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八　离娄下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在东方夷服之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旧邑，近畎夷。毕郢，近丰镐，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得志行乎中国，谓舜为天子，文王为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符节，以玉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则左右相合以为信也。若合符节，言其同也。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也。○范氏曰：“言圣人之生，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其道则一也。”

合符节者，心之理也。

末节已推开说，是“揆”之尽。

“揆一”固是道一，然与“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无不同，正于事理上见。孟子立说皆从实证，如三子不同道而趋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谓一则仁也，趋非仁也。此章之所谓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无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国”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则疏矣。

度之而无不同，故人皆可为舜文。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乘，去声。溱，音臻。洧，荣美反。○子产，郑大夫公孙侨也。溱洧，二水名也。子产见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车载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桥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桥也。舆梁，可通车舆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盖农功已毕，可用民力，又时将寒沍，水有桥梁，则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辟，与闢同。焉，于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礼阍人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则出行之际，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为过。况国中之水，当涉者众，岂能悉以乘舆济之哉？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世乱泽竭，民不聊生，为连帅方伯者，能搏击贪暴，兴举废堕，则民生实被其仁；若煦煦孑孑，以壶餐为德，平反为能，而纵舍大奸慝，食人而不问，此失大臣之职，虽清谨自守，口惠流传，其实与浚民病国者同罪也。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礼衰薄，至于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则其于群臣，可谓邈然无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体，恩义之至也。如犬马则轻贱之，然犹有豢养之恩焉。国人，犹言路人，言无怨无德也。土芥，则践踏之而已矣，斩艾之而已矣，其贱恶之又甚矣。寇雠之报，不亦宜乎？”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为，去声，下为之同。○仪礼曰：“以道去君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礼为问。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导之出疆，防剽掠也。先于其所往，称道其贤，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后收其田禄里居，前此犹望其归也。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极，穷也。穷之于其所往之国，如晋锢栾盈也。○潘兴嗣曰：“孟子告齐王之言，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杨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孟子为齐王深言报施之道，使知为君者不可不以礼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处，则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盖如此。”

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但以权法相制，而君子行义之道几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谐臣媚子，辄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礼当然也。

后世人臣，只多与十万缗塞破屋子，便称身荷国恩矣，谏行言听，膏泽下民，与彼却无干涉。

有礼，是旧君自尽之道，其情文笃至如此，所以起“为之服”义。若说做规例故事，即成虚套；若说惟恐天下人议其薄，即成矫饰；若说所以劝诱招致，即成权术，如何能感人为服哉！大概人才说着礼，便多摆设在外面，自晋人以后，读书人眼孔，只得如此。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言君子当见几而作，祸已迫，则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张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此章直戒人君，义亦小异耳。”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则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岂为是哉？

道个“礼”，便具变化之理；道个“义”，便具神明之用。

大人察理之精，又与大贤以下不同，所谓“可与权者”也。

礼便是事之理，义便是时之宜，礼义之原虽在吾心，然无其事、非其时，礼义亦无从见一有事、一当时，便有个礼义在，分拆不得。若说以礼从事，以义徇时，却早是两件也。有是迹，即有是心，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在其人之为之者，亦自其心认以为礼义而误，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为非礼非义，而会之心者方为真礼义也。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为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觉，为良知，为天理，是即名礼义，不知圣贤之礼义，正在事与时上看事得其理，时中其宜，吾心之礼义乃完；若于事与时察之不精，凭心妄断，冥行自是，正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也，此处正须辨析。

不为非礼义之礼义，言其于礼义知之极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礼义，奇异脱略中亦多非礼义之礼义，岂必不事小节，惊骇非常，而后为大人之礼义哉！在外面有非，在里面亦有非，大处有非，小处亦有非，惟穷理知至乃为大人耳。若只到得晋人“礼岂为我辈设”队下，何足与语大人？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乐，音洛。○无过不及之谓中，足以有为之谓才。养，谓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贤，谓中而才者也。乐有贤父兄者，乐其终能成己也。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贤，遂遽绝之而不能教，则吾亦过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间，能几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程子曰：“有不为，知所择也。惟能有不为，是以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安能有所为邪？”

