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叙述涉及了音乐，但是我并没有提出什么是音乐，以及是什么原因使我喜欢上音乐的这个问题。我之所以不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在三岁时的一个夜里醒来后发现整个视野已提前十五六年沐浴在音乐的光辉之中了，因而也就没有机会去感受音乐的问题，而且还因为音乐现在与我们的主题再也没有关系了。然而，那个问题主要是在艺术方面，在整体而言的艺术方面，换句话说，是在诗歌方面，却是我所回避不了的。我既不会从理论上，也不会以足够概括的形式去回答它，但是我要讲的许多话都将是我能替自己和自己的诗人对它所作出的回答。

太阳是从邮政总局后面升起，然后滑过基谢尔尼大街，降落在涅格林卡区[13]的。把我们住的半所房屋镀成金黄色以后，它从午饭时起渐渐转到餐厅和厨房里去。我们的住房是公家的，房间都是由教室改建的。我在上大学，读的是黑格尔哲学和康德哲学。那时候在与朋友们的每次会晤时大家都会陷于绝望之中，不是这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都会发表一通新产生的灵感。

大家经常在深夜里互相唤醒。这样做似乎总是有迫不及待的正当理由。要是被唤醒的人正在做梦，他会感到羞愧，因为他会觉得做梦是无意中被人发现的他的弱点。然后，我们会立即动身，像到隔壁房间去一样，到索柯尔尼基区[14]去，到雅罗斯拉夫铁路的道口去，从而把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不幸的家里人吓得心惊胆战。那时我正跟一位富家姑娘相好。大家都清楚我是爱她的。她只是抽象地、挂在嘴上用更加让人睡不着的虚与委蛇的话说说而已地参加这些夜游。当时我给人家上几节收费很低的课，为的是不向父亲讨钱。每逢夏季，家里人出去避暑，我就留在城里靠自己挣的钱过日子。我靠节衣缩食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幻想，其结果是我的生活里又增添了饥饿，并在空荡荡的住宅里把黑夜彻底变成了白昼。我只是还在拖延与音乐的诀别，但它在我心里已经与文学交织在一起了。别雷和勃洛克的作品的深刻性和魅力不可能不在我面前展现出来。他们的影响与一种胜过简单的愚昧无知的力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十五年来，我为音乐而放弃了语言，这种自制行为注定会标新立异的，正如另一种残疾注定会演杂技一样。我和一部分朋友一起同“缪萨革忒斯”出版社有了联系。从别人的嘴里，我知道了马尔堡市的存在：柯亨[15]、纳托尔普[16]和柏拉图的作品取代了康德和黑格尔的作品。

我有意信手拈来地描述那几年的生活。这些特征我本来是可以再增加，或是用别的特征取代它们的。然而，上面列出的特征已经足以达到我的目的了。我用这些特征像在一张草稿纸上，大体上勾画出我当时的真实生活，然后立即就问自己：在哪里和由于什么原因从这一真实生活中产生了诗。回答这个问题我无须多费心思。这是我记忆犹新的唯一感受。

它是在我的回忆深处从这一连串断断续续地出现的特征中、从它们的不同发展进程中、从较因循守旧的特征的落伍和它们在后面堆积的沉渣中产生出来的。

爱情流逝得最为迅猛。有时候，当它在自然界的头脑中显露出来时，它会抢在太阳前面。但是因为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可以说，太阳虽然几乎是一直在跟爱情争高低，却经常占优势地在向前推进，在把房屋的一侧镀成金黄色以后，再着手把另一侧镀成青铜色，用一种天气取代另一种天气，并转动着一年四季的沉重大门。而其余的一连串征兆则是尾随其后，保持着不同的距离，缓缓而来的。我常常听到并非始于我的那种愁闷的唿哨声。这声音从我脑后袭来，既是在吓人，又是在求人怜悯。它出自于被甩掉的日常生活，不是在威胁说要刹住现实生活，还是在乞求人们让它归附于早已远远超前了的新鲜空气。在这一回顾中就包含着那个叫做灵感的东西。生活的那些最华而不实的非创造性部分，由于自己滚离得过远而在呼唤，希望人们特别关注它们。非活物之影响所及更为深远。这是静物画——画家们最喜爱的一个领域——的模特儿。它们积聚在生机勃勃的宇宙的最远处，并处于静止状态，却会使人们对宇宙的运动着的整体有一个最完整的概念，就如同任何一种在我们看来像是反差的极限。它们的布局就表示一条界线，惊讶和同情在这条界线外面是无用武之地的。科学在那里起作用，在探求现实生活的原子基础。

