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部设在杜廷赫姆郊外的一个小城堡内，位于奥斯特贝克以东40公里处，他在这里与剩下的两名师长开了个碰头会。比特里希情绪很坏，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现在他那支蒙受重创的装甲军前景要比一周前糟得多。比特里希焦急地等待着补充兵、装甲车和装备的到来，但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相反其兵力还被削弱了。他接到命令派两个战斗群到前线去，一支要与第7集团军一起尽量抵挡亚琛附近的美国人；而在英军坦克部队成功突破阿尔贝特运河防线、渡过默兹河―埃斯科河[1]运河并且在靠近荷兰边境的比利时内佩尔特（neerpelt）夺取桥头堡之后，又要派遣另一个战斗群去增援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的第1伞兵集团军。现在，英军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再次发动攻势——b集团军群的情报主任称那是一次“迫在眉睫”的进攻——之时，比特里希通过莫德尔元帅收到了“柏林的傻瓜们下达的一个发了疯的指示”，他麾下又有一个损兵折将的师要被调走，撤退到德国境内。
曾经的纳粹狂热分子比特里希现在刻薄地谴责这道命令。“对于柏林的命令，以及希特勒放纵身边那些玩弄伎俩的阿谀奉承之徒”，他感到“既作呕又厌倦”。比特里希有勇气，又有能力，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以中尉军衔在德国空军服役并两度负伤。战后的数年时间里，他在一家证券经纪人事务所里工作。随后比特里希再次入伍，成为一支德国秘密航空队的成员，在8年的时间里教授苏联人飞行技术。希特勒上台后，比特里希加入了刚刚重新成立的德国空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又转入了武装党卫军，那里提拔要快一些。[2]
诺曼底战役中，比特里希对希特勒领导能力的信念开始动摇。他站在隆美尔元帅一边，反对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疯狂理念。有一次他向隆美尔吐露：“上级领导糟糕透顶，所以我再也无法执行毫无意义的命令了。我从来都不是机器人，也不打算当机器人。”在7月20日的密谋刺杀发生后，他以前的长官埃里希·赫普纳大将作为密谋者被处以绞刑。比特里希获悉此事后对他的参谋们大发雷霆，放话说“这是德国军队最黑暗的一天”。比特里希对希特勒军事领导能力口无遮拦的批评很快就传到了柏林。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话被汇报给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于是比特里希的名字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就不再被提及了。”只是由于西线几近崩溃，这种战况下需要比特里希的军事才能，同时还由于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们的态度，才保住了他的职位不变，也使他免遭被召回的厄运。即便如此，希姆莱仍然“急于要他返回德国谈一谈”。对希姆莱的召见，比特里希丝毫不抱幻想。莫德尔也一样，他决心把比特里希留在西线，于是断然拒绝希姆莱一再发出的让比特里希回国的要求。
现在，怒不可遏的比特里希向他的师长们概述了柏林的最新计划，后者分别是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heinz harmel）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walter harzer）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党卫军中校）。对于这个计划，哈策尔已经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那里略知一二。比特里希告诉哈策尔，他的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要立即上火车去德国，部署在科布伦茨东北方向的锡根（siegen）附近。而哈梅尔的党卫军第10装甲师要待在荷兰，该师将在当前的位置，即阿纳姆的东部和东南部，补充装备和兵力，准备再次投入战斗。
38岁的哈梅尔以他直率的热情在部下中赢得了“弗伦茨贝格师的头儿”（der alte frundsberg）这个亲昵的绰号。他对比特里希的决定有些不快。在他看来，“比特里希一如既往地偏爱霍亨施陶芬师，这也许是因为他当军长之前在那个师当师长，也许还因为哈策尔原先是他的参谋长”。尽管他并不认为“比特里希有意处事不公，但似乎霍亨施陶芬师总是能干点轻松的活儿”。
那个比他更年轻的师长，32岁的瓦尔特·哈策尔则对这个消息笑逐颜开，即便他认为“能到柏林休假的可能性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他期盼着在理想状态下，重新整补之后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霍亨施陶芬师”。硬汉哈策尔的脸上有一块马刀留下的伤疤，他私下里很希望现在能够实现他的野心：晋升到与党卫军师长地位匹配的军衔——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尽管如此，在比特里希概述的整个计划中，仍有一部分为哈策尔所不喜。
