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西域”这类词汇本身就充满了时代感和异域风情，总是给人带来一种别样的感觉。但是，当我们面对那些代表具体的地域、人物名字的汉字时，理解起来就会有些吃力。
现在的西安是唐朝的国都长安，从那里出发进入甘肃境内抵达兰州，唐朝在此处设置了都护府。再向西出发，依次途经甘州、肃州，而后经酒泉、嘉峪关、安西，最后抵达敦煌。路线走到这里，这些地名可能勉强还算熟悉，但对于初次接触者而言，继续往西走，穿越广袤的戈壁滩，在哈密、古城（古城子）、迪化、伊犁这些地域名称面前，就不得不缴械投降了。
沿着这条古道径直西行，可前往天山山脉北麓。在那条天山北麓的路上，一千两百多年前的玄奘三藏就曾取道此处西行求经。描写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的《西游记》一书中，火焰山等一众妖山魔岭，都在这沿途各处。继续往北，翻越著名的阿尔泰山脉，就能进入西伯利亚境内。
与之相对，若取道天山山脉南麓，则经库车可抵达喀什，这条路称为天山南路。换言之，这段路程的东面关口为敦煌，西面关口为喀什，中间的广袤区域遍布湖泊河川，有据说会幽灵般不断改变位置的大湖罗布泊，有一路奔涌最后却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沙漠中的大川塔里木河，还有最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这一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干燥地带。
从行政区划上看，这片区域位于中国新疆，自古以来各民族人员往来交流频繁，因此形成了与中原地区迥异的异域风格。
当然了，对于我们而言，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这些名字耳熟能详，但是对于欧洲人而言，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却是“丝绸大道”或者“丝绸之路”。
这是因为古希腊人及古罗马人对当时产自中国的丝绸极其钟爱，甚至因此称呼中国为“丝绸之国”。当时规模庞大的商队赶着骆驼，将大量的丝绸布匹运至欧洲贩卖，走的就是这条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古道。当年的商队从喀什翻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进入伊朗境内，最后抵达欧洲。当然，这条古道也可以通往印度或者阿富汗。
不过，中国在输出丝绸的同时，也从沿途这些国家交换带回各色当地的特产物品。其中，两千年前的汉武帝为了改良马种，用千金和一匹纯金打造的金马向大宛国换取汗血宝马，最终利用改良后的战马组建远征军队，实现了平定边塞的军事目标。
当时民间都传言“名马为皇帝之好”，实际上却是汉武帝为了日后击败宿敌匈奴而进行的马种改良，以获取马匹这一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资源。当时的马匹犹如现代的汽车和战车，在战争中使用身材矮小的蒙古马，即便马匹与战士的数量再多，在体格优势明显、生来便人马一体的匈奴士兵面前依旧是毫无胜算的。
虽然汉武帝的汗血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事例，但足以说明在那个航海尚不发达的年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就是依靠商人带着驼队，冒着生命危险，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往返传递。当然，在进行商品贸易的同时，自然也伴随着思想上的交流。历史上的大宛国，似乎就是现在的费尔干纳地区。
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是一千年前，甚至是两千年前的旧事了。不过，就算到了现代，甚至就在这次日中战争前夕，当时的南京政府还委托了斯文·赫定博士帮助制订修建贯通中亚铁路的庞大计划。
计划中的线路雄心勃勃，途经上海、西安、敦煌、喀什、撒马尔罕、赫卡通皮洛斯、塞琉西亚、伊斯坦布尔、布达佩斯、柏林、汉堡，直接贯通亚洲和欧洲的心脏地带，想来就令人畅快。
试想，坐在列车上透过车窗观赏中国内陆风情，沿途瞻仰喜马拉雅山巅的千年雪峰，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海底隧道，欣赏完千年古都维也纳的华美音乐后，再参观一下法国的卢浮宫……这样的行程并非遥不可及，这其中的见闻观感似乎又远不止丝绸之路了。现在，这项宏大计划已经被沿途的飞机航线所取代，令人稍感惋惜。
言归正传，让我们仍旧回到本篇的主角：敦煌。
