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餐厅的露台上，几个早到的食客已经在准备吃午餐。二楼房间临街的一面是玻璃，在前方撑出一顶遮阳棚。我继续向前开，拐过弯道后直入斯特里普街，随后把车停在街边。对面是一栋两层楼的方形房子，用玫瑰红色的砖砌筑而成。房子有几扇白色铅制飘窗，前门有道希腊式的门廊，隔着街道看过去，就像是个古色古香的合金门把手。门的上方是一个扇形窗户，上面镶嵌着几个黑色的木刻字：“谢里·巴娄有限公司”。我锁好车，过街向那扇门走去。门是白色的，又高又宽，钥匙孔大得能钻进老鼠。钥匙孔里面才是真正的门锁。我想拉起门环扣门，但他们已经想到了这一层——门环与门是连为一体的，根本起不到敲门的作用。

我拍拍门廊上一根细长的、有凹雕装饰的白色柱子，打开门，直接走进了几乎占据了这栋房子前半部分的一间接待室。这里摆的都是古香古色的深色家具，放着很多把椅子，还有一把铺了类似印花棉布软垫的长椅。窗户上挂着蕾丝花边的窗帘，旁边是与印花棉布家具配套的印花棉布箱子。地上铺了一条花地毯，很多等着要见巴娄先生的人聚在那里。

他们中的一些人看上去欢快、愉悦、满怀着希望，有些人看上去已在此等候多日。有个褐色皮肤的小姑娘正捧着手帕在角落里抽泣，没人注意到她。在从我各个角度好好欣赏了她一番之后，这伙人才意识到，我既不是来这里买东西，也不是来工作的。

一个凶巴巴的红发女人慵懒地坐在一张橡木书桌边，对着一部纯白色的电话讲话。我走过去，她从蓝眼睛中向我射来两道冷冷的、流弹般的目光，然后抬眼看着环绕天花板四周的飞檐。

“不行，”她对着话筒说，“不行，非常抱歉，恐怕没用。我实在非常——非常忙。”她挂断电话，在一张单子上钩掉了什么东西，眼睛又向我射来几道冷光。

“早上好，我想见巴娄先生。”我说，并把我简陋的名片放到她的桌上。她提起名片一角，感到好笑地看了一眼。

“今天？”她友善地询问着，“这个星期？”

“一般都要等多久？”

“有等了六个月的，”她愉悦地问，“不能找别人帮帮忙吗？”

“不能。”

“抱歉，没办法。改天再来好吗？大概感恩节前后。”她穿了条白色羊毛裙，酒红色的真丝衬衫上罩了一件黑色天鹅绒短袖夹外套。她的头发是明媚的落日的颜色。她戴着黄宝石手镯、黄宝石耳环和盾状黄宝石戒指，指甲的颜色和衬衫完全一样。她看上去花费了好几个星期才打扮完自己。

“我一定得见他。”我说。

她又看了一眼我的名片，嫣然一笑。“大家都一样，”她说，“那个——呃——马洛先生，看看这一大群可爱的人，他们可都是两小时前开门时就在这里等了。”

“我的事非常重要。”

“当然，我能问问是如何重要吗？”

“我想兜售一件小丑闻。”

她从一个水晶盒子里掏出一根烟，用水晶打火机点上。“兜售？你的意思是要卖钱——在好莱坞？”

“可能吧。”

“什么小丑闻？别怕，我不会被吓到的。”

“有点不雅，嗯——”我扭头想去看摆在她桌上的名牌。

“海伦·格雷迪，”她说，“好的，不过一点有教养的不雅倒也无妨，你说对吗？”

“我没说有教养。”

她谨慎地向后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口烟喷在我的脸上。

“简单来说，就是想敲诈。”她叹口气，“你他妈的还不给我滚蛋，伙计？在我往你身上扔一窝胖警察之前赶快滚。”

我坐在她书桌的一角，在空中抓了两把她喷出来的烟，再吹进她的头发。她怒气冲冲地躲开了，“滚，蠢货。”她的声音尖锐得能刮掉油漆。

“呦，呦，优雅的布林莫尔 [1] 跑哪儿去啦？”

她头也没回，尖着嗓子说：“范恩小姐。”

一个高挑、优雅、褐色皮肤的女孩出现了。她刚刚穿过一道伪饰成彩色玻璃窗的暗门走出来。这个女孩走近后，格雷迪小姐把我的名片递给她说：“斯平克。”

范恩小姐带着名片，穿过彩色玻璃门走进去。

“坐下来，歇歇脚吧，伙计。”格雷迪小姐说，“你没准得在这儿待上一个星期呢。”

我坐在了一把印花棉布扶手椅上，椅背比我的脑袋还高出八英寸，让我顿时感觉自己矮了半截。格雷迪小姐又对我笑了笑，有点不怀好意的意味——然后又俯身去接电话。

我环顾四周，角落里的小姑娘已经停止了哭泣，换上一脸平静淡漠的表情。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士优雅地抬起手臂看了看他精致的腕表，然后从容地站起身来。他把一顶珍珠灰的洪堡软毡帽戴在头上，摆出颇为潇洒的角度，检查了一下他的黄色小羊皮手套和银手柄的拐杖，便阴郁地踱步到红头发接待小姐那里。“为了见巴娄先生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他冷冷地说，好听的声音明显是经过很多训练的结果，“我从来不会为了见谁等上两个钟头。”

“非常抱歉，福蒂斯丘先生，巴娄先生今早实在太忙，没法见你。”

