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卿名况，赵人。生卒年岁未能确定。他一生的重要事迹大概都在公元前298—前238年之间。他曾经到过当时讲学最繁盛的地方—齐国的稷下。当齐襄王的时候，稷下学者如田骈、慎到等都已经死去，荀卿在那里成为岿然突出的大师。他在赵国见过赵孝成王，也到秦国见过秦昭王，都没有得志。最后到楚国春申君那里，做了个“兰陵令”。春申君被害后，他也被废，就留在兰陵，著书以终。荀卿向来和孟子并称，代表儒家的两大流派。他出现在战国晚期，批判并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所以其内容极为丰富，而又特别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弟子。

（一）性恶论

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荀子》书中单有《性恶》一篇，一开头就说：“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这不是极明显地主张性恶吗？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还得把荀子关于人性学说的具体内容仔细加以分析。

首先看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篇）他拿“性”和“伪”对举而言。“伪”是荀子所用的一个特别名词，是“人为”的意思，而不是“虚伪”或“诈伪”的意思。他说“性”是“本始材朴”，就是说“性”是一种原始材料。单是这种原始材料，不加以“人为”的力量，使它“文理隆盛”，它固然不能“自美”；但是离了它，那“伪”也无从“伪”起。照这样讲，“性”虽然不能说就是“善”，却也是少不了的一种为“善”的原始材料，这能算得上“恶”吗？再看他说：“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礼论》篇）紧接着就极力形容鸟甚至小燕雀，怎样爱群恋故，似乎比孟子讲“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一段还写得更是娓娓动人。这哪里还象什么“性恶论”，岂不简直成为了“性善论”了吗？

的确，荀子有些话简直和孟子没有什么分别。如他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篇）这和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一模一样吗？“人皆可以为禹”也罢，“人皆可以为尧舜”也罢，总之都承认人是具有可以做圣人的原始材料的。那末，又为什么一个讲性善，一个讲性恶呢？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问题。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因为性“可以为善”，所以就主张“性善”。荀子的说法恰好与此针锋相对。他说：“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性恶》篇）“可以为尧舜”，“可以为禹”，都只是“可以”而已；却不见得就成为尧舜，成为禹了。“可能”和“现实”中间有距离。“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为善而不能使人必为善，也不能就算是善。这是荀子从逻辑上向孟子的“性善论”所放出的一枝利箭。照这样推论，他尽可以和孟子有共同的语言，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承认“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是归结还是反对“性善论”。因为孟子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说性“可以为善”，可是“可以为善”还不能说就是善呀。

但是，照这样推论，不仅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连荀子自己的“性恶论”也不能成立。因为既然说“可以为善”不能算就是“善”，那末，同样的，“可以为恶”也不能算就是“恶”。如果说孟子所谓“怵惕恻隐之心”不足以作为“性善论”的理由，那末如荀子所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非相》篇），也同样不足以作为“性恶论”的理由。象这一类“欲食”“欲暖”“欲息”……的自然要求，本来不可以善恶论，怎么能算是“恶”呢？这里面荀子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是，尽管如此，荀子不把“善”当作先天的，人性所固有的，而特别强调一个“伪”字，强调人为，这里面实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关于这一点，看下一节就更清楚了。

（二）礼义法度的起源

和某些神秘主义者或者唯心主义者不同，荀子讲礼义法度的起源，既不假托神意，也不说是人性中所固有，而认为是经过古圣人的深思熟虑，权衡利害，给大家创造出来的。他说：“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经而不知也。……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荣辱》篇）“长虑顾后”，为长远利益打算，个人生活如此，治天下亦应当如此。照荀子讲，礼义法度都是古圣人为天下万世长远利益打算而制定出来的。

那末究竟礼义法度对于人有什么用处呢？对于这一点，荀子反复申明，讲得特别起劲。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篇）又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称之，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篇）又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王制》篇）他抓住一个“群”字的大题目，认为“人生不能无群”，而人之所以“能群”，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乎有“礼义”。各个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没有“礼义”，不按照“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规定出“度量分界”，使各得其宜，那就必然要“争”，要“乱”，不能维持人群，生活下去。“礼义”正是“群居和一之道”，是生死治乱所关的大节目。荀子只就大利大害上明白分析，绝不谈玄说妙，很富有说服力。可是，很明显，他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说话。他美化了礼义法度的作用，而掩盖了他的阶级性。儒家传统的等级制度观念在这里又以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很强烈地表现出来。