《唐诗选》名篇“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中提到的玉门关，以及另一首在送别之时广为传唱的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中提到的阳关，这两处遗迹都位于敦煌郊外，虽然实际路程离敦煌已经不近，但在古代都是西出远行的前哨基地。
说起来，敦煌的地理位置倒有些类似明治时期的长崎。前往西域自不必说，在海上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要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罗马等这些当时的文明古国发生往来，也只能从这里出发。
虽然如今的敦煌只是点缀在沙漠绿洲之中的几个偏远城镇，但从《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来看，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这里曾经异常繁华。单从名称来看，“敦煌”也写作“燉煌”，其中就含有灿烂辉煌的意思。
此外，虽然此处是建于沙漠中的都市，故也称为沙洲，但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里曾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若要论起西域探险的鼻祖，则非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张骞莫属了。
那么，在日本是否还珍藏着古代敦煌历史的蛛丝马迹呢？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在日本正仓院的库房里就藏着五十张色彩鲜艳华美的波斯地毯，堪称人间瑰宝。每张毯子内侧依次绣着从一到五十的编号。想必这些珍宝就是由古代商队的骆驼一路背着，穿越遥远的沙漠，经敦煌来到长安，并最终流入奈良都城的吧。
还有，深受圣德太子青睐的那只天马细雕御用水瓶，据说也不是日本本土的产物（迄今为止，专家们对此一直持有几种不同意见），其中的构造意境怎么看都属于波斯风格。有人推测它产自中国，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件作品的设计理念也是经由敦煌传入内陆的。
那么，这类物品何以屡屡出现在奈良时代的文物中呢？比如，同样是正仓院中还收藏着一对曾经挂在骆驼背上的大型水壶“漆胡樽”，隔着历史时空向我们传递着浓郁的沙漠风情。
回头再看看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里收藏着的两件物品，一件是高二尺（约0.67米）有余的著名大唐镜，一件是形状和模样都类似胡瓜的物品，类似物品在正仓院中也都有收藏。这些物品肯定是从中国本土分别传到日本和土耳其的，其中传入土耳其的唐镜自然少不了经过敦煌这座关口要塞。甚至还有趣闻流传说，当时土耳其王室并不知道这是闻名于世的唐镜，还误以为是腌菜桶的盖子，把它拿来当普通盖子用，结果被一个粗心马虎的使女不小心跌落，留下了满镜的裂痕，实在可惜可叹。
这样的话题有点老套无聊，请诸位读者暂且忍耐。
六朝时期佛教传入东方后影响力迅速扩大，敦煌也因此变得异常热闹。这一点也和长崎的基督教传播情况非常类似。当然，虽然随后还有包括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分支的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等各个教派蜂拥而至，但在当时，首先是有一批传道士借着佛教东渐的浪潮从印度经西域接踵而至，他们有的继续深入，前往中国其他城市，有的留在当地传播教义。其结果就是，在敦煌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众多世界级的人才，包括走出了竺法护这样被称为“敦煌菩萨”的天才人物。在当时这片地域上众国林立，有西域三十六国之称，竺法护通晓所有国家的语言并能自如运用，他带回并陆续翻译了众多西域佛教经典。
宗教传播带来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反向促成了壮丽的佛堂寺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敦煌一时间发展成了精神文化的中心重镇。
晋代的法显三藏，也是借道敦煌进入印度拜佛求经的。
一出敦煌，迎面而来的便是罗布泊的大沙漠。在法显三藏的旅行日记中，沙漠中恶鬼出没、热浪袭人，“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行十七日，得至鄯善国”。从长安出发的时候，法显三藏一行共计十七人，历经十三年求法取经归国时，据说只剩法显三藏一人。
后来的玄奘三藏从西安出发，在西行的时候抄了近道，没有经过这里，有点蒙骗过关的味道，最终历经十七年长途跋涉归国之时，方才从这里向当时的皇帝具表请奏，入关时得到凯旋将军般的迎归待遇。
