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以异族入主中国，并且享国的日子不久，然而他们的君臣，颇能励精图治，一方面减轻赋役，以谋休养生息，一方面组织村社，以谋团结精神。村社的组织，把劝课农桑，惩戒游惰，以及社仓，社学等事务，都包括在里面。可惜他们把重要的乡约忘了，所以在精神生活上，社会合作上，总有一点美中不足。到了明朝整个村社组织不复存在，不过各种农村事业也还发达，所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都能继续存在。乡约的名称自经南宋以后，久已不复见诸实行，太祖虽然注意农村礼教，他也没有采用乡约的制度。太祖的大诰三篇，以及各种教民榜文，申明三纲五常，提倡孝弟忠信，已足表示太祖治民的根本主张。洪武里社礼制虽是偏重农业宗教，自然宗教，以祀五土五谷之神，为祈祷雨暘之用，然而誓词的内容，颇似吕氏乡约的约文。不过一个是乡村人民的公约，一个是皇帝钦定的誓词，根本精神是两样的。按照洪武礼制的组织，乡村人户每百户为一里，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凡有水旱为灾的时候，大众都去祈祷，若遇五谷丰收的年成，便在春秋祭祀。祭祀的时候，有各种跪拜的仪节、并且宣读谢神的祀文：“惟神参赞造化，发育万物，凡我庶民，悉赖生植，时维仲春，东作方兴（或时维仲秋，岁事有成），谨具牲醴，恭伸祈告（或报祭），伏愿雨暘（或亨）时若，五谷丰登，官赋足供，民食充裕，神其鉴之”。此外还另设坛一所，祭无祀鬼神，专祈祷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岁三次，礼仪相同。每次祭毕，都举行集会聚餐，并读“抑强扶弱之誓”；“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母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靠，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这个誓词虽然没有乡约约文的完美，然而用意是一样的，精神是一样的。会誓的目的，在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不过加入一点神道设教的微意，比起乡约的礼仪为教当然是较逊一筹。《图书编》卷九十二。
洪武礼制以外，还有一种新的制度，和过去乡约制度根本相同，和以后乡约制度发展相续，我们不能不略加讨论。大约是洪武五年（公历一三七二年）的时候，太祖令乡里各建申明亭子，以宣布人民的恶行，和吕氏乡约书籍，元代村社书门同是一样办法。不过申明亭子系公共建筑，来往行人，随时可见，触目惊心，比书籍书门的办法还要明显。恶行的书写，不知系何人主持，大约是乡里老人之类，后来他们居然可以在申明亭处决户婚、田土、斗殴等事。这个申明亭子在明代颇为重视，所以刑律里面注明“凡折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见《皇明世法录》卷四十八页四十四）除了申明亭子以外，还有一种旌善亭子，不知是何时创设，一个是纪恶，一个是纪善，正和朱子的善簿纪善，恶簿纪恶一样。据《象山县志》记载，林时的话，宣德七年（一四三二年）的时候，该县的申明旌善亭子多已废弃，洪武五年到宣德七年不过六十年的光景，申明旌善亭子都已废弃，一方表示这种办法也是不易维持长久，一方表示这两种亭子由来已久，大约都是洪武时候设立的。申明旌善亭子虽然维持不易，实行不久，然而后世的乡约亭，乡约所，以书亭办法代替书籍，都是从洪武礼制发源出来的。
此外诰文屡下，无非欲使民守礼法，尊五常，专职业，孝父母，使风俗淳厚，复返于古。不过和后世乡约制度最有关系的文告，还是那盛行明清两代的圣训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宣扬圣谕的办法，比较普通的文告较为精密，普通文告只能达到城市，而不容易及于乡村，只能激动一时，而不容易维持长久。所以太祖规定每乡每里，各置本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及残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掌引，持铎循行本里，每月六次，且行且击，且击且诵，以惊悟人民，仿佛从前的暮鼓晨钟，现在标语口号一样。《图书编》卷九十二。这种办法固然不易发生多大效果，这种圣谕也不见得能触目惊心，感动民众。不过自从阳明提倡南赣乡约，把圣训六谕和吕氏四条打成一片后，圣谕便加入了乡约的组织，以后继续发展，遂成为乡约的中心。南赣乡约集会所读的戒谕，大约不是太祖的圣谕，所读的乡约，也许不是吕氏的乡约。不过约前的咨文，“自今凡尔同约之民，肯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前四项完全同于圣训六谕的前四项，后四项便同于吕氏乡约的患难相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三项。