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贵族阶级之特殊地位

我国历史上，所谓贵族阶级，夏、商、周有之，魏、晋、南北朝，亦有之。前者之贵族，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诸侯之世臣。后者之贵族，多为大家世族。最著 者，如南方之王、谢，北方之崔、卢、李、郑。唐承六朝之后，门阀犹存，高俭等修《氏族志》，崔干仍列第一，太宗改之，始降第三。《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云：

由是诏士廉（俭字）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班其书天下。

然此所谓贵族阶级不限于大族世家，即官僚地主亦包括在内。盖彼辈在政治上、刑法上、经济上及社会上，皆有特别地位，纵不是名门勋格，而一切享受实与贵族无异，称为贵族阶级，谁曰不宜。兹分述其特殊地位如下：

（一）赦死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自古已然。惟唐代贵族阶级，触犯极刑，例多法外施恩，减轻论罪。《唐语林》卷二云：

郑光，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户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擒而械系之，及延英对，上曰：“卿禁郑光庄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拟如何处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郑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典，则是朝廷之法独行贫下，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再三干朕，卿与贷法得否？不然，重决贷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诏，但许臣且系之，俟征积年税物毕放出，亦可为惩戒。”

同书卷四，又有睿宗赐刘幽求铁券“特恕十死”之记载。似此赦死，《唐大诏令》不一而足。然则贵族阶级，除犯上作乱外，触法犯禁，死者盖寡。

（二）免课役　唐代赋役，初为租庸调，后改两税制。依法人人皆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惟朝廷对于皇亲懿戚，及九品以上官吏，特免课役。《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五）云：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王官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同时富户豪族，亦多邀幸免。《唐语林》卷二云：

宣宗赐郑光云阳鄠县田，皆令免税。宰臣奏不可，上曰：“朕初不思尔，卿等每为匡救，必极言毋避。亲戚之间，人所言，苟非忠爱，何以及此。”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又云：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贵族阶级，田园广大，“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输王赋”。而地无立锥之劳动阶级，反“私税十，公税一”，国法人情，焉得其平？

（三）荫子为官　唐代文官武职，类以贵族阶级子弟为之。《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云：

刺史多武夫勋人……折冲果毅之内，有身材强者，先入为郎将，其次始补外任。

《唐六典》卷五“兵部”条，述之尤详：

择其资荫高者为亲卫（取三品以上子、二品以上孙为之），又次者勋卫（四品子、三品孙以上之曾孙为之），又次者翊卫，及率府之勋卫（四品孙、职事五品子孙、三品曾孙、若勋官三品有封者及国公之子为之），又次者为诸卫，及率府之翊卫（五品以上并柱国若有封爵兼带职事 官为之），又次者为王府执仗执乘（散官五品以上子孙为之）。

足证唐代武官，多由官僚子弟备员充数，至于文官，亦莫不如是。《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云：

时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厘务，至与正官争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神龙二年，峤复为中书令，始悔之，乃停员外官厘务。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当时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 。

据李德裕意见，以为贵族子弟，少习朝仪，不教而自成，用之为官，自比贫寒子弟为优。同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云：

然臣（李德裕）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技，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

试问朝廷之事，台阁之仪，草野智士，岂真无闲习之理？德裕之论，不值一驳。

（四）子弟入国学　据《礼记·王制篇》，周代贵族阶级之子弟，皆入国学；庶人之子弟，则入乡学。贵族平民，教育上之不平等，自古已然。唐代高等教育，即国子监及太学只收官僚子弟，较次之四门学，及律、书、算等学，始收庶人子弟。《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云：

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而盛于唐。草野下士，皆有进身之路。然贵族平民之子弟，所受教育，仍不平等。“贵者恒贵，贱者恒贱”，此之谓欤。

二　贵族阶级之庄园

“庄园”二字，意义本不相同，“庄”或曰“墅”，曰“别业”，曰“山居”，皆为贵族阶级游乐养生之地。“园”本系种瓜果、蔬菜等，为老农老圃仰事俯畜之所。然唐代“庄园”二字连用，不含此意，乃泛指田地而言。钱易《南部新书》已云：

崔群，元和十年典贡，放三十人……时群夫人李氏谓之曰：“君子弟成长，合置庄园乎？”对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

