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夏洛茨维尔

向青年作家进一言

两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设想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建筑在一个基本上是健全的理念上的。这个理念认为，世界局势之所以如此纷乱，人类当前之所以普遍面临困境，完全是因为不同种族、语言和境况的作为个体的男人与女人，不能相互讨论从根本上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与困难，却必须要通过怀有敌意、似乎难以和解的双方正式政府的安排，才能勉强有所交流。

也就是说，各行各业的个体，应该能够有机会和世界上他们的同行对话——劳动者对劳动者，科学家对科学家，医生、律师、商人、银行家和艺术家与世界各地身份相同的人，进行对话。

这个理念没有什么不正确的。自然，没有一个艺术家——画家、音乐家、雕塑家、建筑家、作家——是会持异议的，因为这一点——企图与人交流不论其种族、肤色与情况如何——正是每一位艺术家本已穷尽了毕生之力孜孜矻矻去追求的，也是他只要还有一口气便将继续努力去做的。

在我看来，这个计划注定难以推行的迹象从总统自己的措辞上即可看出，他说：劳动者对劳动者，艺术家对艺术家，银行家对银行家，大腕儿对大腕儿。在我看来，使它注定要失败的是我们文化自身承袭下来的一种恶；这种恶的素质，绵延不绝地生存于（也许有其必要但我个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任何一个经由这个历史阶段得以生存下来的国家的文化里。认为个人无法与个人对话，因为作为个人的人，是再也生存不下去了，这样的看法是一种神秘信仰，几乎算得上是一种宗教了。这种信仰认为再没有空间能让个人安静地与个人对话，谈一些单纯的问题，如诚实地对待自己，有责任心地对待别人，保护弱者，有同情心、怜悯心地对待所有的人，因为如诚信、怜悯、责任心、同情心这样的个人品质，是再也不存在的了，人类自身倘想继续生存，只有放弃与排斥自己的个性，参加到他的那个专制小宗派里去，与另一个专制的小宗派相对立，两边都在同一时间内为同样的气氛所充斥，都武装以同样模棱两可的对“人民民主”“少数权利”“平等正义”“社会福利”的抽象释义——用尽了所有的同义词把所有的羞耻从不负责的行为里排除出去，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仅仅邀请，而且甚至是强迫每一个人都参加进去的。

因此，在此刻这样的情况下——我指的是总统的“人与人对话委员会”的规划下——艺术家亦是如此，他已经用了毕生的力量试着去解决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激情问题，以及让心灵激情生存至少是好歹存活下去的问题，却实际上被他的总统要求去证实那个神话，而这神话恰恰是他用了一生的精力要去否定的：那个神话的内涵是，人作为个人时，什么都算不上，只有被组织进一个由无名氏们组成的团体时，在那里他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以换得一个号码，只有在这时，个人才能有所作为。

这真是够悲惨的，如果遇上这样的时刻——我指的是，由他的国家来正式认定他毕生奉献的合法有效性——艺术家真的得全速冲刺，朝向一种可以称为跻身组织的普遍意志，这种普遍意志要泯灭人身上的个性，直到人不但没有了道德责任心，而且甚至没有了肉体上的痛感，没有了生与死的问题，通过消灭他的个性（变成什么实质上无关紧要，只要他确实是消失了），使他变成国家承认的经济集体，以专业、行业、职业或是所得税类别区分，如果想不出什么别的分类法的话，不妨按财经公司的名单来分类即可。艺术家的悲剧在于，今天他甚至必须抵抗住这种压力，在与消除他的个体人性的普遍意志抗衡上损耗掉他微薄的却是（如果他是个艺术家的话）珍贵的个人力量，以便成为一位艺术家。这就终于说到我要提醒注意的那一点上来了，在我看来那似乎是所有青年作家今天必须面对的难题里的一个。

我想，说不定所有的作家，在“发烧”时，在全速工作以便试着把他们感到一吐为快的东西尽量迅速地写出来时，是不会去读比他们年轻的作家所写的东西的，原因是和短跑或是长跑运动员的是一样的：他没有时间去管谁跑在他的后面甚至紧跟着他的是哪些人，他只关心谁跑在他的前面。至少，我自己的情况是这样的，因此大概有二十五年，我在当代文学圈子里是简直连一个熟人都没有的。

