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要好诗
今年的春节风和日暖，万里无云，远远近近是一片欢腾的声音，我在明净的窗前阅读杜甫诗集，随时都想到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中最后的两句：“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两句诗使我感到有双重的深远意义：我们这丰富而伟大的时代，人民进行着旷古未有的斗争和建设，需要有好诗来歌颂和反映；作为后代的人，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也需要通过不嫌其多的好诗把它认识得更清楚、更生动。关于前者，当代的诗人要互相勉励，做更多的努力；关于后者，古人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篇，把过去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像《诗经》和汉魏乐府，像屈原和陶潜、李白和杜甫等人的著作，是多么使我们足以自豪。
因此我在读杜诗的时候，对于杜甫的一些不朽的诗篇，以及其中许多的“清词丽句”就更为爱惜了。杜甫的诗的内容无论是它的广泛性或是它的深刻性都超过了杜甫以前的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杜甫的诗的价值，世人早有定评，这里不想多说。我只想谈一谈杜甫诗里常常使人感到的一种乐观的精神。
杜甫的时代是从“开元全盛日”转变为“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的时代。杜甫的一生是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转变为贫病交加、流离道路的一生。杜甫写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生活都是蘸满血泪，沉郁悲哀，但是读者读了他的诗，并不因而情绪低沉，反倒常常精神焕发，意气高昂。这是什么原故呢？主要是他那百折不回的乐观精神在字里行间感染着读者。
例如七五九年，是杜甫一生里最困苦的一年。前半年他仆仆于“园庐但蒿藜”的洛阳道上，后半年他跋涉在艰险崎岖的陇蜀途中。有名的“三吏”、“三别”、《秦州杂诗》，以及由陇入蜀的纪行诗都是这一年内完成的。这些诗无论是写民间的疾苦，或是个人的灾难，兀立读者面前的诗人的形象可以用《秦州杂诗》中两句咏马的诗来形容：“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同时他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因此他就百折不回地担负起这个“艰难”。在同谷县时，他穷困到了极点，每天在山谷里拾橡栗充饥，把一柄挖掘黄精的长镵托以为命，但是这时他写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把残酷的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他引喉高唱，不管唱得多么凄凉，他也不放弃希望，唱到第六首歌时，竟唱出“溪壑为我回春姿”。
杜甫一生关怀国运，蒿目民艰，可是他实际的政治生活却非常短促，虽然如此，他那“穷年忧黎元”的热诚并没有丝毫退减过。他也说过“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不过是一时的解嘲，实际上他那忧国忧民的泪是一直流到他死亡的前夕。他从不消极退缩，他无时无刻不希望有一天政治能够清明，人民的生活能够改善，他锲而不舍，一再地写出像“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类的诗句。他不但自己是这样，他对于有职位的朋友也常常勉励说：“临危莫爱身”、“早据要路思捐躯”。
诗人杜甫像 蒋兆和画
但是他的胸襟并不因为这种锲而不舍的执着态度变得忧郁狭窄，而永远是阔大开朗的。他的广阔的胸怀往往通过自然界的壮丽景色给表达出来。像《登岳阳楼》这首有名的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写的是诗人的处境，是客观存在。可是在这四句的前边他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当然也是客观存在，但作者首先要有一个广阔的胸怀，才能把洞庭湖的气象写得如此浩大。同样情形，当他感慨于“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他的面前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当他叹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他的面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他想到“野哭千家闻战伐”时，他听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是诗人面前的风景，同时也是诗人的心境。又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笼中鸟”和“水上萍”是在现实社会中所过的局促的生活，“日月”和“乾坤”是无边的宇宙，作者若是没有阔大的胸襟，“笼中鸟”和“日月”、“水上萍”和“乾坤”是不可能连缀在一起的。这绝不只是“本是形容凄凉之意，乃翻作壮丽之语”（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四十一）的一种修词学上的艺术手法。杜甫有了广阔的胸襟，才能用这样壮丽的景色来衬托他所写的时代的艰辛和个人的不幸。这是杜诗里的一个特点，所以他的诗尽管悲哀沉痛，可是读者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并不意气消沉，而反倒兴起昂扬振奋之感。
另一方面，杜甫对于自然界优美的景物也善于体贴入微，对它们怀有衷心的热爱。流露这类感情的诗多半是在他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写的，但是它们和一般消极的田园诗或山水诗不同，这里也体现出作者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尤其是因为他一生中比较安定的时期非常短暂，而他竟能写出不少这样的诗篇，也就使人觉得更为可贵。《春夜喜雨》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把春夜小雨写得多么细致入神，末两句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把诗人所感到的欢喜写得又多么具体而又美丽。再看他重游新津县修觉寺时写的《后游》的前四句，“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个人的心情和面前的景物到了互相融洽、两无间隔的境地。江山有待，花柳无私，是自然界的实际，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胸怀。杜甫半生漂泊，虽然也常有日暮途远、人事萧条之感，但他也体会到“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这个自然界无往而不可爱的真理。至于“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则说明这位五十多岁久经患难的诗人，对于弱小的生物心里保持着多么深厚的爱怜。
杜甫在旧日的封建时代度过了他的悲剧的一生。无论在什么艰苦的情况下他都不曾被社会上的恶势力和自己的贫病所压倒，他也不曾采取任何一个方式逃避现实，这是由于他具有深刻的乐观精神。这个乐观精神是从他经历的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疾苦和个人的悲剧里锻炼出来的，痛苦越深，爱国爱民的感情也就更为深切，写诗也更为努力。正是这个原故，他才创作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好诗，影响无数后代的诗人，赢得广大人民的敬爱。
关于杜甫的这种坚强的乐观精神，说得很不全面，这只不过是一段读杜诗的随笔札记。
写于一九六二年春节
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在杜甫诞生
一二五〇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杜甫遗留给我们一千四百多首诗。这个数目不算不多，此外却还有许多诗是失散了。他生前既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热心编订自己的诗集，死后他的诗也没有像王维的诗那样由皇帝诏令编进，他的诗集是到了北宋时才由杜诗的爱好者广事搜罗，精心审定，逐渐编辑起来的。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前就说过，他已经写了一千首左右的诗，可是在他的全集里，前期的诗只保存了一百多首。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的诗，也难免没有遗失。杜有的诗集虽然有这无法弥补的缺陷，但我们如果按照编年的次序来读，却像是在读一部有组织的完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不同体裁的、独立的篇章，也有不少计划周密的组诗，而且每个阶段的诗有每个阶段的特点，可是总的看来，则从头到尾构成一个整体，有如一座璀璨壮丽、丰富多彩的大厦。