到了吕新吾时候，圣谕牌早已成了乡约的中心，圣训六谕自然成为乡约的约文，吕氏乡约反倒没有提及。这个圣训六谕的变成乡约中心，不知始于何时，大约是在王阳明举行乡约以后，吕新吾举行乡约以前。吕新吾的乡甲约，以为乡约保甲为“累朝之所申明，庙堂之所建白”是乡约保甲的正式提倡，已经有了相当历史。“时逢朔所，聚者岂无千人，待至未申，讲者不闻一语”，是阳明朔日集会和朱子朔日集会的办法已经采用，讲约的办法也已经创始。“圣谕昭揭，遵违谁复知闻，粉壁分明，奸宄全不觉察”，是圣谕牌纪恶牌亦久已应用。至于政府提倡，圣谕主体的确实时期，我们一时也不敢决定。
因为圣训六谕到了嘉靖万历以后，成为讲解的蓝本，所以注释的人也颇多。《图书编》所载的明末乡约总叙，便有两种圣训的解释：一种是释义，只照孝顺父母各条原意论解，一种是释目，每条先分若干目，然后一目一目的注解。我们现在援引孝顺父母一条的释义在下面，以见一斑：“父母生身养身，恩德至大，为人子者当孝顺以报本。平居则供奉衣食，有疾则亲尝汤药，代其劳苦，顺其颜色，务使父母身安神怡，不至忧恼。如父母偶行一事，不合道理，有违法度，须要下气，再三劝谏，如或不从，则请父母素所交好之人，婉辞劝谏，务使父母不得罪于乡党，不陷身于不义而后己。此孝顺父母之道也，故圣祖教尔以此者，欲尔尽事亲之仁，以为孝子顺孙者也”。释义只是解释本条意义，所以较为简单，释目便要先分细目，然后逐目解释，所以较为复杂。我们现在先把各条的细目胪列于下，以备参考：
孝顺父母
（1）常礼（2）养疾（3）谏过礼（4）丧礼（5）葬礼（6）祭礼
尊敬长上
（1）处常（2）遇衅
和睦乡里
（1）礼让（2）守望（3）丧病（4）孤贫
教训子孙
（1）养蒙（2）隆师（3）冠礼（4）婚礼
各安生理
（1）民生（2）士习（3）男务礼 （4）女工礼
毋作非为
（1）毋窝盗贼（2）毋受投献（3）毋酗博讪讼（4）毋图赖人命（5）毋拖欠税粮（6）毋斗夺（7）毋伪造（8）毋霸占水利（9）毋违例取债（10）毋侵占产业（11）毋强主山林（12）毋纵牲食践（13）毋纵下侮上（14）毋傲惰奢侈（15）毋崇尚邪术（16）毋屠宰耕牛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目一目的详细讨论，只好援引一二目的解释，以见一斑。和睦乡里第二目守望解释：“凡同约所以更相守望，保御地方，无事则彼此获安，有变则同心协力，如盗贼所生发水火不测，邻保互相应援救护，此所谓患难相扶持也。如有临事而坐视不赴者，各保长告于约正副，呈县治罪，仍量罚银米，给被害之家，为约中不义之戒。乘机枪掠者，以赃以窃盗论”。教训子孙第一目养蒙解释：“人教子孙，多姑息于婴孩之时，殊不知幼而不教，养成骄惰，长途难改。自其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便加教诲，导以礼节，防其欺讹，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有犯则严训以禁之。入塾教以入事父兄，出事长上，而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语，时常解讲，证以日用实事，俾之易晓，十五以上，量其才质，各守一艺，以责其成”。其实《图书编》所载的乡约办法，不单演讲圣训六谕，并且采用吕氏乡约四条，各具条件，定为约规。明太祖的圣训六谕，在明末渐渐成为乡约中心，当然有相当的道理。谁知清世祖入关以后，也于顺治九年（公历一六五二年）把明太祖的圣训六谕碑文颁行八旗直隶各省。到了顺治十六年（公历一六九五年），又令五城及直省府州县，每月朔望举行乡约，宣讲圣训六谕。一直到了清圣祖手里，才独出心裁，撰成上谕十六条，在康熙九年（公历一六七〇年）颁行，去代替明太祖的圣训六谕。所以康熙九年以后，清圣祖圣谕十六条便成了乡约的中心，作为演讲的材料。不过明太祖的圣训六谕，后来还有人以为是清世祖的圣谕，继续在那里提倡。譬如同治年间出版的《宣传拾遗》，一面明知圣祖圣谕十六条，一面仍然在那里例解“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明太祖的这六句话，在后世乡约里面的地位真是伟大，真是长久。
明太祖虽然对于民间礼教，有种种的诰令，有种种的设施，然而当时并未采用乡约的名目。方孝孺的“二廪三学”办法，前则合乎社仓，后则合乎社学，不过都含有乡约的意味。廪之法，凡丰岁夏秋，百亩以上人家计亩纳稻麦于廪，少不得下十升，多不得过十斛，记数共守以备荒凶。纳谷的原理非常满足，“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贫；出也视口，而入也视产”。廪之左立祠，以祀入粟多而及人溥者，祠之左右揭嘉善，愧顽二版；嘉善书善，愧顽书恶，颇似太祖所颁行的申明旌善亭子。学之法，各立师一人，司教二人，司过二人，司礼三人，月吉乡人衣冠谒学，暇则讨论学问，有过失师治之，有悖教师亦罚之，愿似朱子月旦集会读约之礼。（见《古今图书集成》乡甲部艺文一之三所载“体仁”篇）一直到了成祖即位以后，才取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乡约在明代的名称，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始固定。至于乡约的实施情形，我们一点不知，不过据南赣乡约的条款、语气，似乎政府还没有规定，乡约还没有普遍，或者南赣乡约就是第一次的施行也未可知。史桂芳在嘉靖时代题汝南乡约册，例举前贤，只有昔时的明道先生，近日的阳明先生，明道是宋朝的开路先锋，阳明便是明朝的开路先锋。见前书。