因此，当不久之前我真的开始阅读当代作品时，我带着的不仅是无知而且是天真、新鲜的感觉，一种你们可以称之为没有预设观念的观点与兴趣。总之，我从所读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那里得到一种印象，它以后如此反复不断地出现，因此我得认为它有普遍的代表性了。这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作家在我所打算说清的我们文化当前状态的压力下，不得不在人类种族的那种真空里起些作用。他笔下的人物并非行动、生活、呼吸、奋斗在纯朴人们的喧嚣与激荡之中，如同我们学习过写作技艺的前辈大师笔下的人物那样，我说的大师是狄更斯、萨克雷、费尔丁、康拉德、吐温、斯摩莱特、霍桑、麦尔维尔、詹姆斯；他们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不仅没有烟消云散，相反却滋生出了一大群喧嚣忙乱的普通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不可救药、无法征服的乐观主义的一种肯定——像他们那样的男男女女，可以看懂，可以理解，即使他们是在引人生起反感，即使他们是在谋杀、抢劫或是出卖你，因为他们的也是普通人的欲望、希望与恐惧，没有为集体压制与集团的强制而变得复杂化——往喧嚣忙乱的人堆里，他们尽可以大胆地闯进去，不仅不会引起惊骇，会受到欢迎，而且还会受到衷心的欢迎，也不会受到伤害的威胁，因为他们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顶多不过是头让另一个人的头撞了一下，肘弯、膝头给蹭掉一块皮而已，而且蹭撞上来的也仅仅是另一个人的肘弯与膝头嘛——一群喧闹忙乱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照天使的指点，而是按道德原则接受劝说、相信与行动；在这里，真理不在你看着真理时你所站的地方，而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品质与事物，它可以也很想敲碎你的脑壳，如果你不接受它至少是不尊重它的话。

可是今天，青年作家的人物却必须不是按个性而是孤立地起作用，不是在一个有着几条简单、可以理解的真理与道德原则的世界中，与大家一起追求全体人类心灵的痛苦与希望，而是单独生存于事实的真空之中，这不是他所选择的也不是他配得到的，像一只在倒置的平底玻璃杯里的苍蝇一样，他无法从那里逃逸出来。

让我重复一遍：我并未读过当代作家的全部作品；我还抽不出时间。因此我只得谈我所了解的那些。我现在想到的是我认为应列为最最好的那一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是因为这一部如此充分地显示了我打算要说的道理：一个青年人，不管持有什么古怪的主张，总有一天必须当一个成年人的，他会比某些人聪明，会比大多数人更加敏感，他（他甚至都不是出于本能才这么称呼它的，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本能）也许是因为上帝使他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的吧，他爱成年人，希望成为大人的一员、人类的一员，他想参加到人群里去，但是失败了。在我看来，他的悲剧不在于，如他或许会想的那样，自己不够坚强、不够勇敢或是不值得被接受进人类。他的悲剧在于，当他企图进入人类时，人类根本就不在那里。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除了疯狂地、一本正经地乱飞，在他那只倒置的玻璃杯里，直到他或是放弃，或是自我毁灭在乱飞乱撞之中。读者自然会立刻想到哈克·芬，另外一个也是很有自己主意的少年，但很快便成长为大人了。不过在芬的情况里，他所需奋斗的一切就是让自己的个头变得大一些，好在时间自会治好他的毛病的；到时候他会长得像他任何一个对手一样魁梧；即便这样，成年人世界能带给他的损害无非是蹭掉他鼻子尖的一小块皮；人类，人这个种族，会接受他而且已经正在接受他；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

在我看来，这就是那位青年作家的困惑。要防止人类被摄去灵魂，如同公马、公猪或公牛受到阉割一样；要在为时太晚之前不让个人被无名化，不让人类从被称为人的那类动物中消失。这不仅是青年作家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说到拯救人的人性，有谁是比作家、诗人、艺术家更能胜任的呢，因为最畏惧人性丧失的也就是这些人了，人的人性，这正是艺术家生命的血液呀。

（原载《福克纳在大学》，弗·l.格温与约·l.布洛特纳编，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打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