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劳动阶级环境之转变

所谓劳动阶级，乃指劳其体力以谋生活者。换言之，即农、工、奴隶及商人等。顾唐代商人，势力最大。前引《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云：

自京师禁飞钱……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

身虽劳动，势力可反抗官宪。所以唐代劳动阶级，舍商人不论，只有农、工、奴隶三者。奴隶已见于前，工人史料，极为缺乏，故本篇范围，限于农民方面。农民分为自耕农与佃户两种，两者之身份地位与经济状况，虽各不相同，然皆属于劳动阶级。

我国自古以来，皆以农立国。农民占国民绝对多数，财政之源，惟此是赖。因此所遭虐政，受苦特甚。唐代天宝以前，政治清明，国库充裕，劳动阶级尚不受若何痛苦。及天宝以后，官多法乱，劳动阶级之痛苦，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因“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于是苛政杂税，无不从此而生，劳动 阶级，而大受其害，唐亦以“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

二　豪强之兼并与贪官之榨取

唐初人口稀少，政治优良，行均田制，人人有田可耕，农民尚不至于饥荒，《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唐制，度田以步，其阔一步，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

《通典·食货门》亦云：

（开元二十五年令）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

授田数目，大致相同，授田之后，依例不得卖买，但遇特别情形可以通融，《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即永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

《通典·食货门》亦云：“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据此则，“贫无以葬”“自狭乡而徙宽乡”，可以卖田，若从远役在外任，可以贴。赁卖买手续，系双方申牒有司报告。同书《食货门》又云：

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

田地既可私相卖买，则豪富之兼并势所难免，高宗时，曾下诏禁之。《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

然农民为贫困及赋税所迫，又安能坐待饥困，故虽明知法犯令，亦非出卖田地不可。《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条引“开元二十四年诏”云：

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可见当时田地买卖，极其盛行。豪富之家，不独蔑视法章，收买贫民土地且恃势横行，公然霸占。此事始于太宗时，而盛于高宗。兹据《旧唐书》举例如下：

召拜泽州刺史……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永徽五年，累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卷一八五《贾敦颐传》）

（宇文融）密奏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卷一○○《卢从愿传》）

所占田地，幸赖贤明官吏依法夺回，分给贫户，但为官者，安得人人如此，谅已被占而无从收回者，必不在少数。

自来县令，循吏少而贪官多，唐朝地方官，除少数清廉外，类多贪污，榨取农民。《全唐文》卷六六七白居易《论王锷欲除官事宜》云：

王锷在镇日，不恤凋残，唯务差税，淮南百姓，日夜无憀，五年诛求，百计侵削，钱物既足，部领入朝……凡有耳者，无不知之。

污吏对于贫苦无救之农民，竟至“五年诛求，百计侵削”。待“钱物既足”，复升官晋爵“领入朝”。吾不知唐朝纲纪，犹有存者乎。

当时地方官吏之榨取，半为肥己，半为奉上，《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云：

（元素）有吏才，初为武德令，时怀州刺史李文暕将调，率金银造，常满樽以献，百姓甚弊之，官吏无敢异议者。元素抗词固执，文暕乃损其制度，以家财营之。

唐代地方官，既蓄意剥削，同时朝廷以国库空虚，亦心存聚敛，于是官无论大小、钱不问多寡，迎上意皆争先进奉，以邀恩宠。然试问奉上之钱帛，何自而来？《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云：

帝（德宗）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南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伟、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当是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

既“以常赋入贡”，何从得“羡余”，除向农民榨取外，别无生财之道。至于吏胥催租，《白香山集·重赋》诗有明白之叙述。诗云：

……奈何岁月久，贪官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尤有甚者，吏胥催租，不问有无，皆任意苛索，民偶不给，则围其宅而强夺之。《通考·田赋考》卷三云：

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赋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

似此向百姓榨取，直与盗匪之劫掠无异，尚何官吏之足言。

三　劳动阶级受课役漕运之苦

农民果有足额之田地，课以国税，理固当然。无奈原有土地，多为豪富兼并，而仍纳原额之税，则富者免征，贫者重纳，此农民所以苦也。《毗陵集》卷一八载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云：

