说进步像飞一般快，一座旧衙门经蔡先生一手改造，竟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于是五四运动一试其锋，文化的锋头掉转到政治，就像狂风怒涛那样不可抵御。那时北洋军阀和顽固学者恨蔡先生刺骨，必欲置之死地，徐树铮竟想架炮在景山顶上轰击北大。蔡先生在法国时留了长长的须，那时逼得没法，就剃了胡子逃回老家去。虽然风潮过后又请回来，毕竟做不长了。记得民国十二年彭允彝任教育部长时，就很不客气地下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免本职”的命令。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蔡先生在江浙预备响应，被革命目标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令通缉，他从浙江坐木船浮海到厦门。那时我在厦门大学任教，校中招待他，我也作陪。席上有人骂当时学生不守本分读书，专喜欢政治活动的，蔡先生就正色说道：“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不让他们担任该什么人担任！”他这般疾言厉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翌日他应厦大浙江同乡会之招，报告浙江革命工作，说到工作不顺利处，他竟失声哭了。那时他已经六十岁，就在这般凄风苦雨之中度过了他的诞辰。
北伐胜利，他任了国民政府的几个要职。但他是生活简单惯了的人，听说他在法国时只穿工人的衣服，这时他虽任了监察院长，到他家里去还只看见客堂里沿墙放着四张靠背椅子，当中放着一张方桌，四个凳子，没有什么别的陈设。他的家在上海也只住在普通的“里”里，直到民国二十年后始迁人一所破旧的洋房。“八一三”后，上海沦陷，他避居九龙，今天看到报上的唁电，依然是某某号的“楼下二号”。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出酒的地方，所以他从小就能喝酒。记得民国二十三四年间，他到北平，北大同人在欧美同学会替他洗尘，一共五桌，差不多每人敬他一杯，他都喝干了。有人说：“蔡先生今天回来，看看他手创的北大，觉得高兴，所以多喝了些。”可怜这已是他最末一次到北大了！
蔡先生今年七十四岁，在他自己，辛苦一生，已经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可是我们如何舍得他呢！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来比锡大学研究哲学、美学、人类学、文明史等等，虽然归国后因为人事繁忙，自己没有写出多少东西（记得四五年前，他因身体不好，辞去兼职和名誉职，报上说有七十余个之多，可想见其忙），但他已把所学的一起用到实际上来了。他希望人家发展个性，他鼓励人家自由思想，他惟恐别人不知天地之大，他又惟恐别人成见之深；他要人多看，多想，多讨论，多工作，使得社会一天比一天进步，人生一天比一天快乐。这一个他的中心主张，虽则他自己没有明白说出，但是知道他的人一定感觉到的。这就是他在中国史上最大的贡献，也是将来的青年们永永不能忘记的人生指导。
（一）这一篇不过杂记蔡先生的事迹，而且大部分是关于北大的。可是，就从这些事迹，已经可以教人想见蔡先生的为人了。
（二）最有价值的教育是“身教”——以实践教人。请注意蔡先生的“身教”。
哭一多父子/吴晗
一多，我想不到你会死！
一多，我更想不到你会父子同命，连立鹤，才在大学一年级的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也惨遭五枪，比你迟死一天！
我想不到，无论如何想不到！
父亲是忠臣，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儿子是孝子，孝于人民，孝于忠臣的父亲。父忠子孝，表现了民族的正气。一多，我要忍着眼泪告诉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民主同盟有这样的盟员，这样的领导人，中国民主的前途是被保证了的。我也会狠着心，自己对自己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同志，这样的学生，作我未死以前的准绳，前进的明灯，我是被保证了的，永不会走错路！
几年来的情形，历历如在目前。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你还住在昆华中学的时候，为了一件必要的事，我带了几个学生去看你。
当你作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候，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那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
此后的三年中，我和你分享地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我记得你洪亮的声音，激昂的神情，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目光，在每一次群众大会中，在每一次演讲会中，座谈会中。我也记得你每次所说的话。
你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去年，在云南大学广场的一次集会，正当开始，天不作美，下雨了，参加的男女移动了，想找个隐蔽之所，会场在动乱了。你掀髯作狮子吼：“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上来，走近来，勇敢的人走拢来！”在你的号召之下，群众稳住了，大家都红着脸走近讲台，冒雨开成了那个会。
我也记得，在四烈士下葬的那一天，你在薄暮的微晖中致词，你说：“我们一定为死者报仇，要追捕凶手，追到天涯海角，今生追不到，下一代追！”
不管是阴天是晴天，是冷天是热天，你认为该做的事，就毫不迟疑，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宣言，通电的润色人一定是你，在深宵，在清晨，你执笔沉吟，推敲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朋友们安慰你的过度辛劳，你只微笑着说：“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
从你搬进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以后，我们恰好对门，两个窗户也正对着，你的宾客，你的工作情形，一抬头便可望见。
学生一批一批地进出，诗人，作家，木刻家，戏剧工作者，还有我们民盟的朋友，从清晨到深夜，川流不息地在走动。
你有一只破烂的藤椅，是毓棠去英国时送你的，一张整齐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桌子，还有两把乡下搬来的描金黑漆方椅子，坐上去倒很结实，不会怪叫。此外，还有两张小板凳，两口破箱子。吃饭时一家人刚好一桌，孩子们站着吃。
终年穿一件阴丹士林长衫，布鞋，破袜子。最近的一件半新不旧的灰布夹袍是赵三姊送的，你喜欢得合不拢嘴，大热天还穿着。有一次同走过云南大学前面，公共汽车经过，我们两个都溅了一身泥点。为了这件事，你还不快了半天。