杜甫的诗一向被称为“诗史”。这部“诗史”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并对许多重要问题表达了作者的进步主张；它还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新兴的城市，以及一些虫鸟花木的动态；在自然的图景和社会的变化中，它也叙述了作者不幸的遭遇和内心的矛盾，抒发了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迫切的愿望，所以它也是作者的忠实的自传。它和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与曹雪芹的长篇小说一样，经纬纵横，包罗万象，给读者一个丰富而又完整的印象。
我们翻开杜甫诗集，一开始就会读到他早年写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再读到他晚年的诗，又有《登岳阳楼》里“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那样的名句。泰山卓立在齐鲁的平原，洞庭湖的东南划分了吴楚的疆界，一在全集的开端，一在全集接近结束的地方，中间有如长幅的画卷一般，展示出秦川的云树、陇右的关山、蜀地的峰峦和江水，杜甫都用他雄浑的诗笔一一加以描绘。在这壮丽的大自然中他也从不曾忽略动物界、植物界的优美景物。他的诗反映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从来没有间断过，从长安时期的《兵车行》直到在湖南写的《岁暮行》，有无数感人的诗篇，记载了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至于他个人的思想感情，从早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抱负到晚年“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的理想，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逝世前一年写的“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尽管是心情起伏，变化多端，他忧国忧民的积极精神却是首尾一贯的。这一切使人感到，好像全集的结构诗人早已设计好了似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至于杜甫诗集所以能显示出这样的完整性和一贯性，主要是由于杜甫爱国爱民的政治热情是始终不渝的，他忠于艺术的创作热情是一生不懈的。今天我们纪念这个伟大的诗人，试图对于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作一些叙述。
杜甫的时代是唐代封建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杜甫青年时，还经历了所谓的开元之治。但当时由于贵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寺院僧侣都广置庄园，兼并土地，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均田制遭到破坏，大量农民失却土地。以均田制为基础、对中央政权起巩固作用的府兵制也难以维持下去，随后各地节度使招募兵士，长期率领，地方势力逐渐强大。更加上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对内横征暴敛，对外连年进行掠夺性的战争，使得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阶级矛盾越来越深，最后爆发了成为唐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的安史之乱，并且导致了邻近民族的不断入侵和此伏彼起的长期内乱。广大的人民在这时期担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苦难。杜甫个人的生活也同样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从一个官僚家庭的子弟转变为一个常常衣食无着、贫病交迫的“众人”（他自己常说：“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老逐众人行”（《悲秋》）。由于个人的贫困，他逐渐接近贫困的人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哀乐和愿望，同时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写的诗便成为这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时代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所照映的事物，不是浮光掠影，也不是些烦琐细节，而多半是转变过程中带有关键性的重要事件。当唐玄宗在天宝年间对外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连遭失败，人民负担着过度的赋税和徭役时，杜甫写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兵车行》。这首诗虽然是从父母妻子送别行人写起，诗人主要的着眼点则在于“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和“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他想到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和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当唐代的统治集团集中天下财富，骄奢淫逸的生活达到极点，安史之乱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时，杜甫一再指出尖锐的社会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给这个日趋腐烂的社会敲起的紧急的警钟。安史之乱延续了七年多，杜甫的忧思焦虑完全贯注在平复叛乱和人民的痛苦生活上边，但他同时也高瞻远瞩，看到当时的当政者由于只顾燃眉而忽略了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借用外族兵力平定叛变会带来无穷的后患，一件是西方的防务空虚会引起西方民族的入侵。为这些隐忧他写了不少诗篇，事实上过了不久，杜甫所担心要发生的事都成为惨痛的现实。像杜甫这样具有政治敏感，既能博览全局，又能洞察隐微，不只是在他同时代的诗人中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就是过去历代伟大的诗人中也是不多见的。至于陈述人民的痛苦，讽谕皇帝的昏庸荒淫，揭发地方官吏的残暴跋扈，杜甫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看作是诗人在他的时代里应尽的职责。他运用不同的诗体，有时直陈其事，有时通过比喻和寓言，写得委曲婉转，有时也把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概括为简练的诗句，像“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丧乱死多门”（《白马》）等句包涵有多么丰富的内容！此外还有个别篇章以高度的艺术手腕，简要而明确地叙述了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如《忆昔二首》），直到现在，还常被历史家所征引。
杜甫的诗反映现实，能够这样深刻，主要是因为他观察事物，一切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边。杜甫写过许多关于战争的诗，但是战争的性质不同，杜甫对待的态度也不一样。在那时，有皇帝穷兵黩武、边将贪功图利、对其他民族的掠夺性的战争，有国家危在旦夕、镇压叛乱的战争，有抵御外族蚕食边疆、入侵内地的战争，有各地将领拥兵自主、互相残杀的内乱，还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种“万国皆戎马”的局面，不知引起诗人多少次的“酣歌泪欲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直到他死亡前夕最后的一首长诗里还叹息着战血长流，军声不息。他深深认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丧乱死多门”是一句有力的概括。但是杜甫并不像过去一部分文学史家片面地所理解的，是一个无条件的非战论者，他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有不同的看法。有害于人民和国家的侵略战争，他是反对的；有关民族命运和国家生存的反侵略战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拥护的；各地军阀的内乱，他是深恶痛绝的；至于农民起义的意义，杜甫还认识不清，可是他已经看出“盗贼本王臣”的道理，这在当时可以算是最进步的观点了。
前边提到的《兵车行》是对于唐玄宗君臣不顾农业生产，不管人民死活，一味在边疆发动战争的抗议。同时杜甫在《前出塞》里也提出诘问，“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后来回忆当时征伐的情景，是“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一寸寸的土地都要用大量的生命和财富来换取。这种侵略战争所得的后果一方面是田园荒芜，农业生产衰落；一方面是播下了民族间互相仇恨的种子。关于前者，《兵车行》里已经说得很沉痛，在另一首晚年的诗《又上后园山脚》里也指出来，“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雕，曾是戍役伤”。关于后者，例如吐蕃和唐本来是甥舅一家、友好和睦的，但在天宝年间，玄宗任使哥舒翰对吐蕃大事杀伐，伤害了民族间的感情，等到唐朝的势力衰弱时，吐蕃便一再入侵。杜甫对于这种后果看得很清楚，他说，“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杜工部行次昭陵诗卷元 鲜于枢
