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书，所以开大原，立大本；（王柏古《中庸》跋）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杨时《中庸解·自[3]序》）卒为是篇，以原圣学。

【解题及隶《四书》始末】《中庸》，本《礼记》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然单篇别出，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宋散骑常侍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宋仁宗书《中庸》赐王尧臣。张载以无所不学，当康定用兵时，上书谒范仲淹言兵事，仲淹曰：“名教中自有乐地。”因劝读《中庸》。则表章不始二程。朱熹得二程之学，乃以配《大学》并《论语》、《孟子》称为《四书》，语详《大学》篇。而谓之《中庸》者，谊训不一。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礼记正义》引）此一说也。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杨时《中庸解·自序》）此又一说也。颐为《中庸》作解，自以不满其意而焚稿焉；遂以属门人郭忠孝，忠孝《中庸说》：谓“中为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国家。”又云“极天下至正谓之中，通天下至变谓之庸。”（朱彝尊《经义考》引黎立武说。）盖中之训，本诸师说；而庸之谊，兼采郑玄，折衷二家之间。此又一说也。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章句》）此又一说也。其中程颐之解，宋学所宗；虽异郑玄，而古训是式，于谊为长，朱熹本之而加精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所以为“天下之正道”；（《书·洪范》疏“凡行不迂僻则谓之中”《仪礼·聘礼》“每门每曲揖”注“门中门之正也”《论语·子张》“允执厥中”皇疏“中谓中正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章指》“履其正者乃可为中”《后汉书·陈宠传》注“中正也”，则是中古训正也。）平平常常，无易攸常，所以为“天下之定理”。《尔雅·释诂》：“庸，常也。”（《易文言传》庸言庸行九家注、《孟子·告子上》“庸敬在兄”注、《荀子·不苟篇》“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注皆曰“庸，常也。”《周礼·大司乐》“中和只庸”孝友注“庸，有常也。”《庄子·德充符》“其与庸亦远矣”《释文》“庸，常人也”则是庸古训常也。）《韩非·解老》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故曰“不易之谓庸”。然则中庸者，至正而不可逾，寻常而无攸易。至正而不可逾，故不违道以干誉；寻常而无攸易，宁用哗众以取宠。学者所以进德之要，本末俱备矣！

【《中庸》之作者】按《史记·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引）《孔丛子》云出依托，然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多存汉魏旧说，亦称《中庸》为子思所撰。则“子思作《中庸》”，乃汉以前相传旧说；疑可信也？惟孔鲋谓“子思年十六作《中庸》”。而宋翔凤《过庭录》，乃据《孔子世家》以辨之曰“《孔子世家》云：‘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作《中庸》。’郑康成说：‘颜渊死，伯鱼尚未葬。’则亦卒于鲁哀十三年，盖遗腹生子思，在十四年，年甚幼，不及事孔子；故孔子之丧，皆门人所治，以子思在襁葆也。知子思年六十二，当威烈王六年，是年困于宋，作《中庸》。《中庸》为继圣明道之书，故以年著之，与上文叙孔子大事，必著年若干同例。六十二，非卒年也。子思卒年不书，史失之。又十三年，当威烈王十九年，为鲁穆公元年，子思年七十五，穆公亟见子思，尊礼之。果子思年六十二，安得至穆公时，孟子之言，反为失实矣！”其言甚辩以核！然宋氏引孟子以证史公纪年之或有误则可；而迁就依违则不可！今按《世家》上下文读之，曰“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曰“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曰“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则“年六十二”者，史公自叙子思卒年，非作《中庸》之年也。至谓《中庸》为子思困于宋而作，亦采《孔丛》而非史公之意，史公书曰：“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特提子思，玩语气别是一事，非如《过庭录》所引“尝困于宋，作《中庸》”，脱去“子思”二字。独《孔丛》叙：“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下此以讫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说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雠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此宋氏说之所本也，独不采其“年十六”之说耳。