你喜欢喝茶，我为你预备一点好茶叶，三天两晚在我的小书房中边喝边谈，有时到深夜。你也喜欢喝咖啡，要多加糖。还有，菜要口味重一点，你说，在蒙自那一年，包伙吃饭，盐太少了，简直受不了，现在要补一点回去。
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书的时间没有，连报纸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时候看，为了这个，你的太太和你吵了不少次架。
去年年底吧，你告诉我，要替《中原》写一篇长文章，我说我也在准备，相约在三个月之内写完。可是，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你没有开笔，我也没有一个字。
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的前面，两个小凳子，两杯茶，两支烟，谈了许多事之后，你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一年两年之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这么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
为了这个，你加紧工作，忘寝废餐地工作，希望尽量提早和平民主的日子的到来，好重回书房，作新知识的学生。
可是你死了，你没有看见和平，更没有看见民主的影子，斋志长逝了，永远不能回到书房了。
你喜欢田间，喜欢玛雅可夫斯基，郭沫若先生赴苏过昆的一天，邵鲁诺夫先生问你想带什么书，你希望看一部玛雅可夫斯基全集。我昨天看到郭先生，他说书早已带来了，无法寄，现在是永远投递不到了。
你为了生活，学刻图章，成天在刻，通夜在刻，刻到右手中指起了个老大疙瘩，刻到手发抖，写字都不方便，为了一升两升米，为了明天的菜钱。你常说你是手工业者。
饶是这样，还有一些朋友责备你，说你不该干这行手艺。天啊，你在哭，我也在替你哭，吃饱的人是无法了解饿肚的人的。
立鹤，你的长子，我的学生。
去年，你刚念完联大附中二年级，暑假后你居然进了联大。你父亲喜欢，母亲高兴，为了奖励你，把仅有的一支美国水笔，一个可敬的美国朋友送的，给了你，作为奖品。
进了大学不久，你就成为青年民主战士的一员。
在“一二·一”运动的时候，你受了伤，腿被打肿了，母亲劝你休息，你说：“妈妈，我是闻一多的儿子呢，闻一多的儿子是不能休息的！”
立鹤，你才十八岁，多灾多难的中国，竟杀戮到青年。
立鹤，你为民主殉了身，为了你的父亲殉了身。我替你相信，你是求仁得仁的。有这样的父亲，才有你这样的儿子。
安眠吧，一多，我的朋友，立鹤，我的学生。
我们会跟着你们走的，你们已经替中国人民铺好了道路，用你们的血。
（一）这一篇用简短的语句与节段，构成沉郁的情调，凄咽的音节。叙述的都是琐事，但从这些琐事反映出死者的精神。
（二）哀悼文字无非是向死者说一番话，在哀痛的时候，是无暇想到死者到底有知无知的。实际上死者当然无知，文字的作用还在于抒发作者自己的哀感。
纪念但丁/陈衡哲
但丁死了六百年了，离开我们很远了，我们为什么要来纪念他呢？这有两个大原因：第一，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特别过渡时代的人物；第二，因为他对于西方的文化，有许多的贡献和影响。
但丁是一个特别过渡时代的人物，因为他生在欧洲中世纪的末叶，那时文艺复兴的太阳还没有出来，他犹如一颗光明美丽的星，在那半灰红的东方天上闪烁着。看见他的人，有的说他是长夜的最后之光，有的说他是太阳的先驱。现在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来，知道他两样都是：他是中古文化的结束，也是近古文化的先锋。他这两种性质，凡曾读过他的著作的都应该知道，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的思想和哲学虽然不尽属于中古，但他对于自己的时代，不曾有意反叛过。他对于中古的唯一权威——教会——始终不曾驳斥过。他曾用严厉的态度批评僧侣的腐败，却不敢疑及教会。他在他的著作中，也竭力的拥护一尊，秩序，克己制欲的道德，以及一切中古文化；例如他的天堂地狱，完全是中古的天堂地狱。他的惩罚主义也纯是中古的反响。例如因为亚当得罪了上帝，所以他的子孙要受罪。他的世界观也有中古的气味。他的世界是静的，不是动的；世界上的政治中心点应该在罗马，罗马的中心点自然在那个罗马大皇帝。但是，因为但丁是一个属于过渡时代的人物，他的思想便不免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拥护一尊和其他中古文化的产物，一方面又是个人主义的先驱。这个主义在他的文艺中尤为显著。他的杰作《神曲》中的人物都是活的，有血有肉的，不像中古文学中的人物都是刻板的。不但如此，他把他自己的人格，情感，思想尽量的灌注在他所有的著作里；所以，除了《新生命》是他的自传以外，那部《神曲》也是他的思想和情感的记载。
但丁是那个重要的过渡时代的人物了，但是和他同时的人不计其数，我们为什么单要纪念他呢？这因为他对于西方文化有特别的关系。过渡时代的人比如渡河的人，有坐在船上呆等着上岸的，有被渡船挤到水里去淹死的，有的是去造桥的。但丁便是最后的一种人，所以我们要纪念他。
但丁对于文化的贡献，最重要的便是他的文艺。他生平著作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是《新生命》，一是《神曲》。《新生命》是他自己少年时代的传记，他那如火一般的热忱，和高尚纯洁的爱情，靠了他的文艺，至今还像春花一样鲜明艳丽，使我们读了，不由自主地对他表同情。这书是用意大利方言写的，为后来意大利散文的模型。《神曲》是一首长诗，是但丁一生的杰作。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已过了壮年，对于人生的滋味，一一的备尝了。所以这本他自己灵魂的传记，叙述他从地狱到天堂的经过，能够像亲身阅历的一样。我们读了他的《地狱篇》，不但可以看见一切恶鬼冤魂的腐肉残骨，听见他们的呼号咒骂，并且可以嗅着那地狱中霉臭恶毒的气味。我们不信地狱和上帝吗？这样的地狱，怎能教我们不怕？我们还敢不信上帝和天堂吗？便可以证明这首诗的文学价值了。但丁自己说，要用艺术来引导人类到天国去，他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不但如此，这首诗的成功，也是意大利方言的成功。但丁以前，也有用意大利方言写诗的，但是第一等的作品很少，第一等的长诗更是没有。但丁凭着他文艺的天才和纯挚的情感，把那块方言的生铁炼成柔美的钢，使后来的人见了，不但可以得着用处，并且可以学着些制钢的方法。
但丁不单是个诗人，只因他生平重要的成绩是诗，我们就不甚注意他的别的成绩了。他也是个学者，对于希腊罗马的古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思想学说，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学说的结晶。第一，他的宇宙观完全是中古的，他的《神曲》的基础，是具有定形的天堂与地狱。第二，他的政治哲学是中古政治情形的回光返照，因为他理想中的世界是单元的，是奉一尊的；因为他说过唯有统一才能产生和平（近人玛志尼的政治哲学纯从这个理想胎化出来）。但是在这个思想中，也含着近世政治哲学的种子；因为但丁曾主张，他理想中统一之主——罗马皇帝——该是独立的，该是和中古的唯一主人——教皇——立于同等地位的。
