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 读书过多的三大害处
《资治通鉴》记载，南朝梁元帝萧绎自幼喜好读书，常令左右之人一起伴读，为此昼夜不绝、少有停歇。他曾说：“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以博览群书为荣、练兵讲武为耻。萧绎对于读书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即使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也仍手不释卷。正因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他写起文章来真是笔走龙蛇、一挥即就。在与幕僚谈天时，萧绎也常旁征引博，四处用典，赢得满堂喝彩。
在平定侯景之乱并登基为帝后，萧绎下令修筑文德殿，广泛收集全天下的图书典籍，以供日常阅览。《梁书》中记载萧绎著有《孝德传》、《注汉书》、《荆南志》、《老子讲疏》、《金缕子》和《筮经》等数百卷图书，虽然大多已失传，但单从书名来看，可以知道里面涉及了历史、地理、哲学和术数等多种领域的学问，真是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
然而，萧绎仅当了两年皇帝，就于公元554年兵败于西魏，国灭而身亡。在魏兵攻入江陵前夜，他命舍人高善宝尽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哀叹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被俘虏之后，有人问萧绎说：
“何意焚书？”他回答道：
“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便是著名的“读书误国论”。
读书人的烦恼：书是否读得越多越好？
什么是“读书误国论”？
“书生误国论”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读书误国论”却鲜为人知。梁元帝萧绎将自己治国的过失归咎于读书过多，认为读书无益于治国理政，而且读得越多，反而让自己变得越蠢。对此，人们都不同意，认为梁元帝不仅没有悔悟自己的无能，反而去怪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于是人们纷纷反驳说：“书何负于帝哉？”——也就是说“没用的是你，而不是书”。
对于这样的论调，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率先提出了反驳，他说：“此非知读书者之言”。认为那些说读书有益而无害的人，其实根本就没读过书，或者至少不懂得读书的道理。梁元帝的烦恼正是读书人的烦恼，这是不学无术者难以理解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说：
“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
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之间，他提出了一个辩证的观点，认为梁元帝之灭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读书，也不能简单地说与读书无关。书籍是一种工具，而任何工具都会有利与弊之两面。就如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工具，但谩骂也会造成隔阂；电灯是用来照明的工具，但灯光有时也会使人炫目。如果我们硬说“工具何负于人”，然后把所有问题全推到使用者的头上，而忽略对工具的改进，那么这便不是聪明人的想法了。
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书籍并非全都是有益而无害的，也不是读得越多越好。梁元帝用了一生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道理，许多人却反而嘲笑他糊涂，真是“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读书多的第一大害：
使人玩物丧志
梁元帝早年深信书籍是益人神智之物，故而讲究多多益善。在他所写的著作中，我们也能看出其文字功底之深厚，非博览群书者断不能写出如此佳作。但他的文章也有刻意显摆、追求骈丽的毛病，明明能简明扼要说清楚的话，非得要凑出个四六长短句的格式，过分地讲究押韵与工整，这种又臭又长的文体，不仅消耗了作者的精力，而且还使读者失去耐心。这对于无所事事的文人墨客，或者卖字为生的落魄秀才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日理万机的当朝皇帝也要这么夸示才学的话，将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在当时，梁朝遭遇侯景之乱，宗庙社稷岌岌可危，救亡图存之士日夜奔走，瞬息不能迟延。而萧绎却仍晨览夕披，手不释卷，聚客赋诗，讲论文法。置现实的安危于不顾，反而潜心于文墨之间，岂不谬哉？更为荒诞的是，魏兵东向之际，梁元帝居然还在龙光殿里聚众讲《老子》。武宁太守宗均飞书传报说魏兵将至时，他尚且不信，认为两国彼此通好，未有嫌隙，恐怕是误报。于是又继续讲论经法，并令百官身着戎装来听讲，以备随时作战。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文德殿，想要在有生之年将其全部读尽。但是他忘记了，自己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总领朝政的皇帝。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有着独特的嗜好，例如桀纣喜欢酒色、唐敬宗爱好马球、宋徽宗沉迷于书画、明熹宗醉心于木工，而梁元帝跟他们一样，只是他沉迷的事物是书籍而已。当读书成为一种嗜好后，书籍也就容易让人玩物而丧志。人们在疯狂地阅读中，将书本认作了目标，只想把它读完、并且认为读得越多越快就越好，却没有意识到书籍只是达到现实目标的一种工具而已。
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弄清楚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刷新阅读数据。