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术学问尽。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动以豪杰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顾小节”，此为作用权变。试问作用权变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领，止云“非义道一介不取与”；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诸侯、有天下，非作用权变尽头乎？然推其同处，止云“行一不义，杀一不辜，皆所不为”。由是观之，圣贤门下，岂有靡所不为之豪杰哉？惟禅与良知家，自谓门风广大，无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无不收拾其中，反谓程朱淡薄，留人不住，遂皆归彼而仇此。但观今日诋毁程朱之学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为者也。

“不为”“有为”四字虚活，随人所见高下移动，如不事生产而成大业之类，一错解，其极如沈袾宏之七笔勾[1]，有不为人伦，而后可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张子仁义之说以实之。但此个关系，正在所见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择”三字。朱子曰：“横渠先生云：不为不仁，则可以为仁；不为不义，则可以为义。”

人必见道分明，而后能肩荷重任，有所不为，则于公私义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间，灼然截然，无毫发疑蔽，故可以有为，非仅谓淡泊宁静，却纷守素也。程子“知所择”三字，义极精，道极大。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此亦有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已，犹太也。杨氏曰：“言圣人所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称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行，去声。○必，犹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于信果，但义之所在，则必从之，卒亦未尝不信果也。○尹氏云：“主于义，则信果在其中矣；主于信果，则未必合义。”王勉曰：“若不合于义而不信不果，则妄人尔。”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看“者也”句法，是指示诱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扩充知能实际，若体认不真，竟堕良知家坑堑矣。

“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说。

“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实，非扬大人之神奇也。道个“不失”，正从学问扩充经纶精细处看出，非赞其不学不虑也。曰“不失”，谓全其赤子时纯一无伪之体，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后人讲来浑是庄列瞿昙之说，如所云婴儿与婆婆和和者，直与孟子之道冰炭矣。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养，去声。○事生固当爱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于送死，则人道之大变。孝子之事亲，舍是无以用其力矣。故尤以为大事，而必诚必信，不使少有后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诣也。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道，则其进为之方也。资，犹借也。左右，身之两旁，言至近而非一处也。逢，犹值也。原，本也，水之来处也。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摇；处之安固，则所借者深远而无尽；所借者深，则日用之间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程子曰：“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潜心积虑，优游餍饫于其间，然后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则是私己而已，终不足以得之也。”

“深造”有刻入意，有积渐意，有不已意。

“深造以道”有两层义，“以道”是为学次第条目工夫，“深造”乃进取不已。玩语意，两层中又侧重在“以道”上，故注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盖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则“深造”个甚！人多略“以道”而单讲“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说得个渐进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渐，不知注中“进为之方”“方”字，确有实事在，此处看得混帐，下面尽他说玄说妙，都无是处。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寻个“自得”也。脱却“深造”讲“自得”既非，脱却“以道”讲“深造”亦非。

学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团天理受用不穷，然要非勉强安排之所能致也。只涵泳三“则”字神情，便有默识心通，自然而得气象。

到左右逢源处，更不分内外精粗，亦不见生熟甘苦之迹，却自不离故处。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极。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言所以博学于文而详说其理者，非欲以夸多而斗靡也；欲其融会贯通，有以反而说到至约之地耳。盖承上章之意而言，学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径约也。

学必至反约乃为自得，然非博而详说，则无由约也。

“博”“约”是对待尽头，其中用力却在“详说”，说之会通处即“约”，非博之外别寻个约也。博而不详说，与不博同病，顿悟直指，与训诂记诵，总无是处。今人每谓学何必讲，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处都是错也，不然，夫子何以又忧学之不讲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疏与饾饤总谓之不通，通者约也，空疏则无可讲究，饾饤则不知讲究，多读书而精讲究，则通矣。