说到但丁对于文化的贡献，就不能不提及他和文艺复兴的关系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但丁是中古文化的儿子，也是近古文化的一个祖宗。现在我们可以指出他对于文艺复兴的几样重要的贡献。第一是他的研究古学。研究古学是文艺复兴的一件大事，这是人人知道的。但丁不但能会通中古所有的学问，并且能吸收希腊罗马的古文明。第二是前面所说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之于文艺复兴，好像酵之于酒，是一种重要的原素，必不可少的原素。我们可以说，但丁是文艺复兴的发酵者。第三是他的运用意大利方言。方言成为文学，也是文艺复兴中一件大事。意大利因为与罗马的关系，拉丁文的势力最大，方言的发达最迟。但丁却是第一个运用方言而得到胜利的——他把一种生硬的方言化为美丽的文学。
（一）过渡时代的人物，一半属于过去，一半属于未来，思想上往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一点是所谓历史的眼光，对于了解人物极有帮助。
（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怎么一回事？能约略说出吗？
同情/斯人
我骑在驴背上做着同情驴子的好梦。赶驴的在后面挥着鞭子。
鞭子的唿哨很响，好像要把那尘土飞扬的空间撕碎似的。
鞭子每响一下，驴子全身耸一耸，得得的跑起来，把我颠得冲来撞去。可是，没有多久它就稳住了，竖起耳朵等着第二下。这个时候它一脚是一脚慢慢的踱着。
驴耳朵特别长大，生在那么小的一个头上，就像两面旗似的。弯起来的耳壳，直的耳尖，圆的耳根，完全像个听音器。据说，这对大耳朵是为了鞭子生的，为的好听鞭子的唿哨。不是吗，驴耳朵总是朝后面竖的？
“胡嘘！”赶驴的叫着，打了个清脆的“拍！”可没有着在驴子身上。其实；赶驴的不愿意打驴子，他疼它。刚才我上驴子的时候伸手去接鞭子，赶驴的没有让我拿，把手缩回去：“先生，让我替你赶着。”他怕我落鞭重了。
赶驴的跟我诉说他的苦处。他一家大小五口。赶一天驴刚够一家人吃的，并且塞饱驴的肚子。可是，他在担心呀。要是哪天驴子出了毛病，那怎么办呀，往哪里找钱来买一匹新的呢？驴又不跟单轮车，锄头，钉耙似的可以修修补补的。
我同情赶驴的，打算到了多给他几个钱喝茶，可是，我并不乐意他说的那些话。他显得很自私。他舍不得打，不是疼驴子，只是疼他自己的生活。他愿望驴永远好好的，平平安安的。这才能永远替他赚钱，永远做他的奴隶。“唉！奴隶。”我拍拍驴颈子，粗硬的，毛底下有点潮气。已经出汗了。
我记起有一回跟几个人谈到驴子。“哈，驴子吗？”有一个打趣的笑起来，“骑驴什么都好，可千万别染上驴子脾气。这个畜牲呀，你抽它一鞭，只肯跑三步，屁股耸着，得得得，好，完了，就只三步，一鞭的代价就只三步。”我说：“你要它跟马一样，挨上两鞭子就卖命吗？多跑点路，跟多挨几鞭，在驴子说来，有什么差别？”我把头伸过去，眼睛盯住他的鼻梁，“有什么差别？”
忽然驴的前腿拐了一下，差一点儿跪下去。我往前侧了一下，赶忙挺直身子，扣住缰绳，“吓，转筋了。”我说。赶驴的也许为的丢了面子，也许为的得罪了顾客，提起鞭子，“死东西！”这一下着在驴子凸出的尻骨上。驴跳起来，得得得得的跑。我伸手去摸摸，皮毛上热呼呼的。
我就跟赶驴的说：“你别赶了。天快黑了，反正是末趟生意。我只要老阳落山以前赶到就成，不必着忙。”
鞭子的唿哨一停，就显得非常寂静。驴低了头，一步一步跨着，像在计算它到底走了多少步。我不需要计算什么，我相着驴子。
驴太小了，小得叫人们看着，不只觉得它可怜，还觉得骑在它背上的人也可怜。驴太瘦了，瘦得叫人们看着，不只觉得它可怜，还觉得骑在它背上的人也可怜。我老记着一幅讽刺画，画一匹小驴子，跟我骑的一模一样的驴子，背上堆了几个大酒缸，一个叠一个，像山一样。可是，画上的驴子还眯着眼睛在笑。我同情驴子，同情这个笑。
我想得太多，思想装满了我的脑袋，我觉得头重，要瞌睡了。我的身子软瘫在驴背上。“啊，先生，你好重。”忽然驴子哼起来了。声音很粗，刚好配合它满嘴的大牙齿。“是吗？”我吃一惊。“像山一样。”它用上了我的比喻。“不，我一直是很轻很轻的，这几天我才磅过，只有九十九磅，不满一百。”我认为驴子夸大了，它应该知道我是同情它的，一直顾念着它。
我挺了挺背，脚踏住镫子踮起来，身子临空了些。我很满意，凑近驴子耳朵，轻轻的说：“现在怎么样？好些了吧？”
“多谢你了，先生。”驴子说。
我等驴子再说下去。可是驴子就此不作声了，埋倒头看着灰色的路。这未免太冷淡了，对一个同情者是不应该冷淡的。冷淡会在我跟它中间筑起一道墙。于是我努力打破这种冷淡。
“喂，日子过得好吗？”这句话实在没有一点意思。驴的日子怎么会过得不错呢？不用它说，我也知道它有许多苦衷：吃不饱啦，工作苦啦，主人打啦，还有别的什么的。并且我也早就同情它了。我说这句话，只不过想开个端而已。就算它来一大堆牢骚吧，我们也接近了。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驴子倒像牢骚早已发够了似的。“辛苦吗？”我说。“唉，你先生真重。”驴说。完了，在这个话题下面我们再也谈不好。我并不觉得自己很重，自然不愿意拿不合事实的话去迎合它。
我就挺不高兴的坐着，一声不作，让驴子一步一步朝前走。驴却还不住地哼着：“好重，好重……”有一阵，我真想用手蒙住它的嘴巴。可是它的嘴巴有那么大，一只手是蒙不过来的。
老天呀！幸亏一只手蒙不过来，不然我就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了。随后我才想到即使背上骑个三岁小娃儿，驴也要说重的。我总比那些胖子，那些在驴背上堆好几个大酒缸的好多了。
“厌倦了吧？”于是我体贴的说。
驴摆摆耳朵，表示不懂，它粗声粗气的说：“什么？”
我跳起来。
“厌倦了，就是说，这个日子过得不要过了，就是说，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就是……”唉，这是只不懂事的驴子。
“好死不如恶活。”驴子好像很会用成语。
“活着做什么呢？做人家的奴隶，帮人家赚钱，让人家打。”
驴子没有说什么。
于是我沉浸在深深的同情里。
老阳快下去了，路上没有别的行人。赶驴的踢踢蹋蹋的跟在后面。乌鸦飞过头上“哇！”的叫一声，停到树枝上，又“哇，哇，哇！”的一阵乱叫。也许因为在这种时候，最有可能发生不可能的事情，我听见驴子说：“告诉先生你一个秘密。”
“一个秘密？”我把鼻息都屏住了。
“有一天世道会不同的。”它俨然说。
“喔！”我差一点要笑出来。不过这个想法实在是好的。对于受苦难的东西，这实在是一种安慰，一种秘密的安慰。我同情的重覆了一遍：“世道会不同的。”
“那时候世道翻了身，该是我们驴子的世界了。”
可是我想，到那时候驴子不要我来同情了。
“谁打了我们，我们也要打他了。”
呀，这头驴子越想越远了。我说：“你的意思是说要报复一下。”
“你想，我们吃了多少代的苦了！”它的声音有点哽咽，我看它是动了真感情。
“你太兴奋了。”我说。
“上个月我妈妈给宰掉了。”
“是吗？”这可说到悲惨的题目上来了。
“皮还留在那里。”
“别去想它。也别去看它，死了的总是死了。”
“她是载人跑来跑去折磨成病的。”
“是驴子，都一样。”我叹了口气。
“哪天翻了身，那些骑我们的也该让我们骑了。”
“驴子骑人，那不成样子的。”
“我们要骑！”它本来是匹小毛驴，说了这句话，突然高起来了，我看着地面离我渐渐远了，树梢离我渐渐近了。我两条腿夹不住驴子背了。它回过头来。
“骑了我十里路的，我骑他跑十里，骑了我五里路的，我骑他跑五里。”
“胡说！”我大声喝着，猛的抬起头来。
老阳早就下去了，没有月亮，没有星，路黑得很。我跟赶驴的说：“赶一赶吧。”“拍！”赶驴的打个唿哨，我用手在驴屁股上一拍，驴得得的跑起来。没有跑几步又迟缓了。“唉，这畜性！”
