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节和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自己的诗歌习作看成是一个不幸的弱点，也不期待其中有任何佳作。有一个人，名叫谢·尼·杜雷林，他那时就用自己的称赞支持过我。这是因为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同情心。别的朋友已经把我看成是一个几乎已立稳脚跟的音乐家了，所以我细心地把青春期的这些新的征候瞒着他们。

然而，我却热情认真地攻读哲学，因为我认为未来事业的开端可能就在它附近的某个地方。我们班上读的课程范围就像授课方法一样与理想相距甚远。这是已过时的形而上学和羽毛未丰的启蒙运动的奇特混合体。这两种思潮，为了和谐相处，各自放弃可能还是属于它们的最后一点残余的想法。哲学史变成小说文学式的说教，心理学则退化成小册子风格的肤浅思想。

像什彼特[23]、萨莫索诺夫和库比茨基这种年轻的副教授无法改变这种风气。然而也不能埋怨年长的教授们。他们受制于在当时已露出苗头的必须把课讲得极其通俗易懂的要求。扫盲运动正是在那时开始的，而它的参加者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有点知识基础的大学生只好努力自学，越来越依恋于模范完美的大学图书馆。学生们的好感分属于三个人。大多数人倾心于柏格森[24]。格丁根的胡塞尔[25]学派的门徒则在什彼特身上得到支持。马尔堡学派的追随者们没有领导人，他们自行其是，结成一些始于谢·尼·特鲁别茨科依[26]的个人传统的偶然的分支团体。

年轻的萨马林是这个圈子的一位优秀人物。他是俄国最佳的过去的直系后裔，此外还靠不同等第的亲戚与尼基塔大街拐角处的一幢大楼本身的历史有联系，一学期两次地出席随便哪一个讲习班的另一种聚会，就像一个已独立门户的儿子按时要回到父母家里去参加一次家庭团聚的午餐会。这个又高又瘦的怪人走进会场，东张西望地寻找座位，从而使学术报告人中断发言，使会场变得鸦雀无声，而他自己也因此而感到很尴尬，直到他踏着咯吱咯吱作响的台阶走上梯形教室的半圆形木板听众席，并坐到最边上的一张长凳上为止。然后，只要一开始讨论报告的内容，刚才如此费劲地被拖到天花板下面的全部轰隆隆和咯吱咯吱的响声便会以焕然一新和令人认不出来的形式回到下面去。责备过报告人的第一个失误后，萨马林会从那儿抛出即兴地引自黑格尔或者柯亨作品的某个论点，让它像一只球似的沿着大抽斗式的有棱角的台阶滚下去。他心情激动，说话时会吞掉一些单词，但声音生来就很响，从童年到断气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平稳的音调，既不会低声细语，也不会大声吆喝。他发不出颤舌音，这一点总是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血统关系。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有在重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我才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并在聂赫留道夫身上又看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