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惩治和珅之后，欲整顿朝纲吏治，思治心切，下达求言诏书。而编修洪亮吉心胸坦荡，欲竭诚建言报国，想不到上书却获“大不敬”罪，其中的是是非非成为千古之谜。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一陽一湖(今常州)人，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人性情豪迈心胸坦荡，特别喜欢谈论时事，对乾隆朝后期的种种弊政甚为忧虑，曾作《平邪教疏》、《治平篇》、《生计篇》等文章，针对整顿吏治，平定民变，控制人口增长等问题向朝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为和珅所忌颇受压制。嘉庆帝诏求敢谏之士，洪亮吉备受鼓舞，自然要竭诚建言表明自己报国之愿。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虑，他于嘉庆四年(1799)八月写了数千字的言事奏书，将其抄写三份，分别交给成亲王永瑆，大学士朱珪，御史刘权之，请他们代为向皇上呈递。疏中列举很多事实，概括论述了朝廷“励一一精一一图治未尽法；权臣弊政未尽改；世风日趋卑下；奖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等六个方面的弊端。其中既有对内外诸臣的弹劾，也有对当朝皇帝的规谏以及自己的政见。如：他认为朝廷在重用贤能，斥退不肖之官方面总是游移不定，出尔反尔。处置了和珅，罢免了其党羽吴省兰等本来大快人心，但不久又为其“辩冤”，乃至重新起用，这分明是是非不清、邪正不分。洪亮吉指出，在平定苗匪、教匪中，福康安、和琳等人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朝廷也只是将他们暂时调换一下职位，仍加以重用。由于赏罚不明、执法不严，诸臣已经不知畏惧国法，贪欺害政之官比比皆是。他甚至直接向嘉庆帝发问：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被戮，世人皆知其冤，而江南查办此案有意为赃官开释罪名，堂堂圣天子不能明断，其他沉冤何以得雪？自三四月以来，皇上视朝较晚，治事过于缓慢，想必身边定有奸佞之人荧惑圣上，圣贤君主应多方询求意见，偏信左右近习之人怎么可以呢？之后，他又针对朝廷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先效法雍正之严明以整顿吏治、使民安乐，再法康熙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其言语犀利、激切，句句切中时弊，为其他奏章言书所未见。朱珪、刘权之二人见到此书，怕惹出麻烦未敢呈递，只有成亲王手里的那份呈达御前，结果真如朱珪等所料，嘉庆帝读罢言疏顿时火冒三丈，遂对洪亮吉发了难。他特谕内阁，说洪亮吉言事书札胡编乱写、语无伦次。指责洪亮吉：“区区小臣教导皇上，实乃狂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说：“在廷之臣谁都知道朕孜孜图治，每日召见臣工、披阅奏章，按时视朝、整顿朝纲，为治理国家日夜操劳。洪亮吉非但不予体谅，反出视朝稍晚、有徘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之语岂不荒诞？特别是洪亮吉上书言事本可以自具封章上达御前，却以露章托人呈递，以无稽之言、谤君之语向各处投札是何用心？”盛怒之下皇帝还令将洪亮吉革职拿问，交与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定罪，众议以“大不敬罪”奏请将其斩处。其实，洪亮吉托请成亲王等转呈言事书札并非是有意散布蜚语、煽动人心，而是因为他自愧职位低微，直接上书恐不被皇上重视和采纳。况且臣工条陈事件交部院大臣代奏早为朝廷惯例，以此加罪于洪亮吉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嘉庆帝指斥洪亮吉“放荡于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事实上，洪亮吉大胆直言指陈时弊，正是尽人臣之义合乎礼法。所以当刑部审讯他问其为何上书之时，他从容回答：“身为翰林，受知两朝，有话不讲，愧对天子之恩”，可见他时时想着自己的职责，这恰恰体现了他的儒风士品，对于这一点嘉庆帝后来也有所耳闻。至于说效法雍正、康熙之语也完全是从整饬吏治的实际情况考虑，何况效法先王则例又不是什么坏事，嘉庆帝不也常以敬天法祖来作为治国从政的原则吗？当然构成洪亮吉“大不敬”的倒是他对嘉庆帝的指斥，特别是视朝较晚之语与事实确有出入，嘉庆帝为此而动肝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嘉庆似乎明白，就是自己主动下诏求言，转而又以言语加罪于人，会被视为诛戮言官、自蔽耳目的庸君，对自己名声不好，出于这种考虑，当廷臣请将洪亮吉斩处时，尽管他声称洪亮吉实属“罪由自取”，但还是决定对其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与将军保宁严加管束。在押赴伊犁途中，保宁为讨好皇上，奏请将洪亮吉就地处死，被嘉庆帝严辞制止，这说明嘉庆帝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尽管如此，加罪洪亮吉对广开言路仍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此后一年中言事者一天比一天少，偶有封章上达，也是“毛举细故，摭拾浮词”不再涉言要政、议论有关君德民隐等与国家大政相关联之事。以至于下情壅塞，这对于刚刚开始的内政整饬为害甚巨，嘉庆帝为此忧心忡忡，深感失策。其实在处理洪亮吉之时，嘉庆帝特意将成亲王呈递的那份言事书留下备览，待他冷静下来之后细细思考，又觉得洪亮吉之言确有几分道理。第二年京师久早，嘉庆帝多次祷雨未应，自认为有犯上苍，于是令释放囚犯，赦免戍边之人。洪亮吉此时到达伊犁还不到百日，本不在“久戍”之列，嘉庆帝特颁诏予以赦免。言称：“详阅洪亮吉原札，除视朝稍晚，荧惑圣听之句过激外，实无违碍之句，而且言语中可见有爱君之诚。”传谕将洪亮吉释放回籍。救谕下达后，，次日朱珪入间，嘉庆帝又将洪亮吉手书拿给他看，还说：“此书所论之事对朕很有启示，所以朕一直把它放置座右时常观览，以警醒自己勤政戒怠呀。”朱珪见文卷之首有嘉庆帝御书“座右良篇”四字，顿时伏地叩首泣声对皇帝说：有些话臣闷在心中多日不敢说，今日皇上自己主动做到了，我真是愧对皇上的信任啦。正巧洪亮吉被释还之日，京师喜降大雨，群臣借此大发议论，说皇帝圣明感动上苍。嘉庆帝为此十分得意，特作御制诗一首以记其事。
嘉庆帝错罪洪亮吉尚能主动纠偏，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洪亮吉获罪后一直未官复原职，更没有加官晋爵，而且释放回籍后不准随便出境，这实质上仍是一种惩罚。可见，嘉庆帝纠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可与言之君”的形象，以扭转自塞言路的局面，但仍没有做到“言者无罪”，那么朝臣们谁还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