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　朝

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毁灭佛法，其祸及于关内及长江上游。后四年（578）灭齐，而大河南北之寺像悉夷。江南自侯景作乱以后叠生变故，陈代佛法亦未有梁时势力之盛。佛教之再张，实有赖于隋之高祖。盖杨坚之诞生，传言有尼名智仙者护持之，故早信佛法。 〔1〕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下诏复兴佛、道二教，则坚之力也。 〔2〕 及受周禅（581），即奖挹佛法。故《龙藏寺碑》 〔3〕 有曰：

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大隋……上应帝命，下顺民心。……澍兹法雨，使润道身。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一之果，建取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

高祖文皇帝即位之年（开皇元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4〕 又因沙门智周等自西城赍经论至，敕付有司翻译。 〔5〕 又下诏度千余人，从僧人昙延之请也。 〔6〕 开皇元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立一寺。七月又诏在其父建功之处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又当文帝为相，辅周攻破邺城，故七月（《房录》为“八月”）敕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记事。 〔7〕 三年又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自八日至十五日，凡京州诸寺均令行道，行道之日，悉不得杀。 〔8〕 四年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像再行安置。 〔9〕 五年受戒大赦，召僧入宫讲经。 〔10〕 十一年令天下之寺应无分公私，混同施造。 〔11〕 同年令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 〔12〕 十三年发露忏悔，参与者日十万人。 〔13〕 十五年敕撰《众经法式》十卷，约束僧尼。 〔14〕 十九年十二月下诏禁毁佛、道等像。 〔15〕 又曾二次敕撰《众经目录》。 〔16〕 又因少时得尼智仙之养育，及即帝位，每谓群臣曰：我兴由佛法。命史臣王劭为尼作传。其潜龙所经四十五州，皆同为大兴国寺。 〔17〕 仁寿元年以后，立舍利塔，普及天下（下详）。佛教之广被，盖可见矣。

隋炀帝为晋王时，于平陈之日，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灰烬，是以远命各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士高僧整理。在王邸中，立宝台经藏，共四藏，将十万轴。宝台正藏，躬自受持。次藏以下，则在慧日、法云道场，日严、弘善灵刹。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并斟酌分付。 〔18〕 炀帝在藩时，尝囚沙门智果，令守宝台经藏。 〔19〕 及即位命沙门慧觉掌之，又于其中图高僧形像。 〔20〕 又尝立四道场（疑即前文之慧日等），由晋国司供给。 〔21〕 改称佛寺曰道场，道观曰玄坛。 〔22〕 又曾于智者大师受戒，法名总持，而称萧后曰庄严。对于智者，礼意优渥，不能详述。 〔23〕 又常度人， 〔24〕 建寺造像。最著者为文帝造西禅定寺，于高阳造隆圣寺，于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隋时两京亦有慧日寺），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 〔25〕 又令智果（想即前守藏者）于东内道场（想系慧日）撰诸经目录。分别条贯，为十一项。经、律、论各分为大乘、小乘、杂三类，而于经后列疑经录，于末列记一项（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为记，共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都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内收经、律、论疏九十五部，六百六十三卷，亦可谓大备矣。 〔26〕 炀帝虽于大业三年（607）令沙门致敬王者，但此令因明瞻抗议不行。 〔27〕 五年（609）诏汰僧道，因大志抗议不行。 〔28〕 然炀帝始终对佛法甚致敬礼。又尝遣韦节、杜行满使西蕃，虽意在开边，而于王舍城得佛经还。隋亡后五十一年唐僧道世总计隋朝兴佛之功行如下： 〔29〕

隋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

隋炀帝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万另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度僧六千二百人。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

此总计是否夸大不可知之矣。但隋代佛史上之最大事件有二：一关中兴佛法，一舍利塔之建立。

隋文帝提倡佛教，名僧大集长安，遂成重镇。而因晋王（炀帝）之弘法，江都为南方僧人北游驻锡之地。及大业时营东都，洛阳亦为佛教中心。然究以西京为最要。开皇二年徙都于龙首原，名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园曰大兴园，以文帝初封大兴公故名。而尽以靖善坊立寺，寺本名遵善，文帝乃取城名二字坊名一字，名为大兴善寺。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名僧之住其中者甚多。并所翻新经及维旧本合七十五部四百六十二卷经为《皇隋大兴录目》。 〔30〕 而日严、胜光、延兴、禅定、真寂、净影亦为名刹。日严，仁寿元年晋王所立。胜光，为蜀王所立。文帝移都之始，于广恩坊给地为昙延立寺，开皇四年敕名延兴。面对通衢，京城之东西二门改名延兴、延平，均取延名也。 〔31〕 而永阳坊之禅定寺，乃文帝为献后立。据僧传所载，中住名僧之多，不亚于大兴善寺。 〔32〕 真寂寺者，高颎舍宅造，三阶教祖信行住此，唐为化度寺，则三阶教寺之最大者也。隋时慧远，僧中硕望，初居大兴善寺，后以其寺法会实繁，置寺别居，名为净影。海内慕风，名僧居此者亦多。计京城内有寺百二十所。而都城附近之寺亦不少，如常见于僧传者有终南山之至相寺。 〔33〕 炀帝营东都，其寺院想亦甚壮丽。惟唐太宗入洛，焚隋宫殿，废诸道场，记载湮灭，亦不可考矣。

文帝于京师大兴善寺，炀帝于洛都上林园，请达磨笈多、彦琮等译经。 〔34〕 而长安自罗什以后，洛阳自流支以后，译事再盛。至若义学沙门，尤来自四方。夫刘宋以后，南北佛理，多不相参，至此而聚于一堂。其促进思想之发达，盖更可注意。开皇时，敕立五众主，又立二十五众主。 〔35〕 其名之可考见者，有讲律众主洪遵，十地众主慧迁，涅槃众主童真、法总、善胄，大论众主法彦、宝袭等。 〔36〕 而讲筵法会，尤无虚日。各方名德，互相辩论，如智脱之与吉藏、吉藏之与僧粲，当惠启后学不少。开皇七年（587）召六大德入关，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阳宝镇、汲郡洪遵、太原昙迁是也。随慧远、洪遵、昙迁入关者各有弟子名僧十人，随慧藏入关者有智隐，文帝之意自在聚远方之英华。 〔37〕 而江都智脱，在邺习华严、十地于颖法师，在江都学成实、毗昙于强法师，在金陵习成实于嚼法师。晋王延居江都，复随入京，住日严寺，大业之初复随驾洛邑。建业道庄听成实于彭城宝琼，听四论于兴皇法朗，亦为晋王所重，征入京师，后亦随驾入洛。陈留僧粲游学河北、江南、东西关陇，涉历三国，备齐陈周，开皇十年，迎住兴善寺。豫州智凝学于彭城靖嵩，后亦入隋京。靖嵩者北人学于北，而亦学于南者也。嘉祥大师吉藏为兴皇上首，亦为晋王所致礼，后入京师。太原昙迁初学于北，而复得摄论于南，开皇七年召六大德入关，迁其一也。其余受学南方而入关者，见之僧传尚不乏人，不能尽述。而北人游南，多由于周武毁法，避难南渡。及晋王平陈，征选精英，在南者复群北趣。由是而关中复为佛法之中心，且融会南北之异说也。

隋文帝极好瑞应，《历代三宝记》记载数事，如群鹿来驯仁寿宫门，因为之下诏。 〔38〕 帝昔在潜龙，得舍利一裹。仁寿元年（601）令于三十一州立舍利塔藏之。 〔39〕 二年又于五十余州立塔。 〔40〕 四年又下敕造塔，送舍利往博、绛等三十余州。 〔41〕 盖前后共立塔于百余州。分送舍利者，均选名僧。据王劭所记，仁寿元年天下各塔于十月十五日午时安入塔内石函；据安德王雄等记，二年于四月八日午时入函，礼式均极隆重。令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废常务七日。因是远近争献舍利。 〔42〕 安舍利后，各地均以当时瑞应闻。诸塔中有一在岐州凤泉寺，而舍利塔工尤壮丽。其后唐代诸帝，常迎佛骨，即在凤泉乡之法门寺，未知二者是一否。又法门寺后改名重真，不悉是否有二真身，故得此名。 〔43〕 又今在摄山栖霞寺之舍利塔，谓犹是仁寿元年所造之旧基也。 〔44〕

第二节　唐高祖、唐太宗

唐高祖早年亦信佛法。隋炀帝大业初，尝为子世民祈疾造像，时太宗年九岁。 〔45〕 高祖起义之初，曾在华阴祀佛求福。及即帝位，立寺造像，设斋行道。 〔46〕 武德二年，于京师立十大德，统摄僧尼，其见于僧传可考者有保恭、慧因、海藏等。 〔47〕 秦王平王世充，稍借嵩山少林寺僧之威力。 〔48〕 武德七年，敕许僧法雅发京寺骁悍千僧用充军伍 〔49〕 ，则僧人亦为帝王所利用。

时有太史令傅奕者，数上疏请除去释教。前此隋朝佛道之争，文帝时李世谦有三教优劣之论，炀帝时有惠净、余永通之问答，不一而足。 〔50〕 武德七年奕上疏亟言佛法害国，谓六朝祚短，悉因信佛，梁武、齐襄，足为明镜。奕好老庄，且尊儒学，疏中亦致意华夷之辩，疏有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51〕

武德至贞观间，傅奕于反佛至为尽力。曾上书十一条于高祖 〔52〕 ，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53〕 助之者有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等。言论想颇倾动一时，故佛教徒亦谓当时，“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 〔54〕 。其时护法之首领，则称法琳，作《破邪论》以弹奕疏。 〔55〕 附和者有沙门普应、慧乘等。 〔56〕 双方辩论，至为激烈。故高祖于武德九年春，下诏询皇太子曰：

朕惟佛教之兴，其来自昔。但僧尼入道，本断俗缘，调课不输，丁役俱免，理应尽形寺观，履德居真，没命释门，清身养素。比年沙门，乃多有愆过，违条犯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国利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戒虽有严科，违者都无惧犯。以此详之，似非诚谛。今欲散除形像，废毁僧尼，辄尔为之，恐骇凡听。佇子明言，可乎不可。 〔57〕

诏下，朝臣赞否不一。揣高祖本意，实欲从傅奕之议，全灭佛法。惟一因恐骇凡听，二因帝起义之初，曾凭借佛法。裴寂进谏略云：“陛下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今陛下……欲……毁废佛僧，……理不可也。” 〔58〕 且太宗亦以为不可（详下）。又因道士败检与佛徒同，遂下诏沙汰僧尼，并及道士。诏曰：

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遵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皆一所，余悉罢之。 〔59〕

时武德九年（626）五月也。 〔60〕 六月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事竟不行。

太宗虽未行武德毁法之诏，但贞观初年，叠有检校。《续高僧传·明导传》谓，贞观初导行达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导以德声久被，遂应斯举。 〔61〕 又《智实传》谓，贞观元年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 〔62〕 又《法冲传》谓，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云云。 〔63〕 又《法向传》谓，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隋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 〔64〕 观此则太宗即位之初，禁令仍严峻也。

自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猜忌佛法，恒加讪谤。卿作《十异九迷论》，喜著《显正论》。贞观中，释法琳乃作《辩正论》八卷以驳之。有太子中舍人辛谞著《齐物论》，破难释宗。慧净、法琳，又复作答。当时唐帝自谓为老子之后，故道士之气甚张。而常因定佛、道之先后，致生二教争执。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指斥《辩正论》，谓实谤皇室。 〔65〕 帝下诏汰沙门，并下琳于狱按问。琳辩答往复，语极质直，其言有曰：

窃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𨱎石，以绢易褛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

后太宗降敕，谓汝所著论，言念观音者，临刃不伤，朕赦汝七日，尔其念哉。七日旦，复敕问。法琳答曰，七日以来，未念观音，唯念陛下。并曰：

琳所著《辩正》，爰与书史符同。一句参差，甘从斧钺。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尸之痛。

后太宗卒免其死，放之蜀部，于道中卒，年六十九。 〔66〕

傅奕在贞观朝仍极力反佛。贞观六年，奕上疏，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又言佛法妖伪。 〔67〕 太宗常临朝谓傅奕曰：

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

奕对曰：

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太宗颇然其言。 〔68〕

近世颇有谓太宗弘赞释教者，即欧阳永叔亦惜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评此为“中材庸主之常为” 〔69〕 。但唐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如睿宗时辛替否反佛之疏及武宗毁法之诏均引太宗为法式（详下）。上文谓太宗颇然傅奕之言，实亦其乏笃信之明征。太宗讨王世充，虽常用少林寺僧人，然及破洛阳，乃废隋朝寺院，大沙汰僧人。 〔70〕 武德中，法琳著《破邪论》，上书太子建成，有曰：“殿下往借三归，久资十善。”而上秦主书中，则仅颂其文德，未言信佛，是亦太宗本不信佛之证。及即皇帝位，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 〔71〕 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 〔72〕 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十有余寺。今所知者，破薛举于豳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于吕州，立普济寺；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招福寺；征高丽后，于幽州立悯忠寺，均为阵亡将士造福也。 〔73〕 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 〔74〕 贞观初年，延波颇于大兴善寺译经，或仅为圣朝点缀，但似亦有政治关系（说见下）。综计太宗一生，并未诚心奖挹佛法，仅于晚年或稍有改变。此或在僧人之败德，道士如秦世英之进谗。 〔75〕 但太宗所以抑佛者，亦更有其理由。