然来书所陈，富人出万，今易以千；贫人出百，今亦数倍。富倍优，贫倍苦，窃详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钟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戚。

如此巨额之王赋，悉责之于少数农民。多数富豪大地主，则“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岂得谓平。然穷苦百姓，亦莫之奈何，只有“典桑卖地纳官租”（白居易《杜陵叟》），或“输官不足归卖屋”（元稹《田家词》）而已。故《昌黎全集》卷三七《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云：

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折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再义仓之设，本为惠民。然自中宗以后，官多移用，并勒农民 出输送脚钱，适以扰民。《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云：

自是（贞观二年）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同书同志引“开元四年五月廿一日诏”云：

诸州县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以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赴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

至大历年间，又税青苗钱，此种税法，更较收获后所征之正税为苛。《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大历）二年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

唐代农民，既多贫困，且缴各种苛税，其不爰徙其居，或铤而走险者，寡矣。

唐初行府兵制，人民服役日数，本有一定。《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云：

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

唐代兵役，日数虽有一定，惟每逢征调，急于星火，初婚之人，一经点到，亦须出发，吾人试读杜甫《新婚别》，殊觉情形之凄惨。诗云：

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顾此乃系王事行役，亦非夫婿心中所愿，故只自叹命苦，“沉痛迫中肠”，空帏独守，洗却红妆，“与君永相望”而已。

征途危险，生死莫测，人民视为畏途，不惜自残躯体，以期幸免，白居易《长庆集》卷三《新丰折臂翁》诗云：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按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讨云南蛮败绩，死亡六万人，有诏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驰救，人民不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押送军前老翁折臂，虽“痛不眠，终不悔”，盖喜老身今独在，不作云南望乡鬼也。

然有时虽自残形体，不独不免役，而且获罪。《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诏”云：自今有自伤残废者，据法 加罪，仍服赋役。人民不肯服兵役之原因，除征途危险外，且苦于行军费用，自行筹备。《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云：

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

人民 欲谋避免当兵之苦，只有分居，使人口减少，不及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之数。《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明年（玄宗二十六年）又诏民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又以民间户高丁多者，率与父母别籍异居，以避征戍，乃诏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

至于家财富裕者，避免兵役之法，则以金钱贿赂。《全唐文》卷一五八刘仁轨《陈破百济军事表》云：

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纪录，州县发遣百姓充兵者，其身少壮，家有钱财，赂与官府，任自东西藏避，即并得脱，无钱用者，虽是老弱，催皆令来。

唐初于东北西北，连年用兵，天宝以后，内部又屡起藩镇之乱，人民苦于徭役，不堪言状。后并耕牛，亦为兵士所夺，民生益困。《全唐文》卷六五一云：

况河南府耕牛素少，昨因军过宰杀，及充递车，已无大半。今若更发四千余车，约计用牛一万二千余头，假令估价，并得实钱，百姓悉皆愿去，亦须草木尽化为牛，然后可充给头数。今假令府司排遣，十分发得一二，即来岁春农，必当尽废，百姓坐见流亡……恐饥荒荐至。

“亦须草木尽化为牛，然后可充给头数”，可见当时需索之多，农民耕牛，早已被夺，试问何以为生，恐不仅“流亡”而已也。且当时之兵，节制不严，旌旗所过，劫掠时生。《韩昌黎集》卷一九《与鄂州柳中丞书》云：

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焚县邑，贼杀不辜，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许、颖、淮、江，为之骚然。

似此状况，继续演变，又恐不独“骚然”而已也。唐代建都于长安，用兵西北时，所用军饷，皆由东南运去。自运河而黄河，舟楫之劳，多役民为之。《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云：

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鈲 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

挽夫遭难，反“以逃亡报”，且复“系其父母妻子”，以治之罪。人民何辜，遭此荼苦！人民挽舟，本忍痛为之，然有司反别开花样，以取乐焉，同书同卷云：

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阙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余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

此种劳民荒淫，与隋炀帝南幸在运河途次行乐，无以异也。漕运以水途辽远，须时又久，到达之日，及所运之粮米当然有所损耗，然官吏不察，每治挽夫罪。同书同卷云：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