马可·波罗也曾游历此处，在他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介绍了沙漠境况和各城镇的习俗风貌。但是，对罗布泊沙漠的记述还是法显三藏更胜一筹。在法显三藏的记述中，有各种充满恐怖气氛的描写：时而有沙漠中的鬼魅作祟，让各种乐器的声音响彻虚空；时而有战鼓雷鸣和刀枪剑戟的铿锵之音，迷惑行商驼队；时而又似乎有规模庞大的行商驼队破沙前行，令人误以为是自己的商队同伴，不由自主循声跟去，结果天明后方才发现被引到了荒漠绝境，命悬一线，等等。
总之，无论是前往敦煌的城镇，还是从这些城镇出发前往西域，都要赌上性命穿越这些险象环生的沙漠。这一点，不仅遥远古老的法显或者玄奘时代是这样，过去的马可·波罗时代是这样，就算到了接下来我们将要介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探险队所面临的情况，依然大同小异。坐上飞机会怎样，我们不好说，但是这块区域的旅行方式却自与别处不同。唯独这里，从古至今都是沙漠之舟的苦行之地，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沙地上蹒跚前行。
不过，最近也有像英国外交领事官台克满那样的人，驾驶着经过特别改装的汽车前往喀什。他们的路线，是从外蒙古出发前往哈密、迪化，然后进入天山南路，路线上已经与从前有些许不同。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斯文·赫定一行采用的方式也是驾车。这样看来，实在不行，也可以采取驾车方式穿越这段路程。
这就是敦煌城。距离此地东南方向不到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鸣沙山，当有人在上面行走时，脚底的沙子会发出神奇的鸣响。鸣沙山东麓像蜂巢一样遍布大大小小的洞窟，洞窟沿着山势有两层、三层，里面供奉着大量的佛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岩窟群，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千佛洞。至于所谓的雷音寺，到底是指整个千佛洞的总称，还是单指其中的主要场所，就不得而知了。
总的来说，位于西域一带的石窟既有别于印度阿旃陀的那种僧尼道场窟院，也不同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那种在石龛中直接凿刻佛像的方式，而是基本上都像千佛洞这样，通过佛教塑像装饰洞窟，并在洞壁上涂上壁画的庄严场所。
其中，此处的千佛洞又为个中翘楚，最是金碧辉煌。随着探险队每一次造访后在国际上的口耳相传，千佛洞早年间便已名声在外，广受赞誉。这种现象的出现，或许也与清代《西域水道记》这类地理书籍的早期介绍有关吧，《西域水道记》中就有关于千佛洞的记载。
主人从一旁的书架上取下十余册袖珍本大小的唐本，麻利地从中取出一册，仿佛抖落灰尘似的在膝盖上轻轻拍了拍，而后俨然学者查阅词典一般，不用寻找翻页，直接找到那篇文章让我看：
鸣沙山东南面有一条河叫党河。这座山位于敦煌县城东南面四十里处，又名沙角山或者神沙山，整座山都由沙子堆积而成。其山“峰峦危峭，逾于石山，四周皆为沙垄，山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吹风，辄复如旧”，此山的神奇之处，从它的名字“鸣沙山”就可以看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的东麓还有一座雷音寺，倚山而建。鸣沙山崖壁坚凝如铁，却开凿出高矮不一的佛龛数以千计。然而经年累月，在经历兵灾火焚后，又在砂石重压下渐渐倾颓倒塌，台阶亦多有断裂。
进入洞窟，只见其内诸佛宝相庄严，满目金碧辉煌，故此又被称为千佛岩。“莫高窟前，侧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盖碑创于前秦。彼土耆赵吉云，乾隆癸卯岁，岩畔沙中掘得断碑，有文云‘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立’。旋为沙所没，《李君碑》即修乐僔功德也。”
我读到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吧，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对敦煌郊外的鸣沙山、在此山腹地依山而建的千佛洞，以及莫高窟石碑就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在继续接下来的叙述前，如果没有掌握适当的知识为前提，将会在理解上非常被动，因此我对各个国家的探险队获取的原著典籍做了一个概览。
《西域水道记》编辑于清代，是一本内容上佳、极为难得的地理读本。我把它放在案头时常拜读，每次都感觉就像到中国腹地游历了一番。