（一）这是一篇讽刺性的文字。哪些地方见出它的讽刺性？
（二）什么叫做讽刺？读过了这一篇能说出来吗？
（三）这一篇的主旨，文中用一句话点明。是哪一句？
《好望号》改译本序/袁俊
《好望号》是一个海的故事。
海曾经使古今多少作家的名字永垂不朽。我们决不会忘了杰克·伦敦，约瑟夫·康拉德和彼哀·绿蒂。在戏剧中，我们也有约翰·沁孤和友金·欧尼尔。从这些人的篇章中，我们领略到海的伟大，它的美，它的险，它的神秘，它的诱惑，它的无常和它的永恒。但是赫尔曼·海哲曼斯的《好望号》只是一个平凡的海的故事。他写的是一群苦做的渔夫和他们的苦做的妻女。这一群贫苦然而高傲的善良的灵魂，像荷兰油画的深厚色调所画的，给了读者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个对人生更深切的了解。
海哲曼斯于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三日生于荷兰罗透丹姆一个犹太人家。他的写作生活开始于一八九二年，正是自然主义风靡全欧的时候，先在一家报馆里当一名新闻记者，不久即开始编剧。他的第一本剧本是失败的。想着外国剧本在荷兰较受欢迎，他的第二本剧本ahasuems便假托说是翻译的一个叫作伊凡·哲拉苛维支的俄国人的作品。这戏果然获得成功，但并不是因为外国人写的，而是因为这个剧本是“用眼泪写的”，“不是写的而是生活的”。此后他又写了《犹太区》（1898），《机器》（1899），《第七诫》（1899），《好望号》（1900），《夏娃·彭柔》（1916），《纵火案》（1922）和《日出》（1922）等剧本。他也写过长篇和短篇的小说；但是他以戏剧知名于世，最大的声誉便从这本海的故事《好望号》得来。这剧写成后，在荷兰演出不下千次。当eva la galienne（美国女演员，导演兼演出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纽约演出此剧时，某剧评家说：“除了一点地方色彩之外，一点看不出这戏有了二十七岁的年纪。”现在这个中译本出世，距离原本写成已经四十余年了，我以为还是看不出它有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年纪。这本戏是不朽的。
至于这本戏在荷兰所享的盛名和所发生的影响，只要举一事作例便知。在《好望号》问世后九年，荷兰政府修订的船舶条例把这戏中所写到的一切不平和积弊一扫而空。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剧作者不曾享受过的荣誉吧。一九二四年海哲曼斯逝世的时候，他的遗寡和两个孩子处境非常窘困，因为他的作品尽管受人欢迎，却得不到金钱的酬报。于是身受其赐的荷兰海员们为了报恩，纷纷捐款给他的家属作赡养费。他的灵榇经过街道时，两旁挤满了向他致敬的他的观众。一个剧作家还该更希望别的吗？
但是，如果我们把海哲曼斯当作一个宣传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固然，他曾影响了荷兰的政治制度，但是他的工具不是雄辩，而是艺术，并且他的艺术是直接由人生中跃出的。他是个问题剧作家，但是他喜爱人生更甚于问题。我们在《好望号》写出后四十余年的今日，依旧能欣赏这本剧本，正因为它亲切，它真实；故事的每一枝节，对话的每一行每一句，性格描绘的每一笔触，以及那天天听到渔船失事的渔村的整个风景，无处不透露着亲切和真实。尤其在性格的创造上，海哲曼斯充分显出他的伟大。读过这剧本或看过演出的人，永远不会忘了这里面的人物，不会忘了这群衰老的年轻的渔夫，他们留在家里的妻女，以及他们的愁虑和灾难，他们的粗野的笑话和深切的怨恨。他们哭，他们笑，他们在残酷的命运的压迫之下倔强地生活下去。虽然有的驯良地忍受着，像李奶奶；有的不让任何痛苦掩没了笑，像珠儿；有的充满了骄傲，像“下海的骑士”似地昂着头踏上破漏的船，像李万全；但他们一样地不屈服，一样地要坚持到上帝取回他赋与的日子为止。纽约有一个剧评家说：“两个年轻渔手的饱经忧患的母亲的破屋中，退休了的老渔手在这里喝酒唱曲子开心，年轻的人在这里做未来的梦，四邻的渔家妇女听着风声怒号，低声诉说海从她们怀中夺去的温暖。”又说：“这些谈话有时是粗蠢的笑谑，有时是得意的诗篇，有时又是对运数——那压迫着他们的朝不保夕的生命的运数——的愤恨。”海哲曼斯笔下写这些人时，心中充满了了解与同情。《好望号》中无处不跳动着生命的白热的火焰。
因为《好望号》是从活生生的人生中出发的，海哲曼斯不需要卖弄什么舞台技巧来吸引观众。粗看起来，似乎他忽视了跌宕、高潮、伏线那些写戏的惯用的把戏，仔细分析起来，却无处不是精心结撰的；不过他放弃了那些紧张与刺激的矫揉造作的场面，用更深沉更人生的自然起伏来代替了。试看第四幕船失事的消息传出后一群孤寡陆续上场那几段的处理，是何等纯熟的技巧！当白发苍苍的李奶奶终于摇摇晃晃地站在包老板的门口时，没有一个观者不热泪盈眶地向她伸出同情的手的。就以细节来说，试看第一幕中包淑贞说要给安平画一张背柴的像，此事又在通知船失事的电话之前，由夏奶奶口中再度提到，以唤醒观者。无往不是技巧，但是无一技巧不以高超的手法掩藏着；通篇无一句拖沓不着劲的对话，但是无一句显出斧凿的痕迹或吃力之处。这正是艺术的最高成就，因为艺术绝非技术的展览；这正是自然主义登峰造极的作品，因为自然主义绝非散漫琐碎的人生写真。
海哲曼斯是个问题剧作家，但是他不像有些人那样，造出一些木偶式的角色来发挥自己的意见。海哲曼斯是个自然主义的作家，但是他不像一般自然主义作家那样，对他的人物保持一段距离——他拥抱着他创造的那些人物。这大约就是海哲曼斯之所以不朽。
我初读《好望号》远在十五年前，那时我在清华读书。我深深地被这个平凡的悲剧所感动，好几次想把它译出，但以无力传达原文那种质朴的美，未敢动笔。五年前在美国纽约州creen mansion暑期剧院工作，和罗卜·高东合排此剧，获得很好的成绩。民国二十九年在江安国立剧专任教，因为想找一本戏的分量比较平均的着重性格表演的剧本作为训练材料，便在短期内赶译出来。原想直译，后来因为服装的问题和缩短学生与这些角色中间的距离，便大胆地把荷兰的故事勉强搬到中国东海之滨来了。不过除了姓名以及些少枝节外，大体都照原文直译。希望我这种妄举不致毁损了原剧的优美。
（一）作序的要旨，无非使读者增进对于书籍的了解。这篇序文谈到的是哪几点？那几点为什么足以使读者增进对于《好望号》的了解？
（二）从活生生的人生中出发的才是真艺术。不但戏剧如此，其他部门的艺术都一样。
复活/托尔斯泰 著 夏衍 改编
西伯利亚的一个荒凉的驿站。
风雪。
囚徒小舍的一角，围着短栅。入口处站着一个卫兵。枯树积雪。远远的教堂，旷漠的原野，点缀着一些疏落的白桦林。清晨。
马车的铃声，隔壁刑事犯室的喧嚣声。
一群叫卖的妇人和孩子从短栅外面探出头来，大声呼唤。
声 买鱼呀，五个哥必克。
声 鸡子儿，鸡子儿，牛奶……
声 面包，面包……
一个囚犯 三个哥必克，行吗？
声 没有虚价……
军官声 卖东西的，站开，站开，（皮鞭声）这小子！
嘈杂声渐远。
阴暗的囚室中，犯人们用枯柴生火，围坐着。一个哲学家气质的老犯人眼镜架在鼻尖上，热心的在看书。杜赫娃在添枯柴。面色苍白的年轻囚犯阿纳德利·克里淑夫躺在一堆枯草上喘气，不断的咳嗽。秀美温柔的玛丽·巴甫洛维娜端了一碗热水，在伺候他。西蒙生在整理他的背囊，把几本打湿了的小书爱惜的拿出来，翻了一下，交给杜赫娃。
西 维拉，对不起，烘一烘。
卡丘莎头上包了一块手巾，卷起了袖子在扫地，到老犯人前面的时候：
卡 格雷哥里伯伯让一让。（老犯听若无闻）
西 卡佳，昨天替我洗的衬衫干了没有？
卡 天气这样坏，怎么会干啊。
维 （对西蒙生）符拉地米尔，觉得冷吗？