一曰，帝崇文治，认佛法无益于平天下。贞观二年，太宗语谓侍臣，梁武父子好释老，致使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曰：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76〕

故贞观五年，诏僧道致拜父母，则仍以礼教为先。 〔77〕 贞观二十年，太宗手诏斥萧瑀曰：

朕以无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浇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 。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按：瑀为梁武后人）。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 〔78〕

二曰，帝自以为系李老君之后，故尝先道后佛。亦自谓不好老庄玄谈，神仙方术。贞观二年，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又云：“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 〔79〕 然敦本系、尊祖宗，其有益于治化，自不待言。故贞观十一年诏有曰：

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夤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宜有解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畅于九有，尊祖宗之风，贻诸万叶。 〔80〕

总之太宗所为，如为阵亡者立寺，为高祖、太穆皇后造福，盖皆具有政治作用。《佛道论衡》载贞观十五年，太宗躬幸弘福宗，与僧人论佛道先后，有曰：“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云云，此皆从其政治需要出发也。 〔81〕 故其于佛法，虽“非意所遵”，但仍未为傅奕、秦世英言论所动，而毁法者，盖一则视佛法为“国之常经”，明主以不扰民为务，二则帝留心学问，旁及释典，亦常与义学僧接。如慧休、慧乘、明瞻、智实等。 〔82〕 瞻“内通大小，外综丘坟，子史书素情所欣狎”。贞观初召入内殿对诏，广列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极以慈救为宗。太宗之重明瞻，非仅因其为高僧，实亦因其为大学问家也。其余慧乘等，皆博通内外，涉猎子史，故为太宗所接纳。然最为其所敬重者，则为玄奘法师。

贞观十九年春，玄奘法师归自西域。凭绝人之毅力，博得西域各国之隆礼。其学问，其事功，其令誉，其风仪，均足欣动人君。 〔83〕 然奘师初到，请立译场，搜擢贤明。太宗曰：“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玄奘固请乃许。 〔84〕 夫翻译佛典，六朝视为国之大事。遑论二秦之译，门徒三干，太宗知之已熟。而隋朝兴善、上林之规式，犹近在人耳目。太宗果有心提倡，必不至拒奘所请。据此可知其对于译经，非有热诚。按贞观初年，波颇至自西突厥，朝廷曾为之立译场。审波颇初至，太宗适欲远交近攻，思联西突厥。波颇深得叶护信伏，或因此为太宗所垂青。而其译经时，僧传虽言礼意优厚，然时沙门灵佳即论其事曰：“昔苻、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 〔85〕 而道宣于《波颇传》亦一则曰：“其本志颓然，雅怀莫诉，因而构疾。”再则曰：“人丧法崩，归𠎝斯及，伊我东鄙，匪咎西贤。”吾人观乎波颇译经之萧索，而应恍然于太宗谢绝奘师之请之故也。

太宗自征辽之后，气力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遂颇留心佛法。亲制《圣教序》，敕令天下度僧尼，计一万八干五十人，均从玄奘之请也。又曾共师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其兴趣似首在学问。崩御之年，数告法师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 〔86〕 可知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师，或较前信佛。但察其对于奘师所以特加优礼，实亦由于爱才，故曾两次请法师还俗，共谋朝政。此则劝人弃缁还素，与梁武帝之舍身归佛者，自迥不相侔也。

第三节　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602—664）俗姓陈，名祎。隋仁寿二年生于缑氏之陈堡谷，即在嵩山少林寺之西北。兄弟四人，法师最幼。其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于东都净土寺。因其奖劝，法师十三岁出家于洛。好学不倦，跋涉陕、蜀，就学名师（其师承详第四章）。武德五年（623），法师二十一岁，于成都受具后，东下荆州，止天皇寺，讲摄论、毗昙各三遍，深为汉阳王所敬礼。后又往相州、赵州，复至长安问学。法师既遍谒诸师，备餐众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以释众疑。常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遂结侣陈表。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乃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秋首途，时年二十八也。 〔87〕

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还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偕至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至彼。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凉州都督李大亮，因止不听行。有慧威法师，遣其弟子慧琳、道整二人，潜送向西。不敢公出，昼伏夜行，乃达瓜州。刺史独孤达优礼之。居月余，凉州访牒至，候捉玄奘。州吏李昌密促早去。幸访得一胡人相引渡玉门关。又得一胡老翁赠一瘦老赤马，马极谙西路，来去伊吾凡十五度。未至玉门关，胡人即生异心，引还，法师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经过烽候四处，几中箭射。惟得校尉王祥之维护，得安然西去。再前即渡莫贺延碛，古曰沙河，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四顾茫然，人马俱绝。中经四夜五日无滴水沾喉，几死。忽遇水得救，后遂得到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法师号哭曰：“岂期今日，重见乡人。”

适高昌王麴文泰闻法师至伊吾，特远迎住高昌王城。夜半到，王及妃嫔出宫亲致敬礼，其供养极盛。并言曰：“朕与先王（按：文泰父伯雅于隋时入朝，尚华容公主）游大国，从隋帝历东西二京，及燕、代、汾、晋之间，多见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法师再四谢之。后王竟欲强力相当，法师乃绝食四日，以死自誓。文泰深生愧悔，稽首礼谢。共入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仍屈停一月，讲《仁王般若经》。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衣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并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盖大雪山北六十余国，皆其部统故。后玄奘于素叶城逢叶护可汗，可汗重其贿赂，遣骑前告所部诸国，但有名僧胜地，必令玄奘到。于是连骑数十，盛若皇华。中途经国，道次参候，供给顿具，倍胜于初。

玄奘法师自高昌西行，因须见突厥可汗，乃经大清池迂回过中亚细亚达印度，此中路程最为艰险。然前因高昌王之护送，后因叶护可汗之通告，屈支国、活国、缚喝国、梵衍那国、迦毕试国诸王均优礼之。而其间过大雪山之险，则有磔迦国慧性法师同行，慧性有声印度。奘师至迦湿弥罗国，王礼遇隆重。自后周游印度本土，广礼圣迹，于贞观十七年首途归国。因高昌王有重见之约，故仍遵陆北行（后玄奘并未至高昌，当系因麴文泰已死），计前后所见所闻百三十八国，中所闻者二十八国。于贞观十九年（645）至长安，前后经十七载。而在印度时其声誉之隆，千古一人。时有戒日王者，于隋大业二年（606）为王，在位四十一年，威力震全印，版图极大。王为玄奘在其都城（曲女城）设大会，备极庄严，集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六千余人，到有东印度鸠摩罗王及其他十八国王，请法师坐为论主。称扬大乘，立真唯识量，序作论意，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破者，请斩首相谢。竟十八日，无敢论者。王命施与极厚，法师一皆不受。王命侍臣庄严一大象施幢，请法师乘，令贵臣陪卫，巡众告唱，表立义无屈。西国法凡论得胜如此。僧众竞为法师立义名，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提婆（解脱天）。后又因定于钵罗耶伽国立施场七十五日，请师随喜。戒日王、鸠摩罗王及十八国王皆参与，道俗到者五十余万人。会毕，法师辞众归国。王及诸众相饯数十里。戒日王仍以素氎作红泥封印，遣达官四人名摩诃怛罗（注：类此散官也）送法师。所经诸国令发乘递送，终至汉境，亦可谓盛矣。惟法师在印时学问之勤奋，之广博，其造诣之深，尤为难能可贵。当详之第四章中，兹姑略之。

玄奘法师归至于阗，即上表太宗。住七八月得敕，降使迎劳曰：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鄯于沮洙迎接。

法师奉敕即进发。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至京城，时法师年四十四岁，迎者数十万众，如值下生。翌日大会于朱雀街之南，凡数百件，部伍陈列，安置法师于西域所得如来舍利一百五十粒，金檀佛像七躯。又安置所得经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马负而至。自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道傍瞻仰者，烧香散花不断。时太宗将征辽，已至洛阳。法师东出谒见，相见大悦。帝谓侍臣曰：

昔苻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

是后即命翻译，国司供给，并许召大德为时推重者襄助。是后法师译经不辍，至高宗麟德元年（664）法师卒于玉华宫，计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88〕 其翻译之情形，另略载第二章中。

综考僧传，长安寺庙名僧之最多者，当推慈恩、西明、弘福诸寺，则均玄奘之住寺也。大慈恩寺者，高宗为太子时所造，有屋一千八百九十七间，中有翻经院，奘师大弟子窥基、普光、法宝、嘉尚等为其中僧。西明寺者，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立，有十院，屋四千余间，藏经当最富， 〔89〕 奘师上首圆测、道世所在地，而道宣亦其寺僧也。弘福寺者，太宗为太穆皇后立，玄奘居时较短，则智首、灵润所住寺也。

综计奘师相从之人物，非惟集一时海内之硕彦，且可谓历代佛徒之英华。兹未能详述，略举其要者。按圆测法师，奘之神足，乃新罗国王孙。门人利涉法师，护法名僧，后圆照为之作传十卷，乃西域人也。元晓法师亦曾受学，乃华严大家，亦新罗人。此外尚有新罗顺憬、义湘，高昌玄觉等。是法师之教，声及外国矣。而南山道宣为之证义，是律宗之元匠。康居法藏为华严宗主，略与法师有一度因缘。东塔怀素是奘师门人，后为新疏之主。此外其翻译证义十二大德，缀文九大德，字学一人（玄应），证梵一人（玄謩，贞观初原为波颇译语者），俱时辈所推。由此可见其法会之盛。至若奘师开法相唯识、俱舍、因明之学，其弟子之以义学称者，指不胜屈。如窥基、圆测、神昉、嘉尚、普光，法相之名宿也，而窥基尤为元匠。如普光、法宝、神泰，则称为俱舍之三大家。窥基、神泰、顺憬，又以因明见称。而玄应者字学之大德，亦谓为奘师之门人。至若玄奘入印，声振五天。其后西行者数十辈，而义净亦因少慕其风而卒往天竺者也（详见义净《西域求法高僧传》）。玄奘法师促进佛教势力之功效，岂不大矣哉。

第四节　永徽至元和间（650—806）

高宗、中宗、睿宗均信佛法。高宗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为之作《述圣记》。 〔90〕 《长安志》曰：“保宁坊，昊天观尽一坊之地，……显庆元年为太宗追福立为观。高宗书额，并制叹道文。”盖高宗亦崇奖道教。显庆元年皇子显（即中宗）生，敕赐号佛光王，为度七人，请从奘师受戒。又许奘师在玉华宫译《大般若经》，即就宫为佛寺。五年，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 〔91〕 德麟三年又敕兖州置寺观各三所，天下许州寺观各一所。中宗常幸佛寺及设斋，景龙中盛兴佛寺，令诸州立寺观各一所，以龙兴为名。睿宗诏僧道嗣后每缘法集，齐行进集（以上均见《旧唐书》）。则其事之稍著者也。而在则天皇后时，朝廷特重佛法，诏仍令僧尼居道士女冠前；敕天下断屠钓者八年；敛天下僧钱作大像；两京之译经者甚多，而以实义难陀与菩提流志为最著；义净法师留学天竺二十五年，前后凡二往，证圣年（695）归时，天后御上东门迎劳，诏于佛授记寺翻经；大师神秀亦为则天迎入京行道，自此而禅宗之势力闻于全国矣。 〔92〕

然最重要事实，为武周革命表上《大云经》之事。盖武后于永徽末年，排挤王皇后、萧淑妃，而惨杀之。后高宗苦风眩，百官奏事或使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显庆五年始悉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至麟德元年后，帝每视事，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下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后二十年而帝崩，中宗即位，武后乃亟谋篡位，遂大造符瑞图谶，以期移天下之观听。垂拱四年（688）四月（或五月），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六月又得瑞石于汜水，是曰“广武铭”，文略曰：

发我铭者小人，读我铭者圣君。……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民庶尽安乐，方知文武炽。千秋不移宗，十八成君子。歌曰：非旧非新，交七为身，傍山之下，到出圣人。

此盖暗示女子武媚当为天子，而摩顶授记，则实暗指《大云经》谶之事。得瑞石之明年，太后服衮冕，搢大珪，执镇珪以祭。再一年，改周正，是为载初元年。其年七月，沙门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大云经》盖此前已译数种，怀义等因其内有女主之文，故特改造表上之。 〔93〕 其年九月，武后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曰周，改元天授。现英国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有武后登极谶疏者，中疏《大云经》，按《东域录》有《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一卷，想即此也。疏中并有“来年正月一日癸酉朔”之语，查此系天授二年，则此疏者即元年所作，或即怀义等所上也。 〔94〕 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本，疏中并引证明因缘谶，亦造作佛语，彰天女授记之征，则谓为永徽元年在阎罗王处所得。 〔95〕