博学详说，非旁杂之谓。

有谓聪明之有馀者，抑之使但从事于身心，其气必有所不降，惟纵之使往而无所睹，则力已疲而意亦悔。先生曰：“圣贤日苦误人如是，万一力不疲，意不悔，岂不陷之耶？直是乱道！”

昔之邪说，但有约而无博，近知其说之不通，又变为先约而后博，谓圣门一贯，是初入门工夫。得此头脑在手，然后去格物穷理，自以为包罗巧妙，不知其与圣贤所言，处处悖谬，学者平心体会，自见其妄，不须深辨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声。○服人者，欲以取胜于人；养人者，欲其同归于善。盖心之公私小异，而人之向背顿殊，学者于此不可以不审也。

战国惟以并吞为事，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讲到桓文精处，凡其定周朝王，急内攘外，无非以善服人，到底谁肯服来？此直说得精微，辨得王霸彻。霸以桓文为极，王以汤文为极，皆主诸侯服诸侯言，故“人”字断，指诸侯讲。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张华谋吴，恐其更立令主之类；养人，如汤遗葛牛羊为之耕之类，张南轩亦以齐桓首止、晋文践土证‘服人’，则‘人’字自当指诸侯言为是。”

“养”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归，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谓也。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或曰：“天下之言无有实不祥者，惟蔽贤为不祥之实。”或曰：“言而无实者不祥，故蔽贤为不祥之实。”二说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阙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亟，去吏反。○亟，数也。水哉水哉，叹美之辞。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舍、放，皆上声。○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涌出之貌。不舍昼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满也。科，坎也。言其进以渐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海；如人有实行，则亦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极也。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浍，古外反。涸，下各反。闻，去声。○集，聚也。浍，田间水道也。涸，乾也。如人无实行，而暴得虚誉，不能长久也。声闻，名誉也。情，实也。耻者，耻其无实而将不继也。林氏曰：“徐子之为人，必有躐等干誉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邹氏曰：“孔子之称水，其旨微矣。孟子独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尝以闻达告子张矣，达者有本之谓也，闻则无本之谓也。然则学者其可以不务本乎？”

从原而渐进而放海，节节有工夫境界。

只是说水，而雨未即水也。雨所以为水者，似雨为水之本矣，而雨之来无端，此无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为即是水，而固不得谓水之本也。人之得声闻亦必有其因，而因即无本，犹夫雨也不可谓声闻之本情也。

“声闻过情”便已足耻，固不必俟其溃败决裂也，然溃败决裂必随其后，如响之于声，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过情之名，此方是圣贤为己之学。

君子之耻，本不为爱护声闻，因涸可立待，而益加儆动耳。

“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谓声闻也。今人以臭腐尴尬之物亦名之为声闻，已足耻矣，况又有不实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少也。庶，众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众人不知此而去之，则名虽为人，而实无以异于禽兽。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战兢惕厉，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物，事物也。明，则有以识其理也。人伦，说见前篇。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伦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在舜则皆生而知之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此则圣人之事，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圣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义行，存者能之。”

“几希”，只言所争无多耳，村学究竟解作“实”字，遂有云几希之统者，岂不大谬！

“几希”二字，前辈谓是形容少字义，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时解动云存心，则更谬矣！本注谓“全其性”，尹氏总注谓“存天理”，后章注谓“天理常存”，未常有存心之说。所谓“忧勤惕厉”，亦说“存”字，不指所存者也。

“存之”“之”字指“几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总注“忧勤惕厉”之意，亦谓列圣以此去存之耳，非谓存此忧勤惕厉之心也。

