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只除了上厕所以外。一张桌子紧贴着厕所门口放着，周围有三张折叠椅。但几乎没有人会去坐，因为那里简直就是餐厅这个消化系统的直肠部分。这个紧连厕所的一小块地方，唯一的功能就是收容烟灰缸。服务生和洗碗工会把香烟点在那里一直不熄掉，宛如拜神的蜡烛一样，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冲回来吸一口的时候浪费时间重新点烟。几乎每个人都抽烟，仿佛他们肺功能的健全就靠它了。多国人组成的厨师群、全是捷克籍的洗碗工、美国本籍的服务生等，都在这里抽烟抽到宛如氧气才是偶尔会侵入的污染物。来杰瑞餐厅上班的第一天早上，我在低血糖所引起的颤抖中向一名服务生同事抱怨，表示我不了解她怎么能那么长时间不吃东西。 “我才不了解你怎么能那么久不抽烟咧。”她带着责难的语调如此回答我。因为工作是为别人做的事，抽烟则是为自己。那些高唱禁烟的人总是不了解，所谓抽烟的 “受害者”为什么这么叛逆，顽强地紧抱这个习惯不放，宛如在美国的工作场所里，他们唯一能声称属于自己的东西是自己所滋养的肿瘤，以及他们致力于喂饱这些肿瘤的片刻余暇。
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夕演变完成，尤其当你得在几天内就跳到另一个阶段，更是不容易。我从手工业直接跳进工厂，从炉边那还有冷气加持的停尸间直接跳进焚化炉里。客人像浪潮一样涌来，有时候，游览车一次就吐出50个饥肠辘辘的唉唉叫的客人。在杰瑞餐厅里，不会只有2个小姐在外场，而是多达6个身穿闪亮粉红与橘色相间夏威夷衫的小姐同时在外场冲来冲去。无论对客人或同事，每次谈话都很少持续超过20秒。说实话，我第一天上班时，被其他女服务生姊妹的冷淡态度弄得颇为受伤。我那天的指导者是一名极度干练、情感毫无半点波动的23岁年轻人。其他人则在窃窃私语某个人今天请病假的真正原因，以及另一个人必须付的保释金多高，完全忽视我的存在。第二天上班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嘿，很高兴又看到你了。”她们其中一个人这样跟我打招呼。“几乎没有人过了第一天还回来的。”我有种豁然得到平反的感觉：我撑过来了。但是得经过一段时间，很可能要几个月，我才有可能被这群姊妹完全接纳。
起先我抱着能兼顾两份工作的雄心壮志，而且开头两天几乎成功了。我早上8:00到下午2:00在杰瑞餐厅负责早餐到午餐的时段，结束后立刻赶到炉边，稍微迟到几分钟，大约下午2:10到，之后就努力撑到晚上10:00。我在两份工作之间的几分钟空档里，从温蒂汉堡的得来速买一个辣鸡肉三明治，在车子里狼吞虎咽地吃完，再将卡其裤换上黑色长裤，把夏威夷衫换成生锈色的马球衫。不过，却有个隐藏炸弹等着我。到了下午3:00至4:00之间实在没客人的时候，我终于能坐下来用餐巾纸包银器，结果我整个人差点瘫软在椅子上。我试着偷喝一杯蛤蜊巧达汤来重振精神，我看过盖儿和琼做过许多次，但结果我被斯图抓到，他咬牙切齿地骂我：“不准吃东西！”虽然餐厅里根本没有半个客人在，没有客人会因为看到一名餐厅员工的嘴巴碰到食物，就气得夺门而出。所以我跟盖儿说我要辞职了。她给我一个拥抱，然后跟我说，或许她自己也会跟着我跳槽去杰瑞餐厅。
但这不大可能发生。她现在已经离开廉价旅店和恼人的室友，回去住在自己的卡车里。但是猜猜怎么着？那天稍晚她兴奋地告诉我，菲利普说，只要她能不被客人看到，他就允许她把车子停在旅馆停车场里过夜。而且那个停车场有一名旅馆警卫会去巡逻，所以完全安全！炉边提供了这么优惠的待遇，怎么还有人想离开？反正菲利普一定是这么推想的。他耸耸肩接受我的辞职，只在意我有没有归还两件马球衫和围裙。
盖儿一定能成功胜任杰瑞餐厅的工作，这点我很确定，但对我来说，这种工作方式只有疲累到死一途。好几年前在洛杉矶一个卡车休息站，一名仁慈的厨师曾教导我怎么当服务生，他时常说：永远别做无谓的事；若你不需要快走，就慢慢走；若你不需要走，就站着。可是在杰瑞餐厅里，连分辨事情是必要或不必要、紧急或不紧急都太花力气了。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每一次上班视为空前绝后的紧急状况：外头有50个饥饿的人凌乱地倒在战场上，你还等什么？出去把他们喂饱！忘了明天这种情况还会再度上演，忘了你今晚开车回家时必须清醒到能避开酒醉驾驶的人，你就是燃烧、燃烧、再燃烧！理想中，到了某一个程度，你就会进入服务生们称为“跟着节奏”，而心理学家称为“神游状态”的境界，一切指示会从感觉器官直达肌肉，跳过大脑皮层，然后你就进入一种有如坐禅般的空灵状态。我现在轮的班是下午2:00到晚上10:00，一名早班的男服务生跟我说他曾经三连霸过，也就是一次轮三班，做到时针整整转两圈。那天下班后他就去喝酒，结果遇到一个女孩。
