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大众社交还是居家生活，英国都给我留下了深广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只有在英国，有教养的人自然就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荣誉、爱情、宽容、朋友遍天下』，这是他们养成的最高处世原则。
在华兹华斯那个时代里，只有他是正确地对待人性，并绝对信赖人性的人。他在真正的顿悟中把握了诗的主旨，《不朽颂》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完美的结晶。他的勇气赋予了诗王国以新的意义、新的境界。
7年后的英格兰已是人事全非。现在再次提笔修改上次旅程的见闻时，除了在最后一章或和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两件事外，我尽量不去提及逝去的故人。但我必须再说一说我自己，权当一种无以言表的谢忱。承蒙好友的热诚关照，每段旅程都轻松愉快。无论是大众社交还是居家生活，英国都给我留下了深广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只有在英国，有教养的人自然就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荣誉、爱情、宽容、朋友遍天下”[1]，这是他们养成的最高处世原则。来到利物浦时，我发现和我通信的曼彻斯特人正在那里等我。这位先生彬彬有礼，在我呆在英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对我热情招待、悉心照料。他思维敏捷，才情卓越，还是当地一家有影响力的地方报纸的编辑，他办事稳妥，心地善良，听他说话如置身一泓蜜池，甜滋滋、暖融融的。在此后的旅行中我也是好运不断，直到后来我对那种善良的英国式的厚道不再大惊小怪了。此行又发生在美国外长班克罗夫特（bancroft）先生访问伦敦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里，在他的房间或办公室，我有幸接触了一些大人物，参观了一些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场所。在卡莱尔的房间，我遇见了一些社会名流和文学大师。非特请不可入内的雅典娜神殿和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也对我热情开放，这让我在“地质学”、“古文物收藏”和“皇家学会”等里面获益匪浅。我看到过罗杰斯（rogers）、哈勒姆（hallam）、麦考利、米尔恩斯（milnes）、弥尔曼（milman）、巴里·康沃尔（barry cornwall）、狄更斯、萨克雷、丁尼生、利·亨特（leigh hunt）、迪斯雷利（d’istaeli）、赫尔普斯（helps）、威尔金森（wilkinson）、贝利（bailey）、凯尼恩（kenyon）和福斯特，还有年轻诗人克拉夫（clough）、阿诺德（arnold）和帕特莫尔（patmore），在科学家中见到了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欧文（owen）、塞德威克（sedgwick）、法拉第（faraday）、赖尔（lyell）、德·拉·贝歇（de la beche）、胡克、卡朋特（carpenter）、巴贝治（babbage）和爱德华·福布斯（edward forbes），我也特别荣幸地和贝利小姐（miss baillie）、摩根太太、詹姆逊太太和萨默维尔太太（somerville）进行过亲切交谈。他们的殷勤好客也使我对这些私家宅第记忆犹新，亲切无比。但在社会名流中间要想找到几个德才兼备的人物[2]并不简单，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名流圈子里。回想起来，我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全国各地和一些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的交谈。可是如果在我的书里提及他们的名字，我担心这是对那些对我敞开心胸、真诚礼待的豪华庄园的不敬。在伦敦的那些特殊日子里，我欣然回想起两三个非同一般的日子。一天是在克佑镇，威廉·胡克大人带我观赏了那座大植物园里的所有奇花异草；一天是在伦敦博物馆，查尔斯·费洛斯大人（sir charles fellowes）向我详尽地介绍了他的爱奥尼亚纪念章；还有一天是欧文先生陪我和我的同胞赫尔普斯先生参观了亨特博物馆。
从伯明翰到牛津、从列斯特到诺丁汉或谢菲尔德、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受到了社会名流和普通大众同样的盛情款待。在爱丁堡，承蒙撒弥尔·布朗博士（dr.samuel brown）的引荐，我认识了德·昆西（de quincey）、杰弗里大人、威尔逊、克洛威（crowe）太太、梅苏·钱伯斯（messrs chambers）夫妇以及英年早逝的天才画家大卫·司各特（david scott）。