而史公书则于“困于宋”曰“尝”，于“作《中庸》”曰“子思”，而以补叙于“年六十二”之后，则不知其为“年十六”欤？为非“年十六”欤？叙其事而不系之年，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之志也！昔尧之命舜曰“允执厥中”，舜用中于民而亦以命禹，盖《中庸》之义所由本。而王应麟《困学纪闻》则谓孔子曰：“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原注《大戴礼·家语》。）曾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侥幸。”（按见《大戴记·曾子曰孝篇》。）《中庸》之言本此，然后知朱熹序《章句》，谓“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其言为信而有征也！或谓“《中庸》是汉儒所撰，非子思作也。其隙罅有无心而发露者！孔孟皆山东人，故论事就眼前指点。孔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曰：‘泰山其颓’；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挟泰山以超北海’；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汉都长安，华山在焉。《中庸》引山称‘华岳而不重’；明明是长安之人，引长安之山，此伪托子思之明验。”（叶酉《再与袁随园书》）或又谓：“《中庸释文》一本‘载山岳而不重’；今云：‘载华岳而不重。’《尔雅·释山》云：‘河南华，河西岳’；不是子思之文，当是西汉博士所改也。”（俞正燮《癸巳存稿二》）此亦足以备异闻，资考论焉。

【《中庸》之本子】按《汉书·艺文志》，《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宋散骑常侍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疑古《中庸》有二篇本而传说者遂依分篇卷？犹《汉书·艺文志》著录《易·上下经》，遂有《易传周氏》、《服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皆二篇；《论语》鲁二十篇，遂有鲁《王骏说》亦二十篇。今云《中庸说》二篇，知必有一本《中庸》二篇也。戴颙为传二卷，疑尚见二篇本矣！今按《礼记·中庸》第三十一，而注疏分两卷，为卷第五十二，为卷第五十三；岂即古二篇之旧耶！《孔丛》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则是《中庸》有四十九篇本也。而在《礼记》中者一篇；不知其四十九篇之要删欤？抑合并四十九篇而为一篇欤？朱熹为《章句》，因其一篇者，分为三十二章，遂大行于世；其后王柏因朱熹《章句》订《古中庸》二卷，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为下篇，重析为二：自以为复《中庸》二篇之古；而《章句》不改朱熹也。然朱熹订《大学》错简，而《中庸》不言，其后亦有订《中庸》错简，而别为定本者：就所睹记，则有明杨守陈撰《中庸私抄》一卷，管志道撰《中庸订释》二卷，周从龙撰《中庸发覆编》一卷，凡三家四卷，书轶不见，绪论仅存！（见朱彝尊《经义考》。）杨氏谓“《中庸》之言，若散而无统，乱而无伦，但由简之有错耳！既移正其简，又欲更定其章，则文义皆已连属，更无少断；然后知《大学》之章可分，而《中庸》难以章分也。”（杨守陈《中庸私抄·自序》）遂以意之所欲正，别写为本而取朱熹《章句》分抄其下焉。此订其错简而以为不可分章者，杨氏之书也。管氏自幼读朱熹《章句》，即疑《哀公问政》章“礼所生也”之下，有“在下位”三句而遗全文；据朱熹述郑氏之解曰“此句在下误重在此”；夫何以辩下文之非错简；而此处之非阙文也？又考《家语》：子曰三近之上有伪撰“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三语，则又疑《章句》中岂无误混孔氏祖孙言语，而强为分章之处？因先订此章；其他《章句》，亦有分其合而合其分者，（管志道《中庸订释·自序》）凡为三十五章。此订其错简，而别自分章与朱熹不同者，管氏之书也。周氏之书，则以武周达孝继述二条，次于作述之下，缵绪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条，次于在下位一条之下，天道人道之上。虽其中与传注不同者什九，而自谓以《中庸》解《中庸》；其称《发覆》者，从前所覆者，自今发之，周氏所自命也。（陈懿典《中庸发覆编序》）此亦别出于朱熹之章句，而自成一书者也。惟是朱熹《章句》，不从郑玄；而精密远胜，涵咏义理，舍之何求焉！

【《中庸》之读法】昔程颐称：《中庸》之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而望善读者之玩索而有得焉！（朱熹《中庸章句》引）粗拟读法，以当启蒙。