武后得《大云经》，怀义与法朗等九人，并封县公，皆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每州置大云寺，颁《大云经》于天下。再后三年（长寿二年，693），菩提流支等译《宝雨经》上之，其中有文言“菩萨杀害父母”，盖武后大杀唐宗室，引之自饰。 〔96〕 故圣历二年（699）八十《华严》译成，武后亲为制序，有曰：

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宸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宴。殊祯绝瑞，既日至而月书；贝叶灵文，亦时臻而岁洽。逾海越漠，献赈之礼备焉。 〔97〕

而武后亲制《大唐新译圣教序》亦曰：

甘露之旨既深，《大云》之喻方远。 〔98〕

《大周圣教序》亦曰：

重开甘露之门，方布《大云》之荫。 〔99〕

则天之重视《大云》符谶，可知也。

武后重瑞应，初亦颇好道教，然于佛教则特为奖励。狄仁杰疏中曾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缋尽工。”又曰：“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经典僧伽，盖均冒滥，故《开元录》有武周目录“繁秽尤多”之语。 〔100〕 然其时名僧辈出，实为甚盛。高宗晚年有玄奘（664卒）、道宣（667卒）、善导（681卒）、窥基（682卒）、道世（683卒）、天台智威（680卒）、禅宗弘忍（675卒）等大师，而其时武后已渐握天下之实权。高宗薨后至武后退位，译人有菩提流支、实义难陀、义净等；义学沙门有华严法藏，禅宗神秀、慧能，律宗怀素，护法之复礼作《十门辩惑论》，玄嶷作《甄正论》等。

然武后一朝，对于佛法，实大种恶因。自佛教大行于中国以后，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之所不能臣。故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即其论道朝堂，不拜王侯，自称贫道者，代代有之。俗王僧律，盖甚泮然。武则天与奸僧结纳，以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 〔101〕 ，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是沙门封爵赐紫始于此矣。 〔102〕 中宗时，僧会范授官封公。 〔103〕 代宗时，不空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 〔104〕 故宋洪迈《容斋三笔》云：“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为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习以为常，至本朝（宋朝）尚尔。”于是前此啸傲王侯（如慧远）、坚守所志（如太宗请玄奘为官不从）之风渐灭，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一时道士亦慕僧家之本利，约佛教而为业。 〔105〕 时有道士杜义者，求愿为僧，敕许剃染，入佛授记寺，名玄嶷。又以其乍入法流，须居下位，乃敕赐虚腊三十夏，俾可顿为老成，因此赐夏腊始于此矣。 〔106〕 帝王可干与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纪纲渐至破坏矣。 〔107〕

唐朝兼崇释老，遂致数百年中，二教之互争不绝。唐初遂有焚禁《化胡经》之公案。《化胡经》之真伪，在北朝昙谟最等，已常与道士争辩其妄。至唐高宗时，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辩《化胡经》之真伪。 〔108〕 天后时，沙门慧澄乞依前朝毁《老子化胡经》，敕秋官侍郎刘如睿八学士议之，皆言汉、隋诸书有化胡之说，请勿除削。 〔109〕 至中宗神龙元年，诏定《化胡经》真伪，沙门法明抗争，九月遂诏削除，违者科罪。洛阳道士上表力争，敕曰：“朕志在还淳，情存去伪，顷以万几之暇，略寻三教。道德二篇之说，空有二谛之谈，莫不敷畅玄门，阐扬妙理，何假化胡之伪，方盛老子之宗。”竟不许所请。 〔110〕

天后时，符瑞图谶为上下所同好，自后秘密神异之说风行。万回一日行万里，一行之东水西流，均为当时所乐道。 〔111〕 道宣之记感应，道世之申冥报，亦可见其时之风尚。 〔112〕 而特以密宗之传入为一大事。盖玄宗酖嗜神秘，初不信佛，而好道术，甚重张果（世传八仙之一）、罗公远等。 〔113〕 然在开元时，印土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相继自天竺至，俱驻长安，结坛灌顶，祷雨禳灾。密教典籍，俱先后译出。而《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名，传为除病秘方，为高宗时译出），证以当时石刻存者之多，可见其为世俗所特重。 〔114〕 玄宗诏天下城楼立毗沙门天王像（此世所谓托塔天王也），又诏不空与罗公远于宫中斗法，道士不胜，密教之盛，亦概可知矣。 〔115〕

唐朝佛教之胜境，当首推五台山，相传即《华严经》之清凉山，为文殊菩萨道场，昔魏孝文帝尝于中台置大孚寺。 〔116〕 北齐时有寺二百余，割八州租以供僧众衣药之资。 〔117〕 至唐时而其地佛教益昌，高宗龙朔中，敕长安僧会颐往修寺塔，佛显形像，并多奇瑞。 〔118〕 咸亨中，玄奘法师高足沙门窥基曾共黑白五百人往修寺并布施。武后时，建安王（武攸宜）重修清凉寺。 〔119〕 玄宗天宝七年贵妃兄杨铦为清凉寺写一切经五千零四十八卷，般若四教、天台疏论二千卷。 〔120〕 相传山常见佛光，据《唐穆宗实录》，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山佛光寺侧庆云现，若金仙乘狻猊，领其徒千万，自巳至申乃灭。 〔121〕 晚唐《大泉寺新三门记》曰：

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迹贤踪，往往而在，如吾党之依于丘门也。 〔122〕

泗州普光王寺亦为唐代名刹，寺有僧伽大师塔。僧伽乃唐初异僧，葱岭北何国人，因以何为姓。龙朔初，游历江淮，于泗州临淮县建寺，掘土得古碑，乃齐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立寺焉。景龙二年，遣使诏赴内道场谈论，占对休咎，契若合符。因避武后讳，改其寺为普光王寺。四年三月二日卒于荐福寺，五月送至临淮起塔。弟子之知名者为木叉、慧俨、慧岸三人。相传自唐讫宋，僧伽叠显神迹。 〔123〕 李白有《僧伽歌》，苏东坡亦有《僧伽塔诗》。长庆二年，寺塔均被焚，而伽遗形独存。《唐书》载敬宗时，王智兴于泗州立戒坛，度人邀厚利，李德裕上表斥之曰：

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

由此可见，泗州亦颇成佛教重地，而王智兴立戒坛之地，或即在普光王寺。日本和尚圆仁记，称此寺为天下著名之处。会昌四年，敕不许供礼该寺所藏佛指。及至会昌五年六月，圆仁渡淮，见毁法诏下后，其寺庄园钱物奴婢，尽被官家收检，寺里寂寥，无人来往。 〔124〕 其后，寺当又修复。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敕修僧伽塔，又改名为普照王寺。其后日本僧人成寻游履其处，详纪寺塔造像之庄严，读之亦可想象该寺在唐时之规模也。 〔125〕

唐代在历史上颇有关系之寺为岐州法门寺，宪宗迎佛骨之处也。《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曰：

西京西扶风故县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乡曰凤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灭佛法，庙宇破坏，唯有两堂。至大业末年，四方贼起，百姓共筑此城，以防外寇。唐初杂住，失火焚之，二堂余烬，焦黑尚存。至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故塔基曾无上覆，奏敕请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开聚众，不敢私开。奏敕许开。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既出舍利，遍示道俗。……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舍利高出，见者不同。……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

按此寺原名阿育王，《广弘明集》中道宣已称之为法门寺，在凤泉乡，不知即隋文帝送舍利之凤泉寺否。《珠林》复详载，显庆四年敕僧智琮等往，赐名会昌寺。五年下敕请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可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渐，内外光净，以指内孔，恰得受指，便得胜戴，以示大众。”皇后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龙朔二年送还本塔。此后唐帝是否均遵三十年一开之言，殊不可知。但至宪宗时，因迎此舍利，而韩昌黎上表激谏也。

泰山灵岩寺，亦唐时名刹，据汪子清《泰山志》曰：

唐李吉甫纂《十道图》，以润之栖霞，台之国清，荆之玉泉，合兹寺为四绝。

而金棨《泰山志·金石》著录之关于灵岩寺甚多，自宋以后尤夥。而宋嘉祐六年《灵岩千佛殿碑》文亦曰：

其间煊赫中夏，辉映诸蓝，得四绝之伟者，则有荆之玉泉，润之栖霞，台之国清，洎兹灵岩是也。

此“四绝”者，谓地望、庄严、供施、精进也，与李吉甫合四寺为四绝不同。据李北海《灵岩寺碑》，此寺创于晋宋间法定禅师时。而《泰山道里记》引宋郭思《石桥记》，谓北魏孝文帝本纪太和三年起灵泉殿思远佛寺于方山，遂屡幸焉。迨正光初，僧法定复兴拓建，曰灵岩寺。据此则知李北海之言误矣。 〔126〕 按唐初有慧斌者曾住此寺，晚年为弘福寺主，卒于贞观十九年十月六日，恰在玄奘入住弘福寺之后数月也。但灵岩似首以风景著称，北宋香火最盛，亦颇有禅宗人物驻锡。但在唐时，则未闻有高僧在也。

玄宗天宝二年，以罗浮山（在广东）佛经所载是华首菩萨所在，敕立延祥寺、华首台、明月戒坛。 〔127〕 而唐初终南山为高僧如道宣等之所驻锡，亦至为有名。嵩山则北魏以来称盛，唐高祖毁寺，而特保存嵩岳寺，武后特往行幸立官，故亦唐代之名山也。 〔128〕

玄宗以后，中国常生变乱，诸帝仍奉佛法，而尤以代宗为最。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释教。后因王缙、元载当时宰辅，盛陈福业报应，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讽咀，斋薰引内沙门，日百余，撰供珍滋，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或戎狄入逼，必合众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幸戎狄去，则横加锡与，不知纪极。胡人官至卿监，封国公者，著籍者，势倾王公，群居赖宠，更相陵夺。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吏不能制。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初五台山祠铸铜为瓦，以金涂之，所费亿计。王缙使五台山僧分行州郡敛民资作图像。七月望日，宫中造盂兰会，缀饰镠琲，所费百万。设高祖以下七圣位，幡节衣冠皆具，各以帝号识其幡，自禁内分诣佛道祠，铙吹鼓舞，奔走相属。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顺门，奉迎导从，岁以为常。群臣承风，皆言生死报应，故政事废弛。 〔129〕 及至德宗设会供斋，亦如前代，而澄观法师尤为帝所礼敬，号清凉法师教授和尚。 〔130〕

第五节　韩愈与唐代士大夫之反佛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敕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昌黎韩愈上表谏之，此实为佛教史中有名公案。佛骨者，仅佛中指之一节，据《剧谈录》云：“骨长一寸八分，莹净如玉，以小金棺盛之。”太宗以来，朝廷多加殊礼。元和十四年敕翰林学士张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

岐阳法门寺鸣鸾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骨指节，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高宗迁之洛邑；天后荐以宝函；中宗纪之国史；肃宗奉之内殿；德宗礼之法宫。据本传必三十年一开，则玉烛调、金镜朗，氛祲灭、稼穑丰。 〔131〕

盖元和十三年有功德使奏，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世传舍利塔当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诏许之。 〔132〕 次年宪宗遣使往，迎入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昌黎表谓：“焚顶烧指，千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其朝野震动详状，史虽未详，然可以由关于懿宗咸通十四年迎佛骨之纪载想象得之。据《杜阳杂编》并参以《剧谈录》记懿宗迎佛骨之盛状如下：

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遂以金银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饰宝刹。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编以金银覆之，舁一刹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马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都城士庶奔走云集，自开远门达于岐川，车马昼夜相属，饮撰盈溢路衢，谓之无碍檀施。（《京城坊曲》：旧有迎真身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辆，他物丰盈，悉皆称是。）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震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军兵仗。锱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欢腾者，有悲怆涕泣者。皇帝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身者，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马，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又有僧以艾覆顶，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窘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妖妄之辈，互陈感应，或云夜中震动，或云其上放光，并以求化资财，因而获利者甚众。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喝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绵绣为小车舆，以载歌舞，如是光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

元和之迎佛骨，虽不必如咸通之盛，然亦都人若狂，縻费极多。韩昌黎恶之，作《论佛骨表》。文公一生，志与佛法为敌，尝以孟子辟杨墨自比。其谏迎佛骨，尤为后世所称美。然上表反佛者，唐朝实代有其人。傅奕以后，则天皇后时，有狄仁杰（明经官至宰相）、李峤（进士官至宰相）、张廷珪（制举官刺史、太子詹事）、苏瓌（进士官宰相）。 〔133〕 中宗时，有韦嗣立（进士官尚书、刺史）、桓彦范（门荫官宰相）、李又（进士官侍郎）、辛替否（官御史）、宋务光（进士官侍御史）、吕元泰（官清源尉）。 〔134〕 睿宗时，有裴漼（举拜官至尚书）。 〔135〕 玄宗时，有姚崇（举制官宰相）。 〔136〕 肃宗时，有张镐（官至宰相）。 〔137〕 代宗时，有高郢（宝应进士，贞元中拜相）、常衮（进士官宰相），李叔明（明经东川节度使）。 〔138〕 德宗时，有彭偃（官员外郎）、裴垍（进士官至宰相）、李岩（官郎中）。 〔139〕 有舒元褒者，元舆之弟，进士官司封员外郎，《全唐文》载其《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想为宪宗初擢贤良方正时之对策，策中亦毁及佛法。 〔140〕 昌黎之后有崔蠡（进士官侍郎、刺史）、萧倣（进士官尚书宰相）、李蔚（进士官至宰相）、孙樵（进士，昌黎门人）等。 〔141〕 又据《新唐书》卷一八一谓懿宗迎佛骨，朝廷如李蔚谏者极多。虽此各朝诸人用功未有昌黎之勤，议论未若昌黎之酷烈，顾其言多与昌黎之表大同。 〔142〕 诸人所陈，抉其大旨，盖不出以下数端。