阳明先生的事功远过朱子，阳明先生的学问也近似朱子，来提倡乡治，来提倡乡约，自然是意中的事件。因为乡村为政治的单位，要想倡明政治，一定要先治理乡村，要想治理乡村，一定要采用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种方案。保伍方法，阳明少时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即以驭使夫役。正德五年莅任庐陵的时候，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常稽洪武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年谱三十九岁）虽无乡约的制度，已有教化的基础。正德十二年巡抚南赣，一面劝谕人民“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一面十家为牌，开列姓名，按牌审察以防内奸，而御外寇，乡约的精神已经存在，保甲的规模也逐渐立定。平漳以后，竖立兵符，以为“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虽然讲的是治兵，然而只是保伍的根本原理，在军可以治兵，在官便可以治民。巡抚南赣的时候，一面创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以立小学教育的基础；一面举立乡约，联属父老，率引子弟，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他不像旧日唯心的人物，只管精神的感化，而不管组织的严密；他也不像现代唯物的人物一样，只管组织的严密，而不管精神的感化。他以为组织固然要紧，精神也是不可缺少，所以有了保甲，又有社学，有了社学，又有乡约。阳明的乡约保甲，虽然没有吕新吾那样的打成一片，然而提倡保甲的时候，总是不忘教化，提倡乡约的时候，也是不忘保甲。不过吕新吾以乡约为主，保甲为辅，阳明以保甲为主，乡约为辅；吕新吾除了乡约，保甲以外，还提倡社仓社学，王阳明除了乡约保甲以外，只有社学而没有社仓；吕新吾几乎把乡约、保甲、社仓社学打成一片，王阳明则分列提倡，没有整个的系统，这是王吕不同的地方，也是王不如吕的地方。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可以说是明代第一次的乡约，可以和宋代的吕氏乡约比美。这两种乡约共同的地方固然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是不少。第一，吕氏乡约是一个人民自动的乡村组织，所以和叔说是“乡人相约，勉为小善”（《答刘平叔书》）；南赣乡约便是一个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所以阳明说是“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一个是民治的胚胎，一个是官治的传统；从前的人也许说南赣乡约为上所令，其势甚顺，现在的人便要说吕氏乡约为下所行，其基甚固。当然吕氏乡约也不是绝对人民自动，而是由乡约领袖，乡村绅士出来提倡，和南赣乡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不过我们看了吕氏乡约的后跋，南赣乡约的前序，吕氏乡约和南赣乡约的根本精神，优劣情形，便可不言而喻。吕氏乡约以为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成吾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完全是发起人的口吻。南赣乡约开口第一句便是“咨尔民”，讲到新民弃畔情形便说，“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些宜分受其责”，仿佛是皇帝的罪己诏书。“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些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尔等慎思吾言勿忽”，便完全是命令的口吻了。阳明以为民俗的善恶，由于习俗使然，可谓深中旨要；他的昔人譬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也觉十分切当；他的有司分责，表示自己的谦退；他的忽往追来，尤见积极的精神。不过乡里小事，由位置很高，距离很远的提督出来提倡，已经是鞭长不及马腹，用命令的口气，布告的方式出来提倡，尤其是牛头不对马嘴，不能不说是南赣乡约的基本错误。阳明提倡以后乡约完全成为地方施政的工具，清朝开国以后乡约又转辗成为政府宣传的工具，状况愈下，工作日卑，未始非阳明始作之俑！
