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可以继续这样飘荡下去，想象自己身在某种无产阶级叙事诗的情境中。不过有两点让我无法如愿。第一是管理阶层。我拖延到现在还不仔细谈这个主题的原因是，一想到这些日子我是怎么在一些男人（后来则是女人）的监视下过活，还是让我觉得非常难受。他们之所以监视我，是为了找出我有没有偷懒、偷窃、滥用药物或从事更糟的行为。我并不是说，在这类低薪工作场所里，经理（特别是副经理）就是低薪劳工阶级的敌人。在餐厅业界，这些人先前大都是厨师，如今也还有能力在紧急时刻进厨房代打一下。在旅馆业界，这些人可能以前是侍者，现在的周薪也只有400美元。但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跨到另一边去了，说得更残酷一点，是到了与人性对立的企业那边去了。厨师们想做出美味的餐点，服务生们想殷勤有礼地款待客人，但经理在餐厅里的存在目的却只有一个：确保某个理论上存在的东西能赚钱，那个东西就是企业。这种所谓的企业就算真的实际存在，也远在芝加哥或纽约等遥不可及的地方。盖儿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伤感地告诉我，几年前她就发誓再也不要为任何企业工作：“他们分秒都不会让你休息。你付出多少，他们就拿走多少。”
经理们可以坐下来（坐多久随他们的意），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在确保没有其他人能这么做，就算根本没有事情可忙的时候也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服务生来说，餐厅空闲的时刻可能跟忙碌的时候一样累人。你会开始硬找出些杂活儿来做，因为若当班的经理看到你有一刻闲着，就会故意丢给你一些糟糕好几倍的事做。所以我擦擦抹抹，清洁打扫，把番茄酱的瓶子并拢，再次检查起司蛋糕的存量，我甚至还会去巡查桌子，确定顾客意见表全都直挺挺地站在原位。我心里总是一面想着，不知道这些像在表演的行为到底燃烧掉我多少卡路里。在最无计可施的时候，我甚至会把甜点从玻璃展示柜中拿出来，帮它们重新挤上鲜奶油，放上闪亮的黑樱桃。任何能让我看起来忙碌的事情都好。有天下午，餐厅实在空得要命，斯图发现我在瞄一份客人留下的《美国日报》，他立刻指派我用一个损坏的吸尘器把整个餐厅地板吸一遍。那个吸尘器的把手只剩下0.6米长，若不想为了吸那块地板而把自己的腰弄断，唯一的方法只有跪在地上，一次吸一小片地方。
在炉边上班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有一场所有餐厅员工都不得缺席的会议，我也参加了，满心期待能听到我们的行销策略和定位（带点热带风情的俄亥俄料理？）。但在会议里，根本没有“我们”的存在。菲利普是这里位阶最高的经理（除了总部偶尔派来某个更高阶顾问的时候），他用一声冷笑开场：“你们的休息室简直恶心到家。烟灰缸里塞满烟屁股，报纸四处乱丢，到处都是饼干屑。”他所说的那个休息室，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它同时是整座旅馆的打卡室。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袋子和便服全塞在那里，半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也只能在那里度过。他接着告诉我们，拥有休息室并不是我们的权利，餐厅随时可以撤掉它。而且我们也应该要知道，他们随时可能搜查休息室的置物柜跟里面的东西。接下来的议题是“闲言闲语”，一直有闲言闲语传来传去，而这种闲言闲语（意思似乎是指员工私下谈论的话）必须被制止。从今天开始，员工下班后都不准在餐厅吃饭，因为“其他服务员会聚集过来，开始闲言闲语”。当菲利普终于讲完谴责我们的“议程”之后，琼举手发言，对女厕的糟糕状况表示不满，我也趁机对吸尘器表示几点意见。可是没有其他服务员表示任何支持，她们都退入自己个人的怯懦中。我的行为模范盖儿，她悲哀地瞪着自己鼻子前方15厘米的地方。最后，其中一个厨师安迪终于站起来，喃喃地骂着自己竟然为了这个天大的烂会议放假还跑来餐厅，而后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就在4天之后，我们突然在下午3:30被召唤到厨房里，即便当时餐厅里还有客人在用餐。我们10个人在菲利普周围站成一圈，他板着脸宣布，据报夜班有人在从事“药物活动”。现在我们要打造一个无药物的工作场所，意思是，所有新进人员都必须经过检测，现任工作人员也都要随机抽检。我很庆幸我站的地方很暗，因为我发现自己整个脸红到仿佛是我被抓到在女厕里抽大麻。打从初中以来，我就再没受过这种待遇：被命令到走廊上排队站好，被人威胁要搜查置物柜，指着鼻子毫无根据地谩骂。回到餐厅外场后，琼讽刺地说：“再来他们就要命令我们不准跟人上床了。”当我问斯图，他们怎么天外飞来一笔要做这种镇压举动，他含糊地说是“管理上的决定”，接着就趁机申斥盖儿和我给客人太多面包卷。从今天开始，一个客人只能给一个面包卷，而且点晚餐才附，点沙拉不行。他也对厨师们胡乱开骂，激得连安迪都从厨房里走出来，以一种工作配备切肉刀的人特有的沉着语气说：“斯图今天不想活了吗？”