不但包贯下章帝王师相，实孟子自任道统之重在此。“存之”二字，正有忧危心事惕厉工夫。

明察虽生知不废功力，看中庸“大智”节自明。

舜之“由仁义行”，如规矩之于方圆，合下便如此。只缘圣人践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浑是一团天理，所以如此，人着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义为糟粕蝉蟾，却又错了。要之舜便是仁义，不是仁义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

生安只在明察由行处不同，庶物人伦仁义，人人未尝亏欠。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恶、好，皆去声。○战国策曰：“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书曰：“禹拜昌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执，谓守而不失。中者，无过不及之名。方，犹类也。立贤无方，惟贤则立之于位，不问其类也。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而，读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道已至矣，而望之犹若未见。圣人之爱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满足，终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泄，狎也。迩者人所易狎而不泄，远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汤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条之事也。时异势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则其理初不异矣。坐以待旦，急于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历叙群圣以继之；而各举其一事，以见其忧勤惕厉之意。盖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称，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谓武王不能执中立贤，汤却泄迩忘远也。人谓各举其盛，亦非也，圣人亦无不盛。”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尚是利害第二层义，只当下便有间，是圣人存心之密。

迩远所指者广，故不下注脚，朱子云“通人与事而言”，其义该矣。有谓岐丰迩，邶鄘卫远，始克商迩，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远，直是粗凿。或者又欲尽空而归之心体，更入邪禅矣。又有谓武王不只此一事，不可粘定迩远，亦不然。程子云云，恐人执煞，反疑圣人互有得失，故于言外发此意耳，非谓不泄迩忘远可作通融影子话头也。

远迩，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圣人心法精微无所不到处。

此心同，此理同，二语人多误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谓心同者，只同其忧勤惕厉处；所谓理同者，只同此事物当然之则。圣人正于不同处推求得尽，执两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为真同。孟子说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圣人相传本天之学也。异流本心起教，便将此不同之心认为良知天理，自以为凭此施设，无非圣人作用，更不须讲究事物之理，傲然横冲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点空疏无忌惮之心，已与圣人绝远。心既不同矣，何从而得理之同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乘，去声。梼，音逃。杌，音兀。○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

“王者之迹熄”，不是说诗因迹熄而诗亡。诗亡后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无复著于天下，传于后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继诗教也。如专为诗教亡而作，则孔子自有删诗之功，与春秋无涉，人但讲经义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谓诗教则至今不亡，当时那得亡？故注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正以见王迹之熄也。

春秋继王迹，不是继诗。诗亡只是天子下夷于诸侯，而雅降为风。所以降为风，缘天子无政教号令行于天下，不过王国一国之诗，故只可列风而不可入雅也。若谓诗篇亡，则东迁后之诗仍有，若谓诗教亡，则孔子自有删诗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诗教也；即雅降为风，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圣人删正诗教，何难升风而为雅？盖升降之故在政教号令，不在诗也。

诗亡只是王迹熄之征，不重诗也，若谓诗与春秋义例并重，则孔子未尝不删诗，诗何尝亡哉？王风降而雅亡，政教号令更无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继诗也。

王迹熄后，诗尚多见于经者，不可谓诗竟亡也，第雅亡而王国之书降为风耳。其降也亦非删诗者能降之，盖王政不行，则朝廷无制作，公卿无献纳，独有民俗歌谣犹存，不得不系之风也。

人见注中“雅亡”二字，便道诗以雅为尊，可谓粗矣。雅亡者，王降为风也。王降为风而雅亡，因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号令之道，所谓其义窃取也，于诗何与哉？若谓继诗经，则全诗当存，岂独雅耶？

诗亡，只是迹熄之征，王教不复行于天下，故春秋之义不得不取，诗与春秋本无关连也，强为牵合，徒见支离。近世儒臣解经，援春秋诗易，分配凑合以为巧，亦好奇之过，于义实无所取。

春秋固为诛乱臣、讨贼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举许多典章制度在，故注云“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义始完备。自苏明允著春秋论，只说得是非赏罚，今人往往脱却半边。