第二，吕氏乡约是一个自由的组织，局部的组织，南赣乡约便是一个强迫的组织，全村的组织。吕氏兄弟是地方的绅士，只能劝勉人民，自由参加，参加的也许不少，不参加的自然也是很多。南赣乡约的建筑在政府威力之下，所以全村的人民，不论愿与不愿，也不问愿与不愿，都是包括在内，有善则奖励，有恶则惩罚，好人固不能独善其身，坏人也无所隐藏其恶。由政府来主持乡村事业，由命令来代替人民公约，自然是一个绝大的缺憾，我们在上一节已经简单说过。全村人民大众参加，全村人民强迫参加，在理论上，在实际上又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乡村人口已经那么少，维持一个乡约组织已是不易，只有一部分的人参加，规劝工作尤其无从发展。何况南赣乡约，渐次向政治的反面推行，渐次的和政府法令发生密切关系，不用强迫方法，是不会发生效力的。南赣乡约既然是一个全村组织，强迫组织，除名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不像吕氏乡约那样大费研究。本来乡约的功效，只在教化的正面，只是防患于未然，不要说书籍是没有什么效果，罚金没有什么效果，就是除名也不会发生什么效果。无过可以防止，小过可以悔改，大过便不容易悔改，过而不改，只有依法办理，南赣乡约的强迫，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意义。
第三，吕氏乡约的约文，是纲举目张的条款，南赣乡约的约文，便只是一条一条的文告。在吕氏乡约里面，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目标，占据约文的中心地位，组织，集会只是一种附带的项目。在南赣乡约里面，“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成为乡约的章文，而组织、会员、会期、会所反占了乡约的本部。假使我们不看南赣乡约的标题，单看南赣乡约的本部，我们一定不相信这是一种乡村人民的公约，一个南赣人民的乡约。我们充其量只能承认是一种乡约规条，和嘉靖以后的保甲规条，乡约规条相差不远。南赣乡约本文共分十五项；第一项讨论职员簿扇，第二项讨论会员饮食，第三项讨论会期请假，第四项讨论约所赏罚，第五项讨论通约难事，第六项讨论寄庄完粮，第七项讨论放债收息，第八项讨论斗殴争执，第九项禁止军民人等阴通贼情，贩卖牛马，第十项禁止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下乡要索，第十一项和劝各寨居民新民，第十二项劝谕新民改过自新，第十三项谕称家有无，随时嫁娶，第十四项谕称家有无，办理丧葬，第十五项讨论集会礼仪步骤，虽然包含不少，而遗漏亦多，并且没有严整的神色，较之吕氏乡约只能说是退步而不能说是进步。
第四，南赣乡约的组织，较之吕氏乡约大为扩充，吕氏乡约仅有职员二三人，南赣乡约便增加至十七人之多。吕氏乡约规定约正一二人，直月一人；朱子增为约正一人，副正二人，直月一人，也不过四人之多。南赣乡约也是有约长一人，约副二人，由同约中公举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充任。从前一约之长叫作约正或是都约正，现在一约之长却叫作约长；从前约正之副叫作副正，现在约长之副却作约副。约正改为约长，副正改为约副，当然没有重大的关系。不过南赣乡约里面，除了约长，约副以外，还有约正四人，由同约公推公直果断者四人充任。南赣乡约的约正，并不是吕氏乡约的约正；吕氏乡约的约正是合约之长，南赣乡约的约正便只是辅助约长副，在会场宣读乡约，质问善恶等事，非复全约的领袖。约长的名词固然可以表示一约之长，约正的名词也正好和约副相对，共谋全约的福利。约正从前在约副之上，现在在约副之下，从前为一约之长，现在居襄赞的职，名词含混，成语更改，实在是可以不必的。除了约正四人以外，还有约吏四人，公推通达明察者四人充任，平日考查同约的善恶，集会则宣告善行恶行，及记载善行恶行。此外还要公举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掌理一切杂务，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开会临时司赞礼仪。总共全约职员有十七人之多，未免过事铺张一点。乡村组织因为人民的稀少，人才的缺乏，本来就应该因陋就简，以少为多，同约会员不过数十百人而职员竟至十七个之多，似乎有点头重脚轻的毛病。其实约正、约吏、知约、约赞用不着分得那么清楚，每种也用不着四人之多。有了约长副三人，再加上助理三四人，岂不是可以应付一切吗？也许阳明因为直月制度不好，所以加以取消，又恐人民无参加工作的机会，所以才弄出这么许多职员，以示机会均等的意思。直月轮流充任，每人都要担任义务，每人都有担任权利，自然是训练民治的一个良好办法。不过直月纠恶书恶，很不容易办理，并有许多弊端，那是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南赣乡约一面应用分工合作的原理，一面挽救人民参加的机会，所以才用十七个办事人员，我们或者可以赞同的。
