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8年的危机
汉灵帝的统治（公元168—189年）一开始就遇着危机。宦官们感到因前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丧失了权力，他们拼命地想要夺回它。世家大族和官吏们骄狂自信，反应过于缓慢。
灵帝的选择
公元168年1月25日，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驾崩，无指定的继承人。次日，他的妻子窦后（死于公元172年）被尊为皇太后，这就表明她有宣布敕令的权力，这时她不过20岁左右。
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应付这种局势。皇太后秘密地就询于她娘家最年长的男性成员（在这时就是他的父亲窦武，死于公元168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条件选择一位皇位候选人。这位继承人应该是皇家刘氏的男性青年；可从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的血裔中选出一人；因为章帝一系是刘家嫡系宗支。
为了确保候选人获得支持，窦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韪，召集了一个至少有八人的会议：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团的利益。窦家的代表有窦武本人，有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儿。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约死于公元180年），即尊贵的袁家的最资深的代表；官僚阶层的代表是周景（死于公元168年），此人为太尉，官居百僚之长。宫廷方面的代表为刘儵（死于公元168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记载，或为郎中，或为侍中。最后一人为宦者曹节（死于公元181年），在此以前此人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无疑他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
据记载，是刘鯈曾提议以解渎亭第三代侯刘宏继位：他是章帝的玄孙，其时只有十一二岁。解渎亭在首都洛阳东北约500英里处，自公元132年以来解渎亭侯家居此地已36年。刘儵即出身于此地，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议的缘故。解渎亭侯不大可能到过京师，也不大可能与窦武有旧。
刘鯈的提议被窦武所接受，后者便据之以上奏皇太后。窦太后同意之后就发布了一道诏旨，其文曰：
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年十有二，疑然有周成之质……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1]
刘宏即历史上的汉灵帝。曹节——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刘鯈随带千余宦者和先皇禁军被派往解渎奉迎当选嗣君来京师。路上往返约需时半月有余，其间，即在1月30日，窦武已被他的女儿晋封为大将军。这个职位通常授予太后家中的长者，但并无军事实权。
也正是在这个君位出缺期间，发生了一些有关已故皇帝的后宫的事件。[2]皇太后原来并不得桓帝之宠，她是高级官员们强迫桓帝立为皇后的。桓帝有九个宠幸贵人，现在当然要听太后的摆布了。她杀了其中的一人，其余八人因两个太监的强烈说情而免其一死。这八名贵人和后宫其余诸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她们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有几名妃子或许是到了窦武的家中，不过无论如何，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一些流言就是这样说的。
2月16日，当选皇帝的扈从到达洛阳城门，在这里遇上了窦武。[3]窦武和曹节把这个男童新皇帝介绍给了朝臣，第二天便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礼。典礼中发布了两道国家命令。其一，自桓帝时代起即已成为窦武政治斗争中老盟友的陈蕃（约公元90—168年）被授予太傅之职。其二，陈蕃、窦武和另一有过光辉经历的政治家胡广（公元91—172年）集体地“参录尚书事”，因而他们成了摄政上的三驾马车；这在汉代是屡见不鲜的。
权力的争夺
对这种种安排似乎有关各方都是满意的，在2月余下的日子。3月、4月、5月及6月初都无大事可记，只有仪礼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极和告庙（分别到前汉和后汉宗庙祭告）。
可是，各种相互敌对的力量已分别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响。年轻的皇帝从解渎带来了他的乳母和几名贴身随侍，这些人被他称为女尚书。这个集团和宦官们希望得到恩赏和官职，但窦武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很显然，解渎亭集团和宦官们在最初时期比窦武所获更多，因为据说中常侍曹节与上乳母赵娆求谄于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谏，不许。”[4]
可是，窦武和陈蕃所激烈抱怨的关于封赏偏于一方之言，并无事实证据。我们只知道刘鯈的情况，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后来被一名宦官侯览（死于172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这是得到皇帝默许的。[5]6月10日，新皇帝的祖父、祖母和父亲都追尊有皇位称号；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渎亭的母亲，既未迎养于京师，也未给予尊号。[6]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太后插了一手，因为她不愿意处在一个宫廷内有两位皇太后的尴尬境地。
窦武和陈蕃开始讨论他们所担心的事，而陈蕃建议采取断然手段。在他看来，所有宦官应予剿灭。他显然费了一点时间使窦武同意这个方案，而且与此同时，后者获准了几起重要的任命来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他使一名亲附被任命为尚书令，并能指望卫戍京师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诚拥护。或许作为对宦官的一种威胁姿态，他指定在桓帝时代的斗争中一些受过宦官之害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从。
6月13日日食，陈蕃抓住了这个有灾异的征兆催促窦武见机行事。[7]他不满解渎亭集团和宦官的势力。窦武决定行动起来：他上疏朝廷请尽诛宦者，控诉他们越轨不法，安插亲信遍布天下。太后拒绝了斩尽杀绝一切宦官的意见；反之，她却交出了那两名在年初曾劝阻她不要杀害那八名先帝后宫贵人的宦官。
现在已经摊了牌，看来窦武在最初占有优势。8月8日，无一疑的是期待已久的封赏给予了窦武父子、窦武的诸侄、袁逢、曹节以及其他四名因拥立新帝有功的人。窦武的一个侄子负责统率一部常备军，使站在窦武一边的军队增加到两部。
但是陈蕃尚未满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压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强烈地上疏指责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览和曹节——和解渎亭集团共为叛逆。朝廷为之震动，而太后又一次拒绝交出这些罪犯。
结果发生了对峙的僵局，窦武也动摇了。熟于灾祥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出，太白星逸出轨道，将不利于大臣，这又是催促着行动起来的讯号。刘瑜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宦官们说的。太白星之变异大约发生在8月份或10月初。[8]窦武和陈蕃必然已得出结论，即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他们想另辟门径试一试。如果宦官们被指控犯有具体罪行，要拘捕他们就不会很困难。为此目的，窦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进了京师的民政和司法机构，以后又把一名忠于他的宦官山冰任命为要害部门的黄门令（即宦官的头头），因此在宫内取得了立足点。
到了10月底的时候，事情急转直下。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证，新的黄门令逮捕了一名宦官，并加以刑讯，直到他检举了曹节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于公元179年）才罢休。这时，值得注意的是，窦武和陈蕃显然各有自己的盘算。陈蕃要立即处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窦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词，免了他一死。
危机
黄门令山冰马上写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节、王甫和其他宦官，并于10月24—25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这奏疏送进了宫内。不论是窦武也不论是陈蕃，似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事情发生了使他们吃惊的大转变。当奏疏带进宫内时（无疑的是为了赶上早朝的时间），宦官们在稍事迟疑之后就偷偷地打开了这份奏疏；他们很震惊，因为要点名拘捕这么多宦官。于是，有17名宦官对天起誓要诛杀窦武。他们“歃血为盟”，并向上苍祷告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9]曹节其时已经醒来；他把年轻的皇帝护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了他一柄剑，让他的乳母陪伴着他。曹节关闭了宫门之后，强迫尚书台的官员们在刺刀尖下起草诏书来任命王甫为黄门令，并且特别下令将敌方的黄门令——即窦武的盟友——处死。
王甫在监牢杀掉了他的对手，并把另一名受过刑的宦官带回宫里。然后，宦官们突然袭击了皇太后，因为他们显然不信任她。他们收缴了她的玉玺，并据此命令士兵们守卫两宫和两宫之间的道路；他们因此护住了后方，同时发布诏旨逮捕窦武。他们也改换了京师民政和司法的两个要害部门的人选。
由于这种结果，可知窦武、陈蕃没有协调好他们的计划，而且也确实没有预料到风云会如此突变。窦武曾出外值夜，这时为诏书所震惊：诏书是由几个小时以前仍被关监的那个太监交给他的。他拒绝接奉诏令，便逃到了他的侄子——即忠于他的那两个步兵营中的一个营中去，坐守到天明。
与此同时，陈蕃也为事件的发展所震惊。他带了80名下属赶赴宫内，不过，这80人中看来没有职业士兵。[10]他费了不少劲进入宫廷大院，在那里他迎面遇上了新的黄门令王甫。接着发生了高声的互相对骂。双方对峙了一会儿，不久宦官方面士兵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包围了陈蕃，直到制服了他，然后把他投入牢狱。那天晚些时候，他在那里被践踏至死。其余80名年轻士兵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显然的是他们和宦官军队之间没有打过仗。
陈蕃和太后的障碍被清除了以后，只剩下窦武一个人。这时，新近奏凯还朝的边将张奂成了关键人物。[11]他因带有得胜兵在身边，所以宦官叫他逮捕窦武。他虽然未卷入前一阶段的冲突，但他现在却与宦官共命运，亲自带兵去搜捕窦武。黎明，两军相遇于宫门外的城墙边。双方再一次对阵叫骂，都想诱使对方叛逃。据说由于士兵敬畏宦官，他们开始投向张奂方面。他们一队一队地投奔过去，快到中午时刻窦武的防线便垮台了。窦武自杀，家属都被害，其他关键人物都被围捕和被杀害，有些人被株连到家属。值得注意的是，陈蕃的前后两次对峙都未曾动真刀真枪。
皇太后被幽禁在南宫，三天以后，即10月28日，那18名宦官因“诛陈蕃窦武有功”而受到封赏。[12]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人胡广，因置身事外，即以其持重而被授予陈蕃所遗的太傅之职。清洗和流放大约进行了若干日，据说死者“数百人”。[13]就这样开始了灵帝统治的时代。
灵帝时代，公元168—189年
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除中宫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宦官们自己插手军队事务。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时期。
公元189年5月的宫廷
在汉灵帝末年，即公元189年5月，宫廷里最令人生畏的两个女人是皇帝的母亲和妻子，而这两个女人之间又颇生龃龉。当窦武的危机过去以后，太后被幽禁于南宫，新皇帝马上派人去把他母亲迎到洛阳来住。他在公元169年初给了她正式的皇家称号，而她作为董太后（死于公元189年）也恢复了对她儿子的巨大影响。
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189年）本为屠夫之女，被买进了后宫；公元176年她生了她的第一个皇子，名刘辩（公元176—190年）。[14]这使她在公元181年被封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嫔也生了一个儿子，她知道她的地位多么不稳，所以惊惶万分。这第二个儿子及其母亲王美人（死于公元181年）便构成了对皇后母子的威胁。因为如果皇帝愿意，他就可以废后而立王美人为新皇后。他也可以立这第二个儿子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刘协（公元181—234年），意即“此子似我”。为了先发制人，皇后鸩杀了王美人。但是，这个孩子摆脱了皇后的掌握，而由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抚养。当愤怒的灵帝准备废黜皇后时，太监们劝阻了他。[15]
于是，这两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统。如果是长子继承大位，皇后就会自动地变成皇太后，这样的资格就使她会在未来年代中继续掌权。如果是幼子登极，皇太后便会变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继续过若干年有权有势的生活。可是事实上，直到他在公元189年5月13日死去的那一天，灵帝也未能决定究竟立谁为太子，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了起来。
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此人已任票骑将军之职，统率约千余人的兵力。何皇后则倚仗她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年）；从公元184年起他即官拜大将军。这个职位使他在国家紧急时拥有政治大权，但没有实际的兵可带。皇后的另一异母兄何苗（死于公元189年）也位至车骑将军，官阶仅次于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确实有部队的。[16]
灵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时不很得人心。他从公元159年起过分依靠宦官，因而引起当官的和想当官的人的不满；这些人都自视比宦官及其盟友们“清高”，骂他们为“恶浊下流”。反对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飞来，又发生了几件所谓“清”官同所谓“恶浊”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朝廷已被认为无能为力。公元167年，太学的学生们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官吏们竟然骚动到使朝廷认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可。在政治哲学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程度抨击当时的弊政。
在灵帝时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进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称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192年）说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公元190年，灵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说成“无功德”而除了庙号；[17]至于灵帝，则自始就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一个庙号。他在位期间，至少人们有一次策划要以刘家其他成员来替换他，而且他必须忍受目睹在中国各地有四个人先后称帝对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172年在南方；一次是公元178年在洛阳本地；一次是公元187年在北方；一次是公元188年在西部地区）。[18]公元184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得千百万农民群众相信：汉朝的气数已尽，农民应该拿起武器来推翻汉王朝，开创一个幸福康乐的新纪元。这就是头裹黄布为号的黄巾军叛乱：它虽早在公元185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余烬，至公元189年5月间犹历历在目。
军事组织
黄巾叛乱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军事组织方面。第一，汉朝有正式常备军五营，此即公元168年拒绝援助窦武的那支部队。现在不清楚的是，189年5月这支部队是怎样部署的；它可能有几支人马已派往叛军起事的各处。所有这些叛乱多多少少地无一不是公元184年黄巾起事的结果。[19]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朝廷匆忙地给派往战场平定叛乱的军人创造新的名号。在那5年战乱期间，有些封号废除了，但在189年5月间还有许多封号和人物并不适应常备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便是。他的封号几乎是黄巾起事的消息到达京师的那天给予他的。虽然他在平叛中并未起过作用，但叛乱平息之后这封号仍未收回。还有一个“票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帝母亲的侄子。