此诗卷气势雄浑健拔，笔墨酣畅淋漓，豪放纵逸，多以楷法注入行书，行中偶亦间草，笔法圆劲苍润，大气磅礴，矩度严谨，自然天成，无一笔懈怠和板滞，尤具旭、素之风韵，是鲜于枢得心应手之作，也是最能代表鲜于枢笔势特点的作品之一。试观其撇捺之劲利爽捷，竖笔之一拓直下，露锋出笔，都增加了字体的雄强伟岸之势。特别是在用墨上，本卷极重视墨色的浓淡润燥，间以飞白笔法，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视觉形象，调动了人们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情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对于镇压安史之乱和抵御外侮的战争，杜甫则采取与之相反的肯定态度。他被困在沦陷的长安时，写出关心军事动态、充满爱国精神的《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等名篇。后来逃至凤翔，任左拾遗，写过许多送友人赴任的诗，在提到“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殷切地勉励友人“垂泪方投笔，伤时即据鞍”（《送杨六判官使四蕃》）的同时，也关心到西方边陲的危机，“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昊？”（《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在唐军反攻的期间，他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等诗都无异于鼓舞士气的雄壮的战歌。他心中燃起的对于叛逆和入侵的外族敌忾同仇的火焰始终没有停息过。代宗广德元年，杜甫流离川北，吐蕃攻陷松、维、保三州，他写出悲壮的《岁暮》：“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类诗在他的诗集里是数见不鲜的。
国家大难当前、危在旦夕时，杜甫认为，抵御敌人是人民应尽的职责，他一再写诗鼓励。他在洛阳路上，看见一些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等都强征入伍。他面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替这些人提出沉痛的控诉，对那些差吏给以严厉的谴责，但是一想到目前壮了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这些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只好劝他们暂时忍受个人的痛苦，还是抵御敌人要紧。这时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使他写成了撼动千古人心的“三吏”、“三别”。——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农业生产，但是他的想法和写《兵车行》的时候不同了，他在一首《喜晴》里说：“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这就是说，妇女在家，不惯于耕种黍稷，至于种菜种麻，还是可以胜任的，他再也不说“禾生陇亩无东西”了。
至于各地的军阀官僚，横征暴敛，互相砍杀，不把唐朝的中央政权看在眼里，这局面自从安史之乱以来，一天比一天严重。杜甫到了四川，四川是战乱频繁，到了湖南，湖南也发生骚乱。杜甫无论到哪里，所看到的都是“哀哀寡妇诛求尽”（《白帝》）、“无有一城无甲兵”（《蚕谷行》）。杜甫对那些争权夺利的“边头公卿”，口诛笔伐，写过许多长诗和短句。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总希望他们能够稍微照顾点民间疾苦，对皇帝表示拥护。但是“重镇如割据，轻权绝纪纲”（《入衡州》），这时皇帝的“权”，在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业已废弛的情况下，在内忧外患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在嬖佞当权、皇帝昏庸逸乐的情况下，是再也振作不起来，因此纪纲也就无法维持了。
杜甫在这混乱的封建社会里，“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入衡州》），总是把改善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对于不自振奋的皇帝，时而规劝，时而讽谕，有时也进行大胆的揭发，幻想皇帝能行俭德，有一番作为，不是迫切地喊出“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就是谆谆地论述“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有感五首》之四）。尽管他在诗里苦口婆心，反复陈词，这些话是不可能听到皇帝的耳里去的。他时常梦想“贞观之治”的再现，但是造成“贞观之治”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都已不存在了。这是封建社会一个出身于统治阶级而又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在所谓君昏世乱的时代里常常遇到的悲剧，到了皇帝或国王这一关，矛盾就无法解决了。这是屈原经历过的悲剧，也是杜甫的悲剧。
杜甫在这样的悲剧中，虽然也间或流露出消极的、感伤的情绪，但主要的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热情。“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宇宙澄清的希望。他不曾像白居易那样，在写了大量能代民立言的讽谕诗以后（这些诗我们要给以很高的评价），在晚年写了许多千篇一律乐天安命的闲适诗，并且用孟轲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他政治热情减退、态度转为消极的根据。杜甫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却不肯独善其身。他在肃宗时充当过短时期的谏官左拾遗，这本来说不上什么“达”，他却不顾生死，充分执行了左拾遗的任务，因而引起皇帝的不满，他从此与长安永别，流离半生。对于朋友，他也经常勉励以国事为己任。严武入朝时，他向他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在长沙寄诗给道州刺史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在这同一首诗里，他说他自己是“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这是多么坚强而卓绝的精神。
杜甫很早就把自己比作葵藿，他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俨然是一句终身的誓词，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境，都不能改变这个关心朝政的“倾太阳”的“物性”。他晚年在湖南，“右臂偏枯半耳聋”，感到“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地隅》），但他仍然是痛苦越深，毅力越强，“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我们认识到这种坚忍不拔的积极精神，才能理解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凤凰台》《朱凤行》一系列的高歌，宁愿牺牲自己，使人民能够得到幸福；才能理解他“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除草》）、“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五首》之四）那类的诗句，爱憎鲜明，有充沛的战斗力量；才能理解他绝大部分的诗篇中个人的喜怒哀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是那样声息相通，血肉相联。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这说明他的积极精神从不曾被艰危压倒，他的诗才也不曾因为生活上的阻碍而枯竭。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始终是兴旺的。他在另外两首不同的诗里也有过同样意义的诗句：在政治上他是“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在艺术上他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这两联诗互相呼应，有如两扇羽翼，负载着杜甫的诗凌空飞翔。杜诗的丰富的政治内容是依靠高度的艺术能力给表达出来的。
