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按照字面上的解释，就是由国家作证的意思。公证的手续一般由当事人先提出申请，由国家公证机关调查取证后，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就是说人们在涉及到民事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时，可以向国家公证机关申请并予以确认，这确认的证明文书具有法律效力，能起到有力的证据作用。

我国公证制度的建立，许多人认为应以1935年国民一党一 南京政府公布的《公证暂行规则》为肇源。这样就距离世界上公认的公证创始日期晚了2000余年。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国民一党一 南京政府以司法院名义公布的公证规则，是旧中国正式公布的公证法规，这并不能说明在此以前，我国还不存在公证制度。有学者认为，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实行券书，而券书就是一种法律行为。相当于后来的契约合同之类，如涉词讼，可作为官吏断案的依据。这些券书由官府所设置的官吏制发，有的还由官府存档备查。《左传。文公六年》载：“董逋逃，由质要。”杜预注：“由，用也；质要，券契也。”孔颖达疏：“谓争财之狱，由券契正定之也”。又据《周礼。秋官。士师》载：“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傅别”即合同，“约剂”即券书契约。以上两条引文的意思就是说：“凡因财货而涉讼者，根据其契约合同与券书来裁决。”

《周礼。秋官。司约》载：“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所谓“司约”指掌管约书之官，“治民之约”指处理人民征税、迁移、买卖、赊欠、和解等约书；所有大小约书都由司约保存，如有争讼则开府库取视所藏之约书，违约者将处以墨刑。以上的券书既为官府所制发，又能在法律上证实其真实性和合理性，因而已经含有“公证”之意。在客观上起到了公证的作用。秦汉两朝，“傅别”、“约剂”改称“券书”或“书契”，如东汉郑玄在注释《周礼。秋官。士师》时说：“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按券以正之。”汉代在市场上作一交一 易仍然以“券书”为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根据以及买卖不成可能引起讼诉的有效证据。在汉代，全国各重要城市都由官府派员管理贸易市场，制发券书。因此券书在秦汉仍然具有公证作用。

秦汉时期，以“券书”作为合法根据的买卖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和一奴一婢，到了唐代以“券书”为根据的买卖内容有了扩大，而且在法律上开始明文加以保护。券书已改称为“契券”或“文契”。《唐律疏议。杂律》载：“诸买一奴一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青，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即卖买已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这说明唐代已由官府强制性立券，以保障买卖一奴一婢、马牛等纳入法律管辖范围之内，违者要受法律制裁。而市司不及时为之券书者，也要受到笞杖之刑。

官府制发这种文契的目的，虽然在于征税，以扩充国库之需。但同时却也起到了公证的作用。

五代以后，券书的公证作用进一步扩大，例如遗产继承等等，相传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逼后周恭帝柴宗训退位，为笼络人心，颁发柴氏所谓“丹券铁书”，实质上就是公证文书。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载：“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章者，听自陈，官给公凭。”又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三《书判》载：遗嘱必须“经官印押，出执为照”。这与现代遗嘱公证几乎没有差别。宋代田宅买卖必须“立券报官”，一交一 纳契税。官府则在契券上加盖公印，称之为“税契”。宋代郑克在《折狱龟鉴》的按语里说：“争田之讼，税籍可以为证，分财之讼，丁籍可以为证”。

说明这种税契既有官府盖印，当然也就起到了公证作用。

宋代以后的元、明、清的律例也对这种税契作了明文保护的规定：如果典卖田宅不一交一 契税，可以刑罚制裁，并追回典卖原价，一半入官府，一半奖给告发人。《大清律例》则明确规定“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契内田宅价钱一半入官”。

但是，无论是“傅别”、“约剂”、“券书”、“文契”，还是“税契”，“

它们公证的范围较小，只适合用于买卖、遗嘱等数项法律行为，尚没有形成严格、系统和完整的制度。正确地说，我国的公证虽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却发展过程缓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形式，一直过了2000多年，才开始出现了正式的公证法规。

（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