西 生了火，就好得多了，（望望天）瞧样子，下午又该下大雪了。
卡 还说下午！不是已经在飘雪花儿了？
阿纳德利 （挣起自身，觉得战栗）哦，冷得很。
玛 您躺着呀，起来干什么？
阿 有个问题要问问格雷哥里。
玛 咳，急什么呀，你在发烧……
阿 （躺下去）我真想不通，民权主义者都是些好人，为什么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咳嗽）
玛 得了，得了，这问题明天要西蒙生给你解答。
格雷哥里 什么问题？（放下书，开始捉虱子）
玛 （对他做眼色）没有什么……格雷哥里，在找什么？
格 找什么，还不是找我的情人！（干笑）
维 情人？怎么的？
格 虱子是犯人最忠实的情人，随你怎样讨厌他，他老是跟着你。
众人笑。
卡 （扫完了地，走到火边，烘烘手）真是好冷。
西 （凝视着她）卡佳，来烤火吧。
卡 不，事情多得很，也许这会儿就要出发，得收拾一下。
格 明天是复活节，要在家里，多好啊，维拉。
西 复活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谁复活了？我们复活了没有？
阿纳德利辗转不安。
玛 （忧郁的）瞧样子很厉害，他怎么能走啊！
维 要是（望着要下场的卡丘莎）你的公爵爷在这儿就好了，要他想法子说说情让他跟玛丽留下来。
卡 （低声的）知道他在哪儿呀。一路上来，我只碰到过他两次。
（下）
格 （对维）您方才说的话有语病，“你的公爵爷”这句话要修改了，“她的公爵爷”，那么“她的西蒙生”怎么办？（干笑）
玛 （惨淡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符拉地米尔，怎么样？你们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卡佳跟你讲话也老是脸红。
维 对了，（对西蒙生）傻孩子居然也会恋爱，见了卡佳，你就像个小孩子，坐也坐不稳，说话好像老是讲给她听，对吗？
西 （低头弄柴火）对，我很——（停了一下）我很敬重她，我觉得她的品性是从苦痛里锻炼出来的……我只想帮助她，使她能够有一份应该有的幸福。（低头）
格 幸福，远得很呐。远迢迢的西伯利亚，幸福在哪儿呀！
（又看书了）
西 （抬起头来）幸福在每个人的心里，只要……
阿 （突然）喂，（指着墙壁上的字）这上面有字，玛丽，你念，写的是什么？
玛 （一面制止他）你别起来，我念，（看墙上模糊的字迹）“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九月十七日，革命党人一行被押过此。涅威洛夫与余同行，至喀山被缢死。余身心健康如常，同志们可请勿念，努力，奋斗！”
西 谁写的？
玛 f.佩特林。
阿 啊，佩特林走的也是这条路吗？（对玛）玛丽，你看，我们一点也不孤单，这条路上已经走过多少的革命家，已经流过多少的血，他们不已经把路子指点得明白了吗？
（猛烈的咳嗽）
玛 （抚慰他）对，我们一点也不孤单，跟佩特林比较起来，我们这一辈子已经很幸福了。
维 但是，路还远得很呐。（有点怆然）
西 （走到阿纳德利身边）所以呀，阿纳德利，为了要走完这条路，就得把身子弄好！
阿 （流泪）我，已经不行了，可是（决然）假如人可以有两次生命，那我一定要走完这条路的。（咳嗽）无言。
栅外人声。西蒙生，维拉，玛丽走到门边去看。
一个声音 从汤姆斯克一路来，全没上过手。
另一个声音 那是小孩子，不是小狗！
声 咳，受罪，小孩子有什么用呀！
声 简直是无法无天……
玛 （回头问）那是谁？
维 一个刑事犯，老婆在路上死了，他就带着那个孩子……
声 谁说无法无天！
皮鞭声。
声 你想造反？我告诉你，这就是法，这就是天！
人们渐渐挤到门口来了。
西 （挤到门口）简直混蛋！（握紧了拳头）
卡丘莎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进来。
卡 （对外面）对不起，让我代他抱吧……（对维拉笑着）一个犯人的孩子……
玛 （迎上去）呀，卡佳……
大家让开一条路，一个军官傲然进来，后面一个兵押着一个满面流血的囚犯，两只手已经铐住了。
囚 让我抱她……我只有这一个女儿……
军 （回头斥止）闭嘴！（对卡）你是谁？
卡 马斯洛华。
军 政治犯吗？
卡 （摇头）是特准跟他们一起走的。（求告）我求您，让我代他带……
军 代他带，逃走了谁负责？
卡 在人的手臂里，一个小孩儿怎么能逃走啊？
外面人声 让她带吧！
军 （轻薄的看了卡丘莎一眼）也好，你负责。（回头对兵）把他带走！
玛 慢，等一等，（从怀里取出手帕来，替囚犯揩去了脸上的血）我给他敷点药。
军 敷药？谁说的？走！（兵带了囚徒走）
卡 （追上一步）您放心，我带她……
小孩 爸爸，爸爸……
卡 别哭，给你糖，牛奶……（亲她）
军 （对大家一瞥，正欲走，看见西蒙生怒目而视，站住，走近他一步）干吗？你——
西 （严肃）告诉你，方才你的行为很不对。
军 你说什么？
西 跟你说，你方才的行为很不对。
军 （对西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你叫什么？
西 符拉地米尔·西蒙生。
军 哼，是你。不错，你狠！早听人说，你是小领袖，打算造反！是吗？记住，总有一天给你知道厉害！（悻悻而下）
（一）这本戏剧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改编的，共六幕，这里选的是第六幕。剧中卡丘莎是公爵特米德里家的婢女，与特米德里发生过关系，后来被弃，堕落而至于犯罪，就跟着一批政治犯一同流放到西伯利亚。她经历了种种苦难，品性转变了，为同行的人所敬佩。特米德里知道了她的事，非常悔恨，就一路跟着囚徒走，意思是与她同受苦难，也想与她结婚。
（二）西蒙生说“她的品性是从苦痛里锻炼出来的”，在代带孩子这件事情上，就把这句话具体的表现了——处在苦难的环境里，自然会发生那种博大的爱。
复活（续）/托尔斯泰 著 夏衍 改编
大家回来，玛丽和卡丘莎哄着小孩。
卡 （对玛丽，天真的）怪可爱的，瞧，那张小嘴巴。
玛 （一边拿东西给小孩吃）可怜啊，小孩也受罪。
卡 可不是，要是送到育婴所去，准会饿死的。
维 卡佳，你是个好人。
卡 这不是该做的事吗？算得什么？
维 懂得什么事该做，懂得帮助旁人是一种快乐，这就好啊。要是特米德里知道了，一定是高兴的。
卡 （看了维拉一眼，低头不语）
维 （接过小孩）给我，来，给她一点衣服。（抱到里面去了）
玛 卡佳，公爵真的打算这样永远的跟着你吗？
卡 （沉吟了一下）他是这么说。
玛 那么，他真的决心要跟你结婚？
西蒙生望着玛丽。
卡 （低声）我想，是吧。
玛 那么，对于符拉地米尔的问题，又怎么办呐？
卡 （望西蒙生看了一眼，红了脸）我没有打算怎么办，可是，我是打算跟着大家一伙儿走的。
玛 （吃惊）跟我们走，当真？（故意逗她）跟我们走有什么好处啊？
卡 （笑）好处，多得很呐，跟你们在一起，我懂得了很多的事情。起先怕你们，现在不怕了，你们全是好人。譬如玛丽你吧，起先有点讨厌我，不，看不起我，对吗？可是后来知道了我的过去，你就姊姊一样的疼我了。
玛 （愉快的）唷，没有的事，我不是跟你很好吗？
卡 以前在班子里在牢里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全是坏人。男人拿女人当玩具。女人呐，像我的舅母，班子里的那些老板娘，全是阴险，自私，拿女人当商品……
西 （点头称是，对玛丽）你听，她讲得不错……
卡 可是现在，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好人……我的心好像突然的轻松起来。
格 （阖上书，拿起眼镜，教训的口吻）好人，对了，卡佳。美国有一位哲学家梭罗说过：“做好人，做公正的人，不要花什么代价，承认别人的美德，也就是使自己丰富。”