义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也。东维子自谓得史义，而正统一论，惑于一时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义而犹啜啜于当时，以瑕戮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辨论，千古岂复有春秋乎？故论史学，当先明“义”字，自迁固以来，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时之义，实举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难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继上章而言其大者，故从王迹说起，盖诸经为孔子之教，而春秋则孔子之政也。

此章是一篇春秋缘起，大意尽更了然。圣人心事，明白显易本如是，后来学春秋者，无虑数十百家，皆穿凿傅会，只向一字半字寻活计，说得圣人朝三暮四，神头鬼脑，不成个分段。以胡文定之严正，犹且不免，朱子所以谓“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来，说夫子当时意不如是”尔。

解春秋依胡氏讲，褒贬予夺，不无难通之处，然其大指正大，说自不朽。后人指摘一二龃龉节目，便欲尽废其说，谓孔子止用鲁史旧文，据事直书，毫无所更改，然则春秋只一鲁史之功耳。即乘与梼杌，亦何尝不据事直书，而是非自见者，岂亦得比于春秋乎？看孟子此章下二节，其理昭然，乃为攻胡氏而并疑及孔子，更可笑也。

谓春秋逐字褒贬，如先儒之说，固不无穿凿傅会之失，然后儒一举而空之，谓因史文无损益，是又因噎废食也。圣人笔削，必无丝毫之不当其衡，但事远义湮，自难以后世律例为断耳。

后世如温公之通鉴，史例也，朱子之纲目，经例也。温公只详于记载，至于尊攘予夺之义，全未见在，得朱子纲目凡例一卷，而后大义炳如日星，朱子于通鉴又何尝辨一事、翻一案以为异同也。要知才经圣人手中，便可为天下万世之法，后人读“星陨如雨”传，便要求未删春秋，岂不是痴人说梦耶！须知未删春秋，也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说经各有所发明，然其发明都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来，故门户不同，而指归画一，总以群言淆乱，故折衷于正耳。今人未望见古人墙壁，便好论经学，必翻驳先儒，逞其穿凿傅会之臆说，是既正之后，又生淆乱，正孟子所谓“一治一乱”也。学术之坏，总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尝有遵先儒之经说而得过者乎？故余每见今人著书说经，便心知其非。

诗教之所以关王迹，正与春秋义同。褒贬并列而赏罚存，贞淫并列而劝惩见，其义一也。鄙儒乃以诗为有贞而无淫，则春秋亦当著忠孝而隐乱臣贼子矣。[2]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泽，犹言流风馀韵也。父子相继为一世，三十年亦为一世。斩，绝也。大约君子小人之泽，五世而绝也。杨氏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服穷则遗泽寖微，故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时，方百四十馀年，而孟子已老。然则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虽未得亲受业于孔子之门，然圣人之泽尚存，犹有能传其学者。故我得闻孔子之道于人，而私窃以善其身，盖推尊孔子而自谦之辞也。○此又承上三章，历叙舜禹，至于周孔，而以是终之。其辞虽谦，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辞者矣。

圣人之泽，不在“五世而斩”例内，孟子只取其去圣之近耳。

历叙群圣，至此自任得统意，已自分明，却仍归尊孔子，谓幸而世近有传人，得闻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谦处，即末章“世未远、居甚近”意，正在自谦处领会。上一句，似有恨于不及亲炙，而当时亲炙者，未有足与斯道之传。直待孟子以私淑当见知之任，与末章世未远、居甚近意相照，此旨隐然言表。[3]

看“私淑诸人”四字，则曾思以来，虽源流井然，不足当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学，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龟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统则直承程子，盖龟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玩两“也”字，有歉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兴起后世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先言可以者，略见而自许之辞也；后言可以无者，深察而自疑之辞也。过取固害于廉，然过与亦反害其惠，过死亦反害其勇，盖过犹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华受五秉之粟，是伤廉也；冉子与之，是伤惠也；子路之死于卫，是伤勇也。”