前面，在对敦煌的解说中，我们了解到，从这里出发去往的西北一带，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亚，作为曾经西域的一部分，如今的新疆境内，是少雨的沙漠地带。一两千年前，古代文明没落之后，便被埋进了滚滚黄沙，所以不少地方就像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一样得以原样保存下来。
到了19世纪末，欧洲列强把目光投向了这片区域并开始盗掘文物。在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间里，这里彻底沦为列强竞相抢夺的争霸场。那时候，每年都有来自欧洲几个国家的探险队，在这片区域的某个地方挥舞着锄铲盗挖文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军官鲍威尔受政府派遣，前往新疆的库车进行调查时，偶然在一处古代遗址中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古经贝多罗叶写本，这就是所谓的“鲍威尔写本”。
鲍威尔将贝多罗叶写本带回印度，经知名印度学者霍恩雷认定，这是孔雀王经，它比保存在日本法隆寺、粘贴在折纸上的、当时认为最古老的贝多罗叶还要古老得多，是一批旷古珍宝。就像拿破仑发现罗塞塔石一样，这一意外的发现立刻在欧洲的东方学界引起了轰动。这是发生在1890年，也就是明治二十三年的事情。说句题外话，在现在的京都大谷大学里，还收藏着这位霍恩雷博士的藏书。
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库车的反方向，也就是塔里木河流域南部的和阗（和田的旧称），再次发现了古梵经。据说这是更为古老的《法句经》残本，因此引发了更为疯狂的盗掘热潮。俄国专门命令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大力收购古老的贝多罗叶、经本以及各类出土文物等。英国人也不甘落后，同样命令驻喀什领事马卡尔特尼大肆收购古文物。
此外，一些外国传教士也开始参与收集古文物。很快，英国、俄国、法国等西方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下建立了几大中亚出土文物收藏馆。
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当地人也学得聪明起来，将一些赝品夹杂在文物中以次充好。这让西方各国认识到，这种间接的收购方式已经难以收获到有价值的宝物了，他们决定换一种方式。
俄国的克莱门茨最先组建了一支所谓的学术探险队，于1898年在高昌旧地，也就是现在的吐鲁番地区，开始进行文物发掘。这是西方首次对西域文物进行的直接发掘。
后来，依旧是俄国人牵头倡议，成立了类似中亚学术探险国际联盟组织，由此揭开了各国竞相向此地派遣探险队的序幕。
英国斯坦因的首次探险以和阗为中心。俄国人的第一次探险由格伦威德尔教授带队，主要以库车和吐鲁番为中心；第二次探险由勒柯克教授带队；第三次探险仍由格伦威德尔教授带队。此外，俄国的奥登堡教授也带队前往发掘。就这样，各国列强竞相前往，大家全都斩获颇丰，写出了非常优质的报告。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像格伦威德尔这种有点自吹自擂的人物。不过，这点瑕疵在当下根本无伤大雅。就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发掘热潮中，由斯坦因主导的第二次大探险粉墨登场，时间跨度刚好是日俄战争次年的1906年至1908年的三年时间。
故事讲得稍微有点复杂了，不过这些都是必须要介绍的内容，所以也没法顾全那么多叙述的顺序了。听起来有些残忍，但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西域包括敦煌这块交通极为不便的偏远土地，突然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和兴趣。这里埋藏着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宝藏，这些欧洲人却肆意地盗挖、随意地搬走。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窥见并想象，体面堂皇的中国文化是如何陷入被堂而皇之地掠夺分割之境地的。
当时在欧洲掀起的这股东亚探险潮热度惊人，甚至有好事者将这里选为自己的蜜月旅行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虽然虎口夺食并不容易，但是当时日本也在列强环伺中分得了一杯羹，不得不说，在这一方面，当时日本也有先驱者。当然，这是后话。
那么，背景就先介绍这些吧。大家可以一边阅读一边对照地图，顺便再找一本斯坦因的书看看千佛洞的远景。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敦煌故事的主体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