车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后的另一个异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189年5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将军。其一是册封的后将军袁隗（死于190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20]另外两人为前将军和左将军：他们都被派往帝国的东部去平叛。这六个将军封号都偏离了常规做法，而且有几种封号自150年前的光武复辟战争以后一直未曾启用。它们之得以恢复不仅是对于无休无止的叛乱的反应，也是为了满足那两位外戚家属成员的野心。
大将军的头衔曾在公元168年给窦武封过短暂的几个月，它倒是屡见不鲜的事。在何进之前曾有六名官员被任命为大将军，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余都在与宫廷的斗争中死于非命。[21]显然，有几位大将军同皇帝之间有利害冲突，这在何进也不例外。公元188年以前，大将军事实上是给予平民的最高头衔（太傅除外），而何进在危急时期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制服朝廷和宦官。可能正是由于这种缘故，灵帝于公元188年9月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即任命了一名宦官来做一支崭新的军队的上军校尉。这位上军校尉骞硕（死于公元189年）是皇帝的亲信，甚至大将军亦被置于其摩下。[22]
这支新部队被称为西园军，表面上是说皇帝因害怕黄巾才建立的。在这个宦官上军校尉之下皇帝还任命了七名非宦者为西园军的下属校尉。其中有几个校尉在反对黄巾军和其他几次叛乱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则出于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门生故吏。这些校尉的士兵们可能早已受各该校尉的指挥，而这或许就是创办这支新军的第三个理由。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
任命一名宦官做上军校尉，这是窦武危机之后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发展的最后一步，结果是宦官的权力扩展到了帝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曾经阴谋搞垮窦武的曹节在公元169年做过一百天的车骑将军，在180年又出任此职达5个月。另一名宦者在186年也做了4个月的车骑将军，现在蹇硕却做到了上军校尉。公元188年11月21日，皇帝驻跸大华盖下检阅他的军队，并自称“无上将军”——这是后汉时期拥有这另一个称号的第一位皇帝。[23]
尽管如此这般戒备，西园八校尉几乎未敢冒风险参加野战。公元188年12月，上军校尉派了一名他的副职去西部作战，另一名校尉则在京师的南边胜利地打击了黄巾余部。可是，这后一名校尉的战绩未得到承认，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个月便毙于狱中。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流窜的叛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对于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军则滥加封赏；这个姿态表明，朝廷对叛军也要花钱来买动。不管它是新的称号、新的编制和新的军队，总之都表现了朝廷确实的软弱无能。
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两位将军中的一人在东边作战。董卓被召回京师接受一个文职任务，但他拒绝受命。反之，他声称他的军队不让他离职，他带了他的部队向京师进发。灵帝去信谴责他，董卓对此置之不理。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24]
大放逐（党锢之祸），公元169—184年
灵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末年，宦官的势力是怎样伸展到了军事组织中去的。现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们是怎样和被谁选来阉割的，又是怎样在宫里取得地位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选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经过考试。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事务有巨大的影响；知道他们一旦邀获人主的恩宠，便能掌握住大权，历久不衰。[25]
公元189年5月，牵涉到窦武危机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侯览已在公元172年自裁，王甫在179年死于狱中，曹节在181年以寿终。他们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为西园军的上军校尉蹇硕（死于189年）；一为在公元186年做过4个月的车骑校尉的赵忠（死于公元189年）；一为张让（死于公元189年），即支持皇帝在财政上搞鬼的那个大权术家。灵帝称赵忠为“母”，而称张让为“父”。袁家在宦官队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于公元179年），他的职位是中常侍。[26]
宦官的编制在称号和职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大约到了这时，宦官们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传给他们的义子干儿。宦官通常是成帮地受封，这表明他们在帮助皇帝反对一个军人领袖或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僚时，他们是拉帮结伙地同谋共事的。公元126年，19名宦官因拥立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159年，5名宦官（另有7名非宦官）因帮忙清除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年）的势力有功而被封赏；公元168年，18名宦官因帮忙剪除窦武和陈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年，12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而受勋；公元185年，12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镇压黄巾有功而被授勋。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185年这12名受勋的宦官之中的人。[27]
公元175年以后，给宦官的名号越来越多了。根据那一年的诏告，宫内原由官员主管的官署今后统交宦者掌管。同样地，所有原来主管官员的副职也都交由宦官担任。不清楚这一措施落实到哪些部门，但很可能的是，从公元175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宝、衣物、珠宝珍物以及甚至他的医疗保健问题，一律交给了宦官。自公元175年起也有一名宦官决定物价（“谐价”），这可能指的是决定宫廷购物的价格。[28]
可是，比起因为公元169—184年的党锢之祸而使他们的干儿义子、兄弟和父母都担任官职一事，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年之末，那时一方面是窦武危机之后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满于自己无权无势的大官僚：这两种人之间郁积了冲突的种子。这个冲突此时已经爆发，而且是宦官取得了胜利。有8名官员被指控为结党营私，将有所不利于皇帝，而当这8名官员被杀之后，便为屠杀他们的门生故吏、儿子和父母达百多名的道路开了绿灯。屠杀完了以后，他们的妻室儿女被充军到北方寒带地方或南方瘴疠之区，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张榜除名，使这些人免官禁锢，永不录用。不仅他们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单上的五服以内的人也不得例外。[29]
年仅十三岁的灵帝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够完全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大规模的禁锢运动已因公元166—167年官员和宦官之间类似的斗争而已在实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党锢”究为何事。当他被告知，它意味着这个“集团”阴谋反对国家本身时，他批准了这道诏旨，从而开始了大禁锢运动。公元176年有一名官员竟敢请求废除禁锢运动；其结果是，禁锢运动更加扩大规模，使之适用于每个与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公元179年随着侯览和王甫的死，禁锢运动有所收敛，但它仍在进行，直至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事时宦官已无力再支配任命官员之日，大禁锢运动才告停止。[30]可是与此同时，高级官职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从原来要通过本事和建功立业才能达到的目标变成了可以出最高价钱任意出卖的东西。
在汉朝初年，宦官的数目不超过14人，但据说到了灵帝末年，其数已膨胀至2000人。不能设想，这么庞大的队伍会安分守己，太平无事；事实上他们内部已是纷争不已。他们最尖锐的对峙是发生在以母党为一方和以后党为另一方的宦官之间。另外一个派系分裂表现为公元185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名宦官和那些不满意他们支配帝国的财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间的对立。在灵帝时代就曾发生过宦官彼此互相反对的阴谋，其结果是互相控告指责对方。最后那12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们的敌人。
公元171年的一个阴谋是把皇太后从她舒适的幽禁处所释放出来；而最严重的一件事无过于有一名太监在公元184年告诉皇帝：由于那12名宦官的横征暴敛和党锢之祸才引起了黄巾叛乱。关于第一件事，插手窦太后事件的宦官们被控以恶毒地攻击皇帝的生身母亲——所以这两个女人就被人利用来彼此斗法。关于黄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难的视线从12名活着的宦官身上转移到了早在前几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宠的王甫和侯览身上；然后转移到了两名属于皇帝母亲那一党的宦官，最后就转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们看到，那12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还因为他们吃过苦而受到封赏。[31]
宦官本人只在宫内掌权，但是在党锢的年代，宦官的亲朋故旧都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权力。不论用什么谋划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反之，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年）之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贿赂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的话。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公元172年，王甫伺机报复。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他自杀，王甫等12名宦者受封。[32]公元179年，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4名高级官员送了命。公元181年，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举出更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灵帝活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骞硕。[33]
公元189年5月官僚体制的状况
在灵帝统治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这是指公元180年新建了三处皇家苑囿，181年建立了御厩，183年建立了圃囿署。[34]这些新机构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
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172年，未任命继任人选。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新太傅。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168年10月死于宦官手中。很显然，人们再没有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171年已经到了法定年龄。[35]因此，在189年5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
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卿的八尚书。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178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不再授予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36]
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70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职期间会有多久。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他们的权力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最初，这是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37]
在从前，即在公元109年和161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但是在公元178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由。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
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一的位子值钱1000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万；而在约100个左右的郡守中，一个职位得花2000万钱。[38]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185年，崔烈（死于公元192年）以500万买得了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公元187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39]
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园建了一个金库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185年为了建宫殿以每亩（约0.113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185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184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40]
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元182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194年）在公元188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41]做汉朝三公之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原因。一个是从公元169年直到184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42]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长期的空缺。
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176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178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172年，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43]
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179年曾经让一位朝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188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44]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者。