尽管他的师损失很大，却仍然比哈梅尔的师实力强。霍亨施陶芬师通常有9 000人，现在不到6 000人，弗伦茨贝格师大约有3 500人。哈策尔有近20辆v号豹式坦克，但不是全部可用，不过他却拥有数量可观的装甲车辆——自行火炮、装甲车以及40辆装甲运兵车，它们全都配备重机枪，有些还搭载火炮。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几乎没有坦克，而且各种装甲车辆严重缺乏。然而，这两个师都仍然拥有令人生畏的火炮、迫击炮以及防空部队。比特里希说，弗伦茨贝格师要留下来，为了加强该师，哈策尔要尽可能地把他的运输工具和装备转交给哈梅尔。对此哈策尔持怀疑态度。“在内心深处，”哈策尔后来回忆说，“我完全明白，倘若我把手里屈指可数的坦克或装甲运兵车转交给哈梅尔的话，它们就永远都要不回来了。”哈策尔并没有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但他无意放弃所有车辆。
哈策尔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如何节约使用资源，他拥有的车辆——包括从法国的漫长撤退过程中缴获的美军吉普车——实际上比比特里希知道的要多。他决定通过“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来规避这道命令：把车辆上的履带、轮子或者火炮卸下来，设法让这些车辆在他到达德国之前暂时无法使用，与此同时，那些车辆又可以在他的装甲兵力统计报表上被列为丧失作战能力。
比特里希继续说道，即使有了从哈策尔的师调拨的额外人员和车辆，弗伦茨贝格师仍然兵力不足。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向柏林强调形势的紧迫：把事实直接提交给党卫队作战总局（führungshauptamt），也许到那时补充兵员和增援部队才会被送来。但比特里希无意跑一趟柏林，反倒是哈梅尔被任命为特使，这让他吃惊不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了我，而不是哈策尔，”哈梅尔回忆说，“不过我们急需士兵和装甲车辆，也许比特里希认为一位将军说的话可能分量更重一些。整个事情要对莫德尔元帅保密，由于我们估计在阿纳姆地区不会有任何麻烦，所以决定让我在9月16日傍晚动身前往柏林。”
按照比特里希的命令，在哈策尔和哈梅尔之间完成装备交接后，已被调走不少人员装备的霍亨施陶芬师要立即向德国转移。他又补充说，莫德尔元帅要求，在此次行动期间要组织起有机动作战能力的小股警戒单位（alarmeinheiten），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即可投入战斗。哈策尔私下断定，这样一来他“最好的部队将会被最后送上火车”。比特里希希望装备移交和部队调动任务在9月22日全部完成；哈策尔则认为，每天发往德国的火车有6趟，肯定可以提前完成这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部队恰好可以在3天后动身返回祖国，具体时间大约是9月17日下午。
一个可能令士气低落的谣言正在四处传播。9月14日，几名驻荷兰的德国高级军官说一次空降突击行动即将到来。
这个话题源自希特勒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西线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间的一次谈话。约德尔担心盟军可能从海上入侵荷兰，他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沿用其惯常战术的话，有可能使用空降部队作为海上进攻的前奏。冯·伦德施泰特尽管对此持怀疑态度（相比之下，他确信盟军会在进攻鲁尔区时投入空降部队配合行动），仍然把这条信息传递给了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元帅。莫德尔的观点虽与伦德施泰特一致，但还是无法对约德尔的警告置若罔闻。他命令德国的荷兰驻军总司令、紧张不安的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航空兵上将，把他那些兵力单薄的混杂了陆海空三军以及荷兰武装党卫军人员的单位全派遣到海岸上去。
自从9月11日约德尔打过电话之后，恐慌就沿着各指挥层蔓延下来，尤其是德国空军的渠道。尽管入侵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对盟军空降突袭的恐惧却与日俱增，每个人都在猜测可能空降的地点。德国空军的一些指挥官认为，从地图上看，北部海岸和阿纳姆之间的大片开阔地带可能成为空降区域。其他指挥官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英军再次发起进攻，从位于内佩尔特的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桥头堡攻入荷兰，他们不知道伞兵是否会被空投到奈梅亨地区，与此次进攻协同作战。
9月13日，第3航空队指挥官奥托·德斯洛赫（otto dessloch）空军大将听说柏林对冯·伦德施泰特设在科布伦茨的司令部感到担心。对此德斯洛赫非常关切，于是在第二天给莫德尔元帅打了个电话。他回忆说，莫德尔认为柏林对入侵的恐慌是“胡说八道”，元帅本人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最后他邀请我去他在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的新指挥部里吃饭”。德斯洛赫谢绝了。“我不想当俘虏。”他告诉莫德尔。就在挂上电话之前，德斯洛赫又说了句“我要是你的话，就会离开那个地区”。德斯洛赫记得，当时莫德尔哈哈大笑。