卡 （站起来，有点感慨）说起来很奇怪。记得在法庭上判决的时候，我哭得要命。可是现在，我倒感谢那位法官了，要不是他把我判罪，有许多事情一辈子也不会懂呀。
格 单单懂了有什么用！卡佳，你不懂的事多得很呐。
卡 （笑着）教我做吧，格雷哥里伯伯！
外面警笛声。
声 准备集合！
声 喂，收拾行李，要出发了！人声嘈杂。
声 还有半小时收拾，要买东西赶快！
玛 怎么办？阿纳德利怎么能走啊……
维 （抱小孩出来）跟解官商量，让他留下。
阿 不，我要跟大家走，死也要走……
玛 （温婉的）阿纳德利，你怎受得了车子的颠簸啊？
阿 不怕，我可以起来，（挣扎起来了）死在你们身边比一个人留在这儿好得多，我可以走……
玛 不，阿纳德利……
维 卡佳，你来一下，把大家的行李整理一下。（卡丘莎与维拉下）
玛丽扶了阿纳德利起来，走向后面去，阿纳德利咳嗽。
西蒙生赶快把衣服用具塞入背囊。格雷哥里把很厚的几本书塞入包裹，系在肩上，依旧危坐不动。
邻室歌声苍凉。
歌声 “茫茫的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受难者的坟，多少英勇的战士被消灭在这万里的途程！
刺刀是那样的无情，鞭子又抽得紧，每个人的身上是一片血痕与泪痕！”
马靴声，皮鞭声，人声嘈杂……
西蒙生站起来，正要往里面去，卡丘莎提了一包行李黯然的出来，放下行李，脸上显露痛苦的表情。
西 卡佳，怎么的？东西整理好了？
卡 这声音使我难受。
西 这畜生，又在打人！
卡 （点头）听着这种声音，我心都碎了。
格 这种声音？唔，卡佳，别难受。（说教）痛苦使人思索，当你将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你的灵魂已经被这种痛苦的声音所唤醒了。
卡 嗯！（点头）
玛丽的哭声。
维拉奔出来，拿了一点水跑回去。
维 阿纳德利吐了一口血！（下）
卡 去看看，（忧急）真的，要是特米德里在，他可以……（与西蒙生同下）
后面的人声渐止。卫兵立正行礼。军官陪了特米德里登场，边谈边走。
涅 她就在这儿吗？
军 是，（继续讲他方才的话）这地方固然荒凉，倒很有点诗意。
涅 （望着室内）唔，荒凉的诗意。
军 对了，对了。可是，公爵，老实说，我实在讨厌西伯利亚。这儿没有一个上等社会，全是囚犯，蠢猪。（格雷哥里端坐不动，看了一眼）大家总以为当军人的是粗人，可是军人也有很文雅的，懂得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艺术。哈哈，公爵，您所关照的那个女犯人很不错。
涅 她没有罪，她是很冤枉的。
军 （没有理会他）讲女人吧，那么喀山很不坏。要是您到喀山的时候，我可以给您介绍，有一个罗马尼亚女人，简直漂亮得像一个公主。哈哈……
卡 （奔出来，看见了特米德里，掩不住惊喜之色）啊，是你！
涅 （欣然趋前握手）你好吗？（望着她的脸）卡丘莎，你辛苦了。
卡 不，我很好，跟大家在一起，身体比什么时候都好……
涅 是吗？那好极了。
卡 啊，特米德里，拜托你一件事……（望着军官）有一个叫阿纳德利·克里淑夫的年青人，害了病，吐血，不能走……
涅 啊，那得让他留下来……
卡 （性急的）还有呢，一个人留下来没有用啊，还得让玛丽照料他，玛丽·巴甫洛维娜，你见过的……对了，巴甫洛夫将军的小姐。（对军官）我看，请你特别帮个忙，让他们两个……
军 （歪着头）这可有点麻烦。公爵，您知道，办这一类的公事……
涅 我负责，你跟他们同走，好吗？
玛丽声 阿纳德利，阿纳德利……
卡丘莎奔入。
军 可是……
涅 （懂得了他的意思）没有问题，军爷，我知道你的困难，我懂得这儿的规矩。
军 （笑了笑）那就这么办。
后面隐约的哭声，涅耸耳听。
西蒙生茫然从里面出来。
涅 啊！（迎上去）符拉地米尔，你好吗？（握手）
西 （没有话，低头）
涅 （有点不懂）对了，符拉地米尔，阿纳德利和玛丽已经准许留下来了，让他们跟我同走……
西 （忍不住，声音变了）准许？阿纳德利已经不需要准许了，他，死了！
涅 （吃惊）什么，死了？（黯然）可惜，这么一个有为的青年！
军 （若无其事）咳，公爵，多得很呐，病死的，一天总有这么三个四个……（外面警笛声）对不起，我还得去巡视一下。这批坏蛋，不用皮鞭，什么时候也不打算走的。吓，吓……（下）
（一）格雷哥里说的“将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就是一切人会发生博大的爱的原由。
（二）先是《茫茫的西伯利亚》的歌声，接着是特米德里向军官说了情，阿纳德利和玛丽准许留下来，接着就是西蒙生跑出来，说明阿纳德利已经死了：剧情紧凑，使人印象很深。
复活（续）/托尔斯泰 著 夏衍 改编
涅 （坐下来，看见了格雷哥里）啊，老先生，近来好吗？
格 （岸然不动）好。公爵，你这次旅行很舒服吧？
涅 （知道他是讽刺，不以为意）是的，有许多事情都很有趣。
格 为什么不常到这儿来呀？
涅 守望严得很，老是不让我来，今天解官温和一点。
格 （目光锐利）温和吗？去问卡佳，他今天已经做了很多温和的事了。
涅 （憬然）哦，我讲错了，我没有意识到他把我当作一个公爵。符拉地米尔，别太多心，我们去看看，也许卡丘莎还有什么事……
西 唔，对了，公爵，我想跟您讲几句话。
涅 好得很，你讲吧。
西 我想告诉您一件事情……（看了一眼格雷哥里）
涅 这儿谈方便吗？
西 没有关系。我想告诉您——我跟马斯洛华的关系。
涅 （微微吃惊）你的意思——
西 我很爱她，我打算跟她结婚。
涅 （低声）唔。
西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照规矩，这儿是可以结婚的，我的徒刑还有四年，我相信可以使她幸福。
格 （嘴里喃喃的）幸福，幸福……又是幸福……（走向后面去了）
涅 这，这不该跟我说，这是她自己的事情。
西 可是，我知道她一定不会回答我，要是不得到您的同意。
涅 为什么？
西 她跟您的关系不决定，她就不会回答我的问题。
涅 我？我跟她的关系（有点伤感）是早经决定了。我是在对她赎罪，对大家赎罪，我只想使她能够幸福，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西 （点头）我懂得你的意思。可是，卡佳不想您为她牺牲……知道了您跟我们走，她很痛苦……
涅 这，这跟她没有相干，我求的是良心安适。符拉地米尔，你跟她自己讲过吗？
西 没有，但是……
涅 （决然）那你跟她自己讲吧。
西 多谢您。但是，我必须向您告白：我向她求婚，并不是迷恋她的容貌，我是因为她经过了这么多的磨折，她还保持着一个美丽的灵魂，我想帮助她，使她少一点苦痛，多一点温暖。
涅 （感动）我知道了她能够得到这么一个保护者，我很高兴。
西 （感动的和他握手）谢谢您。公爵，您的努力已经得到了报酬，卡佳已经渐渐地变了……
涅 是，我一见她就知道，这还是你跟玛丽教育她的功劳。
西 不，这还是您的行为使她受了感动。公爵，我还有点害怕，怕我不能改好她，使她幸福……（声音有点颤动）不过，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擦了擦眼睛）对不起，我已经有十年不流眼泪了。
涅 你可以去跟她说，告诉她我讲的话，我等着你的回话。
西蒙生进去。
涅 （带着一种混淆的感情，踱着，低声自语）不愿意我为她牺牲了什么呀？（苦思）她，她会怎么回答他……哦，我还有我的工作……世界上有多少好人，多少受难的人，需要帮助。（冥想被军官的闯入打断，军官带了一个乡人进来）
军 公爵，一个农民带了一封信来，说要请您亲自开封。
乡人 是的，公爵爷，上面盖着漆印……
涅 （拆信看，眉宇间渐露喜色）啊，好得很，卡丘莎……
军 什么事，公爵？