此言“庄园”，虽不明指为田地。然据李冗《独异志》卷下云：

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则为田地，毫无疑义。原来唐代贵族阶级，多于城内有宅，郊外有庄。宅为每日燕居之地，庄为暇时消遣之所；宅以供休息，庄以供娱乐。然年老致仕之公卿百官，多隐于城外之庄。因此庄上，每种花木，凿川水，辟田地。虽曰“墅”、“别业”或“山居”，名为游乐之所，实则养老之地。所以凡称为“庄”，必占有广大面积之田地，所谓“庄园”二字，泛指田地而言，盖为此也。唐代贵族阶级，一因是“贵”，二因是“富”，三因有“势力”，皆占有广大面积之庄园。此种庄园，不由于皇帝赐予或自己购买，即由于夺取他人，所谓“公半私半贼得半”，迨其近之。兹据《旧唐书》，例举赐予之庄园如下：

及京师平，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卷五七《裴寂传》）

（李袭誉）尝谓子孙曰：“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饥，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卷五九《李袭志传》）

李神通有功，太宗乃给田数十顷。（卷六四《李建成传》）

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赐姓李氏，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卷六七《李勣 传》）

（段秀实）谥曰忠烈，宣付史官，仍赐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区。（卷一二八《段秀实传》）

天宝以前，行均田制，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八十亩，共百亩，即一顷。赐予贵族阶级之田，多至千顷，少亦数十顷，且皆肥沃之地，两相比较，差悬殊甚。同时规定月俸，数又不少，例如“中书侍郎，月费俸钱数十万”（同书卷一七六），“留守之任，俸每月二千余贯”（同书卷一一三），“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同书卷一六八）。仓中添粟，富者益富，不知贵族阶级，何以得帝独厚，如此其甚。

次为购买或夺取之庄园。唐代贵族阶级唯一之特性，即好购买田地，时人称为“地癖”。《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憕传》云：

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

因此购买或夺取之田地，所在多有。同书卷九九《张嘉贞传》云：“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卷五八《长孙顺德传》又云：“前（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唐会要》卷八三“元和十四年敕”亦云：

如闻诸道州府长吏，或有本任得替后，遂于当处买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额两税，不出差科，今后有此色，并勒依元额为定。

顾无论为占田，或买田，类皆违法强夺，并非出于合法手续，《册府元龟》卷四九五引“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乙丑之诏”云：

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不有厘革，为弊虑深。其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田庄，不得逾令式。

唐代贵族阶级，多为皇亲懿戚，公卿百官，威权煊赫，下民斯惧，强夺田地，想必不少。可知玄宗以前，虽实行均田制，但实行之程度与范围，并非彻底普遍，兼并之风，依然滋蔓。所谓“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庄田，不得逾令式”，则贵族阶级庄田广大、漫无限制，一般可鉴。

贵族之庄园，系泛指田地，前已言之，所以庄园，不独为游乐之所，且系养生之地，兹特举辋口庄、平泉庄及司空庄言之，以见贵族庄园生活之一斑。

（一）辋口庄　《唐诗类苑》卷一六八宋之问《蓝田》诗云：

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考室先依地，为农且用天。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独与秦山老，相欢春酒前。

《旧唐书》卷一九○下《王维传》更有明显之叙述。

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辋口，一名辋谷，又名辋川，在陕西蓝田县西南，由南流来之小河，汇集于此，形如车辋，故名。竹洲花坞，风景幽邃，唐书称为“别墅”，朱子则名“辋口庄”，《朱子集》卷九九《次韵雪后书事》诗云：“满山残雪对虚堂，想见当年辋口庄。”此庄初属宋之问，后归王维，宋为武后时诗人，王为玄宗时名士，为唐初有名之庄。

（二）平泉庄　《唐语林》卷七云：

平泉庄，在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甚佳。有虚槛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在东南隅。平泉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邈，好山水，卫公为丞相，以白衣擢升谏官，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卫公题诗云：“昔日征黄绮，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其后。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后为人取去，其所传雁翅桧、珠子柏、莲房玉蕊等，仅有存者（原注：桧叶婆娑如鸿雁之翅。柏宝皆如珠子，丛生叶上，香闻数十步。莲房玉蕊，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朵，而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众，各为洛阳城族有力者取去。有礼星石、狮子石，好事者传玩之（原注：礼星石，纵广一丈，厚尺余，上有斗极之象。狮子石，高三四尺，孔窍千万，递相迩贯，如狮子，首尾眼鼻皆全）。

平泉庄，有奇花异草，泉水怪石，“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规模极为宏大，初系韦楚老别墅，后归李德裕。德裕为武宗宰相，此为中唐有名之庄。

（三）司空庄　《南部新书》章云：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山严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

中条山，为太行山支脉，王官谷，在今山西虞乡县东南。司空之庄，中有瀑泉，有良田，“周回十余里”，规模之大，与平泉庄等。司空图为僖宗、昭宗时代名臣，其庄是为晚唐有名之庄。