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逄，薄江反。恶，平声。○羿，有穷后羿也。逄蒙，羿之家众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后为家众所杀。愈，犹胜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并音扶。去，上声。乘，去声。○之，语助也。仆，御也。尹公他亦卫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心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称也。金，镞也。扣轮出镞，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则必无逄蒙之祸。然夷羿篡弑之贼，蒙乃逆俦；庾斯虽全私恩，亦废公义。其事皆无足论者，孟子盖特以取友而言耳。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义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第二节，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报，以证羿亦有罪之义，庾斯所处之是非，固不论也。

第二节只就“取友”上说，程子曰：“学不讲文义，全背远去，理会文义者，又滞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师意，人却就上面理会事君之道，如何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美妇人。蒙，犹冒也。不洁，污秽之物也。掩鼻，恶其臭也。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齐，侧皆反。○恶人，丑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丧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恶、为，皆去声。○天下之理，本皆顺利，小智之人，务为穿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虽高，星辰虽远，然求其已然之迹，则其运有常。虽千岁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于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岂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凿为哉？必言日至者，造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也。○程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程子之言，可谓深得此章之旨矣。

此章论智，非论性也。开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尝言天下之性也，凿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恶于智者，只反覆说明此意。

此章谓为智而发，以开口便说“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凿以求胜耳。

或疑此章主言性，不专为智而发，不知从来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凿错却。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见入井”便是利，乃所以为大智也。然则程子专为智发之云，正对告子及荀杨韩苏诸言性者而说耳，奈何看成两件乎？况既知言性为主，便不是性为主矣。“智”字正从“言”字生来，如何以矛刺盾耶？

大意为智者而发，如金溪慈湖江门馀姚，其不识“性”字，总坐穿凿之病耳。

异端言性都从无处说，吾儒都从有处说，故孟子言性只就“情”字到推上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与利处。

故者以利为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为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当指其利处言之耳。凡人为恶必涩，为善必滑，为恶必曲，为善必直，乍见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应，固非意之能使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为利也。荀子言“性恶”，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恶”，彼亦以为故也，故必以利为本。

利不是人去做造出来，正是自然如此。

险阻艰难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公行子，齐大夫。右师，王欢也。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欢言，孟子独不与欢言，是简欢也。”简，略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朝，音潮。○是时齐卿大夫以君命吊，各有位次。若周礼，凡有爵者之丧礼，则职丧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历，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师未就位而进与之言，则右师历己之位矣；右师已就位而就与之言，则己历右师之位矣。孟子右师之位又不同阶，孟子不敢失此礼，故不与右师言也。

入门从右师看出，只有一右师；入门从诸臣看出，便有无数目中之右师。

众人意中，只有右师，无孟子。右师意中，有孟子，无众人。孟子意中，并无右师众人。聚在一堂之中，面目不同，意态亦别。

玩两“有”字，原不止两项，总是诸大夫无一不争趋进退耳。错综嘈杂，一堂如画。

“有进”二句，总形容当时诸大夫无不趋跄贡媚，只留出一孟子作案耳。拙笔便止写得两项人，“有”字“者”字都无描画矣。从两项中写出四面来，嘈啁杂沓，淋漓满堂，冷然有一孟子在旁，方与下“皆”字“独”字作照。吾见今日拜尘吠篱，尻高首下，至有为优伶舆隶之所不屑为者，风俗至此，亦君子之耻也。