第一，明其宗旨　《中庸》者，尽性之书也。（王渐逵《中庸义略·自序》）其书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为万事者，率性之道也。末复合为一理者，修道之教也。（张洪《中庸讲义·自序》）首之以天命，性之原也。自天而推之人，则曰“率性之谓道”；自人而复乎天，则曰“修道之谓教”。（湛若水《中庸测·自序》）教者，所以复其性而已。故于篇末，又从下学立心之始言之，推而至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人未始不为天，天未始不为人；天人相与之故，《中庸》之道极矣！（张洪《中庸讲义·自序》。）

第二，核其篇章　《中庸》篇章，各家不同。就所睹记，《礼记正义》分全篇为两卷三十六节；其后宋儒晁说之撰《中庸传》一卷，支分节解，凡八十二节：天命之谓性（节）率性之谓道（节）修道之谓教（节）。道也者（至）非道也（节）。是故君子（至）不闻（节）。莫见乎隐（至）慎其独也（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节）。中也者（至）达道也（节）。致中和（至）育焉（节）。仲尼曰（至）忌惮也（节）。子曰《中庸》（至）久矣（节）。子曰道之（至）行矣夫（节）。子曰舜其（至）舜乎（节）。子曰人皆（至）守也（节）。子曰回之（至）失之矣（节）。子曰天下（至）能也（节）。子路问强（至）强哉矫（节）。子曰素隐（至）费而隐（节）。夫妇之愚（至）不能焉（节）。天地之大（至）破焉（节）。诗云鸢飞（至）察乎天地（节）。子曰道不（至）勿施于人（节）。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也（节）。庸德之行（至）慥慥尔（节）。君子素（至）自得焉（节）。在上位（至）徼幸（节）。子曰射有（至）自卑（节）。子曰妻子（至）顺矣乎（节）。子曰鬼神（至）如此夫（节）。子曰舜其（至）其寿（节）。故天之（至）覆之（节）。诗曰嘉乐（至）必受命（节）。子曰无忧（至）子述之（节）。武王缵（至）保之（节）。武王末（至）一也（节）。子曰武王（至）至也（节）。郊社（至）掌乎（节）。哀公问政（至）礼所生也（节）。在下位（至）治矣（节）。故君子（至）知天（节）。天下之达（至）一也（节）。或生而（至）一也（节）。或安而（至）一也（节）。子曰好学（至）国家矣（节）。凡为天下（至）所以怀诸侯也（节）。凡为天下（至）不穷（节）。在下位（至）身矣（节）。诚者天之（至）人之道也（节）。诚者不勉（至）圣人也（节）。诚之者（至）必强（节）。自诚明（至）明则诚矣（节）。唯天下至诚（至）参天（节）。其次（至）能化（节）。至诚（至）如神（节）。诚者自诚（至）道也（节）。诚者物之（至）为贵（节）。诚者非自（至）宜也（节）。故至诚（至）不测（节）。天地之道博也（至）纯亦不己（节）。大哉圣人（至）凝焉（节）。故君子尊（至）崇礼（节）。是故居上（至）之谓与（节）。子曰愚而（至）其身者也（节）。非天子（至）亦不作礼乐焉（节）。子曰吾说（至）寡过矣乎（节）。上焉者（至）弗从（节）。故君子之道（至）知人也（节）。是故君子（至）天下者也（节）。仲尼（至）大也（节）。唯天下至圣（至）配天（节）。唯天下至诚（至）之化育（节）。夫焉有（至）能知之（节）。诗曰衣锦（至）日亡（节）。君子之道（至）入德矣（节）。诗云潜虽（至）于志（节）。君子之所（至）屋漏（节）。故君子不动（至）有争（节）。是故君子不赏（至）刑之（节）。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节）。诗云予怀（至）末也（节）。诗曰德（至）至矣（节）。最细琐矣！朱熹《章句》则分为三十三章，而复截为三大段，以为：“首章，子思推本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其下十章，则引先圣之言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复引先圣之言明之。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朱熹《书中庸后》）大抵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则连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则连之以费隐。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则连之以天道人道。王柏订《古中庸》因熹章句，析为二篇：上篇自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以“《中庸》”为纲领；其下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义也。下篇自第二十一章至卒章，以“诚”“明”为纲领；其后诸章，详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诚”“明”之道也。黎立武撰《中庸分章》一卷，则自“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为第一章。（《礼记正义》第一节，朱熹《章句》第一章）“仲尼曰”至“惟圣者能之”为第二章。（《礼记正义》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朱熹《章句》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君子之道费而隐”至“察乎天地”为第三章。（《礼记正义》第七节，朱熹《章句》第十二章）“子曰道不远人”至“君子胡不慥慥尔”为第四章。（《礼记正义》第八节，朱熹《章句》第十三章）“君子素其位而行”至“反求诸其身”为第五章。（《礼记正义》第八节、第九节，朱熹《章句》第十四章）“君子之道”至“父母其顺矣乎”为第六章。