此外，初唐名臣，如元载、郭子仪、杜式方、裴度等，亦各有别墅——庄园（见《旧唐书》各人本传）。

林泉花草，风景怡人，就中尤以裴度之庄为幽雅。《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云：

又于午桥创别墅，种植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午桥在洛阳城内，周格非《洛阳名园记》云：“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为千有余邸”，则洛阳城内，别墅必定不少。裴度别墅，不过较为著名。由此可知唐代庄园，固非尽在郊外，城内亦有之。唐代贵族阶级，多养奴隶，庄园中之田地，当然使之耕种，然以地面辽阔，“周围十余里”，田多至千顷，自家奴隶，不敷应用，不能不利用佃户，耕种田地，收其租税，以供挥霍（详“劳动阶级之逃亡”节）。此种佃户，称为客户或庄客，《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条引“开元二十四年诏”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或改籍书，或典贴，致有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全唐文》卷二一一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云：“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土豪大族收纳逃户（即客户），留居庄上耕种田地。结果致“客户”二字，可作佃农解。庄园之大者，收容客户，多至数百人，一家数口，集居一隅，于是庄园之中，发生客户所居之村落。后世称农村为“庄”，称农家为“庄户”，称农民为“庄家人”，其义迨起于此。

三　贵族阶级经营工业机器

贵族阶级经营工业机器，最著者为妨害农田水利之碾硙。“碾硙”二字之解释，本无一定。《唐律疏议》卷四释文：“碾，磨上转石也。硙，磨下定石也。”则碾硙，系碎物成粉之磨，上下两石块，同为一物。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七《昙崇传》“水硙及碾，上下六具”，及《令义解》卷杂一○碾硙注“谓水碓也，作米曰碾，作面曰硙”，则碾为压谷麦以除壳，硙为碎谷麦以成粉，各为一物，与唐律不同，然不论其为一物或二物，但皆靠水力，始见功效则一。所以盛设碾硙之地，自然妨害农田灌溉，《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条云：

凡水有溉灌者，碾不得与争其利。注：“季夏及于仲春，皆闭斗门，有余乃得听用之。”

对于碾硙用水，加以限制，然长安附近，郑渠、白渠两岸，农田如网，贵族阶级之碾硙，依然乱用水力，朝廷三令五申，犹不能制止。《文献通考》卷六《田制》引“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云：

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硙，堰遏费水……太尉长孙无忌曰：“白渠水带……此为碾硙，用水泄渠。”

高宗时代，富商碾硙之多，可想而知，《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云：

（三辅）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皑，以害水田。元纮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

则不独富商为然，即公卿百官，亦皆有之。据同书同传，贵如太平公主，且以争碾硙，而与僧寺兴诉。代宗大历十三年，以白渠水支流贵族阶级碾硙林立，下诏毁之，亲如升平公主，且不能劝止，足见碾硙之害农。《旧唐书》卷一二○《郭暧传》云：

大历十三年，有诏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以妨民溉田。升平公主有脂粉硙两轮，郭子仪私硙两轮，有司未敢毁彻。公主见代宗诉之，帝谓公主曰：“吾行此诏，盖为苍生，尔岂不识我意邪？可为众率先。”公主即日命毁。由是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

唐之中叶，宦官势力勃兴，经济基础，亦于长安附近，设置碾硙。例如《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云：“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高 力士之碾硙，规模必大，始能“日破麦三百斛”。此时除私有碾硙外，京兆及诸州府，皆有官设碾硙。此种碾硙，初由内庄宅使管理。穆宗即位，除京兆府内河府外，皆改属所在地之官厅。诸州之碾硙，例如《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云：

五迁肃州刺史……又出私财，造水碾硙，税其利以养饥馁，宅侧起舍十余行以居之，属蝗俭，诸州贫人死于道路，而肃州全活者甚众……

地方官之设碾硙，必不止方翼一人，惟如方翼之以社会为怀，实凤毛麟角。设碾硙之意，原为贷与他人，征取赁金，由《王方翼传》“税其利，以养饥馁”，及《册府元龟》卷四九一“贞元二十一年敕”“免除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零地等缺租”，即足证明。

碾硙赁出，既有利可图，故不独公卿百官，富商大贾，竞相设置。即坐食阶级，亦多有之。例如长安清禅寺，道 宣《续高僧传》卷一七《昙崇传》云：

隋氏晋王钦敬禅林，降威为寺檀越，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硙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传利于今。

