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俭《七志》，以《孝经》居首。（见《经典释文》叙录。）盖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古以是为至德要道；而挽近世昌言觝排，以为悖情拂性，吾国“父不父”之罪状在是也！於戏！“非孝者无亲！”而谩言曰“仁民爱物，旁施四海”者，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夫谁欺，欺天乎！爰撰是篇以晓来学。

【解题】“孝”者事亲之德，“经”者常行之典。《尔雅·释训》曰：“善父母为孝。”《礼记·祭统》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此之谓畜。”《说文·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则是“孝”者事亲之德也。而题曰“经”者，按《说文·系部》：“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然则“经”者，国家之法典，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今按子称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开宗明义章》第一）“孝”之谓也。然则“孝”之为道，盖王者常所秉以治天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常所守以为法式，与法典同其用，而教敬敦礼，示民有常者也；故题以经。《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玄《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邢昺《孝经序正义》引）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隋书·经籍志》引）皇侃《义疏》曰：经者，常也，法也。此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为孝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经》、《下经》，老子有《道经》、《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经”之题名始此。盖《易》、《书》、《诗》、《礼》、《春秋》，孔子称引之见《论语》者，并不系称“经”；而《史记·老子传》但云“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亦未名“经”。独此书言孝，特表而出之曰“天地之经”，（《三才章》第七）始肇经之一名；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则书之题名“经”，傥以《孝经》为权舆欤？

【《孝经》之作者】宋儒陈骙、汪应辰以《孝经》为伪撰。然按蔡邕《明堂月令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篇》，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汉世儒者，其言凿凿，则《孝经》非伪撰可知；它若陆贾《新语》、刘向《说苑》、应劭《风俗通》诸书，皆有援据《孝经》之语，益征《孝经》自两汉以前，炳若日月，而非后世作伪之徒所剽窃窜改也。今观其文，去《大小戴礼记》所录为近；其中各章皆引《诗》为结，实开荀子著书《韩诗外传》之体；而《开宗明义章》第一曰“仲尼居，曾子侍”；与《大戴礼记》“孔子闲居，曾子侍”；（《主言篇》）《小戴礼记》“孔子闲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张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特以其书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故自为一经。（《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郑玄注：“大本者经也。”）而《汉书·艺文志》徒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顾不言载笔者谁何？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则是孔子之作也；傥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载笔焉，但可谓之述，不可谓之作，故郑玄以为孔子作也：此最古说。顾有谓《孝经》，孔子不为曾子陈者：按刘炫《述义》，其略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士有百行，以孝为本；本立而后道行，道行而后业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则治世之要，孰能外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时立称；经典之目，随事表名。至使威仪礼节之余，盛传当代；孝悌德行之本，隐而不彰。夫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特感圣心！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若疑而始问，答以申辞；则曾子应每章一问，仲尼应每问一答。按《经》，夫子先自言之，非参请也。诸章以次演之，非待问也。且辞义血脉，文连旨环，而开宗题其端绪，余音广而成之，非一问一答之势也。理有所极，方始发问，又非请业请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则下章云‘此之谓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顺民’，皆遥结首章，非答曾子也。举此为例，凡有数科。必其主为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问，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参侍坐，与之言，二者是问也，一者叹之也。盖假言乘间曾子坐也，与之论孝，开宗明义，上陈天子，下陈庶人，语尽无更端，于曾子未有请，故假参叹孝之大，又说以孝为理之功；说之已终，欲言其圣道莫大于孝，又假参问，乃说圣人之德，不加于孝；在前论敬顺之道，未有规谏之事，殷勤在悦色，不可顿说犯颜，故须更借曾子言陈谏诤之义：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太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上林子虚；宁非师祖以为楷模者乎？若依郑注，实居讲堂；则广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岂凌人侮众，独与参言耶？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参，而参先避席乎？必其遍告诸生，又有对者，当参不让侪辈而独答乎？”由斯言之：经教发抒，夫子所撰也。而《汉书·艺文志》谓其为曾子特说此经。然则圣人之有述作，岂为一人而已？（邢昺《孝经序正义》引。）斯其与《史记》、《汉书》称“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作”之说不合；要以为孔子之作，无可疑者。顾有以为“曾参虽有至孝之性，未达孝德之本，偶于闲居，因得侍坐，参起问于夫子，夫子随而答参，是以集录，因名为《孝经》”者，盖以为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也。邢昺《正义》引之而不著谁说；意者起于隋唐之后？盖刘炫尝驳难其说也；曰：“假使参自集录，岂宜称师字者乎？”（亦为《述义》，邢昺《孝经序正义》引。）谓开宗明义，揭“仲尼居”以称也。顾宋儒好仍其说，而甚焉；且以为曾子弟子所为矣！王应麟《困学纪闻·孝经篇》曰：“致堂谓：‘《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致堂，胡寅号。）晁子止（晁公武《读书志》）谓‘何休称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则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此后起之说，未可为据也。独刘炫以为“夫子运偶陵迟，名教将绝，特假曾子之问以为对扬之体”；虽为无据而实有见。近儒陈澧《东塾读书记·孟子篇》曰：“孟子书，诸弟子问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辞，乃战国文体也。（如《卜居渔父》之类。）如《万章》谓‘今之诸侯犹御’，其持论之严如此！则其问‘不托诸侯’，‘不见诸侯’，为客主之辞明矣。李榕村《语录》曰：‘《万章》好论古，大抵博观杂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记得多；却不知其人，连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此不知孟子文体也。《万章篇》所论唐虞三代之事，闳远深博，非问答之文，不能畅达之；读书岂可不识文章之体乎！”盖意以往复而始发，理以诘难而有明，自古有然，不独《孝经》！《孝经钩命诀》：“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陆德明曰：“《孝经》与《春秋》虽具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训，史书旧章；《孝经》专是夫子之意。”按孔子作《春秋》成于七十二岁；而郑君言《孝经》所以总会六艺。然则《孝经》，孔子最后成也。

【《孝经》之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二本：一《孝经》一篇十八章，可为《孝经》之初本。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孝经古孔氏》一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刘向曰：“《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即今《正义·本圣治章》第九）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厥为《孝经》之第二本，然皆不传！其可考见者，按桓谭《新论》曰：“《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而《孝经》古系之“孔氏”者，盖以为“孔氏壁中古文”也；非“孔安国传”之云也。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语详《汉书·艺文志·尚书》叙，乃谓：孔安国悉得《古文尚书》，以考今文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献之；语意甚明，而不涉于《孝经》。《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至光武建武之世，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独故太尉南阁祭酒许慎学《孝经孔氏古文说》，谨撰具一篇。（《说文解字叙》后《许冲上书》）然则《古文孝经》之著书者，汉儒许慎一人而已，何有孔安国传也！《汉书·艺文志》叙《孝经》亦明著曰“孔氏壁中古文”，而不言孔安国传；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安国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义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隋书·经籍志》）以许慎《说文》所引及桓谭《新论》考证，亦皆不合！然自是传《孝经》者，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传，其书出自刘炫，而隋儒已言其伪。陆德明与炫同时，而撰《经典释文》，所据者盖《郑注今文》，故首出郑氏二大字；但按《叙录》云：“世所行《郑注》，相承解为郑玄，按《郑志》及《中经簿》无。中朝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玄为主；检与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是非？”而不加以断言；盖疑以传疑之辞也。至唐元宗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五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两议并上：诏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颁天下。（《唐会要》）唐以前诸儒之说，因藉捃摭以仅存。四年九月，以御注仍自八分，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旧在西安府学，为碑凡四。自是元宗御注行，而郑孔两家并废；厥为世间之第一古本，其章句盖同今文也。元宗既自注《孝经》，诏元行冲为疏；（《唐书·元行冲传》）宋真宗咸平二年，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受诏校定《孝经义疏》，（《宋史·邢昺传》）特剪截元疏，旁引诸书，成《孝经正义》三卷。元疏废而邢疏遂行，今刊入《十三经注疏》者是也；可谓为《孝经》之第二古本，而于是古文之不讲久矣！迨宋之南，朱熹乃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经文二百二十三字，成《孝经刊误》一卷。其大指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为一节；云：“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推朱熹之意，则第一节犹《大学章句》所谓经一章；其下“释经文”者，犹《大学章句》所谓传；而“杂引传记”者，犹《中庸章句》所谓“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古文于是有改本，而为南宋以后作注者之所遵用焉。至元吴澄又改定《今文孝经》，从朱熹《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熹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朱熹《刊误》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于后，为《孝经定本》一卷。盖《孝经》至是而《古文今文》皆有改本矣！然世传《古文》之不同于《今文》者；特如黄震《日钞》所称“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于大义固无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于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自唐元宗御注行，而古文孔传今文郑注均佚；独本经存！晚出孔传郑注得自日本者，（乾隆丙申歙人汪翼沧自日本携彼国太宰纯《校刊古文孝经孔氏传》以归付鲍廷博刊之。知不足斋阮元《孝经义疏校刊记序》曰孔注今不传，近出于日本国者，诞妄不可据，要之《孔注》即存，不过如《尚书》之伪传，决非真也。郑注之伪，唐刘知幾辨之甚详，而其书久不存，日本国又撰一本，流入中国，此伪中之伪，尤不可据者。）特所谓“伪中之伪”耳，宁足据哉！然则言《孝经》者，舍唐注、邢疏其何以焉！至让清道光间，仪征阮元芸台则以《孝经》为曾子之书也，既撰《曾子注释》，以与《孝经》相表里；因命次子福喜斋撰《孝经义疏补》九卷，全载唐注、邢疏原文，而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发明《孝经》，可以见孔曾授受大义者，悉分系于各章各句之下。至明皇御注，半存旧注，而郑注亦杂其中。如有郑注见引于唐以前书者，悉据以补之；而于《释文》所载郑注旧字旧义，全行载入，以存郑氏旧观，且疏证之。古籍可相辅翼，并为甄录；兼下己意，曲鬯旁通。虽曰补疏，而实与疏全经者无殊。专家之学，清儒莫逮也！并存于此。

【《孝经》之读法】《孝经》篇幅匪宏，而纲纪毕具；上自君卿，下迄士庶；括囊大典，宣究道原。黄震《日钞》，《孝经》弁首，而《论语》、《孟子》次之；以为大道之户奥，六艺之总会，读经者当先读《孝经》也！粗述睹记，以拟读法：

第一，明其宗旨　吾闻英国哲家达尔文氏，昌言天演，征见物竞，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同人道于鸷兽，以竞争为固然！宜若“圣人人伦之至”，必当退听于无权？而顾致警于道德之不可蔑弃，其大指以为：“道德之原，实起于亲子之有爱！扩而充之，则为同族同类之兼相爱，斯称为动物之群性，而与动物之自利性，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双翼，并偕有生以俱来。天演物竞，自然淘汰；此群性之于人类，乃日继长增高以有缉熙于光明者，此何以故？盖坏国丧家，必由营私；专欲难成，多助得顺。故群性之发长，亦为适者资格之一。就一国家一社会之个人而言：忠信笃敬，仁人良士之子孙，角知争雄，较之贪夫败类，诈伪桀黠者之子孙，孰为胜利，虽未可必？而以团体竞争言，则多数忠信笃敬，仁人良士之个人所构成之国家之社会，必较诸多数贪夫败类诈伪桀黠之个人所构成之国家之社会，为繁荣而强固。何者？盖营私自利，坏国丧家，人道或几乎息，宁我之能独存！则固事有必至，理无可疑者！”而推群性之见端，厥征于亲子之有爱。於戏！此“非孝者无亲”之所以为大乱之道；（《五利章》第十一）而“教民亲爱”之所以“莫善于孝”也！（《广要道章》第十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父子之道，天性也！”（《圣治章》第九）“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三才章》第七）此“孝”之所以“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开宗明义章》第一）夫人之所以竞胜于物而不殄厥胤者，徒以其仁而能群也。试征诸载籍：其在《汉书·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谓君矣！归而往之，是谓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推班氏之指，“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而取类于父母者；岂不曰“群性之见端，厥征于亲子之有爱”也乎！此可以征赫胥黎之论天演焉！赫氏之论曰：“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繁，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群，合而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盖唯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此所与飞走蝡泳之群同焉者也！且与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恶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为忧，后天下为乐者，世容有是人，而无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远矣！其始禽兽也，不知更几何世而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几何年而为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经数万年之天演而有今日；此不必深讳者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夫自营为私，然私之一言，乃无始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得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恶。’又曰：‘人为孽种，自有生来便含罪恶。’其言岂诞妄哉！是故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之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之所择亦以此！何则？自营大行，群道将息，而人种灭矣！此人所与鸟兽昆虫异者，又其一也！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即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夫物莫不爱其苗裔，否则其种早绝而无遗，自然之理也。独爱子之情，人为独挚！其种最贵，故其生有待于父母之保持，方诸物为最久，故其用爱也尤深；继乃推类扩充，缘所爱而及所不爱。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见严复译《天演论导言》第十二、第十三。）此班氏“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之所为取类于父母者也！然则人种之不灭，由于群道之不息；群道之不息，由于仁心之博爱；心同理同，推诸东海而准，推诸西海而无不准！虽然，赫氏言慈子为仁之本；而孔子则以孝弟为仁之本，与子言孝，而不与父言慈者曷居？曰“此圣人所以为‘人伦之至’也！亲之爱其子，盖动物之所同然；而子之知孝亲，斯人道之所独而跻于‘圣人人伦之至’耳！”吾闻英国哲家有特兰门德氏（henvg dramont）者，著《人类向上论》（aglntafman）一书；其名称与达尔文氏昌言天演以《动物进化论》为揭帜者，若作旗鼓之当，大指以为：“人群之进化乃爱之进化，而非由于竞争；此人之所以异于普通生物也！大抵生物为生存而努力者有二：一为维持己之生存，一为维持他之生存。而生活之网，乃以此一经一纬之所组成。为己之生命而努力，乃有竞争；而其为他人之生命而努力者，即伦理学中之所谓爱也。爱之云者，非近世所发见；非后天之观念；非宗教伦理文学美术之所产出；其来源之远，与地球原形质之胚胎以俱萌；其发荣滋长，亦自有其历史。从来言进化者，只知竞争而不言爱；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生物与无生物之区别有二，即营养与生殖而已。营养者，自外部吸取物质以储于体内，而同化之，以发育自体；是为己之生命而努力也。生殖者，割体内之一部而养育之，俾分离于体外，别成一生活体；是为他之生命而努力也。故原形质之利己与利他，已征兼营并存；而下等原生细胞之个体分裂，即牺牲自体之生活以成多数之生活体，即爱之原始作用。至高等植物，则生殖器管与营养器管，同其具体。吾人若观花果实及种子之一切机能，则知其为他之生命而努力者，其进步已著。进而至于动物，则生殖之机能益宏，而爱情之端倪显露。至人类而保抱提携，鞠育教诲，亲子之爱，笃实辉光。推之而家庭也，国家也，社会也，皆爱之所创造者也。同情也，协助也，皆爱之所发生者也。爱之真意义，即牺牲自己以利他人之生存之谓也。匪仅父母对于其子女而存；而子女者，只爱之精神最显著之发表机关而已。夫父母之生育子女，其初为生理的活动；其继为伦理的活动。方其生也，生理作用也；然生理作用毕其事，而伦理作用代之起。伦理的爱，所以续生理的爱而竟其全功者也；而人类之生存，不能不依此伦理的爱而活动；此则所谓‘爱之进化’也。夫以生理学中未终了之爱，继继绳绳，而以入伦理学之范畴，其爱乃底于完成！”故曰：“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圣治章》第九）“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感应章》第十六）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知爱其子，牛马亦知爱其子；苟言爱之进化，而征诸亲之慈子，尚未跻于“圣人人伦之至”。然则“慈”者生物之所同，而“孝”乃人伦之所独也。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圣治章》第九）此《孝经》一书所以与子言孝，而不与父言慈也！故特为发其指焉。

第二，观其会通　善有元，事有会！《易大传》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孝经》一书，纲纪《论语》，旁通《春秋》，肇开墨学；通于一而万事毕，知其元，则众善举矣！何以言其然？案《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统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言之；而谓“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若以“事君”作君主解，则君主之最尊者，莫如天子矣！更何“事君”之可言！“君”之为言群也；（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春秋繁露》“灭国君者，不失其群者也”。《白虎通号》“君之为言群也。”）“事君”者谓有事于群以为群服务也。“爱亲”，“敬亲”，“始于事亲”也。“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中于事君”也。而要其“终于立身”者，则以爱根性生，而“事亲”“事君”，皆穷理尽性之所有事，而非于立身以外别有所事也。《论语》以《学而时习章》第一，《其为人也孝弟章》第二，见学者穷理尽性，不外于立身；而立身之道，莫大于孝弟。“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治章》第九）此孝弟所以为仁之本也！（《论语·其为人也孝弟章》）仁从人从二，会意，人相偶也。人之相偶，始于父子兄弟；而亲亲乃为仁民之基。不孝不弟，则人相偶之大本已坏，而失其所以为人；何立身之与有！故曰“纲纪《论语》”也。按《孝经钩命决》：孔子曰：“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此虽纬书，然当时曾隐括其语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曰“志”；而孝则士庶人之所得尽，故曰“行”。何休取两语以序《春秋》；唐玄宗采两语以弁《孝经》。盖《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本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补敝起废，（本《太史公自序》。）治之于已事之后；而《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而终于立身”，（《开宗明义章》第一）敦敬教爱，顺之于未流之先。（“以顺天下”语见《开宗明义》第一、《三才章》第二。）《春秋》循名核实，宽于贤贤，而峻以治不肖；《孝经》至德要道，仁以爱民，而本之事亲。一挈法家之要，一弘儒者之教；而要其归于“则天之明，因地之义”，（《三才章》第七）“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则无乎不同！故曰“旁通《春秋》”也。抑尝读《汉书·艺文志》之叙墨家者流曰：“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今按《孝经·三才章》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博爱”义与“兼爱”同；而“民莫遗其亲”者，“孝”也。“先王知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以同于上”，殆墨者“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之说之所本矣！《天子章》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亦《墨子》言兼爱本于“欲人之爱利其亲，故爱利人之亲”之指也。《广至德章》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释文》引郑注：“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白虎通德论》曰：“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为人子弟。”此则墨者“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之说之张本矣！墨家者流，盖清庙之守；“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今按《孝经·圣治章》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感应章》曰：“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亦墨者“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之意。（章炳麟《太炎文录》卷一）然自今日言之，罔不以为迷信者！而不知儒者虽不质言鬼神之有，而卒不忍斥言鬼神之不有；此正“圣人人伦之至”，而神道设教之微意也！何以言其然？《论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盖鬼神由于致敬而后著；曰：“如在”者，非真有在也。《礼·中庸》：子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故曰：“宗庙致敬，鬼神著矣！”“著”之为言，“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礼·祭义》曰：“祭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祭之日，入室，然必有见乎其位；周旋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叹息之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声不绝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爱则存，致悫则著。”然则鬼神之著，由乎“致悫”也。故曰：“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又《祭义》称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昭明乃光景之属。焄蒿，气之感触人者。凄怆如《汉书》所称，神君至，其风肃然之意。）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命名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羶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此教众反始也。荐黍稷，羞肝肺首心，以侠庑，加以郁鬯，以报魄也；教民相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故曰：宗庙致敬，不忘亲也。”此“因亲以教爱”，“圣人人伦之至”，而先王神道设教之微意。是墨子右鬼，孔子未尝不右鬼也！乃近儒夏曾祐论孔墨之别，则曰：“丧礼者，墨子与孔子不同之大原也。儒家以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人，当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为政教全体之至纲，丧礼乌得而不重！墨子既欲节葬，必先明鬼；有鬼神，则身死犹有其不死者存，故丧可从杀。”（见所著《中国历史》。）不知墨子之言节葬，固与孔子三年之丧异；而言明鬼，则未尝不与孔子“宗庙致敬”之旨同。《淮南子·要略训》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此节葬所说，所以与《孝经丧亲章》义绝相反也！要之肇开墨学，于《孝经》一书有征焉！