也许他不该跟我说这个，不过他们就当场在那里做爱，而那感觉还真美妙。
但神经肌肉系统还有另一项能力，就是感觉到痛。我开始像吞维他命c一样猛吞药店买来的止痛药，每一次上班之前要吞4颗：我上背部一处因长期受压所导致的肌肉旧伤严重复发，这都是拜端托盘所赐。若是以前的我，这种程度的疼痛能让我有理由放假一天，在家冰敷和伸展肌肉。如今，我以萘普生钠（aleve）止痛药的广告来安慰自己。广告中一个长得很帅的蓝领阶级男子问：“如果你工作4小时后就不行了，老板会怎么说？”另一个背上扛着一根金属梁柱、长得没那么帅的蓝领阶级男子回答道：“他会炒我鱿鱼，就这么简单。”但幸运的是，这则广告告诉我们，身为劳工，我们可以在止痛药上展现我们的权力，就像老板在我们身上展现他们的权力一样。如果泰诺（tylenol）止痛药不想发挥超过4小时的药效，你只要炒它鱿鱼，然后换成萘普生钠就好了。
确实，我偶尔会脱离一下这边的生活，回家去收发电子邮件，跟丈夫见面（但我吃每样东西都会小心地“付费”，晚餐我会付5美元，把钱投进一个罐子里），跟朋友去看《楚门的世界》，并容许他们替我付票钱。此外在工作的时候，我还会由于太想念印在书上的字，以致于着魔般地重读好几遍只有6页的菜单。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这里干嘛。但随着时间过去，我以往的生活开始显得异常陌生。那些写给真正的我的电子邮件、电话留言，好像来自一群遥远的人，他们手上有太多时间，想关心我这宛如存在于异国的生活。我以前常在里面逛来逛去找寻商品的邻近超市，如今看起来就像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曼哈顿雅痞风大百货公司。某天早上，我在自己真正的家里坐下来，写支票支付过去生活中的开支，才发现我竟然在身体科学健身中心（clubbodytech）健身房、亚马逊网站这类地方花了两到三位数的金额，顿时眼睛一花。
比起炉边餐厅，杰瑞餐厅的管理阶层一般说来较为沉稳与专业，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中一个是乔伊，她是个圆胖、皮肤晒得黝黑的30岁出头女子。她有一次大发慈悲，花费自己几分钟的时间指示我怎样用单手端托盘。但她的心情极度阴晴不定，这一班跟下一班截然不同，甚至同一班的时候也会有大转变，总是弄得人心惊胆战。另外一个人是碧洁，又名臭婆娘碧洁。她的工作就是站在厨房柜台旁边大吼：“妮塔，你的餐出了，还不快端走？”或者说：“芭芭拉，你没看见又有一桌客人了？你差不多一点好不好？”在她的诸多恶行中，最令人憎恶的是把轻按就可以喷的鲜奶油喷罐，换成必须用两只手才挤得动的大型塑胶挤袋。她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听说她看到（或以为自己看到）有员工试图去吸喷罐里的喷射空气，想吸到含氮的氧化物。我上班第三天，她突然把我拉到一旁，脸贴得近到仿佛她想用前额敲我一记。但她开口说的不是“你被开除了”，而是“你做得不错”。不过唯一的问题在于，我花太多时间跟客人聊天了，“他们就是这样来跟你攀关系”。而且，我还让他们对我予取予求，容许他们接二连三提出要求：你把番茄酱拿去，他们就要更多千岛沙拉酱，你把这个也拿去了，他们就会想要多一点薯条，然后没完没了。最后她终于告诉我，别误会她这个人，她是想用和气的方式讲话，但“你会陷入一种模式，你晓得，因为每件事都必须那么快完成”。
我含糊地说多谢指教，感觉自己被狠狠刮了一顿。古时候曾有一条法律命令人们“不准从事奢华行为”，她训我时的口气就像那种疯狂执法者：不准你聊天，奴隶不许有什么花俏的服务伦理。跟客人聊天的权利，只限于市中心高级地区那些长得漂亮、拥有大学学历的服务生，那些女孩们一晚可以赚70到100美元。我在想什么啊？我的工作是把点菜单从桌子上拿到厨房，然后再把托盘从厨房端到桌子上，也就是把讯息转变成食物、食物再转变成现金。在这个过程中，客人其实才是最主要的阻碍。简单地说，他们是敌人。令我难过的是，我自己也开始以这种逻辑来看待事情。难搞的客人之中，有传统型的：喝多了几罐啤酒的大学兄弟会男生，他们会大吵大闹地抱怨牛排太薄、薯条太少；此外还有特别需要人服务的客人，比如老到得糖尿病的，或小到还不会认字的，因此有时我得像个护士一样。