杜甫一生关心政治，也一生锻炼诗篇。他从七岁开口咏凤凰起始，直到在死亡的前夕，病卧舟中，还以极大的功力写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的排律，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为止，从未停止过歌唱。如前所述，他前期的诗，有十分之九是失散了，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当然，他前期诗的成就不会有后期的诗那样高，但是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这些诗句看来，从他在《进雕赋表》里关于自己早期诗歌的介绍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诗是从他的祖父杜审言以来的家庭的传统，他从“弱岁”起就不断地为诗而努力，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成就。
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到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盖起来一座茅屋，便是他诗中提到的“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成都草堂。
他对于诗的努力，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字斟句酌、“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方面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的向古人和今人虚心学习的态度。这两方面是他把诗作为武器所要下的基本功夫，至于诗的灵魂还是他那永不衰谢的政治热情。
在杜甫的诗集里我们可以读到一些诗句，论到他写诗的要求和经验。他的要求第一是“稳”，他说，“赋诗新句稳”（《长吟》），他夸奖一个朋友的诗是“毫发无遗憾”（《敬赠郑谏议十韵》），这种“稳”、这种“无遗憾”，是语言的准确，把情和景用极恰当的字句表达出来。第二，他进一步要求生动活泼，出语惊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一首诗里，使带有关键性的字句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给诗以更大的生命力，这也就是陆机《文赋》里所说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杜甫自己在给汉中王李瑀的诗里也提到，李瑀喜爱他的诗中的警策；他在《八哀诗》纪念张九龄的一首里说，张九龄的诗是“自成一家则，未阙只字警”。过去的诗话诗评关于杜甫在这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卓越成就有过许多论述，杜诗中警策的字句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的。第三是要求合乎诗律，这主要是为了加强诗的音乐性和对仗的工整。他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其实他不只是晚年才注意诗律，他在长安时就常常称赞朋友的诗是“诗律群公问”（《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是“遣词必中律，利物常发硎”（《桥陵诗三十韵》），是“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增郑谏议十韵》）。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钻研诗律，是一时风气，杜甫也很重视。尤其是最后的一联，使人感到诗律对于诗歌的能手并不起束缚作用，如果诗人有丰富的想象，又能驾驭诗律，则作品更能惊人。所以杜甫写出来那么多撼动读者心灵的五律、七律，以及一部分长篇的排律，这是他在中国诗歌史里的巨大的贡献之一。杜甫也不是死板地遵守诗律，他有时根据内容的需要刨造性地冲破常格，例如他的一些拗体律诗，更能增强音节的顿挫，抒发他的深厚的感情。
杜甫为了达到这样严格的要求，他在创作上尽了极大的努力，“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是他写诗的必经过程。为了字斟句酌，出语惊人，他要不断修改（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据说宋朝人还看见过他亲笔改过的诗稿）。改好以后，还要反复吟诵，也是为了字句的精确和音调的完美。在这上边他下了许多苦工夫，他一再地提到写诗的“苦用心”。杜甫在一些题画的诗里，常说“更觉良工心独苦”（《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这虽然指的是作画，实际上也是他写诗的深刻的体会。
他在创作时，这样下苦工夫，另一方面，他又常常谈到写诗的迅速，他夸奖李白是“敏捷诗千首”（《不见》），他自己也说“下笔如有神”、“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诗应有神助”（《游修觉寺》）。这些神来之笔，不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依靠充分的文学修养得来的。文学修养主要是依靠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的积累。杜甫具有深厚的思想感情，一生忧国忧民，关心政治，身受颠沛流离之苦，生活的经验是很丰富的。至于创作经验，杜甫则在自己创作实践的同时，大量吸取了古人和今人的成就。过去人们说，文人相轻，杜甫就不是这样，他很善于重视别人的优点，虚心学习。他对于同时代的诗人，无论是和他熟悉的李白，高适、岑参，或是和他不甚熟悉的元结、王维、孟浩然，都给以很高的评价。他非常殷切地愿望能和人论诗论文，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回忆过去和李邕、李白、高适、岑参、苏源明、孟云卿等人相与论文的情景，总是念念不忘，认为这是最大的快乐。当然，在他晚年，这些诗人大部分死去了，唐代的诗坛一时陷于消沉，他也发过“豪俊何人在，文章扫地无”（《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的感慨。
湖南平江杜甫墓。杜甫避难进入衡州，后乘船去荆州，遂逝世在此地。
对待古人和文学遗产，他在《戏为六绝句》和《偶题》的前半章里表示了他的公平态度。《偶题》一开始就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这是说每个成名的作家都有独到之处，各具心得。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不能随便抹煞。所以他对于当时一些轻薄为文任意否定初唐四杰的人们，在《戏为六绝句》里给以谴责。他对于作家的评价是这样谨慎，对于每个时代的文学，他也认为各自有它的特点，后代继承前代的传统，又有所变化，翻出新样，哪怕是余波回响，也不无可取的地方。所以他说，“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例如南北朝文学，尤其是齐梁以后的文学，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杜甫的心里有很明确的尺寸。他对于南北朝杰出的诗人如陶潜、鲍照、庾信，都推崇备至。就是次要的诗人，只要他们有一技之长或是独得之妙，他也虚心学习，“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因为从他们那里还是可以学到一些艺术技巧。但他也指出，不要作齐梁的后尘。还有汉以来的乐府民歌，更是他学习的对象，他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七古、五古都是继承而且发扬了乐府诗的传统，并且“即事名篇”，为下一代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开辟了道路。但是杜甫这种广泛的虚心学习不是没有选择的，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善于“别裁伪体亲风雅”，才能“转益多师是汝师”。元稹评论杜甫艺术上的造诣“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是为世人所公认的定论。
三彩文吏佣，唐，高112.5厘米。
杜甫谦虚谨慎的学习和苦心孤诣的写作使他的诗歌获得巨大的成就，给我们留下来这部用血泪写成的、引起后代千万读者同情和敬仰的“诗史”。但是他的诗的成就，只靠着高度的艺术修养是不够的，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一再提到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就以“苦用心”而论，中唐晚唐有过不少的苦吟诗人，他们搜索枯肠，呕尽心血，有的传为诗坛佳话，但是结果写出来的诗却不都很成功。中唐诗人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所指的那两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我们现在读来，并不见得有什么特色。晚唐诗人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但是他本人留下来的十首诗和几联残缺的断句，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这是因为他们的诗缺乏丰富的思想内容。同样情形，写诗只靠从古人的书中取得出处和技巧，也是不够的，因为古人的书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泉源，真正取之不竭的泉源是现实生活。如宋代以后的一部分诗人，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强调从书本中寻求诗料，在艺术上也可能有些贡献，而诗的成就究竟是很有限的。