第三，权其时宜　孔子论共学适道，而要其终于可权；孟氏距杨朱墨翟，而斥之曰无权。权也者，权其宜也。吾读《孝经》言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异其位者异其辞，为封建之世言之也。封建之世，天子世其天下，诸侯世其国，卿大夫士世其家；自人之始生，其尊卑贵贱之分已定矣。故卿大夫之孝，在私其土。卿大夫曰宗庙；士曰爵禄，曰祭祀；必世守之毋失，失则伍于民！孟子曰：“民为贵”。封建之世，乌睹其为贵也！秦废封建，卿大夫士之号为贵族者，以次夷为民；于是无卿大夫，无士。非无卿大夫也；卿大夫其暂，民其常也。非无士，士皆民也。於戏！卿大夫、士之不世及亦已久矣！而卿大夫仍欲保其卿大夫，士亦进而求卿大夫。问其说？曰：“不若是，非孝也！”此圣人所不料也！历二千年以至民国，国且无君矣！非无君也；君其暂，民其常也。而卿大夫欲保其卿大夫如故；士进而求卿大夫如故。曰：“不若是，非孝也。”尤圣人所不料也！而于是有洪宪之祸！僭帝既仆，犹且不悛！今之从政，滔滔皆是！论其职责，是曰民佣；揆其心事，犹吾大夫也！於戏！天下之患，莫大于既民矣，乃不甘于为民！《孝经》不云乎“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庶人之孝也”！（《庶人章》第六）诚甘于为民而力行之，充其量，必尽己之性，尽物之性，窥造化之秘，启山海之藏，参赞化育，以蔚为国光，庶几所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者，（《开宗明义章》第一）宁曰异人任也！况在今日，民穷财尽，亦以耗矣！不若是，民且不自聊生，其何能国！卿大夫者，丽于国而有也；食于民而贵也。民不聊生，国且不国，卿大夫云乎哉！《记》有之曰“礼，时为大”，使孔子生今日而言教孝，吾知当在此而不在彼也！

右陈三事，弥纶群言，咸有本末，匪同臆说。独愧闻道苦晚，事父未能！昭德塞违，以俟君子。

注解：

[1]　“的”字原缺，据文意补。

[2]　原作“刻”，据《史记》改。

[3]　原缺“自”，据杨时《中庸解》补。

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

班固曰：“道家者流，其原出于史官司。”其传书莫著于《老子》。孔子当周衰，以圣德不得位，序《诗》、《书》、《礼》、《乐》为儒宗，而见规于老子，其事见《庄子》、《太史公书》者具可征信。老子生并孔子，孔子所严事，而其为书简易条畅，利以排偶，间以语己，不为钩棘，文章乃与《论语》类。至云：“玄同以为体，因循以为用，无成势，无常形。”则胜民久国之道，虽孔子莫之尚也！然当孔子之时，其道未大显。至战国，世益陵夷狙诈，争战之风日炽，贤者自放不得志，痛其时诸侯王，亡虑皆为民害，而世儒又貌袭多伪，乃发愤取老子之说，务推本言之以救其失，则庄周之徒兴焉！其词恍洋放恣以适己，其意则重可悲矣！秦得天下，益尚诈力，烧《诗》、《书》。民萌凋瘵，天下滋欲休息慕黄老之无为，载其清静，民以宁一。质文异尚，时各宜也。上自文、景之君，萧、曹之相国，儒者司马氏父子、贾谊之论大道，皆右黄老。黄老之学，于是为极盛！而诸儒老师，区区守《诗》、《书》毁弃之余，搜残讨遗，用力至勤苦，六经始萌芽向明。然道之称，卒专于黄老。正始以来，士大夫尚清谈崇高致，人人言老庄，卒放弃礼法，天下大乱！老庄氏之教，外形骸生死，宁静自胜，王衍、何晏之伦，溺心势物，殆不啻与之背驰绝远；而老庄不幸蒙其名！是故其学盛于汉，而貌袭于魏晋，既以为世诟病，高明迈俗之士，知名物训诂之学，弱于德，强于物，未足弥道之量，而假说于浮屠，藉以明心见性焉！呜呼！道家微而释氏兴，其道有相因也。士不幸生末世，波谲云诡，情伪万状。老子之学，淡泊无为，即不善国，亦以自宁。因撰是篇，以诏学者。

一、老子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按：《太史公书》传周秦诸子详其邑里者，独《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老子列传》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它所记若“颜回鲁人”，“孟轲邹人”，“张仪魏人”，则记其国而不地。若“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则记其地而不国。若“苏秦东周洛阳人”，“李斯楚上蔡人”，则并国与地记之，亦不及其邑里。）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据《后汉书·桓帝纪》章怀注引《史记》。以上老子里贯、姓名、仕历。）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十二经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噫！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据《庄子·天道篇》。）“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子贡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王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不安！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雍，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据《庄子·天运篇》。以上孔子见老子而语仁义。按《庄子·天道篇》称：孔子见老聃翻十二经以说，曰：“要在仁义。”《天运篇》载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所以难之者，辞意略同，疑是一事两记，故节并之。此即《史记》本传载：孔子适周，谓弟子“老子犹龙”之所本也。）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女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孔子曰：“愿闻其方。”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途，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可修焉！”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据《庄子·田子方篇》。）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涯，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枝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欤？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知益，损之而不知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则君子之道，彼其外欤？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欤？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自本观之，生者喑醷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尧、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袟，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据《庄子·知北游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据《庄子·天运篇》。）老子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百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据《庄子·天道篇》。以上孔子见老聃而问道，老聃论之。）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太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庙，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欤？”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据《礼记·曾子问》。）初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盖问礼于老子云。（据《史记·孔子世家》及本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礼为忠信之薄；然处不违俗而为周史，守其藏室；以故明于礼而能对孔子之问也！（以上孔子问礼于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据《史记》本传。以上著书上下篇。）其问道从游之可考见者：有阳子居，有崔瞿，有士成绮，有庚桑楚，有柏矩，而庚桑楚为著，庄子特纪其事而因以题篇者也。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据《庄子·寓言篇》。）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据《庄子·应帝王篇》。）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勤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居，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据《庄子·在宥篇》。）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有余蔬，而弃妹，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老子漠然不应。士成绮明日复见，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绮雁行避影，履行遂进，而问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冲然！而颡然！而口阚然！而状义然！似系马而止也！动而持，发也机，察而审，知巧而睹于泰，凡以为不信。边竟有人焉，其名为窃！”（据《庄子·天道篇》。）柏矩学于老聃，曰：“请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犹是也！”又请之。老聃曰：“汝将何始？”曰：“始于齐。”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灾，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据《庄子·则阳篇》。）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远之；拥肿之与居，鞅掌之为使。居三年，畏垒大壤。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之闻之，南面而不释然。弟子异之，庚桑子曰：“弟子何异于予！夫春气发而草木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蘖狐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庚桑楚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吾语汝！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南荣趎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若此三年，则可以及此言也！”南荣趎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心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与形亦辟矣，而物或间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谓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趎勉闻道达耳矣。”庚桑子曰：“辞尽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鸡之与鸡，其德非不同也，有能与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惟！”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趎惧然顾其后。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南荣趎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老子曰：“何谓也？”南荣趎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害者趎之所患也，愿因楚而问之。”老子曰：“向吾见若眉睫之间，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规规然，若丧父母，揭竿而求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怜哉！”南荣趎请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恶，十日自愁，复见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促，将内揵。内韄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揵。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荣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趎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自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南荣趎曰：“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能乎！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曰：“然则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止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见其诚已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闲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券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费。行乎无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费者，惟贾人也；人见其跂，犹之魁然。与物穷者，物入焉。与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兵莫憯于志，镆铘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据《庄子·庚桑楚篇》。）故曰：“老聃无为自化，清净自正。”（据《史记》本传。）非化正于人也。“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夫是之谓至人已！庄生赞之曰：“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据《庄子·天下篇》。以上老聃问学诸人之可考见者。）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据《庄子·养生主篇》。以上老聃死。）

余观古之称老聃者，莫详于庄生。庄生寓言著书十余万言，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而于老子论议所从游及其死，凿凿言之，有始有卒，不类无端崖之辞；疑出古道者之传说，而庄生闻见所逮以著诸篇者也。其言“周之征藏史有老聃”，孔子往见，退而谓弟子，喻以“见龙”；又称“老聃西游于秦”，俱与太史公书合。而太史公书两叙孔子问礼老子，或者疑其不类，然可征信于《礼·曾子问》之篇者也。虽行年不可核考，而其人其事，要非无征不信者矣！然庄生书，特会老子之指。谨撰生书所纪，旁参史公之书，次其行事，以备读《老子》书者考览焉。

二、老子《道德经》

《论语·述而》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庄子·逍遥游》：“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陆德明《释文》：“彭祖，《世本》云：‘姓篯，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年八百岁。’篯，音翦，一云即老子也。”《汉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赋诗。”（钱大昕云：“作”与“古”音谐韵。）则是“述而不作”两言，老聃之赋诗也。今按《五千文》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言，伪《列子》引为黄帝书。黄帝虽无书，而古来传有此说，后人仰录为书，则亦有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皆有引也。又“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此《周书》之辞也。“强梁者不得其死”，此周庙《金人铭》之辞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东汉郎上《便宜七事》，引以为《易》之辞。则《老子》书，盖张前人之义而说之，“述而不作”也。书中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又屡称“古之善为士者”，“古之所以贵此道者”，“古之善为道者”，而著书又多采古说：则是“信而好古”也。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儒林传》曰：“窦太后好老子书。”《汉书·景十三王传》曰：“献王得古文《孟子》、《老子》之属。”皆直曰《老子》，无“经”名。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邻氏、徐氏不知何时人？班固以次刘向《说老子》前，盖元成以先人也。刘向《说老子》不称“经”，而邻氏、傅氏、徐氏皆称“经”者，殆班固所谓“传其学者尊其师”，故然。然尚不曰《道德经》也。《太平御览》一九一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当为《道德经》一名之权舆。

晁以道《记王弼注老子后》曰：“弼题是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董逌《藏书志》曰：“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为《道德经》，凡言道者类之上卷，言德者类之下卷。”然陆德明生于隋、唐之际，所撰《释文》，正用王弼注本，而题云：“《道经》卷上，《德经》卷下。”贾公彦《周礼师氏疏》引《老子·道经》云“道可道”；《德经》云“上德不德”。颜师古《汉书注》：《魏豹传》引《老子·道经》云：“国家昏乱，有忠臣。”《田横传》引《老子·德经》云：“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王侯自谓孤、寡、不穀。”《楚元王传》引《老子·德经》云：“知足不辱。”《西域传》注引《老子·德经》云：“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又《严助传》：“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师古注：“《老子·道经》之言。”《酷吏传》：“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师古注：“《老子·德经》之言。”又云：“下士闻道大笑之。”师古注：“《老子·道经》之言也。”章怀太子《后汉书·翟酺传》注引《老子·道经》云：“鱼不可以脱于渊。”是古人引《老子》皆以道德分经，盖不始于唐玄宗矣！然后人析《老子》书上卷说道，下卷说德，今以书考，道德混说，无分上下。如上卷说“玄德”，说“孔德之容”，说“常德”，言“德”者不一，宁可以道经限之乎？下篇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隐无名”，“道生一”，言“道”者亦不一，宁可以德经限之乎？故知以道德分经为无据也。何谓“道”？何谓“德”？按《韩非子·解老》曰：“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此“道”与“德”之别也。然则“道”无方体，“德”有成亏，陆德明《释文》曰：“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德者得也，道生万物，有得有获。”此其义也。《庄子·徐无鬼》曰：“故德总乎道之所一。”“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郭象注：“道之所容者虽无方，然总其大归，莫过于自得，故一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此“德”与“道”之枢也，然则无乎不在之谓道，自其所得之谓德。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庄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无乎不在。”“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然“道”非有余于“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于“道”也，“德”成而“道”隐。老子著书言道德之意，后人尊之为经，遂题之曰《道德经》云尔。太史公曰：“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形品万殊而性同得。《庄子·齐物论》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此道德之意也。

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亦言道言性，言无声无臭：其旨略同于老子。《论语》得老子之文；而《中庸》得老子之意。其大指以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其诸老子所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者耶？此亦道德之意也。明乎此，而后群异各安其所安，众人不失其所是。老子曰：“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不强人以同我，亦不丧我以逐物，夫是之谓达者。庄生所谓：“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用也者通，通也者得。”郭象注：“达者无滞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条畅而自得。”夫是之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不知此者，不足以发道德之意，而读老子之书。

三、《道德经》之本子

考《道德经》之最古者，当推战国时河上丈人注本。《史记·乐毅列传》载：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隋书·经籍志·道家》载：“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亡。”今古文不可考。然考《汉书·景十三王传》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籍，《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则是汉世《老子》传写，有《古文本》矣。其书亦不传世。所传者，独推《河上公注本》为最古。

据葛洪《神仙传》谓：“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汉孝文帝时，居河之滨。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诣问之，即授《素书道经》。”《隋书·经籍志·道家》载“老子《道德经》二卷，汉文帝时河上公注。”则是汉文帝问道之河上公，非乐臣公所师之河上丈人也。然太史公习道论于黄子，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艺”，尊其所学。于《曹相国世家》叙：“师盖公，其治要用黄、老术。”《留侯世家》言：“从赤松子游，学辟谷道引轻身。”《陈丞相世家》称：“阴谋道家所禁。”《外戚世家》云：“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儒林列传》又叙：“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汲郑列传》言：“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莫不备著其事。使汉文帝有问道之河上公，焉容不纪？然按其书言河上丈人，而不及河上公，其不可信者一也。且刘向父德，少修黄、老术，向亦有《说老子》四篇，世传老子之学，然而奉诏校诸子，条其篇目，道家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亦不及《河上公注》。倘有其书，岂有不见之理！其不可信者二也。又按孔颖达《礼记正义》称：“马融为《周礼注》，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则是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何以是书作于西汉，注已散入各句之下！其不可信者三也。盖本流俗人所为，托于神仙之说。其分章均有标题，如第一章曰“体道第一”，第二章曰“养身第二”，得八十一章。以《上经》法天，天数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经》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遂为后世言老子章句者之祖。此一本也。

汉成帝时，蜀人严遵乃以阴道八，阳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与河上公不合；然其书不传，仅吴澄《道德经注跋》中连称及之耳。此又一本也。

至魏正始之世，山阳王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以为书中“佳兵者不祥之器”，至于“战胜以丧礼处之”，非老子之言。注《老子》，为之指略，题其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此又一本也。然隋陆德明《老子音义》，自称“依王本”，而析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则王弼本有分经、不分经之两本矣。德明又屡言“河上公为章句四卷”，“河上公授汉文以《老子章句》四篇”，与《隋书·经籍志》载“老子《道德经》二卷，汉文帝时河上公注”者又不同，则河上公本亦有二卷、四卷之两本矣。是王弼本与河上公并行。

唐贞观初邺人傅奕考核众本，勘数其字云：“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则是河上公、王弼两家之书，各有二本；歧之中又有歧焉。又言：“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齐处士仇岳传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见彭耜《道德经集注》引老子实录，据此则河上丈人本，唐傅奕尚及见之，《隋志》云亡者，非也，而以为“圣人常养教人，故无弃人，常养教物，故无弃物”四语，独得诸河上公，而古本无有。）别校定古本，清人镇洋毕沅刻入《经训堂丛书》者是也。此则于河上、王弼两本之外，别出一本者也。

然世所行者，非河上，则王弼。据所知者，王弼注有武英殿校刊华亭张之象本，有浙江官书局重刊张本，有遵义黎氏《古逸丛书》集唐字本，而《河上公章句》，则有易州景龙刻石本、吴云刊广明元年经幢残本，绩语堂碑录广明元年经幢残本，刘承幹刊《道藏》成玄瑛道德经义疏本，常熟虞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宋本，世德堂本。而京师图书馆藏有唐人写卷子残本，亦与河上本合。《唐书·刘知幾传》称：“开元初，知幾尝议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共黜其言，请兼行二家。”弼学虽兼行，而河上本犹流传于民间。宋则众本杂出，率祖河上。故熊克于乾、道间求王弼本，至谓近世希有，久乃得之。今行王弼之张之象本，即熊氏所得，晁说之称为近古者也。此外宋人又有江安傅氏《双鉴楼藏范应元集注老子道德经古本》，每章均有标题，如第一章曰“道可道章第一”，第二章曰“天下皆知章第二”。题曰古本，不知所从出，颇与傅奕本同。其举王弼本与古本同者，核之弼注，皆信；而与今弼本则不合，近刊入《续古逸丛书》者也。此又一本也。近世杭县马叙伦会核众本，而旁参近代王昶、纪昀、毕沅、严可均、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谭献以及陶方琦、易顺鼎、刘师培诸家之校识，钩稽，撰《老子核诂》四卷，罔不订其同异，证其是非，良足以资讲诵，备考论者焉！

四、《道德经》之读法

桐城吴汝纶言：“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字，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谊，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见《天演论序》。）余观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则所谓“一干而枝叶扶疏”者也。凡书之一干而众枝者立言有纪，错事有会。途虽殊，其归则罔。虑虽百，其致不二。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姑以鄙意，拟其读法：