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193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45]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绝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46]不管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停止呼吸时，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80英里处。
叛乱与战争
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
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47]这特别是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177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他们。[48]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
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50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在长城里面。[49]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177年帮助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50]羌人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公元185年和187年）。
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皇帝放弃整个战乱地区，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强赢得了一次胜利。[51]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年后才把他赶走。
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年至181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52]
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年和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53]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汉朝会掌权吗？[54]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
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觊觎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55]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的，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建立以后，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公元132年。[56]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换代。这一点在公元144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145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147年、148年、150年、154年、165年、166年、172年、187年和188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57]
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叵测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147年、161年、178年和188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一个是在公元145年，一个是在148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58]公元145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154年有一位“太初皇帝”；165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年有一位“太上皇”；172年有一位“阳明皇帝”（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
产生这后一位皇帝的叛乱是灵帝时期的第一起“妖贼”之乱。我们不知道这些叛乱者有何理论；我们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发户式的对手。可是，宗教很难用武器根除，而正在这个时期当这次叛乱爆发于中国南方的时候（公元172—175年），一个医生之家却在华北以奇迹治病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人们，疾病是罪恶之果，因而人们如果忏悔了罪过，就会恢复健康。这个治病教派的领袖人物名叫张角（死于公元184年）；在他活动的某些时间中他主张应由他取代汉室。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把追随者组成一个一个单位，鼓动他们相信可以期望一个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将到来。他预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因此他在公元184年起事，按照传统的算法，那一年就是这个甲子开始之年。[59]这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60]
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年4月3日——于这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61]
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16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这才真正使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黄巾叛乱。各郡的政府军纷纷败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汉宗室诸王被绑架，许多帝国官员则自逃生路去了。
颇为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叛乱究竟是在何时爆发的。我们只知道它必定爆发于公元184年3月的某日，因为朝廷的第一次反应是记在184年4月1日。皇后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年）名副其实地被封为大将军。皇宫的卫队和常备军都暂归何进节制，“以镇京师”。[62]在畿辅地方，第一道防线设在京师之南，置八关都尉官以防守战略要地。最后，朝廷选派三名官员下乡讨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
对于这几个战役，我们知之甚详。可是，这里只要说明黄巾是在公元185年2月被击败就够了。但是，朝廷并未长期得到这次胜利的好处。在两个月时间内，黄巾运动像下蛋那样又接二连三地复制了新叛乱，虽然这些叛乱不一定就是以黄巾教义为基础。有些叛乱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波”等），有些叛乱径称自己为黄巾。[63]最后，对于朝廷来说，叛乱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军被任命当了地方官，准许他们可以推荐人员担任官吏。当弄清楚了仅仅这还不够时，朝廷便派了一个军阀统带他自己的亲兵进行讨伐，因为朝廷自己的军队显然已无能为力了。
黄巾叛乱对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的影响已如上所述。公元188年在今四川境内又爆发了一次群众起事，但是，虽然它的领袖自称黄巾，并且自封天子，西边的这一起叛乱同华东真正的黄巾军似无任何关联。[64]西川的叛乱也是靠私人军队去对付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才促使朝廷改变地方行政，而任命有全权资格的州牧。
如果不是这一次叛乱，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长的叛乱使得朝廷下决心任命州牧。公元187年，一名汉人卸职官员使乌桓族几个头目相信汉人对待他们态度恶劣，因此劝他们起来造反，而让他本人来充当其领袖。这个前官员也自称天子，这时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年4月平息了事件，其时至灵帝之死只有几个星期。[65]
汉灵帝时代的文化和学术
灵帝时期还有许多细情可谈。那时有地震、水旱之灾、蝗患、虫灾、疫疠以及雹灾。朝廷的对策就是实行大赦，减征税项，施药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现了日、月食和彗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非常变异：一匹马下了一个人婴；一名少女生了一个两头四臂的幼儿；植物忽然变为动物形象；雏鸡变成了公鸡；蛇、老虎和疯子潜身出入宫门。[66]在围绕着汉朝灭亡而出现的民间故事中，这些非常变异都当做汉王朝即将倾覆的预兆而被一一列举出来。
建筑活动也不乏记载，虽然我们也同样经常地听到大火烧了宫殿，宫墙陡然倒塌。建了观象台；铸了四个铜人和四个铜钟；发行了新的钱币。令人高兴的事情是奇菌生，凤凰至，在黄巾叛乱爆发的前一年有材料说曾获得大丰收。有几个周边的外国来向中国的天子朝贡，以此证明他的教化对世界的影响。[67]可是，据说皇帝本人却沉溺于戎狄之俗：他喜爱他们衣食、音乐、舞蹈和陈设。
灵帝朝最重要的学者或许就是蔡邕（公元133—192年），而最重要的学术事件就是在京师刻成和竖立了石经。这工程于公元175年下令实施，183年完成，蔡邕是这一大项目的主要执行人。汉石经的残片至今仍然存在。[68]
如果我们是比较地注意灵帝的世界，那是因为他的统治是汉朝治下最后的稳定时期。就是灵帝的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尚有所留恋并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时这个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事还不能立刻豁然。
王朝权力的崩溃
使得汉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说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们屠杀了宦官，但丢掉了皇帝。董卓那时操纵着皇位继承权，但在东部则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由于这个压力，汉帝和董卓被迫西迁，但是，东方的联盟成员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了七人。与此同时，董卓死了之后，汉帝漂泊无家，直到后来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雄，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对手，后来他的儿子取代汉帝，自立为魏帝。他的两个对手也起而效尤称帝，从此中国有40年之久成为三国鼎峙之局。
何氏掌权
灵帝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化的时期，因此当他在公元189年5月死的时候，他留给他的继任者的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政府。不论由谁来继位，他都会成为各种权势利害冲突的焦点：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在这同时，人民中间对王朝的合法性疑虑丛生，因为这在宗教叛乱里面，特别是在黄巾叛乱之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谁该继承灵帝？这里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他的长子前刘辩，13岁；一个是他的幼子刘协，8岁。前者为后党要立的对象，后者是灵帝之母的宠孙，而且上军校尉蹇硕有灵帝的付托之重。灵帝死后历时一整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月15日终由刘辩即皇帝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并且摄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年），他与何太后之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一起共同掌握了尚书台。刘协被与蹇硕隔离开来，也封了王。蹇硕对形势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园军队的上军校尉，他试图把宦官们联合起来反对何进。此事泄了密，蹇硕被捕，并于5月27日被处死。他的军队统由何进归并指挥。[69]
何氏家族这时控制了局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对付灵帝的母亲。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妇人先是丧失了她在宫内的居住权：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骑将军，在何进的压力下自杀了；最后是她丢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月7日忽然以忧愤卒。[70]
虽然清除了政治对手，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宦官们的下场究竟怎样呢？在夏季这出戏大幕拉开的时候，主要的参加者为四个人：一为袁绍（死于公元202年），即西园八校尉中的一个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员和宦官的敌人；二为何进，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虑皇太后——他的异母妹——的愿望，因此犹疑不定，延误了时日；三为太后本人，她不愿牺牲宦官，因为那样就会使她和皇帝俩人成为何进和袁绍的实际上的俘虏；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们没有什么本钱，只有依靠他们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隐隐可见地还有徘徊不进的董卓，他正带着他的部队安营扎寨于京城西北80英里之处。
公元168年的事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时窦武也面临着同样的局势，也同样地摇摆不定，也因此丢了性命。袁绍决定不让事态重演，他总是催促何进下手，要他记住窦武的教训，告诉他不要失去时机。何进就来向太后进言，而他总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复，即对于宦官应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何进之弟何苗及其母亲都接受了宦官的贿赂而帮他们说话；这便加强了太后不向何进让步的决心。[71]
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杀宦官
地图14 约公元200年军人的割据局面
直到此时为止，情况就好像是窦武危机的重演，但正是这个时候，袁绍搬进了一个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认为必须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碍就是皇太后。要皇太后改变主意，就需要有军队。得到何进的同意，袁绍召唤了几支私人军队的指挥官向京城进发。何进自己却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召调驻守在京师东北80英里的前将军董卓开进洛阳。[72]然后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马前往京畿乡村，下令烧杀抢掠。城内已能望见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罢斥宦官。何进的兄弟甚至劝他应该与宦官讲和；因为难道何家的显赫地位不是得力于宦者才使他们的异母妹最初当上了皇后，而现在又当上了皇太后吗？
何进又是举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进的军队，但董卓勉强地接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准了袁绍在京城内假节，专命立断；而袁绍则力促董卓及其他私人军将轮番上奏以反对宦官。这种心理战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皇太后也确曾一度罢斥过宦官，但是，他们利用何家其他成员的影响又使太后收回了成命。这就是公元189年9 月22日凌晨的局势。
那天的早朝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使宦官们紧张不安：即本来称病在家的何进忽然上朝求见。太后与何进之间的谈话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线偷听了去，当他们得悉这和21年前窦武上奏的内容一样，即何进要求处死一切宦官时，他们也和当年的宦官同样感到震惊。