那天稍晚，闲言闲语的内容朝一个方向明朗化：斯图自己就是那个吸毒犯，他用餐厅电话订大麻，再叫一个夜班女服务生帮他拿货。结果那名女服务生被抓到，也许抖出了斯图，至少她说的话足以让他显得有嫌疑，所以他今天才会发飙到处乱骂人。谁晓得？就我个人来说，斯图被指控做了什么坏事我都会相信。他在餐厅根本毫无用处，而且对于我跟他都身为白人这点做太多联想。有一晚他悄悄凑上来，跟我讲一些针对海地移民的本土主义言论：“我觉得自己才是这里的外国人，他们简直快占领这个国家了。”那天更晚的时候，吸毒事件演变成一场笑话。在后来的晚班时间里，打杂的年轻人莱昂内尔一直站在斯图后面，装作陶陶然地吸着一支想象中的大麻烟，逗得我们乐不可支。
除了这类毫无鼓励支持可言的管理方式之外，另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工作根本就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从旁观者的立场，你也许可以假设这些年复一年赚时薪6到10美元的人，其实能发现某些中产阶级们所不知道的生存策略。但答案是没有。要让我的同事们开口谈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生活中的最大乱源，几乎都是住的问题。他们每次来上班，第一件跟你说的事情就是这个。一周之后，我已经完成以下的调查结果：
盖儿在市中心一家知名廉价旅馆跟人共租一个房间，每周租金250美元。她的室友原本是一名男性朋友，最近却开始想搭上她，弄得她快疯了。可是她一个人根本负担不起一个房间的租金。
海地籍厨师克劳德。他所租的一套两室公寓里，塞了他和他的女友以及其他两名毫无关系的人。他几乎是绝望得想逃离那里。我猜其他海地籍男性也住在类似的拥挤环境里。
20岁的服务生安妮特。怀孕6个月的她，被男朋友抛弃，目前跟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是邮局办事员。
早餐时段的服务生玛丽安。她跟男友每周付170美元租一间单人用拖车屋。
比利时薪10美元，是我们之中最富裕的。他住在自己买的拖车屋里，每个月只要付400美元的停车场地费。
另外一名白人厨师安迪，他住在一艘停在岸上修理的船里。那艘船是他的，但从他对它的种种赞美来判断，我想那艘船不可能超过6.1米长。有一次他告诉我，等船修好，他想邀我乘船出游，不过接下来他就开始问我的婚姻状态，所以我没再跟他继续讲这个话题。
蒂娜是另一名服务生，她和丈夫付一晚60美元的租金住在白日旅馆。原因是他们没有车子，而白日旅馆位于能走路抵达炉边的距离内。当玛丽安被发现她在分租单人用拖车屋时（这点违反拖车公园的规则），就被赶了出来，于是她只得离开男友，搬进来跟蒂娜夫妇一起住。
琼似乎有无数品味高雅的服装（接待员能穿着自己的衣服上班），使我误以为她经济状况不错，结果她住在一辆停在购物中心后方的箱型车里，梳洗则是借用蒂娜的汽车旅店房间。她全部衣服都是从大减价商店买来的。
从我这个眼光如豆的中产阶级角度看来，在这些住宿安排中，有些钱似乎花得很不必要。某天，盖儿和我正一起用纸巾把银器包起来（这是我们唯一有正当理由坐下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正考虑逃离那个室友，搬进白日旅店。我很惊讶，她怎么会想要每天付40到60美元的房租？我原本担心这么问听起来会像个社工，但结果根本听起来就像个笨蛋。她不可置信地眯眼看我：“你叫我从哪里凑出一个月的租金和押金去租公寓？”在此之前，我对自己一个月房租控制在500美元这点感到沾沾自喜，但当然，那是因为我先准备好1300美元的起头基金，才开始过低薪生活，否则我根本做不到。我准备好1000美元支付第一个月的租金和押金，准备100美元采购最初的日常杂货及零用，另外还有200美元留起来以备紧急之需。在贫穷的世界里，就如同物理学命题所讲的一样：起始点的条件决定了一切。