元好问所说的“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正是对这种写诗态度的批判。但是有了现实生活丰富的阅历，也不一定就能写出诗来。明朝末年，有一位热情的杜甫研究者，名叫王嗣奭，他对于杜诗作过不少精辟的分析和阐述，在论到“三吏”、“三别”时，他说这样的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诚然，像杜甫诗里所反映的民间疾苦和国家灾难，在那大变乱的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杜甫同时代的诗人除了元结等少数人外为什么竟视而不见，虽亲见也不能写成诗章呢？王嗣奭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可是他所说的“若有神使之”却是一个抽象的回答，使人不大容易理解。实际上这个“神”不是别的，就正是杜甫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更加以他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杜甫的永不熄灭的政治热情的根源，许多杜甫研究者都认为是杜甫亲身遭受时代的剧变和个人的不幸，逐渐超越了他出身阶级的局限，越来越多地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生活的甘苦，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愿望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愿望趋于一致了。
杜甫诗歌内容的广博渊深和艺术形式的高度成就，不是这篇短短的报告所能深入探讨的；这里仅就杜甫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作一些粗略的叙述，希望在我们纪念他的时刻，能够从杜甫的文学遗产中得到一些可贵的借鉴和有力的鼓舞，以有利于建设我们前途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文学。
论杜诗和它的遭遇
杜甫的诗一向称为诗史。我们现在也常沿用这个名称标志杜诗的特点，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但是这个名称应如何理解，它包涵一些什么内容，被称为诗史的杜诗和杜甫以前的诗以及唐代的诗的关系是怎样，还是不够明确的。我想对于这些问题略加论述，并提出一点有关文学史的粗浅的意见。
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棨的《本事诗）。《本事诗·高逸第三》在叙述李白的一段中，附带着提到杜甫，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称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普遍地用诗史标志杜诗的特点，始于宋代。五代时写成的《旧唐书》杜甫本传没有提到诗史；《新唐书》则说，杜诗“世号诗史”。宋代诗文以及诗话中，凡是有关杜甫的，诗史二字常常可以遇到。有的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有的说，“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
像“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像“读之可以知其世”、像“纪当时事，皆有据依”，的确是杜诗的特点，也是杜甫成为我国一个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杜甫在这方面给中国的诗歌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的领域，致使明代的唐诗研究者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卷二十六）。以时事入诗，杜甫发挥了极大的独创性，道前人所未道，这是杜甫对于中国诗歌的丰功伟绩，但是说自他起始，却不符合我国诗歌传统的实际。清代洪亮吉有过这样一段话：
……凡作一事，古人皆务实，今人皆务名。即如绘画家，唐以前无不绘故事，所以著劝惩而昭美恶，意至善也。自董、巨、荆、关出而始以山水为工矣。降至倪、黄，而并以笔墨超脱，摆脱畦径为工矣。求其能绘故事者，十不得三四也；而人又皆鄙之，以为不能与工山水者并论。岂非久久而离其宗乎？即诗何独不然。魏晋以前，除友朋赠答山水眺游外，亦皆喜咏事实，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以迄诸葛亮《梁父吟》、曹植《三良》诗等是矣。至唐以后，而始为偶成漫兴之诗，连篇接牍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此与绘事家之工山水者何异？纵极天下之工，能借之以垂劝戒否耶？是则观于诗画两门，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
——《北江诗话》卷四
这段话的结论有些偏激，可是论者从绘画与诗歌的发展中指出古人多描绘或歌咏事实，并互相作了比较，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一向有一个因袭的看法，由于我国汉民族在古代没有产生过像印度和古希腊那样长篇的英雄神话史诗，便说中国的诗歌长于抒情，短于叙事。诚然，中国的抒情诗在世界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较完整的叙事诗发展也较晚，《诗经》只有个别的篇章是叙事的，《楚辞》里有丰富的神话传说，主要还是抒情的，但是从汉乐府诗到蔡琰的《悲愤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词》等却是有不少叙事的杰作。并且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我国古代的诗歌，纵使是抒情诗也是和社会生活与时代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其中还间或掺杂着叙事，不像是古希腊的叙事诗和抒情诗那样，判然是两个领域。至于鸟兽草木等自然景象，在我们古代的诗歌里主要是起比兴作用，并不成为歌咏的对象。《诗经》，《楚辞》中绝大部分的作品就是这样。像春秋时代献诗言志和赋诗言志的风气，季札使鲁观乐而知国政的记载，都可以说明《诗经》里大量的诗篇在当时所起的政治作用。所以孔丘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把《诗经》的作用给了一个明确的概括。后来孟轲读诗，也是要“知其人”、“论其世”（《孟子·万章》下）。“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遂成为后代许多文学鉴赏者和文学批评者的准绳，这个准绳的建立是和《诗经》的特点分不开的。所谓古人“喜咏事实”，要从广义的意义来理解，大量联系现实起“兴观群怨”作用的抒情诗也应包括在内，前面洪亮吉所举的例子，还未免有些狭窄。这个诗歌密切联系现实的传统，直到建安时代，始终没有间断过。到了南北朝，才先后产生了一度风行一时的玄理诗和对于后世发生巨大影响的山水诗。
玄理诗，尤其是山水诗的产生标志着封建社会里士族文化的“成熟”（成熟再进一步便接近腐烂），它们的作者具有更多的文化修养和时间的余裕，把仿佛是深奥而实际是空虚的玄理和能使人超脱“尘俗”的自然景物作为他们吟咏的对象。从内容来看，这也是一片新的诗的国土，在艺术技巧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些诗的作者大都忽视现实，游心物外，引导着诗歌脱离联系实际生活的优良传统。若是拿“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的准绳来要求，他们的作品就很难起这样的作用了。关于他们的功过，有待于文学史家进一步的分析研究。齐梁以后，除却少数的例外，诗风更为淫靡，“嘲风雪，弄花草”（白居易《与元九书》），忽视现实，追求形式，它的影响所及，到了唐代初期，也没有衰谢。所以盛唐时期诗歌的革新者如陈子昂、元结等都把这种诗风作为他们斗争的目标，为恢复和发扬中国诗歌从《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努力。后来齐梁淫靡的诗风得到克服，可是南朝以来的山水诗却在唐代许多诗人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回顾诗歌的历史，追溯《诗经》的传统，若是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把目光局限在从晋宋到唐初的三百年内，这时期的诗歌除却陶潜、鲍照，庾信以及后来的陈子昂等人优秀的作品外，自然代替社会，形式胜过内容，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而杜甫以其满腔热诚，大量地歌咏时事，从这方面看来，说是自他开始，也未为不可。
杜甫生在唐代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开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秩序的混乱相比，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国家的危机和人民的痛苦通过种种难以想象的、耸人听闻的事实呈现在他的面前。他面对许多残酷的事实，既不惶惑，也不逃避，而给以严肃的正视。他既有热情的关怀，也能作冷静的观察，洞悉时代的症结和问题的核心的所在。例如统治阶级对人民无止境的剥削、户口的流亡和农业生产的衰落、中央势力的衰微和地方藩镇的跋扈，以及如何分别对待性质不同的战争，这些在那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大大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诗人。所以我们说，杜甫是中国诗歌优良传统伟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