这一回也和21年前一样，宦官又是依靠他们的临机应变之才、全体协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决定了事变的结局。太后坚决拒绝了何进的请求，而当何进离开皇宫的时候宦官们又叫他转来，说太后还有话要跟他谈。与此同时，他们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员和器械。当何进坐在地上等待其异母妹召见的时候，那位主要宦官张让，即帮助灵帝出点子敛钱的那个宦官，[73]马上为自己和全体宦官最后开脱罪责。他说，第一，帝国搞得乱七八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第二，在灵帝要于公元181年废太后时是宦官挽救了她；总此以上原因，何氏应该感恩戴德才是。这是何进最后听到的一句话，因为他正在此时被砍下了头。接着，宦官们就撰旨罢黜袁绍。尚书们拒不奉诏，开始要求会见大将军。他们抛出了何进的头颅作答，显然是意在要他们屈服。
现在大将军已死，但还有一个问题。与21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师已无忠于宦官的将军和部队了。这或许是公元168年和189年之间最大的不同，因此它对宦官来说是致命的。当何进的死讯传到袁家时，袁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杀掉那个被宦官任命来取代他的人。然后他率军开向北宫。正在此时，袁绍的从弟袁术（死于公元199年）已统兵向南宫，他便和守卫宫门的宦官发生了战斗。这一仗直打得夕阳西下，但袁术纵火烧宫门，企图用烟把宦官熏出来。[74]
这一把火的效力比预期者大。不仅宦官们经由两宫之间的甬道逃往北宫，他们甚至带了他们仅有的保护伞：即他们带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异母弟刘协。可是，太后在混战中逃走了。太后并不知道她几乎只是她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异母兄，并且据说是受雇于宦官的车骑将军刚在北宫的前面被杀，这是袁绍所默许的。这样，何氏家族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被灵帝称为“母亲”的赵忠作为太后之异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75]
战斗场面现在移到了北宫，宦官在这里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 月25日，袁绍攻入宫中大院内，他叫他的士兵见宦官就斩尽杀绝，据说其数逾2000人。但是，他们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标——即宦官张让——却逃逸不见：张让挟带新皇帝两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黄河而去。另一队人马对张让穷追不舍。他们相遇于黄河岸边，最后张让纵身跳入黄河淹死了。宦官由此永远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了。[76]
董卓其人
由于宦官被消灭和皇帝又滞留在乡间，谁将填补权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问题。何氏家族不能填补，因为它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已死绝。事实证明，袁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头上：他曾从远处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赶兵马前来参加抢掠。他于9月25日到达京师，这时他获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处的山中避难。他带着（甚至是胁迫）国家的高级官员去追寻皇帝。但是，当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时候，这种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轻的皇帝害怕董卓的军队，因此当董卓想让皇帝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皇帝竟不能了然地回答他的问题。
董卓于是转而问皇帝的异母弟刘协，他才听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经过。看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77]这个故事后来被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和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186—226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两种力量的源泉合在一个人身上；但这种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们得回过头来再谈谈公元189年9月25日的事。当董卓带着皇帝兄弟两人回到洛阳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没有一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不算一个什么人物，而且他的军队也不特别多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针对着这些弱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同时表面上则维护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绍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9月26日吓跑了；对于一些大学者，包括蔡邕在内，他也胁迫他们参加了政府。[78]从严格的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废掉了给他坏印象的年轻皇帝，而另立了刘协来取代他。
这最后的一个计划遇到了或许比他预计的更多的反对，但是他下定了决心，并扫除了一切反对言论。9月28日，他强迫太后废黜了皇帝，立刘协来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宫外，又在一两天以后弄死了她。[79]
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董卓要做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汉代一位最出名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263年中唯一一位成功地废了一个皇帝并立了另一个新皇帝的人。[80]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全由他制造出来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许多意气用事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很确定的：董卓曾经“对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
东方的联盟
我们现在需要把视线从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东的地区。在那个东部地区正在形成反对董卓的反对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动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绍，他是在董卓进入京师后马上从那里逃出来的；还有袁术（死于公元199年），即袁绍之从弟，他是公元189年晚些时候逃出来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年），他是西园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年快到年底时逃出京师的。附和他们这三个人的还有一些有财产的将官和士兵，有王朝的现任和卸职官吏：他们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篡夺者董卓应该被击败，因为他玩弄了废立的手段，因此能够轻易地被人们指为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败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许有一个模糊的计划是想让年轻的前逊帝复辟。废帝是董卓的一个负担，因为他容易成为忠君意识的注目的焦点，于是董卓就在次年3月3日处死了这位逊帝。两个月以后他又对袁氏家族实行报复。仍留在京师的太傅袁隗在5月10日连同袁家一切其他成员统统被董卓处死；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势。[81]
与此同时，东方联盟的压力已经升级，而皇帝之回到洛阳也开始影响着董卓举行反击的机会。如果他离开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会掳去皇帝，宣布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190年4 月4日，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虽然它已有约150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82]
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83]
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使它后来有了这种能力，当皇帝在5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84]
汉朝廷的消蚀
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年5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85]
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年5月结了婚。在这一年8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196年8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86]
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灵帝时（公元168—189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
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是袁术（死于公元199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144—208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人孙策（公元175—200年）。[87]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
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约死于公元223年），他的父亲在公元188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184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
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元125—144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88]在公元196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190—215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年
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样，可以想象，汉帝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89]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辉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统治。
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二个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
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年8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愿，说要修复他自己的基地许县，因此他们一行人于公元前196年10月16日到达了许县。行程绕过了袁术，当他得知曹操不会释放在俘的皇帝时，他在公元197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这事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开始离弃他，他在公元199年临死之前身无分文，便想把皇帝称号卖给袁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通过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觊觎了皇位，结果使他贪多而嚼不烂。[90]
袁术之死就把帝国的东北部遗留给袁绍和曹操了。后者正在这时制定了稳定财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士兵领取地块来耕种，作为交换，他们定期向曹操交纳作为赋税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义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他的影响不断增加，直到公元200年在袁曹双方领土交界处的官渡决战时为止。[91]
帝国东部的另外两个军阀刘表和孙策，则卷入了曹操和袁绍的纵横捭阖的阵营之中。刘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联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阳则变成了十足的文化与和平的中心。孙策稳固地加强了他对东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绍大决战的前夕死了。他仅有25岁。他的兄弟孙权（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92]
在帝国的西半部，宗教领袖张鲁与其南邻刘璋之间的争吵已经公开化，那个宗教国家的边界向南深入到了刘璋境内。中国西北角的叛军们或多或少地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之后的几年注意到他们时，他们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
曹操的巩固，公元200—208年
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他迫使袁绍逃窜。袁绍此后未再获得主动权；他在公元202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公元206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孙们所一度控制的整个地盘。公元207年，曹操甚至冒险向更北的地盘挺进，打败了乌桓的骑兵，致使整个东北地区都属于他的治下了。[93]
在他的南方边界上，局势没有明显的变化。他的南方邻居，即东南的孙权和西南的刘表对皇帝表示着谨慎的忠诚，因而这也是对曹操有所忠诚的表示。这个表面上的平静因刘表于公元208年身染重病又无可靠的继承者而受到威胁，所以究竟是曹操还是孙权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数。甚至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自从灵帝死后国内开始发生动乱以来，一位大走其运的勇猛战士刘备（公元161—223年）已经登上了舞台，他时而支持这个军阀，时而支持那个军阀。[94]公元208年，他已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也有人担心他也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将咽气的刘表的地位。
地图15 曹操的晚年
当曹操决定采取主动并且确实迫使刘表的儿子向他献出土地的时候，另外两个武人现在有理由害怕，他们之中的一人会受曹氏之害。他们两人结成了暂时的联盟；当曹操水师南下的时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烧了，他的军队在赤壁被打败。[95]赤壁之战标志着曹操南下冒险行动的结束，因此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在华南的孙权、刘备和迤西的其他军阀们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
曹操的晚年，公元208—220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加强他对皇帝的地位。当他想拿过刘表的土地的时候，他在赤壁之战中丢失了部分领土。可是，他赢得了刘表的随从人员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刘表的和平首府的学者和诗人这时都奔集在曹操门下，给他的统治生色不少。
