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绝世珍宝：楼兰经。它出土于那个被中亚的黄沙湮没而销声匿迹，又因世界级探险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发现而蜚声世界的楼兰古国。
“虽然它已经面目全非，只剩短短十行，却是世界上有纪年的最早的写经。这里出现的‘甘露元年’是三国曹魏时期的年号，距今约一千七百年。
“如君所见，它的书写字体为汉代的古隶，由一种类似于鹅毛笔的粗毛笔写成，字迹略略倾斜，犹如雨丝飘落，运笔看似随意，其实如静水流深，需要有厚积薄发的功力。仔细品味，便能体味到古人所特有的一种天然畅快之美，看不出一丝矫揉造作。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字的。”
楼兰古经的主人用手捻着嘴边恣意生长的白须，眯起了眼睛，仿佛沉醉在古人的世界。他不经意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微微点着头，好像在说自己已经鉴赏过了，眼前折本里贴着的残卷，的确是无上珍品。
残卷上，虽然文字勉勉强强被保留了下来，但两边已经被腐蚀成了锯齿状，十分破旧。一行行文字被小心翼翼地粘贴在薄薄的折子本上，每行大约十个字。虽是佛经，也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等常见的庄严辞句，却丝毫没有《天平写经》文字里那种郑重其事、一笔不苟的压迫感，相反，眼前的文字里洋溢着天真与烂漫，让人忍不住联想起飞鸟大佛那古朴的微笑，让人觉得豁然开朗，似乎是将微妙的佛理藏在广袤的天地间。
我出神地望着眼前的古经，只觉得古代独有的美感扑面而来，我甚至觉得，那个抄经的古人和他生活的时代与我近在咫尺。
看着看着，我突然发现在卷首下方有两个非常漂亮的红色阳文钤印，其中一个有些地方已经破损，却还能辨认出是“孔固亭”三个字。我指着这三个字询问古经的主人，他笑着答道：
“啊，这是别人送给我的。很久以前，它的主人是林大学头，后来几经辗转名家之手，才到我这里。‘孔固’应该是《尚书》里面出现的词句。最后被我这个耳垢栓塞的老头子收藏，也应该算是天意吧！哈哈……”
“孔固亭”旁边印写的是“唐经所藏印”，其中有一个字没办法辨认，应该是中国古代某位著名收藏家所盖的珍藏钤印。日本将唐代及以前的写经都一律称为“唐经”，说来有些奇怪。
我毕恭毕敬地将折本合上，发现折本封面是一种丝织品，上面织着的图案是盛放的兰花，旁边有一只银色羽毛的鸟儿振翅欲飞。这幅工笔花卉看上去颇有明治时期的风味，我不禁暗暗揣想它究竟出自哪位大师之手。古经主人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主动解释道：
“这种丝织品叫作缂丝，翻译成日语就是‘缀锦’。宋明时代在中国本土非常流行。虽然这种丝织品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晚于写经的时间，但在中国种类繁多的丝织品中，它仍可以算是精品。”
这个薄薄的折本只有三页，上面也仅仅贴了十行文字，但此刻在我手中却如有千斤之重。我满怀虔诚，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已有虫蛀痕迹的桐木箱中。
这天下午有台风警报，门外的天空时晴时阴。说话间，一阵瓢泼大雨倾泻而下，屋外小树林在雨中摇来晃去，窗户上的玻璃也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桌子的一角画出了一些不规则的光斑。
栖息在庭院中的蝉们也一齐鸣叫起来。午睡的人恐怕都要被这大合唱吵醒。然而，这位有些耳背的老人似乎并没有被屋外的喧闹所打扰，仍然静默如一座雕像。或者说，不仅蝉鸣声、风雨声无法扰乱这位老人的心神，就连当今险恶的形势都不能打破他内心的平静。
如今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直到今天，他还在孜孜不倦地著书作画，然后用自己得到的润格买古代佛像，买碑碣，买古钱币，买砖瓦，买画像石，买铜器、玉器，买古镜、铜印，买古瓶，买武器，买古砚，买中国墨，买写经拓本、法帖……他已经拥有上万件藏品，其中不乏商周时期的藏品，这些藏品有一个共同点——都有文字，通过它们，后人可以一窥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主人的财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但他辛苦收藏的这些藏品却会被保存下来。古经主人在自己的宅邸中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小型博物馆，置身于自己穷尽一生心血收集来的古董文物中，远离世间一切世俗纷扰，数年前染上的耳疾亦成了他在现实中最有力的隔音屏障。
我坐在这家小博物馆的一间不知是图书室还是接待室的房间里，四周被塞得满满当当，没有一丝缝隙。桌子对面就是那位悠然自得、神采奕奕的老人，气色比青年人还好。在漫长夏日里这个阴晴不定的午后，在我想要和人聊聊的时刻，这个老人用属于古代的沉静浇灭了我心中那份现代的浮躁。
没有访客，四周寂静无人，玻璃窗外面的女侍者倚着桌子，身体一动不动，不知是醒着还是睡着了，宛如南画中的人物。
玻璃窗外面的小树林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这是唯一在活动的事物。陈列架的下方静静地排列着六朝和百济的佛像，相比之下，树林就显得有些吵闹。但其实树林里连一只苍蝇都没有。
或者，就连苍蝇都对这种宛如古代的沉寂避之不及，但我却像这位老者一样沉浸在另一个时空：因一方断碑上的墓志铭为古人黯然神伤，在一颗铜印的抓手上感受古人的手温，透过一个古瓶上的文字想象两千年前的人提笔挥毫的场景。