在阿纳姆北边的迪伦机场，盟军可能发起空降突击的消息传到了德国空军第3战斗机师师长瓦尔特·格拉布曼（walter grabmann）少将那里。他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会谈。当格拉布曼对德国空军表示担忧时，克雷布斯说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说这事了。好吧，他们将会在哪里空降？”格拉布曼走到一张地图前，指着阿纳姆西边的地区说道：“这里都可以，这片荒地对伞兵来说非常合适。”格拉布曼后来回忆说，克雷布斯“大笑了起来，提醒我说，我若是继续这样说的话，就会让自己显得可笑”。
荷兰臭名昭著的警察总监、汉斯·阿尔宾·劳特尔（hanns albin rauter）党卫队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也听到了这个谣传，可能是他的上级克里斯蒂安森上将告诉他的。劳特尔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包括空降突击。作为荷兰纳粹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他预料荷兰的地下抵抗组织随时都会发起进攻，人民随时都会起义。他决心通过简单的应急手段镇压任何一种暴动，那就是每死一个纳粹分子，就处决3个荷兰平民。两个星期前，在德军开始撤退、荷兰纳粹分子逃窜到德国之后，劳特尔就立即宣布荷兰处于“紧急状态”。他手下的警察对任何与荷兰抵抗运动沾边的人，都进行了无情报复，无论介入程度，无论男女，许多人被逮捕、处决或者送入集中营。普通公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各省之间的一切旅行都被禁止，强制实施更具有限制性的规定。宵禁期间如果被发现待在街上，无论是谁都可能未经警告便被射杀。在荷兰南方各地，由于预计英军将要发动攻势，当地的荷兰人被逼迫充当劳工，为德国军队挖战壕。在奈梅亨，为了满足劳特尔在劳动力方面要求的配额，他威胁要把整个家庭都送进集中营去。任何形式的聚会都被禁止了。“凡是看到5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劳特尔签署的布告警告说，“德国军队、党卫队或者警察部队就会对他们开火。”
眼下，由于英军即将从南方发动进攻。柏林再次警告说荷兰北部有可能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联合进攻，劳特尔的世界开始瓦解了，他吓坏了。[3]得知莫德尔在荷兰后，劳特尔决定动身前往塔费尔贝格旅馆去寻求安慰。9月14日傍晚，劳特尔与莫德尔及其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会晤。劳特尔告诉他们，他“确信盟军即将在荷兰南部投入空降部队”，他觉得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莫德尔和克雷布斯对此表示反对，莫德尔说精锐的空降部队太“珍贵了，他们的训练代价高昂”，不能随意使用。莫德尔元帅预计，蒙哥马利会从内佩尔特进攻荷兰，但形势并没有紧急到足以说明投入空降部队是顺理成章的。还有，由于进攻部队在南边将被3条宽阔的河流相隔，因而他认为英军是不可能向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无论是奈梅亨还是阿纳姆，距离英军都太远了。莫德尔继续说道，除此之外，蒙哥马利“从战术上讲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绝不会把空降部队投入鲁莽的冒险”。
9月15日，一名犯人被送到了弗里德里希·基斯韦特（friedrich kieswetter）少校位于奥斯特贝克以西的德里贝亨（driebergen）的指挥部。基斯韦特少校是德国国防军荷兰反间谍情报处的副处长，他对这名犯人知之甚多。关于他的情况有材料翔实的卷宗，28岁、反应有些迟钝的克里斯蒂安·安东尼厄斯·林德曼斯（christiaan antonius lindemans）由于身材如“金刚”般高大（身高1.9米，体重118公斤）而知名。他是在荷兰—比利时边境附近被一支巡逻队抓住的，那是英军战线与德军战线之间的无人区。起初，身穿英军作战服的林德曼斯被当成了一名盟军士兵，但在法尔肯斯瓦德附近的营部接受审问时，令审讯官惊讶的是他居然要求见赫尔曼·约瑟夫·吉斯克斯（hermann josef giskes）中校——德国在荷兰的反间谍头子，还是基斯韦特的上司。在打了几个电话以后，抓到林德曼斯的德军甚至更加吃惊了，他们接到命令立即开车把这名犯人送到德里贝亨。林德曼斯自己却若无其事。他的一些同胞以为他是名坚定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但德国人却知道他的另外一重身份——间谍。“金刚”是一名双重间谍。
林德曼斯于1943年叛变。当时他表示愿意替吉斯克斯效力，作为交换条件，吉斯克斯要放了他的情妇和弟弟亨克，后者被盖世太保当作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逮捕了，据说正等着被处决。吉斯克斯欣然表示同意。从那以后林德曼斯就很卖力地为德国人效劳。他的变节造成了许多地下基层组织被渗透，众多荷兰与比利时的爱国者被逮捕和处决。尽管林德曼斯为人粗鄙，喜欢夸夸其谈，喜怒无常还酗酒无度，对女人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但到目前为止却神奇地没有暴露出来。无论如何，许多抵抗组织领导人认为他是一个会带来威胁的危险人物。这与布鲁塞尔的某些盟军军官不同，“金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林德曼斯现在正为一名加拿大上尉负责的英军某情报部门工作。