此辈为右师所厌，此孟子愈为右师所恨也。

欢原看得诸君子轻，故愈求得孟子重；原喜得皆与言浅，故恨得不与言深。[4]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以仁礼存心，言以是存于心而不忘也。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此仁礼之施。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礼之验。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横，去声，下同。○横逆，谓强暴不顺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与犹同，下仿此。○忠者，尽己之谓。我必不忠，恐所以爱敬人者，有所不尽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难，去声。○奚择，何异也。又何难焉，言不足与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夫，音扶。○乡人，乡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无后忧。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从道则圣，道从人则狂。仁礼即道心也，以仁礼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为人心之主，非外面别取个仁礼以强制此心也。但“以”字说得着迹，“存”字讲得粗疏，反做成义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深求失之，犹云“其居心以是”耳。

悻悻于禽兽者，固褊中之小夫，即以禽兽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礼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兽者至矣，及其奚择、何难，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驯制之道，原未尝于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绝物之念也。

有云，晏安败德，庶民之于禽兽，止为专图其便，而妄思自快自遂于天地之间，有志者所大悲。先生曰：“激昂刻厉，皆老学鞭辟刺骨见血之言。余尝于广座，闻人疾礼法而谈脱洒，因语之曰：‘今时上自贵人，下至贱者，其一生汲汲所愿慕而不可得全者，止孟子中九字耳。’问：‘何九字？’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5]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事见前篇。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食，音嗣。乐，音洛。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与犹同。○禹稷身任其职，故以为己责而救之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圣贤之心无所偏倚，随感而应，各尽其道。故使禹稷居颜子之地，则亦能乐颜子之乐；使颜子居禹稷之任，亦能忧禹稷之忧也。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发，而结缨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喻颜子也。○此章言圣贤心无不同，事则所遭或异；然处之各当其理，是乃所以为同也。尹氏曰：“当其可之谓时，前圣后圣，其心一也，故所遇皆尽善。”

“平世”“乱世”，只在圣贤失职不失职上看。

孔孟颜子只无用之之人耳，此所以为乱世也。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过不入”之故，不是虚论圣人心事也。若虚论心事，颜子未尝不思，但无“由己”之急耳。

此“思”字是职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颜子之所同，职分之思，禹稷之所独，故“思”字须帖定“由己”讲，不帖饥溺讲。

有谓此与“割烹”章“思”字有别，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见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见其急，故重在己字。先生曰：“须知伊尹虽未任事，然已有个汤在，汤又有三聘在也。即是当平世也，华阴苏门，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总在道当任事上看。”

“同道”下单说禹稷而不及颜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颜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正在时之异地之异处，看出道之同，颜之乐即禹稷之忧，所谓同也。此犹两人说，如伊尹畎亩之乐，即纳沟之忧，岂有异哉！

须知禹稷颜回同处在本领，有此本领，然后当平世能己饥己溺，当乱世能不改其乐；无此本领，便世用我，何以救斗？即闭户只成个闲人耳。

须看得“道”字分明，圣贤千变万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论圣贤者，当审其地以明其道为圣贤者，却只审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专主审其地也。

上节说禹稷，更不申说颜子，知此节之专重颜子也。禹稷易地为颜易信，颜子易地为禹稷难信，故“皆”字语势侧在颜子。辨颜子者，孟子自处之道亦见。

禹稷对副，宜举孔子，而举颜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鲁，人犹及信，颜子平生未见施为，尤难信也。禹稷同颜子人所易知，章意固侧重颜子耳。举颜子则孔子不消说，孔子不消说，则孟子自任可知矣。

大意侧重颜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颜子，天下晓然，不消说也，未必信颜子耳。颜子之急生民，其道固无歉，亦须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谓箪瓢陋巷时，即是急生民，须推进一层说，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则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尽道。

通章大意，原为颜子一边人发，故语脉皆侧注这边。讲禹稷处显明，讲颜子处含酝，正是侧重也。披发缨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文已说明，末两节正喻颜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结明大意耳。