第一，通其指意　老子言道德，世人之所知也；而老子之所以言道德者，则或世人之所未知。其一，老子之观道，始于“知常”，终于“斠玄”，两义一贯，斯通道纪。而《老子》书开宗明义之第一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俞樾《诸子平议》谓：“常与尚，古通。尚者，上也。常道，犹之言上道也。”不知“常”者，绝对不变之称：（《韩非子·解老》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惟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之常，而常者无攸易。）而五千言之所反复阐明者，“知常”之第一义谛也。夫“知常”要于“观复”；而“观复”必先“守静”。故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常无名”。“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习常。”“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一编之中，三致意于斯。使循“常”、“尚”之通假，而读“常道”为“上道”；则“知常”、“习常”、“道常无名”、“道常无为”，如此之类，更作何解？然则道之“常”何耶？以“有”为“道之常”耶？则“无名天地之始”。以“无”为“道之常”耶？则“有名万物之母”。若以“不可道”者谓是“常道”，“不可名”者谓是“常名”；则滞于“常无”，活句翻成死句矣！道德五千言，无一而非活句；老子所谓“正言若反”也，不知此义，何能读五千言？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者，悬也；物理之所通摄而不滞于物者，皆玄也。”（采严复《评老子说》。）夫建“常无”一义以观道妙而明“有”之非真“有”；又建“常有”一谛以观道徼而明“无”之非真“无”；然后通摄有无而无所滞，斯之谓“玄”。然则“玄”之一义与佛所称“涅槃”，同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之云，与云“不可名言”，“不可言喻”者迥别；亦与云“不能思议”者大异。假如人言见奇境怪物，此谓“不可思议”，又如深喜极悲，如当身所觉，如得心应手之巧；此谓“不可言喻”。又如居热地人，生未见冰，忽闻水上可行。如不知通吸力理人，初闻地圆对足底之说，茫然而疑，翻谓世间无此理，实告者妄言；此谓“不能思议”。至于“不可思议”之物，则如云“世间有圆形之方”，“有无生而死”，“有不质之力”，“一物同时能在两地”诸语，方为“不可思议”。此在日用常语中，与所云谬妄违反者，无以异也。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真所谓“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一言，乃佛书最为精微之语也。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自世尊宣扬正教以来，其中圣贤于“涅槃”，皆不著文字言说，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然而津逮之功，非言不显，苟不得已而有云，则其体用固可得以微指也：一是“涅槃”为物，无形体，无方相，无一切有为法，举其大意言之，固与寂灭真无者无以异也。二是“涅槃”寂不真寂，灭不真灭。假其真无，则无上真偏知之名，乌从起乎？此“释迦牟尼”所以译为空寂而兼能仁也。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脱苦趣，福慧两足，万累都捐，断非未证斯果者所及知，所得喻；正如方劳苦人，终无由悉息肩时情况，故世人不知，以为佛道若究竟寂灭空无，则亦有何足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烦恼而归极乐，所得至为不可言喻；故如渴马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诚非凡夫所与知也！涅槃可指之义如此。第其所以称不可思议者，非必谓其理之幽妙难知也；其“不可思议”，即在“寂不真寂”、“灭不真灭”二语，世果何物乃为非有非非有耶？譬如有人，真死矣而不可谓死；此非天下之违反而最难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议”也。此不徒佛道为然，理见极时，莫不如是！盖天下事理，如本之分条，水之分派，求解则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众异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它异通于大同。当其可通，皆为可解；如是渐进，至于诸理会归，最上之一理，孤立无对，既无不冒，自无无通；无无通，则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议”也。此所以毗耶一会，文殊师利菩萨唱不二法门之旨；一时三十二说皆非，独净名居士不答一言，斯为真喻！何以故？不二法门，与思议解说二义相灭，不可同称也。此为“不可思议”之真实理解；（自不可思议之云以下，采严复译《天演论》案。）亦“玄”之真实理解。此“同”之所以“谓之玄”；“可道”之所以为“非常道”；而老子所为称“不言之教”者也。然老之称“玄”于“不言”，与佛之证“涅槃”于“不可思议”同；而所以证之者则大异。盖一修般若以证涅槃；一弃知以求玄同；一明心见性；一归真返朴；故有异也。此老子之观道也。其二，老子之体道。道之常曰“玄”；而得道之常以体诸身者曰“玄德”。德之证玄，极于致虚，竺于守静；而欲守静，必先为雌。观于老子著书，好以阴性为喻；如云“万物之母”，云“玄牝”，云“为雌”、“守雌”，与《周易》之扶阳抑阴者不同；疑出《易归藏》义也。《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贾公彦云：“《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故名《易》为《归藏》也。”道家言多本黄帝；如伪《列子》称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数语为出黄帝书；而黄帝之《易》为《归藏》，以纯坤为首，与老子“为雌”、“守雌”之旨合。《周易·系辞传》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先言坤而后言乾，正合《礼·礼运》所称“坤乾之义”。谓《归藏》商《易》，首坤次乾；与他处之言乾坤者不同；疑亦袭《归藏》语。老子曰：“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而《易·乾坤凿度》称“乾为天门”，则是“天门”者“乾”；“辟户谓之乾”，故曰“天门开”。《万形经》曰：“天门辟，元气易，始于乾也。”而老子之道出《归藏》，贵于阖能为雌；故以此致问，盖惟“雌”，虚而能受。惟“雌”，伏而无为。故曰：“致虚极；守静竺；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此老之与《易》所为不可相提并论也。夫《易》观变，《老》知常。《易》见天下之动，故首乾。《老》守归根之静，故为雌。而魏、晋士大夫之好谭玄者，乃以《老》与《易》联称，并《庄子》为“三玄”，宁必为知其类也乎！

第二，审其篇章　《老子》分章，世率依河上公《八十一章》本，然支离胶扰，多不可通。元大德间临川吴澄以翰林告疾归，自京南下，留清都观，与门人论《老子》书，因正厥讹而撰《道德真经注》；后自跋云：“庄君平所传章七十二；诸家所传章八十一；然有不当分而分者，定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六十二字。凡五千二百九十二字。”虽以意为之，而不必于古有所考。然揆其意，固不以《河上公章句》为是者也。至于有清，桐城姚鼐曰：“《老子》书，六朝以前多为之注者，而其本不传。有所谓《河上公章句》者，盖流俗妄人作之而托于神仙之说；其于《老子》书，宜合而分，宜分而合者，谬合易见，而行之既久。洎宋苏子由之伦，博学深思，《老子》书尤其所用意，乃守其分章之失，于文义甚不可通者，乃穿凿附会，缴绕其词以就之。（见《老子章义·自题》。）夫著书者，欲人达其义，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尝不明贯；必不故为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难通者，人好以己意乱之也。”（见《老子章义》序。）因撰《老子章义》，颇欲有所正；少者断四字（报怨以报），七字（治大国若烹小鲜），八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九字（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为章；多则连字数百为章；其间以意易置前后，仍得八十一章，上篇三十一，下篇五十，顾第勿深考，有有违，未可以一概定也。其后德清俞樾撰《古书疑义举例》，中论《分章错误》，言：“《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数句，当属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并用“以此”二字为章末结句是也。“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乃别为一章。而姚鼐《章义》则去“以此”二字，而移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两语，于“然哉”之下，接“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之上；言：“有道不以兵为正，则走马以供粪田事矣！无道以兵为正，则戎马生郊，天下多怨恶而民贫矣。‘粪’、‘贫’与下‘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之‘昏’合韵。”与俞樾说又不合也。杭县马叙伦谓：“姚鼐颇欲正，又率尔不择事据。钩稽，俞氏为胜！”然俞氏零章偶举，未逮全书！马氏会勘众家，重有核定，写附《老子核诂》之后，不分上下篇，得一百一十四章，少者断六字乃至十字为章，（“多言速穷，不如守中”，八字为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十字为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七字为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九字为章。“言有宗，事有君”，六字为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八字为章。）多者不过百余字。（“大国者下流，至则大者宜为下”，百四字为一章最长。）然马氏徒核于字句，而疏于篇章；分章太碎，义未融贯，视诸家伯仲之间耳！《老子》原分章次盖不可知，或据《韩非子·解老篇》以为分五十五章者，亦未可信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仆所为不能无望于善读书者焉！

第三，旁籀诸子　今按道家如《文子》、《庄子》、《列子》，法家如《慎子》、《韩非子》，名家如《尹文子》，杂家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诸书，于《老子》书咸有籀明，其中《文子》、《列子》出伪托；然造自魏晋人手，要是汉以前古说。余生也晚，汉以前说《老》之书，如邻氏《经传》、傅氏《经说》、徐氏《经说》，以及刘向《说老子》诸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既逸不可睹。《河上公注》依托，又益肤浅。古义湮坠！吾侪生老子之后，亦既数千年于兹；而欲籀明其指，要必藉乎《庄》、《列》诸子说《老》之书。何者？以其近古而俗变类，闻见亲而知真也。然余读诸子书之说《老》者，籀诵厥文，盖有二体：一说解之以意，而结以“故曰”，引老子之言，《韩非子·解老》是也。一晓譬之以事，而结以“故曰”，引《老子》之言，《韩非子·喻老》是也。其他如《庄子》外篇《胠箧》引《老子》“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老子》“大巧若拙”；《在宥》引《老子》“绝圣弃知”；《知北游》引《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引《老子》“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淮南子·原道训》引《老子》“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引《老子》“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得失之”。皆《韩非子·解老》之属。说解之以意，而结以“故曰”者也。至《庄子·知北游》引《老子》“行不言之教”；及《淮南子·道应训》引“《老子》曰”；则《韩非子·喻老》之体，晓譬之以事，而结以“故曰”者也。二者意为周、秦诸子说《老》之通行文体耶？独《尹文子·大道上》说《老子》“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大道下》说《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皆先引《老子》曰，而后敷畅其义。《文子》亦然；而所引《老子》，盖益非五千言语，要于诸子为说《老子》别体矣！

第四，会核众注　《老子》书，唐朝以前，解者甚众，后蜀道士杜光庭笺注六十余家，姓名见明人焦竑撰《老子翼·附录》，而系以衡论曰：“河上公，（见《河上公老子章句》二卷，今存。）严君平，（汉成帝时蜀人，名遵，有《道德指归论》十四卷，残卷一之卷六六卷，刻入毛晋《津逮秘书》，亦疑伪托。）皆明理国之道。松罗仙人（无考），魏代孙登，（字公和，《隋书·经籍志》云：老子《道德经》二卷，《音》一卷，晋尚书郎孙登注。）梁朝陶隐居（梁隐居陶弘景，武帝人。《唐书·艺文志》有陶弘景注四卷。）南齐顾欢，（字景怡，南齐隐士。《隋书·经籍志》云：《老子义纲》一卷，顾欢撰。《唐书·艺文志》云：顾欢《道德经义疏》四卷，又《义疏治纲》一卷。）皆明理身之道。苻坚时罗什，（本西胡人，符坚时自关入中国。《唐书·艺文志》有鸠摩罗什注二卷。）后赵时图澄，（原注本西国胡僧注，上下二卷。）梁武帝，（《隋书·经籍志》云：《老子讲疏》六卷，梁武帝撰。《唐书·艺文志》有梁武帝《讲疏》四卷，又《讲疏》六卷。）梁道士窦略，（原注注四卷，与武帝、罗什所宗不异。）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号小孟。《唐书·艺文志》有孟智周《义疏》五卷。）臧玄静，（原注字道宗，作疏五卷。）陈朝道士诸糅（原注作《玄览》六卷），隋朝道士刘进喜，（原注作疏六卷。《唐书·艺文志》有道士刘进喜《老子通诸论》一卷。）唐朝道士成玄瑛，（《唐书·艺文志》：道士成玄瑛，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又《开题序诀义疏》七卷。注：玄瑛字子宝，陕州人，隐居东海。贞观五年，召至京师。永徽中，流郁州。）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诸人无考），皆明重玄之道。何晏，（《唐书·艺文志》有何晏《讲疏》四卷；又何晏《道德问》二卷。）钟会，（《隋书·经籍志》云：老子《道德经》二卷，钟会注。《唐书·艺文志》有钟会注二卷。）杜元凯（其书无考），王辅嗣（注二卷行世），张嗣，（《隋书·经籍志》云：梁有《道德经》二卷，张嗣注。）羊祜，（《隋书·经籍志》云：梁有老子《道德经》，晋太傅羊祜解释。《唐书·艺文志》有羊注二卷，又解释四卷。）卢氏、刘仁会（两人无考）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诸家禀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宗旨之中，孙氏为妙矣！”论列唐以前解《老》诸家，明其指意，皎若列眉；亡者什九，仅得见者，独《河上公章句》、《严君平指归》、《王弼注》、《顾欢注疏》、《成玄瑛义疏》、《李荣注》六种而已！若论宗旨，梁武帝、孙氏为胜；惜其书不传也！宋贤解《老》，苏辙为著；其《道德经解》二卷，大旨主于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说以相比附。其兄轼跋曰：“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朱子谓其援儒入墨，作《杂学辩》以箴之。然在儒家为异说，在道家则本旨也。临川吴澄，元之儒者，学出象山，以尊德性为本；所撰《道德真经注》四卷，与苏辙旨意略同，亦足以自畅其说。然一家之见，发义未宏！独焦竑采韩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纂其精要，裒为《老子翼》一书；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标举姓名，列本章之后，其音义训诂，但取一字一句者，则仿裴骃《史记集解》之例，联贯其文，缀本章末句之下，裁择有法，上下篇各为一卷。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特为精审；其大指主于阐发玄言，而论“老子非言无之无，而明有之无”。何以言其然？盖无之无者，是舍有以适无者也；其名为断。有之无者，是即有以证无者也；其学为归根苟物之各归其根也，即芸芸并作，而卒不得名之曰有；此致虚守静之极也。大抵学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见色而不见空，故释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无，故老明有即无。审知有之即无也，则为无为，事无事，而为与事，举不得以碍之矣！此焦竑著书之意也。同时释德清号憨山道者，参修心宗，精习楞严、法华，于《老子》书恍有得，撰《道德经解》，乃以禅证老，以惟心止观印决五千言；细玩沉思引申，阅十五年，言有会心，即托之笔，必得义以遗言，因言以见义，或经旬而得一语，或经年而得一章，深有得于离言之旨；欲请益于焦竑，不果。阒寂三百年以至挽近石埭杨文会出，深叹“竑所辑《老子翼》，阙《憨山》解，诚为憾事！”而文会湛深禅觉，撰《道德经发隐》，乃以禅悟发老学，重申“重玄”之旨，以为“无名天地之始”无而忽有，有即非有，有既非有，始亦无始。“有名万物之母”，有名无体，依无名起；起即无起，谁为其母？天地万物，当体空寂也，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妙者缘起万有也！即无以观于有，则常无而常有矣。“常有欲以观其窍”，窍者空洞无物也，即有以观于无，则常有而常无矣。二者俱常，不坏理而成事；不离事而显理；名虽异而体则同。大抵开章用“有”、“无”二门交互言之，以显玄旨，为《道德》五千言之纲领；犹之《心经》用“色”、“空”二门，两相形夺，以显实相，为般若六百卷之肇端也，“无”亦“玄”，“有”亦“玄”，度世经世，皆无二致，乃此经之正宗，可谓理事无碍法界矣！更有向上一关，若不透过，犹未造极；直须“玄之又玄”，方称“众妙之门”也！此重玄法门，乃神圣所证之道，世人罕能领会！后世参《华严》宗旨者，以十玄六相等义发明事事无碍法界，方尽此经重玄之奥也。“重玄”为宗，发自孙登，而其言不可得考！如杨文会者，则可谓嗣孙登之绝响，而能发老氏之玄谛者也！爰书其指以殿于末。

余耽诵老言，十年于兹，粗写睹记，以备览观，倘有遗旨，待补它日！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写于光华大学。

《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

十年以来，桐城姚鼐《古文辞类篹》一书，时贤诟病，几等不足齿之伧！然余以为《姚篹》之病在取径太狭，既不如《曾钞》（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博涉经子；而择言偏洁，又不如《李钞》（李兆洛《骈体文钞》）之足有才藻；规模未宏，自是所短！至分类必溯其原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辙，近儒章炳麟曰：“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见《菿汉微言》。）后之续者，有遵义黎庶昌、长沙王先谦两家。然黎氏之书，上采经史，品藻次第，一准绳其师曾国藩之言，要为《曾钞》之别子，而非绳武于《姚篹》也。惟王氏之辑，志在续姚，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九家，论其得失，区别义类，悉遵姚氏，斯可以窥见文章之流变，而觇当世得失之林焉！

一、解题及其篹例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古文辞类篹》者，盖桐城姚鼐分类篹辑古之文辞而为总集之一，篹之为言论篹也，盖本《汉书·艺文志序》论语称“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一言；姚氏《序目》称“以所闻见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篹》”者是也。盖编次之际，姚氏曾以所闻见详经论说而不为苟然；如《序目》考论文体十三类之起原，及诸篇之注按，是也；故依《汉志》题“篹”，师古注：“篹与撰同”；或题曰“纂”者讹也。（姚氏之非题“纂”，本滁州李承渊校刊《古文辞类篹后序》，而详加以考证。）

惟总集之作，导源《诗》、《书》。《诗三百》，周诗之总集也。《书》百篇，周以前文之总集也。考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见刘知幾《史通·六家篇》。）厥为文之第一部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义礼，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见《史记·孔子世家》。）厥为诗之第一部总集。惟《诗》者，风、雅、颂以类分。而《书》则虞、夏、商、周以代次。盖《诗》者，开后世总集类编之先河。而《书》则为后世总集代次之权舆者也。然《诗》、《书》二者，崇入经部，不以隶集。

《晋书·挚虞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之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论者胥推为总集之祖！其书逸不传；而体裁犹可悬想而知；盖《志》如《书》之按代次？而《流别》疑如《诗》之依类分者也？特后之辑者，鲜有按代。独明梅鼎祚之《文纪》、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起皇古迄隋，以时先后为次；是为总集家变例。而自梁太子《昭明文选》以下，亡虑分类者为多。古文辞类篹者，盖古文辞辑而论篹之按类者也；故题曰“类篹”。然总集之分类不一：《昭明文选》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三十七类。而姚氏斥其“分体碎杂，立名可笑”；而以后来编集之相仍者为陋，故不之采，其类篹定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而文之体类始明。盖以体势分也，此一法也。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分古今文为“放胆”、“小心”二种。后来曾国藩本姚氏阴阳之说，（见《续篹·姚姬传复鲁絜非书》。）而衍之为《古文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或者暗觑谢氏之筋节而之《姚说》？张其旗鼓，谓为前人所未发！自今观之：“气势”、“趣味”，“放胆”文也。“识度”、“情韵”，“小心”文也。（此采予弟孙卿之说，见《文章举隅序》。）此以神理分也，盖又一法也。至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则以作用分，曰“辞令”，曰“议论”，曰“叙事”，而殿之以诗歌一体。后来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析体十一而综以三门：曰“著作”，即真氏之议论；曰“告语”，即真氏之辞令；而所谓“记载”者，则真氏之“叙事”也，盖异名而同用者尔？此又一法也。三者之中，厥以分体势者为夥。然总集分体之可考见者，莫古于《文选》三十七类。明而未融，姚氏不取；要为有见！今按其中如“骚”、“七”之别类，“诏”、“册”、“令”、“教”之分四类，“表”、“上书”、“弹事”之分三类，“启”、“笺”、“奏记”、“书”之分四类，“颂”、“赞”、“符命”之分三类，“序”、“史论”、“史述赞”之分三类，（史论、史述赞皆史，汉纪传后论赞要为序跋之类。）“诔”、“哀”、“吊文”、“祭文”之分四类，及“碑文”、“墓志”之别为二，如此之类，皆全不知体要；而因名立类，每类之文，或廑一两篇。姚氏所谓“立名碎杂”者也。至《七发》诸篇不并入“骚”而别题“七”；策秀才诸问不题“策问”而题曰“文”；班、范前后《汉书·纪传赞》不并入“史论”而别题“史述赞”；哀永逝诸文不并入“诔”或“吊文”而别题“哀”；如此之类，杜撰题目，展卷茫然，不得其解。姚氏所谓“立名可笑”者也。

