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种传统的正直和在商业活动中养成的守时以及一丝不苟的交易行为中，我们就可领会到英国人的真诚和信誉。

这个民族的真实力量仰仗于他们的真诚。真诚出自本能，这又标志着一个组织的优势。

日耳曼的各个部落都有一种民族同体、万众一心的精神，这和其他智慧的种族截然不同。日耳曼这个德语名字存在着一种众所周知的真挚、诚实的含义。他们的艺术可以作出充分的说明。古代的雕像和装潢精致的弥撒书上牧师和俗民的头像，都表露出十分虔诚的信仰。从这种传统的正直和在商业活动中养成的守时以及一丝不苟的交易行为中，我们就可领会到英国人的真诚和信誉[1]。政府尽职尽责，百姓也不会无理取闹。在过去的特权时代，一旦政府失信于民，民众只能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而现代，如果政府在政治信仰上犯错，或是在财政问题上拒绝清偿债务或弄虚作假，那么整个国家就会组成质询委员会进行调查和改革。事无巨细，人人都信守诺言，而信口开河、言而无信将会被刻石以载、遗臭万年，像《末日审判书》一样永远不可磨灭。

这个民族的真实力量仰仗于他们的真诚。真诚出自本能，这又标志着一个组织的优势。大自然赋予了某些动物狡猾的本领，以弥补它们力量的不足，但这就招来了其他动物的敌意，仿佛它们要替大家消灭公敌似的。高贵的物种不仅能获得力量，而且它们还信仰真诚，把真诚当作社会存在的基础。有的野兽与人为敌，但是他们兽群之间却不会失信。据说狼把捕获的猎物藏在隐蔽的地方，然后招来同伴共同分享。如果在隐藏的地方，狼群没有找到猎物，那么，这只狼就会毫不抵抗地让它们撕成碎片。英国人的真诚好像产生于一种更为可靠的动物性心理，他们似乎对这份真诚也当之无愧。他们心里想什么就直言不讳，也不会轻易许诺别人，与别人打交道要求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人人都希望知道事情真相，是非分明，界限清晰，顺其自然。阿尔弗雷德被他的朋友阿塞称之为“说真话者”（alueredus veridicus），历来深为英国民众爱戴，并被奉为英国民族的典范。蒙默思郡的杰弗里是这样说亚瑟王的舅舅奥里利乌斯国王的：“其人所恨之极乃谎言也。”北欧人伽陀姆这样对奥拉夫国王说：“君无戏言，一言九鼎，方可为君。”英国一些家族的家训都是劝诫箴言，像费尔费克斯家族的“言必行（fare fac）”；芬尼斯家族的“言必信”；狄沃斯家族的“真实无欺（vero nil verius）”。英国人引以自豪的就是他们能言出必行。当他们揭穿谎言时，他们会说“此非英国人所为”等等，说谎是对英国人最大的侮辱。普通民众的口头禅就是“以信誉担保”，赞美的口气就是“他说话算数”。他们憎恨推诿搪塞，含糊其辞，因为只要发现有一点闪烁其词，“道理”就会在舆论中毁灭。哪怕是在法国教养长大的切斯特菲尔德公爵在给“绅士”下定义时也明确宣称，是“真诚”让绅士与众不同。这是他所说过的、最深得英国人心的话语。关于英国人的诚实，威灵顿勋爵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建议法国将军克勒曼尽可以相信英国军官的誓言。在英国，无论贵贱，每一个人都以此为豪，他们认为这正是英国人同法国人的区别，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法国人讲礼貌胜过讲诚实。而一个英国人言语低调，留有余地，对别人的恭维会引以为戒，以此得出结论[2]，而说法语就不能不说谎。

英国人热爱真实的财富，真实的权力，真实的情谊，他们不会轻易张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不爱佩戴首饰，一定要戴，那就非戴宝石不可。他们在老福勒[3]书中欣然读到这么一个故事：在伊丽莎白王朝，有一位女士，她有着“像识别真假宝石的耐心细致去识别别人的谎言”。英国人渴求土地，酷爱地产，据说这有日耳曼民族的痕迹。他们用石头建造房屋，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房舍都结实耐用。如果把他们建造的船坞和市政建筑与美国的相比较，人们通常说，他们花一英镑的地方，我们只花一美元。从他们的服饰到各种用具，从他们的房宅到其他物品，都显得华贵而朴实，这全都标志着英国人的真诚。

《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场》

作品描绘滑铁卢战役的一个著名场景，在战场的一棵榆树下，反法联盟联军统帅威灵顿公爵骑着马，正在进行战斗部署。他们的对手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亲自指挥的十万法军。图为欧内斯廷·克罗夫茨的画作《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场》。