诗史不同于历史，不能理解为用诗体写成的历史。一部好的历史同样需要作者能够认识时代的症结和重大问题的核心，同样可以写得很生动。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则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多种多样的风格和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方法处处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形象，很少只是客观的描述。浦起龙说得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诚然，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这正是杜甫的诗史与一般历史不同的地方，正如胡宗愈所说的，里边包涵着诗人的“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
如前所述，抒情和时事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是我国诗歌从开始以来一直到建安时代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发扬光大，杜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里都交错着这些丰富的内容，心情起伏不定，语言纵横驰骋，说明作者在这变化多端的时代面对着社会和自然的种种现象都锐敏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二者在艺术上得到高度的融合。《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虽然篇幅较短，也是同样具有这种特点。又如以第三者的身份写的《前出塞》和《后出塞》两组组诗，作者用精炼有力的诗句曲折反复地表达出从军西北和东北的战士的心情变化，实际上也是诗人自己对于战争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有歌颂，也有谴责。诗中对于从军的苦乐、军旅的生活、战场上的壮烈场面，以及胜利而不居功的情操，进行了歌颂；对于皇帝的穷兵黩武、主将的骄横奢侈，则给以谴责。这两组诗都描绘了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而且能夺取胜利；但是由于统治者利用士兵的勇敢进行不义的战争，使他们的战绩失却积极的意义。《后出塞》的五首写一个战士，在离别乡里时，是“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在军营里看到的是“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是“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而所得的结果却只造成“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而自己在从军二十年之后，只得“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前三首雄壮的歌颂和后二首悲愤的谴责形成尖锐的对照。至于《前出塞》九首，则几乎每首都交错着从军的快乐和痛苦、歌颂和谴责。这里概括了在所谓盛唐时期皇帝好武、边将骄横的情况下无数英勇的士兵所遭逢的命运。唐代有许多关于战争的诗，或只是歌颂，或只是谴责和怨诉，像杜甫把战士的心情和命运写得这样真切感人，还是很少见的。
自从天宝晚期以后，杜甫十几年内写了大量的时事诗和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等），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和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第一首、在云安写的《三绝句》等），或是比喻和寓意（如《凤凰台》、《病橘》、《枯棕》、《客从》等），或是对于穷苦的人民的关怀和同情（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等），也都是个人的情感和实事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等），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等），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等），更是像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
杜甫个人不幸的遭遇与种种感触和国家的危机与人民的痛苦永远是胶漆般地密切结合，难以分割，这就使他大部分的诗篇充溢着个人的和时代的血泪，产生巨大的感人力量。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反映社会现实，指责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同情人民疾苦，多是优秀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起着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大抵只限于客观的叙述，使人感到其中缺乏杜诗里那种深刻而炽烈的思想感情。这是现实主义的白居易和不能以现实主义来局限的杜甫的不同之点。杜甫的时事诗和政治诗大都含有强烈的抒情成分。
杜甫诗集里并不都是时事诗和政治诗，还有占有很大比重的写景兼抒情的诗。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名篇和名句，无论是山河、草木、虫鱼，他都能根据地点和时序的不同，观察它们在此地此时的形态，予以刻划，无一雷同。这些描绘自然的诗，也同样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且经常联系着时事。在这上边，是和南北朝以来一般的山水诗迥然不同的。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精透的阐述。我们却认为，杜诗里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王夫之在《薑斋诗话》卷二说：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
这里所说的“意”，对于杜甫来说，就是诗人深厚的思想感情，对于生活的执着和对于国家与人民的热爱。这种执着和热爱，作者在写诗时，无论歌咏的对象是什么，都迫切地要求表达出来。不像一些留连风景的诗人，掇拾描绘自然的诗句，而缺乏热情和中心思想，像是人们评论谢灵运的诗那样，常常是“有句无篇”。杜甫诗里的自然，都是他亲身所历、亲目所睹，同时又往往和他的思想感情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混为一体。杜甫困居沦陷的长安，是他生活里最痛苦的一段，这时他写出五言律诗《春望》，在这简短的四十个字里，时代巨变、长安的春天、个人的处境都紧密交融，形成一个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每五个字都包括了三个方面：“感”和“恨”是个人，“时”和“别”是人世，“花”和“鸟”是自然，“溅泪”和“惊心”则是这三方面共同的情况。杜甫入蜀时写的《剑门》，一开始就这样写：“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这四句诗形容了剑门的地理形势，也指出它的政治意义，同时第三、第四两句还表达出诗人身去西蜀、心向长安的情怀。写法与之相反的，夔州时期的《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则以这样的名句开端：“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这诗句是多么深刻而又清新，诗人以极大的热爱歌颂了变幻多端而又万古长新的自然。在这境界里好像是可以忘怀一切了，但紧接着是感到“英雄余事业”，自己却“衰迈久风尘”，目前的实际是“兵戈犹拥蜀，赋敛强输秦”，想到这里，就用“不是烦形胜，深愁畏损神”结束了这首诗。开端的四句和最后的两句相比，这中间含蓄着诗人无限的郁结心情。