（《礼记正义》第九节、第十节，朱熹《章句》第十五章）“子曰鬼神之为德”至“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为第七章。（《礼记正义》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朱熹《章句》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哀公问政”至“不诚乎身矣”为第八章。（《礼记正义》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朱熹《章句》第二十章）“诚者天之道也”至“明则诚矣”为第九章。（《礼记正义》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第二十四节，朱熹《章句》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唯天下至诚”至“故至诚如神”为第十章。（《礼记正义》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诚者自成也”至“纯亦不已”为第十一章。（《礼记正义》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大哉圣人之道”至“蚤有誉于天下者也”为第十二章。（《礼记正义》第三十节、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三节、第三十四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仲尼祖述尧舜”至“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为第十三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三十章）“唯天下至圣”至“其孰能知之”为第十四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诗曰衣锦尚絅”至“无声无臭至矣”为第十五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三章）凡十五章。明管志道《中庸订释》，大致本朱熹《章句》而稍变通之：以“人莫不饮食也”一节合“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为一章。析“子曰无忧者”一节为一章。自“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至“孝之至也”为一章。以“郊社之礼”一节自为一章。自“哀公问政”至“礼所生也”接“在下位”一节，然后接以“故君子不可以修身”一节为一章。自“天下之达道五”至“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为一章。自“凡为天下有九经”至“道前定则不穷”为一章。自“诚者天之道也”至“明则诚矣”为一章。（黎立武《中庸分章》第九章）自“唯天下至诚”至“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为一章。自“诚者自成也”至“无为而成”为一章。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至“纯亦不已”为一章。自“子曰愚而好自用”至“亦不敢作礼乐焉”为一章。自“子曰吾说夏礼”至“蚤有誉于天下者也”为一章。自“唯天下至诚”至末为一章。谓通篇未有径以“诗云”作章首者，故订之云；凡三十五章。清李光地撰《中庸章段》一卷，则分为一十二章，特联属其文：“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为第一章。（《礼记正义》第一节，朱熹《章句》第一章）“仲尼曰君子中庸”至“民鲜能久矣”为第二章。（《礼记正义》第二节，朱熹《章句》第二章、第三章）“子曰道之不行也”至“强哉矫”为第三章。（《礼记正义》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朱熹《章句》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子曰素隐行怪”至“诚之不可掩如此夫”为第四章。（《礼记正义》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朱熹《章句》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子曰舜其大孝也欤”至“其如视诸掌乎”为第五章。（《礼记正义》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朱熹《章句》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哀公问政”至“虽柔必强”为第六章。（《礼记正义》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朱熹《章句》第二十章）“自诚明”至“明则诚矣”为第七章。（《礼记正义》第二十四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一章）“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至“纯亦不已”为第八章。