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并不总是在革新派的陪伴下到m家来的。有一位诗人常常跟随着他，这个人光荣地经受得住那种通常指的与马雅可夫斯基为邻的考验。在他身边看到的许多人中，波尔沙柯夫是我毫不勉强地把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并列在一起的唯一人选。我可以在任何排列中听他们两人的诗作而无损于我的听觉。正像后来他同终生朋友莉·尤·勃里克[23]的更牢固的紧密结合一样，这一友谊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它是很自然的。跟波尔沙柯夫在一起，不必为马雅可夫斯基揪心——他不会出格，不会做出有损于自己的事。

他的好感通常却会使人困惑莫解。这位诗人具有强烈得惊人的自我意识，在揭示抒情诗的要素方面走得比任何人更远，并以中世纪的勇气使这一要素贴近诗歌用近乎于宗派主义的视为同一的语言极力加以修饰的那个主题，但是他也同样广博地接住了另一个更具有地域性的传统。

他看到自己的脚下有一座城市，它是从《青铜骑士》、《罪与罚》和《彼得堡》的底部逐渐在他脚旁升起来的，是一座披着薄纱的城市，这层薄纱毫无必要地被含混地称作俄国知识分子问题，实质上这是一座处在对未来作无穷猜测的思绪中的城市，一座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前途未卜的俄国城市。

他紧抱着这种设想，并怀着这些深远的自省，像忠于职责一般地忠于自己那个偶然形成的、仓促地组成的和永远是平庸得有失体面的小圈子的一切侏儒式把戏。他对真理具有一种近乎于动物般的向往，却让一些任性的小人、一些具有虚假名声和虚伪追求的人簇拥在自己身边。还是说出要点吧。他自始至终一直都在运动老将们的身上寻找某种东西，可是他本人却早已永远摈弃了这场运动。这大概是一种致命的孤独状态的后遗症，这种孤独状态是一下子确定下来的，以后又被迂腐地自愿加深的，而迂腐有时会使人的意志朝着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那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