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写道：“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10)这当然有特定的历史规定性，但是从哲理上来讲，也适用于中国皇帝。故在这里，加以套用。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五千年前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中国奴隶制时代国家政权的形式是分权制，或称“封建制”。实行分封土地，在封地上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封国，各个王国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臣民，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权系统，主位世袭，自己任免属下官吏。实权在下、虚权在上，凌驾于各个封国之上的天子，只是名义的共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不过是名义共主权力的体现而已。实际上，各个封国与共主之间关系是松散的。由于封国势力的强盛和共主权力的衰落，封国或者“末大不掉”，或者“问鼎”于共主，或者彼此纷争混战。历史上的春秋战国(11)时代就是如此出现的。

平王东迁后，统一的西周王朝统治分裂了，出现了齐、晋、楚、秦等国争霸的局面。据鲁史《春秋》载：224年里，列国间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凡450次，总计933次。

打仗是一种军事掠夺，朝聘盟会是一种以军事为后盾的掠夺。大国讨伐小国，井被填塞，树被砍断，禾麦被收割，车马被掠夺，男女老少被俘为奴隶。朝聘必需的贡品，是麋鹿皮、虎豹皮、丝织物、马和玉，以及其他珍奇异物。霸国利用各种名义勒令小国贡献。有时贡献一次，要用一百辆货车，一千人护送。战争和朝聘盟会是浩劫，将人民洗劫一空。

假如说春秋时期的战争是大国兼并小国或者大国争吞小国的战争，那么，到了战国时期则是大国之间为了统一天下而进行的统一战争。人民渴望摆脱分裂混战的灾难而希望统一，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主宰天下的权势欲而希望统一，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墨家、法家无不主张统一，所不同者，只是各家所讲统一的内涵不一样。

孔子所讲的统一是回复到西周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的统一。墨子所讲的统一是回复到大禹时兼爱非攻的统一。法家所讲的统一是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的统一。从政权形态角度来看，撇开墨家的回复远古的空想不谈外，儒家追求的是统一的君主专制（不是集权）政权；法家追求的是统一的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两家所宣扬各自所主张的统一能避免分裂混战局面的出现。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很为秦王政所欣赏。当秦王政看到韩非所写《孤愤》《五蠹》篇，他很感叹地说：“我能看到这个人，并与他在一起，死无恨矣！”(12)这就说是韩非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折服了秦王政，他愿为这个理论付诸实现而献身，秦王政的政治实践亟需相应的理论指导，而韩非恰恰满足了秦王政的要求。两者相通，如鱼得水，一拍即合，一合即欢，绝非偶然。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划时代的历史任务，建立什么形式的政权的问题提出来了。为此发生了一场辩论。丞相王绾向秦始皇建议说：“既各诸侯国已经被统一了，燕、齐、荆等地边远，不立诸子置王于这些地方，就难以镇守。”(13)王绾意在言中，是要恢复西周分封制（即分权制）。这显然不符合秦始皇的初衷。他不便于马上表态，所以，下令召集“群臣”廷议，绝大多数的人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唯独廷尉李斯表示异议，他说，西周王最初分封同姓子弟“甚众”，后来日子长了，骨肉之情不仅疏了淡了，而且彼此之间相攻如“仇雠”，周天子也制止不了。现在好不容易统一了，各地设立郡县，不给“诸子功臣”裂土封侯，只是给以“公赋税重赏赐”而已，这样天下容易控制，得以“安宁”。秦始皇很赞赏李斯的见解，他说，以往“战斗不休”使天下人“共苦”之，是何原因呢？就是因为分封了许多“侯王”，如今已扫平了诸侯王，取得初步的安定，又要恢复分封制，等于是培植分裂混战的势力，要“求其宁息，岂不难哉”！(14)

是建立集权制好，还是建立分权制好？不仅古人争论不已，而且今人思索讨论它，还不乏其味。其实，实行分权制，未必如秦始皇、李斯说的那样危险，不然，为什么西欧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比中国还要快呢？实行集权制，也未必如王绾说的那样不好，不然，怎么古代中国经济文化会居于世界前列呢？这种历史选择不能用一时的利和一时的弊去评判。集权制是刚性的，它的积极作用大，消极作用也大，也可以说正因它先头的积极作用大，所以，它后来的消极作用也大。分权制是中性的，它的积极作用小，消极作用也小，也可以说正因它先头的积极作用小，它后来的消极作用也小。要我们选择，我们应该选择的既不是集权制，也不是分权制，而应是集权制与分权制相糅合的一种制度，然而，我们毕竟不能替代古人的选择。