（甲）君人者旨在政修民安，故排佛者恒以害政为言。武后造大像，用功数百万，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钱以助成之，狄仁杰上疏谏曰：

臣闻为政之本，必先人事。……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瓌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游僧一说，矫陈祸福，剪发解衣，仍惭其少。亦有离间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纳妻，谓无彼我；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场，阛阓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维，实所悲痛。

辛替否谏中宗盛兴佛寺疏亦有曰：

臣闻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当今疆埸危骇，仓廪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识谷。而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夸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僚钳口，四海伤心。……三时之月，掘山穿池，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净，岂大圣大神之心乎？

而张镐之言，更至为质直：

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苍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也。

彭偃《删汰僧道议》谓僧尼游行浮食，于国无益，有害于人，曰：

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旰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

裴垍又言：

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

此诸人所言，盖谓释教之兴，上不利于君，下不利于民，费财物，养浮食，坏礼教，乱人伦，为天下衰败、祸乱之一因也。

（乙）人主莫不求国祚悠久，故唐朝人士，恒以六朝朝代短促归罪于佛法。此傅奕所首唱，韩文公论佛骨表亦言之。而狄仁杰谓梁武、简文信佛，不救危亡之祸。姚崇亦言，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秦亡。辛替否在中宗时上疏，征夏商以来帝代，谓有道祚长，无道年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建长久之祚”！而在睿宗时抗言，更引唐朝近事以为鉴戒，曰：

中宗……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然五六年间，再三祸变，享国不永，受终于凶。……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护妻子，取讥万代，见笑四夷。此陛下所眼见之，何不除而改之。

代宗为太后营章敬寺，高郢上书谏曰：

臣闻夏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人到于今称之。梁武穷土木而致饰乎寺宇，人无得而称焉。陛下若节用爱人，当与夏后齐驾，何必劳人动众，而踵梁武之遗风乎？ 〔143〕

高郢书奏未报，又再上书冒死再谏，可谓有识之士也。姚崇《遗令诫子孙文》亦曾引中宗、太平公主等事为戒。

（丙）韩昌黎表中引高祖沙汰佛徒，愿宪宗取以为法。而辛替否亦举贞观故事，以告睿宗，求其不弃太宗之治本，而弃中宗之乱阶，其言曰：

太宗……拨乱反正，开阶立极，得至理之体，设简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举天下职司，无一虚授；用天下财帛，无一枉费。……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自有帝王以来，未有若斯之神圣者也。故得享国久长，多历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则之？

宪宗迎佛骨，昌黎上表。懿宗佞佛尤甚，萧倣效法文公上疏论之曰：

昔贞观中，高宗在东宫，以长孙皇后疾亟，尝上言曰：“欲请度僧，以资福事。”后曰：“为善有征，吾未为恶。善或不报，求福非宜。且佛者异方之教，所可存而勿论，岂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谥为文德。且母后之论，尚能如斯，哲王之谟，安可反是？……昔年韩愈，已得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徼。

（丁）僧尼守戒不严，佛殿为贸易之场，寺刹作道逃之薮，亦中华士人痛斥佛徒之一理由。辛替否疏中有曰：

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惟贫穷与善人耳，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租赋乎？将何以力役乎？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非舍尘俗；援亲树知，非离朋党；畜妻养孥，非无私爱。

彭偃献议亦有曰：

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唯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后汉，至于陈隋，僧之废灭，其亦数乎？或至坑杀，殆无遗余。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今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为于王者已无用矣，况是苟避征徭，于杀盗淫秽无所不犯者乎！

而僧人交通权贵，干预政事，则见于桓彦范上中宗之一表：

胡僧慧范，矫托佛教，诡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闱，挠乱时政。陛下又轻骑微行，数幸其室。上下媟黩，有亏尊严。臣尝闻兴化致理，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弃恶。故孔子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危人者杀。”今慧范之罪，不殊于此也。

元和十四年，韩退之《论佛骨表》，其理论亦不出上述各点。表中第一段言六朝祚短由于信佛；第二段引高祖毁法事为则；第三段斥迎佛骨之伤风败俗，请以付之水火，永绝根本。然其所以震动一时者，其故有数：一则直斥佛法，大异前人之讽谏，致贬潮州，百折不悔。二则退之素恶释教，其肆攻击当在上表之前。按杨倞注《荀子》引退之《原性》全文，故《原性》之作当在元和十三年前。且退之终身未尝不毁佛法也。其与大颠交游，不足为其变更态度之证，世传其与大颠三书尤不足信。故文公反佛致力之勤当不在傅奕下。而上列反佛诸人中，亦有常与僧人交涉，且有为僧寺作碑记者，查《全唐文》可知。 〔144〕 而文公自比孟轲，隐然以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自任，树帜鲜明，尤非傅奕所及。三则退之以文雄天下，名重一时，其党徒众多，附和者夥。 〔145〕 门人李翱称之谓，六经之学绝而复兴。 〔146〕 其后皮日休谓其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至请以配飨孔庙。 〔147〕 此其辟佛所以大著成效也。

然吾人果明于唐朝士大夫对于佛教之态度，则韩氏之功，盖不如常人所称之盛。盖魏晋六朝，天下纷崩，学士文人，竞尚清谈，多趋遁世，崇尚释教，不为士人所鄙，而其与僧徒游者，虽不无因果福利之想，然究多以谈名理相过从。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 〔148〕 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文词诗章为要事。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 〔149〕 故士大夫大变六朝习尚，其与僧人游者，盖多交在诗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文人学士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真正奉佛且深切体佛者，为数盖少。此诸君子之信佛，原因殊多，其要盖不外与当时之社会风气亦有关系也。于此不能详论。

文公之前，反对佛教上疏朝堂者多为进士，特以佛法势盛，未敢昌言。及至昌黎振臂一呼，天下自多有从之者。然退之急于功名，无甚精造，故朱文公（熹）论之曰：

盖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所未睹。且于日用之间，亦未见其有以存养省察而体之于身也。是以虽其所以自任不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语言之工。至其好乐之私，则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于流俗，所与游者不过一时之文士。 〔150〕

故韩文公虽代表一时反佛之潮流，而以其纯为文人，率乏理论上之建设，不能推陈出新，取佛教势力而代之也，此则其不逮宋儒远矣。

第六节　会昌法难

穆宗、敬宗、文宗俱循例作佛事，白香山、元微之与僧人交游，宰臣裴休尤为笃信。惟敬宗已酷信道教，道士赵归真已出入禁中。文宗已有毁法之议，大和五年禁度僧营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曰：

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 〔151〕

李训亦请罢大内道场及沙汰僧尼，文宗许之。及至武宗，佛教经最大之厄难。帝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及登帝位，召道士入禁中，信其所言。又雄谋勇断，决革积弊，因而会昌五年（845）之毁法至为严酷。日本有僧人圆仁者，于仁明天皇承和年中三次渡海求法，首二次遇风不果，第三次于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首涂，七月二日到扬州海陵县（今泰县）。是后数经转折游江南河北，于承和七年到长安，即开成五年（840）八月二十三日，时武帝已登帝位。再五年，圆仁因毁法还俗，冒险回国，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记》四卷。身遭法难，所述极详。今据其文，参以他书，略述于下。

武帝于开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四月中书奏以帝诞日为庆阳节（圆仁记作“德阳”，《僧史略》中亦作“德阳”），是日设斋行香。 〔152〕 会昌元年正月四日国忌，敕行香设千僧斋，正月九日敕开讲，其时尚奉行故事，未著手毁法也。但在六月十一日（《旧唐书》作十二日）圣诞日于大内设斋，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二道士赐紫，释门大德均不得著。南天竺三藏宝月入朝，不先谘开府，从怀中拔出表进上，请许归国，因犯越官罪收禁。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未打三藏，但不放归国。盖武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末年秋，已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亲受法篆。 〔153〕 本年六月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归真同修法箓。 〔154〕 事盖与圆仁所述佛道辩论，及宝月被禁同时，武帝痛恶释氏，已甚显著。或因此，八月七日圆仁上表请归本国，但未得许。

会昌二年三月三日，因宰相李德裕奏，敕下发遣保外无名僧，又不许置童子沙弥，是毁法已见其端倪。五月二十五日使牒勘问外国僧艺业。五月二十九日，敕停内供奉大德、两街各二十员。六月十一日值圣诞，敕僧道御前论议，道士二人得紫，僧门仍不得著紫。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亦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后左街功德使奏，准敕条疏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确者外，其爱惜资财还俗者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功德使奏同此，还俗者二干二百五十九人。诸道亦奉敕同此处分。所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余并任本家收管，无家者官为货卖。

会昌三年正月十八日，前项僧尼还俗讫。二十七日军容使仇士良有帖，唤京内当街诸外国僧。明日俱至，计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国僧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等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共二十一人，仇士良亲慰安存。盖仇乃信佛者也。二月一日功德使牒云，僧尼已还俗者辄不得入寺及停止。又发遣保外僧尼不许住京入镇内。四月中旬，敕下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155〕 五月二十五日勘问诸寺外国僧来由。六月十一日圣诞，僧道入内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而僧则否。时太子詹事韦宗卿进《涅槃经疏》二十卷，《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帝敕焚之，并毁其稿。敕书有曰：

韦宗卿参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戾典坟之旨。簪缨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

敕又斥佛本西戎人，经疏为胡书。又谓韦宗卿不知共遏迷聋，使其反朴，而乃集妖妄，转惑愚人，左迁为成都府尹。按《全唐文》云：韦宗卿元和中官侍御史、户部员外郎，出为益州刺史，敬宗时作《隐山大峒记》》。又《义天录》著录有韦宗卿《金刚般若经注》二卷。又前有敕焚宫内佛经，埋佛、菩萨并天王像等。九月闻潞府奸人匿京城寺中，敕令两街功德使疏理城中僧人，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诸道州府皆同斯例。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按问。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至三百余人。自本年起两街讲说绝。凡此均见武宗毁法之愈亟。圆仁前后求归国者百有余次，不许。

会昌四年正月，中书奏定断屠日。 〔156〕 遂敕曰：

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月不禁。 〔157〕

据圆仁所记，唐朝原于三长月（正、五、九月）不杀生，兹依道教于三元日（正、六、十月之十五日）断屠。 〔158〕

三月敕不许供养佛牙。又敕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五台、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亦不许供养。如有违者，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送供养者，捉获脊杖同前数。因此四处绝人往来，无人送供。准敕勘责彼处僧人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具姓名奏闻。此盖恐潞府留后押衙作僧潜在彼处也。向例长生殿内道场，安置佛像经教，抽两街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更番入内持念。武帝令焚烧经教，毁折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于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本年又于诞日不召僧入内论议，并敕僧尼不许街里行、犯钟声，如有外出者，须于钟声未动前归。又不许别寺宿，违者敕罪。七月又敕以供养佛者，尽入兴唐观祭天尊。是年圣诞日，道士奏略云：孔子言黑衣继十八子为天子。黑衣者，僧人；十八子者，李氏。而武宗为唐第十八代 〔159〕 ，故深信之，憎佛愈甚。此圆仁当时所闻，未悉确否。但《旧唐书·武帝本纪》亦载本年以赵归真为左右街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害生灵，宜尽除去，帝颇信之。因是自此年七、八月起，法难起矣。

是年约在七月或闰七月，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按《通鉴考异》曰：《会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额为大和寺。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 〔160〕 此即上文之不入寺额者也。故杜牧《南亭子记》曰：“武宗皇帝始即位，……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 〔161〕 又《旧唐书·李德裕传》云：“（长庆四年）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所。”所谓“山台野邑”、“私邑山房”等，盖皆招提、兰若之类也。然据圆仁所记，是役长安城坊佛堂亦毁三百余所，天下无数，则所毁之招提、兰若，固有在都内者，非限于“山台野邑”也。同时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毁拆。十月又敕令毁拆天下小寺，经佛移入大寺，钟送道观。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敕还俗，递归本贯。年老身有戒行者配大寺，虽有戒行而是年少者尽敕还俗，归本贯。长安城中因又毁拆小寺三十三所。其时，道士赵归真等奏曰：“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云云。又谓炼丹服之，乃可长生，广列神府，利益无疆，遂于禁内筑仙台。