他们互相信赖——英国人信任英国人。法国人意识到英国人这种正直的优越，但英国人不会因为别人的仰慕而狂妄自大，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关心自己的事。法国人爱慕虚荣。斯达尔夫人说：“英国人之所以激怒了拿破仑，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把成功和诚实结合起来的诀窍。”当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英国读者会把这番话如此广泛应用。威灵顿依靠自己的诚实，觉察到了波拿巴帝国的祸因。他一旦发现这个帝国不诚实，靠战争求生存，就预知到帝国的衰败。如果战争没有促进贸易，没有推动工农业的发展，而带来一场游戏、烟火或者景观——那么再富有的国家也打不起这场战争，更不用说像法国这样一个兵员伤亡惨重、财力消耗巨大的国家了。因此，他多年来在里斯本辛辛苦苦地建造自己的部队，并在这一军事基地最终把他宏伟的战线伸到了滑铁卢，他相信自己的同胞和他们的逻辑，胜过了欧洲的所有诳言。

我回国后，有一次，碰巧应邀出席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一个圣乔治节，我注意到节日主持人是这样赞扬他的同胞的：“不管何时遇上英国人，人们都会信任他，因为他们见到的是一位诚实可靠的人。”如果在4月23日（圣乔治节），不论何地，你发现几个英国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励他们的诚实这一普遍国民性，那么，谁也不能说这个节日是毫无收获。

英国人直率坦诚、敢说敢言，甚至在危难之际也直言不讳，真是天下无人能敌。在国王寿辰之日，按惯例每位主教都该给国王送一袋金子作为礼物，然而，拉蒂美尔主教却送给亨利八世一本拉丁文《圣经》，并在“对嫖客和奸夫，上帝都要审判”这一句话上划了标记。因为他们都非常敬重彼此的勇气，国王原谅了他。他们的信仰非常坚定，从不轻易委曲求全。他们就像一艘头重脚轻的船，难于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1848年2月，当我在伦敦的时候，m.基佐从巴黎逃亡到了这里，当时很多私交去拜访他，并有人提议他当文学协会的名誉会员，但马上遭到了反对，当然，人们知道这个名字的威望，但英国人可不是变幻无常的小人，他们已经在心中下了定论。多年来，他们在报上读到的m.基佐就是令他们憎恨、鄙视的，不管他是一个流亡的名人，还是这个国家的贵客，他们对他的看法都不会改变；但如果是在美国那就大不一样了：他的身份地位一变，人们的态度会马上跟着改变。

英国人要求公职人员具有同样的忠诚、坚定的信念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爱尔兰议员因为缺乏这种性格，因而名声扫地。“你看看他们，”英国人说，“127个人投票，都像绵羊一样，羞答答的，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议案，而且只有4个人给所得税投了赞成票。”——这是英国政府不明智的退让，免除了爱尔兰人的财产负担，而这一负担是由英国人来承受的。

1851年英国议会开会

英国人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拒绝任何让步换来的钱财和晋升。图为1851年议会开会的场面。

英国人对议会内外的冒险家们都深怀恐惧。当今英国人生活中的主要感受就是憎恨被欺骗。他们珍爱诚实、刚毅和忠贞的品格，他们喜欢全身心投入到各自生活目标中去的人；他们不喜欢法国人，因为他们轻浮；他们不喜欢爱尔兰人，因为他们生活没有目标；他们不喜欢德国人，因为他们像个书呆子。他们曾说：你看，1848年2月，法国国王和他的保皇党还没有来得及开枪就垮台了，他们没有武装斗争的意识，因此，君主政体就彻底地土崩瓦解了。

基于同样的理由，英国人每天都要攻击自己的政客，说他们是冒险家。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断然拒绝任何让步换来的钱财和晋升[4]。假如某位高等法庭辩护律师的下级在他前一天得到了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授予的王室律师绸制服，那么他一定会拒绝这一殊荣。如果柯林伍德勋爵没有获得1749年6月1日颁发的胜利勋章，那他绝对不会接受1797年2月14日颁发的胜利勋章，因此那块一直没能授予给他的胜利勋章还是补发给了他。卡斯尔雷劝阻威灵顿勋爵：要是辛特拉事件[5]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就不要去参加国王的接见会，但他却回答说：“你倒是给了我一个去的理由。我要去参加这个接见会，否则，我永远也去不了了。”在牛津激进的民众跟在托利党人艾尔顿勋爵身后喊道：“这就是老艾尔顿啊，为他欢呼吧，他从来没有变过节。”他们把议会中的那些趋炎附势之徒戏称为“骑墙派”（trimmers），而这种趋炎附势的性格是英国人最嗤之以鼻的[6]。

政治上，英国人容易抱有离奇的幻想；正因为这一点，他们相信那些刻板典籍里的断言，他们相信1848年4月10日[7]的运动是由外国人煽动并资助的。毫无疑问，与这一错觉并行的是英国人对民主的奇思异想。我发现，向来头脑清醒的人也有这种怪念头。他们还相信书本上说的，美国政治上的黑奴解放运动是英国人在幕后操纵，而且他们还容易相信在法国流行的关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昂”[8]。但是这些幻想不仅仅愚弄了民众，也愚弄了好些别的国家。