全理上已说尽，此只以喻言结之，两两相形，其义自见，是孟子文章酝藉处。

孟子只为出处立论，故止取颜子与禹稷较耳。若论其地不同，则禹之与稷，亦自不相通。若易地皆然，则尧舜皋契无不皆然也。[6]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匡章，齐人。通国，尽一国之人也。礼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好、养、从皆去声。很，胡恳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责以善而不相合，故为父所逐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贼，害也。朋友当相责以善。父子行之，则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为，去声。屏，必井反。养，去声。○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属，但为身不得近于父，故不敢受妻子之养，以自责罚。其心以为不如此，则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于众所恶而必察焉，可以见圣贤至公至仁之心矣。杨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

“是则章子已矣”，此句正对“通国皆称不孝”说，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说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还他本等，是不断之断；而孟子之与游、礼貌，是不绝，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与，去声。○武城，鲁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门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诚恭敬也。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犹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尝舍于沈犹氏，时有负刍者作乱，来攻沈犹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与其难。言师宾不与臣同。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微，犹贱也。尹氏曰：“或远害，或死难，其事不同者，所处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系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则皆能为之。”○孔氏曰：“古之圣贤，言行不同，事业亦异，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学者知此，则因所遇而应之；若权衡之称物，低昂屡变，而不害其为同也。”

储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瞷，古苋反。○储子，齐人也。瞷，窃视也。圣人亦人耳，岂有异于人哉？

或云，君臣之间，一怀伺察之心，则上之不能行其道，而下之不能安其身。况乎来瞷之人，非阴残之奄夫，则阘冗之末吏，颠倒是非，荧惑闻见。君子惴惴焉惟求免患，而小人外矫公忠之貌，内结左右之人，誉言日闻，而贤者之去决矣。先生曰：“看孟子答语，则齐王之使瞷，虽疑亦惊重高奇之疑，非忌猜苛核之疑也。此不但说坏齐王，并说得孟子答词亦权诈。然其发挥人君伺察臣下过失之害，直可作一则伟论，为黼扆之鉴。盖当时有大司马受一边帅荔枝金带，及他重贿，次日上殿，忽呼问昨某总兵金带花样佳乎？司马伏地不能对，奄掖之出，次日即疏告病去。又首辅玉带甚不堪，屡命易之。一日有鬻玉带者，玉色制作俱绝妙，门客估值以千数，而索价止三百金，群劝取之。相欲售，忽心动自止。一日朝退，骇谓门客曰：‘几为公等所误。今日主上所御，即前带也。’以是益荷隆眷。然司马虽非人，而相实权奸，伺察之无当而有大害如此。”[7]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施，音迤，又音易。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当有“孟子曰”字，阙文也。良人，夫也。餍，饱也。显者，富贵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顾，望也。讪，怨詈也。施施，喜悦自得之貌。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观，今之求富贵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见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赵氏曰：“言今之求富贵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骄人于白日，与斯人何以异哉？”

或云：孟子特发此论，不是痛骂世人，还是悯惜之意居多。晨钟之击，山泉之响，使人猛下省发，急加荡涤，若一味骂倒，圣贤不如是绝人已甚。先生曰：“不然。骂至乞，痛骂之极矣，大声疾呼以痛骂之，人尚未之或醒，故痛骂正是悯惜，非绝人已甚也。骂至乞人而尚不是骂，必如何而谓之骂耶？昔人问乞恩例，程子曰：‘只为如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动不动又是乞也。’以是观之，其不以乞为骂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贤杰，惟恐贤杰之不尽；小人志势利，惟恐势利之不尽。志贤杰不尽得，则读书尚友以求之；志势利不尽得，则钻刺攀援走空脱谎，直靡所不为矣。齐人尚属虚言，今人竟成行实。

未败露时之骄，满面都是富贵相，既败露后之骄，满面都是乞儿相，究竟富贵之于乞儿亦何分别！近来直以乞骄人，又骄术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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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袾宏　原作“宏袾”。按，沈袾宏即云棲袾宏，字佛慧，号莲池。

[2]此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3]“正在自谦处领会”以下，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4]以上六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5]此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6]此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7]此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