然而，正因为没有第二个宇宙可以让人像揪头发似的揪住现实的顶端，把它从第一个宇宙中拎起来，所以为了操纵它——这也是它自己所呼吁的，就要得到它的写照，就像受制于数量方面的单平面性的代数正在做这件事一样。但是我始终觉得这种写照好像是摆脱困境的办法，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一直认为目的就是要把被描写的东西从冷轴移到热轴上去，是要把过时的东西放出去追赶生活。我当时的见解与我现在的想法没有多大差异。我们描写人，就是为了给他们披上天气。我们描写天气，或描写与天气毫无二致的大自然，就是为了给它披上我们的激情。我们把平日生活曳进散文是为了写诗；我们把散文拖进诗歌是为了搞音乐。我就把这种行为最广义地称作为艺术——根据世世代代的人正在撞击的那只活生生的人类之钟所提出的艺术。

对城市的感受始终都与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地方不相符的原因就在于此。心灵的冲击一直会把它冲到被描写的背景的深处。在那里，云朵在呼哧呼哧地原地踏步，不计其数的炉子喷出的烟推开重云，横悬在空中。在那里，倒塌的房屋的台阶埋入雪中，宛如一排排地泊在岸边的船只。在那里，纵饮无度的生活正在用沉静的吉他木片翻修苟且度日的可怜的丑相貌，端庄持重的妇女快要在酒瓶旁被煮熟了，她们满脸通红地搀扶着摇摇晃晃的丈夫走出门来，冲到夜间汹涌而至的马车夫行列之下，像刚刚爬出蒸汽腾腾的浴缸，走进澡堂的凉爽的桦木穿衣间。在那里，有人服毒自杀，有人点火自焚，有人泼硫酸给情敌毁容，有人身着缎子衣服去举行婚礼，有人踱进当铺去典当皮裘衣服。在那里，我教出来的留级生在等我来上课，摊开着书本，坐在那里摆出一副干巴巴的嬉皮笑脸，彼此偷偷地眨着眼，充分显出低能的模样，像一棵棵番红花。那里还有一所半遭人唾骂的灰绿色大学，它那上百间的讲堂一会儿发出嗡嗡的嘈杂声，一会儿又变得鸦雀无声。

教授们让眼镜的玻璃镜片在怀表的玻璃表面上一滑而过，然后抬头倾听下面的齐声回答，仰视天花板的拱顶。学生们的头便脱离制服的上衣，像成双成对的朋友似的靠长长的细绳悬挂在绿色灯罩的旁边。

每天我都好像是从另一座城市来到这座城市似的，在这些休闲时刻里我的心跳总会加剧。如果那时我去看医生，他定会认为我可能是害疟疾。然而慢性急躁症的这些发作，用奎宁是治不好的。这种古怪的汗是由这些大众的改变不了的粗糙性、他们没有被任何东西从内部消化掉的浮肿的直观性所引发出来的。他们活着，并走动着，活像是在摆姿势。要是把他们合并到一个居民点里，那么他们中间便会在想象中耸立起一根传播流行的注定结局的天线。寒热病正是在这根臆想中的天线杆的底座旁边降临的。它是由这根天线杆输向另一极的电波所引起的。在与远处的那根天才天线杆交谈时，这根天线呼唤那里的一位新的巴尔扎克到它的乡里来。可是只要稍稍远离一点这根不祥的天线杆，心里马上就会有短暂的平静降临。