与此同时，曹操对帝国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直到公元208年为止，皇帝仍然继续百般设法维持着名义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上层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官职不再像灵帝时期那样进行买卖了。皇帝有时必然可以乐于找无论什么人来当他的这些官。可是到了208年，曹操废除了三公的职位，而代之以另外两个最高官职：丞相和御史大夫。曹操自己做了丞相。[96]
直到公元208年，汉王朝与曹操的随从人员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正常了。曹操还没有索取过分的封号。在196年，他曾被任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但是他似乎在199年放弃了后一个职位。在204年他又另加了一个州牧衔，但这只是对他已有权力正式予以追认的手续而已。[97]汉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帮随从人员，无足怪异的是，他们包括一些汉室孤忠和保守观点的人士。
在这些集团中间流行着的关于汉王朝不过正在经历着暂时的衰落的理论可能找到了最热烈的支持者。在公元200年，荀悦（公元148—209年）写成了一部汉代的史书，它的中心意思是说，在经过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汉室将要中兴。[98]在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计划杀死曹操，其起因可能是误传了他的计划。这项密谋被挫败，曹操依然故我，毫发未损。可是公元203年，他安置了眼线来监视朝臣。
公元208年以后，曹操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对这个傀儡朝廷的影响。公元212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趋”这种通常对待老年大臣的殊荣。213年，他称魏公，并把三个女儿呈献给皇帝。214年他又得到了额外的荣誉，废黜了皇帝在195年娶的皇后，并杀死了与此同时所生两名皇子。215年他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次年他称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汉帝国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许任何非刘氏家族人员为王的制度。217年又给他加添了一些荣誉，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为他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称帝这最后的一个步骤。[99]
这最后一个主张是依据对曹操的居心叵测的猜测提出的，但不可尽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其他地方的地位。当曹操在公元214年杀死两名王子时，刘备远在西蜀发丧，警告他不得再攻击皇室。公元219年，这个问题曾自由地同曹操进行了讨论。
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论据：其一为宇宙论方面的，其一为实际的。在宇宙论方面，它干脆声言，所有迹象都表明天命已从汉室移到了曹操身上。从实际方面出发者则反驳说，汉朝的天命固然已经微弱得很，但是在整个中国被征服以前，明白无误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个主张实际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种观点。[100]
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叙述一下帝国其余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经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领土。公元211年，京师长安周围的地区被他拿了下来；在214年他又俘获了早在灵帝末年即已自称为王并在极西部支撑了下来的人；宗教领袖张鲁于公元215年投降了，这就为曹操向帝国的西南部进军打开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时，西南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刘备软硬兼施地从原来的益州牧刘璋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由于刘备位于西南，孙权在东南，曹操在北方，这就形成了帝国的鼎足三分之势。三分局势延续了五十余年。[101]
曹操晚年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公元218年有一个忠于汉室而反对他的密谋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成功。公元219年，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取了原先属于那位宗教领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过自立为王而自封为唯一合法者的美梦。[102]就在那一年，孙权把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从而更多地动摇了均势。曹操的死可谓死非其时。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220年11—12月
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103]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213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在11月的下半月和12月10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220年12月11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104]
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221年5月15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帝国的西南部得以延续。[105]
第三位军人头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暂时承认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王”的封号。可是孙权在公元222年也自建年号，这表明他不完全承认魏的统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权；刘备曾在公元221年称帝时就自己建了年号。从222年起就有三个年号：一为魏，一为刘备的汉，再一个便是孙权。毫无疑问，由于孙权不能宣称汉帝已逊位于他，他也不能说他本人是汉室的一员，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号为满足。只是到了公元229年才有符瑞纷纷预言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229年5月23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106]刘备死于公元223年，曹丕死于226年，但他们的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14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07]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史学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基的时候也宣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把它一笔抹杀，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132—193年间，我们至少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14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113年起，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年被称为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公元前100年被称为天汉元年。[108]
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绝非巧合；它强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诸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32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年、121年和150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109]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王朝于公元25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人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110]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221年加在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111]万事万物，大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26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
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元175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骞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112]宗教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的，他们搞了很多计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年，或许在127年、147年和188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在公元191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
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30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毋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的社会精英集团接收过去，那么，汉代为什么衰亡的问题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论而已。许多人相信曹操便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表示敬谢不敏。他试图建立一种新结构，那就是使皇帝统而使将军们治。他的儿子曹丕没有接受乃翁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几条理由来急于拥有皇帝尊号。
曹丕作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无人与之抗衡的；如果他当上了皇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个皇帝，而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样做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但即令他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证他也继承了曹操的威望。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领土上巡视，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获军心拥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汉献帝小五岁，因此他所处的地位不那么适合向献帝发号施令。
当说完和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的官员们的压力，抑或废黜献帝的整个过程是由他本人计划和发动的。事实的真相可能是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认为他自己称帝就可以像汉朝皇帝那样赢得同样的忠心，历史证明他是错了。
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发问，这种衰亡是怎样发生的。传统上有三种答案。有些历史学家指责某些皇帝个人；另有些历史学家怪罪于妇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则归罪于黄巾军。
关于后汉和刘备蜀汉王朝的历史，在公元304年的史书中有如下的叙述：
……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干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崛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
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113]
这是一篇出色的亲汉代的宣传鼓动文字，它写于公元304年又一次复兴汉室的时候（见下面《汉人不断坚持的理想》小节），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究汉代衰亡原因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再予以强调。我们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个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356页以下）。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这样就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114]
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和最后一位献帝。按照传统的想法，这九个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则是昏庸无道。对于第一位光武帝人们总认为他是好君主，凡是称颂开国君主的一切嘉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声誉，但这却叫人感到奇怪，因为事实上是，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认为末代君主就是罪恶的象征，不会治理国家。史家范晔（公元398—446年）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他写道：“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115]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认为是好的，只除了认定他刑罚苛刻之外。其后章帝也是好皇帝，可是，历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在他身上开始看到了汉王朝衰落的迹象；[116]其后的五个皇帝就都受到责难。早在公元190年，学者蔡邕就称和帝、安帝和顺帝都“无功德”。公元219年，当人们在和曹操议论汉代历史的时候，都认为安帝是第一个坏皇帝。自此以后，传统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间摇摆，要找出谁是第一个坏皇帝。他们的后继者顺帝、桓帝和灵帝受到普遍的责难，但是，桓帝和灵帝又比顺帝更坏。在适当的时候，“桓灵”一词即意谓“暴虐的政府”；此词在后世的政治词汇和诗的语言中即等同于“幽厉”，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117]
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
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118]
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创建后汉“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因而不足为怪的是，不用说几个儿童皇帝，其中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和灵帝都青年夭折，无一人活过了34岁的。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还有献帝，却都活过了那个年岁。在他看来，整个帝国的繁荣昌盛是同皇帝个人的长寿相联系的，而某王朝的衰落也可从它的诸帝的早死看得出来。[119]