秦始皇和李斯做了这种选择反映他们那个时代人的一种认识，有它的必然性。由于秦始皇和李斯是秦王朝的最高决策者，所以，他们能力排众议，把自己的主张化为不可违抗的国策，推行全国。假如秦始皇、李斯与王绾等人换一下位子，也许分权制就成了普遍推行的国策，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真的如此，中国古代史面貌又是另一个样子了，这就有偶然性了。总之，那时的人对300多年来的分裂混战的局面深恶痛绝，希望根绝这种局面，使之不再发生的心情太急切了。所以，集权制战胜了分权制。

集权与专制，容易被混而一地使用，其实，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君主专制，而又主张分权，岂不是将专制与集权略加区别了吗？但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将专制与集权联系在一块，他们所讲的君主专制就是君主集权，而强调集权从实质上就是强调君主专制，可以说，韩非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是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秦始皇是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制度化并加以实施者。秦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括了以下三点：第一，皇帝独裁制，一切臣下都是听命于皇帝的仆役；第二，郡县制，区别于分封制，将财权、军权、司法权收归中央，防止地方权力过大；第三，任免制，除皇位世袭外，其他官员都不得世袭，中央重要官职及地方主管都由皇帝任免。其中，中心点是皇帝独裁。其他一切制度规定，都是为了保证皇帝独裁的实现。秦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虽然不完备，但它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雏形，以后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都是在此基础发展起来的。

后来，法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与儒家的礼乐思想结合起来。儒家认为，礼是区别尊卑的，乐是调节情感的，礼使人畏敬而不争，乐使人和亲而无怨，从而达到“揖让而天下治”(15)的目的。这样，就使得张牙舞爪、杀气腾腾的政权变得既庄严肃穆而又和颜悦色，以期达到人们既敬惧而又不憎恶的社会效应。草莽英雄刘邦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称帝时一切仪式从简，没有威严没有礼度，镇不住场面，造成秩序混乱，“群臣”在酒席上“争功”，一边饮酒，一边吵闹，有的喝醉了狂躁乱叫，更有甚者还抽出刀剑砍杀，汉高祖刘邦对这种乱糟糟的场面不知如何是好。早已等待时机求进的儒生叔孙通急忙向汉高祖进言，他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我可以召集鲁诸儒生和我的弟子共同搞一朝拜仪式。汉高祖说：不要太复杂了，简单点。叔孙通说：我“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叔孙通带百余人按照所拟的仪礼练习“月余”，为指导“诸侯群臣”(16)朝拜做准备。

公元前200年10月的一天，在长乐宫正式举行朝拜。天还未亮，“谒者”出来主持仪式，将臣依次引入殿门。廷中排着车骑站着“戍卒卫官”拿着兵器，竖着旗子，传出一声“趋”，群臣随即疾行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依次站在西边，面朝东；“文官丞相”以下依次站在东面，面朝西。每一台阶数百人，郎官夹其两旁，执掌宾礼的官以备传递皇帝的旨意和臣下的禀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皇帝才“辇出房”，当皇帝一露面，百官执戟传声唱警，带领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的官员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仪式举行完了，大家都像喝醉了酒一样，殿下的爬在地上，殿上的“侍者”低着头不敢平坐而视。然后大家起来依次为皇帝敬酒祝贺。御史执法，如有的人举止违反了仪礼，当即带出。整个朝拜完毕，“无敢哗失礼者”。经过这一场按照叔孙通等人炮制的仪礼朝拜后，汉高祖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7)这就是礼乐壮皇威的好处。富人从平民中突出出来，贵人从富人中突出出来，最终，最高统治者从贵者中突出出来。秦始皇规定最高统治者号曰“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就是强烈地表达那种突出最高统治者至尊至贵地位的思想，那时秦始皇的朝拜已配有仪礼，而且比汉高袓还要繁，只是不见记载而已。

西汉群儒之首董仲舒，将“天”解释为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人受天命，皇帝则代表“天意”行使最高权力，董仲舒将儒学神化，也将皇帝神化了，使得至高至尊的皇帝带上了神圣的光圈，使他不仅令人敬畏，而且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神秘莫测的威严比凶相毕露的威严更加有慑镇力。

于是，皇帝就被塑造为操纵一切权力的凌驾一切人之上的有至高至尊威严的不可侵犯的神。古代社会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的一个神呢？因为需要它维持统治秩序。

荀卿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人能群”。(18)但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不能不争”，所以，凡人成群必有争，“争则乱”。(19)怎么使人群而不争不乱呢？那就要有“善群”的“君者”。(20)唐朝柳宗元承继和阐发了荀卿的思想。他说：“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焉。”假如说服不了，“由是君长刑政生焉”，即君者德教不行就行使政治强制。政权机构也是随着人群和斗争的扩大而扩大，“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21)柳宗元所说的这一过程表明天子（即皇帝）是在无秩序的纷争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又是结束无秩序的纷争的需要，一旦它产生了，它就代表着一种秩序。中国的古代皇帝代表着一种什么秩序呢？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