他们不急不躁，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不像别国的国民那样机智灵敏，于是就有了英国人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楼梯智慧”（esprit d’escalier）。这种迟缓的性格培养了他们的恋家情结，不管到哪个国家，他们都要坚持家里的习惯，就算是去埃特纳火山[9]游玩，他们也要自带水壶到山顶去。那位写《英国关系》（1500年前）的古代意大利作家说道：“我最了解的是，就算在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英国人也要设法找到好吃的食物和别的享受，却从来不想一想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的厄运。”他们目光狭窄，至死坚信他们所了解的细枝末节，并以它为世上最忠实的信仰，认为除他外别无他物。由于他们完全信赖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乐意于最后以金钱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当罗切斯特[10]迷魂术刚传到英国，就有一个人把100英镑装进一个密封的盒子里存入都柏林银行，然后在报纸上向所有的梦游者、催眠者之类的人登广告：谁能够说出这张钞票的号码，这张钱就归谁。他把那张钱存在银行里半年，报纸不时地按他的要求登出广告以引起那些行家的注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最后他说：“好了，我们再也不要为这个被证明了的谎言犯愁了。”据说有一位好心的约翰爵士，他听完一方辩护律师陈述案件之后，就信以为真；然后，另外一方上来陈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云里雾里，莫名其妙，他只好大呼：“上帝救救我吧！我再也不想听什么证据了。”英国人这种反应迟缓的事例，层出不穷，现在都成了欧洲人的奇闻轶事。我认识一位名士——我记得他曾是德比镇的一位地方官员，他去歌剧院看马利布朗的演出。剧中有一幕，女主人公要跑过一座废桥，这时，这位先生站起来温和又坚定的叫观众和演员注意：据他推断，这座桥很不安全！英国人的迟钝跟法国人的机智、圆滑形成鲜明对比。一般说来，法国人对欧洲的影响比起英国人来大得多，英国人靠财富和权力的蛮劲来影响欧洲，而法国人是通过其亲和力和智慧来影响欧洲的。意大利人阴险狡猾；西班牙人背信弃义；据说，严刑拷打也不可能从一个埃及人口中供出秘密。所有这些特性，没有一个是属于英国人的，他易怒的脾气和自负的性格使所有这些性格无法存留。笛福最了解他的同胞，他在诗中是这样说的：

平常他们心直口快，口无遮拦，

要耍一点阴谋诡计，实在很勉强；

他们的惟一缺点，就是胸无城府，

就连自己的思想也会背叛；

他们的叛逆，从未成功奏效，

这是先哲断言，也是事实昭彰；

路人皆知，他们心胸坦荡，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毫无秘密可藏。[11]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此教堂建于19世纪末，是怪异的意大利拜占庭风格，是英格兰最主要的罗马天主教教堂。

* * *

[1] 乔舒亚·贝特兹（joshua bates），巴林兄弟（messrs.baring brothers）伦敦公司的美国成员。他对爱默生说：“我在那里呆了30年，还未曾有人敢欺骗我呢。”

[2] 爱默生所有与牧师或乡绅做公众演讲的一场开场白：一个表明英国人谨慎行事的很好例子就是“在恭维中检讨自己”，这是乐于“唤起你们的注意或——‘毫无疑问’我们将听到那些有趣的评论”。

[3] 摘自托马斯·福勒（thomas fuller，1608—1661）的《英格兰的财富》（the worthies of england）。

[4] 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乔治·史蒂芬森，他是个伟大的工程师，虽然他先前是煤矿里的消防员，18岁还不会写字，在他以非凡的成就一举成名后，财源滚滚，回报丰厚，但拒绝了给他的骑士封号。

[5] 辛特拉事件是指：威灵顿勋爵，即后来的陆军中将韦尔兹利（lieutenant，generad wellesley）首次率领军队远征葡萄牙。他于1808年在葡萄牙打败了法国军队，然而在辛特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英国专员却允许法国人带着他们的武器离开葡萄牙。——译者注

[6] 爱默生曾在该书出版前做过一些笔记，可增进对本书所述的理解：想起路易斯·拿破仑大帝趾高气昂地走在英格兰土地上时，我的心里痛苦万分，璀璨的星星也变得暗淡无光。我的英国朋友没有一个有快乐可言。在那个得志的强盗面前，伦敦的贵族和百姓无不卑躬屈膝，有如那不勒斯的群氓。尽管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为了息息相关的国家利益，我们究竟该怎样迈出反抗的第一步呢？当政府意识到因用人不当，给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时，往往都为时太晚了。

[7] 宪章派群众示威游行的日子，这一天，上层阶级破天荒第一次积极参与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地位的人立誓跟其他人一起当临时警察。参见第十一章《贵族》——译者注

[8] 阿尔比昂（albion），英格兰或不列颠的雅称。——译者注

[9] 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欧洲最高的活火山，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主要喷火口海拔3323米，直径500米，山顶常年积雪，山麓农牧业发达，风景优美，是欧洲旅游胜地。——译者注

[10] 大约在1850年开始引起美国人关注的“精神宣言”，当初被称为“罗切斯特的敲击声”，因为“宣言”最先来自该市的约翰·d.福克斯家族。

[11] 选自丹尼尔·笛福《真正的英国人》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