第五，南赣乡约的集会，比起吕氏原约自然是较为复杂，比起朱子增约却是另有风味。会期不以月朔而以月望，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更改，也许朔日公众集会或私人祭祀太多，望日倒可免除冲突。有事不能到会者，应先遣人通知；无故不到者，除作为过恶，名誉处罚以外，还要每次罚银一两，可见条例处罚的严厉。会所不在乡校而在道里均平，地方宽大的寺观；会场只悬告谕牌，而不挂先圣先师的遗像。饮食自然也是十分简单，不过不是由直月轮备，而由同约每人出银三分，交知约代备。开会的仪式，也大为变更，所有朱子月旦集会读约之体各种尊长敌少幼分班行礼，一概删去，只留东西交拜和少者酌长者二礼。开会的第一幕，是宣读戒谕，由约正宣读，约众跪听，约长然后合众扬言：“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只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约众皆应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皆再拜。第二幕宣读乡约，约众出会所外，分东西立，先由约正宣读，然后约正大声曰，“凡我同约，务遵乡约”，众皆曰是，乃东西交拜，以次就位，并由少者各酌长者酒三行。第三幕为彰善，由知约设彰善位于堂上。陈彰善簿于桌上，约赞鸣鼓三，使约众起立，然后请约众举善，约众推请约史。约史乃就彰善位，一一推举“某有某善，某能改某过，请书之，以为同约劝”。约史举后，约众亦可各就所知，自由推举。如约众对所举者无异议，即由约正请善者就彰善位，约史为善者书彰善簿，约长酌善者曰“某能为某善，某能改某恶，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为某善，改某过，是能齐其家也。若人人若此，风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约，当取以法”。善者亦酌约长曰，“此岂足为善，乃劳长者过奖，某诚惶怍，敢不益加砥砺，期无负长者之教”。第四幕为纠过，和彰善相差不远，惟彰善为赏酒，纠过为罚酒，彰善在约长为奖励，在善者为自谦；纠过在约长为劝戒，在恶者为自省。酒饭既毕，最后一幕为申戒，约众皆起，约正中立扬言：“呜乎，凡我同约之人，明听申戒，人孰无善，亦孰为恶，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积而不可赦。今有善而有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为善而可恃，将日入于恶矣，有恶而为人所纠，固可愧，苟能悔其恶而自改，将日进于善矣。然则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为善，而今日之恶者，亦岂遂终于恶哉？凡我同约之人，盍共勉之”。
这戒谕、读约、彰善、纠过、申戒各种宣言，仪式，似乎有点近乎机械，然而也有相当的价值。戒谕和乡约的宣言，颇似一种誓词，使我们决心从善；里面所有的“神明诛殛”，固然不免神道设教的意味，然而那个时候的人民，实在是有一点相信神明。“信之为神明，敬之为父母”，是中国民族心理的根本，阳明可谓善于利用民族心理。吕氏乡约完全是士人阶级口吻，应用士人阶级心理，虽然在理论上比南赣乡约高出一层，而在群众里面的实用，也许南赣乡约又要高出一层。彰善纠过的办法，使善者逊谢，恶者愧谢，一方固不过于奖励善者，一方也不过于压抑恶者。当然从隐恶扬善的原则说起来，纠过还嫌大显一点，或致恶者竟至无地自容。不过阳明也想到这一层，主张忠厚之道，所以彰善者词可显而决，纠过者词应隐而婉。如有人不弟，不要直书不弟，只说“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书之以候”。假使有难解之过，不可先纠以澈其怒而肆其恶，只由约长副阴与之言，使其自首，约众亦共同诱掖奖励，以兴其善念，假使恶者能够自首，也同小恶一样，先予试书于籍，不能改乃真书，又不能改乃白之官府，又不能改乃送之官府，如不能执送，甚至可以呈请官兵，同力捕灭。乡约制度到了阳明先生手里，不惟成为政府的规条，并且成为政府的工具，可以查察奸非，助行法律，和保甲制度的功用相差不远。