王建《王司马集·水运行》亦云：

西江运船之红帜，万棹千帆绕江水。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饥死。县官部船日算程，暴风恶雨亦不停。在生有乐当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坏舟畏鼠复畏漏，恐向太仓折升斗。辛勤耕种非毒药，看着不入农夫口。用尽百金不为费，但得一金即为利。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

原来漕米到达时，所以不足原额者，多因“覆舟败挽”之故，“部吏舟人（想系船主），相挟为奸”，遂至挽者，无辜受累，致“死者不可胜数”，亦云惨矣。

四　劳动阶级之逃亡

劳动阶级之逃亡，因（一）课役之繁苛，（二）天灾兵祸之频仍，（三）贵族富人之兼并土地，生活压迫。在此逃亡中，自耕农，多降为佃户。盖当时贵族阶级，占有百顷或数千顷之庄园，自家奴隶不够耕种，深感劳动力之缺乏，皆愿逃亡之农民居其庄园，为彼工作，称之为客户、佃户，或庄客、寄庄户。《册府元龟》卷四九五引“天宝十一年诏”云：

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并潜停客户，有官者私营农，如辄有违犯，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取处分。

足证庄园主人，欢迎客户（即座客），使其租耕田地。客户对于庄主，所纳租税，皆系谷类，或其他农作物，税额极重。每亩岁税至一石或五斗，比诸官税，多至十倍。《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引陆宣公之言曰：

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勤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

庄客收获之大半，已纳于庄主，数口之家，焉能足食，且除私税外，中唐以后，并纳官税。《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云：

代宗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自加一等税。其诸浮色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

唐初租庸调之制，客户、寄庄户皆不纳税，惟自租庸调之法坏，户税法兴，始纳八等户税或九等户税。

唐初客户，因免课役，所以苦于诛求之自耕农，逃入贵族阶级庄园，为其寄庄户者，为数极多。代宗课以户税，盖为制止逃亡之风也。

玄宗开元九年，宇文融为劝农使，检察天下户口，得客户八十万，时全国户口计七百余万，约占十分之一，则代宗时代，乡居土著十不存半，客户尤多。《唐会要》卷八五“宝应元年四月诏”云：“近日以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存半。”足知安史乱后，人民逃亡为客户者数量之增加。德宗建中初，《通典》卷七谓“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然据《通考》卷三记载，实不止此。

兵乱之后，至是三百余万，既曰土著，百无四五，是主户十五余万，浮客二百八十余万也。

再据《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乡居地著者，十不四五。”则德宗时代，客户实占天下户口之半，为二分之一，比玄宗时代十分之一，相差过巨。社会转变，户籍浮动，于此益信。

劳动阶级，逃亡数量之激增，影响所及，诚重且大，第一国家财政，收入之减少；第二，贵族阶级之大地主，势力之增大，结果必致国家贫弱，发生变乱。《唐会要》卷八五引“李峤上表”云：

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

因此法律上，对于逃亡，严行禁止，违者课罪。《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律文云：

即人有课役，全户亡者，亦如之（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有军名而亡者，加一等；其人无课役，及非全户亡者，减二等；即女户亡者，又减三等；其里正及监临主司，故纵户口亡者，各与同罪，不知情者不坐。

然人民以环境压迫，逃亡之风依然未减。所以统治者对于逃亡善后办法，另谋良图。第一保护逃亡户之田宅；第二逃户复归，免除租税；第三编附流民于寄住地户籍。兹分述之如下：

（一）保护逃亡之田宅　唐初人民逃亡，地方官皆变卖其田宅，致其归乡，无家可居、无地可耕，殊非抚辑善策。玄宗天宝十四年，特令官吏保其田宅。《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条云：

十四载八月制，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租庸，先已亲邻买卖，及其归复，无所依投，永言此流，须加安辑，应有复业者，宜并却还，纵已代出租税，亦不在征赔之限。

然保管田宅，究非善策，肃宗乾元三年，乃改为赁租，以充课税，待逃户还时归之。同书同卷同条云：

自今已后，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值，以充课税，逃人归复，宜并却还，所由亦不得称负欠租赋，别有征索。