在吉斯克斯不在场的情况下，基斯韦特首次与林德曼斯单独打交道。林德曼斯向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介绍说自己是“伟大的金刚”，但基斯韦特发现，这位身材高大的吹牛者令人厌恶。林德曼斯把他从盟军那里领受的最新任务告诉了基斯韦特：那名加拿大情报军官派他来是要提醒艾恩德霍芬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不要再把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通过“逃生路线”送到比利时，因为英军预定要从内佩尔特桥头堡发起进攻，朝艾恩德霍芬推进，所以要把那些飞行员藏匿起来。林德曼斯花了5天时间穿过了战线，所以能够向基斯韦特介绍英军集结的某些细节。他很干脆地说道，进攻将在9月17日发动。
英军行动在即，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就像所有人一样，基斯韦特也估摸着进攻随时都会发生。林德曼斯还告诉基斯韦特他听说的另一件事情。他报告说英军在发动地面进攻的同时，还计划在艾恩德霍芬后侧投入伞兵空降，配合地面部队夺取该城。[4]对基斯韦特来说，这个消息根本就讲不通。既然英国陆军凭着自身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到达艾恩德霍芬，为什么还要使用伞兵呢？也许是因为林德曼斯的情报看上去不现实，或者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基斯韦特对“金刚”的反感，所以他告诉林德曼斯继续执行其任务，然后返回英军战线。基斯韦特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不怎么重视林德曼斯的情报，也就没有将其直接通报给国防军指挥机构，相反，他是通过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呈递上去的。他还口述了一份他与林德曼斯交谈的简要备忘录给吉斯克斯，当时吉斯克斯因为另有任务而不在场。一直认为“金刚”很可靠的吉斯克斯直到9月17日下午才收到这份备忘录。
[1] 埃斯科河（escaut）是法语译名，比利时人称这条河为斯海尔德河。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特里希被怀疑为战犯，在监狱里待了8年，1953年6月22日无罪获释。要找到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们是困难的，要采访他们也是困难的，不过比特里希和他手下的军官却对我帮助极大，让我弄清楚了迄今为止阿纳姆战役中的许多未知事件。比特里希想要我澄清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在英国人各种版本的叙述中，“我被描述为一名希望能当上指挥的音乐家，那些作者把我和我的兄弟混为一谈了，我兄弟是格哈德·比特里希博士，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钢琴家和指挥。”——原注
[3] 战后，在安全的单人牢房里，劳特尔对荷兰审讯者承认：“当时我提心吊胆……不得不让抵抗力量瘫痪。”1949年1月12日，荷兰法庭判定他的罪名成立，其范围广泛，包括“迫害犹太人，流放居民让其进行奴隶劳动，劫掠，没收财产，非法逮捕，扣押……以及对无辜平民进行杀戮以报复其对占领当局的冒犯”。他于1949年3月25日被处决。——原注
[4] 战后，一些英国报纸指责，正是由于林德曼斯准确描述了阿纳姆是空降的主要目标，才使得德军装甲部队在那里等候，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9月10日会面并决定进行“市场—花园”行动之前，比特里希的军队已经进入了阵地，林德曼斯不可能知道对阿纳姆的进攻以及关于此次大规模行动的任何事情。而且，关于行动日期、空降场的部署等决定，盟军是在林德曼斯离开布鲁塞尔、越过德军战线很久后才做出的。第二个经常被重申的说法是，林德曼斯被带到位于菲赫特的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的指挥部进行审问，有人提出，斯图登特大将这位空降专家正确地评估了这份报告，并发出了警报。斯图登特断然否认了这个说法。“一派胡言，”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林德曼斯。实际上，我战后才在战俘营里第一次听说整个事情。真相是在进攻发生之前，德军指挥部里的任何人都一无所知。”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后不久，怀疑便落在了林德曼斯身上，于是他被荷兰人逮捕了。“金刚”这个十足的登徒子，一直到最后都名副其实。1946年7月，在对他进行审判的48小时之前，人们在一家监狱医院里发现林德曼斯失去了知觉，旁边是一名监狱里的护士。在一个古怪的“爱情契约”中，他们两个人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最后林德曼斯死了，那个姑娘幸存了下来。——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