姚氏以《文选》之“序”、“史论”、“史述赞”并入“序跋”；“表”、“上书”、“弹事”并入“奏议”；“启”、“笺”、“奏记”、“书”并入“书说”；“诏”、“册”、“令”、“教”、“文”、“檄”并入“诏令”；“赋”、“骚”、“七”、“对问”、“设论”、“辞”、“连珠”并入“辞赋”；“诔”、“哀”、“吊文”、“祭文”并入“哀祭”；“碑文”、“墓志”并为“碑志”；“箴”、“铭”并为“箴铭”；“颂”、“赞”、“符命”并为“颂赞”；实较昭明为简当！而别增“传”与“状”为一类；“赠序”、“杂记”昭明所无，以拾其遗；篹古文辞，要为明其伦类！顾挽近以来，或以昭明总集之眉目而相震惊；又捶桐城已死之虎，寻响捕风，崇《萧选》而薄《姚篹》，以为不足与斯文；尚得为知其类也乎！或者又以《篹》不采《诗》为姚病！然韵散殊体，《诗》、《书》别经，自古已然，奚独以为《姚篹》病！余昔读《四库全书提要》撰录总集，论文论理，发其殊途；而于篹例；阙然未有论列；因泝源《诗》、《书》而为《姚篹》疏通证明，发其大凡于此。

二、《古文辞类篹》之本子

此《篹》当为姚氏未及论定之书。而通常习见者三本：一嘉庆季年姚氏门人兴县康绍镛巡抚粤东得武进李兆洛所藏刊本，而李氏任雠校焉。一道光五年江宁吴启昌刊本；姚氏弟子管同、梅曾亮、刘钦任雠校焉。“康刻”据乾隆中叶姚氏主讲扬州梅花书院钉本。而“吴刻”则据姚氏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所授本，与“康刻”本互有异同。盖“康刻”入方苞、刘大櫆之文；而授“吴本”无云，“以姚命”增入焉。意者姚氏亦知方、刘之不逮古作者；而阿好乡人之私，卒有不自克也耶？“康刻”有圈点而“吴刻”祛圈点者。据云“姚氏晚年嫌‘圈点，近时艺’，未及刊落”故以授吴而命去之也。然姚氏少子曰雉，藏父晚年订稿本，字里行间，圈点狼藉，又与“吴刻”之无圈点者不同；卒未闻末命刊去。可知姚氏此书毕生论篹，而未以为惬。“康刻”固早年手笔，“吴刻”亦不为定本矣！昔贤之竺老于学而不倦勤有如是者！迄光绪之世，滁州李承渊好姚氏书，参据康、吴两刻，而见《史记》、前后《汉书》、《文选》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家专集旧椠，有关姚氏《篹》录之文者，随时校勘字句，用朱墨笔注上下方；其圈点则过自“雉本”，而得之雉乡人兰陵逸叟转录者也。既，博考群书，正其句读，矻矻二十年，勒为定本，世传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是也，殆视康、吴两刻后来居上矣！“吴刻”之祛圈点，云“本姚意”，然事无佐证，而圈点之于《姚篹》，实有不可祛者。考姚氏《答徐季疋书》称“圈点启发人意，愈解说”。及篹此书，圈点评注，厘订再三。桂林吕璜者，自宜兴吴德旋而私淑诸姚氏者也。尝称吴氏诰以读《姚篹》之法，曰：“《古文辞类篹》，启发后人，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一圈两圈者；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正须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于文思过半矣！”语见《初月楼古文绪论》。而吴与姚氏同时交好，其言当有所本。今以吴氏之说，籀诵康、李两刻，而窥其圈点用意之所存，诚有在寻常笔墨蹊径之外者！知吴氏之言，不尽诬也！

挽近以来，徐州徐树铮尤喜谈姚氏之学，加墨此《篹》，且集上元梅曾亮、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诸家批点，旁考诸集评识，标于“康刻”眉间，而折中以己意，最为精审！桐城文章老宿马其昶、姚永概诸人，序而刻焉；所谓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篹》是也。则又于康、吴、李三刻之外，别成一家矣！

三、《古文辞类篹》之前因后果

巴陵吴敏树曰：“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篹》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已也。”（见王氏《续篹·吴与篠岑论文派书》。）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参观王氏《续篹例略》、曾涤生《欧阳生文集序》。）挽近或以古典文学少桐城，未为知桐城也！不知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自康熙朝，侍郎方苞以古文鸣海内，上接明之归有光；而有光之所以见重后世者，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言之綦详；谓：“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原文见王氏《续篹》。）今考明自洪武而还，运当开国，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杨士奇文章特优，一时制诰碑版，出其手者为多！仁宗雅好欧阳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则稳称，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所谓台阁体，是也！庙堂之上，郁郁乎文！弘正之间，茶陵李东阳出入元明，沿流唐代，擅声馆阁，推一代文宗，而门下士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异军突起，乃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韩。”为文故作艰深，钩章棘句，至不可句读，持是以号于天下，而唐宋之文扫地以尽！既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唐宋之坠绪以相撑拄！盖宋元以来，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奥衍。王、季之起，文以沈博伟丽为宗，其极渐流于虚骄，虚骄之极，不得不返而求平实。一张一弛，两派迭为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至嘉靖之际，历城李攀龙、太仓王世贞踵起，更衍何、李之绪论，谓：“文自西京，诗至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而世贞才尤高，地望尤显，声华意气，笼盖四海。独归氏绍述欧、曾，矫以清真，至诋世贞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而不为钩章棘句者，归氏之力也！

苞敩归氏而衍其旨，力崇雅澹而排涂饰，倡义法；谓：“自南宋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无一雅洁者。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故曰：“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后之所以浸不厌人意而别出阳湖派、湘乡派者以此；然初之能风靡一世而莫之京者亦以此！其乡人刘大櫆继之，遗风遂畅。姚氏尝受古文法于刘氏，然自以所得为文，不尽用刘氏法。刘氏为文学庄子，尤喜摹昌黎，而气不足以举其辞！其篇法之洁，不如方氏；而意度之舂容，又视姚为逊。论者胥称三家，而刘氏有蜂腰之讥也！顾当刘氏之世，吾常州堠山钱氏有伯坰字鲁思者，尝亲受业刘氏之门，时时诵师说于其友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州部士夫，素胜俪语，而张氏辞赋能追司马相如、杨雄之所为，撰《七十家赋钞》，尤藉藉人口，厥后乃多治古文者。于是常州有桐城之学！此则著于阳湖陆祁孙《七家文钞序》者，可考按也！（文见王氏《续篹》。）然在桐城士夫，方欲螟蛉我常州人而诏之曰“似我似我”。讵知州滨具区而处，山水明丽，风土所会，绮体为近；虽有大力者莫之能回！士之学为文章者，莫不取径汉魏六朝；晚乃效韩愈、欧阳修为古文，（恽敬《张皋文墓志铭》曰：“少为辞赋，尝拟司马相如、扬雄之言；及壮为古文，效韩氏愈、欧阳氏修。”文见王氏《续篹》。）其能者，实能属辞瑰伟，声情健茂；以视桐城之上承归氏，“修辞虽极雅洁，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者，（曾国藩曰：“方溪修辞极雅洁，无一俚语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见薛福成《论文集要·曾文正公论文上》。）颇亦足救声味稀淡之病，学者稍稍好之。于是附庸蔚为大国，而有阳湖派之目！迨李兆洛起，则尤盛扬其波，篹录《骈体文钞》以与姚氏此《篹》作旗鼓之当，而崇汉魏六朝为不祧之祖；至谓学古人之文舍是末由！泾县包世臣作《李氏傅》，所谓“时论方崇归、方，薄骈体而扬散行；而先生则谓‘唐宋传作，无不导源汉魏；汉魏之骈体，即唐宋散行之祖’”者也！虽然，李氏自为文之“澂然而清”、“秩然有序”，则固揆之陆氏序《七家文钞》所称“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殊途而合辙者。顾王氏续篹，取恽敬、张惠言而不收李氏文者；倘谓恽、张之源出桐城，陆氏序明著之；而李氏《骈体文钞》之于姚氏此《篹》有违指也耶？抑何暖暖姝姝一先生之言而不自广也！

自李钞骈体，开设户牖，而阳湖古文之学，乃别出于桐城，然其流所衍，比之桐城为狭！而桐城派三字，始于题自姚氏，姚氏以前，罔有也！新安程晋芳、历城周永年与姚氏欢好，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见姚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文载王氏《续篹》。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只称周书昌语，而近来兴化李详论桐城派，以为程语斥曾非是。然姚序并称程、周，语意甚明，曾特遗程耳，不必李之为是而曾之为非也。特以姚序为准，而附辨其说于此。）隐若以姚氏承方、刘而相推肩斯文之统。姚氏亦曰：“经学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见《吴定金先生榜墓志铭》。）一时之言文章者，翕然归服焉！然姚氏不敢以自承，其与王惕甫书，但自居于宋穆伯长、柳仲涂一流，为扬徽之首涂，声闻过情，姚氏若有歉然！徒以乾嘉诸老，姚氏最老寿，从容论说，深造而自有得。其文为世所称诵者，词旨渊雅，夐绝尘表。

姚氏既死，而门弟子播天下者，称述其术，竺好而不厌。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东树、姚莹，四人者称高第弟子；而梅曾亮名最高！然梅氏之文，浸淫六朝，（见梅氏《管异之文集书后》，载王氏《续篹》。）意度萧闲，而辞句矜练，于阳湖诸老为近，而与姚氏不同。（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曰：“梅先生为余言：‘归氏学自桐城方灵皋氏，后姚姬传氏得之。’梅先生盖亲受学于姚氏，而其为文之道亦各异。”见王氏《续篹》。）顾同时憙宗姚氏者，群尊梅氏为魁，如孔门之有若焉！姚氏之薪火，于是为烈！复有朱琦、龙启瑞、王拯、曾国藩、冯志沂、邵懿辰之徒，相与附丽。于是桐城古文之学大张！

诸人者，既一时通儒硕望；而曾氏为《欧阳生文集序》，复条其流衍，亟推姚氏，至列之《圣哲画像记》，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曾氏于咸同之际，勋名莫二，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而姚氏之名益尊，昭昭然若揭日月！独吴敏树《与书欧阳篠岑》，以曾氏《欧阳生文集序》称引相及，力自剖别，谓：“非素喜姚氏者。时论称刘姚之学，习于名而未稽其实；譬之江西诗派，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而心折者在归、方；谓：“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然此二家者皆断然自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原文载王氏《续篹》。）顾曾氏则以为“姚氏突过归、方，吴氏比之吕居仁，讥评少过！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姚氏则深造自得，其文为世称诵者，皆义精词俊，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然姚氏固有偏于阴柔之说，又尝自谢为才弱矣！而其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真伪，论文亦多诣极之语，有古人所未尝言，姚氏独抉其微而发其蕴者！惟极称海峰，不免阿私所好，要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见曾氏《复吴南屏两书》，载王氏《续篹》。）斯为平情之论！然吴氏非素喜姚；而文之意境闲眇，神逸而韵流，乃与姚为不期之似！（王氏《续篹例略》曰：“南屏沉思孤往，其适于道也；与姚氏无乎不合。”）曾氏论文从姚入而不必从姚出；其自为文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杨、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特起于桐城之外而自树一派，可名之曰湘乡派。（王氏《续篹例略》曰：“曾文正公亟许姬传。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其尤倬倬者，则有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薛氏致力事功，未遑殚精学问；而雄直之气，无忝于师门。（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曰：“叔耘辞毕醇雅有法度，不规规于桐城论文，而气息与子固、颖滨为近。”）黎氏入官虽早，然治文字颇劬，其持论大指以为“桐城宗派之说，流俗相沿以隃百岁，其敝至于浅弱不振；为有识者所讥！然本朝之文，其体实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词始雅洯。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亡可偏废。”（见黎氏《续古文辞类篹序》。）于是上赓《姚篹》以阐扬师法而救桐城之敝。此于湘乡之学，特究阃奥；如桐城之有《姚篹》，阳湖之有《李钞》矣！张氏于曾门四子才最高；而吴老寿，至清季犹存，屹然海内文伯；而独心折张氏，以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杨、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弱薄，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解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见吴氏《与姚仲实论文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二人者，造诣不同，而祢曾则一。桐城已在祧列，而桐城之再盛，要以其县人马其昶为后劲！其昶少小耽文章，尝请古文义法于吴氏。吴氏则戒作宋元人语曰：“是宜多读周、秦、两汉时古书。”此湘乡之师法；而非桐城家言也！又言：今天下宿乎文者，无过张廉卿。子往问焉，吾为之介。赋诗一篇，谐庄杂出，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见马氏《书张廉卿先生手札后》。）此特一时谑戏之言，而不必以为定论！顾马氏则自以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而义无所让，有《抱润轩集》。义宁陈三立跋其目曰：“曾、张而后，吴先生之文至矣！然过求壮观，稍涉矜气。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或反掩吴先生者以此也！”盖吴氏闳湘乡之师法；而马氏袭桐城之家风，故不同也。侯宫林纾特与马氏友善，又自称“文章见赏吴氏”（见林氏《赠马通伯序》。），依桐城之末光，清季之言文章者宗焉！顾其文气矜为隆，殆甚吴氏；匪马氏之体气闲适，上追姚氏者可比！马氏妻弟曰姚永概者，姚氏之从孙也，擅其家学，有《慎宜轩文集》，其为文章，遣言措意，切近的当，而自澹荡有致，可谓“聿修厥德，无忝尔祖”者！（林氏《慎宜轩文集序》曰：“叔节慎宜轩文，气专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祢其祖矣。”）此与马氏皆足以殿桐城之后劲者矣！顾并马、姚之世，有生桐城之乡而不为桐城之文者，陈澹然也！兀傲自多，雅不喜桐城家言，自命能为太史公，下笔不自休，其至者权奇动宕，恣肆自喜。马、姚二氏于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见陈衍《送陈剑剑潭南归序》。）故以附于桐城之末。

世之毁誉桐城者，徒为尚口之争，罕有条贯之纪！独念桐城者，让清一代文学之中坚也，不有所述，监观何从！近儒梁任公先生《清代学术概论》，叙以短论，特用以为汉学之衬笔。语言而不详；以其于文学非专治也！余搜篹近代文学史料十余年，差有采猎，而董理未遑，谨篹桐城始末，以补梁氏书之阙！亦文章得失之林也！宁只以供读《姚篹》者之参考也哉！

四、《古文辞类篹》之读法

读书之法，贵能观其会通。而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则以笼统为会通矣！余前论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尝拟《姚篹》之读法有二：

第一，分体分类读　学文之道，首在辨体。姚氏此篹，分十三体，《王续》因之。而其文章之得失，不可不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格律，凛然不可侵犯。宁都魏禧论苏明允《上田枢密书》，“首句‘天之所以与我者岂偶然哉’，便已无体！书以道情，开口一句挺然便出议论，直作论耳！书虽文，要与面谈相似”（见张潮辑《日录论文》。），此实不易之论。虽老泉复起，不能以自解也！姚氏亦称“韩退之《伯夷颂》，似太史公论赞，非颂体”；而以入论辩类。至曾国藩论文章之美，分阳刚与阴柔，曰：“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论辩、词赋、奏议、哀祭、传志、叙记宜喷薄。序跋、诏令、书牍、典志、杂记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见《求阙斋日记》。）亦各有所宜也。此外如曾氏评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云：“志墓之文，惧千百年后，谷迁陵改，见者不知谁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语气须是对不知谁何之人说话；此文少乖，似哀诔文序。”（见薛福成《论文集要·曾文正公论文上》。）须于此等处细意看，乃知一体有一体之格。然言文学而一以体格为主，似不免太落迹象，拘于形式而忽于内容；必以内容之分类辅之，而加以观察，则文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若论文学之内容，不外三事：一曰记事；二曰说理；三曰表情。试以姚篹十三类为喻：曰“传状”、“碑志”、“杂记”，文体之适于记事者也。曰“论辩”、“序跋”、“奏议”、“箴铭”，文体之宜于说理者也。曰“书说”、“赠序”、“诏令”、“颂赞”、“词赋”、“哀祭”，文体之用以表情者也。然传状有系论赞以昭监戒；杂记或出议论以发慨叹；则记事也而说理表情寓焉。论辩著陈事由以立断案；序跋次第篇藉以见作意；则说理也而记事不废焉。奏议贵乎责难；赠序志于劝善；则表情也而说理丽焉。颂赞必系行实；哀诔首详履历；则表情也而记事先焉。大抵记事欲其实，不欲其夸。说理欲其显，不欲其奥。抒情欲其真，不欲其饰。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表情妙托兴。“赋”、“比”、“兴”者，《诗》“六义”之三。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赋直而兴微。比显而隐。比之与兴，虽同是托外物；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似阔而味长。人知诗之有赋、比、兴；而不知一切文学之不外于赋、比、兴。所谓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表情妙托兴者，特就其大概言之尔！若细论之，则一体文学自有一体文学之赋、比、兴。试以《姚篹》所录者为例：赋者如事直陈，则有如秦始皇《泰山刻文》，班孟坚《封燕然山铭》，韩退之《曹成王碑》，苏子瞻《表忠观碑》，晁无咎《新城游北山记》，记事文之出于赋者也。贾生《过秦论》，韩退之《原道》、《原性》、《师说》，柳子厚《封建论》，李习之《行己箴》，张子《西铭》，说理文之出于赋者也。司马子长《报任安书》，刘子政《极谏外家封事》，韩退之《送董邵南序》，柳子厚《寄京兆许孟容书》、《与萧翰林俛书》，表情文之出于赋者也。比者以彼喻此，则有如韩退之《毛颖传》，柳子厚《种树郭橐驼传》，苏明允《木假山记》，记事文之出于比者也。韩退之《守戒杂说》，苏明允《乐论》，说理文之出于比者也。韩退之《应科目时与人书》、《送杨少尹序》，表情文之出于比者也。兴者托物兴辞，则有如韩退之《圬者王承福传》、《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山水诸记》，记事文之出于兴者也。扬子云《酒箴》，张梦阳《剑阁铭》，欧阳永叔《集古录自序》，说理文之出于兴者也。杨子幼《报孙会宗书》，韩退之《送孟东野序》，表情文之出于兴者也。即此可知一体文学有一体之赋、比、兴；固不限于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抒情妙托兴矣！明乎赋、比、兴之分类；而后言文学始造微也！