（《礼记正义》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大哉圣人之道”至“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为第九章。（《礼记正义》第三十节、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三节、第三十四节、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唯天下至圣”至“故曰配天”为第十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至“其孰能知之”为第十一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二章）“诗曰衣锦尚絅”至“至矣”为第十二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三章）诸家之中，莫多于晁说之，莫少于李光地；而要之章分太碎，意欠融贯，为蔽一也！今依《正义》，分为两篇；“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以上为上篇，“哀公问政”以下为下篇。上篇四章：首“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题曰“原道”；乃论道之大原出于天，为第一章。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题曰“中庸”；言中庸之不可能而可勉也，为第二章。自“君子之道费而隐”至“小人行险以徼幸”，题曰“衡庸”；言道不远人之所以为庸也，为第三章。自“子曰射有似乎君子”，至“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题曰“推庸”；言反求诸身以推之大孝达孝，而明庸之为道，可大可久也，为第四章。下篇三章：自“哀公问政”至“不诚乎身矣”，题曰“修身”；言五达道三达德九经而一本诸修身，为第一章。自“诚者天之道也”至“纯亦不已”，题曰“衡诚”；承上修身而言“诚者自成也”，为第二章。自“大哉圣人之道”至“无声无臭至矣”，题曰“叹圣”；乃子思昭明圣祖之德，而举仲尼以为人道之极则也，为第三章。大抵上篇言“率性之谓道”，下篇言“修道之谓教”。上篇以“中庸”两字提纲，从“中和”引到“中庸”。知愚贤不肖，失乎“中”者也；故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为“过”“不及”说法。“素隐行怪”，悖乎“庸”者也；故以“道不远人”“反求诸其身，”为“隐”“怪”砭规。而终以“父母其顺”推极言之，以称大孝达孝，德博而化，壹本于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也。下篇以“诚”字提纲，论天下五达道，国家九经，无不推本于“诚身”；似是上篇“道不远人”，“反求诸其身”之指。而诚身之人有两等：一则“自诚明”；“天下至诚”，“天下至圣”，是也。一则“自明诚”；“择善而固执之”，“其次致曲”，是也。而要其归于“无声无臭”，与上篇篇首“不闻不睹”义相发。然《中庸》一书，本是脉络贯联；而汉人辄于其中妄加“子曰”字，遂致截断文理，多生枝节。俞樾尝切论之，大指以为：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道其不行矣夫！”此数语本一气贯注，“民鲜能”句，即包下“不行”“不明”两意；而“不行”由于“不明”，故用“鲜能知味”一喻，而以“不行矣夫”为唱叹之语以结之！汉人于此加两“子曰”字，遂使一章，变成三节，而语转不了矣！子曰：“舜其大知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此段文字亦一气贯注，因上章“不行”“不明”两意，侧重“不明”，故举舜之“大知”以示人，见必如舜之“大知”，方可以明道；“人皆曰予知”，而实非“知”也，故择乎中庸而不能守，因举回之为人，以示能守者之难得，而以中庸不可能为唱叹之语，并上章而结之。汉人于此加三“子曰”字，遂使一章变成四节，而语转不了矣！《礼记》如《坊记》、《表记》、《缁衣》等篇，其中“子曰”“子云”等字，均是汉人增益，多可删除者；姑举《中庸》两段以示例，余可类推焉。亦有“子曰”字本非衍，而误以为衍者，如哀公问政一章，非皆孔子之言也，子思之言也。孔子之言至“夫政也者蒲卢也”，其辞毕矣；故“为政在人”以下，则皆子思之言。盖子思欲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而特引夫子之语以发端也。下文“好学近乎知”三句，又著“子曰”字，则其上非孔子之言明矣！学者不察，谓上下皆孔子语，乃以此“子曰”字为衍文。嗟乎！如前两章，则衍“子曰”字而不知；如此章，则应有“子曰”字而反以为衍：乃叹古书之不易读如此！（俞樾《达斋丛说·中庸说》）