足知碾硙为寺院重要之财源，清禅寺之上六具碾硙，于贞观十九年道 宣著书时尚且存在，后永为此寺之不动产。因此清禅寺之富，竟冠京师。同书卷二九《慧胄传》云：

所以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京师殷有，无过此寺。

然寺之置碾硙，固不限于清禅，又不限于佛寺，道观亦有之，《唐会要》卷八九“碾硙”条云：

广德二年三月，户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硙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

毁碾硙七十余所，“岁收粳稻三百万石”，则贵族阶级工业机器，足为民害，于此益信。除碾硙外，则为建筑店铺。唐代贵族阶级多于通都大邑建筑商店，赁租取利。京都之内，此种商店比比皆是。《全唐文》卷三二玄宗“禁赁店干利诏”条略云：

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

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

可知此种店铺，贷予商人，课金颇高，玄宗为体恤商艰，乃规定每月赁价不能超过五百文。此诏之年月，虽不可考，然《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有“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之文，与此不无关系。所谓“邸店”，即《唐律疏议》卷四“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之意。邸系附属于店铺，畿内及诸州府，所有官置店铺，赁予人民。观前引《册府元龟》“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敕”，自无疑义，且《旧唐书·宪宗本纪》云：

（元和八年）敕，应赐王公、公主、百官等庄宅、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任贴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县收管。

庄宅店铺等，既可贴典货卖，赁租自无问题。且观前引《册府元龟》 卷四九一“贞元二十一年敕”：“免除畿内及诸州府、庄宅、 店铺、车坊、园硙、零地等缺租”，益足证明。

中唐以后，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且多置肆贸易，与民争利，代宗大历十四年七月，始诏禁之。《唐会要》卷八八云：

（大历）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至是乃绝。

当时广陵（扬州）为南北交通要冲，且系中外贸易商埠，商业之盛，甲于全国，时人有“扬一益二”之称，无怪公卿百官及节度使等竞于此设店，谋什一之利也。然不独官僚军阀设置商店，即佛寺亦有之，《金石萃编》卷一一三《重修大像寺记》，数及此寺不动产，有“东市善和坊店舍六间半”，即足证明。

唐代之贵族阶级，经济生活，除以土地，即庄园为基础外，并有碾硙、邸店等不动产为重要财源。此种财源，获利匪浅。因此交通广大，生活豪奢，影响于时代精神——即国民生活之弛缓。迨玄宗末年，社会变乱，终于一蹶不振，推源祸因，谁尸其咎？

四　贵族阶级之生活

人类生活之保证，全以经济为基础。唐代贵族阶级，位尊多金，兼以土地之兼并，庄园之设置，碾硙、邸店等之领有，一般生活，自然流于奢侈，就中尤以皇亲懿戚为甚。例如玄宗时，杨贵妃姊妹，以金翠珠玉饰车，费至数十万贯。郑处诲《明皇杂录》云：

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僣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值也。

而每岁脂粉之费，且需至百万贯者。《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云：

由是愈见宠，赐诸姨（贵妃姊妹）钱岁百万，为脂粉费，铦（贵妃宗兄）以上柱国，门列戟，与铦、国忠（皆贵妃兄）、诸姨，五家第舍联亘，拟宪宫禁，率一堂费缗千万。见他第有胜者，辄坏复造，务以环侈相夸诩，土木工不息。

所谓“见他第有胜者，辄坏复造”，则当时夏屋渠渠，固不止杨氏一门，不过杨氏，豪奢好胜，加人一等耳。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多记贵族阶级之生活。就中以长安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三人，最为奢侈，兹录王氏述王元宝之生活如下：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之。又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沈檀为轩槛，以珷玞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庭中，贵其泥雨不滑也。四方宾客，所至如归，故时人呼为王家富窟。

王元宝为天下大富，故称“富窟”。李冗《独异志》卷中亦述其富豪如下：

唐富人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时人谓钱为王者，以有元宝字也。

一日，玄宗坐于含光殿，望见一白龙，飞过南山上，问诸左右，皆称不见，急召王元宝问之。盖以其天下之至富，可以敌天下之至贵，必能见之。同书卷中又云：

玄宗御含光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之左右，曰：“不见。”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也。”

“至富敌至贵”，足以反映当时时代之思想。唐之中期，贵族阶级奢侈生活，绝不止元宝一人。观玄宗屡次下诏禁止奢侈，一般可见。例如开元二年，诏禁王公百官，服用金、银、珠、玉、锦、绣等。《唐大诏令》卷一○八“禁奢侈服用敕”条云：