《巡礼记》又称八月中，太后郭氏信佛法，每条疏僧尼时皆有词谏，帝进药酒杀之。又太后萧氏貌美，帝欲纳为妃，不从，遂射杀之。按郭后当即宪宗懿安皇后，系死于大中二年 〔162〕 ；萧后当指穆宗贞献皇后，《新唐书》载其卒于大中元年 〔163〕 ，此均在武宗死后也。又据《新唐书》，武宗对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均甚敬重，圆仁所记，乃僧人之谣传也。 〔164〕

会昌五年三月，敕不许天下寺置庄园，又令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并及财物。 〔165〕 令都中诸寺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中书门下检勘。并分城中寺舍奴婢为三等，分别收遣（详圆仁记）。约在三月，敕令天下诸寺僧年四十以下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又登仙台，责道士何以无一人登仙。道士诿过于释道之并行，于是又敕令僧尼五十岁以下还俗。其后下诏日益严切，因此依年岁、戒行及祠部牒之有无，分为数起，准敕令僧尼次第还俗。自四月一日起，年四十以下僧尼尽勒还俗，递归本贯。每日三百僧还俗，十五日方讫。自十六日起，令僧尼五十以下还俗，至五月十日方尽。十一日起，无牒者还俗，最后有牒者亦须还俗。五月终，长安僧尼尽。寺惟留三纲检理财物，讫，再还俗。外国无祠部牒者，亦须还俗，送归本国，因此天竺僧人难陀、宝月等因无牒，均准敕办，日本僧人圆仁亦无祠部牒，功德使准敕，配入还俗例。又帖诸寺牒云：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敕罪，当时决杀（详圆仁记）。以上当是都城内处分之年月及情形，天下州道当推后若干日，而据圆仁记情形则相同也。

据《通鉴》载云：

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敕还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 〔166〕

又诏僧尼改隶鸿胪寺。 〔167〕 八月壬午下诏，略曰：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魏晋之后，像教浸兴。是逢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耗蠹国风，而渐不觉；以至于诱惑人心，而众益迷。洎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工木之功，夺人力为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莫过于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于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千万；废丹雘无用之居，何啻亿千。自此清净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朝廷，宜体予意；宜布中外，咸使知闻。

此诏书中并言，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168〕 据《旧唐书·食货志》云：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 〔169〕 后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据《通鉴》，此诏在前诏之后，果尔则僧尼减去更多。 〔170〕

时宰臣执政者为李德裕，卫公不信佛教，敬宗时任浙西观察使，表奏王智兴在泗州立戒坛之不当。 〔171〕 宝历二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德裕奏谓为妖僧用以敛钱，请塞之。先在浙西，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后在蜀，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剃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 〔172〕 凡此可证卫公早恶佛法。按孟蜀何光远《鉴戒录》谓，卫公信道教，常冠褐，修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沙汰缁徒，超升术士，未知全确否。德裕虽于敬宗、武宗时上表，谏言方士，惟据其所作《方士论》，则并非谓方士均欺诈，不过真方士乃习静者为之，不必妄入朝市，自衒其术，面欺明主。 〔173〕 而其《黄冶论》，则谓炼丹之术必有精理，应可成就。 〔174〕 且在《李文饶集》中有《伤茅山尊师诗》，又有《三圣记》，中有曰：

有唐宝历二年，岁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玉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正议大夫使持节润州诸军事守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裕，上为九庙圣主，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含识，于茅山崇元观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躯，皆按史籍遗文，庶垂不朽。

据此则何光远之言，非全虚妄也。总之，武宗信道毁佛，卫公亦不喜释氏，宜其毁法至酷烈也。

将毁法时，两街僧录灵宴、辩章同推玄畅为首，上表论谏，遂著《历代帝王录》，奏而弗听。 〔175〕 时朝臣未闻有谏者，僧人抗议亦不如周武时之甚，佛教势力之已衰，可知也。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谓其时毁寺减僧，出四御史屡行天下以督之，而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且圆仁所记亦为明证。是年六月，圆仁目击泗州普光王寺，庄园钱物奴婢尽被官家收检，寺里寂寥，无人来往。月底到扬州，见城内僧尼正裹头，递归本贯，拟将寺金钱财物庄园钟等入官收检。又闻有敕令尽碎天下铜佛铁佛，称量斤两，委盐铁司收管。七月在楚州，圆仁不敢将佛教像随身行，恐科违敕罪。八月到登州，闻有敕令，天下金铜佛像，当州县司剥取其金，称量进上。登州虽远离京师，地处海边，然“条疏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同月到文登县，又知另有敕天下还俗僧尼缁服，各仰本州县尽收焚烧。恐私家隐藏僧服，窃自披著，故须切加收检，尽行焚讫，奏闻。焚讫后有藏者，查出须处分。又有敕令天下寺舍奇异宝珮、珠玉金银，仰本州县收检进上。又敕天下寺舍僧尼所用银器钟磐釜铛等，委诸道盐铁使，收入官库。时文登县寺院已拆尽，圆仁无寺可住。十一月又闻有敕令边州还俗僧，并仰所在知存亡，且不令东西。又据《百岩寺重建法堂记》叙法难曰：

明敦既□（疑是降字），莫不遵行，官吏颁选，敢不从命。 〔176〕

又如颜鲁公《八关斋报德记》后宋州刺史崔倬石幢亦有曰：

会昌中有诏大除佛寺，凡熔塑□刻堂阁室宇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余。分遣御史复视之，州县□（疑是震字）畏，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亦皆毁而瘗藏之。 〔177〕

此外《重建圆觉大师塔志》、《大云寺残幢》及《方山证明功德记》均记有毁法事。 〔178〕 而《语石》曰：

余所藏唐幢，往往有大中重建题字，五代宋初尚有发地得之而再立者，皆因会昌之劫也。

而《金石苑》载有《重修北岩寺记》，其寺亦系毁后再修，此则在蜀之资中也。而浙之天台名刹，亦竟破毁，事见于沈懽之《国清寺止观堂记》。 〔179〕 日本僧人敬光《唐房行履录》，谓圆珍于台州国清寺毁后到台，建止观堂，此毁法之事诚遍天下也。但据圆仁言，则大河以北法难似未波及。圆仁记曰：

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疏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折佛堂兰若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检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唯黄河已北镇、幽、魏、路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载，宣宗八年潭州岳麓寺僧往太原求大藏经事，中云河东节度巡官为之记，言潭州僧因天下经典武宗严旨毁灭几尽，乃往太原求藏经五干四十八卷以归。此亦可见会昌毁法至严厉，但河北幸免也。

武宗毁法后，向日游手坐食之僧人必多困乏缺衣食，是以天下不但有拆寺除僧之扰乱，而且徒增生计无著之许多人民，社会之秩序当益因之摇动。僧人为救济贫困，向有悲田院之设，自僧尼还俗后，无人主领。因是李德裕乃奏请改悲田院为养病坊，于乡闾中选人主之。 〔180〕 寺院奴婢之处分，会昌五年四月、八月均有中书门下奏，敕旨依奏。 〔181〕 据《旧唐书·食货志》，毁寺后所收中下田均与奴婢丁壮，人十亩。但僧人老弱未知如何谋生计。李卫公《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弈船》，状文有曰：

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缘所在长吏掩闭道路，颇甚嗟怨。 〔182〕

圆仁《巡礼记》亦曰：

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著，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因此更条疏已还俗僧尼，勘责更甚（“甚”字原文无，今依高楠氏考证加）。

按唐末王仙芝、黄巢相继起义，山东江淮之民于短期间从之者数万，是必社会人民之困乏，有以致之。 〔183〕 而武宗之毁法，未详为僧人谋生计，亦或其一因欤？

武宗灭佛后一年而薨。宣宗即位，诛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因其惑武宗，排毁释教也。 〔184〕 李德裕亦因事谪配朱崖，宣宗遂大复佛寺。据大中五年孙樵上疏，谓因诏复营废寺，“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闻。陛下即复之不休，臣恐数年之间天下十七万髡如故矣” 〔185〕 。是可知武宗诏令，天下实已奉行，然佛教势力犹在，故稍纵复竞事佛矣。又圆仁记并言宣宗初复佛教事，文曰：

（会昌六年）五月中大赦，兼有敕天下每州造两寺，节度府许造三所寺。每寺置五十僧，去年还俗僧年五十以上者，许依旧出家，其中年登八十者，国家赐五贯文。还定三长月，依旧断屠。

武宗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崩，宣宗五月即敕复佛寺，故可知佛教势力仍甚强也。

自会昌五年至唐亡凡七十年，中亦经诸镇之倾轧，黄巢起义之战乱，民生凋敝，佛教之势力亦受其影响。后之诸帝多亦信佛，而尤以懿宗为甚，遇八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帝因法集，躬为赞呗，大安国寺僧彻升台朗咏。帝于彻宠锡繁博，敕造栴檀木讲座以赐之。《旧唐书·李蔚传》记其豪侈曰：

始，懿宗成安国祠，赐宝坐二，度高二丈，构以沈檀，涂髹，镂龙凤葩 ，金扣之，上施复坐，陈经几其前，四隅立瑞鸟神人，高数尺，磴道以升，前被绣囊锦襜，珍丽精绝。

懿宗又敕两街四寺行方等忏法，戒坛度僧各三七日。别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坛度内福寿寺尼。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躯。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圣诞，僧道奉召入宫讲论，僧彻述皇猷，辞辩浏亮，帝深称许。彻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当时许为法将，赐号净光大师。 〔186〕 咸通十四年之迎佛骨，至极奢华（见前）。未几帝崩，僖宗即位，诏归佛骨于法门寺，仪事简略。时京城者耇士女，争相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伏首于前，呜咽流涕。所在香刹，诏悉铲除，近旬百无一二焉。 〔187〕 想僖宗力谋反懿宗所为。僖宗、昭宗之世，虽常召僧人谈论，当只系奉行故事也。

第七节　隋唐之僧伽

隋唐之世，中国佛教之盛，可于僧数寺数觇之。今所知僧寺数目，自不必正确，且多见于佛家记载，或较浮夸。如隋费长房谓文帝时僧人将二十万，及唐道世谓隋朝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而在唐高祖时，傅奕谓大唐丁壮僧尼二十万众，而道宣于高宗时作之《广弘明集》卷七驳之曰：大唐寺籍，佛、道二众不满七万。傅奕谓唐初为二十万，当非事实。唐开元中，令天下三岁一造僧籍，其结果当较可信。兹就其可考见者，列各朝僧、寺数目如下：

六朝以来，佛教既盛，朝廷多设官分职，以稽核其伪滥。隋承元魏之旧，立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后改昭玄寺为崇玄署，而鸿胪寺领典客、司仪、崇玄三署。炀帝时诏郡县佛寺改名道场，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 〔188〕 唐初鸿胪寺属有崇玄署掌李、释二教。惟后又置寺观监，每寺观各监一人，贞观中省。武后延载元年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五年，以道士女冠隶宗正寺，亦不属鸿胪矣。 〔189〕 《旧唐书·职官志》似取《唐六典》所言，谓僧尼隶礼部之祠部。 〔190〕 凡天下寺应有定数，诸州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干二百四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 〔191〕 每寺立三纲，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三纲及京师诸大德自鸿胪寺选申尚书祠部，取行业高者充之。 〔192〕 又两京度僧尼，御史一人涖之。 〔193〕 各州则道、佛之事由功曹司功掌之。 〔194〕 凡僧尼簿籍三年一造，一以留州，一以留县，一以上祠部。 〔195〕 以上《旧唐书》所言盖为玄宗时制也。综上所述，唐初僧尼隶鸿胪之崇玄署，则北魏昭玄寺之改名也。武后以后则隶祠部，然再后则有功德使之设。功德使之设，不知始于何时。《唐书》及《通鉴》元和四年下曰：贞元四年，……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役。 〔196〕 但《僧史略》谓，中宗时以沙门廓清为修功德使官，至殿中监。是则中宗时已有功德使。《僧史略》又引《会要》曰：大历十四年，敕内外功德使并宜停罢。 〔197〕 是则前此已有功德使，但为内外而非左右街，且僧尼未必属之。《僧史略》又谓，元和中并司封、祠部，而置左右街功德使，因吐突承璀（宦官）累立军功，朝廷欲荣之，故有此授，僧道属焉。 〔198〕 据此则僧尼隶功德使，始自宪宗之并司封、祠部也。但并司封、祠部，不见于正史，恐无其事。且承璀之为功德使，据《通鉴》在元和四年，而《会要》载元和二年，诏僧尼道士同隶左街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复关奏。 〔199〕 此事在承璀为功德使之前，则左右街功德使，亦不由承璀故，始行设立也。《唐书》贞元四年之说或较可信。会昌中以佛出自外国，以僧尼属主客司。至六年五月，仍以之属左右街功德使，所度僧尼，令祠部给牒，此举当在宣宗即位之后也。 〔200〕 唐制寺只立三纲，僧统之制废除。至文宗开成中，始立左右街僧录，以僧人充之，首次为端甫法师。 〔201〕 至若功德使则大率以中官充之，至昭宗时诛宦官，此职遂由宰臣兼之。