讲解餐点中的营养成分。就某些层面上来讲，最难搞的是高调的基督教徒。某次来了一群刚做完周日晚间弥撒的人，他们坐在一张10人座的桌子，每个人都显得又喜乐又神圣。他们无情地对我做出种种要求，最后在一张总金额92美元的账单上，只给我1美元的小费。还有一个身穿耶稣受难图
t恤的家伙（上面还写着：值得景仰的人），他抱怨他的烤马铃薯太硬、冰茶太冰，我笑脸迎人地帮他全处理好，结果他却连一毛小费都没给。我发现一个大原则，无论我们怎么做，那些身上穿戴十字架或wwjd钮扣的人，就是会以不满意的眼光看我们，仿佛他们把女服务生跟抹大拉的马利亚原本的职业搞混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一工作时段的其他小姐也成为朋友。妮塔是身上有刺青的二十几岁女孩，她会四处走动，爽朗地揶揄大家：“我们开始赚大钱了没啊？”爱伦十几岁的儿子是大夜班厨师，她自己则曾在马萨诸塞州管理过一家餐厅，但她不想在这里当管理人员，因为她比较想当个普通劳工而不要“四处支使人”。露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随和女子，笑声很沙哑。往往值班到最后，她的脚会撑不住而只能跛着走路，因为她的腿有问题，然而在没有健康保险的情况下，她没有钱做昂贵检查找出病因何在。我们彼此会谈一些普通的女生话题，包括男人、孩子，以及杰瑞
餐厅特制巧克力花生酱奶油派的邪恶诱惑。不过我注意到，没有人提起任何花费较昂贵的活动，例如逛街或看电影。就像在炉边的情况一样，大家唯一会提到的娱乐是开派对，只需要一点啤酒、一个小场地以及几个好朋友就办得起来。不过，这里没有人无家可归，起码她们都以某种方式应付下来，通常是因为还有正在工作的丈夫或男友。总而言之，我们形成一个可靠的互助支持团队：若有人觉得身体不适或负荷不过来，另一个人就会帮忙多负责一张桌子的点餐，或甚至替她端托盘。若有人去偷抽一口烟或上厕所，其他人会尽全力帮忙掩护她，使上头那些满脑子只有公司利益的人不会发现她不在。
但真正拯救我内心（也可说是我的催产素受体）的人是乔治。他是一名19岁的捷克籍洗碗工，来到这个国家刚好满一周。我们会开始谈话，是因为有一次他含糊不清地问我，杰瑞餐厅里一根烟卖多少钱。我尽可能向他解释，这里的烟卖得比一般商店贵超过1美元，并建议他直接从休息桌附近一定会有的半包烟里拿一根去抽。但他无法想象自己做出这种事。他耳朵上一个小耳环象征着他可能有一些另类的价值观，除此之外，乔治完全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理平头，工作勤奋，极度渴望与人眼神接触。我问他：“你来自捷克共和国，还是斯洛伐克？”他似乎很高兴我知道这两者是有差别的。我试着跟他聊：“瓦茨拉夫?哈维尔？丝绒革命？弗兰克?扎帕？”“对，对，1989年。”他说。我这才知道，对他而言，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
我的计划是教乔治说英文。每次开始上班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乔治，你今天好吗？”他会回答：“我很好。芭芭拉，你今天也好吗？”我得知付他薪水的不是杰瑞餐厅，而是把他装船运过来的中介。中介付他一小时5美元，而杰瑞餐厅付给洗碗工的实际薪水和5美元之间的差额，则全给了中介。我也得知，他和一群被他叫做捷克“碗工”的人一起住在一间公寓里，那里拥挤到必须有人离开去上班，才有床空出来让他躺下睡觉。一天下午，当我们正进行到基本学业技巧的课程时，碧洁发现我们正在上课，当场立刻命令“乔瑟夫”去把洗碗槽旁边地上的橡皮垫拿起来，用拖把去拖那底下。我大声说：“你的名字不是乔治才对吗？”故意让大步走回柜台的碧洁听到。她是否因此感到羞愧？也许有一点吧。我回到柜台后，她跟我说：“乔治，乔瑟夫，叫这些名字的人那么多！”我一句话都没说，没点头也没微笑，后来我因此被惩罚。那天晚上，当我觉得已经可以下班的时候，她宣布我必须再多卷50份银餐具，此外，我不是该去拌好一桶4加仑的蓝莓起司酱吗？当最后她终于允许我离开的时候，我气得咬牙切齿，在心里诅咒她：碧洁，希望你一辈子都陷在这个地方，希望洒出来的糖浆把你的脚黏死在这里的地板上。