倘逃户归还无期，出租办法，亦未尽妥，故至代宗广德二年，又改授浮客耕种，二年以后，逃户未归，即为其所有。同书同卷同条云：

广德二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

宣宗、懿宗时，又延长至五年，换言之，即浮客耕种逃户之田地，逃户五年未归，始归其所有。

（二）免除租税　人民逃亡后，官吏例责其近亲或邻人，代输赋税，待其归时偿还，然及逃户还家，偿还无力又复逃亡者，比比皆是。所以玄、肃、代诸宗，皆先后下诏，免除逃户租税，同书同卷“天宝八年正月敕”云：“其有逃还复业者，务令优恤，使得安存，纵先为代输租庸，不在酬还之限。”同书同卷“至德二载二月敕”云：“自今已后，所有科役，须使均平。本户逃亡，不得辄征近亲，其邻保，务从减省，要在安存。”同书同卷“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敕”又云：“逃户不归者，当户租赋停征，不得率摊邻亲高户。”盖所以安抚流亡，使其重归故乡也。

（三）编附流民于寄住地户籍　中唐以后，租庸调之制废弛，赋税制度，缺乏统一，各地纳税，多寡不同，因此税多。地方之人民，多逃入税少之地方，于其中建筑房屋，购置田地，作为终老是乡之基础。故武后时，李峤上表即请用权衡之法，编附逃户于寄住地户籍，与普通百姓相同。《唐会要》卷八五“逃亡”条云：

所谓权衡者，逃人有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

自后玄宗，对于编附寄住地户籍之客户，予以减租赐田之优待，《册府元龟》卷四八六引“开元十六年十月诏”云：愿编附边州客户给良田永除租课。《唐会要》卷八五“开元十八年裴耀卿上疏”，述之尤详：

窃见天下所检客户，除两州计会归本贯已外，便令所在编附。年限向满，须准居人。更有优矜，即此辈侥幸。若全征课税，目击未堪，窃料大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望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其剩地者三分请取一分已下，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已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屋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其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计，早收一年，不减一百石，使纳随近州县，除役功三百六十日外，更无租税，既是营田户，日免征徭，安乐有余，必不流散。

唐代对于劳动阶级逃亡之善后三种办法中，唯有最后一种，将就事实，颇为适用，其他两种，无济于事，而欲以国家法律，制止逃亡，更为不识时务之举。

五　劳动阶级之变乱

劳动阶级，一苦于赋税之暴敛，二困于徭役之繁多，三受贪官污吏之压迫榨取，结局惟有逃亡或叛乱而已，叛乱原非人民本意，顾以环境压迫，实逼至此。《唐语林》卷三云：

高宗时群蛮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除徐敬业为刺史。府发卒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他事已毕，方曰，贼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之，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及见船中无人，又无兵仗，更闭营隐藏。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害，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无去为贼。”唯召其帅，责以不早降之意，各笞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

徐敬业只身见贼，贼不加害，且感其赦罪，悉归田里，则彼之为盗，非真盗也。《全唐文》卷一六九狄仁杰《请曲赦河北诸州疏》云：

诚以山东雄猛，由来重气，一顾之势，至死不回，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空然，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

人而至“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空然”，其不为匪为盗者几稀矣。故同书卷二三五席豫之《唐故朝请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国高都公杨对君碑铭》云：

出为汾州孝义县令，前宰无良，下氓失业，稼穑之地，半为荒畴，桑榆之人，多任逋薮。

同书卷二一一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又云：

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则鸟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

劫杀公行，虽系盗贼行为，然亦环境使然，固非彼辈杀戮成性也。同书卷二七三崔沔《请勿废仙州议》云：

仙州四面，去余州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旧多劫盗，兼有宿寇。

如此情形，岂能长久维持？若加以天灾，便一溃不可收拾。僖宗时，黄巢之乱，莫不由此而起，《旧唐书》卷二○○下《黄巢传》云：乾符（僖宗年号）中，仍岁荒，人饿为盗，河南尤甚。《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亦云：

懿宗时……徒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虀。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

凡大乱之作，皆由于天灾迭作，民不聊生，若贪官酷吏，加以“怙权用事，督赋益急”，不啻火上加油。濒死之民，忍无可忍，唯有力图生存，崛起叛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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