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1738)，清王朝发生了一件奇特的大案，一份署名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奏稿在全国上下广为暗中流传，奏稿大肆攻击乾隆的统治和品德。直至乾隆十六年(1739)，才由云贵总督硕色密折上报乾隆皇帝，乾隆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严厉追查。然而，始作俑者一直以来是个未解之谜。

乾隆皇帝放弃“宽严并济”的统治政策，以及借皇后去世之机，对违制剃头的官员严加惩治，在广大官员中引起强烈不满。在此期间，他的四出巡游和对金川战争的处理，也给全国官吏、士民带来了极大的一騷一扰。因而，乾隆十五年(1738)以后，一份托名工部尚书孙嘉淦所作的奏疏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

该奏稿指斥乾隆皇帝失德，罗列了“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和他实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就现存其中部分内容来看，一是抨击他杀死张广泗，“以张广泗为有功”，二是批评他巡幸无度。在专制统治日益酷烈的情况下，这份伪奏稿竟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乾隆皇帝，显然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奏稿措词之尖锐、传播范围之广泛都大大超出了乾隆自己的想像。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乾隆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为孤立，并对当时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开始感到，不但在各级官吏中有一支和自己对立的势力，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这支势力还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政权，加强专制统治，乾隆除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稿作者，，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员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严厉打击外，还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造文字狱案的高一潮。因此，这份伪奏稿的出现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激起了极大的波澜，顷刻之间，寒流吹遍了中国大地。

乾隆十六年(1739)六月，这份伪奏稿首先在贵州被当地官员发现。不久，即由云贵总督硕色以秘密奏折的方式报告乾隆皇帝。乾隆看过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显系大逆恶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当即严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督抚“密加缉访，勿令党羽得有漏网”。这样，在他的严旨督催下，在全国开展了追查伪奏稿作者的活动。

随着全国上下追查活动的展开，和乾隆皇帝原来的设想相反，这份伪奏稿的传播范围、牵连人数和破案难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案。就其传播范围而言，不独内地十七省，而且远在云贵的边远土司竟然也有流传。就传抄人员而言，既有各级官吏、举员生监、乡绅、商贾和僧人，也有八旗子弟。缉获之传抄人员，案发之初三个月，仅四川一省便已达二百八十余人，更不用说全国了。在审讯过程中，或者辗转诬攀，或者将已故之人拿来搪塞，兼之以各级官吏为营私而扩大案情，民间因挟仇而互相诬陷，不但大大加重了案情的复杂程度，使得从事追查的各级官吏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同时也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一騷一扰。为此，御史书成、在籍侍郎钱陈群先后上疏，要求停止查办伪稿，释放株连民众。这使乾隆帝十分恼火并对之大加严斥：“伊(书成)系满洲世仆，似此丧心病狂之言，如诅咒彼父祖者，乃视为漠然，则所系于败坏满洲尊君亲上之风为尤甚。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为了加速追查活动，他一方面严厉斥责各级官吏无能和“虚文塞责”，并分别对侦缉不力的官员严加处分；另一方面，又以此案能否侦破已关乎“大清国体统颜面”相激励，要求各级官吏将主要一一精一一力用于伪稿的追查活动。尽管如此，经过一年多的清查，缉捕人数达千人以上，因查办不力而被降级、革职拿办的督抚大员有十几名，乾隆皇帝为此案所发上谕，见诸实录的就有三万言之多。为一份伪稿，几乎将全国上下搞了个人仰马翻，而伪稿作者却仍然是“茫如人海泥沙，了无头绪”。乾隆皇帝本人也进退失据，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为了给自己寻找下台的台阶，乾隆十七年(1740）十二月，乾隆帝授意军机大臣将传抄伪稿的一个地方低级官吏——江西长淮干总卢鲁生定为炮制伪稿的主犯，重治其罪。次年二月，将之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在此同时，宣谕中外：伪稿主犯已经缉获，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除此之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耶昌、按察使丁廷让等俱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则因失察而交刑部严议。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才算告一段落，草草收场。

乾隆十八年(1741)二月以后，伪孙嘉淦奏稿案虽因卢鲁生之被杀而草草收场，但是，乾隆帝心中很清楚，卢鲁生不过是一个遮天下人耳目的替罪羊，真正的炮制者并未被缉获。当然，他也决不肯因此而善罢甘休。在他看来，伪稿的作者多半是受过打击的失意官僚。而对伪稿内容进行分析，其中有替张广泗鸣冤之处。张广泗是镶红旗人，原任贵州恩州知州，雍正年间，受鄂尔泰赏识，超擢为贵州巡抚。张广泗被杀，为他鸣冤的自然是文化素养较高而又熟谙朝廷内幕的鄂党官僚。而且，伪稿首先发现于南疆一带，并且在云、贵、赣、川等省传播最广，这和鄂尔泰、张广洒相继担任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和川陕总督等似非偶然的巧合。这正说明伪稿案发前后，在上述地区任职的鄂党分子是炮制伪稿的主要嫌疑对象。循此线索，乾隆皇帝反复思考，终于把目标集中到了伪稿案发时仍任江西巡抚的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和鄂尔泰的门生、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胡中藻身上。不过，有鉴于上次追查伪稿兴师动众，不但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动荡不安，而且也因此扩大了伪稿的流传，因此这次乾隆皇帝一不露声色，二不提伪稿旧案，而是另辟蹊径。从乾隆十八年(1741)二月开始，他用两年的时间对他们二人及其著作进行秘密调查。乾隆二十年(1743)三月，将二人押解京师并向廷臣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一手制造了著名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乾隆皇帝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加强统治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文字狱案件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