第二，分代分人读　文章一代有一代之风尚，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孟子论诵《诗》读《书》，必推及于知人论世。然不分代分人看，亦无以知人论世也。读《姚篹》、《王续》二书，既分类看以明文之因体而殊；尤不可不分代看以知文之代殊。而一代之中，风尚攸同；然作者性情不能无异，尤必分人看以体认各家面目。朱子云：“学文学诗，须看得一家文字熟，向后看他人亦易知。”（见《语录》。）姚氏亦云：“凡学诗文，且当就此一家用功良久，尽其能，真有所得，然后舍而之他。不然，未有不失于孟浪者！”（见方东树《昭味詹言引》。）曾国藩曰：“初学揣摩古人文，惟须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见《日记》。）斯皆经验有得之谈。而读一家之文，能先检读《二十四史》本传以为知人论世之资，则体认亲切而益有味矣！今按《姚篹》、《王续》所录自晚周以下作者：凡晚周二十六人，曰楚莫敖、子华、赵良、陈轸、苏秦、苏代、苏厉、张仪、淳于髡、范雎、虞卿、乐毅、周、孙臣、鲁仲连、触詟、冯忌、蔡泽、中旗、信陵君、魏加、汗明、黄歇、屈原、宋玉、庄辛、景差。凡秦三人，曰秦始皇、李斯、陈余。凡前汉三十八人，曰汉高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贾山、贾生、晁错、邹阳、枚乘、太史公谈、东方曼倩、司马长卿、董子、淮南王安、淮南小山、严安、主父偃、吾丘子赣、司马子长、路长君、张子高、魏弱翁、赵翁孙、庶子王孙、杨子幼、萧长倩、贾君房、刘子政、匡稚圭、侯应、谷子云、耿育、贾让、扬子云、刘子骏。凡东汉七人，曰汉光武帝、班孟坚、傅武仲、张平子、崔子玉、王子山、诸葛孔明。凡魏一人，曰王仲宣。凡晋六人，曰张梦阳、张茂先、潘安仁、袁彦伯、刘伯伦、陶渊明。凡宋一人，曰鲍明远。凡唐四人，曰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李习之。凡宋八人，曰欧阳永叔、曾子固、苏明允、苏子瞻、苏子由、王介甫、张子、晁无咎。凡明一人，曰归熙甫。凡清四十一人，曰方灵皋、刘才甫（以上《姚篹》）、姚南青、朱梅崖、彭秋士、彭尺木、罗台山、姚姬传、鲁絜非、吴殿麟、秦小岘、恽子居、王悔生、张皋文、陆祁孙、陈硕士、姚石甫、邓湘皋、周星叔、吕月沧、刘孟涂、姚春木、毛生甫、吴仲伦、管异之、梅伯言、方植之、张石州、朱伯韩、冯鲁川、曾涤笙、吴子序、龙翰臣、彭子穆、王定甫、邵位西、鲁通甫、戴存庄、孙子余、管小异、吴南屏（以上《王篹》），都一百三十六家；而桐城派之所自衍者，厥惟四家，曰司马迁（子长）、韩愈（退之）、欧阳修（永叔）、归有光（熙甫）。盖司马迁之文所以卓绝千古，自成一家者，徒以叙事之中有唱叹而已。一推其原，盖本于《诗三百》，所谓“言之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是也。《国风》而后，屈原得之。《楚辞》而后，太史公得之。香草美人，灵均借以抒幽愤；《刺客》、《滑稽》，史迁假以发牢骚；其所以抒发者不同，而所抒发之者则一。《太史公自序》称：“屈原放逐，著《离骚》。《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意。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然则《太史百三十篇》，其文则《史记》也；其情则《诗》、《骚》也。以其情出于《诗》、《骚》，故有唱叹；因有唱叹，故有不尽之意；因有不尽之意，故有神韵。后世得此神韵而发之于卓荦为杰者，韩愈也。其次才力稍逊，而蓄之以纡徐之妍者，欧阳修、归有光也。世称“唐宋八家”，韩、柳弁首；而后学所宗，端在韩愈。然按愈《答尉迟生书》称：“所谓文者，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书载《姚篹》）其自为文，安雅而奇崛。厥后李翱（习之）学其安雅，庶几“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者乎！皇甫湜似其奇崛，倘云“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者乎！是皇甫湜、李翱皆有韩愈之一体。其衍李翱之“优游”一体者，至则为欧阳修（永叔）之神逸；不至则为曾巩（子固）、苏辙（子由）之清谨。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则为王安石（介甫）之峻奥，不至则为苏洵（明允）、苏轼（子瞻）之奔放。而欧阳修深远矣！兴化刘熙载曰：“太史公，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端乃觇入妙。”又曰：“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参以活笔。欧文往往似此。”（见《文概》。）魏禧曰：“欧文之妙：只是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史迁加以超忽不羁，故其文特雄。”（见张潮辑《日录论文》。）此欧阳修之出司马迁可征者也；方苞曰：“震川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见方氏《书震川文集后》。）姚鼐亦言：“归震川之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却自风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归有光之出司马迁可征者也。昔贤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也。倘以桐城派为衡，曰韩愈、欧阳修、归有光，庶几桐城之“三宗”也。所谓“一祖”者，惟司马迁足当其人耳！

第三，分学读　或者谓：“姚氏此《篹》文章虽美，聊无裨于学术者。”不知文章学术，本是两事。文章贵美，学术崇真。文章之美在情韵；而学术之真在智识；即不学，奚损于文章之美！况国人之“文以载道”，昔贤早垂明训；文章之事，亦未必绝无当于学。姑拟分学读一法以广其意。谓予不信，请陈其目：

（甲）通论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欧阳永叔《唐书·艺文志序》、曾涤生《圣哲画像记》、曾涤生《致刘孟容书》、刘才甫《息争》

（乙）道家文学

归熙甫《张雄字说》（论老之知雄守雌）、梅伯言《韩非论》（论非之不善用老）、姚姬传《庄子章义序》、梅伯言《书〈庄子〉后》、柳子厚《辨〈列子〉》、柳子厚《辨〈文子〉》、柳子厚《辨〈鹖冠子〉》、梅伯言《〈淮南子〉书后》、姚姬传《扬雄大元目录序》、吴仲伦《书〈抱朴子〉后》

（以上道家诸子考论）

屈原《远游》、司马长卿《大人赋》、张平子《思玄赋》、吴南屏《新修吕仙亭记》

（以上道家之游仙文学）

刘伯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苏子瞻《前赤壁赋》、苏子瞻《后赤壁赋》、苏子瞻《方山子传》、苏子瞻《超然台记》、苏子由《武昌九曲亭记》、归熙甫《筠溪翁传》、归熙甫《畏垒亭记》、刘才甫《樵髯传》（以上消摇游生活）、潘安仁《秋兴赋》、潘安仁《笙赋》、苏子瞻《游桓山记》（以上及时行乐）、扬子云《解嘲》、张茂先《鹪鹩赋》（以上知足不辱）

（以上道家之人生哲学）

（丙）儒家文学

王介甫《读〈孔子世家〉》、韩退之《送王秀才埙序》（说孔、庄、孟、荀之渊源）、欧阳永叔《郑荀改名序》（辨荀、老之异）、韩退之《读〈荀子〉》、曾子固《新序目录序》、方植之《书言后》、姚姬传《仪郑堂记》（论汉学）、姚姬传《赠钱献之序》（论汉以后儒学之变迁）、曾涤生《送唐先生南归序》（论汉以后儒学之变迁）、曾子固《徐幹中论目录序》、吴南屏《书〈文中子说〉后》、朱梅崖《道南讲授序》（论宋五子）、吴殿麟《重建紫阳书院记》（论朱学）、彭尺木《〈南畇先生遗书〉序》（论朱之可通于王）、曾涤生《书〈学案小识〉后》（论陆王、颜李之蔽）、姚姬传《复蒋松如书》（论汉宋之得失）、邓湘皋《〈船山遗书〉序》（论汉宋之会通）、曾涤生《〈朱慎甫遗书〉序》（论清代汉学之末流）、曾涤生《复贺耦耕中丞书》（论清儒学风之极敝）

（以上历代儒学考论）

董仲舒《对贤良策三篇》、刘子政《条灾异封事》、刘子政《上星孛奏》（以上论天人相与之际）、韩退之《原性》、李习之《复性书》、王介甫《原过》、张子《西铭》、曾涤生《答刘孟蓉书》（论学以复性）、曾涤生《送刘淑云南归序》（论尽性践形）、曾涤生《复陈虎臣书》（论主静。以上论尽性）、崔子玉《座右铭》、韩退之《游言行好恶知名五箴》、李习之《行巴箴》、王悔生《座右箴》、曾涤生《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朱伯韩《名实说》（以上论修身）、恽子居《先贤仲子立石文》（论春秋君父之义）、欧阳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孝）、王介甫《临川王君墓志铭》（孝）、归熙甫《归氏二孝子传》、刘才甫《胡孝子传》、朱梅崖《兰陔爱日图记》（孝）、姚姬传《萧孝子祠堂碑文》、姚姬传《赠文林郎镇安县知县婺源黄君墓志铭》（孝）、朱伯韩《北堂侍膳图记》（孝）、梅伯言《艾方来家传》、曾涤生《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铭》（孝）、曾涤生《台洲墓表》（孝）、吴南屏《许孝子传》、管异之《孝史序》、韩退之《讳辨》、韩退之《复仇议》、柳子厚《驳〈复仇议〉》、王介甫《复仇解》、苏明允《族谱引》（论亲亲之原于孝）、梅伯言《家谱约书》、彭子穆《读〈蔡仲之命〉》（论周公之处兄弟）、姚姬传《亡弟君俞权厝铭》（弟）、吴南屏《亡弟云松事状》（弟）、姚姬传《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权厝铭》（义夫。以上伦理观念）、龙翰臣《宋伯姬论》、宋玉《神女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两赋描写女子之发乎情，止乎礼义，皆儒家伦理也）、曾子固《列女传目录序》、匡稚圭《戒妃匹劝经学疏》、欧阳永叔《泷冈阡表》、欧阳永叔《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王介甫《曾公夫人万年太君王氏墓志铭》、王介甫《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归熙甫《魏节妇传》、归熙甫《王烈妇传》、归熙甫《魏节妇传》、归熙甫《先妣事略》、方灵皋《二贞妇传》、方灵皋《书孝妇魏氏诗后》、朱梅崖《黄贞女传》、彭尺木《曾孝女传》、姚姬传《张贞女传》、姚姬传《记萧山汪氏两节妇事》、姚姬传《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吴殿麟《王节母传》、张臯文《先妣事略》、姚石甫《来孝女传》、邓湘皋《黄虎痴继室陈氏墓志铭》、梅伯言《鲍母谢孺人家传》、梅伯言《朱孺人墓志铭》、梅伯言《倪孺人墓志铭》、梅伯言《书杨氏婢》、曾涤生《欧阳氏姑妇节孝家传》、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曾涤生《丁烈妇墓表》（以上伦理妇女观念）

（以上儒家之人生哲学）

曾子固《宜黄县学记》、曾子固《筠州县学记》、王介甫《慈溪县学记》、曾涤生《江宁府学记》、曾涤生《送吕介存南游序》（以上论古代教学之法）、梅伯言《书〈后汉书〉后》、梅伯言《书复社人姓氏后》（以上论教学之敝）、韩退之《进学解》、曾子固《墨池记》、吴子序《城南书舍图序》（以上论自学之法）

（以上儒家之教学法）

韩退之《处州孔子庙碑》、欧阳永叔《襄州穀城县夫子庙碑记》、苏子由《东轩记》（论颜子之乐）、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记》、韩退之《施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胡先生墓表》、欧阳永叔《徂徕石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连处士墓表》、王介甫《王深甫墓志铭》、姚姬传《朱竹君先生传》、罗台山《邓先生墓表》、张皋文《祭金先生文》、恽子居《张皋文墓志铭》、邓湘皋《例授修职郎岁贡生候选训导邹君墓志铭》、梅伯言《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梅伯言《国子监学正刘君墓表》、曾涤生《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涤生《仁和邵君墓志铭》、曾涤生《唐确慎公墓志铭》、曾涤生《苗先麓墓志铭》、曾涤生《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曾涤生《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曾涤生《邓湘皋先生墓表》、曾涤生《祭汤海秋文》

（以上儒家之学者人格）

（丁）墨家文学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管异之《读〈晏子春秋〉》

（戊）法家文学

苏子瞻《韩非论》（排道、法）、李斯《论督责书》、苏子瞻《论始皇扶苏》（论秦法治之敝）、萧长倩《入粟赎罪议》

（己）兵家文学

姚姬传《读〈司马法〉〈六韬〉》、姚姬传《读〈孙子〉》、苏明允《孙武》

（以上兵家考论）

晁错《言兵事书》、晁错《论守边备塞书》、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赵翁孙《屯田奏》、苏明允《论项籍》、苏明允《论御将》、苏子瞻《练军实》、苏子瞻《论勇敢》、苏子瞻《论战守》、苏子瞻《策断中》、《策断下》

（以上兵家权谋论）

（庚）农家文学

晁错《论贵粟疏》、贾生《论积贮疏》

（以上古农家言）

贾让《治河议》、曾子固《襄州宜城县长渠记》、曾子固《序越州鉴湖图》

（以上水利）

韩退之《潮州祭神文》、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

（以上荒政）

柳子厚《种树郭橐驼传》、归熙甫《归府君墓志铭》、归熙甫《守耕说》、曾涤生《大界墓表》

（以上农家生活）

（辛）纵横家文学

柳子厚《辨〈鬼谷子〉》、刘子政《战国策序》、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

（以上纵横家考论）

苏季子《说燕文侯》、苏季子《说赵肃侯》、苏季子《说韩昭侯》、苏季子《说魏襄王》、苏季子《说齐宣王》、苏季子《说齐闵王》、苏代《约燕昭王》（以上言纵）、范雎《说秦昭王》、张仪《说魏哀王》、张仪《说楚怀王》、张仪《说韩襄王》、黄歇《说秦昭王》（以上言横）

（以上纵横之策）

此文之涉于诸子九流者也。其涉于小学者则有：

曾涤生《钞朱子小学书后》、曾涤生《复李眉生书》（论古文家用字之法）、曾涤生《与朱仲我书》（论转注）

其涉于经说者则有：

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书》（西汉今古文之争）、苏明允《易论》、张皋文《丁小疋郑氏易注后序》、姚姬传《复休宁程南书》（论易之图书。以上易）、苏明允《书论》、王介甫《书义序》、姚姬传《辨〈逸周书〉》（以上书）、苏明允《诗论》、王介甫《诗义序》、梅伯言《书毛郑异同考》（以上诗）、王介甫《周礼义序》、姚南青《复某公书》（论周礼非刘歆伪窜）、韩退之《读仪礼》、曾涤生《书仪礼释官后》、刘子骏《毁庙议》、韩退之《礼袷议》、苏子瞻《圜丘合祭六议劄子》、姚姬传《复孔约论禘祭书》、韩退之《改葬服议》、吴殿麟《答金理函书》（论殇服）、曾涤生《复刘霞仙中丞书》、曾涤生《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以上论礼）、苏明允《乐论》、归熙甫《二石说》（以上论乐）、司马子长《十二诸侯年表序》（序《春秋左传》传授之源流）、姚姬传《左传补注序》、管异之《读三传》、龙翰臣《春秋王不称天辨》、龙翰臣《君氏卒》、龙翰臣《及晋处父盟》、龙翰臣《逆妇姜于齐》、龙翰臣《君弑贼不讨不书葬》、龙翰臣《论外臣书归书入例》（以上论《春秋》）、柳子厚《〈论语〉辨》、曾涤生《〈孟子〉要略序跋》（以上论《论》、《孟》）

其涉于论史者则有：

姚姬传《书〈货殖传〉后》、恽子居《读〈货殖列传〉》、恽子居《读〈张耳陈余列传〉》、毛生甫《练伯颖〈后汉书公卿表〉序》、梅伯言《十经斋文表序》（论《后汉书》儒林、文苑分传）、恽子居《书〈三国志〉后》、鲁通甫《正统论》、周星叔《书苏文忠〈正统论〉后》、周星叔《再书〈正统论〉后》、苏明允《族谱后录》、曾涤生《〈衡阳彭氏谱〉序》（以上论史例、史意，附族谱）、恽子居《三代因革论》、苏明允《申法》、苏明允《田制》、苏子由《元祜会计录序》、苏子由《会计录民赋序》（以上历代经制因革）、韩退之《对禹问》、苏子由《商论》、柳子厚《封建论》、苏子瞻《论周平王》、司马子长《六国表序》、苏明允《论六国》、苏子由《六国论》、周星叔《赵孝成王论》、苏子瞻《战国任侠》、贾生《过秦论》、苏子瞻《始皇论》、鲁通甫《秦论》、严安言《世务书》（论周秦之得失）、司马子长《秦楚之际月表序》、恽子居《西楚都彭城论》、苏子由《汉文帝论》、贾生《陈政事疏》、贾生《论封建子弟疏》、司马子长《汉兴以来诸侯年序表》、司马子长《高祖功臣侯年表序》、班孟坚《汉诸侯王表序》、东方曼倩《答客难》（论士处势之异古今）、苏子由《三国论》、周星叔《书苏文定〈隋论〉后》、苏子由《唐论》、欧阳永叔《五代职方考序》、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子瞻《上皇帝书》（以上论历代事势推迁）

其涉于论文者，则有：

姚姬传《复鲁絜非书》（论文之阴阳）、曾涤生《送周荇农南归序》（论文之奇偶）、梅伯言《书〈管异之文集〉后》（论文之骈散）、曾涤生《〈湖南文徵〉序》（论文有情、理之分）、曾涤生《〈经史百家简编〉序》（论章句、校雠、评点三学。以上通论）、韩退之《答李翊书》、韩退之《答刘正夫书》、韩退之《答尉迟生书》、韩退之《与冯宿论文书》、苏明允《仲兄文甫说》、朱梅崖《又答李磻玉书》、梅伯言《〈舒伯鲁集〉序》、梅伯言《答朱丹木书》、梅伯言《答吴子序书》、管异之《〈方植之文集〉序》、曾涤生《复陈右铭太守书》（以上论学古文之法）、韩退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退之《贞曜先生墓志铭》、李习之《祭韩侍郎文》、欧阳永叔《梅圣俞墓志铭》、苏明允《上欧阳内韩书》、苏子瞻《祭欧阳文忠公文》、王介甫《祭欧阳文忠公文》（以上论唐宋文学家）、曾涤生《书〈归震川文集〉后》、吴南屏《〈归震川文别钞〉序》、吴南屏《记钞本震川文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王梅生《祭海峰先生文》、陆祁孙《〈七家文钞〉序》、曾涤生《〈欧阳文集〉序》、吴南屏《与篠岑论文派书》、曾涤生《复吴南屏书》、邵位西《赠陈艺叔序》（以上论桐城文）

由吾之法，可知姚、王篹辑之文，亦未必无当于学也，“文以载道”，古人自是如此。而今之学者，又或诟病；欺逝者之不作，肆笔舌以自豪？何稗文章，徒长浇薄！呜呼！余欲无言！

余蚤承家学，服诵《萧选》，导以韩、柳，自以为壮彩烈词，风骨无惭于古；而揆之桐城义法，则或少乖！然性情之所偏至，不为意也！独于姚氏此篹，虽病其规模少隘，然窃以为有典有则，总集之类此者鲜！钻研不厌；而不欲轻附时贤，作应声之骂。昔孔文举论盛孝章云：“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吾于姚氏亦云！