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自然的景象不同，有的是苍凉阴郁，有的是幽静或壮丽，因此它们和个人的心境与时代的气氛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不一致的。如《秦州杂诗》里的“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独长望，衰飒正摧颜”。这里边塞的风光和边疆的紧张以及个人的处境是一致的。又如《倦夜》和《登岳阳楼》二诗，一首是幽静，一首是壮丽。幽静的倦夜是“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壮丽的岳阳楼上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在这两种不同的境界里，诗人所感到的都同样是个人不幸的遭遇和时代的灾难。前一首诗的结尾两句是“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后一首诗的后半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两首诗前边写的自然和后边写的个人和时代，显然是不一致的。可是这种不一致并不影响诗的完整性，反而可以说明诗人对于夜间的幽静能体会入微，对于浩荡的湖水也能开展阔大的心胸，只是自己的身世是悲苦的，时代是混乱的，同时又不能忘怀悲苦的身世和混乱的时代，美好的自然和不幸的人世互相对照，致使诗人最后写出“空悲清夜徂”和“凭轩涕泗流”，含有浓厚的悲剧情调。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显著的例证。
总的说来，杜甫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现实，但是像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辞》，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那样纯然叙事的诗并不多。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给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奠定了一个崇高的地位。
此外，杜甫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以及生产劳动的诗，同样贯注了充沛的个人感情，并具有时代的气氛，也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
杜集里还有一定数量的诗，与时事无关，个人的感情也显得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第一阶段写的一部分诗。他在长年的奔走流离之后，到了暂时保持小康局面的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在比较闲静的生活中，对着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的姿态，感到无穷的热爱。他写道，“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屏迹》）。心迹双清，接近“物情”，他对万物进行了细腻的观察和深切的体会。像植物界的“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田舍》），动物界的“芹泥随燕嘴，花粉上蜂须”（《徐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这些诗句若没有细腻的观察是写不出来的。又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是从深切的体会里得来的。这类的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那些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爱好，他不只能“巨刃磨天”，刻划山河的奇险和时代的巨变，也能描绘燕嘴蜂须和春夜的细雨。它们衬托出杜甫的全人，同时也表达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既有掣鲸鱼于碧海、璀璨瑰丽、甚至有时不易索解的诗篇，也有好像不费工力、信手拈来的清词丽句。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多能作到这个地步，屈原是这样，莎士比亚是这样，歌德也是这样。他们往往不是文体论里的一种风格、文学史上的一个主义所能范围得住的。这一类诗在杜甫风云多变、忧患重重的诗史里，有如暴风雨中暂时的晴霁，重峦叠嶂中的一缕清溪。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杜甫的诗是真实地继承了并发扬光大了《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六朝以来山水诗的一些艺术成就。他的诗是经得起用“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的准绳来衡量的。他使中国诗歌的这种特点在世界文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可是在他的时代，人们是怎样看待他的诗呢？
杜甫对于他以前的和他同时代的诗人，都热情地给以恰如其分的称赞和公正的评价，这些论断，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基本上还是适当的。但是当时人们对于杜甫，却十分冷淡，在他同时代比较著名的诗人中，无论是识与不识，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诗。像杜甫写的这样杰出的诗篇，在当时受到如此冷淡的待遇，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看来杜甫晚年在《南征》一诗里写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并不是徒然的。并且从《戏为六绝句》里还不难看出，诗中提到的一些任意嗤点、轻薄为文的“后生”说不定也正是杜甫的反对者。杜甫为庾信和初唐四杰辩护，也正是为了自己。后来韩愈所说的“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更足以证明有这样的事实。这些渺小的反对者早已“身与名俱火”了，但他们还是代表了当时的一般风尚。
杜甫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吏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说，杜甫遗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间。又说，“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这篇序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说明，杜甫死后，杜甫的文集只行于江汉之间，并不普遍，甚至江东一带还不甚知道他。杜诗之所以流行江汉，这当然与杜甫晚年飘泊荆湘有关。杜集里附录的郭受在杜甫逝世前一年寄给杜甫的诗里说，“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者寄上》），可能是有些夸张，他所说的海内不过是江汉之间而已。樊晃在润州编杜甫小集，只能搜集到二百九十篇，这不过是现存杜诗全部的五分之一。
到了元和年间，杜甫逝世四十年以后，才起始听到对于杜甫的尊崇和赞颂。元和八年（八一三）元稹为杜甫写了墓系铭，元和十年（八一五）白居易写了《与元九书》，元和十一年（八一六）韩愈写了《调张籍》。在这些诗文里我们起始听到杜甫与李白并称。元白由于他们的文学主张格外推崇杜甫，韩愈则更多地歌颂了李白。我们现在看来，白居易和韩愈是把唐代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的作家，他们都是杰出的文学革新者，白居易与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和韩愈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以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主张，他们认识到杜甫的重要意义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是必然的。可是我们从他们的一些著作看来，在当时他们还是比较孤立的，除去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少数友人外，他们的主张在社会上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反而是常常受到攻击。所以他们对于杜甫的推崇不能说明杜甫的诗的价值已被当时一般的文艺界所公认了。
我们现在从几部能够看到的唐人编选的唐诗选可以看出，杜诗是遭受怎样的一种冷淡的待遇。芮挺章的《国秀集》（七四四）和殷瑶的《河岳英灵集》（七五三）都完成在天宝时期、安史之乱以前，集里没有选入杜甫的诗，是可以理解的。元结的《箧中集》成于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七六〇），这年杜甫初到成都。元结继承了陈子昂的主张，反对当时的诗歌“拘限声病，喜尚形似”，杜甫很重视他。但是他的《箧中集》范围很狭窄，人仅七人，诗只二十四首，诗体限于五言古诗，共同代表一种风格，不过是就“箧中所有，总编次之”。集里没有选杜甫的诗，也不足怪。令孤楚奉宪宗命纂进的《御览诗》，只选代宗、德宗和元和初期诗人的作品，胡震亨早已指出这部诗选是“取资宸瞩，非允艺裁”（《唐音癸签》卷三十一），里边没有杜甫的诗，是当然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其中也没有元稹、白居易、韩愈的名字。最使人一看感到惊奇的，是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从肃宗到代宗末年的诗，这时期的前半也正是杜甫创作最旺盛的阶段。选者对于过去的选本都深致不满，自己要力革前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从大量的诗人中，选出二十六人，但是并没有杜甫（其中选有杜诵的一首《哭长孙侍御），也曾被编入杜甫诗集中，我们可以认为不是杜甫作的，因为这首诗又出现于韦庄《又玄集》，作者仍为杜诵）。