赵翼认为重要性在于汉代诸帝早死者多，这可能不是太牵强附会的。当人们问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和帝和安帝直到灵帝都是坏皇帝时，千篇一律的回答都会说：“因为他们允许妇女和宦寺当政。”正是在这里，诸帝的早死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唯一的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们把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联系起来（像赵翼那样），或者把它们跟道德沦丧联系起来（像司马光那样），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仍然是，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确实是从和帝开始的、直到公元189年9月宦官被屠杀时为止的后汉历史的特点。为什么妇人之治与宦官之治要被看做是汉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几乎都不愿劳神地去解说这件事情；论据是不足为奇的。有时我们会从书本上知道，权力必须产生于阳，即自然界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阳性本原。[120]女人自然代表阴，是其反面的、被动的本原。宦官也被看做是阴，因为他们的阳性已被去掉了。由此观之，妇人和宦官之治被说成是由阴所产生的权力，而这是传统思想家所憎厌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厌恶这种统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来示警。认为自然本身也讨厌妇人和宦者之治的这种概念也很古老。当历史学家司马彪（约公元300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列举出来时，他解释说，它们大多数都是由妇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121]曹操死后仅一个月，他的儿子、世子曹丕当时仅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个规矩，即只许宦官当奴仆，余职一概不许染指；公元222年已身为皇帝的曹丕，在他册封第一名皇后时就下令，皇后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参与政府事务。[122]
除坏皇帝、母后摄政和宦官之外，还应加上第四个促使汉王朝衰亡的原因：即黄巾军。有几个传统历史学家把黄巾军看成是使汉朝衰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欧阳修（1007—1072年）写道：“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而“已无救矣”。[123]何焯（公元1661—1722年）把黄巾军之乱与宦官之治联系起来，他写道：“东都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124]
这种历史成见也影响到了西方历史学者。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他们也强调指出坏的或不负责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黄巾军，把它们视为导致汉王朝没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历史学家搞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沦丧论来衡量皇帝之坏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实上一个朝代的皇帝们（创国之主除外）都长于深宫之中，脱离人民，被金粉豪华的生活和阴谋诡计所包围，所以他们把这些皇帝的习性看成是这种事实的必然结果。[125]就后汉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又有些不足恃，因为安帝、桓帝、灵帝和献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宫内，但是，这种情况对他们配不配治理国家似乎没有起什么影响。
皇太后、她们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籍中，都说他们是汉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来，人们试图重新评价宦官在后汉没落方面的作用。[126]宦官远不是王朝软弱的象征，而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宪法目的。据说，汉代政府依靠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来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当外戚家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皇帝在宪法的意义上就得恢复它，因此，这时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赢得了这场斗争，汉政府的这套体系就会被打乱，汉王朝的灭亡也就会提前到来。这样看来，宦官实际上是应该为王朝的延长寿命记一功的。但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在后汉时期有许多外戚手中之权足以另建一个新王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没有本钱这么做，而是因为在那时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够使改朝换代的行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理论。
黄巾军通常被西方作者视为汉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部分的是由于大陆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厌其详地写了农民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中，农民起义被看做是一种进步的成分，而在1960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论著。这种兴趣部分地影响到了西方的汉学，因此之故他们也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巾军的研究。[127]平心而论，认为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义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汉来说，它的因果问题并没有像许多中国共产党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清楚。
黄巾军叛乱爆发于公元184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政府结构由于时不时的叛乱而有所改变。公元192年，曹操战胜了据说是有30万人的黄巾军。他把他们编入了自己的军队，但在192年以后仍有黄巾军继续活动的迹象。他们有时帮助这个军阀，有时又去帮助那个军阀，有时又自己独立活动。可是在公元207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不再见于记载，因此他们对公元220年的汉献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间接作用或许比他们的直接卷入更为重要。在许多宗教性质的叛乱中，黄巾军比其余任何叛军更直言不讳地说到汉朝已至末日临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他们在公元184年的口号。“苍天”通常意指汉朝，虽然按正统理论汉朝是色尚赤。[128]公元192年，他们给曹操送去了一封信，断然拒绝他们和曹操之间和解之意向。他们写道：“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129]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大量黄巾军在公元192年合并到曹操军队中来究竟是否加强了那些主张马上实行改朝换代的精英上层集团；我们只能说，合并没有削弱这种思想。
黄巾军对于随着灵帝之死之后公元189年一些事件的影响，我们也很难加以估计。董卓在184年取得了对黄巾军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接着，曹操、刘备及其他一批将领也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虽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应该强调指出，黄巾军完全没有直接卷入到公元189年的事件中去。
虽然叛军在反对朝廷和汉王朝，但是事实上很清楚，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即使像汉献帝那样已成为“乘舆播越”者，仍然使得他们感到畏惧和不舒服。汉献帝几次落入了叛军手中：公元192—195年朝廷被侵蚀时是如此，195—196年乘舆回洛阳后也是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弑一个十余岁的皇帝易如反掌，但事实上甚至满朝文武惨遭杀戮之际，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军伴随东逃至洛阳的献帝时，他们一有机会也就很乐于放他走，因为有他在身旁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没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想出一套透彻的理论来支持改易王朝。这得让精英上层集团去搞这种理论，但汉代最后几十年的混乱却给这些集团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台上来的机会。当曹丕在公元220年同意这个理论并接受了汉献帝的退位时，黄巾军似乎在他心里没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汉人所不断坚持的理想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同样明显。不论什么时候，中国如果处于分裂割据之下，这都被认为是暂时局势。在汉以前的战国时期和汉以后的中世纪时期，和平从未延续过几年以上，但所有战争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把中国重新统一到一个领袖之下来。
在战国时期，各国王侯本人或许并不完全懂得应采取的这种统一和这种领导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汉亡后的4个世纪，公元220—589年），汉之为汉的统一和秩序作为这种形式和领导的现实而受到人们的回忆，而且汉之为汉的名称又总是象征着已经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着他们企求的统一。有几位统治者或者径称其朝代为“汉”，或者把自己的宗谱同汉代诸帝挂上钩。有几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踪自己的先祖出自汉代某个官阀，还有远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认是汉代诸王的苗裔（有时是本无其事的）。
在蜀汉王朝也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这几个汉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样，它们也是前后相继的。前汉被视为老大哥，后汉被视为仲，新兴的蜀汉则被视为季。[130]这个王朝在公元263年被镇压下去，但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在华北又成立了新的汉王朝。关于这个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见前面所引史书的部分叙述。
它的统治者刘渊（死于公元310年），本是匈奴的一个王，但在公元304年却另外添了一个“汉帝”的尊号。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刘渊深通中国古代历史的事实，他因而知道有些最伟大的中国天子，就和他一样，出身于戎狄之邦。他读过《汉书》，知道500年以前，第一位汉代的皇帝就曾经把一名公主下嫁给他的祖先。从这次婚姻传下来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刘姓，以表示对公主的尊敬，而这就是一种迹象，表明汉室和该公主的后裔——刘渊本人——之间是甥舅关系。
刘渊对后汉历史的盛衰及其伴随着灭亡的事件知之甚详。他认为蜀汉是汉代的真正继承者，所以他很知晓蜀汉的历史，其言论有如下述：
……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干天下。[131]
蜀汉之帝，即刘备的儿子在公元263年耻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国，但刘渊对蜀汉这个不光彩的结局视而不见；此时他正在魏国的京师做一名小官。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他决定特别强调这种“甥舅”关系，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汉王朝。当他在公元310年死的时候，他被谥为“光文”；按照中文的习惯，“文”（指文才）与“武”（指武艺）相对而言，因此，他被谥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与后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相当的地位。
他建了一个太庙，在里面祭祀着最赫赫有名的汉代诸帝，这就意味着汉王朝继续存在，直到这座太庙于公元318年在“鬼夜哭”声中被烧为平地。[132]但是在此期间，“汉”的名义上的魔力还是起了作用的。公元311年，这个匈奴的汉王朝攻取了京师洛阳，生俘了汉族的皇帝。当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问他的汉族对手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时，这个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须以完全出于天意作答，他说：“大汉将应乾受历”，这就是假定汉朝的历数可垂之久远。[133]
汉人在这时又在另一个京师立了另外一个皇帝，但却是完全无用。这个异族的汉王朝的军队在公元316年攻破了长安，一个中国皇帝又一次被他的匈奴对手所生俘。过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儿子死去，但过了几天他又复苏，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即他看来已经死去，但他实际上是去遨游了天宫，他在那里会见了刘渊的神灵；刘渊告诉他，上天已为他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位置。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带回一件礼品到人世中来，带给汉皇帝。当检查这件礼品的时候，它证明了这儿子的故事是真实的。汉帝因而特别高兴，说他不再惧怕死了。[134]
汉帝的君权虽然在地府很威灵显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权威在公元318年宗庙被毁以后却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319年，在位的匈奴皇帝放弃了“汉”的名号，而改称为“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刘渊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匈奴皇帝代表着一个独立的王朝。他们不是汉朝的继承者，而是晋朝的继承者，因为晋朝有两个皇帝曾被他俘虏过。但是直到公元329年以前他们仍然祭祀刘渊，而在329年，这个赵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级官员又都在洛阳被活埋了。[135]
9年以后，即公元338年，一个新的汉王朝在中国的西南隅——即刘备建都的那个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详细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何做此决定。这位新的汉帝姓李，所以不能想象他会自认属于刘姓的汉朝皇室。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王朝只立国9年。它的最后一个皇帝投降了晋王朝，因此，晋王朝虽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东南半壁有所恢复。[136]晋王朝流亡者从此未再恢复北方领土，艰难地苟延到公元420年：那时一位将军刘裕（公元356—422年）迫使它最后的皇帝退了位。
刘裕的王朝国号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费尽气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汉高祖，尽管汉高祖已死了600年。历史学家沈约（公元441—513年）在公元487年受皇帝之命讲述刘裕的权力所以兴起的缘故，据他说是因为自汉朝灭亡以来直到当时的200年中，人民从来没有真正忘记汉代，而魏晋两个王朝实际上只是汉代利益的临时照管者，是把后汉和刘宋联系起来的桥梁。[137]
在这以后，汉的名称在中世纪又出现过一次。一名北方将领侯景（公元503—552年）因担心有生命危险，所以在548年助了当时南朝皇帝——即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错误地相信了他，但当侯将军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稳了脚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饿死了时年85岁的老皇帝，另立了一个傀儡为梁帝，最后还是在公元551年自己当上了皇帝。侯景的这个短命的王朝（侯景于次年被杀，梁室复辟）也称为汉，其理由我们尚无所知。很明显，侯景从北方随身带来了这样一种思想：汉之为汉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宣传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这个名号的精神力量来保证他的王朝万古千秋。[138]