《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

中国之书，总以四部，四部之学，经史为大！特是经名学而史不闻，（浦起龙《史通通释》叙曰：“六经之名，始见《庄》、《列》书。史名尤古，见于《书》、《论语》。自汉止立经博士，而史不置师；向、歆《七略》不著类。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咙。”）史有书而学罕述。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然载笔有人，而述学罔见！囊括大例，榷而为论，史之名学，断自二家：唐有刘知幾。近推章学诚。刘知幾作《史通》；章学诚纂《文史通义》；千载相望，骈称绝作！然而有不同者：刘知幾别出经生而自成史家。章学诚综赅经学而贯以史例。刘氏之业专，而章氏之学大！其不同者一也。刘知幾著书言史法。章学诚发凡籀史意。刘氏之裁断有法，而章氏之议论入微！其不同者二也。刘知幾议馆局纂修之制。章学诚明一家著述之法。刘氏之论备，而章氏之道尊！其不同者三也。（章氏《家书》二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明乎章氏之不同于刘氏，而后可与读章氏之书！然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仆纂兹篇，爰析四目：一曰论世，述章氏之生世也。二曰叙传，知章氏之为人也。三曰解题，正名以核实也。四曰读法，发凡而起例也。至“读法”之章，重分四节：曰校本，明刊本之不同。曰析篇，辨众篇之异趣。曰原学，明作者之有本。曰异议，竟群言之流别。将以究义蕴，诏读例。词不必自我出，学庶以明一家！伯尔君子，尚览观焉！

一、论世

夷考让清一代学派，实开自昆山顾炎武亭林。其后婺源有江永慎修，休宁有戴震东原，歙有程瑶田易畴；而休宁戴氏声誉隆洽，最称大师。由声韵、训诂、名物、度数以反求之于诸经，一洗宋元儒者肤受之陋；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三吴间则吴县惠栋定宇禅其家学，亦称大师，衍昆山顾氏之绪，与休宁戴氏同。然而有不同于戴氏者：惠氏之学，博闻强识，以信而好古为揭帜，说者谓之纯汉学。戴氏之学，“空诸依傍”，以“实事求是”为鹄的，（戴氏《东原文集·与某书》曰：“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钱大昕《潜研堂集·戴震传》曰：“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说者谓之考证学。皖之有戴氏，犹吴之有惠栋。

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同县江声艮庭、余萧客古农；而嘉定王鸣盛西庄、钱大昕辛楣，乃汲吴县惠氏之流而别自成家。盖吴县颛汉儒治经家法，而嘉定则以其汉学考证之法，旁及诸史也。夫嘉定出于吴学，而门户较吴为大，非吴学所得赅；犹之文家阳湖派衍自桐城，而附庸蔚为大国，非桐城所得掩耳！

戴震受学于江永，亦尝执经问业于惠栋，则是皖者吴之旁出也。惟吴中惠氏世守古学，张皇补苴，而未知所入手！至戴震始谓有志闻道，当先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以通六经之语，考诸篆书由《说文》以睹古圣人制作本始，更念《尔雅》为承学津筏，又殚心其书，遂为后来治学者开一法门！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为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采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其播教四方，传于北，有曲阜孔广森顨轩、楼霞郝懿行兰皋，传于南，有金坛段玉裁懋堂、高邮王念孙怀祖。段玉裁阐扬师说，穷微极博，撰《说文解字注》，因字形以说字音字义，谓：“《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群经之大义。”而于是汉学之机括以发！王念孙精深古训，乃别出机杼而撰《广雅疏证》一书，谓“训诂之指，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扩充于《说文》、《尔雅》之外。无所不达，传其学以授于子引之伯申，而于是休宁之门户始大！郝懿行为《尔雅义疏》，乃不惮繁词，以阐发字借声转之义，正名辩物，旁笺子史，并为休宁法嗣。独孔广森虽从戴震学，而工骈文，说《公羊》，不类休宁朴学面目！其间段氏、王氏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而高邮王氏父子尤以朴学精识正经传，旁及诸子，裒然为乾嘉大师，以追休宁戴氏，骈称曰休宁、高邮之学。特是休宁专治经训，而高邮旁及诸子。盖高邮之学，由名物训诂以通大义，出皖派师法，而别开蹊径；犹吴派之别出嘉定也。德清俞樾曲园、瑞安孙诒让仲容、余杭章炳麟太炎，皆衍高邮而有大名！及其蔽也，碎义逃难！“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采姚鼐《赠钱献之序》，见《古文辞类篹》卷十二。）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也。

独章学诚生当举世溺于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时，谓“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轻重”；（《家书》五，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治学蕲于明道，立言必有宗旨。言道之不离于事，将以实事求是，砭宋儒之空。明经之不外于史，亦以疏通致远，救汉学之碎。理贵实证，言不离宗，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而条其义例，比于子政，辩章旧闻，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学，其缜密繁博，或不逮休宁、高邮诸儒远甚！即其文事僿蔓，亦不如孔广森之渊雅，然识足以甄疑似，明正变，提要挈纲，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而得大原，则有非休宁、高邮诸儒所能谛言者！盖休宁、高邮诸儒之学精于核；而章氏之学则善于推。休宁、高邮诸儒之学审于析；而章氏之学则密于综。休宁、高邮诸儒所用以为学之术径，惟章氏能会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刘承幹《章氏遗书序》。）休宁、高邮诸儒之学既世学者承袭，浸成风会，破坏形体，支离大道，而所以议章氏者且百端。君子则以章氏之召世疾也，盖有五焉；何则？

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凭据佐验，得一孤证，即可间执承学之口，而不必问其全书宗旨之如何；不通，则引申假借以说之；又不通，则错简衍文以迁就之。为章氏之学，则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总百氏之所撢，而我乃从而管之。故为章氏之学也拙；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巧！人情喜巧而恶拙。一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劳于目治，逸于心获，但使有古类书字学书数十种，左右钩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条。为章氏之学，则其立义也探赜甄微；彷徨四顾，有参考数年而始得者；亦有参考数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人所欲言，则人之视之也亦与常等矣！故为章氏之学也难；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易！人情趋易而避难。二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严绝勦说，故必引据成文；往见时贤解经之书，王伯申说，段茂堂说，开卷灿然；非是则人以为陋；为章氏之学则不然！有栝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栝成文者焉；同不是，异不非，惟义之与比；放之四海而准，公之四达之衢而人不能窃！故为章氏之学也约，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约。三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详一训，虽繁杀殊科，而其义也，皆有所底。为章氏之学，则规矩诚设，其运无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学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称广譬验之造述而后确者，虽复节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谬，而正无害其大体。故为章氏之学也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实！人情畏虚而夸实。四也。抑又有其可异者！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以墨守为宗，再传而后，疲精许、郑，至甘以大义微言，拱而让之宋儒，佞程朱者，喜其不我牴也，则往往援之以自重。为章氏之学，则务矫世趋；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虽以举世所鄙弃之郑樵，举世所呰毁之象山、阳明，章氏扬搉所及，亦且时时称道焉。章氏以不党救党，而守门户者以为党！章氏以不邪治邪，而昧别识者以为衺！故为章氏之学也逆风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顺风会。逆则不乐从；而顺则人人皆骛之。五也。虽然，学之为术，有统有宗，必伦必脊；或治其分；或揽其总；虽相迕而实相济，譬则振裘然；章氏挈其领，而休宁、高邮诸儒则理其氄。为章氏之学，而不以休宁、高邮精密征实之术佐之；凭臆肤受，其病且与便词巧说者相去不能以寸！（采张尔田《章氏遗书序》。）

而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全，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倘无章氏以持其后，则判天地之美察。古人之全，道术将为天下裂矣！昔者孔子问于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大抵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所谓“多学而识之”者也，而章氏则“一以贯之”者也。

方当让清乾嘉之世，休宁、高邮之学既称极盛，而异议亦起，大要不出三派：其一为桐城派之文学，姚鼐、方东树其选也。其一为浙东派之史学，章氏及邵晋涵其著也。其一为常州派之经学，庄存与、刘逢禄其桀也。大抵桐城、浙东以宋学为根柢；而常州则以西京张门户。桐城、浙东以大义为导扬，而常州则以微言恣诡诞。大义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与知能也。微言者非常可怪之论，夫子之所罕言也。孔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常州既以素隐行怪不餍人意。桐城复以浅见寡闻诒讥儒林。独章氏疏通知远，阐扬书教，以起为浙东开山之祖。谨为寻其脉络，条其流别，以著于篇；而为读章氏书者知人论世之资焉。

二、叙传

章氏名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戊戌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其先世由浦城迁居山阴，再徙而籍道墟称道墟，章氏；（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三《家谱杂议》。）后又自道墟迁居绍兴府城，至学诚盖百年矣。（见《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仲贤公三世像记》。）父镳，字骧衢，号励堂，乾隆壬戌进士，官湖北应城知县。少孤，喜读书，而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帙。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义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喜习书，缮五经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诗》、《小戴氏记》，凡写数本，手不知疲，尝恨为此二事所牵，不得专意札录所未见书。每还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盖好且勤也如是。然聚书无多，仕官所历，随身三数千卷，（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最重余姚邵廷采念鲁《思复堂文集》。廷采尝及事同邑黄宗羲黎洲，讲肄宗阳明，而学问则贯串群史，盖衍浙东学术之绪。（浙东学术语详《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而为镳家学之所自出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浙东学术，始余姚黄宗羲，盖出山阴刘宗周蕺山之门，而开鄞县万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兄弟经史之学；再传而得鄞县全祖望谢山，三传而得余姚邵晋涵二云，皆以史学有闻于当世；而晋涵，廷采从孙，与学诚欢好。学诚之学，可谓集浙东学术之成者焉；其好学深思，于史学盖有天授，一本之于父镳。镳尝辨《史记索隐》，谓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而学诚时年未弱冠，亦议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亦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然幼而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无两月功，资又椎鲁，日诵才百余言，犹汲汲不中程，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顾拙于记诵，神于解会。初镳之聚徒授经也，评点诗文，为及门称说，深辟村塾传本之胶执训诂；独究古人立言宗旨。（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听者罕会。而学诚尚为群儿嬉戏左右，闻父言，则私心称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年十六，侍镳应城官舍，童心未歇，从学于江夏柯绍庚公望；绍庚工书，善举业，而学诚则无意于应举文，独好为诗赋，绍庚意以为恨；曰：“文无古今，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辞，又安能通耶？”顾学诚不屑其言！春秋佳日，宾从联骑出游，归必有所记述，见者相与叹赏；学诚益喜自命。（见《章氏遗书》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传》。）又取《春秋左氏传》删节事实。镳见之乃诲曰：“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三。）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凡百余卷（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六，又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见《章氏遗书》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传》。）

自以读书当得大意，方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独怪休宁戴震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既骇其说，就而问焉。震应之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学诚闻震言则大丑。（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徒以天性高明，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古人所未到处！年二十岁，购吴兆宜注《庾开府集》。中有“春水望桃花”句；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水下”；既为镳所见，则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学诚读之，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三、《家书》六。）意所不惬，辄批抹涂改，疑者随时札记以俟参考。（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跋》。）尝谓“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自称“廿三四时所笔记者，后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惟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耳！其识之卓绝。则有迨老不能易者！”（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六。）年二十三，始游北京，应顺天乡试。自是三应举。三报罢！年二十八，始读《史通》。既累举不得意，肄业国子监，乃问学于大兴朱筠竹君。筠既通儒硕望，一见许以千古！独言及时文，则曰：“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学诚请益，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筠对曰：“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与曩者所闻柯绍庚言不同。学诚则大服！（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与汪龙庄简》。）顾旅困不能自存，遂依筠以居，咤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闻人之所习业；（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任幼植别传》。）讨论讲贯，备知学术源流同异以证曩昔之所治学，有幼时所见，至是证其至当不可移者！乃知一时创见，或亦有关天授，特少小学力未充，无所取证，不能发挥尽致耳！从此所学益以坚定！（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序》。）

年三十一，实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中顺天乡试副榜！而国子监司业仁和朱芬元春浦为同考官，见学诚对策言国子监志之得失，惊叹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名稍稍闻！（见《章氏遗书》卷十六《文集》一《国子监司业朱府君墓碑》。）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读学士出提督安徽学政，与偕者胥一时名士，而学诚与焉，所与上下议论，欣合无间者，最称邵晋涵；时学诚方学古文辞于朱筠，苦无藉手，晋涵辄据前朝遗事，俾学诚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与晋涵论史契合隐微（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没齿不贰！然晋涵长于学，而学诚善于裁。（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五。）方当乾隆御宇，四库馆开，广献书之路，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贵与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应麟之所为考逸搜遗。独学诚语于晋涵曰：“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晋涵闻之，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修宋、辽、金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晋涵遂慨然自任；尝据宋事与史策流传大违异者凡若干事，燕闲屡为学者言之。学诚因言：“俟君书成，余更以意为之，略如二谢、司马诸家之《后汉》，王隐、虞预之《晋书》，各自为家，听抉择于后人！”晋涵曰：“何如？”学诚曰：“当取名数事实，先作比类长编，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为书，不过五十万言；视始之百倍其书者，大义当更显也！”晋涵曰：“如子所约，则吾不能！然亦不过三倍于君，不至骛博而失专家之体也！”学诚曰：“愿闻立言宗旨？”晋涵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世之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一代，而于辞受取予、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学诚闻其言而耸然！

学诚尝盛推晋涵从祖廷采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晋涵则谦挹之甚！疑学诚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学诚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独君家念鲁先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办此！”晋涵虽诺，未深然也，久之，乃过学诚曰：“近忆子言，熟复先念鲁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书，竟不易读！子乃早辨及此！”学诚因为言曰：

思复堂文，全氏祖望著书尝排诋之！然以余所论：全氏通籍馆阁，入窥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视念鲁先生终老诸生，穷伏海滨；闻见自宜有进，然论文章则不如思复堂远甚！何者？盖全氏修辞饰句，芜累甚多；不如《思复堂集》辞洁气清！若其泛滥驰骤，不免漫衍冗长；不如《思复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所共之事，复见叠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虽不如子书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至于闻见有所出入，要于大体无伤，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仓王世贞）之雄才博学，实过震川（昆山归有光），而气体不清，不能不折服于震川之正论！今全氏之才，不能远过弇州；而《思复堂集》高过震川数等，岂可轻相非诋！是全氏之过也！

晋涵深契其论！（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及其子贻选跋。）

晋涵尝为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鉴》以续司马光书；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义。”宛转迁避，盖取不敢遽续司马光书，犹世传李焘所续，谦称为《长编》尔！而学诚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义，且欲广吕祖谦撰辑之《宋文鉴》一书，别为《宋元文鉴》，将与《事鉴》并立，以为后此一成之例。晋涵又仿司马光例，年经国纬，以为事鉴目录，而学诚则曰：“纪传之史，分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晋涵就求其说，则应之曰：

纪传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犹编年之史，事同而年异其卷也。马、班篇叙之法亡，而后史乃于篇首为目录。倘作史者诚取目录子注之意，而稍从类别区分，著于编首以为别录焉；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矣！大抵纪传苦于篇分；别录联而合之，分者不终散矣！编年苦于年合；别录分而著之，合者不终混矣！盖枉欲矫而直欲揉，归于相济而已矣！今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著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编，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也！倘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别品目，注其终始年月，是又编年之中，可寻书志之矩则也，至于两国聘盟，两国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是又于编年之中，可寻表历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为终始者；则于其始见也，注其终详某帝，于其终也，注其始详某帝，可也。其有更历数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要使入于编年之中，隐得纪传班部，以为较司马光目录举要诸编，尤得要领！且欲广其例而上治司马光书以为编年者法！

问何所昉？学诚则言“其意盖本于杜预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诸谱例耳！”（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外编一《史篇别录例议》，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沅善其说而不能用也！

学诚尝以马班而后，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其间独推刘知幾、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明古人大体！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固、刘向，溯源《官》、《礼》，下赅《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约为科律，为《文史通义》一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卷二十九外集二《与严冬友侍读》、外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叙》及《补遗》。）大指以为：“撰述欲圆而神；记注欲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后世袭用其体，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书》。《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尚书》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实乎？《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于编；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尚书》讫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贾、董二传，仿《尚书》训诰之记言，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则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逮史迁著书，自命《春秋》经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学；则是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书》之明效大验也。《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神奇。《纪事本末》之作，本无深意，而因事名篇，不为成法，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吾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山；诚窃以为当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推论甚精徒以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常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学诚随父镳客湖北天门，适改修县志，请镳主其事，为撰《修志十议》；时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学诚之二十七岁也。其后二十六年间，历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诸州县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亦《文史通义》中之上乘也；回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又与永清论文》。）盖学诚方志之学，于是为大成也！居常持论，谓：“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经。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而必取于备物者。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州县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借资于《百宝书》，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积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文例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载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为道，文士雅言与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照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然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比次之书，则掌教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独断之学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中，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时虽称善。顾莫之大用！

尝客浙江宁绍台兵备道、代州冯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负高名，见《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学诚曰：“不然！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震拂衣径去！学诚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迹一门，谓：“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往复辩难，终不为屈！（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既，毕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余力以修常德、荆州、石首诸府县志，皆有成书。独《湖北通志》，书未成而论者诋；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审订，成《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大要参取古今史志义例，剪裁浮辞，禀酌经要，分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传以为《通志》七十四篇。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见行章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门，叙其因革条例，以为《掌故》。更取传记、论说、诗赋、箴铭诸篇，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为《文征》。勒成三家之书，而推本于六经；《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至于畸说剩言，采摭所余，虽无当于正裁。颇有资于旁证，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者；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不可阙之书也；《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检存稿》一《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即此可概见其义法焉，学诚地产霸材，天挺史识；（见《两浙轩录》补遗《章学诚传》后王宗炎曰。）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刘氏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跋。）尤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

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所咸被敬礼，而所学异趣。学诚则谓戴震功力不浅而无得于性情。汪氏聪明有余而不足于识力。何以言其然？散万殊者为聪明。初学之童，出语惊其长老，聪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学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闻，犹聪明也。定于一者为识力：其学包罗富有，其言千变万化，而所以为言之故，则如《诗》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识力也。今有文章如入万花之谷，学问如窥五都之市，可以窥奄陋而箴鄙僿矣！问其何以为言，不能答也，盖与荒经灭古，舍学识而空言一贯者，其功虽有难易之殊，其于无当则一也。舍学识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据空室而指其门闼以为家也！是宋学末流之失也。博学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库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是汪氏之学也！古人著书，各有立言之宗。而推本所自：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者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指，集亦不异于诸子也。故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选也。今观汪氏《述学》所为《内篇》，大约杂举经传小学，辨别名诂义训，初无类例，亦无次序苟使全书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鲜助也；杂引经传以证其义，博采旁搜以畅其旨，则此纷然丛出者，亦当列于杂篇；不但不可为内，亦并不可谓之外也！古人著书内外分篇盖有经纬。内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杂诸篇，取与内篇之旨相为经纬，一书只如一篇，无泛分内外之例。汪氏之书，不过说部杂考之流耳，何以为内篇哉！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辞章，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列为外篇，以拟诸子，可为貌同而心异矣！然汪氏工辞章而优于辞命，苟善成之，则渊源非无所自，古者行人之遗，流为纵横家学，其源实出于《风诗》也，引申比兴，抑扬往复，可以穷文心之极变，达难显之至情，用以规谏讽喻，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进于专家之业也。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识力暗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精微淳邃，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古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无过焉！戴氏之过，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费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于休、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骂朱子，不得为通人；则戴氏实为作俑！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沈、黄幹；再传而为真德秀、魏了翁；三传而为黄震、王应麟，其后为许谦、王柏、金履祥；至国初而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戴氏之学，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此饮水而忘其源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书》、《朱陆篇后补遗》，又《与朱少白书》。）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而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即如王应麟搜罗摘扶，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诸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多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勉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秣黍以为酒也！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人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今之学者，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应麟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趣，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狥风气；（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博约中》。）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亦强为之！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耻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说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为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与陈鉴亭论学》。）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今之攻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则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愈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略识”云者，未如今之辗转攻取，毕生莫能殚也！以其毕生莫殚也，故终其身而无可属辞之日；然不应妨他人之属辞也！韩子立言如《五原》、《禹问》诸篇，昔人谓与孟、扬相表里者，其中仁义道德诸名，修齐治平诸目，不知于六书音画，有何隐奥未宣究也？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读《易》而知寡过；读《书》而得知人安民；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读《春秋》而论其谨严名分；不待穷《说文》之偏傍，辨《广韵》之音释，与夫诸子之纷纷考辨，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月，虽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朱先生墓志书后》、《说文字原课本书后》。）所贵君子之学术，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于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析向贵有耑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然而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要之议论不为苟同。又以并世学者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往往劝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与邵二云》。）