最后的申戒，也有一点至理，善恶只是一时的善恶，而不是永久的善恶，今天的善人明天可以作恶，今天的恶人明天又可为善，善者固不可因奖励而自骄，恶者亦不必因规戒而自馁。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省便是善念，自谦亦是善念，有过则改，无则加勉，才能都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第六，南赣乡约渐渐成为政府的一种工具，政府的一种帮助，去维持乡村的公正，去执行政府的法规。大奸大恶的举动，白官送官，请兵剿灭，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通约之人，凡有危难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约长约正的事务也就不少，约长约正的责任未免太大。乡里争执，也要约长晓谕解释，不使闯祸，不使成仇，或则呈官诛殄，几乎跑进司法的范围。此外对于寄庄人户的纳粮当差，大户客商的放债收息，军民人等的阴通贼情，贩卖牛马，走传消息，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等揽差下乡，常求贲发，约长都应指实劝戒，呈官究治。甚至新降乱民的提撕晓谕，嫁娶丧葬的酌量办理，也要约长随时省谕。南赣乡约的约长，和催办粮役的粮长，又有多少差别！一个道德感化的制度，参加许多的官样文章，一个道德感化的领袖，担任许多的差遣杂事，乡约的前途何在，乡治的前途何在？
南赣乡约虽然是封疆大吏的命令，然而只是阳明一人的命令，南赣一地的规章，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法规。一直到了嘉靖年间，才有一种正式的乡约规条产生。这种乡约规条产生的年份，已经不能确定，不过我们还有两个间接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嘉靖末年。明代乡约规条是在《图书编》里面发见的，《图书编》从嘉靖末年下手编纂，到万历初年出版，所以乡约规条的颁布，断不能在万历以后。乡约规条并不是一种单独规条，而是和保甲规条，社仓规条，社学规条排在一起，也许就是同时颁布的。社仓在嘉靖八年才有，社仓规条一定在嘉靖八年以后颁布，乡约规条自不能在嘉靖八年以前颁布。《图书编》的乡约规条，保甲规条，社仓规条，社学规条一面告诉我们，说中央政府已经采用乡约，列入国法；一面告诉我们，说乡约、保甲、社仓、社学他们四种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是不能偏废的，《图书编》卷九十二的首篇为“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序”，《图书编》卷九十二的尾篇又为“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论”，便可想见编者章本清先生，对于乡治系统的见解。王荆公，吕和叔各有他们的见地，各有他们的方案，我们不能希望他们替整个农村着想。朱子集先贤之大成，对于每种农村组织，都有一点认识，都有一点贡献，然而他竟错过了整个的认识，综合的工作。阳明有保甲，有乡约，有社学，然而他也没有看见乡治的整个性，保甲、乡约、社学、社仓的相关性。《图书编》集天下古今之大成，居然能替乡村组织预备相当的篇幅，能替乡村组织找出整个的系统，真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因为原书编者以保甲、乡约、社仓、社学相提并论，我们不能不把其他的规条，以及四者中间的关系，也来申述一点。
《图书编》“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序”里面，开篇便已指四者各个的地位，以及四者相互的关系。“是故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贼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则民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其足以息争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兴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正民德者为有素。可见四者之法，实相须也。使以此行之一乡，则一乡之风俗同，道德一，弦诵之声，遍于族党，礼让之化，达于闾阎，民日迁善违罪而不自知，而古道其再见于今乎”。编者拿保甲、乡约、社仓、社学作为乡治的工具，拿同风俗、一道德、弦诵礼让、迁善违罪，作为乡治的目标，乡约的中心地位，已经隐约可见；乡治的整个理论，也自渐次完成。在实际方面，除保甲办公不需地址，里社可利用本村神庙外，乡约亭、社仓、社学都应建筑在一处。各村选择空地一块，中立一堂，傍立二仓，外有墙垣，乡约亭即在此，社仓亦在此，社学亦在此。建筑的费用，可以节省不少，看守的责任，可以委之教师，岂不是一举而数得！所以章潢以为这种打成一片的办法，可以“礼法兼资，教养俱备，使盗息民安，政平讼简，风移俗易”，可见他对于整个乡治的重视。