1848年3月在阿伯塞德（ambleside）时，马蒂诺女士（miss martineau）刚从埃及旅游回来，我去她家做了几天座上宾。一个星期天下午，我陪她去莱德山（rydal mount）。许多年前，我曾去那里拜访过华兹华斯，因此再次拜访记忆更为深刻。我们发现华兹华斯先生正躺在沙发上小睡。他起初有点像一位老人小睡突醒，郁郁寡言，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但很快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法国的各种传闻。在民族情感上，他痛恨法国人，也痛恨苏格兰人。他说，没有一个苏格兰人会写英语。他描述了两种模式，历史学家罗伯特逊（robertson）的所有句子都是按照其中模式造的。他说杰弗雷（jeffrey）以及爱丁堡的评论家们都不会写英语。他们是危害英语语言的大害虫。他觉得吉朋（gibbon）的英语也不尽人意。《爱丁堡评论》写的无非是它要说的、要兜售的东西。然而自从柯勒律治上书给它的主编以后，文学评论的论调有所改变。华兹华斯太太还收藏着主编的回信。华兹华斯先生认为丁尼生是个了不起的诗歌天才，尽管他的诗有点矫揉造作。华兹华斯一会儿说丁尼生的长兄是个更优秀的诗人，可是马上他又说阿尔弗雷德的诗才是真正的优秀……我有些糊涂，只是听他说到“肯定地讲，这是方法问题，但你知道问题总是出在方法上面”。……他认为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最适合建大都市的地方……我们谈起了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我告诉他说，在美国的各大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到柏拉图主义者托马斯·泰勒的译文，而全英国却没有人知道他，这真让人难以置信。我说，如果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一本新书在英国出版，你认为有人去看吗？——他承认是不会有人看的。“不过，”停了片刻，他以正统英国人的那种自满情绪说道，“不过我们已经把它具体化了。”[3]
他依据在平时劳作中或公共马车上发生在他本人或家人身上的一些生活轶事，而草率形成了对法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一些固定看法。他时而喜形于色，但说起话来却是平淡无奇。然而通常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才智中庸或许是一种很高的赞美。他看起来很健康，鼻子特别大，满脸的皱纹诉说着曾经历的沧桑岁月。
马蒂诺女士的家跟华兹华斯的家相距不远，她在我面前称赞的不是华兹华斯的诗歌，而是他在邻里中树立起简朴的榜样，他持家温馨雅致，丝毫不讲排场。她说，在他早年住进这家农舍开始管家的时候，习惯于用面包和最简单的便餐来招待朋友，如果你还想吃点别的东西，那他会不客气地要你交付伙食费，这是他家的规矩。我说，这是我听到的最能显示英国人个性的轶事趣闻了。邻近的一位绅士给我讲述了这么一回事：有一次，沃尔特·司各特在华兹华斯这里住了一周，他每天借口出去散步，然后溜进“天鹅酒店”再吃上一顿。直到后来有一天，当他和华兹华斯从酒店前经过，店主问他是不是要进去喝点啤酒什么时，才露了马脚。当然，这种性格在伦敦人们会有另一种看法。你会听见文人墨客们对华兹华斯的议论：华兹华斯没有知心朋友啦，华兹华斯不近人情啦，华兹华斯爱财如命啦，等等。生性豪爽的兰多（landor）却说华兹华斯从不称赞任何人。伦敦的一个绅士给我看了弥尔顿曾经用过的一块手表，表上刻有弥尔顿姓名的首字母。他说他曾把这块表拿给华兹华斯看过，华兹华斯一只手拿着这块手表，然后掏出他自己的表拿在另一只手中，当着大伙的面，掂量来掂量去，可大家都没有做声，他也一声不吭地把自己的手表装进了口袋。我并不想把某些事实与伦敦学者对华兹华斯的诋毁相提并论。认真读过华兹华斯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只依照自己天生的强烈癖好办事，他不在乎多数人或是少数人，只在乎“创造出他聊以慰藉的情趣”。他活了很久，他见证了他曾为之奋斗的那场革命，“看见了他曾经预见的一切”[4]。他的心灵有麻木的地方，他的诗里有乏味生硬的东西，缺少美感和变化，缺乏一种宏大的、远见卓识的境界。他遵循英国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思想，在选择和处理题材时，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傻气。但我们要声明一下，在华兹华斯那个时代里，只有他是正确地对待人性，并绝对信赖人性的人。他在真正的顿悟中把握了诗的主旨，《不朽颂》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完美的结晶。他的勇气赋予了诗王国以新的意义、新的境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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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克白》，第五场，第三幕。
