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立朝峭直刚毅，为官刚正不阿，似乎一生为民审冤，办了许多大案要案，被誉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这个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惟一的断案文字，而就是这惟一的断案文字，也存在真伪的复杂问题。其中的蹊跷，真有点让人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宋史·包拯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包公在知扬州天长县的任上，一天，有个农民哭丧着脸到县衙来告状，说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种小案，一般官员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此案很难查出凶手，因为割牛舌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烦。此案凶手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无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报复性手段，欲其倒霉罢了。所以包公考虑了一下，对原告说：“还是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赚回几个钱吧。”因为牛被割了舌头，吃食困难，估计也活不长了，不如杀了卖肉。农民以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办了。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猛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三十四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两事虽然大同，却也存在小异，如包公是嘱原告农民“杀而鬻之”，而穆衍却只“命杀之”。据此，包公审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说两案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么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这都还说得过去。而最后罪犯模仿众人皆知的故事去县衙告发，实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机会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吗？

总之，两案毕竟过于惊人地相似，历史会这样重新演绎吗？牛舌案在北宋是发生了一起还是两起？如果只有一起，那么谁是真正的断案者呢？又是谁在故意抄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