所自著书以《史籍考》为最博，而《文史通义》为最精。金坛段玉裁若膺读《通义》有精深者，相与叹绝！而文句有长排作偶者，则曰“惜杂时文句调”！学诚闻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岂有古与时哉！即曰时文体多排比；排比又岂作时文者所创为哉！使被得见韩非《储说》、淮南《说山》、《说林》、傅毅《连珠》诸篇。则又当为秦汉人惜有时文之句调矣！论文岂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执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绳吾《通义》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史余村简》。）《史籍考》代毕沅撰，一踵秀水朱彝尊竹垞《经义存亡考》例，凡十二纲，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谓史部虽占四部书之一，其实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范围广博，竭毕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则亡！仅存《释例》！独《文史通义》盛传于世云！

三、解题

《文史通义》何谓也？曰：章氏著书以明“文史通”之义云尔。《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夫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通横》。）朱筠尝谓人言：“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顾章氏以为朱氏言通，盖扩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则高明者驰骛于浩博难整之数而无所得；中人以下，又谓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诣，非常人所可几及，而自安固陋以为当然。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说，适足为学者患！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后之学者不知用其资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尧舜之所不知不能，则求通而骛于其名之过也！古人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汉初儒者学守专经，言无旁出，推而及于当世，卓然见其本末；儒效于是见矣！元成而后，学者旁通曲究，不专一家之言，其业可谓富矣！而儒术之显，乃转不如汉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观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林秀才书》。）章氏之于史学，盖有天授；独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见一切文之通于史，而著书阐明其义焉尔！故题目之曰《文史通义》也。若然，章氏征文史通之义则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昔曹子建自谓辞赋小道，而欲采庶官实录，辨时俗得失，成一家言。韩退之自谓记事提要，纂言钩玄，而正言其志，则欲求国家遗事，考贤人哲士终始，作唐一经。然则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此明乎“文史通”之义者也。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郦食其请立六国之后，时势不同楚汉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犹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卤莽而失实者则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志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人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至于传记碑碣之文，与哀诔策诰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辞，或书具官，或书某官，而不载其何官；或书某某，而不载其何名何姓；或书年月日，或书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载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为史裁，则空著其文，将以何所用也！传录者或以为无关文义，略而不书；则不知录其文将何所取也？凡此诸弊，皆是偏重文辞，不求事实之过。（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

斯则不明乎“文史通”之义者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

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而工叙事者，不必即工为史之志传。记叙之文，往往比志传修饬简净，盖有意于为文也。志传不尽出于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饬，然大体终比记事之文远胜。盖记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结构；而志传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气包举，虽咫尺而皆具无穷之势；即偶有言忽，字句疵病，皆不足以为累，此史笔与文士之分别。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识如郑樵，而讥班史于孝武前多袭迁书。然则迁书集《尚书》、《世本》、《战国策》、《楚汉牒记》，又岂为不蹈袭哉？充其所说，孔子删述六经，乃蹈袭之尤矣！岂通论乎！夫工师之为巨室，度材比于燮理阴阳。名医之制方剂，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诠次群言，亦若是焉已尔！是故文献未集，则搜罗咨访不易为功。观郑樵所谓八例求书，则非寻常之辈所可能也！观史迁之东渐南浮，则非心知其意不能迹也！此则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纷然杂陈，则贵抉择去取。人徒见著于书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也！既经裁取，则贵陶熔变化。人第见诵其辞者之浑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论：文劣而事庸者，无足道矣！其间有介两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有嫌两美之伤，而不能不出于割爱。佳篇而或乖于例；事足而恐徇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显也。如以化裁而论：则古语不可入今，则当疏以达之。俚言不可杂雅，则当温以润之。辞则必称其体。语则必肖其人。质野不可以用文语，而猥鄙须删。急遽不可以为宛辞，而曲折仍见。文移须从公式，而案牍又不宜徇。骈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此皆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文至举子之《四书》义，可谓雕虫之极难者矣！法律细于蚕丝牛毛；经生老儒白首攻习，而较量于微茫秒忽之间，鲜能无憾，其故非他；命题虚实偏全，千变万化；文欲适如其题而不可增损故也。史文千变万化，岂止如《四书》命题之数：而记事记言，必欲适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损；恐左马复生，不能无遗憾也。故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而才见优者，入于往有极意敷张，其事勿显，刊落浓辞，微文旁缀，而情状跃然；是贵得其意也。记言之法，增损无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当日意中之所有，虽增千百言而不为多！苟言虽成文，而推言者当日意中所本无，虽一字之增亦造伪也。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减省文句而意转刻露者；是又以损为增，变化多端，不可以笔墨罄也！前明信阳何景明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由昌黎始！杭大宗、董浦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辞，并足泰山北斗；景明何所见闻，敢此妄议！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掇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其列叙古人，右屈、孟、马、扬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与相如、扬雄辞赋同观，以至规矩方圆如班固，卓识别裁如陈寿，而不屑一顾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学哉！欧阳修步趋昌黎，故《唐书》与《五代史》虽有佳篇，不越文士学究之见，其于史学，未可言也！然则推《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虽谓古文由昌黎而衰，未为不可；特非信阳诸人所可议耳！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其他《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易》学亦入《官》、《礼》，而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昌黎之文，本于《官》、《礼》，而尤近于孟、荀，荀出礼教，而专子尤长于《诗》。故昌黎善立言，而优于辞章；无伤其为山斗也！特不深于《春秋》未优于史学耳！噫！此殆难以与文学士言也！（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又《答朱少白书》、《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上朱大司马论文》。）然则章氏明文史之通义，而推究言之，未尝不知史笔与文士之异趋也！昔人论刘勰知文不知史，刘知幾知史不知文。（邵晋涵《题章氏与陈观氏论史学后》。）读章氏书，而文史可以各识职矣！

四、读法

解题既竟，可论读法。章氏言：“立言有本。”然则读章氏书者，不可不知立言之所本也。然不事众义之剖析，而漫言大本之一贯；则所谓“一贯”者，徒笼统之假借耳，故必先籀明一致之百虑，而后可与言殊途之同归。然则不先溯流，乌能探源？欲言原学，宜事析篇。章氏言：“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见《章氏遗书》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然则记诵者，启悟之所资也；《析篇》者，将以启记诵之途径，探学问之堂奥。然《析篇》之事，先以《辨本》者；盖善本不得，则记诵末由！而“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斯明立言之有本，而窥学术之大原矣！然人心不同，亦如其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终之以异议，而得失有可互镜者焉！穷原竟委，说以四事：

第一，辨本　按章氏《文史通义》一书，最初让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刻于河南开封，为大梁本；盖章氏次子华绂绪迁之所编，而属大梁书院山长洪洞刘师陆子敬及华亭姚椿春木为之覆勘者也。凡《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厥为后来诸刻之所自出。其后南海伍崇曜翻之为“粤雅堂本”，山阴杜氏亦有翻刻；而华绂“大梁刻板”旋亦携回原籍；于是两板皆存越中至咸丰十一年辛酉，太平军徇下绍兴，两板皆毁，独华绂从子□□同卿，携“大梁本”一册，游河南得存！因笺正僢讹以付其子季真小同。光绪元年乙亥，季真游幕贵州按察使署；乃重刊之，为“黔刻本”；其底本即同卿笺正之“大梁本”也。始于丁丑二月付雕；至戊寅七月竣事。华阳王秉恩雪澄实按察贵州，而与贵筑罗口口植庵任雠校焉。尝以“粤雅堂刻”斠数四；其同卿笺正者依改乃知“粤雅堂刻”依“大梁本”，校未精审；然有夺讹而无增减；间有据改“大梁本”者至《校雠通义》中引《汉书·艺文志》，“大梁本”捝讹尤多，则据志正之；乃知“大梁本”虽华绂初刻。刘、姚覆勘，而讹捝不免；是非未可凭也！其后仁和谭献访得“大梁板刻”于会稽周氏祠堂，亦阙逸矣！出箧中旧本，补刻于浙江书局。坊行本皆由此翻；所谓“浙刻本”是也。其目次板式，一依“大梁刻”。而据“大梁刻”华绂跋称：“其父易箦时，以全稿付萧山王谷塍先生乞为校定；时嘉庆辛酉年也。道光丙戌长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谷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云云。不知章氏当日本不以原编篇次为定，故以属稿于王氏；而托言“更正”，乱其篇从；可谓无知妄作，不善继志者矣！王氏，名宗炎，谷塍其号，亦称谷人；乾隆庚子进士，未授官而归；藏书甚富，号十万卷楼；尤精校勘，故为章氏所崇信；年八十余，犹孜孜不讫，著有《晚闻居士集》者也。集中有《答实斋先生书》，论章氏集编次之例；其大恉分内外篇。内篇又别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义》，凡论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论志之作附焉。曰《校雠通义》，曰《史集考叙录》。其余铭志叙记之文，择其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附以《湖北通志传稿》，凡三十卷；中《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此王氏论录之大略也。华绂之“大梁刻”行，而王氏所编者不出！嘉兴沈曾植子培购得王编本。吴兴刘承幹翰怡爰录而覆刊之，益以已刊未刊《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永清县志》、《和州志》诸书。曰《章氏遗书》：自卷一至八，为《文史通义》内外篇。卷十至十三，为《校雠通义》内外篇。卷十四、卷十五，为《方志略例》。卷十六至二十三，为《文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为《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十八、卷二十九为《外集》。卷三十为《湖北通志未成稿》。自此以上，一依王氏编目而稍有勘定。如王编《方志略例》有《和州志》、《湖北通志》、《永清县志序录》诸文。而刘氏以《通志》已有检存稿载于后；和州、永清志则均刻入外编，删之以避重复。又据“浙刻本”《文史通义》外篇三，增《答甄秀才论修志书》二篇，《论文选义例书》二篇，《修志十议》、《天门县志艺文、五行、学校三考序》，《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入《方志略例》；是也。此外又《外编》十八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合共五十卷。钱唐张尔田孟劬、元和孙德谦隘堪序而行焉；于是章氏之学赅备！今取“浙刻本”《文史通义》以与对勘：其内篇卷一同，惟浙刻少《礼教》一篇。浙刻卷二《原道》、《原学》、《博约》三篇之后，即取《遗书》本卷四《言公》上中下三篇继之，为第二卷。浙刻卷三至五载各篇，均不出“遗书本”三、四、五、六等卷之内，而次序多为改易。“遗书本”卷六有《同居》、《感赋》、《杂说》三篇，为浙刻所无。浙刻外篇卷一、卷二，均在“遗书本”《方志略例》二卷之内。惟省《和州志序例》十五篇，《永清县志序例》十五篇。其余浙刻外篇所有，皆在“遗书本”《方志略例》卷一之内。又“浙刻本”《校雠通义》三卷，与“遗书本”《校雠通义》内篇三卷，次序、篇数一一相合，而无外篇。惟“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校雠通义》外篇所录，皆取驳议、序跋、书说诸文之与《内篇》意相发明者；是诚王氏《答实斋先生书》时称“其余铭志叙记之文，择其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与章氏平日持论“内外分篇，盖有经纬”之指相合辙也！（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内篇七《立言有本》。）而华绂妄为更张，乱其篇从；斯亦过矣！

第二，析篇　刘氏刻《章氏遗书》卷帙繁重。而章氏精要之论，具于《文史》、《校雠》两通义及《方志略例》。今按浙刻《文史》、《校雠》两通义内篇与《遗书》无大出入，而《文史》外篇，亦备《方志略例》之要删。所不足者，厥指未能经纬内篇，无当章氏著书之指耳！然具体而微矣！匪曰卑之无甚高论；徒以世本通行，学者便于购读，姑以浙刻为主，而籀其指意，析其篇目，都为五部：曰穷经，曰核史，曰衡文。而先以“通论”者，明宗趣之所归，知学问之径途也。终以“校雠”者，辨学术之异同，通群书之伦类也。庶几学者循序渐进，知所观览焉！具目如左：

（甲）通论　《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天喻》，《朱陆》，《浙东学术》，《博约上、中、下》，《假年》，《针名》，《砭异》，《师说》，《横通》，《辨似》，《习固》，《妇学》，《妇学篇书后》，《说林》。

（乙）穷经　《经解上、中、下》，《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中、下》。

（丙）核史　《史德》，《史释》，《史注》，《传记》，《释通》，《申郑》，《答客问上、中、下》（以上史例通论），《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答甄秀才驳文义例书》，《修志十议》，《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地志统部》（以上志例通论），《书吴郡志后》，《书武功志后》，《书朝邑志后》，《书姑苏志后》，《书滦志后》，《书灵寿县志后》（以上论古方志），《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天门县志·学校考序》，《和州志·皇言纪序例》，《和州志·官师表序例》，《和州志·选举表序例》，《和州志·民族表序例上、中、下》，《和州志·舆地图序例》，《和州志·田赋书序例》，《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和州志·政略序例》，《和州志·列传总论》，《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中、下》，《和州文征序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永清县志·六书例议》，《永清县志·政略序例》，《永清县志·列传序例》，《永清县志·列女传序例》，《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永清县志·文征序例》，《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中、下》，《亳州志·掌故例议上、中、下》，《张为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覆崔荆州书》，《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以上方志例议）。

（丁）衡文　《言公上、中、下》，《文集》，《篇卷》，《质性》，《文德》，《文理》，《古文公式》，《繁称》，《匡谬》，《黠陋》，《砭俗》，《俗嫌》，《答问》，《古文十弊》。

（戊）校雠　《原道》，《宗刘》，《互著》，《别裁》，《辨嫌名》，《补郑校雠条理》，《著录残逸》，《藏书》，《补校汉艺文志》，《郑樵误校汉志》，《焦竑误校汉志》，《汉志》，《汉志六艺》，《汉志诸子》，《汉志诗赋》，《汉志兵书》，《书志术数》，《汉志方技》。

按校雠别出为书。王目亦同浙刻。兹析篇而不分书，总称以《文史通义》者；仍章氏之意也。昔章氏与严冬友侍读书，自称“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渊源《官》、《礼》，下赅《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则是校雠之学，已赅《文史通义》一书之中；而以别出《文史》之外；自为一书；非章氏之意矣！因附辨之于此。

第三，原学　夷考章氏之学，其大指在即事以见道，明经之本史。王阳明《传习录》上卷一答门人徐爱问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谓异。”疑若章氏之学所由本焉！然章氏不自承出阳明；而细籀其所著书，盖读《汉书·艺文志》而有会，因以推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三代之盛也，官守学业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及其衰也，官司失其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禁《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汉书·艺文志》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见《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既以读书有得，疏通伦类，傅合《周礼》之分官，旁采郑略之校雠，而条其义例，上宗刘向父子，辨章旧闻，观其会通，由艺文以见道原，推史意以穷经学；列篇数十，而义则一以贯之者也！“道虽不难于事，学必致之用”，是也。所论之事不一，而理则无不相通，知道之所以然，而施之事实也。通经于史：而私家之专集，文章之体裁，亦以史例绳之。归史于实用：而著述之变迁，风气之出入，亦以实用概之者也。

其学一衍而为仁和龚自珍定庵，作《乙丙之际著议第六》（一本题曰《治学》），以明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官师合一”之说也。又著《古史钩沉论》以明《五经》为周史之大宗，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六经皆史”之衍也。具见《定庵文集》。然矜其独得，而讳所自出，不云本章氏。（章氏卒嘉庆六年，龚自珍年才十岁）近儒余杭章炳麟太炎讥之，著为《校文士》一文，谓“自珍剽窃成说而无心得；其以六经为史，本之《文史通义》而加华辞；观其华诚不如观章氏之质”者也！其后章氏之学，再衍而为章炳麟：衍“官师合一”之说，以征《曲礼》“宦学事师”之义。（见《诸子学略说》，未收入《章氏丛书》。）又推本章氏“六经皆史”之指，以明孔子之述而不作，而难今文家说之称孔子作六经者。（见《国故论衡》中《原经》。）亦尝箴其阙失，见所刊《太炎文别录》二《与人论国学》一书。

又一衍而为钱唐张尔田孟劬、元和孙德谦隘堪。尔田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著《史微》内篇八卷，以丕扬章氏“六经皆史”之义。而德谦则为《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两书，以论定雠例；又著《太史公书义法》二卷以究明史意。斯皆《通义》之嗣响，章学之功臣！

所可异者：章炳麟嬗崇古学，（《国故论衡》中《明解故下》曰：“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古文者，《书》、《礼》得于孔壁；《周官》写于河间左氏，献于张苍者是已。”）张尔田指归今文；（《史微》内篇一《史学》曰：“六艺者，先王经世之书也。经世之书皆掌诸柱下，皆太史之所录。不知六艺为史，无以见先王制作之本原；不知六艺为经，无以见孔子删修之大法。孔子悯王路废而邪道兴，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十翼，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而经之名始立。”刘彦和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言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宗尚不同，而诵说章氏则无乎不同；信足以见大道之一贯，而藉征章学之毕该也已！

第四，异议　伯祀以来，章氏之学，既大明于世！然而见仁见智，难者不一。湘潭王闿运壬秋，博学通人，最称同光间大师，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顾读章氏《通义》，谓“其言方志体例甚详，然别立文征一门，未为史法；其词亦过辩求胜。‘《诗》亡然后《春秋》作’，此特假言耳！《春秋》岂可代《诗》乎？孟子受《春秋》，知其为天子之事，不可云王者微而孔子兴，故托云‘诗亡’。而章氏入诗文于方志，岂不乖类！要之以志为史，则得之矣！余以诗词不入志为宜，而有鸿章巨著，事关经国；各附本传以征生平；斯谓合体！”（见《湘绮楼日记》第三册《同治十年辛未三月四日》。）不啻微言讽刺于章氏而已！然闿运楚产不尚浙学，而又好言《公羊》，称今学大师；与章氏之称引《周官》媲于古文者不同。宁必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其不足于章氏宜也！