乡治的范围只有一乡，似乎对于全国的政治，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普通不为人所重视。不过县是乡的集团，省是县的集团，国又是省的集团，乡不治则县不治，县不治则省不治，省不治则国不治。那一班天天谈治国的人物，他们以为只要取得全国的政权，其他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聪明一点的人，或是胆小一点的人，知道治国太空洞，太高远，所以全神专注在省政方面。他们只看见上层政治的力量，上层政治的威权，而不知那是空中楼阁，有时而来，有时而去，随时可得，随时可倒，泥沙上的大厦，怎么能支持长久！就是他们拿上级政权，作为过渡的势力，想去彻底改造，从头组织，也有一点鞭长不及马腹，弩末不穿鲁缟的困难。所以《图书编》谈到整个的乡治，以为“乡乡皆然，县有不治乎？县县皆然，天下其有不太平乎”？并且引孔子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以表示乡治的基本政治，治乡为基本政策。其实这种乡治基本主张，在老子理论里面也是有的，在孟子理论里面尤其显著。后人如陆桴亭，顾宁人，李刚主也都采同样的论调，陆桴亭以乡为王化之基，所以作治乡三约，顾宁人以为天下紊乱，实因乡官不备，乡法不备的原故，李刚主则主张提高乡官地位，并县令亦由乡官升充，清末的孙诒让，也抱同样的理论，使乡民自相组织，自举乡正，以立民治的基础，以除官治的旧习。可惜历代君主以天下自私，历代臣工以家臣自命，不敢让人民放手做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国，完全民治的统系。
《图书编》所载各种礼制，乡法，都是洪武时代颁行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不必再事重复。保甲总叙所述的保甲理论，“保人所以自保，图危所以居安”，也还十分动听。虽然不能恢复兵农合一的古制，不能兵即为农，农即为兵，人民至少有保护自己的责任。其实除了国防以外，军队和保甲是不可并立的，军队为的是保民，保甲为的是自保，既有人保，何必自保，既已自保，何必人保！当然理想的办法是自保，不过人民势力日盛，君主势力便会日衰，保甲保了人民便无君主，军队保了人民尚有君主，中国君权如此之大，中国保甲哪里有出头的日子。保甲规条无非是十户一甲挨户编排，无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户挨查等等。十户一甲，审编甲长一名，百户一保，审编保长一名，每四街四关，及大村大镇，不拘甲数多少，各编保正一名，其小村小镇则三五处合编保正一名，这就是保甲的编制，和乡约并不发生关系。不过讲到寻常的工作，实际的工作，乡约和保甲又发生一种不可脱离的关系。保甲规条前五条都没提到乡约，第六条讲到寺庙僧道，才“仰各照例与民家一体编入保甲，随行乡约以便稽查”，又“听乡保正长人等稽查，毋令遗漏以滋他弊”。第七条讲到人口“出入存亡，应增减姓名，令上揭报于约正保正”，约正保正便成了双头首领。第八条说明保甲人等，应于每月初二赴乡保会所，申明乡约保甲条规一次，并于每月十六赴官递结，即带善恶簿听查。第九条保甲人等各随地里远近，人户多寡，酌量立为一会，每月初二保正率诸保甲同乡约正赴会所行礼，由约正保正点名验到，不能到者应先向约正请假，秋成无事则每月十五再举行一次。这一样虽然讲的是保甲人等如何集会，而实在是乡约集会的各种规定，可见保甲乡约已经混不可分。第十条完全讲的是乡约规条，如何推请约正，如何拣选生员五六人司赞礼鸣鼓讲谕之事，如何拣选老人二人振铎，如何月轮五六人直月。最后按语，便居然说“保甲既定，即此举行乡约，诵读圣谕六言，申明规约四条……”，简直是保甲乡约共同的规条，而不是单纯的保甲规条。就是保甲牌册的名称，也叫“乡保牌册式”，保甲牌册的里面。也有太祖的圣谕六训，并且约正的姓名还放在保正保长的上面。这种乡保牌册在形式上看起来，几乎像一张现代的人口调查表格，可惜每户门下地位太少，不能尽载各种事项，并且事项混新，不能一目了然。