（三）法后王

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也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但是“法后王”的含义究竟怎么样呢？先看他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非相》篇）从古到今，许许多多“圣王”，究竟应该法哪个呢？只能法那时代较近，我们知道得“粲然”明白的“后王”。因为任何事物，时间“久”了，就要失传。古先圣王的事迹年代太“久”，已经考究不清楚了。所以他更清楚地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非相》篇）时代越近知道得越详细，时代越远知道得越模糊。好在“文武之道同伏戏”。（《成相》篇）前圣后圣，道实一贯。“欲知上世，则审周道”就可以了。“文武”就是荀子所具体指出来的“后王”。有“文武之道”明摆在眼前，又何必另外找什么“先王”，高谈渺茫难稽的羲、农、黄帝呢？当时“托古”的风气很盛，大家都在“法先王”，似乎越“先”越好。你搬出黄帝，我就搬出神农，一直“先”上去，看谁“先”过谁吧。在这种情况下，荀子提出“法后王”的主张，尊重当代，屏绝一切荒唐附会的“先王”神话，毫无疑问，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荀子就具有历史进化思想，那也不见得。因为他根本认为古今一理，没有什么变化。他说“类不悖虽久同理”，所以明明指斥那些主张“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为“妄人”。（《非相》篇）这和后来韩非所主张的“世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显然相反。他更明白地说：“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王制》篇）一面“法后王”，同时却大讲其“复古”，口口声声“旧文”，“旧器”，看来多么矛盾！其实荀子明明把“后王”和“三代”并举，有时候更具体地把“后王”指定为周文、武，这就荀子当时而言，也可以列入“先王”了。因此他可以说：“至治之极复后王。”（《成相》篇）“复后王”也正是“复古”。可见“后王”只是“古先圣王”中的较“后”者，并不是指当代随便一个王而言。不然的话，“后王”上面怎么能安上个“复”字？“法后王”和“复古”怎么能相提并论呢？由此可知，荀子的“法后王”和后来韩非、李斯等变法、贵今的思想还不能混淆在一起，至多可以说是走向他们的过渡，实质上还并没有脱离儒家则古昔、称先王的传统。

（四）天道观

荀子学说中一个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的天道观。他打破什么天人感应、灾异机祥的迷信，不承认有意志能给人祸福的天，而只承认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天，只承认客观存在着不随人意志而转移的天。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篇）天道运行，自有常度，不随人的好坏而改变。如日蚀、星陨之类，人们常认为是“灾异”，是上天对于某些坏人坏事表示谴责的应照。荀子却认为这都是自然现象，无关于人事的治乱。他说：“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傥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论》篇）有些不常见的自然现象，如“星坠、木鸣”之类，觉得很奇怪，倒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不常见嘛。至于“畏之”，那就不对了。人世治乱那是人自己的事情，和这些自然现象的有无毫不相干，有什么可“畏”呢？人事自人事，天道自天道，一点神秘气味没有，这是一种很开明的唯物主义观点。又如荀子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天论》篇）他一点也不迷信。“雩”是一种求雨的典礼。他明明知道，下雨不下雨不在乎求不求，求雨等于不求雨，明明知道，敲锣打鼓并救不了日月食，卜筮也并不能决大事。然而天旱了，千千万万人命所关，不可没有一种焦急忧惶的表示；日月悬象著明，为大众所瞻仰，现在忽然被食了，不可没有一种惊慌的表示；国家有战争祭祀等“大事”了，占卜一下，亦所以表示郑重。这都是人道所当然，人心所不容己，都是应有之“文”，应有之“礼”。“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小百姓迷信，他们这班有文化的“君子”们并不迷信。这是儒家的人文主义，可是在这里面也分明包含着浓厚的无神论思想。

荀子不仅能打破传统的迷信，同时还批判地吸收了道家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而加以根本的改造。他有一段最特出的话：“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裁（今本作制，依王念孙改）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天论》篇）这段话好象正是针对着道家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而发。试看老庄，岂不正是“大天而思之”，正是“从天而颂之”，正是“望时而待之”，正是“因物而多之”？他们完全是服从自然，崇拜自然，成为自然的奴隶。所以荀子曾经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是很中肯的。荀子就不是这样。他根据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别强调人为，从道家自然主义天道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一种很健康的新天道观。他不是在悬想“自然”的伟大（大天而思之），而是要把“自然”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加以裁成，使适合自己的需要（物畜而裁之）；不是在歌颂“自然”的神妙（从天而颂之），而是要掌握“自然”的规律而加以利用（制天命而用之）；不是在等待“自然”给予好时机（望时而待之），而是要适应所有时机而善于使用（应时而使之）；不是在坐享“自然”所赐予的现成丰富的物资（因物而多之），而是要发挥人的能力，使其更加繁衍变化（骋能而化之）。这完全是以人力利用自然，驾驭自然，征服自然，是一种很积极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老庄的气象迥然不同。从这里也更可见出老庄所代表的是没落阶级的思想；而荀子这位新儒家，的确和韩非、李斯一流人物有些脉络相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