“可惜我没法给他开张支票，”优雅的高个子男士疲惫而轻蔑地说，“大概他只对这个感兴趣。不过既然没法开票给他——”

“等一下，宝贝，”红头发小姐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什么？除了戈尔德温还有谁这么说？你就不能找个没发疯的人问问吗？……那就再试试看吧。”她砰的一声摔掉电话。那个高个子男士动也没动。

“既然没法开票给他，”他继续说，就像没被打断一样，“我想给他留个简短的口信。”

“请讲，”格雷迪小姐告诉他，“我会想方设法传达给他。”

“转达我的敬意，并告诉他，他是一只臭不要脸的臭猫。”

“改成臭鼬吧，亲爱的，”他说，“他都不知道臭猫是什么。”

“就改成臭鼬吧，奇臭无比的臭鼬。”福蒂斯丘告诉她，“外加一股子硫黄和妓院里最廉价的香水味。”他整了整帽子，瞅瞅自己镜子里的身影。“我告辞了，去他妈的谢里·巴娄公司。”

高个子演员优雅地昂首阔步而去，用他的手杖打开门。

“他怎么了？”我问。

她同情地看看我，“比利·福蒂斯丘吗？他没怎么，他没戏可演，所以每天都来这里照例表演一通，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被星探发现、欣赏。”

我慢慢合上嘴。你有可能在好莱坞住过很久，但都不一定亲眼见过电影里的场景。

范恩小姐从里门走出来，抬抬下巴朝我示意。我经过她的身边往里走。“这边走，右手第二间。”她目送我走过长廊，来到第二扇门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关上门。

一个胖胖的白发犹太人坐在书桌后面，对我温和地笑着。“你好，”他说，“我叫莫斯·斯平克。你有什么想法，老兄？别那么紧张，抽个烟？”他打开一个类似行李箱的东西，递给我一根烟——足有一英尺长，被装在单独的玻璃管里。

“不了，谢谢。”我说，“我抽卷烟。”

他叹口气。“好吧，来，让我想想，你名叫马洛，嗯？马洛，马洛，我有听说过谁叫马洛吗？”

“大概没有。”我说，“我从没听说过有谁叫斯平克。我要见的人叫巴娄，听上去很像斯平克吗？我要找的不是叫斯平克的人。有句话你知我知——去他的斯平克。”

“你反犹，嗯？”斯平克说。他大度地摆摆手，手上的金丝雀黄钻戒看上去好像黄色的交通信号灯。“别这样，”他说，“坐下来消消气。你不认识我，你也不想认识我。我没发火。在影视圈里，你根本就不能发火。”

“巴娄。”我说。

“理智点，老兄。谢里·巴娄是个大忙人，他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还赶不完日程。坐下来和小斯平克聊聊天吧。”

“你在这儿是做什么的？”我问他。

“我负责他的安全，老兄，我得保护他。谢里这样的可不是谁都能见的，我帮他见一些人。我和他是一样的——在某个范围内，你知道。”

“我可能已经超出你的范围了。”我说。

“可能吧。”斯平克和气地表示赞同。他撕掉雪茄铝制包装上的厚胶带，轻轻拿出一根雪茄，仔细端详着。“我不否认，为何不做点什么，证实你的话？那样我们就知道了。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说空话，这种人我们见多了，已经不起作用了。”

我看着他夹起那根看上去很昂贵的雪茄，点上火。“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卖他？”我狡猾地问。

斯平克眯缝着的小眼睛眨了眨，我不敢肯定，但的确看到里面泛出了泪花。“我出卖谢里·巴娄？”他磕磕巴巴地低声说，像在参加一场只花了六百块钱的葬礼。“我？我宁可出卖自己的亲妈。”

“这话说给我听没用。”我说，“我也从没见过你妈。”

斯平克把雪茄放进大小如鸟池一般的烟灰缸里。他挥舞着双臂，面露悲伤之色。“噢，老兄，你说的什么话啊。”他哀叹道，“我爱谢里·巴娄就像爱我自己的父亲，甚至还更多咧。我的父亲——算了，不提了。拜托，老兄，有点人情味吧。让我们彼此信任友好一些，把那件丑闻和斯平克讲讲，如何？”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从书桌上扔给他。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面色凝重地看着。他把照片放在桌上，抬头看我，低头看照片，又抬头看我。“嗯，”他呆板地说，那种他所说的“彼此信任友好”忽然从他的声音里消失无踪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用我告诉你这女的是谁吗？”

“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忽然喝问。

我没说话。

“我问你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差点怒吼起来，“说，混蛋！说。”

我还是没说话。斯平克缓缓把手伸向电话，锐利而明亮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继续啊，打给他们啊，”我说，“打到警察局，找刑事组的克里斯蒂·弗伦奇警探，他这个家伙可不容易被糊弄。”

斯平克把手从电话上挪开，慢慢站起来，拿着照片走了出去。我等待着。外面日落大道上的车流声听起来遥远而陌生，时间仿佛一分一秒安静地渐次落入井中。斯平克刚点的那根雪茄升腾起袅袅烟雾，萦绕在空中，然后被空调的通风口吸了出去。我看着墙上无数的签名照，它们都是签给谢里·巴娄的，还附上了她们永恒的爱。不过既然照片出现在斯平克的办公室，可想而知她们都已成了昨日黄花。

注释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私立女子高等学院，以培养女子高雅的气质为主要特色。菲利普·马洛显然用的是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