譬方说，我听萨文[17]的课就不会发冷发热，因为这位教授算不得是个怪物。他讲课确有才气，这才气会随着课程的发展而增长。时间对他并不抱怨。它并不急于冲出他的论点，没有跳着跑到通风口里去，没有慌忙地朝门口奔去。它没有把炊烟吹回烟道，从屋顶滚下来以后也没有抓住飞驰到风雪中去的电车挂车的挂钩。不，时间一头扎进，同时也随身把我们带进英国的中世纪或罗伯斯庇尔的国民公会，而与我们一起被带进去的还有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大学的直抵屋檐的高大窗户外面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我住在一间带家具的收费便宜的客房里，健康情况依然良好。同住的有几位大学同学，我们在那里教一群成年学生。这里没有一个人显示出是才华横溢的。然而，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不奢望从任何来源获得遗产，所以他们才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地去摆脱生活打算把他们钉在其上的那个死点。就像其中有人被留在大学里的那些教师一样，他们对于自己的职称来说是不大有代表性的。小官吏和办公室职员、工人、仆役和邮差都到这里来上课，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另一种人。

置身于这些精力充沛的人们中间，我不会发冷发热。在少有的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我经常从这里顺路拐到邻近的一条胡同里去，那里的兹拉托乌斯特修道院的后院厢房里群居着一些花匠。那些在彼特罗夫卡[18]零售鲜花的孩子们就是在这里买进各种各样的里维埃拉[19]花卉的。批发商从尼斯[20]订购花卉，在他们的地盘上无须花几文钱就能买到这些名贵花草。在新旧学年交替之际，我会在一个美好的夜晚忽然发觉，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灯下上课了，三月里的明媚黄昏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光顾我们上课的那些肮脏的客房，后来在课后根本就不肯在旅馆门口多滞留一会了，——每到这个时刻我就特别想要到花商那里去看一看。走出家门口，街道马上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不是像往常那样压得低低地披着冬夜的头巾，而是微微嚅动着嘴唇在叙述一个枯燥的故事。春风时断时续地吹拂着坚实的路面，发出阵阵沙沙声。好像披上一层真皮似的胡同在瑟瑟发抖，它等第一颗星已等得不耐烦了，然而贪婪而闲散得出奇的天空却令人难忍地拖延着星星的出现。

走廊里气味很难闻，空箩筐堆得快要碰到天花板了，箩筐上贴满了外国邮票，邮票上盖满了名气很大的意大利城市的邮戳。门上蒙着毡子，房门打开时便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一大团热气滚出了门外，像是有人要出来方便一下似的，从这团热气中已经可以揣测得出一种极其令人激动的情景。穿堂对面，在逐渐变低的上房深处，一群卖花小孩挤在一扇古代要塞才有的那种小窗前，接过如数清点的货物，把它们塞进箩筐。在同一间屋里，老板的几个儿子在一张宽大的桌子旁默默地开拆着刚刚从海关运来的包裹。对折得像书本似的橘黄色衬纸下面，露出了芦苇编的新盒子。紧靠在一起的冰冷的三色堇是整块整块地取出来的，很像是一层层蓝色的风干的玛拉加[21]酒坯。它们使这间很像看门人住的房间里充满熏人欲醉的芳香，从而使黄昏前屋里的朦胧光柱和地上的阴影看上去都像是用湿润的深紫罗兰色的草皮裁剪出来似的。

然而，真正的奇迹还在后头。老板走到院子的尽头，打开砖石结构的贮藏室的一扇门，抓住地窖的盖环，提起窖盖，于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就在这一瞬间令人眼花缭乱地变成了现实。在干燥的地窖底部像太阳似的间断地亮着四盏扁球形的“闪电”马灯，按色泽和品种挑选出来的一束束热气腾腾的红牡丹、黄雏菊、郁金香和银莲花在大木盆里盛开怒放，像是在同灯光较量。它们在呼吸，并感到激动，活像是在相互竞争。全部被软刺串在一起的湿漉漉的茴芹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它像浪潮一样猛力冲掉了金合欢的含花粉的芳香味。这是像冲淡得发白的露酒似的水仙在散发清香。但是在这场像狂风暴雨般激烈的争奇斗艳中获胜的却是紫罗兰的黑色蝴蝶花。它们是深藏不露和疯疯癫癫的，像黑多白少的眼珠似的，用自己的与世无争态度引人入迷。它们那甜滋滋的清香从地窖底部升起，并填满了宽阔的入口。嗅到这气味后，胸口会发闷，就像患上胸膜炎似的。这气味会使人想起一种东西，接着便会消逝而去，让人的意识受到愚弄。看来，促使它们每年都要回归的土地概念就是春天的几个月份根据这种香味得出来的，有关得墨忒耳[22]的希腊神话的源泉也离此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