我们初次展阅，会发生惊奇的疑问，但是仔细看一看这选本的编排和选者对于诗人们的评语，便可以得到解答了。选集分上下二卷，分别以钱起、郎士元开始。高仲武评论钱起是“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对于郎士元则说，“右丞以往，与钱更长。……两君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在被选诗人的评语中还摘举出的选者认为优秀的诗句，这些诗句几乎都是描绘自然的。由此可见，选者认为足以代表诗的正统的，是王维一派的山水诗。选者以韵调为主，杜甫的诗在他看来便不能入选了。肃宗代宗时代是十分动荡不安的，然而这部选本却是青山流水、暮霭空林，反映不出时代的面貌。集中虽然也出现与杜甫比较接近的苏涣和孟云卿的名字，但二人分别排列在上下两卷结尾或将近结尾的地方，也没有摘举出他们的诗句。此后姚合的《极玄集》同样是选大历前后的诗人，选诗的精神和高仲武一致，选录的诗人两个集子也不少相同，所不同的是《极玄集》以完全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王维和王维的朋友祖咏开端，这更鲜明地表示了选者的态度，更足以说明选者对于王维的推崇。姚合说，被选的诗人都是“诗家射雕手”，但是一个这些诗人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伟大的射雕手杜甫，他却是看不见的。并且《极玄集》一般还认为是一个好的选本，韦庄说它“传于当代，已尽精微”（《又玄集》序），到了南宋，姜夔还曾加以评点。我们可以想见，这一派诗的影响是相当广泛而久远的。
宣宗时任过校书郎的顾陶有《唐诗类选》二十卷，现已失传。从胡震亨的（唐音癸签》，我们知道，选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选录的诗人也相当全面，顾陶在序里说，“国朝以来，杜李挺生，莫得而间”（卷二十一）。《类选》里选了大量杜甫的诗，这说明杜甫的诗经过元稹、白居易、韩愈和稍晚的李商隐、杜牧等人的提倡和称颂，已被人承认，这时距杜甫逝世已有八九十年之久了。
顾陶选了些杜甫的什么诗，我们无从知道，宋人曾季貍《艇斋诗话》里有一条说：“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其间载杜诗多与今本不同。顾陶唐大中间人，去杜不远，所见本必稍真，今并录同异于后。”我们根据他的同异比较，可以知道顾陶所选的杜诗的一部分，约二十七首，其中除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梦李白》等二、三首古体诗外，其余的都是近体诗，尤其以五言律诗为最多。这里边有不少好诗，可是却没有白居易在《与元九书》和元稹在《乐府古题序》里所称赞过的那些最重要的诗篇如“三吏”、《塞芦子》、《留花门》、《赴奉先县咏怀》、《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我们知道的只是顾陶杜诗选题的一部分，也不能说杜甫那些最重要的诗篇顾陶完全没有选，但是仅从这一部分看来，也可以明确顾陶选诗的倾向了。
晚唐韦庄《又玄集》（九〇〇）以杜甫开端，选的也只是五首五言律诗和两首七言律诗。《又玄集》并不是不选古体诗，但杜甫的最重要的长篇作品也是没有选。
上举选本，不是唐人选本的全部，但与《新唐书，艺文志》中的存目相比，它们是大多数，而且是主要的部分。如窦常《南薰集》已失传，据《唐音癸签》，它选有“韩翊至皎然三十人诗”，它的内容也就可以设想了。这些选本给我们说明一个事实，杜甫的诗在他生前和死后较长时期内在唐代一般的文坛上是不被重视的，后来渐被重视，他那最富有人民性和独创性的诗篇还是被忽略的。这些诗篇，尽管有元稹、白居易等给以很高的评价，还是不能被人接受。当时的统治者和所谓士林是更欢迎留连风景、游心物外的诗歌，所以王维在他们中间便成为一代诗宗，因为王维既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又能超脱“世俗”，这正好适合他们的趣味，成为他们的典范。中唐诗歌，虽早已克服了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却仍然赓续着南北朝山水诗的传统，因此白居易现实主义的新乐府诗运动，是有特殊的积极意义的。可是白居易现实主义的精神并不是容易被当时所接受的。白居易的诗在当时也相当流行，白居易自己就知道得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
杜甫的诗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南北朝一些诗人的艺术技巧，他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以这优良传统为基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思想内容上，他由于忧国忧民的热忱，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不敢道。在艺术形式上，他融会古今，摭取群书，采用口语，发挥极大的独创性。这两方面对于那些把王维奉为正宗、把钱起和郎士元作为诗界代表的人们，是不能容许的。我们现在可以说，若是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唐诗这座大厦就会失却它主要的栋梁。可是在唐代，杜甫最富有进步意义的诗篇和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诗歌，却受到冷淡的待遇。至于晚唐《诗品》作者司空图诋毁元白是“都市豪估”，北宋西崑体诗人杨亿把杜甫称作“村夫子”，这都吐露出追求韵味和形式而脱离现实的诗人们对于杜甫和白居易的憎恨。
这是封建社会里文艺界常有的现象。因为文学批评一般掌握在封建统治者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文人们的手里，他们对于大胆革新和进步主张往往感到憎恨和恐怖，他们因袭的观点也阻碍他们对新事物的认识。一个伟大的进步作家在他的时代常常受到难以想象的否定或冷淡。后来他的地位渐渐被人承认了，可是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还会被人忽视。明代杨慎有这样一段话很有代表意义：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所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 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
——《升庵诗话》卷十一
很显然，这是一段毫不含混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文学批评。其中还有不少事实的错误：第一，把杜诗称为诗史，并不始于宋人；第二，《诗经》里的诗并不像杨慎所说的那样“含蓄”，相反地有不少诗句是很露骨的批判和反抗；第三，宋代的文人并不都欣赏杨慎所列举的杜甫那一类的诗句，我们从宋代一般的诗话看来，他们常说这类诗句是“粗”，是“拙”，反倒是赞赏所谓“含蓄蕴藉”的居多，所以把这个“罪名”加在宋人身上，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只有一点逻辑上的推论是正确的，他反对杜甫的这类诗句，他反对在唐代元稹已经加以颂扬的“直陈时事”的创作态度，因此他反对把杜诗称作诗史。其实这类的诗句和这种创作态度，正是杜甫大胆革新、发扬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一个方面，也正是我们所要肯定的。那么，根据这个逻辑的推论，我们对于诗史这个名称也是肯定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我们现在有可能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于过去的作家进行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评价了。但是我们不要被一种假象所迷惑，以为一些经过长期历史考验、我们现在也给以肯定的作家在他的时代就已受人欢迎，甚至享受了“伟大的”或是“杰出的”称号。不是的，他们的作品在过去的封建社会往往有过一定时期的被忽视、被否定、被误解、被曲解，给它们以极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的作品只要不是失传了，总会有一天获得胜利。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代表人民的、进步的力量总是存在的，它们有时隐，有时现，有时影响大，有时影响小，但它们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发展、在前进，它们促使人们逐渐认识这些作品的本来面貌。杜甫的诗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若是在研究某些伟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同时，能够把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和在以后不同的时代里得到过什么样的待遇、什么样的评价，人们曾经怎样认识它们、理解它们，根据能够得到的资料，加以分析研究，我想，这对于了解过去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和斗争以及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是会肓一些帮助的。
写于一九六二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