唐制凡国忌日僧、道设斋行香。《唐六典》曰：

凡道观三元日、千秋节日，凡修金录、明真等斋及僧寺别敕设斋，应行道官给料。……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道士、女道士、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者八十一州。

忌日行香，不知始于何时。《六典》为玄宗御撰，既载忌日行香，则事当时已行之。据《僧史略》云：

后魏及江表皆重散香，且无沿革。至唐高宗朝，薛元起、李义府奉敕为太子斋行香，因礼奘三藏。又中宗设无遮斋，诏五品以上行香。或用然香熏手，或将香末遍行，谓之行香。后不空三藏奏为高祖、太宗七圣忌辰设斋行香。敕旨宜依，寻因多故不斋，但行香而已。

不空三藏奏当为代宗时事。《唐会要》记有贞观二年设斋行香事 〔202〕 ；《通鉴》记有高宗诣寺行香事 〔203〕 。故忌日行香似于唐初时已行之，然或未成定制。《会要》谓德宗贞元五年敕，天下诸上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册府元龟》载贞元九年定所斋人数。 〔204〕 开成四年，户部侍郎崔蠡奏国忌行香，事不师古，且经“史官寻讨，起置无闻”，请罢忌日行香设斋。诏从之。 〔205〕 据圆仁《巡礼记》，开成五年十二月八日国忌准敕行香设斋。于资圣寺（即圆仁住寺）李德裕宰相及敕使行香。 〔206〕 可见是时已复行旧事，时武宗已即位。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天下上州因须行香，合留一寺，并以列圣真容移入。其下州寺并废毁。敕旨，所合留寺，舍宇精华者即留；废坏不堪者，亦宜毁除。但国忌可在当州宫观内行香，不必定取寺名。余依。 〔207〕 宣宗立即令京城及州府诸寺观国忌日行香，一切仍旧。 〔208〕 宋王文正公《笔录》载忌日行香事，则此制至宋未革也。 〔209〕 又玄宗开元二十年，以寒食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 〔210〕 开元末，侍御史王玙专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佑。 〔211〕 于是有寒食野祭焚纸钱之俗。 〔212〕

又凡皇帝即位、大赦、宣诏，三教徒均应排班听诏。此制不知何时始行之。据唐昭宗时刘恂《岭表录异》曰：

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音须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家，临家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

刘恂所记当为实录。生日道场自魏太武帝始，唐自代宗置内道场，每年降圣节召名僧入饭，谓之内斋。 〔213〕 德宗以后，下令皇帝诞日，岁岁诏召佛老儒教人上殿论道，后遂习以为常。 〔214〕 又每年正月似必敕开讲，太和九年后废，会昌元年又复此制。 〔215〕

自释道安唱弘法必依王者之言，朝廷僧众，互相利赖。惟释子既以帝王为护法，而佛徒自须受国家辖治。武则天之破坏僧家制度，种大毒因；而僧徒之败德，亦历经在上者之沙汰。隋炀帝大业五年，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道，寺院准僧量留，余并拆毁。 〔216〕 唐玄宗开元二年，因姚崇之言，令有司沙汰僧尼伪滥者一万二千人，并令还俗。 〔217〕 宪宗元和二年三月，诏避役出家者令所在有司科奏。 〔218〕 文宗大和九年因李训之请，罢大内道场，并沙汰僧尼，后因天灾未行。 〔219〕 其余关于剃度违寺等多有限制，均惧其伪滥也。如开元二年、十五年对于立寺均下诏限制。 〔220〕 从师受戒，须列官籍，此制不悉始于何时。说者谓开元十七年，敕天下僧尼三岁一造籍，度人始为朝廷限制。 〔221〕 于是凡经中省给牒者谓之正度，否则为伪度。度牒皆绫素锦素钿轴。代宗广德元年，制伪度僧尼道士并敕正度。宪宗元和中，诏天下勿私度僧尼。 〔222〕 文宗大和四年，请令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许具名申省给牒，时入申者乃有七十万人。 〔223〕 夫伪度者既若是之多，知三岁造籍实为虚行故事，故文宗大和间特令试僧尼，造籍。 〔224〕 初度牒不须金钱，及安禄山之乱，杨国忠使御史崔众赴河东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 〔225〕 肃宗即位灵武，军须不足，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鬻度牒，谓之香水钱。 〔226〕 荷泽神会立坛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称有力。 〔227〕 可见卖牒所得实为不少。至若度僧制定标准，取法科举。唐中宗神龙元年，诏天下试经度人。 〔228〕 玄宗开元十二年六月，敕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诵二百纸经，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 〔229〕 代宗大历八年，敕天下童行策试经律论三科，给牒放度。敬宗宝历元年，敕两街建方等戒坛，令左右街功德使择戒行者为大德，试童子能背诵经百五十纸，女童诵百纸者，许与剃度。文宗大和中，敕试经僧尼，如不及格，便勒还俗。宣宗大中十年，敕每岁度僧依本教于戒定慧三学中，择有道性通法门者度之，此外杂艺一切禁止。 〔230〕 设坛度僧初在两京及各诸大州，余须请敕特准。自中宗以来，贵戚多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231〕 长庆中，中书令王智兴奏请于泗州立方等戒坛，遇圣诞日计度僧，制可。李德裕因江、淮失丁数十万，上书谏之，而穆宗不听。 〔232〕 宪宗朝以来，禁私度僧尼，王智兴冒禁陈请，由是天下沙门奔走如不及，智兴邀其厚利，时议丑之。 〔233〕 文宗大和三年，沈传师以不遵敕立坛被罚。 〔234〕 至于祠部给牒用绫素，则自天宝六年始也。

唐制天下寺有定数，立寺亦受朝廷限制。唐睿宗景云二年，敕采访使王志愔，应诸郡无敕寺院，并令拆毁。玄宗开元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 〔235〕

唐时僧尼犯罪，悉按国法处罚。故有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河南采访使齐澣言：至道可尊，当从宗仰，未免鞭挞，有辱形仪，其僧道有过者，望一准僧道格律处分，所由州县不得擅行决罪。奏可。 〔236〕 《旧唐书·王缙传》谓，代宗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当亦是同意。又《统纪》载，德宗建中三年，敕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纲申州纳符告注毁，在京者于祠部纳告。兴元元年，敕分亡僧尼遗产，一依律文分财法。

唐时常有托庇佛法以作奸谋乱者。太宗之用少林寺僧，高祖之以法雅将兵，渐见僧人与武事有关。因而高祖毁法诏中有“亲行劫掠，躬自穿窬”之言。宪宗元和中，嵩山僧圆静之聚众谋反；德宗贞元时，僧人李广弘与尼智因图为帝后，均载于《唐书》。 〔237〕 僧鉴虚自贞元至元和间，交结权幸，招怀赂遗，为薛存诚笞死，均足征僧尼之滥杂。 〔238〕 会昌毁法后，僧人多逃幽州。李德裕乃召进奏官，谓曰：“汝归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 〔239〕 据此则僧人流品既滥，藩镇或用之以厚实力。故肃宗宝应元年，诏寺观不得妄托事故，非时聚会。 〔240〕 宪宗元和十年，又诏停寺观开讲，恶其聚众，且虑变也。 〔241〕 则寺院为作奸谋乱之地，固显然也。

隋灵裕法师《寺诰》谓寺有十名：一曰寺；二曰净住；三曰法同舍；四曰出世间舍；五曰精舍；六曰清净无极园；七曰金刚净刹；八曰寂灭道场；九曰远离恶处；十曰亲近善处。 〔242〕 此十名未必均为迦蓝所用者。而《僧史略》又分当世之寺为六种：一名窟，谓如伊阙石窟；二名院，禅宗人所住多用此名；三名林，如经中之逝多林；四名庙，如《善见论》之瞿昙庙；五兰若，谓无院相者；六普通。按圆仁记曰：“普通院长有粥饭，不论僧俗来集便宿（“宿”字上原有“僧”字，当系衍文）。有饭即与，无饭不与，不妨僧俗赴宿，故曰普通院。” 〔243〕 圆仁在五台常宿于普通院。《僧史略》亦曰：“今五台山有多所也。”按武宗于会昌四年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并、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唐制大伽蓝须赐额始名寺，此山房等均小者也（已详第六节）。兰若、普通二者均已见上。山房、佛堂、村邑、斋堂，要亦山野小寺。义井者，据《续高僧传》云：隋那连提黎耶舍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群生。 〔244〕 而唐慧斌亦作有《义并铭》。 〔245〕 隋唐寺院有田产不少，且不纳税。按《唐会要》卷八十九载，元和六年正月京城诸僧有请以庄硙免税者，宰臣李吉甫阻之，诏从其言。此僧人请免硙碾之税，其他可知矣。

朝廷对于僧人，六朝时视为方外，殊少锡荣典，至唐时乃多有之。一曰赐紫。始于武后之赐怀义等紫袈裟银龟袋，后僧人多以赐紫为荣。《僧史略》引《东观奏记》曰：大中中，大安国寺释修会能诗，尝应制，才思清拔，一曰向帝请赐紫云云。一曰赐师号。皇帝向有赠号于其所敬僧人者，如隋炀帝称智 为智者禅师是也。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延庆节，因谈论，左街云颢赐三慧大师，右街僧彻赐净光大师，可浮法智大师，重谦青莲大师。自此以后，皇帝赐号，常曰某某大师，是为赐师号之始。 〔246〕 一曰官补德号。佛徒向常称其贤彦为大德，初非国家称号也。然在代宗时，敕京城僧尼临坛大德各置十人，以为常式，有阙即填，此官补大德之始。此后又有引驾大德、禅大德、上座大德等等。咸通六年，西凉府僧法信禀本道节度使张义朝，表进乘恩法师所撰《百法论疏抄》。两街详定可以行用，敕宜依。其法信赐紫衣，充本道大德。 〔247〕 一曰赐夏腊。此始于武后赐杜义夏腊，盖优异其人，欲令入法高位也。 〔248〕 一日授官阶。此亦以武后授怀义等官为最著，《僧史略》未言及，盖讳之也。《史略》并论之曰：“朝廷尚行于爵秩，释子乃竞于官阶，……有识达者于此无取焉。”唐肃宗时，以内供奉授僧元皎，此后京城名僧多授此官。 〔249〕 一曰赐国师号。《僧史略》谓，北齐主奉法常为国师，国师之号始此。陈隋时智者号国师，武后时神秀为国师，肃宗时有慧忠号国师，僖宗赐知玄曰悟达国师。

结社为佛教组织之一种，于布教起信当甚重要，但不知其详。《僧史略》曰：“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云云。按《续高僧传》，谓陈、隋之际，江左文人多兴法会，每集名僧，连宵法集。此当亦社之属，但不悉条约严明否也。唐益州弘法师，立一福社，倡诵华严。 〔250〕 此与白香山《华严经社石记》所言立社之用意相同。白氏文曰：

有杭州龙兴寺僧南操，当长庆二年请灵隐寺僧道峰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至华藏世界品，阗广博严净事，操欢喜发愿：愿于白黑众中劝十万人，人转华严经一部；十万人又劝千万人，人讽华严经一卷。每岁四季月，其众大众会，于是摄之以社，齐之以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斋。每斋操捧香跪启于佛曰：愿我来世生华藏世界大香水上宝莲金轮中毗卢遮那如来前，与十万人俱，斯足矣。又于众中募财置良田十顷，岁取其利，永给斋用。 〔251〕

据记石立于宝历二年九月，其时社已成立四年矣。

僧寺为救济贫病，恒在寺中设病坊，曰悲田坊，以悲田养病本于释教也。 〔252〕 悲田养病，自长安以来，置使专司。开元五年宋璟奏，谓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请罢之，不许。 〔253〕 开元二十二年，断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 〔254〕 会昌五年僧尼还俗后，李德裕请改悲田为养病坊，令检人管之，并定两京诸州各坊给田数目。 〔255〕 又据《续高僧传·智聪传》，谓唐初智聪住栖霞山内，因山林幽远，粮粒难供，乃合率扬州三百清信以为米社，人别一石，年一送之，由是山粮供给，道俗乃至禽兽，通皆给济。 〔256〕

僧人敛财之至可惊者，为三阶教之无尽藏。 〔257〕 据宋僧道诚《释氏要览》，谓寺院有长生钱，律云无尽财，盖子母展转无尽故。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云：“今寺僧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长生钱、长生库，盖均承无尽藏意。唐时寺舍，或已有之矣。

日本僧圆仁于开成五年至京师，其明年为会昌元年，武宗尚未开始毁法，仍容许都内作佛事。圆仁记之颇详，兹摘录于下。

开成六年辛酉正月一日　僧俗拜年。寺中三日有饭供僧。

四日　国忌，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令行香，请一千僧。

六日　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中略）。

七日　今天子幸太清宫斋。

八日　早朝出城，幸南郊坛，坛在明德门前。诸卫及左右军二十万众相随，诸奇异事，不可胜计。

九日 五更时拜南郊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又敕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中略）从大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