涅 这是皇帝的命令。“奉皇帝陛下直属请愿局局长指令，宣谕平民卡德林娜·马斯洛华如下：皇帝陛下根据所奏各件，对于马斯洛华之请愿，准以特殊恩宠撤除原判徒刑，许其移居离西伯利亚不远之地。”好极了，得立刻通知她，她可以不用走了。
军 恭喜公爵，您打算立刻把她保出来？
涅 是。可是，不，我还有点事情得听听她的意见，过一会我再来请你帮忙。
军 好。不过出发的时间已经到了，要留下来的话，要快。
（行礼，下）
涅 一定的。
后面犯人报名声，链铐声。
卡丘莎上，低着头，已经穿上了行装，包着头巾。
卡 您有话跟我讲吗？（用手扭着衣角）
涅 你已经得到皇帝的特赦，你可以……
卡 （并没有涅所期待的惊喜）喔。（依旧低着头）
涅 只要正式公文一到，你立刻可以出来了。你估量一下，住什么地方？
卡 （很快的）我没有什么估量呀！我打算跟他们走。
涅 （虽然感到意外，但仍沉着）真的？
卡 嗯，方才符拉地米尔跟我说，要跟我……（迟疑了一下，很快的改口）他要帮助我，一直……我还能想什么呢？他为着我好……
涅 （有点心跳）那么，你自己……你爱他吗？是的，他很不错，人也长得……
卡 （斜视他一眼）不，特米德里，请您饶恕我，我方才没有答应您……（低声）可是这有什么办法，您替我受罪，这对我是一种心上的负担，特米德里，您也得生活下去啊……
涅 我？我没有想到过自己。
卡 是的，我知道。可是您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吃苦？（无限柔情）您，苦也吃够了。（低声）
涅 我没有吃苦，那是为了我自己。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打算服侍你……
卡 我们（看了他一眼）什么都不要了，特米德里，您替我出的力已经太多了……（呜咽）
涅 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不值得你感谢，卡丘莎，别记住我……
卡 嗯，（低头想了一想，鼓起勇气来对他）永远也不要忘记，说真话，做真事，上帝永远会记住我们的。（大粒的眼泪滴下来）
涅 （感动之极）卡丘莎，你真是个好人，你复活了，你像凤凰一般复活了！
声 出来，出来，出发了！
警笛声。
行装的囚犯们出来，西蒙生，格雷哥里，抱了孩子的维拉，玛丽跟在后，没有悲伤。
维 啊，特米德里公爷，您还一起走吗？
涅 是，这么打算。啊，玛丽·巴甫洛维娜，克里淑夫太可惜了……
玛 （替卡丘莎提起行囊）谢谢你，这样的事太多了，太多了。
维 卡佳，你抱她，我带你的行李……（但是当她去拿行李的时候，西蒙生早已将它背上了）
涅 谁的孩子？
维 一个刑事犯的，死了母亲，卡佳替他带了。
涅 喔
西 （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终于抱住了他，接了一个吻）特米德里，再见……
涅 （望着他们两个）卡丘莎，我不说告别的话，让我再送你们一程。
卡 不用了，特米德里，您回去吧，保重身体。
涅 （无限惆恨）难道这是最后的分手吗？
卡 （带着微笑）特米德里，对不起，我很难受。
涅 那么，让我祝福你，祝福你们的幸福和奋斗！（两人热情地握手，卡丘莎又禁不住淌下泪来）不，卡丘莎，别再流泪了，再见！能够看到你刚强起来，我高兴极了。
卡 （排入队伍中）再见，特米德里……
涅 （向大家）再见，朋友们！大家向他告别。一群人带着链铐声音，又开始向下雪的原野前进了。礼拜堂发出钟声。
乡人 （画了十字）爵爷，回去吧，您也得歇歇了。
涅 （茫然朝着他们的背影）不，我不能休息，旧的事情完了，还有新的工作要做。
乡人 下大雪了，公爵。
涅 （凝望着）
行列中《茫茫的西伯利亚》的歌声可闻，由苍凉而转为雄壮。
——幕下
（一）特米德里本来要伴送卡丘莎一路前行，为什么终于与她分别了？
（二）卡丘莎品性转变得高尚，特米德里经过忏悔之后，自知“还有新的工作要做”，这就是书名《复活》的意义。
“为万世开太平”/曹孚
这次日皇昭和在投降敕令中，曾有“为万代子孙开辟和平”一语，有一家报纸把它译为“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一语出自宋儒张横渠。假使日皇用的是这句话，那是魔鬼引证《圣经》。
对目前的我国人诅咒战争，歌颂和平，是多余的事。这八年来，我们耳闻、目睹、身历的种种，使我们每个人知道了什么是战争，认识了战争是怎样一种面貌。战争的可怕，和平的必须争取，再没有比我们知道得清楚的了。我们自然不希望我们这辈子重见战争，我们自然愿望我们的子女不再遇见战争，我们也祝祷我们的万代子孙享和平之福。
和平，永久的和平，不仅是我国人民的祝祷，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这愿望在旧金山联合国会议席上各国代表的言论中发出了声音。他们千言万语，总不脱如何根绝战争，如何永保和平。在许多名言谠论之中，我以为埃及代表的言论最足发人深省。他分析和平两字的中国字义说，和是和谐，平是公平。真正的和平，他指出，必须以和谐与公平为基础。在我们看来，作为和平的基础，公平比和谐更为重要。公平是因，和谐是果。能公平相处，然后会彼此和谐。
当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之时，国际舆论倡言制裁。而为我们所敬仰的一位英国哲人罗素却反对英法诸大国干涉意大利的侵略。他以为阿比西尼亚遭殃是较小的祸害，若英法干涉引起世界大战，那是较大的祸害。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主张牺牲弱小的阿比西尼亚。后来阿比西尼亚果然被牺牲了，罗素那避免世界战争的愿望却终成虚愿。而当张伯伦签订慕尼黑协定归来，聚集在唐宁街向张伯伦欢呼致敬的英国民众，也像罗素一样，最后失望于所谓“我们这一辈子的和平”。他们就在这一辈子遭遇了战争，因为他们想离开公平的原则而求致和平。
我们目前还不能预言，我们一辈子是否要再见一次战争，我们的子孙是否必须经历战争的浩劫。假使今后国与国相处，仍然不以公平为指导精神，那么，让我们提醒自己，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中间的距离仅有二十五年！
国与国之间需要和平，一国的内部更需要和平。一国内部的真正和平，寓于国内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和谐，而这和谐，像国际的和谐一样，也得以公平为基础。
远在几千年前，希腊哲人柏拉图就曾指出，同一社会中各阶级之间贫富过分不平，足以将同一国家的人民划分成两个敌对的国家；因而他在他的《共和国》中所描状的理想社会，乃是取消贫富差别的共产社会。
柏拉图所看到的不仅希腊一个时期的情形，而是中外古今一切社会的情形。就这意义看，真正的国内和平，在人类历史上，很少存在过。因为从过去到现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很少有真正的和谐，而这不和谐种因于各阶级人民间生活的不公平，尤其是经济生活上的不公平。
从柏拉图开始，中外古今的哲人不谈社会改造则已，谈社会改造总不忽视这公平的原则。他们将公平的精神，或多或少地注入于他们的理想社会中。而近代史上的三大运动或思潮，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更明显地以公平为指导精神：民族主义着眼于民族间的公平，民主主义着眼于政治上的公平，社会主义着眼于经济上的公平。