笫三，观其会通　《中庸》一书，内贯《易》理，外通道佛。佛教者，智信圆融之教也。世界诸宗教，无不根植于信，而见破于智，以故宗教与科学不两立，乃至与哲学亦相违牾。惟佛教则不然！其利乐有情，始于由智生信；复终于由信转智。观释尊四十九年之说法，最初说有，其次说不有而空，最后乃说究竟，即非空非有之中道，此三时所说之教义，无一非极悲智双运，朗照澄澈之观；而其钤键尤在第三时之中道教。中道教者，三时教之一，说有空不偏，中道之教也；是法相宗所立。佛法以中道为究竟义，吾儒以中庸为第一谛。中庸之以“诚”“明”互修，犹佛法之贵“智”“信”圆融。“自明诚谓之教”，教之始于由智生信也。“自诚明谓之性”，道之终于由信转智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孔子赞《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位当者言正。不当者非正；而言“中”也重于正。九三，六四，皆正也；三多凶，四多惧，以其不中也。九二，六五，皆非正也；二多誉，五多功，以其中也。故《彖传》言“中”三十有五，《象传》言“中”三十有八，正不必中，中无不正也。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时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刚中”，曰“柔中”；刚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尝谓《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昭明圣祖之德而作《中庸》，其义盖本之《易》。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子思作《中庸》之所为开宗明义者也！然尧之传舜曰“允执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范》九畴，天所以锡禹也；五居九畴之中，故曰“建用皇极”。“皇极”者，“大中”之谓也。尧舜以来，言中不言庸。子思之言中庸，何也？曰所以救“素隐行怪”，“愚而好自用者之失也”。《说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然好自用者不能和众；而和众者必依“中庸”。自性天之所命者言之，谓之中；《传》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尽人所率用者言之，谓之中庸；此曰“用其中于民”，是也。“中”无定体，而用“中”莫如随时。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虽然，“时中”，唯圣者能之；而择“中”而执之，则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谓之择善。圣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贤不肖之伦，去其过不及而归于中，故示之以从入之方，曰“择乎中庸”。“择”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词也。择之而得之，得之而固执之，久之而无时之不用其“中”，此之谓“时中”，此之谓“依乎中庸”矣。然则何以复言中和？曰：自“用其中”者而言，谓之“中庸”；自“和于众”者而言，谓之“中和”。“发而皆中节”者，合乎时，和乎众者也。天有四时，顺其序，不夺其伦，谓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节，不陵于众，谓之“中和”。“中”以“和”为用，“庸”以“中”为体；故《博雅》训“庸”为“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即“中庸”也。惟“中”斯依乎“庸”，惟“庸”乃“和”乎众。孔子特发其义于《乾》之九二，而推极其致于九五。其赞《乾》九二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君”者，群也；“君德”之言群德也。夫以龙德正中之德博而化，而基之于“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此依乎“庸”以执“中”者也。其赞九五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盖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为“同声”“同气”之义。圣人之于人亦类也，故为“各从其类”之义。《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即指九五而言。此依乎“庸”以和众者也。“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斯不“庸”矣！“愚而自用”，求逞于人焉；斯失“和”矣！乾元用九而戒之以“天德不可为首”；惧其矫强，以不“庸”者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时中”，孔子知其意而特发“中庸”之义于《乾·文言》。惟“时中”，斯因时制宜，无时不“中”；惟“中庸”，斯和光同尘，无众不和。庄子知其意而特发中庸之义于《齐物论》，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已；因是已！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虽为言不同，而言“中”言“庸”则一。然则《中庸》之书，盖道出于《易》，而旁通于道佛书者焉！

余五岁，受《中庸》于伯兄子兰先生；伯兄课督綦严，而于朱熹《章句》多异说。迄今四十余，鬓毛已斑；而伯兄不禄，忽忽十年。自伤老大无成，每展是书，未尝不追念伯兄之教，彽徊庄诵而不能自已也！爰当启蒙而述是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