二月八日　（中略）又敕章敬寺镜霜法师于诸寺传阿弥陀净土念佛教。

二十三日起首至二十五日　于此资圣寺传念佛教。又巡诸寺，每寺三日，每月巡轮不绝。又大庄严寺开释迦牟尼佛牙供养。

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 〔258〕 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寺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菜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左街僧录体虚法师为会主。诸寺赴集，各设珍供，百种菜食，珍妙果花，众香严备，供养佛牙。及供养楼廊下敷设，不可胜计。佛牙在楼中庭，城中大德尽在楼上，随喜赞叹。举城赴来，礼拜供养。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无碍供𩠈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有人施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发愿布施，庄严佛牙会，向佛牙楼散钱如雨（中略）。松树街西兴福寺，从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开佛牙供养。崇圣寺亦开佛牙供养。城中都有四佛牙：一崇圣寺佛牙，是那咤太子从天上将来，与终南山宣律师；一庄严寺佛牙，从天竺人腿肉里将来，护法迦毗罗神将护得来；一法界和尚从于填国将来；一从土蕃将来。从古相传如此，今在城中四寺供养（中略）。

（二月）十五日　兴唐寺奉为国开灌顶道场，从十五日至四月八日，有缘赴来，结缘灌顶（中略）。

四月一日　大兴善寺翻经院为国开灌顶道场，直到二十三日罢（中略）。

五月一日　敕开讲，两街十寺讲佛教，两观讲道教。当寺内供奉讲论大德嗣标法师当寺讲金刚经，青龙寺圆镜法师于菩提寺讲涅槃经，自外不能具书（中略）。

六月十一日　今上降诞日，于内里设斋。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集谈经，四对论议，二个道士赐紫，释门大德总不得著（中叙罚天竺三藏宝月等事，已见前，略之）。

九月一日　敕两街诸寺开俗讲（中略）。

十一月一日　冬至节彗星出现，数日之后渐渐长大，官家仰诸寺转经（中略）。

（十二月）八日　国忌当寺官斋（按同书记开成五年十二月八日，准敕诸寺行香设斋。当寺李德裕宰相及敕使行香，是大历玄宗皇帝忌日也。总用官物设斋，当寺内道场三教谈论大德知玄法师表赞云云，可与此条参看）。城中诸寺有浴。（下略）

注　释

〔1〕 《金石续编》卷三《栖岩道场舍利塔碑》；《广弘明集》卷十七王劭《舍利感应记》；《法苑珠林》卷四。

〔2〕 《资治通鉴》卷一四七；又见《佛祖统纪》卷三八及《佛祖历代通载》卷十。

〔3〕 《金石萃编》卷三八，碑为“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题写”。

〔4〕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

〔5〕 《历代三宝记》卷三。

〔6〕 《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用“大正藏”本，下同。《佛祖统纪》卷三九。

〔7〕 上均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又《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上《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隋郡”作“隋州”；同上《于相州战场立寺诏》。

〔8〕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9〕 同上。

〔10〕 法琳《辩正论》卷三。

〔11〕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12〕 《金石萃编》卷三八《诏立僧尼二寺记》。

〔13〕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14〕 同上。

〔15〕 《隋书》卷二。

〔16〕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众经目录》七卷，沙门释法经等奉敕撰”；《开元录》卷十“隋《众经目录》五卷，仁寿二年敕请兴善寺大德与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撰”。

〔17〕 《广弘明集》卷十七王劭《舍利感应记》；《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密传》。

〔18〕 《广弘明集》卷二二《宝台经藏愿文》。

〔19〕 《续高僧传》卷三十《智果传》。

〔20〕 《续高僧传》卷九《智脱传》，卷十一《吉藏传》，卷十二《慧觉传》。

〔21〕 《续高僧传》卷十一《智矩传》、《吉藏传》。

〔22〕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郡县佛寺，改为道场，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

〔23〕 《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第五十卷；《国清百录》卷二，“大正藏”第四十六卷；《广弘明集》卷二七上《天台山 禅师所受菩萨戒文》。

〔24〕 《广弘明集》卷二八上《行道度人天下敕》。

〔25〕 法琳《辩正论》卷三。

〔26〕 疑此即宝台经藏之目录，见《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27〕 炀帝令见彦琮《福田论》题目下小注。明瞻事见《续高僧传》卷二四《明瞻传》，“大业三年”作“大业二年”。

〔28〕 《续高僧传》卷二七《大志传》。

〔29〕 《法苑珠林》卷一百；《释迦方志》卷下；并参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辩正论》卷三。

〔30〕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31〕 《金石萃编》卷一一八《万寿寺记》，延兴寺唐改为永泰万寿寺。

〔32〕 《续高僧传》卷十《靖玄传》、《智凝传》、《灵璨传》、《僧朗传》，卷十一《智梵传》，卷十二《童真传》、《灵干传》，卷十八《昙迁传》、《慧瓒传》、《静端传》、《慧欢传》，卷二一《觉朗传》，卷二四《明瞻传》，卷二九《智兴传》等。

〔33〕 毕沅校宋敏求《长安志》，并参见《续高僧传》，韦述《两京新记》，张礼《游城南记》，程鸿诏《两京新记》。

〔34〕 《续高僧传》卷二《达磨笈多传》、《彦琮传》。

〔35〕 《续高僧传》卷十二《慧迁传》：“开皇十七年，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主。”《续高僧传》卷九《僧粲传》：“（开皇）十七年下敕，补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又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又按，文帝立众主早在开皇十七年以前，如《续传》卷十《法彦传》：“开皇十六年，下敕以彦为大论众主。”

〔36〕 见《续高僧传》之有关传。

〔37〕 《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

〔38〕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39〕 《广弘明集》卷十七《舍利感应记》；《法苑珠林》卷四十。

〔40〕 《广弘明集》卷十七《庆舍利感应表》；《法苑珠林》卷四十。

〔41〕 《续高僧传》卷二一《洪遵传》载文帝仁寿四年于三十余州起塔之诏书，又见《释氏稽古略》第二；又《法苑珠林》卷四十：“有国兴塔无胜隋代，一代之内百有余所。”故仁寿四年建塔三十余所当可信。

〔42〕 《法苑珠林》卷四十。

〔43〕 《法苑珠林》卷三八；《广弘明集》卷十七；又参看《金石萃编》卷一○一《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铭》，《续编》卷十三《法门寺浴室院灵异记》、《重真寺田庄记》。

〔44〕 详见《东方杂志》二三卷八号向达《摄山佛教石刻小记》，二六卷六号向达《摄山佛教石刻补记》。

〔45〕 《金石萃编》卷四十《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旧唐书》卷一七一《张仲方传》载碑像为张仲方等重修。

〔46〕 《法苑珠林》卷一百；法琳《辩正论》卷四。

〔47〕 《续高僧传》卷十一《保恭传》：“武德二年，下敕召还依旧检校，仍改禅定为大庄严，乃举十大德统摄僧尼。”又卷十三《慧固传》，卷二十一《觉朗传》附《海藏传》。

〔48〕 《金石萃编》卷四一《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

〔49〕 《续高僧传》卷二四《智实传》。

〔50〕 《佛祖统纪》卷三九；《佛祖历代通载》卷十；《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

〔51〕 《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

〔52〕 傅奕上书之十一条事见于《广弘明集》卷十一《上废省佛僧表》及法琳《破邪论》等，事在武德四年。又《傅奕传》事似在七年后。

〔53〕 傅奕《高识传》已佚，《广弘明集》卷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高识传》大略。传共二十五人，君始自刘宋世祖终唐高祖，臣始自王度终傅奕，分废除（十四人）和毁灭（十一人）二项。

〔54〕 《法琳别传》卷上。又“秃丁”、“胡鬼”均傅奕语。

〔55〕 《旧唐书·傅奕传》曰：“（武德）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破邪论》当作于七年后，并文中有武德八年论老释先后事。

〔56〕 《续高僧传》卷二四《慧乘传》载武德八年慧乘与李仲卿论难事。普应作《破邪论》二卷，又前扶沟令李师政撰《内德论》（见《广弘明集》卷十四）、《正邪论》（已佚），明概有《决对傅奕废佛事》（见《广弘明集》卷十二）。

〔57〕 《法琳别传》卷上。

〔58〕 同上。

〔59〕 《旧唐书》卷一。

〔60〕 此据《旧唐书》，《新唐书》作“四月”。

〔61〕 《续高僧传》卷二二。

〔62〕 《续高僧传》卷二四。

〔63〕 《续高僧传》卷二五。

〔64〕 《续高僧传》卷二十。

〔65〕 据《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事在贞观十四年，而《续高僧传·法琳传》及《法琳别传》均在十三年。

〔66〕 上见《法琳别传》卷中及卷下。

〔67〕 《广弘明集》卷七。

〔68〕 上见《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

〔69〕 《新唐书》卷二。

〔70〕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又《续高僧传》卷二四《慧乘传》，谓此事出于高祖敕旨。

〔71〕 《法苑珠林》卷一百；《续高僧传》卷二○《明净传》。

〔72〕 《法苑珠林》卷一百；《唐会要》卷四八。

〔73〕 《唐会要》卷四八；《广弘明集》卷二八《于行阵所立七寺诏》；《续高僧传》卷二四《明瞻传》：“贞观初，以瞻善识治方有闻朝府。召入内殿，躬升御床，食讫对诏。广列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极以慈救为宗。帝大悦，因即下敕，年三月六普断屠杀，行阵之所皆置佛寺，登即一时七处同建。”

〔74〕 《广弘明集》卷二八《度僧于天下诏》；《续高僧传》卷二十《明净传》，事在贞观三年，计度三千人。

〔75〕 见《法琳别传》卷中。又据宋敏求《长安志》曰：龙兴观本名西华观。《唐会要》卷五十云：“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敕道士秦英祈祷，得愈，遂立西华观。”秦英想即秦世英，避太宗讳，除世字。《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谓有西华观秦世英者，挟方术以自媚，因程器于储贰云云。太宗想颇信任此道士。

〔76〕 《贞观政要》卷六。

〔77〕 《佛祖统纪》卷三九。

〔78〕 《旧唐书》卷六三。

〔79〕 《贞观政要》卷六。

〔80〕 《法琳别传》卷中。又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

〔81〕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

〔82〕 均见《续高僧传》之有关传。

〔83〕 见《金石萃编》卷四九《大唐三藏圣教序》。

〔84〕 　见《续高僧传》卷五《玄奘传》。

〔85〕 《续高僧传》卷三《波颇传》。

〔86〕 均见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参见《续高僧传》卷五《玄奘传》。

〔87〕 玄奘法师年岁均据《东方杂志》二一卷十九号陈垣《书慈恩传后》。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时年二十八”作“时年二十六”，《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作“时年二十九”。

〔88〕 此数据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作“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作“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开元释教录》作“七十六部一千三百四十七卷”。或因有《大唐西域记》计与不计故。

〔89〕 《开元释教录》卷八：“大唐内典录十卷”，注云：“麟德元年于西明寺撰。”

〔90〕 文见《全唐文》卷十五。

〔91〕 《唐书》不载，见《佛祖统纪》卷三九、四一及五三。

〔92〕 《旧唐书》卷六；《佛祖统纪》卷三九。

〔93〕 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唐写本大云经疏跋》，中云：《大云经疏》“卷中所引‘经曰’及‘经记曰’云云，均见后凉昙无谶所译《大方等无想经》。此经又有竺法念译本，名《大云无想经》”。又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卷s.3128为《方等无想大云经》， s. 3976为《大云轮请雨经》二卷，即《大方等大云经》之《请雨品》。

〔94〕 s.6502。

〔95〕 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卷p.2768

〔96〕 s.2278为《佛说宝雨经》，其题记云：“大周长寿二年岁次癸巳九月丁亥朔三日己丑佛授记寺译，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南印度沙门达摩流支宣释梵本……。”又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僧家伪书”条曰：“明藏此字号《佛说宝雨经》十卷，中言佛授月光天子长寿天女，说当于支那国作女主。寻此经为唐达摩流支译，语甚怪异。检身字函中，有《佛说宝云经》七卷，为梁扶南沙门曼陀罗仙僧伽婆罗译者，《宝雨》文义俱出其中，独无支那女主之说，则《宝雨》文伪。”