[2] 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司各特的朋友，苏格兰民谣的作者，曾创作过多部戏剧，在她90岁时，爱默生先生拜访了她。摩根太太（lady morgan），1783年出嫁前姓欧文逊（owenson），是一个年轻聪明的爱尔兰女子，早年就以短诗和故事，特别是《爱尔兰的野女孩》（the wild irish girl）而闻名。她嫁给了托马斯·查尔斯·摩根，婚后和他一起游历，并在国外定居多年。她创作了多部作品并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伦敦度过晚年。萨默维尔太太（mrs.mary somerville），思维敏捷，是一个在物理学、地理学、天文学和显微镜学方面十分成功的学者。她认为女人也能成就大事业，并为此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她也是女人争取机会和权力平等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3] 爱默生对于英国人思想偏狭、不愿接受外来的科学观念这一特性如此写道：——“在文学和哲学上，英国读者看不懂柏拉图，他们只是把他看成一本希腊天书罢了。那种博大的、唯心论的思想倾向不受欢迎，唯独只有精确的、概念性的和经验上的思想倾向才被接纳。在英国，人们全然不知柏拉图主义者托马斯·泰勒。不论在公家图书馆还是在私家图书馆里，由他翻译的柏拉图的著作比比皆是，而英国人却说对他一无所知。我反反复复地询问这些文人对他了解多少，但全是徒劳。穷困的泰勒曾攻击过当代的唯物主义和迷信思想，以及他陷进去而不能自拔的华而不实的思想，并伤心地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当今世上再也没有哪个作家能不为钱财而把研习柏拉图哲学当成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了。’他鄙视现代人，以彻底遗忘他来向他进行报复。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的才智是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被人们所认识的。歌德在诸如《爱丁堡》和《黑色森林》等主流刊物吹毛求疵的批评中以及其他刊物傲慢的沉默中为人们所接受。德国哲学没有取得多少进步。英国人讨厌像东方哲学和宗教的神秘主义那些先验的思想，而且人们饶有兴趣地看到，一篇最新的批评急切地表示希望从像灵魂转世如此可憎的教义罪名中赦免威尔士长诗《塔列森》（taliessin）。”
[4] 华兹华斯的《快乐的战士》（happy warrior）：“情感在冲突，跌宕起伏，他的内心却沉着镇静，双眼智慧，看到了他曾预见的一切。”
[5] 在两方面都有着最清楚的认识，爱默生先生在与这些英国名家们的会晤中多少感到有点失望。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伦敦 1848年3月20日
……提起巴比伦，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呢？……这里人才济济，社会成就斐然；这里群星灿烂，让你眼花缭乱，而你也不由自主地走近新星，感受他们的名气和荣耀。我把很多人看成是我的榜样，他们主要是那些正走红的文人学士，而不是追求时尚的那类人。他们都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他们了解一切，拥有一切；他们生活富足、为人朴实、彬彬有礼、满怀豪情，值得人们尊重。但是尽管他们名声在外，他们并不在乎。我会用充分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谷种总是外地区的好……我最想见到的人丁尼生还在爱尔兰，我担心在英国是看不到他的了。我满怀希望地在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eland）看到了华兹华斯，在爱丁堡中看到了苏格兰所有的名人巨匠。也许这不是英国的错，——毫无疑问我已是老态龙钟，热情全无。——但是不论在什么方面，在英国没有人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甚至也没有人能够达到我所期待的天才和睿智。但我习惯建议他们，——发挥想象力，扩展新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