敕，雕文刻镂，衣纨履丝，习俗相夸，殊涂竞爽，致伤风俗，为弊良深，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宜于腰带及马衔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铸为铤。妇人衣服，各随夫子，其已有锦绣衣服，听染为皂，成段者官为市取。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造作锦绣、珠绳、织成帖绢、二色绮绫罗、作龙凤、禽兽等异文字，及坚栏锦文者，违者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

同书卷一○九“禁断锦绣珠玉敕”条又云：

今王侯勋戚，下洎厮养，所得者重于远，所求者贵于异。至于雕文刻镂，衣纨履丝，习俗相夸，殊涂竞爽，有妨于政，无补于时，岂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笃也。

同时又诏禁富豪丧葬越礼，同书卷八○“禁丧逾礼制”条云：

丧葬礼仪，盖惟恒式。如致乖越，深蠧公私。乃有富族豪家，竞相逾滥，穷奢极侈，不遵典法。至于送终之具，著在条令，明器之徒，皆有色数，遂敢妄施队伍，假设幡旓，兼复创造园宅，雕剪花树，或桐窬木马，功用尤多，或吉举凶，彩饰殊贵，诸如此类，不可胜言。

《通典·凶礼典》亦云：

开元二十九年敕，明器墓田……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绣画，其下帐不得有珍禽奇兽，鱼龙化生，其园宅不得广作院宇多列侍从。其辖车不得用金铜花，结彩为龙凤，及旒苏画云气。

且不独玄宗时代为然，即初唐及晚唐，奢侈之风，亦颇盛行，张鷟 《朝野佥载》卷一云：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

宗楚客为武后内史，中宗时，官不过中书令。顾宫室之华，贵如太平公主，亦望而兴叹。则位尊爵高于楚客者，繁华豪奢，恐非笔墨所能形容。刘餗《隋唐嘉话》卷一云：“（中宗）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油洒地以筑毬场。”可知玄宗以前，贵族阶级生活奢侈之一斑。玄宗晚年安史变乱，皇室播迁，生灵涂炭，后虽赖郭子仪、李光弼等讨平大乱，然国家元气大伤，财政陷于危境，同时养兵过多，民生益困。范祖禹《唐鉴》卷九云：

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正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豪奢之风，本当稍戢，不过事实上却不如此。《新唐书》卷一二二《韦陟传》云：

性侈纵，喜饰服马，侍儿阉童列左右，常数十，侔于王宫主第。穷治馔羞，择膏腴地艺谷麦，以鸟羽择米，每食视庖中所弃，其直（值）犹不减万钱，宴公侯家，虽极水陆，曾不下箸。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

韦陟为玄宗、肃宗时人，官至吏部尚书，每食厨中所弃，犹值万钱，则其所食，耗费之大，更仆难数。同书卷一四○《裴冕传》亦云：

冕以忠勤自将，然不知宰相大体，性豪侈，既素贵，舆服食饮，皆光丽珍丰，枥马直（值）数百金者常十数，每广会宾客，不能名其馔，自制巾子工甚，人争效之，号“仆射巾”。

裴冕于代宗时，官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每广会宾客，各不能名其馔”，耗费之大，恐不在韦陟之下。回看当时劳动阶级，生活之苦，真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所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德宗初，元载以宰相退居，生活豪侈，旷代无匹。苏鹗《杜阳杂编》卷上云：

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堂焉。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绢帐，其屏风木杨国忠之室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又络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绢帐，得于南海溪洞之酋帅，即鲛绡之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凉自至。其色隐隐焉，不知其为帐也。谓载卧内者，有紫气，而服玩之奢，僣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

晚唐诗人聂夷中愤豪族骄横、生活奢侈以及目不识丁，身封万户侯，作《公子行》以讥之：

汉家多豪族，恩深益骄逸。走马踏杀人，街吏不敢诘。

红楼宴青春，数里望云蔚。金缸焰胜画，不畏落晖疾。

美人画明月，南威莫能匹。芙蓉自天来，不向水中出。

飞琼奏云和，碧箫吹凤质。唯恨鲁阳死，无人驻白日。

花树出墙头，花里谁家楼。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

美人楼上歌，不见古凉州。（《聂夷中诗集》）

且不独中央官吏生活豪侈，即地方藩镇，亦多宫室丽都，竞务奢华。《旧唐书》卷一五二《马璘传》云：

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官戎师，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祚，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财夷尽。

马璘，代宗时为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大历十一年卒于官。可见中唐之际，各地藩镇宫室之美。马璘“木妖”不过彰明较著耳。

唐代贵族阶级，生活奢侈，本不止此数人，且不限于食住方面，不过举一反三，以为一般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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