〔97〕 《全唐文》卷九七。

〔98〕 《全唐文》卷九七，题作《方广大庄严经序》

〔99〕 《全唐文》卷九七，题作《三藏圣教序》。

〔100〕 《开元录》卷九。

〔101〕 《新唐书》卷四。

〔102〕 《僧史略》卷下；又见《佛祖统纪》卷五一。

〔103〕 《旧唐书》卷七。

〔104〕 《宋高僧传》卷一。

〔105〕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中之《遗令诫子孙文》。

〔106〕 宋钱易《南部新书》；又见《僧史略》卷下“赐夏腊”条。

〔107〕 又穆宗赐刘总腊五十，并见《僧史略》卷下“赐夏腊”条。

〔108〕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僧泰敕对道士李荣叙道事”条。

〔109〕 《佛祖统纪》卷三九。

〔110〕 《佛祖统纪》卷四十。

〔111〕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三、卷五。

〔112〕 如《法苑珠林》所载；道宣有《神州三宝感通录》及《道宣律师感通录》，《大正藏》第五卷收。

〔113〕 《旧唐书》卷八；《酉阳杂俎》卷三；《太平广记》卷二二等。

〔114〕 见《金石萃编》及《续编》。

〔115〕 《酉阳杂俎》卷三。

〔116〕 《续高僧传》卷二十《昙韵传》；《法苑珠林》卷三九；又唐慧祥《古清凉传》卷上。

〔117〕 《古清凉传》卷上。

〔118〕 《法苑珠林》卷三九，《古清凉传》卷中。

〔119〕 宋延一《广清凉传》卷上及卷下。

〔120〕 《全唐文》卷二六四李邕《五台山清凉寺碑》。

〔121〕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122〕 《金石萃编》卷一一三。

〔123〕 《宋高僧传》卷十八本传；《全唐文》卷二六三李邕《普光王寺碑》。

〔12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125〕 见《参天台五台山记》。

〔126〕 见金棨《泰山志》。

〔127〕 见《罗浮志》卷十一载余靖《延祥寺记》。

〔128〕 《全唐文》卷二六三李邕《嵩岳寺碑》。

〔129〕 见《旧唐书》卷一一八及《新唐书》卷一四五《王缙传》；又见《杜阳杂编》卷上。

〔130〕 《佛祖统纪》卷四一。

〔131〕 见《佛祖统纪》卷四一；《金石录》著录张仲素《大圣舍利塔铭》。

〔132〕 《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又《唐会要》卷四七，均言“舍利塔三十年一开”，惟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有“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之语。

〔133〕 狄仁杰，《旧唐书》卷八九，有《谏造大像疏》（并见《全唐文》卷一六九）。李峤，《旧唐书》卷九四，有《谏建白马阪大像疏》（并见《全唐文》卷二四七）。张廷珪，《旧唐书》卷一○一，有《谏白马阪营大像表》、《谏白马阪营大像第二表》（并见《全唐文》卷二六九）。苏瓌，《新唐书》卷一二五云：“武后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瓌以为‘靡损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天下僧尼滥伪相半，请并寺，著僧常员，数缺则补。’”《全唐文》未收。

〔134〕 韦嗣立，《旧唐书》卷八八有《请减滥食封邑疏》（并见《全唐文》卷二三六）。桓彦范，《旧唐书》卷九一有《论时政表》（并见《全唐文》卷一七五）。李又，《旧唐书》卷一○一有《谏遣使江南以官物充直赎生疏》（并见《全唐文》卷二六六）。辛替否，《旧唐书》卷一○一有《陈时政疏》、《谏造金仙玉真两观疏》（并见《全唐文》卷二七二）。宋务光，《新唐书》卷一一八，《全唐文》卷二六八有《谏开拓圣善寺表》。吕元泰，《新唐书》卷一一八，《全唐文》卷二七○有《谏广修佛寺疏》。袁楚客事见《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中，有《规魏元忠书》（并见《全唐文》卷一七六）。

〔135〕 裴漼，《旧唐书》卷一百有《谏春早造寺观疏》（并见《全唐文》卷二七九）。

〔136〕 姚崇，《旧唐书》卷九六有《谏造寺度僧奏》、《遗令诫子孙文》（并见《全唐文》卷二○六）。

〔137〕 张镐，《旧唐书》卷一一一有《谏内置道场奏》（并见《全唐文》卷四三二）。

〔138〕 高郢，《旧唐书》卷一四七有《谏造章敬寺书》；《全唐文》卷四四九并有《再上谏造章敬寺疏》，《唐书》文似合两“书”成，故文字不尽同。常衮，《旧唐书》卷一一九有《陈时政疏》毁及释教，《全唐文》缺，而有《禁僧道卜筮制》。李叔明，《新唐书》卷一四七有《请删汰僧道疏》（并见《全唐文》卷三九四）。

〔139〕 彭偃，《旧唐书》卷一二七有《删汰僧道议》（并见《全唐文》卷四四五）。裴垍，《新唐书》卷一四七《李叔明传》中有裴之《汰僧道议》（并见《全唐文》卷六一六）。李岩，《旧唐书》卷一五○《肃王详传》有李之《谏为肃王造塔疏》（并见《全唐文》卷六八四）。

〔140〕 舒元褒，《全唐文》卷七四五载其《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141〕 崔蠡，事见《旧唐书》卷一一七，《全唐文》卷七一八载其《请停国忌行香奏》。萧倣，事见《旧唐书》卷一七二，《全唐文》卷七四七载其《谏懿宗奉佛疏》。李蔚，事见《新唐书》卷一八一，《全唐文》载其《谏禁中饭僧疏》。孙樵，《全唐文》载其《复佛寺奏》。

〔142〕 昌黎门人李汉序《昌黎先生集》有曰：“先生……酷排释氏。”

〔143〕 此据《全唐文》卷四四九。

〔144〕 如《全唐文》卷二七九收裴漼《少林寺碑》，卷二四五有李峤《为魏国北寺西寺请迎寺额表》等等。

〔145〕 王定保《唐摭言》曰：“唐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升朝籍北面事之”云云。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条言，文公为时所重，其所荐士均能登第。

〔146〕 《全唐文》卷六四○，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

〔147〕 《皮子文薮》卷九《请唐文公配飨太学书》。

〔148〕 《贞观政要》卷六，载贞观二年太宗谓诸侍臣语，即可见。

〔149〕 《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

〔150〕 朱熹校《昌黎集》中《与孟简书》注。

〔151〕 《全唐文》卷七五三。

〔152〕 《唐会要》卷二九。

〔153〕 《旧唐书》卷十八上。

〔154〕 同上。

〔15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原文如此。《旧唐书》卷十八上曰：“（会昌三年）二月·制曰：……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

〔156〕 奏文见《唐会要》卷四十一。

〔157〕 《旧唐书》卷十八上。

〔158〕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云：武德二年正月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畋猎，并全禁止。”又见《佛祖统纪》卷三九。

〔159〕 按高祖至武宗为十五代，加光皇帝、景太祖、元世祖共十八代。

〔160〕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161〕 《全唐文》卷七五三。

〔162〕 《新唐书》卷七七。

〔163〕 同上。

〔164〕 同上。

〔165〕 《佛祖统纪》卷四二云：“（会昌五年）四月诏检校天下寺院僧尼数。“《资治通鉴》卷四八云：“（会昌五年）五月，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166〕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所载每寺留僧数目各不相同，详见《考异》。又《唐会要》卷四八载有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之毁寺奏。

〔167〕 《唐会要》卷四九。

〔168〕 《唐会要》卷四七。

〔169〕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所载还俗僧尼人数为“二十六万五千人”。

〔170〕 会昌五年毁法，所拆毁寺院数目及僧尼还俗数目等各书记载不尽相同，上列数目或亦嫌夸大，不能详考。可参看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全唐文》卷七○○），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全唐文》卷七五三），牟铛《修方山证明功德记》（《全唐文》卷七九一）。

〔171〕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172〕 《旧唐书》卷一七四及《新唐书》一八○《李德裕传》。

〔173〕 《全唐文》卷七○九。

〔174〕 《全唐文》卷七一○。

〔175〕 《宋高僧传》卷十七。

〔176〕 《金石续编》卷十一。

〔177〕 《金石萃编》卷九八。

〔178〕 《金石萃编》卷一一四，《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五，叶昌炽《语石》卷四。

〔179〕 日本僧人敬光《唐房行履录》卷上载有此记。

〔180〕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181〕 《唐会要》卷八六。

〔182〕 《全唐文》卷七○四。

〔183〕 《唐会要》卷八六云：“会昌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寺奴婢，江淮人数至多，其间有寺已破废，全无僧众，奴婢既无衣食，皆自营生……。”

〔184〕 《旧唐书》卷十八.下。

〔185〕 《全唐文》卷七九四。此云“十七万髡”与《旧唐书》不合。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二知为“二十七万”之误。

〔186〕 《宋高僧传》卷六。

〔187〕 《杜阳杂编》卷下。

〔188〕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大宋僧史略》卷中；《唐六典》卷十六。

〔189〕 《唐六典》卷十六。“开元二十五年”，《旧唐书》作“二十五年”，《新唐书》作“二十四年”；《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及《僧史略》均作“十四年”。

〔190〕 见《唐六典》卷四。

〔191〕 数据《唐六典》卷四。《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僧、尼寺数误。

〔192〕 《唐六典》卷四；《旧唐书》卷四十二。

〔193〕 《新唐书》卷四八。

〔194〕 《旧唐书》卷四二。

〔195〕 《新唐书》卷四八；《唐六典》作“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鸿胪，一本留于州县”。

〔196〕 《通鉴》卷二三七；《新唐书》卷四八。

〔197〕 《僧史略》中“管属僧尼”条。据《佛祖统纪》四十，“沙门廓清，或作沙门广清”。

〔198〕 同上。

〔199〕 《唐会要》卷四九；《旧唐书》卷十四文同。

〔200〕 《僧史略》中“管属僧尼”条。

〔201〕 《僧史略》中“左右街僧录”条。据《宋僧传》六《端甫传》，端甫卒于开成元年六月，而言于宪宗时“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以标表净众者凡十一年”，《僧史略》同条亦言“甫公开成中卒，开成后则云端为僧录”。

〔202〕 《唐会要》卷四九云：“贞观二年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已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

〔203〕 《通鉴》卷一九九云：“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

〔204〕 《册府元龟》卷五二。

〔205〕 《全唐文》卷七一八《请停国忌行香奏》。

〔206〕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207〕 《唐会要》卷四八。

〔208〕 《僧史略》中“行香唱导”条。

〔209〕 王曾《笔录》。《僧史略》中“行香唱导”条亦载宋朝行香事。

〔210〕 《旧唐书》卷八。

〔211〕 《旧唐书》卷一三○《王玙传》。

〔212〕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戴埴《鼠璞》。

〔213〕 《僧史略》下“诞辰谈论”条“内斋附”；《旧唐书》一一八《王缙传》。

〔214〕 洪迈《容斋三笔》。

〔21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216〕 《续高僧传》卷二七《大志传》。

〔217〕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唐会要》卷四七“一万二千人”作“三万余人”，《旧唐书》卷八作“二万余人”，《佛祖统纪》卷四十亦作“一万二千人”。

〔218〕 《佛祖统纪》卷四一。

〔219〕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220〕 《佛祖统纪》卷四十。

〔221〕 《佛祖统纪》卷四十；又《释氏要览》卷上“祠部牒”条云：“此牒，自尚书省祠部司出，故称祠部牒。《唐会要》曰：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五日，敕天下僧尼隶祠部，此为始也。”又曰：“《续会要》云：天宝六年五月，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此为始也。”《僧史略》中亦云：“案《续会要》天宝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两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隶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查《僧史略》及《释氏要览》所言“天宝六年”，据《唐会要》当为“会昌六年”，因天宝六年似尚无两街功德使之设。日本学者小竺原宣秀之《唐代僧伽之活动》引《会要》谓给牒始于天宝六年，亦误。

〔222〕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223〕 《僧史略》中“僧籍弛张”条。

〔224〕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

〔225〕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226〕 《佛祖统纪》卷四十；《宋高僧传》卷八。

〔227〕 《宋高僧传》卷八。

〔228〕 《佛祖统纪》卷四十。

〔229〕 《唐会要》卷四九。

〔230〕 以上见《佛祖统纪》卷四一、四二。

〔231〕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232〕 此据《佛祖统纪》卷四二。又《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作“敬宗时”，并云：“状奏，即日诏徐州罢之。”

〔233〕 《旧唐书》卷十七上。沈传师事，《佛祖统纪》在大和二年。

〔234〕 同上。

〔235〕 均见《佛祖统纪》卷四十。

〔236〕 见《佛祖统纪》卷四十。

〔237〕 圆静事见《旧唐书》卷十五及卷一二四《李正己传》；李广弘事见《旧唐书》卷一四四《韩游瓌传》。

〔238〕 《旧唐书》卷十五；卷一五三《薛存诚传》。

〔239〕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240〕 《册府元龟》卷五二。

〔241〕 同上。

〔242〕 《法苑珠林》卷三九；《僧史略》上“创造伽蓝”条

〔24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244〕 《续高僧传》卷二。时在隋前。

〔245〕 《续高僧传》卷二；又《全唐文》卷九○四。

〔246〕 《僧史略》下“赐师号”条。

〔247〕 《僧史略》下“德号”条。

〔248〕 《僧史略》下“赐夏腊”条。

〔249〕 《僧史略》下“内供奉并引驾”条

〔250〕 《华严经传记》卷五。

〔251〕 《白氏长庆集》卷六八。

〔252〕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禁京城匄者，置病房以廪之”，胡注云：“时病坊分置于诸寺，以悲田养病本于释教也。”

〔253〕 《唐会要》卷四九。

〔254〕 同上。

〔255〕 同上。又见《全唐文》卷七○四《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

〔256〕 《续高僧传》卷二十。

〔257〕 详见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又《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往日杂稿》）。

〔258〕 此处“三月八日”或当作“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