保甲规条虽然处处不离乡约，似乎乡保只是一个系统，而乡约规条里面，便绝口不提保甲，不知道是什么原故？乡约总叙把蓝田吕氏乡约，洪武里社乡厉，太祖圣训六谕，以及大诰三编，教民榜文都作为乡约的前身，在那里大加鼓吹。乡约的条文，既有太祖的六训，又有吕氏的四条，可谓兼收并蓄，既不敢弃皇祖的圣谕，也不愿弃先贤的名言。其实圣谕六言只作为集会演讲的蓝本，会中约规还是要从吕氏乡约的四条，“各具条件，定为约规”。乡约的组织，和保甲规条里面所定的出入还少，一个是“每百家或二三百家，随其远近，联为一会”，一个是“保甲人等各随地理远近，人户多寡，酌量立为一会”。乡约的领袖，便和保甲规条里面所定的大不相同，一个是“众推一人有齿德者为约正，有学行者二人副之”，一个是“该州县即移文该学，共推请乡士大夫数位为约正，以倡率士民，无士大夫处则推高年耆德，众所尊信者为之，又选生员五六人司赞礼鸣鼓讲谕之事，老人二人振铎，月轮五六人为直月，置办会事”，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会所置圣谕牌一面，薄三扇，一书同约姓名及举约费用，一记德行，一记过失，由会首（疑即直月，因下有轮流意思）以次相传。坐次各乡约与府州县约微有不同，乡约举监学校东外，乡缙绅耆老东内，约长副西内，约众西外；府州县约则诸生东外西外，府州县官学官东内，乡缙绅齿德西内，一个是以约长副为首领，约众为主体，一个是以官吏为首领，诸生为主体。仪节也还简单，先行礼，次讲諭二句，歌诗一次，六谕讲完然后再举善行恶行，并费用书之于簿。圣谕的讲解颇多，《图书编》引了两种，我们在第六章讨论太祖圣谕的时候，曾经略为提及，所以不在此处重复了。乡约的后面便是社仓，虽然目的仅在备荒，然而和保甲乡约也有相当的关系。社仓的设立，完全在原有的乡约保甲以内，所以《图书编》说：“合于各保甲乡约中，各创立社仓”。积谷的开始，一面由官吏捐俸提倡，一面由人民自由输助，就是迎神赛会的香钱，乡保规条的罚金，都可用为基金。以后便按照户口贫富，富者若干石，贫者若干升斗，或每亩量出多少，征收作为正式基本。社仓既在乡约保甲以内，并无专任职员，只由约正副以及保长会同办理一切查验、收谷、借谷事项。借谷以十石为度，每年息谷二分，秋收之日纳还。因为举行乡约，禁止一切迎神赛会花费，不过愚民有愿意施舍，准作香钱，收买义谷，以济人贫穷。春秋祭祀报神，照旧可以举行，由义谷开支，祭毕并可举行社饮，申明约法，把社仓乡约简直打成一片。此外“贫不能存，丧不能举者”，亦可由义谷内酌量补助，好像乡村慈善机关一样。前此的社仓，或是为预备荒年，或是为调剂谷价，或是为调剂有无，同公共费用，慈善救济尚少发生关系。《图书编》所描写的社仓组织，工作，显然是一个进步，显然是向农村组织的经费方面发展。到了陆桴亭手里，治乡三约的恤约，便正式成了地方财政的机关。因为教化固然是要紧，财政也是十分要紧，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有教化而无经费，农村事业也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北平附近的青苗会，可以说是农村组织的基本，他们的出发点便在经费一方面。谁有钱，谁有势，谁出钱，谁得势，倒是心理势力的一个对头，乡约教化的一个帮手。
社仓的后面，才是小学教育的社学，因为乡约、保甲、社仓是成人的事业，实际的工作，所以同这样小社会，预备社会不大发生关系。不过教学的主旨，还离不了圣谕六训，乡保规条，所以对于爱亲敬上，歌诗习礼尤其注重。社学的课业，完全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至于“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志气，导之习礼，以肃威仪，讽之读书，以开知觉”，多半是根据王阳明的训蒙大意来的。最后又有“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论”，把四者的立场关系重复申明，使整个乡治的理论，愈益明显。他以为比闾族党，为保甲的前身，属民读法为乡约的前身，太祖里甲组织为比闾族党的遗意，里社乡厉为属民读法的遗意。所谓保甲，只是十家为甲，十保为党，使之出入相友，贫乏相助，平居则互相觉察，有警则互相救援。所谓乡约，即举行里社乡厉，并以申明国朝的圣训，斟酌吕氏的规条，使之道义相勉，礼让相先，善则记之以示劝，过则罚之以示惩。“保甲固足以弭盗矣，然富者得以保其财，而贫乏何能以自给也。莫若于一保之中，共立社仓，以待乎凶荒之赈，则衣食有籍，庶乎礼义其可兴矣”，可见单有消极的防卫，而没有积极的救助，也是不行的。“乡约固足以息争矣，然长者得以读其法，而子弟不可以无教也。莫若于一约之内，共立社学以豫乎童蒙之训，则礼教相向，庶乎道德共可一矣”，单有成人的教育，没有儿童的教育，岂不是本末倒置，轻重悬殊吗？所以这四种制度，实在是一种制度的四面，多一点也许是可以，少一点一定是不行的。
嘉靖以前的乡约，只是局部的开展，暂时的发达，可以说是一种预备时期，演进时期。嘉靖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已经确定，成为政府的功令，乡约才有一个普遍的发展，永久的发展。尤其是在吕新吾，刘蕺山，陆桴亭，陈确庵诸人手里，更占一个中心的地位，基本的地位。因为材料太多，我们只好分成数章，在下面继续讨论，而不限于本章以内。所以我们可以说，明代乡约创始于明太祖，完成于陆桴亭。陈确庵的为善三约，只是一点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