顾有生章氏之邑，以后生自居；而核于持论，不为苟同者：会稽李慈铭爱伯也！其大指以为：“章氏用力方志，实为专家，而自信大过，喜用我法，尝言‘作史作志，必须别有宗旨，自开境界’此固可为庸下针砭；而其弊也，穿凿灭裂，尽变古法，终堕宋明腐儒师心自用之学！大抵浙儒之学，江以东识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门庭，其失也妄！江以西，途辙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细琐，其失也陋！章氏识有余而学不足，志大而才实疏！故其长在别体裁，核名实，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则读书鲁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变泛持一切高论，凭肐进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见《祥琴室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十二日。）即以《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而论，其抵牾有不胜诘者，谓史须兼苞百代，司马子长是已！后世惟梁武《通史》为知其法！《通史》不传，幸有郑樵《通志》知其遗意，而痛诋班氏《汉书》，谓史法由之而亡！又极诋《文献通考》为类书俗学。（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释通》、《申郑》及《答客问》上中下篇。）夫班氏之去马，近百余年，自后易姓，代必修史。如章氏之言，则将百年为限，编一通史，叠床架屋，陈陈相因！抑或易代之际，姑且不为，悬待数姓以归统辑？著作之事，恐无是理！且所谓兼苞百代者，将如郑樵之依次剿录，同于钞胥乎？抑将别立宗旨，各自为书乎？同则毋乃过烦！异则恐穷于变！此不可解者一也！谓今之各省，当称各统部，以总督、巡抚为主，不以布政司为主。（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地志统部》。）夫元以设行中书省而有省名。明改为布政司而仍称省，此明代之陋！国朝未及更正，然事主布政司，而督抚持节监临，版籍赋税，未当属之督抚也。曰督，曰抚，曰巡，明是巡行监察之义。故督抚之关防，布政司之方印，未尝改也。且统部之名何居乎？六部之设，自在中朝。督抚所兼，皆是虚号；未尝实有部权，分立部名也。况督抚皆又兼都察院，何以略院而不言也？舍显设之司，而称虚拥之部，既非国制，又非古称，以名则不正，以言则不顺！此不可解者二也！谓著录之例，大小戴《记》，当依类分编，如《汉志》别出《弟子职小尔稚例》。（见《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别裁》，卷十一《校雠通义》内篇二《焦竑误校汉志》。）《周易》‘经’及‘十翼’亦当分载。夫《弟子职》故是古书别行，非刘、班所出。《小尔雅》今在《孔丛子》；《孔丛子》明是伪书，特窜入《小尔雅》以示可信，是后人之窃《小雅》非《汉志》之析《孔丛》；乃欲缘斯谬胳，遍乱古经：则卦画之文，当别收于图籍；赓歌之语，且分录于诗篇！此其不可解者三也！谓府县地志，当以人物为重，不在考核疆域。（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夫古人之地记，本不及人，后世滋繁，意存夸饰。今谓四至八到。可以略举，古今沿革，无须过详。是则志以地名，已亡其实；人以地系，先迷其邦！将晋宋之之扬州，尽为广陵之产，秦汉之会稽，悉成东部之英！此其不可解者四也！凡此四端，实为大谬，贻误后学，不可不辨！其谓作史须别有宗旨；欲作《宋史》，当以维持宋学为主。（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又谓《周官》师儒本分：师者，道学也；儒者，儒林也，《宋史》分立《道学》、《儒林传》为是。皆迂妄偏谲，不出村学究识见！（见《越缦堂骈文》卷口《与谭仲修书》。）至讥近儒著述，多自称某某学，谓误用《汉书》某经有某氏之学语而不通，此尤不根之论！不知近儒经说之称某某学者，乃用何劭公《公羊解诂》称‘何休学’之例，明谦辞也，非用《汉书·儒林传》语。章氏疏于经学，自蔽而嫉贤，好诋切并时江疆涛、戴东原、汪容甫、洪北江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失之不考，大率类此！（见《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其一生所最长者，在辨体例，明义法；自昌黎、半山皆诋之不遗余力，以为其文全不知法。今章氏文之传者，皆冗枝缓漫，气体缓弱，其不中与韩、王作奴仆，三尺童子能辨之！夫古人文成法立，本无一定之义法也。章氏严核称谓，诚文章之要义，然其中亦自有辨！执而求之，则不能通！盖称谓莫严于碑志传状，不容一字出入，郡县官名，一参古俗，皆乖史法。降而至序记，则可稍宽矣；又降而至书问笺启，则更可稍宽矣。今名称之古而失实者。有如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者乎？然与士友通书问，而必称之曰某生员、某举人，则哗然骇矣！名称之俗而不典者，有如知县为大令，同知为司马乎？（唐之长史乃今同知之职，司马秩在别驾下，略仿汉之都尉而非是。）然与当路通笺启，而必目之曰某知县，某同知，则色然愠矣！是惟求其不大戾乎古以病吾文；而因文体之所宜，择近焉者以不骇乎俗，古人于此，盖亦有所不得已也！故大令不可称也。不得已而曰明府。司马不可称也，不得已而曰郡丞。生员，则秀才之可也。举人，则孝廉之可也。若碑版纪载，则确守不可易。此仆为文之旨，而亦尝取以裁量古今者也！章氏之学，自有独得处，其议论可取者甚多；浙东西中当推一作家！仆非好诋乡先生也，而其立旨纰失，亦不能为之讳！”（见《越缦堂骈文》卷口者《谭仲修书》。）辞致峻厉，殆有甚于闿运者焉！而条举件系，同根煎迫，要不得不令前贤畏后贤也！

然慈铭守康成而宗戴氏；而章氏翘朱子以正戴学，道不同，不相为谋。尚曰固其所尔！亦有揭引章氏，貌同心异，而匡谬发讹，自比诤友者；是则章炳麟、张尔田也！

章炳麟与人论国学，每谓“郑樵《通志》，章氏《通义》，其误学者不少；昔尝劝人浏览，惟明真伪，识条理者可尔！若读书驳杂，素无统纪，则二书适为增病之累！郑樵所长，独在校雠、图谱、氏族数事，其他皆无采，六书尤谬。章氏欲护其短，则云‘创条发刊，未尝与小学专家絜长短’，（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若尔，但作略例可矣；焉用繁辞曲证为邪！章氏虽以谬语，然其用只在方志。内篇《易教》以佛书本于《羲文》，诞妄实甚！至谓象通六艺，取证尤肤，（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无异决科之策。且于文人作传，则斥辨职之言；（见《章氏遗书》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传记》。）准是为例，范晔作《后汉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亦非身居左史，奉敕编定者也。史可私作，不嫌替窃正章，上拟麟笔，独于《太玄》、《潜虚》，谓其非分，适自相攻伐矣！史德一篇，谓‘子长非作谤书，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人之变’，语亦谛审。至谓‘微文讥谤，为乱贼之居心’，（见《章氏遗书》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宁知史本天职，君过则书，不为讪上！又述朱元晦语以为《离骚》不甚怨君。是则屈平哀歌，徒自悲身世耳；逐臣失职，类能为之；何当与日月争光，而《古今人表》列于仁人孟、荀之伍哉！刘子玄云：‘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斯为至言！章氏之论，徒教人以陷耳！其余陋者，自撰《文德》以为新奇，（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第二。）不悟《论衡》已有斯语。《论衡·佚文篇》：‘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文气出于魏文《典论》而徒推本韩、苏，何其厚弇古人也！至以庄子为子夏门人，（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上》。）盖袭唐人率尔之辞，未尝订实录。庄生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师；斯则让王亦举曾、原；而则阳、无鬼、庚桑诸子，名在篇目，将一一皆是庄师矣！以《艺文志·平原君》七篇，谓是著书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诸侯公子请益质疑，因以名篇居首。（见《章氏遗书》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匡谬》。）不晓平原固非赵胜，艺文本注谓是朱建；建与郦生、陆贾、娄敬、叔孙通同传；陆、娄之书，亦在儒家；《汉书》明白，犹作狐疑，以此匡谬，其亦自谬云尔！昔人云：‘玉巵无当，虽宝非用。’学者喜郑、章二家言，至杜佑、刘知畿则鲜留意！杜固括囊大典，朴质无华；刘亦精审不作犷语，学之既非骤了，以资谈助则不如郑、章之恢宏，故其弃录如此！由斯以谈亦见学人苟简专务窃剽矣；故其铺陈流别，洋洋盈耳，实未明其条系，甄其得失也！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抵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歆《诸子略》，然不知其义云乎！则知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见《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别录二《与人论国学书》。）盖章炳麟之褒弹则然也！

至张尔田则益疾言激论语明六经之出于史，而非六经之即皆史；声章氏诬圣之罪，不惮作鸣鼓之攻！其辞曰：“章氏著《原道篇》，以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孔子删述六艺，则所以学周公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自此论出，而先圣后圣，始若分茅而设矣！不知周、孔不容轩轾也！孔子以前，不必有周公。而周公以后，则不可无孔子！天不生周公，不过关系一姓之兴亡而已；而牺、农、尧、舜、禹、汤、文、武之书犹在也！天不生孔子，则群圣人之道尽亡，虽有王者，无从取法矣！何则？周公思兼三王，监于二代，集牺、农群圣之大成，为一代致太平。孔子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周公之大成，为万世立名教，为一代致太平，则典章制度，不能不详备。为万世立名教，则惟典章制度而已，必有其精义存焉！故《周易》，史也，而孔子赞之；《诗》、《书》，史也，而孔子删之；《礼》、《乐》，史也，而孔子定之；《春秋》，史也，而孔子笔削之；非敢僭越王章也；以为后王制法，不得不然也！夫六艺皆周公之旧籍也；而有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今文诸说是也；有未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古文诸说是也。今文为经；经主明理，故于微言大义为独详。古文为史，史主纪事，故于典章制度为最备。典章制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我孔子思存前圣之业，有德无位，不能不假周公之旧史制法后王；其中有因乎旧史者；亦有本旧史之文，别创义例者。”（见《史微》内篇卷第八《古经论》。）然则三代以上，帝王无经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上，帝王无教也，政而已矣！六艺皆三王之典章法度，太史职之以备后王顾问，非百姓所得而私肄也；自“六艺”修于孔子，三代之典章法度，一变而为孔子之教书，而后经之名始立！故经也者，因六艺垂教而后起者也！后世辟儒，其知六艺为史者鲜矣！其知六艺由史而为经者更鲜矣！知六艺为史者，挽近独一章实斋，可谓好学深思，不随流俗之士也！然章氏只知六艺之为史，而不知六艺之由史而为经。故其持论曰：“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又曰：“六艺皆周公之典章；孔子有德无位，不敢操制作之权，惟取周公典章申而明之，所以学周公也。”（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夫六艺为周公之典章法度，是固然已！然典章法度，历代不相沿袭者也。六艺虽周公旧史，苟非经孔子删定纂修，垂为万世不刊之经，又何取乎历代不相沿袭之典章法度以垂教后王也！且如章氏言，则后世会典通礼，其为政教行事之实，岂不更切于周公之典章法度乎？而章氏何以不与六艺并列为经也！既不列会典通礼于经，而独奉孔子手定之六艺为经，则六艺因孔子而重；而非因周公之典章法度而重，亦可知矣！如此而犹谓孔子不敢操制作之权，何其视圣人不如一钞胥哉！以钞胥为圣人，宜其推大成于周公，而不知孔子为万世之教祖也，欲辨孔子之教，亦惟正经与史之名而已！经与史之区分，政与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艺皆三代之政也，故谓之为史。由后而言，六艺皆孔子之教也，故谓之为经。章氏有言：“周公集典章法度之大成以行其政。孔子集周公之政以明其数。”因以为“政见实用，而教垂空言。儒生崇性命而薄事功，皆由于盛推孔子过于尧舜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若然，则垂教者绌于行政矣；政与教，岂可以空言实用分优劣哉！自周公至今日凡几姓矣，典章法度，未闻仍沿用周公之创制。然而人莫不有亲，莫不知孝其亲；莫不有长，莫不知敬其长；则自有天地以来，未闻有改焉者也！夫典章法度，所谓政也。孝亲敬长，所谓教也。孰可实用，孰可空言，必有能辨之者！若如章氏言，以为政见实用耶？吾未闻后世天下可以实行数千载上周公之典章法度者也体以为教垂空言耶？吾未闻有亲可以不孝，有长可以不敬者也！章氏以晚近之人，服晚近之服，言晚近之言；不责人孝亲敬长，而望人实行周公之典章法度，亦可谓进退失据矣！（见《史微》内篇卷第八《明教》。）夫一代之典章法度，一代之风系焉，文质异尚如循环；虽以牺、农、尧、舜、禹、汤、文、武之创制，不能历久而不变；而况周公一王之法哉！（见《史微》内篇卷第八《古经论》。）然则周公之政，历代沿袭不同者也。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天下有敢于更张周公典章法度之人，必无敢于灭裂孔子名教之人！此宰我所以盛推孔子过于尧舜也！宰我之言，见述于孟子。使孟子而崇性命，薄事功，则章氏议之是矣！使孟子而非崇性命，薄事功也；则章氏诬圣之罪为何如哉！其所以然者，由于知史而不知经也！（见《史微》内篇卷第八《明教》。）斯足以明国学之准绳，而当章氏之诤友！（张尔田《史微·明教》篇后题曰：“章实斋先生书，博学详说，余所服膺。惟斯言则害于道，故敢附于诤友之列，赞而辨之。”）宁得曰“蠢生于木，还食其木”，漫为譬喻，而引以相讽哉！然张尔田特明六艺之由史而为经，而非径斥“六经皆史”之说，以为巨谬不然也！

乃有发“六经皆礼”之说，而明“六经皆史”之大相剌谬者。是则盐城陈钟凡斠玄也！今按钟凡之言曰：“六经皆古之典礼。百家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上世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凡百制作，莫备于典礼。是故诸夏学术，三古礼隆其极。故礼事起于火化。礼文昭于祭祀。祭礼行于明堂，礼乐政教由是演，制度典章由是出。礼云礼云，诸夏道术之滥觞矣！周公集六代之大成，存先圣之旧典，经论制作，备于礼经。礼经者，六籍之大名、百家所由出也！征诸《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太卜之职，大祭祀，则眠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则陈龟。凡丧事，则命龟。是《易》用诸丧祭迁国师旅诸卜筮者也；则《易》为礼经，此其证矣！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太师之职：大祭祀，则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朄读为道引之引）大飧亦如之。大射，率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大丧、帅瞽而而作旧谥。是诗亦用诸饔射师旅丧祭者也；则《诗》为礼经，此其证矣！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大司乐之职，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叙之，以祭，以享，以祀。是乐所以祀天神四望，祭地示山川，享先祖先妣者也；则《乐》为礼经之明证。《汉志》本《七略》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书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大戴礼》曰：‘内史太史，左右手也。’是左史右史；即周官之内史太史。《尚书》、《春秋》，内史太史所掌之籍也。考太史之职：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事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内史之职，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以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是《春秋》为丧祭师旅迁国及会同朝觐之典；《尚书》者，叙事策命制禄赏赐之籍；则《春秋》、《尚书》皆礼经之明证也。故观于太卜、太师、大司乐、太史、内史，皆宗伯之属；则其所掌《易》、《诗》、《书》、《乐》、《春秋》皆先王之典礼，昭然若揭，奚待韩宣子适鲁而后知《易象》、《春秋》之为《周礼》哉！（《左氏》昭二年传）故曰：‘六经皆古之典礼也。’诸子者，礼教之支与流裔也。考诸《汉志》：儒家出于司徒。《周官》载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二曰以阳礼教让。三曰以阴礼教亲。四曰以乐礼教和。又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是司徒以礼教民者也，儒家学本于礼，有明验矣！道家出于史官。而太史、大祭祀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小史，大祭祀读礼法。《史记》又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庄列传》）《小戴记》孔子对曾子问礼，一则曰‘吾闻诸老聃’；再则曰‘吾闻诸老聃’。（《曾子问》）则道家学出于礼有明验矣！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周官》冯相氏、保章氏之职，礼官之属也。《大戴礼》谓：‘明堂为天法。’（《盛德篇》）《礼明堂阴阳录》曰：‘阴阳者，王者所以应天。’（引见《牛宏传》及《御览》。）蔡邕亦谓：‘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上通天象，故十二宫象日辰。’（《明堂月令论》）是以观象授时，本明堂之大典。阴阳家学本于礼，有明验矣！名家出于礼官；《周官》大小宗伯之职也。法家出于理官，大小司寇之职也。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司马迁曰：‘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自叙》）陈宠曰：‘礼经三百，威义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后汉书》本传）故刘氏谓其辅礼制；则名家、法家学出于礼，有明验矣！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周官》巫祝之职也。蔡邕曰：‘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堂，则曰明堂。异名同实，其实一也。’（《明堂月令论》）《吕览》言：‘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当染》）则墨家出于礼之明验也。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周礼》大小行人之职也。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则纵横家学本于礼之明验也。杂家出于议官；《周官》三公之职也。《尚书》言：‘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周官》）《吕览》首陈十二纪；《淮南》亦训《时则》，并本夏时遗制，为《小戴·月令》之所本。是杂家学本于礼之明验也。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国语》载虢文公谏周宣王曰：

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土阳阐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及期，王祼鬯飨醴乃行。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墢，班三之，而时布之于农，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国语》）

是后稷播时百谷，必遵太史敬授民时，则农家学本于礼之明证也。小说家出于稗官；《周官》土训、诵训、训方氏、匡人、撢人诸职也。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诵训，掌道方慝。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匡人，掌达法则，匡邦国而观其慝。撢人，掌诵王志。凡是诸职，皆所以训四方，道方志方慝以诏王国，是小说家学本于礼之明证也。然则诸子出于王官者，其学即莫不原于典礼，故礼学，为道术之根荄，群言之郛廓！六经诸子，莫不由此滋生萌蘗，章学诚不明乎此，妄有‘六经皆史’之论。若谓六经掌于史官，应得史称？不知《春秋》、《尚书》掌于太史、内史；而《诗》、《易》则分掌于太卜、太师；乐掌于司乐；礼掌于宗伯；各有当官，非必史官之专守，（史氏所掌当属其贰）则不得并名为史。‘六经皆史’之说，发自王守仁。章学诚申其说。龚巩祚更畅言之，谓‘任照之史，为道家祖。任天之史，为农家祖。任约剂之史，为法家祖。任文之史，为杂家祖。任讳恶之史，为阴阳家祖。任喻之史，为纵横家祖。任本之史，为墨家祖。任教之史，为小说家祖。’（《古史钩沉论》）语半无征，将焉取信！今推寻本柢，正以六经之礼之说。”（见《诸子通谊》卷上《原始》。）则是与章氏之明“六经皆史”者，如别黑白之不同矣！然其以《周官》为根柢，以《汉书·艺文志》为崖廓，则又与章氏无乎不同者也！可谓貌同而心异者焉！於戏！章氏不云乎“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中也！”（见《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互著》。）余故备著异议，不惮烦琐，利钝毕著，义蕴究宣矣！

博端诵章书，发蒙髫年，迄今四十，玩索不尽。粗述睹记，以为成学治国闻者观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