不知道是不是古经主人感应到了我的心思，正在整理板瓦的他突然停了下来，指着一块三尺（约90厘米）长、刻有“急就章”字样的板瓦说道：
“这是中国最早的字典，相当于日本以前的《节用集》。像这样，每块板瓦上刻着十几个或者二十几个字，既可以教人识字，又可以用作练字时的范本，这种做法实在高明，比老师逐字写在黑板上又多了几分妙趣。前些年来我这里参观的一个法国人伯希和，一位东方学者兼探险家，也曾被它深深折服。”
随着主人的解说，我眼前浮现出两千年前的孩子们像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张着嘴跟着老师读“急、就、章”的情景，耳边仿佛也听到了那美妙的童声合唱。
的确，这座万籁俱寂的小博物馆里，一切物件都不是没有生命的静物，我甚至忍不住想，倘若在这里住上一宿，夜幕降临之后，会不会有古代的各方魂灵聚集到这里，讲述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吓得人整晚不敢合眼。果真如此的话，主人算是找到了一位很好的听众，而我也找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清谈之友。
这样想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古经主人刚才从展示架上取下的那只博山炉里似乎还留着两千多年的香气，而且越是这样想，香气就越发浓烈。
古经主人的声音在身边缓缓响起：
“我原以为像伯希和那样有名的教授肯定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学者，应该就像大学问家列维那样有着飘逸的白须。然而当我见到他时才发现，他才刚刚五十出头，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说起来应该是1908年，也就是明治四十一年的事情。在那之前，英国的斯坦因爵士带回去大量珍宝，于是伯希和去了敦煌的千佛洞，发现了极为珍贵的经卷和其他文物。在回程时，他特地去了北京，打开珍宝箱的盖子，将自己携带的珍品展示给中国学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推算起来，他那时候也还只是一个刚刚三十岁的青年。见面之后，发现他那么年轻，这着实让我十分意外。
“虽然后来日本的立花也是刚满二十岁就投身于千佛洞的研究，但无论怎么说，伯希和也算是当时东方学者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伯希和从那些被完全不认识汉字的斯坦因爵士翻拣得七零八落的经卷中挑选出了四五千卷经卷，十分令人佩服。
“我也向伯希和先生展示了楼兰经，他也被这古老的经卷所震撼。伯希和本就是敦煌学大家，所以我也没有再向他展示其他的藏品。说起来，我收藏的敦煌写经有一百五十本左右，而且基本上都有年号。当初买下来的时候，它们的价格就已经相当高昂了，但起码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勉强买得起，而现在它们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对了，当初这些经卷的价格从一卷五六百日元到一卷一万日元不等，而斯坦因最初从千佛洞的住持王圆箓手中买下了整整二十四箱写经，其中不仅包含汉文的写经，还有用梵文、藏文以及其他西域文字书写的经卷。此外，还有五箱绢画、丝织品、佛像等，共计二十九箱。换句话说，他仅用了不到十锭马蹄银，就买走了足足需要一整个沙漠商队才能运走的宝贝，着实让人震惊。按照当时的行情来换算，他用不到一千日元就骗走了这些宝物，简直是匪夷所思。
“想必你应该也听说过这些事情吧。什么？你竟然不知道！那正好，我正有意晾晒经卷，接下来我就把你期待已久的敦煌写经从书库里拿出来，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我给你讲敦煌的故事。那里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化侵略战场了吧。这也算是20世纪的独家新闻了。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帮我个忙。因为门实在是太重了。”
我跟在古经主人的身后，帮他打开了旁边书库那扇相当沉重的大门。进入书库后，古经主人把五六个箱子叠在一起，将它们抱在怀中，笑眯眯地走了出来。“应该不会受潮吧”——我这样思索着，然后小心地把门关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房间。
箱子中的经卷有的已经裱褙好了，那些尚未裱褙的经卷则包着一层和纸，上面捆着细绳，看上去稍显草率。每个箱子里只放了七八本经卷，所以空间绰绰有余。
“光是这样的敦煌写经我手里就有近二十箱。”
主人有些得意地望向我，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表情，然后打开和纸，取出一卷写经递给我。我迅速地将经卷铺开，快速地浏览了一下全卷的内容，发现卷尾写有“天和五年”，这是六朝时期的年号，另外还有几个小字，是一个不知名的抄经僧人的名字。我用手感受着黄麻纸独特的纹理，暂不去考虑经文的含义，只是单纯地凝望着那优美而和谐、充满生命力的文字，听着古经主人讲述遥远的敦煌故事。
屋外又是一阵骤雨。但老人似乎并没有心思去理会一切声响，只专注于自己讲述的内容，完全不受外界干扰。所以，对于想要听故事的我来说，他是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讲述者。
在他的讲解中，我把他珍重取出的写经逐卷打开，再仔细卷好，不时抬起头看看他。听到精彩之处，我并不随声附和，而是轻轻地点点头，以此表示兴致盎然。老人每看到我点头，就仿佛放心了一般，继续他那长长的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