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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切都是在以后才见分晓的。将来的古怪行径的症状当时还是很轻微的。马雅可夫斯基朗读阿赫玛托娃[24]、谢维里亚宁、他自己和波尔沙柯夫的关于战争和城市的诗作,我们夜里离开友人家后所踏入的这座城市是战争大后方的一座城市。

我们在对于充满崇高精神的大俄罗斯来说永远是难考的交通和食品供应的科目上已经考得不及格了。早期投机倒把的幼虫已经从一些新词儿——单据、药剂、许可证和冷藏事业中破茧而出了。当早期投机倒把分子用火车车厢进行思考时,这些车厢日日夜夜在歌声的伴奏下急速地把大批大批精力充沛的本地居民运出去交换那些乘救护列车回来的残废居民。最优秀的少女和妇女们也纷纷去当护士了。

前线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地点,后方无论如何也会陷于虚假的地位,即使它没有另外设法制造假象,结果也是一样的。城市躲在空话的背后,像一个被捉住的窃贼,尽管那时还没有人去捉它。像所有的伪君子一样,莫斯科过着一种表面上已提高的生活,它是鲜艳的,不过这是冬季的鲜花橱窗里的那种不自然的鲜艳。

夜里,它好像是由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铸造出来的城市。城里所发生的那些事和这个声音所堆砌和抨击的那些事相似得如同两滴水。然而,这并不是自然主义者所想望的那种相似,而是把阴极和阳极、艺术家和生活、诗人和时代合而为一的那种联系。

莫斯科警察局长住在m家对面的一幢房子里。秋天,报名参加志愿兵所需要办的一项手续使我在那里连续好几天碰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好像也碰到过波尔沙柯夫。我们彼此都秘而不宣办这一手续的事。尽管有父亲的支持,我还是没有把手续办完。不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同伴们那时也都毫无收获。

说服我放弃从军念头的是舍斯托夫[25]的儿子,一个美男子,陆军准尉。他清醒而肯定地向我介绍了前线的情况,并警告说,我在那里看到的将只会是与我想要发现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次休假后不久,他在返回前线后的第一次战斗中就为国捐躯了。

波尔沙柯夫进了特维尔骑兵学校,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也应征入了伍,而我则在大战前夕的夏季那次免役后的几次体格复查中都获得了免役。

一年后我去了乌拉尔。在这之前我到彼得堡去住了几天。这里的战争气氛不如莫斯科的浓。马雅可夫斯基早就住在这里了,当时他已经应征入了伍。

像往日一样,首都热闹的交通被它那好幻想的、不会被生活需求所耗尽的广阔天地的慷慨气度掩饰得不大显眼了。街道本身的颜色就是冬季和黄昏的那种颜色,无须给它们的炽烈银光添上很多路灯和白雪就能使它们驰向远处和尽情嬉戏。

我和马雅可夫斯基在利季约区闲逛,他迈开大步践踏着街道的里程标,我一如既往地对他能当配角和成为任何风景的画框的能力感到万分惊奇。在这一意义上,闪闪发光的灰色彼得堡比莫斯科更与他相般配。

这是他创作《脊柱横笛》和《战争与世界》的初稿的时期。那时候他那本橘黄色封面的《穿裤子的云》已出版了。

他给我讲他带我去见的那些新朋友的情况,讲他结识高尔基的经过,讲社会题材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渗进他的构思,并使他能以新的方式在固定的时间里定额均匀地工作。就在那时候我初次造访了勃里克家。

把我对他的想法安放在《上尉的女儿》的半亚细亚式的冬季景色中,安放在乌拉尔山区和普加乔夫[26]的卡马河[27]畔,都要比安放在两个首都里更为自然。

二月革命后不久,我回到了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从彼得堡赶过来,并在斯托列什尼柯夫胡同下榻。早晨我到旅馆里去看他。他起床,一边穿衣,一边给我读《战争与世界》的新篇章。我没有多谈我的印象。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反应。此外,他对我有多大影响,他心中是有数的。我开始谈论未来主义,并且说,要是他现在能公开声明让这一切都去见鬼吧,那就太好了。他笑了,差不多是同意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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