在此以后的366年，“汉”的名号消失了。在此期间，中华帝国在公元589年被隋王朝统一，接着是光辉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907年。唐王朝瓦解以后的混乱也令人想起了汉亡之后的情况。在公元907—980年间的大约15个王朝中间，有4个是其国号为“汉”的。其中最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918年直到971年，而以广州为基地。一个奇怪的细节是，广州皇帝们虽然也姓汉家皇室的刘姓，却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后裔。在北方也建立过两个汉王朝，其一从公元947年到950年，其一从951年到979年。这两国的皇帝都是非汉族人，虽然他们的皇室也都姓刘。最短的汉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917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刘备蜀汉所曾统治过的那个地方。可是，它的统治者并未自称是出自刘姓。[139]
最后一个国号为“汉”的王朝是在此400年以后，即在公元1360年成立的，它的建国者本是一个渔人之子，但不知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在汉献帝退位一千多年之后却采用了赫赫有名的“汉”为国号。这个王朝仅立国四年就被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所消灭，因而其详不可得而知。[140]自此以后“汉”的名称仍历久未衰，例如“汉字”之义便是指中国文字，“汉族”便是指北部中国的人民。中国人迄今指某人是“汉学者”（han scholar），此即我们西方人所称为的“汉学家”（sinologist）。
正统的继承
公元200年以后各个汉王朝的建立，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种古老的思想：“汉”并未实际死亡。但是历史学家得处理事实，而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写到公元220年以后时期的时候，他就面对着一个问题。在那个时期有过三种历法，因而历史学家得选其一个作为主要历法，这就是要选其中的一个作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记事。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主观武断的；相反的，他所选择的王朝和历法都是他认为合法的，因此他就把另外两个王朝宣布为非法的了。
这个问题被称为正统继承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指：汉朝的天命是否已在公元220年转移到了由汉献帝禅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转到了属于汉皇室成员的刘备身上，还是转移到了和汉王朝无丝毫瓜葛的孙权身上。这最后一种可能性未被人们考虑过，因为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孙吴是闰位。要挑正统者就应在刘备和曹丕之间进行，因为他们两人都自称是汉王朝的真正继承人。
在公元220年之后的分裂割据时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当汉人诸王朝在公元316年被北方的非汉人入侵者驱赶到中国东南部时，对它们来说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们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继承人。它们相信，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样保护它们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终能帮助它们恢复中原。
历史事实有如下述。公元263年，刘备的蜀汉王朝被他的北方对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禅让给新的晋王朝；280年，这个晋王朝又征服了东南部的吴国，因此统一了帝国全境。公元316年，晋王朝被赶到南方，继此而往，华北便被非汉族王朝所统治。在南方，晋在公元420年让位于宋；宋在479年让位于齐；齐在502年让位于梁；梁又在557年让位于陈。陈王朝灭亡于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敌国隋所征服，因而中国便又一次获得了统一。
历史学家习凿齿（死于公元384年）对曹操显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中，魏是汉的叛臣贼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归于西南的刘备。刘备王朝灭亡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晋王朝，习凿齿本人便是生活在晋王朝时代。对于他来说，晋王朝是汉的直接继承者，其间并无任何中间人。[141]
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观点，汉以后的所有三个王朝都同样不是正统，因为它们谁也没有重新统一帝国。他极力主张，真正的天命在公元220年已被完全切断。它短暂地重现于晋，即当晋在公元280年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但是后来它又被中断了，只是在589年隋重新统一了帝国之后才又出现。[142]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不得不更实际一些。当他编纂他的大部头中国史书时，他必须在这三个后继国家的历法中作出选择。他挑选了魏王朝的历法，而摒弃了另外两国的历法。为了说明他的选择，他发挥了这样一种理论：帝国的统一必须被看做是真正天命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只有汉、晋和隋是正统王朝，所有其他诸国仅仅是诸封建国家。这些封建列国都是一样的，即它们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禅让的封建国家比其他未接受禅让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这个缘故，他选择了魏王朝为汉代的主要继承者，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而非出于正统观念的考虑。[143]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重写司马光的史书时，便对这种肤浅的处理办法进行了攻击。朱熹以刘备的王朝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对于朱熹来说，刘备的汉皇室血统要压倒曹丕自称正统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写的史书就用了刘备的历法。对于公元264—280年这个时期，即刘备的蜀汉已经灭亡而东南部的孙吴尚未被征服的时期，朱熹就不知怎么办好了。由于他把那个时期通行的历法一律看成伪的，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只用小号字来书写。
当吴王朝在公元280年被消灭以后，朱熹认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晋王朝身上出现，所以他又改用大号字来纪年。从这时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317年跟随着晋室南下，只是在晋王朝亡于420年时天命才又消失。公元589年随着隋王朝之再度统一中国而再度出现。据他所见，北方非汉族诸王朝均非正统，正像晋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诸国那样。[144]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学家对公元220年的事件评价不一，他们大多数人对汉献帝逊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这方面，曹丕没有能够说服后世，而刘备却在千年以后仍使人们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权利。[145]现代的中、西方历史学家通常都选用司马光的实用的办法，而在把西历用到了中国历史中去以后，这个问题就逐渐不复存在了。在西方汉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认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比之一个分裂的中国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汉王朝统治的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通常被称之为汉了。
它的后继的三个国家通常被总称为“三国”，而三国及其以后的分裂时期（公元220—589年）有时被说成“中世纪”。在这个时期倏兴忽亡的二十几个王朝中，没有一个王朝能够使它的国号代表那个时代。只有在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才使一个王朝的名称又代表了一个时代；公元589—618年时期称为“隋”，公元618—907年时期称为“唐”，即继隋以后的唐王朝时期。显而易见，只有一个王朝统治着全中国的，它的名号才能够代表那整个时代，因此汉的名号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一直传到今天的著作中。因为汉的真正名义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它的核心是中国本身统一的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张书生 译
* * *
[1]《后汉纪》卷二二，第21叶（第266—267页）；《后汉书》卷八，第32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1页。《后汉书》未载此诏令。
[2]关于桓帝诸妃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下，第443页以下；又见本书第4章开头部分。
[3]《后汉书》卷八，第328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95页以下。
[4]《后汉纪》卷二三，第2叶（第270页）。《后汉书》没有登载陈蕃和窦武在这一阶段中所提的抗议；它只简单地谈到了陈蕃的所“疾”：《后汉书》卷六六，第2169页。
[5]《后汉书》志第十三，第3283页。
[6]《后汉书》（卷八，第328页）所记日期不对。见《后汉纪》卷二三，第1叶（第269页）。
[7]《后汉书》卷八，第329页；《后汉书》卷六六，第2169页以下；《后汉书》卷六九，第2242页以下。
[8]关于刘瑜，可看《后汉书》卷五七，第1855页以下。史籍上关于太白星灾异的日期有不同说法，即《后汉书》卷六九，第2243页为阴历八月，《后汉书》志第十二，第3258页为阴历六月；《后汉纪》卷二三第2叶（第270页）未说明具体日期。
[9]《后汉书》卷六九，第2243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4页。
[10]《后汉书》卷六六，第2170页。
[11]《后汉书》卷六五，第2140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4页。
[12]《后汉书》卷八，第329页；《后汉纪》卷二三，第4—5叶（第271页）。封赏的缘由不见于《后汉书》中。
[13]《后汉书》志第十三，第3270页。
[14]《后汉书》卷十下，第449页；《后汉纪》卷二四，第10叶（第290页）。
[15]《后汉书》卷十下，第450页。
[16]关于何进和何苗，见《后汉书》卷八，第348、354、358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4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6页以下。
[17]《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4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903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58—68所载公元180—220年间的大事记》，〔堪培拉，1969〕，第55页）。
[18]《后汉书》卷八，第334、354、356页；《后汉纪》卷二四，第4叶（第285页）。
[19]《后汉书》卷八，第348页以下。
[20]《后汉书》卷八，第354、356—357页。关于各种将军的封赠和任命，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1页以下。
[21]见下面第8章的《文官的征募》的有关部分。
[22]《后汉书》卷八，第356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0—1891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0页，并见第385页注13）记述了这西园八校尉的建立；关于蹇硕，见《后汉书》卷五八，第1882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7页。
[23]《后汉书》卷八，第356页；《后汉纪》卷二五，第9叶（第303页）。
[24]《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7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8页以下）。
[25]关于宦官的早期历史，见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26]关于这些宦官，可看《后汉书》卷三四，第1186页；《后汉书》卷四五，第1523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2—2538页。
[27]《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2534—2535页。
[28]《后汉书》卷八，第337页；《后汉书》志第二六，第3590页以下；见本书第8章《中央政府》的有关部分。
[29]《后汉书》卷八，第330—331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3页以下。
[30]《后汉书》卷八，第338、343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9页。
[31]关于这些事件，见《后汉书》卷七八，特别是第2534页以下。
[32]《后汉书》卷八，第333页；《后汉书》卷五五，第1798页；《后汉书》卷六四，第2109页。
[33]《后汉纪》卷二五，第12叶（第305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4页（德克里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4页）。
[34]《后汉书》卷八，第345、347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页。
[35]《后汉书》卷八，第329、332、333页。
[36]《后汉书》卷八，第342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78页。
[37]关于这些事情及其与政治和其他发展的关系的记载，见《后汉书》志第卷十二至十八。关于把这些事情作为批评之用的讨论，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27—143页。以及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1959），第237页以下。
[38]郡守花的钱从洛阳南宫发生灾难性的火灾后开始，有时能数达3000万钱；毕汉斯：《洛阳》，第31页以下。
[39]《后汉书》卷八，第355页；《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页；《资治通鉴》卷五八，第1878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61页）。
[40]《后汉书》卷八，第351—352页；《后汉书》卷七一，第2300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5页。关于“礼钱”问题，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8叶，最后脚注所引。
[41]《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19页。
[42]关于这些规定，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改制度史》第2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第345页以下。
[43]《后汉书》卷八，第333、338—340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页；以及本书第8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关部分。
[44]《后汉书》卷七五，第2431页；《后汉书》卷八二下，第2734页。
[45]《后汉书》卷八，第357页；《后汉书》卷九，第368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以下。关于第一次这样的任命，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1页。
[46]《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
[47]《后汉纪》卷二三，第5叶（第271页）。此一说法不见于《后汉书》内。
[48]《后汉书》卷八，第339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64页。
[49]见本书第3章《边境和邻邦》； 以及第6章《匈奴》的有关部分。
[50]见下面第6章《羌族》。
[51]《后汉书》卷八，第350、352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8页。
