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成功人士都拥有相同的特征、习惯或个性吗？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成功者共同拥有的分母，可是却不像期望的那么明显。虽然刚刚读过一些著名人物的故事，你却已然感受到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多么迥然不同。他们做事的方式五花八门，他们工作的习惯大相径庭，甚至连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然而，这些成就了伟业的人共同拥有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尤其是在他们成长和学习过程中锲而不舍的实践。他们会在脑海里生动形象地勾勒出自己实现目标之后的样子，并在脑海中始终保持这样一份意念，一次次地明确提醒自己：“我能成功！”大脑是一个神秘而奇妙的领域。迄今为止，我们对它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虽然承认这种“头脑展望描绘法”的过程，但却无法解释头脑究竟是如何工作的。不过就算人们了解的只是这个过程，那也是功不可没。还有一个人，他是怎么想的呢？马尔库斯·巴赫博士多年致力于大脑的研究。他是一位当代宗教倾向研究领域的专家，是一位出版了17本书的作家、演讲家；同时还是一位国际关系和宗教内部关系领域的权威。现在就让我们和马尔库斯·巴赫一道徜徉，一同随他在书中的章节旅行，参与一次奇特无比的探索旅程。我相信，这一定会给你带来对生命、对未来的一种全新认识。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马尔库斯的书《认知和领悟的力量》。
一想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此不甚科学，如此“小家子气”，而自己却成就了今天的成绩，这一点不能不让我感叹！撇开斯波克博士（1903年出生，美国医生、教育家），撇开蒙台梭利学校（著名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院，以教学法著名，鼓励儿童的自我教育），撇开心理指导，撇开性格测评，撇开罗尔沙赫考试/洛夏测验（一种性格分析的测试法，通过让受试者指任一组10个用墨点组成的图案，来评估感知、印象、情绪等方面的心理和生理倾向）；这些在我成长的经历中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记，更没有什么x光照出我的吸吮、吞咽、呼吸，一丝一毫的动作都不落下。不过，我也从来没有陷入过任何严峻的挫折和打击，从未被拎到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受审，更从未让父母为我失望，也从未贬损过自己。恰恰相反，让我一面高唱颂词，一面告诉你们，要是谈到我们家的名人堂的话，我到还真可以占上一席之地呢。我还真可以说，是我在我们家的名人堂上“名留青史”。那时我12岁，在一次音乐比赛中表现抢眼，得到了妈妈好一顿夸奖，末了还加上一句：“我真的为你感到自豪。知道吗，儿子?原本我并不想要你这个孩子的。”
如今，要是听到这样的话，肯定会让妈妈和孩子双方都陷入9个月的分析阶段，也许还会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心理治疗。我觉得，自己不过是把“导师”的话当作令人激动人心的恭维。我来到这个世界，虽未受到邀请，但自认还干得不错！我就站在这儿，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偶然，但显然也是上帝的旨意。太美妙了！我还记得妈妈笑了，一把抱住我。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想起自己曾是一个不为人想要，却让人留下来的人，我就会有一份奇妙而独特的感受。我在给学生做咨询时经常会想起这一幕。有的学生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他们是领养来的孩子，又没有人教给他们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因此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是私生子，一直有一种“没人愿意要”的感觉。另外一些人还会抱怨父母和自己之间有一条代沟，父母不了解儿女，儿女也不了解父母，中间巨大的鸿沟实在让人难以逾越，难以沟通。于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抱怨是：“真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家里没有人能安慰我，给我指导。”我也着实想了解父亲是否也曾安慰过我，可却实在想不起来。我从来没觉得父亲什么时候坐下来和我进行一次“男人间的对话”。生命的事实和话题我们也从未讨论过；性，更是从未涉及过。要想让我说说何时何地学习了，这些每个年轻人都应该学习的东西，我可真说不上来。就事业发展而言，我也算是自力更生，没有拴在父母的指挥棒上。不论什么事，除了宗教以外，我是陽关大道上自由的旅人。不过我还是幸运的，父亲的一句话深深印在我心上，怎么也抹不掉，这句话对我来讲就像烙在小牛身上的烙印。父亲淡淡地对我说：“儿子，我对你的期望就是——干点让生命有意义的事。”
母亲，不论父亲说什么她总是反对，也从没有对我的未来有所展望，给予指导，但却在这件事上与父亲达成完全的一致。母亲说：“我们对你的期望就是——干点让生命有意义的事。”
也许是他们说话的方式吧，也许是说这话的时机吧，甚至也许是说这话时我自己的接受能力吧，不过，我还是没能明白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渐渐滋生出一种期望，正是这一期望使我的生命充满意义。这种意义一直充盈在我的生活中。至少我自己明白，这种期望已成为那不常为人所知的，雄厚的感情基础。我自然而然地成为这“远大前程”的目标。即使圣经说“给予你的多，期望你的就多”，这样的“远大前程”也深深影响了我。我得到的帮助很多，但得到的方式不是参谋、建议或者警告，而是一种朋友、同志般的方式。即便如此，父母帮助我时也没有表面上的亲近和露骨。那是一种令人很舒服的方式和感觉，却挑战着我的目标：人们期待着我能做出令生命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家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很少有人公然讨论它们，更少有人敢于违反它们。
人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遵守这些规矩。就说说这个盛酒的细颈瓶吧。可爱的水晶瓶和里面玫瑰红的内容是餐台上永固不变的摆设。我们四个孩子却从来没想过要从里面嘬上一口，尽管我从来不记得有人警告过我们不许那样做。因此，父亲总是会在星期四的晚上，在镇上的小酒馆里喝上几杯，玩上几把德国扑克牌游戏。母亲一见准会皱眉头，尤其看到我们的一个牧师也居然在座。她可能更害怕天主教的侵袭和污染。不过，我们这些男孩子们却对什么扑克牌啦，啤酒啦，小酒馆啦不怎么太在意。因为我们好像本来就该知道，父亲能接受的事情对我们未必就好。不过，后来父亲戒掉了扑克牌，母亲却开始和天主教过往从密，但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反正就算他们不那样，也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