说民主主义着眼于政治上的公平，那是对民主主义的狭义的看法。真正的民族主义即是民主原则在民族关系上的运用。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以被压迫民族对主宰民族争取解放独立的方式开始。在异族统治之下，决不能有民主的政治，建立民主政治必须以民族独立为前提。因此，欧美早期的民主主义运动者同时就是民族主义运动者。真诚的民主主义信徒一定拥护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至于后来民族主义演变成为弱肉强食的侵略主义，帝国主义，那是民族主义的堕落；堕落的另一方式是利用民族主义去阻碍乃至镇压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的构成信条有三。第一是快乐，第二是平等，第三是自由。
快乐的概念是十七、十八世纪人类思想上伟大发现之一。在这以前，痛苦被认为人类命定的本分。幸福是禁果，追求快乐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愿望。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人类开始相信，痛苦是应该避免而且可以避免的，快乐是应该追求而且可以求致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派更以追求快乐为人生至高无上的目的。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一七七六年的美国《独立宣言》郑重声明：生命，自由与快乐的追求，是人人所有的天赋人权。功利主义伦理学派以追求快乐为人生至高无上的目标，民主主义者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实现为国家存在政府组成的最后理由。
关于快乐或幸福的考虑，关键不在快乐的绝对数量而在快乐的相对分配。民主主义者所以要争取快乐，当然不是为少数人锦上添花，而是为多数人雪中送炭。他们所要实现的不是少数人的最大幸福。快乐的追求不是少数人的天赋人权，而是人人所有的天赋人权。在这里就有公平的原则。
平等是最大的公平。早期民主主义者有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从生理心理上考察，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不能成立。但民主主义所要求的平等，不是削趾适履的生活方式的机械的齐一，而是人人幸福快乐的追求上机会的平等。譬如教育机会。构成快乐的一个条件是教育机会。民主主义应该保证每个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它不保证各个公民都受同样的教育，并享受由教育中获得的同样的生活幸福。这些须受各人不同的心智、才能、兴趣的限制。
平等有许多种类，主要的是法律的平等，政治的平等，经济的平等，教育文化的平等。在上述诸项平等之中，经济的平等是最基本的，它是人生快乐的最后决定因素。其他种种平等，都以经济的平等为条件。教育机会对经济能力之依存关系是显然的；而对于贫穷的人侈谈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的平等，也显然是一种讽刺。过去欧美的民主主义假使有值得受人诟病的地方，那首先是它对经济上不平等的熟视无睹。但民主主义的救药就在于民主主义本身——更多的，更彻底的民主；那就是经济的民主。故而逻辑地发展起来，民主主义必然与社会主义合流。
自由是一个涵义最为笼统的名词。拉斯基教授在《现代国家中之自由》一书中，对自由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所谓自由，即是作为个人快乐幸福的必要保障的社会条件的不受拘束。一个工人不喜欢某种工作，可以自动脱离那种工作，这不能算自由。
脱离了那种工作，便有冻馁之忧；在这个情形下，选择工作的自由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他所缺乏的是虽然脱离某种工作而可找到其他更合意的工作，因而不致受冻馁的威胁的社会条件。拉斯基指出，自由的第一先决条件是安全，经济的安全。一个被剥夺了职业安全的人，必然会陷于肉体的及精神的奴隶状态。经济的安全不就是自由，但没有了经济的安全，就无所谓自由。他比较英美与苏联的工人，认为后者有较多的自由，因为他有较多的职业保障，经济安全。另一个先决条件是教育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又广又复杂的世界上，如果我们的心智不受足以运用自由的充分训炼，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一个被剥夺了知识的人，他说，必然会沦为比他更为幸运的人的奴隶。所以，受教育的权利是现代人自由的基本条件。最后，他阐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他指出，自由与平等是同时并进的。在民主运动史上，人民争取自由，最初以压迫统治阶级放弃某些特权的方式出现。有特权存在的地方，即是有不自由存在的地方。反之，社会中平等进一步，自由也进一步。他在《思想之自由》一章内反复指陈，在有经济特权存在的国家中，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所以最大限度自由的实现，有待于一切社会特权的夷平。那就是，有待于公平原则在一切生活方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确立起来。
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社会理想。在过去，民主主义给予世人以民选政府，代议政治；但它对于初期民主主义运动者所揭示的快乐、平等、自由三大理想，未能如数兑现。这因为民主得不够，在范围上不够充分，在程序上不够彻底。这一次，民主主义经过了一次最严厉的测验，今后的世界是民主主义的世界。世界各国的人民一定会朝着快乐、平等、自由三大目标迈步前进。等到我们有了一个真正平等真正自由的社会，我们也就有了一个人人快乐幸福的社会，我们也就有了一个理想的社会。
所谓太平，它的涵义与和平不尽相同。没有战争是和平，可是太平，除了没有战争，还含有其他东西。所谓太平盛世，除了不动刀兵之外，更应是一个人人快乐幸福的至治之世或大同之世；而所谓大同之世，也无非是至公至平之世，“天下为公”之世。
过去的人类对大同之世只能心向往之。他们或者把幻想寄托在乌有的过去，那就是我国的“尧舜之治”；或者把希望预约在渺茫的将来，那就是西方的“乌托邦”。目前的人类却已经跨上了大同之世的门槛。民主主义的道路即是导向真正公平，完全和谐的理想世界的道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我国先哲的最高抱负。而目前的我国人比起先哲来幸运多了，因为，万世的太平就可以在我们这一辈子身上开辟起来。假使我们用这种目光看民主主义，那么民主主义可以成为目前的我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寄托其热诚与想象的生活理想。
（一）据作者的意思，如果民主得充分而且彻底，民主主义也就包含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怎样才是民主得充分而且彻底？看他对于快乐、平等、自由的解释就可以明白。
（二）作者说，“过去的人类对大同之世只能心向往之”，“目前的人类却已经跨上了大同之世的门槛”。这是什么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