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理财方法能让穷人维持生活，反之，却有一大堆特殊开支要付。若你无法凑出两个月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按周付高价去租一个房间。若你只租到一间房间，最多不过有个小保温盘，也就无法煮能吃上一整周的大锅扁豆来省钱。你必须吃能在便利商店微波炉里加热的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或保丽龙杯汤。若你没有钱办健康保险，就无法得到一般医疗照顾或处方笺药物，一切都得自费。炉边的吝啬政策3个月后就付诸实行。盖儿本来状况还过得去，起码算健康，直到她再也没钱买雌激素药丸。她本来已经可以参加公司的健康保险，但他们却声称弄丢了她的申请表格，所以文书程序要整个全部重来一遍。结果她突然一次就得花9美元买药丸，控制自己本来不会得的偏头痛。她认为，若不是因为她无法持续服用雌激素，就根本不会有这个毛病。玛丽安的男友也面临类似状况，他因为缺席太多次而丢了修屋顶的工作，但他之所以缺席，是因为脚被割伤，却没有钱买处方笺上的抗生素药物。至于我自己，在工作两周后，我坐下来评估自己的状况。我发现，若这真的是我的真实生活，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服务生的诱惑在于，你不用等到发薪日，就能感觉到口袋里确实有几张钞票。我的小费通常够付食物费和汽油费，付完还能剩下一点，让我塞在充作银行用的厨房抽屉里。但随着夏天的高热使观光业跟着缩水，有时候一整天下来我口袋里只有20美元的小费（小费净收入额其实更高，但服务生小费的15%必须跟打杂小弟和吧台服务生均分）。若把基本底薪也包含在内，总共加起来勉强达到每小时5.15美元的最低薪资。厨房抽屉里的零钱量是在增加，但若以目前累积的速度，到了月底该缴房租的时候，我起码会短少100美元以上。此外我也找不出任何可以省掉的开支。确实，我还没走上煮一大锅扁豆来吃这条路，但那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大炖锅、隔热垫以及用来搅拌的长汤匙（这些东西加起来，在凯玛量贩店［k-mart］买要大约30美元，在大减价商店会稍微少一点），更别提洋葱、胡萝卜以及不能少的月桂叶了。我确实几乎每天都自己做午餐，通常是一些在体内燃烧得慢、高蛋白质的组合，例如冷冻鸡肉馅饼，顶上放一片融化的起司，旁边再加一团罐头斑豆。晚餐我在炉边吃，餐厅会以2美元的价格让员工从培根三明治、鱼肉三明治和汉堡之中三选一。汉堡在肚子里撑得最久，特别是上面还加了墨西哥辣椒酱的话，但到了午夜，我的肚子又会开始咕噜咕噜叫。
所以，除非我想开始以车为家，否则就必须再找第二份工作，或直接换工作。我打电话去几周前曾填过应征表格的所有旅馆，问是否有房务人员的职缺。这些旅馆包括凯悦、假日饭店、贝斯特韦斯特、平民旅店以及豪生等，再加上半打当地人经营的小旅馆，结果什么缺都没有。于是我又重新开始进入找工作的循环，浪费许多上午等某个副经理出现。我甚至还深入到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旅馆，柜台接待员是从防弹玻璃后面跟我打招呼，柜台还兼卖几品脱装的烈酒。然而，要么是某人把我真实生活中打扫房间的方式给抖出来（呃，姑且说我的打扫方式是“切中要点”），要不然就是我的种族正好位在错误的那边，意思是：我找工作时看到的房务人员，绝大多数都是非裔美国人、讲西班牙语的人或中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难民；另一方面，服务生则几乎清一色是只会讲英语的白人。当我终于得到有职缺的回应时，却再度被指定去当服务生。这次的餐厅是杰瑞餐厅（仍然是假名）。它是全国知名的连锁餐厅，附属于一家平价旅馆内。这家餐厅表示可以立刻用我。在我看来，那里的工作既刺激又吓人，虽然它的桌子和吧台座位数量跟炉边差不多，但吸引的客人却比阴暗老旧的炉边多上三四倍。
请在脑中描绘一个胖子的地狱，而且我不是指完全没有食物那种。反之，如果吃东西不用担心后果的话，你在那个地方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淋上起司的炸薯条、裹上面衣下去炸的牛排、洒满软糖的甜点等。只不过你吃下的每一口，都要以某种身体上的不适作为代价。厨房是个洞窟，它像个胃一样，而在下面的肠子处，是堆放垃圾和洗盘子的地方，种种诡异的气味从那里散发出来，可以吃的东西跟食物残渣的味道全混在一起：成乳状的腐肉、披萨般的呕吐物，以及杰瑞餐厅里独有的谜样味道——柑橘加上屁。地板因为满是溅出来的东西而变得湿滑无比，我们一定要小步小步地走，活像被铐上脚镣的苏珊?麦道嘉。每一个水槽都被生菜碎屑、腐烂的柠檬芯以及吸满水的面包皮给塞住。若你不小心把手放在任何一个台面上，就有可能被上面那层经年累月泼溅出来的糖浆给牢牢黏住。不幸的是，手在这里是厨房器具之一：用来抓起生菜放到沙拉盘里，拿出切片的派，甚至抓起一个盘子里的薯饼再放到另一个盘子里。餐厅里只有一间员工厕所，而且还是两性共享，墙上贴着员工守则，告诫我们要彻底清洗双手，甚至连步骤都写上去了，但厕所里总是会缺少一些关键物品：肥皂、擦手纸巾、厕所卫生纸，而且三样东西没有一次同时齐全过。后来我就学会上厕所之前要在口袋里塞满餐巾纸。这对客人来说真是太不幸了，他们不晓得自己吃的食物是我们直接“经手”处理过的。
员工休息室正是这里情况的缩影──根本就没有休息室，因为杰瑞餐厅没有休息时间。你连续6到8小时都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