[52]《后汉书》卷八，第340、345页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9页。 [53]《后汉书》卷八，第332、352、354页。
[54]关于这些理论及其意义，见上面第3章《王莽的崛起》中有关的部分。关于孔子的这个引喻，见《后汉书》卷三十下，第1067页；以及张朝孙（音）：《白虎通》（莱顿，1949，1952）卷1，第113、115—117页。
[55]《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5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60页）。
[56]《后汉书》卷六，第260页。
[57]关于桓帝即位的问题，见本书上面第3章《光武帝死后的朋党》。关于那些自己称帝的人，见《后汉书》卷七，第277、279、291、293、296、300、316页；《后汉书》卷八，第334、354、356页。
[58]见本章《王朝与形而上学》。
[59]《后汉书》卷七一，第2299页。这一段话讲的是“大吉”，即指新的一轮甲子。《资治通鉴》卷五八，第1864页则用了“太平”二字；这也见于《三国志·魏书八》，第264页注1。关于“太平”的概念及其意义，见安娜·k.塞德尔：《初期道教救世主义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载《宗教史》，9∶2—3（1969—1970），第217页以下；以及下面第16章《汉末的民间道教》的有关部分。
[60]《后汉书》卷八，第345—346页；《后汉书》卷五四，第1784页；《后汉书》卷五七，第1849页；雷夫·克雷斯皮尼：《孙坚传》（堪培拉，1986），第24页以下。
[61]《后汉书》卷七一，第2300页。
[62]《后汉书》卷八，第34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6页。
[63]《后汉书》卷八，第351页；《后汉书》卷九，第383—384页；《后汉书》卷七一，第2310页以下。
[64]《后汉书》卷八，第356页；《后汉书》卷七五，第2432页。
[65]《后汉书》卷八，第354—357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64页；《后汉书》卷九十，第2984页。
[66]例如见《后汉书》卷八，第352、354页。关于这些事件的其他记载，见《后汉书》志第十二和十三—十八。
[67]《后汉书》卷八，第347、353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页。
[68]关于蔡邕，见《后汉书》卷六十下，第1979页以下；《后汉书》卷七八，第2533页；《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58页。钱存训：《竹书和帛书：中国书籍和铭文的开始》（芝加哥与伦敦，1962），第74页以下；马衡：《汉石经集存》（北京，1957）。
[69]《后汉书》卷八，第357页；《后汉书》卷九，第36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7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4页以下；《孙坚传》，第13页以下。
[70]《后汉书》卷十下，第447页。
[71]《后汉书》卷六九，第2248页以下。
[72]《后汉书》卷六九，第2250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
[73]关于张让，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页以下。
[74]《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页以下。
[75]《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2537页。
[76]《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页；《三国志·魏书六》，第189页。
[77]《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3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54页以下。
[78]《后汉书》卷六十下，第2005页。
[79]《后汉书》卷九，第367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0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4页。
[80]关于霍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68页以下、113页以下；以及本书第2章《王朝的混乱》。
[81]《后汉书》卷九，第369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5页以下。
[82]《后汉书》卷九，第369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7页。关于董卓之焚毁洛阳，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5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9页。
[83]《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8页。
[84]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复杂性，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21页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这个时期的许多材料都来自私家著述，它们都是旨在为某些著名的个人的野心服务的。
[85]《后汉书》卷九，第371页以下；《后汉书》卷七二，第2329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90页以下。
[86]《后汉书》卷九，第377—379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2页。
[87]关于孙策，见《后汉书》卷九，第377页以下；以及《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页以下。关于袁绍和刘表，见《后汉书》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2444页。
[88]《后汉书》卷八，第349页注1；《后汉书》卷七五，第2435页；以及下面第 16章《后汉书时期哲学的衰颓》。
[89]关于这一隐喻的应用，见班彪的文章《王命论》，载《汉书》卷一○○上，第4209页（狄百瑞等人编：《中国传统的来源》〔纽约和伦敦，1960〕第1卷，第177—178页）。
[90]《三国志·魏书一》，第13页以下；《三国志·魏书六》，第194、209页。
[91]《三国志·魏书一》，第19页。
[92]《三国志·魏书六》，第212页；《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1109页。
[93]《三国志·魏书一》，第23、28页以下。
[94]《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17页以下。
[95]《三国志·魏书一》，第30—31页。
[96]《三国志·魏书一》，第30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53页。
[97]《三国志·魏书一》，第13—14、26页。
[98]这部史书己传世，名为《汉纪》。他把材料安排成这个样子，前汉（也包括后汉在内）的历史乃是其历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所致。荀悦意在说明，汉朝的累世功德超过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见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悦：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99]《三国志·魏书一》，第37—49页。关于非刘氏不许称王的叙述，见第2章《地方组织》。
[100]《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以下。关于公元219年的这一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第52—53页注2。
[101]《三国志·魏书一》，第36—45页；《三国志·魏书八》，第263—265页；《后汉书》卷九，第389—390页。
[102]《三国志·魏书一》，第50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
[103]《三国志·魏书二》，第60页。
[104]《三国志·魏书二》，第62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11—12叶）中的引文；以及卡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105]《三国志·魏书二》，第76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7页以下。
[106]《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1134页。
[107]这是罗贯中（约公元1330—约1400年）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c. h.布鲁伊特-泰勒：《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108]关于从公元前113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2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7页以下。
[109]见上面第2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110]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111]关于这个问题，可看此处注释，以及第3章《内战》。
[112]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58—84页。关于这些运动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第98页以下。
[113]《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114]《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
[115]《后汉书》卷九，第391页。
[116]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124—125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159页。关于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198—199页。
[117]关于公元219年的这一次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第52—53页。关于对后汉诸帝品质的论述，见《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后汉书》志第九，第3197页。关于褒贬之词均载《后汉书》卷四一八的《论》中，以及《后汉书集解》卷六，第13—14叶。又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第201—211、224页。“桓灵”一词的用法可能追溯到公元223年诸葛亮的一道表章（见《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920页）。
[118]《资治通鉴》卷六八，第2173—2174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356—358页。
[119]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15叶。
[120]例如见《春秋繁露》卷十二，第9叶上说：“君为阳，臣为阴”；以及《白虎通义》卷四上，第1叶（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2卷，第592页）：“阳唱阴和。”
[121]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第十三—十八。
[122]《三国志·魏书二》，第58、80页。
[12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页。
[124]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1叶。
[125]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第3卷，第415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25页以下。
[126]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55页；以及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127]例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 4，第45—59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1957），第113—140页；罗尔夫·斯坦因：《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一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1—78页；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叛乱（关于中国人重写历史的研究）》（伦敦，1970）。
[128]《后汉书》卷七十一，第2299页。
[129]《三国志·魏书一》，第10页注2。
[130]“季汉”之用于蜀汉，其证据见于《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927页；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79页。以“中汉”指后汉，见《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第601页注1；《三国志集解·魏书二十一》，第11叶；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80页。
[131]《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
[132]《晋书》卷一○一，第2652页；《晋书》卷一○二，第2679页。
[133]《晋书》卷一○二，第2661页。“应乾受历”之说在600年以后又用过一次，那是另一个国号“汉”的王朝用的，其“汉”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134]《晋书》卷一○二，第2673—2674页。
[135]《晋书》卷一○三，第2684—2685页。
[136]《晋书》卷七，第181页；《资治通鉴》卷九六，第3017页。
[137]《宋书》卷一，第1页以下；《宋书》卷三，第60—61页。
[138]《梁书》卷五六，第859页；又见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赋〉》（剑桥，1980），第11页。
[139]《旧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页；《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页。
[140]《明史》卷一二三。
[141]《晋书》卷八二，第2145页。关于正统论的整个问题，见 b. 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载《莱顿汉学研究》，w. l.艾德玛编（莱顿，1981），第23—33页。关于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1977）。关于晋王朝认为必须保持它是合乎正统的这种信念，其情况可见迈克尔·c.罗杰斯：《苻坚编年史：标本历史的个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第51页以下。
[142]《正统论下》，载《欧阳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叶。
[143]《资治通鉴》卷六九，第2185—2188页（方志彤：《英译〈三国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第45—48页）。
[144]用于公元264—280年和420—589年的小号字，可见于《通鉴纲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为此所举的理由见于他的书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145]关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统的问题，在明代1520年代所谓礼仪之争中也起过作用。在这次辩论中，皇帝的反对者引用了公元229年魏明帝的一道诏令作为权威典范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的论敌却否认这一点，认为魏王朝的正统性实在可疑。1060年代也有一次这样的辩论，把桓、灵二帝视为权威的典范，但这一主张被司马光愤怒地予以驳斥，因为他认为这是两个“昏庸之君”。换句话说，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个别从前皇帝的形象会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被用来作为权威的模式而给人以影响。见卡尼·托马斯·费希尔：《明代大礼的争论》（密歇根大学学位论文，1971），第42—43、72、223、241页，以及第281页注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