读书多的第二大害：
使人脱离实际
在古代，人们把读书人分为“章句之儒”和“经世之儒”。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鼎盛之时，“章句之儒”布满天下。他们一头扎入故纸堆里，从事考订、训诂与校对等方面的工作。专门考证古生僻字的读音，推敲古人写作的章法，辨析图书确切的年代。这些人读的书最多，用的功最深，也比任何脑力劳动者都要勤奋。然后，王夫之质问这种读书方法：
“于身心何与邪？于伦物何与邪？于政教何与邪？”
孔乙己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钱钟书能引西洋谚语来讲《周易》，但这种学问对于澄明人的身心、规范社会的秩序以及推动政教的进步有何作用呢？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结果把圣贤书弄得滚瓜烂熟之后，却不知道窗外的天地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晓得自己跟现实生活已经疏远到了何等程度。
晚明时期，内有流贼作乱，外有女真强逼，而此时的士人却仍沉迷于阳明心学，日以讲论良知为事。崇祯元年时，心学大儒刘宗周向皇帝上奏了一篇《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说皇上现在过于急功近利，想要迅速克复辽东，是计策之误。要想治国，就不应“见小利而慕近功”，而是要先“致良知”——“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然后再“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本着良知去治理天下。崇祯在读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书生之见后，无奈地说这是“迂阔之言”。
那些沉迷于书籍的学者，总是有脱离实际的毛病。书生尚且会因空谈而误国，更何况皇帝本来就是一个书生呢？宜乎梁元帝之必亡也。也正是鉴于亡明之失，在清朝初年出现了一批“经世之儒”，他们倡导经世致用，立足于现实问题，然后才在书籍中找到解决的灵感及方案。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为了分析某一制度的弊端，就通过抄录旧书来追溯其源头，弄清问题的成因；顾祖禹编纂《读史方舆纪要》，通过阅读旧史来总结出“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和“兴亡成败得失之迹”的道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看似读书笔记，却是本着以史为鉴的原则，提出了许多针对时弊的感想。
“章句之儒”为了读书而读书，“经世之儒”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读书，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读书多的第三大害：
使人真伪莫辨
大多数人读书只是为了消遣，而大多数作者也是为了迎合这种爱好而写作。所以，小说类的图书总是要比学术类的畅销得多。对于那些想通过读书来打发时间的人，我们撇开不论，只谈真心想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的读者。
正因为书市上充斥了太多专供消磨时间的书，所以我们就不能单纯地追求读书量，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质量上。那些讲究多多益善的读书人，阅读量虽然很大，但知识面却依旧狭窄，读完一万本小说也未必能掌握写作的技巧，而读过一本《小逻辑》却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改造。清代的书生们能将一套二十四史全读完，却发明不出一个创新性的唯物史观。因为他们只是在重复古人的足迹，考订文字，讲论章法而已。
书籍的更新速度远不及其他工具快，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黑白电视机、vcd和bb机这些东西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们都逐渐被淘汰，沉入了历史的博物馆之中。书籍却不这样，即使有了牛顿的《自然哲学与数学原理》，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照样有人阅读；即使天文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程度，占星术之类的迷信图书却依然有人捧读。在许多读书人的眼中，书籍就像美酒一样，仿佛越古老越有价值，他们不知道知识也是会更新换代的。那些醉迷于古书的人，往往忽略了实践的意义，不相信已经被实践证实的东西，仍要把古书里的教条捧为金科玉律，自缚手脚。
读书而不识大体，那还不如不读书
王夫之反对为了读书而读书，认为读书必须得结合实际。他说：“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以用也。”读书要立足于修己治人的现实，要通过书籍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懂得如何去与他人和善共处。读书的方法在于“辨其大义”，从体系上去抓住一本书的核心观点，而是断章取义的摘录一两句话来背诵，使其庸俗化。要弄明白书中的微言大义，规其大，研其精，审其时，善于理解作者的观点，利用他的真知灼见来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不能从整个体系去抓住作者的思想，而是摘章引句，引用其某个具体的观点或某句话来说理，那么这只是一种歪曲而已。读书从来就不是多多益善，正如王夫之所言：
“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于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梁元帝读书以致玩物丧志、脱离实际、真伪莫辨，怎能说他的败亡跟读书过多没有丝毫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