我决定搬到离西屿更近的地方。理由一，因为车程太长。理由二和三也是因为车程太长，汽油一天就吃掉我4到5美元。杰瑞餐厅的客流量虽然已经高到不像话，小费平均却只有消费额的1/10，而且不只是给像我这样的菜鸟。每小时2.15美元的基本薪资，就算再加上和打杂小弟、洗碗工均分之后的小费，我们的时薪平均也只有7.50美元。此外因为杰瑞餐厅规定服务生要穿黄褐色裤子，我还多花30美元去买一条，这笔开销要好几周才能吸收下来（我曾踏遍市区两家平价百货公司，希望能找到比较便宜的裤子，但我最后决定，这些原价49美元的剪牌厚卡其裤，可能比较耐得住每天被洗的命运）。至于其他的服务生同事们，只要她们没有一个正在工作的丈夫或男朋友，就几乎都有第二份工作。妮塔每天8小时用电脑做一些工作，另一个人则在做焊接。若少掉每趟45分钟的通勤时间，我估计自己能做两份工作，而且当中还有时间冲个澡。
所以我从房东那里拿回500美元押金，加上我为了交下个月房租赚的400美元，以及为了紧急时准备的200美元，一共1100美元拿去付海外拖车公园第46号拖车屋的押金和租金。那里离一堆平价旅馆约1.6公里远，它们是构成西屿工业园区的主要部分。第46号拖车屋宽约2.4米，内部形状像个哑铃，水槽和炉子使中间形成一条狭长区域，将卧室和勉强可称作起居区的地方分隔开来。起居区只有一张两人用桌子和比平常小一号的沙发，浴室窄到我一坐上马桶膝盖就紧抵着淋浴间。我也不能够一翻身跳下床，而是必须爬到床脚，才能找到一小块可以站直的地方。至于外面的状况，从我的拖车屋走几码就会到一间卖酒的商店、一间贴着“明天有免费啤酒”广告的酒吧、一间便利商店，以及汉堡王。但没有超级市场或自助洗衣店，唉。据传闻，海外拖车公园是犯罪与吸毒者的温床，所以我原本还期望能有点生动的多元文化街头生活体验。不过，这里白天晚上都是一片荒凉，只有前往喜来登饭店或7-11便利店工作的稀疏行人走动而已。住在这里的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被装在罐子里的劳动力，为了能去上班而被保存在不被热气烤坏的地方。
就跟我下调的生活条件一样，一种新型态的丑恶也出现在杰瑞餐厅里。首先，我们是透过用来输入点餐内容的电脑屏幕告示才得知，从今以后有个新规定：旅馆附属的酒吧禁止餐厅员工进入。我通过秘密情报网得知，肇事者是那位训练我的超能干23岁女生。她其实也住在拖车屋里，而且是三个小孩的妈。有天早上不知道什么事情使她失控了，所以她溜出去喝口酒，结果神智不清地回来。这项禁令对爱伦造成最大伤害，因为她习惯在下班后放开一直被橡皮筋绑得紧紧的头发，到旅馆酒吧里喝几杯便宜葡萄酒再回家。我们其他所有人也都感受到这项禁令带来的压力。就在隔天，当我要进干货储藏室拿吸管的时候，发现门是锁着的。这道门以前从来没锁过，我们整天都要进进出出，拿纸巾、果冻盒及外带用的保丽龙杯。魁梧的副经理维克过来替我开门，他跟我说，他抓到一个洗碗工想从里面偷东西，而且很不幸地，那个恶棍得一直跟我们待在一起，直到代替的人来为止，所以他把门锁起来。我当时忘了问他，那人到底想偷什么，但维克告诉我那个人是谁：理平头戴耳环的小伙子，你知道，他现在就在底下。
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说，我当时立刻冲回去问乔治，了解他那边的说法是什么。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说，我起而对抗维克，坚持替乔治找一名翻译，让他能为自己辩白，或宣称我会找到愿意义务处理这个案件的律师。最起码，我应该要作证说明这孩子很诚实。我想不通的是，干货储藏室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至少没有半样值得在黑市买卖的东西：“我是乔治啦，我手上有200包……也许250包的小番茄酱。你要不要买？”我的猜想是，就算乔治真的有拿什么东西，也只会是一些咸饼干或一罐樱桃派配料粉，而且动机是由于饥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