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取得巨大胜利之后，道光帝转变了态度，命琦善与英方义律谈判。而就双方是否签订了《穿鼻草约》，从当时至今都是双方各执一词，英方说是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而中方则否定签订了条约，致使此事成为了一个谜。
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曾发表公告宣称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这一协定后来被称为《穿鼻草约》。一百多年来，由于材料缺乏，人们难以披露真像，对上述说法信而不疑。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英国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文书，以及琦善与义律在交涉期间的逐日往来照会，认为琦善根本没有签订《穿鼻草约》，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早在1840年8月9日，义律呈递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致“清朝宰相书”中，即提出了赔款及割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后，义律又迫不及特地要求琦善根据英方提出的条件缔约签字。12月11日，琦善复照义律，允准烟价赔偿洋银五百万元，先行说定以十余年为期。关于割让岛屿地方一款，琦善则加以拒绝，他说：“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若贵公使大臣，必特此一款，始终坚执，势必致诸率不能仰遇大皇帝允准”，请求义律对此“详细思之”。12月15日，琦善又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这期间，琦善随时将谈判的情况奏报道光帝。最初的奏折中透露过英国垂涎香港等地，道光曾朱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后来当琦善奏报他已答应对英赔偿烟价并增开通商口岸一处时，道光朱批：“恰与联意吻合”、“好”。由此可见，道光皇帝持的态度是：除了割地以外，其他方面均可以让步。道光的这一原则性的态度，应该说也是琦善与义律打交道的基本准则。正因为这样，琦善与义律一直不能达成协议，不敢签订割地的条款。
12月29日，义律出尔反尔，蛮横地重提割地问题，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即葡萄牙)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1841年1月2日，琦善诘问义律，前次复文中已申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言”？而在缴还定海问题上又多次朝更暮改、别生枝节。义律见琦善持这种态度，便拟以武力迫琦善就范。1月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双方的谈判进入僵局。1月4日，义律又照会琦善，要求将“尖沙嘴、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香港由英国主治，这纯属是割让的同义词，义律的要求越来越升级了。次日，琦善回文表示：“尖沙嘴与香港两处，只能择一地方寄寓泊船”，望义律“再行筹思具复”。1月16日，义律照复琦善，表示同意一面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沙角、大角等处统行交还中国，并建议将妥协各款汇写盟约一纸，择地面谈，“以期订明”。1月20日，义律在尚未接到琦善复文的情况下，发出公告，宣称他与琦善订立了初步协定。声称：“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交涉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认为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一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对义律1月16日的照会，琦善既没有答复，双方也没有举行会议，所以在《穿鼻草约》上，既无琦善的签字也无关防；第二、就《穿鼻草约》的内容而言，与琦善多次公文所述有明显的出入。例如索求香港一款，截止1月15日，琦善也只是表示可以在尖沙嘴和香港“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在琦善的交涉文书中，未见有允准香港割让的字样。再加广州开港贸易一款，琦善要义律先缴还定海，而后方能代为具奏，依议办理，鉴此两点，可以说，《穿鼻草约》完全是义律一手炮制出来的假协定。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西方著作断言琦善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主要的根据就是义律1月20日单方面发表的公告。1978年版的《剑桥中国史》说：“1841年1月20日，琦善无能为力地同意了《穿鼻草约》。”美国1980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中说：“1841年1月20日，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些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月27日，琦善与义律在狮子洋莲花山进行会谈。在秘密会谈中，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其中第一条便是“香港之岛及港口让与英国”。对此，琦善并没有答应。琦善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稿文本，提出“中间有行之窒碍者”，须再行筹思后具复意见，表示“其通商、香港二件，必须候奏”。时间仅隔七天，恰恰在英国所提出的至关重要的条款上，即通商、割让香港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2月13日，义律照会琦善，拿出了他拟定的《善定事宜》的“条约草案”，让琦善加盖关防。草案计七条，其中有一条是：“天朝大皇帝准将治属之广东新安县的海滨者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王”。《穿鼻草约》一说，概由此“条约草案”七条而来。
2月15日，琦善通知义律，在《善定事宜》上不能盖用关防，再宽限十天进行考虑。义律限定琦善必须在四五天内做出最后决定，签字盖印了结。
适于此时，琦善已因奏请香港给英人寄居被革职。他见事情不妙，一面拟文具奏，申述《善定事宜》系义律私自拟定的文本，因“事关印文，未敢轻许”；一面又照会义律，托词抱恙，借以拖延时日。2月19日，英军准备进攻虎门。琦善闻讯，急派鲍鹏带书信两封，，面见义律。一封信重申以前的意见，另一封信则答应给予香港全岛。但琦善告诫鲍鹏，若义律态度蛮横，战争不可避免，后一封信便不递交。结果义律态度十分恶劣，鲍鹏并未向义律出示后一封信，而是将此信带了回来。3月12日，琦善被逮京治罪，他与义律的交涉活动也宣告结束。义律拟定的《善定事宜》因琦善没有盖用关防，也为清政一府所否定。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在后一阶段的交涉活动中不难看出，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关于这一点，一些西方论者也曾有过比较实事求是的论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看到本国报纸刊载的义律发表的“公告”，曾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是像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时候，这种条约即未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
由此可见，所谓《穿鼻串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