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佛教史而专说隋唐二代，特为方便之假设，学者不可胶执也。盖政治制度之变迁，与学术思想之发展，虽有形影声响之关系，但断代为史，记朝代之兴废，固可明政治史之段落，而于宗教时期之分划，不必即能契合。就隋唐佛教之宗派言，则慧文时属北齐，智者亦生于梁代，天台宗不必即起于开皇之初也。即就一宗言，则禅宗不惟有南北之分，且东山法门与曹溪血脉亦复异其趣。学者于区分佛教史之时代，当先明了一时一地宗风之变革及其由致，进而自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分划时代，乃臻完善，固非可依皇祚之转移，贸然断定也。

然自宗派言之，约在陈隋之际，中国佛教实起一大变动。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其时经典之传译未广，学者之理解不深。及道安以后，输入既丰，受用遂胜。此中发展之迹，不能详言。自陈至隋，我国之佛学，遂大成。三论之学，上承般若研究，陈有兴皇法朗，而隋之吉藏，尤为大师。法相之学，原因南之摄论，北之地论，至隋之昙迁而光大。律宗唐初智首、道宣，实承齐之慧光。禅宗隋唐间之道信、弘忍，上接菩提达摩。而陈末智嚼大弘成实，隋初昙延最精涅槃，尤集数百年来之英华，结为兹果。又净土之昙鸾，天台之智 ，华严之智俨，三阶佛法之信行，俱开隋唐之大派别。且自晋以后，南北佛学风格，确有殊异，亦系在陈隋之际，始相综合，因而其后我国佛教势力乃达极度。隋唐佛教，因或可称为极盛时期也。

及至唐末，唯识、俱舍虽有学者，相部、东塔虽相争执，然其极盛之时约均在开天年间。禅宗兴起，势力甚盛，然唐末大起分化，而五派并立。德宗至文宗时，湛然、澄观、宗密更兴天台、华严之教，然不久遭武宗之法难，即其经典亦埃灭少存。密宗自金刚智、不空二人弘法之后亦大张，至唐末日本僧人圆仁、圆珍犹相继来学，然武宗以后，亦遂式微。盖会昌法难至为酷烈，且继以五代之乱世，及周世宗之毁法，因而唐代灿烂光辉之佛教，再不能恢复矣。

依上所言，佛教史之分期，盖据势力之盛衰而言。势力之消长除士大夫之态度外，亦因帝王之好恶。隋炀帝之尊智者大师，唐太宗、高宗之敬玄奘三藏，武后之于神秀，明皇之于金刚智，肃宗之于神会，代宗之于不空，佛教最有名之宗派均因之而兴起。而有开元之禁令，三阶教由之而亡；有会昌之法难，我国佛教其后遂衰。宗教与政治社会之关系，固甚重要，因本此旨，述本期佛教势力之消长第一。

佛教源出异域，传译因居首要：一、开发宗派，如法相之学至护法而详密，论理之法至陈那而精审。玄奘入印，恰在其后，故唯识、因明由之大弘。二、决定盛衰，中唐以后，印度之佛教渐衰，中印之交通亦甚阻隔。唐末以来，佛法衰败，亦此之由。而方隋唐佛法盛时，翻译不但广博完善，且有华人主持。隋之彦琮，唐之玄奘、义净是矣。斯亦本期之特色，爰述传译之情形第二。

中国佛教，虽根源译典，而义理发挥，在于本土撰述。注疏论著，表现我国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而宗义之变迁，首当明其事实经过之迹辙，及佛典翻述先后与其性质。故分为注疏、论著、纂集、史地编著、目录五项，述本期佛教撰述第三。

隋唐佛教，承汉魏以来数百年发展之结果，五花八门，演为宗派。且理解渐精，能融会印度之学说，自立门户，如天台宗、禅宗，盖可谓为纯粹之中国佛教也。因分述本期宗派之概略第四。

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此后，多因我国僧人冒万苦入印，得佛教之真传，中土亦渐为传法之中心，高丽、日本遂常来求法，唐时甚盛，由是而述本期佛法之传布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