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急需解决的外交问题是日本的侵略。最开始，日本不如中国强大。但1868年后，日本迅速向西方学习，把西方不得不教的一切杀人高招都学到了手。1894年，日本人决意在中国试验新兵器，就像俾斯麦在丹麦练手那样。清政府还跟以前一样目中无人，完全不知道失败就在眼前。争议点是朝鲜，双方都说自己是宗主国。当时，还找不到什么缘由请出中立一方明断孰是孰非。日本快速出手，大败中国，但在稳拿朝鲜之前又不得不跟俄国交手。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主战场位于满洲。之所以是在这里，是因为俄国跟中国交好，中国把满洲赏给了俄国。俄日战争结局是：旅顺、满洲南部向北一直到奉天都给了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衰落，日本趁机控制了满洲其他地区。

名义上，满洲主权仍归中国。中国在此设立官署，驻扎军队，任命巡阅使。但日本在满洲也有军队，而且日本人筑铁路，办工厂，完全控制了满洲的经济军事。如果中国巡阅使惹日本人不高兴，他的位子连一星期都坐不稳。当然，他会小心翼翼，讨得日本人欢心。山东也是这种情况。

山东让我们想起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的事情。1914年，中国本可以听人劝，加入协约国，把德国人赶出胶州湾，但这不合日本人的心意。日本自行其是，执意让中国保持中立（一直到1917年）。攻陷青岛后，他们向中国抛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于是，中国问题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些要求最初于1915年1月提出，分为五号。第一号涉及山东，要求中国提前答应日本最终向德国提出的关于山东省的任一条款。内容有：日本有权修筑特别指明的铁路；特定港口（未指明）应开放贸易；涉及山东的特权不应授予他国。第二号与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有关。日本实际上要求在上述两个地区受到保护，有权控制铁路，日本企业享有完整的经济自由，将其他所有外国工业企业排除在外。第三号是授予日本对长江流域特定地区矿山、钢铁厂的垄断权[1]。而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第四号只有一个要求：中国不得将港口、港湾、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最过分，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做政治、金融、军事顾问；重要地区的警察应由中日合办，且多数应为日本人；中国军械半数以上应从日本采办，或从设在中国的中日合办军械厂获得。该军械厂应由日本技师控制，使用日本材料；日本有权在长江流域以内及周边地区修筑特定铁路；日本在台湾对岸的福建享有工业优先权；最后，日本有权在中国宣传日本使命，传播日本良行善德。

这些要求很显然意味着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完全丧失独立；第二，重要地区对欧美工商业关闭；第三，日本冲着英国而来。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受到攻击。但英国人忙着打仗，没有时间想自己能不能在中国活下去。虽然二十一条要求严重威胁英国贸易，远东一片哗然，美国采取激烈外交行动予以反击，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一无所闻，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解释给他听时，他才知道[2]。他没有时间弄清楚日本想要什么，但却有时间在1917年2月跟日本秘密签订协议，承诺无论日本人在山东想要什么，英国人都会在和会上给他们撑腰[3]。根据英日同盟条款规定，日本有义务就二十一条要求与英国政府沟通。但实际上，日本人只说了前四号，没有说最关紧的第五号，所以肯定是违反了条约[4]。而且，这也只是劳合·乔治去凡尔赛参加巴黎和会偶然之间才发现的。

中国就二十一条要求与日本展开谈判，做了一些修改，但最终接到一份通牒，被迫屈服。有一处修改与长江边上的汉冶萍矿有关，可能是为了讨英国的欢心。让人反感的第五号刻意模糊措辞，看起来像是中日双方互换照会[5]。采用这种形式后，中国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要求。美国立刻通知日本，拒绝承认该协议。当时的美国还是中立国，因此有能力做一些事情，推动实现保护弱国等目标。而这些目标本来应该是英国人尽力争取的。但在1917年，美国下定决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有必要缓和同日本的关系。同年11月，《蓝辛石井协定》签订，规定“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协定很长，剩余部分空洞无物，只是陈词滥调。[6]

现在我要讲一讲促使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大事件[7]。关于参战一事，先是有美国与德国断交，后来日本对德宣战。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与德国断交后，威尔逊总统号召所有中立国都这么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极力照办。1917年2月9日，他说服中国就潜艇战问题向德国发送劝诫照会。3月14日，又让中国与德国断交。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宣战。美国人在这些事件中耍的什么阴谋值得研究。

鉴于日本加入协约国，中国没有太大的意愿与德国为敌。英法俄一直期盼中国参战（原因我一会儿解释）。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似乎有人建议，中国应该参战，得到的回报是：让英国承认袁世凯当皇帝。但这些建议因为日本反对而未能实现。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日本对袁世凯怀有敌意；第二，日本害怕中国参战后得到协约国保护。1915年11月，英法俄驻东京大使要求日本参战，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子爵说：“日本认为中国时局至关重大，日本必须在中国稳住阵脚。日本不能心平气和看着中国听从别人要求，招募精兵强将积极参战，也不能心安理得看着4亿人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8]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国参战的建议自然没能落实。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站的立场就是勒索敲诈协约国，同情德国，以为德国会胜。他们在报纸上恶言恶语攻击英国，说英国人胆小懦弱，带不了兵，打不赢仗[9]。

但美国与德国断交后，中国时局发生了变化。因为美国不必像英国那样屈从日本，也不在协约国一方，又一直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所以，美国人说的话中国人愿意听。1917年3月，中国跟德国断交。芮恩施博士非常谨慎，对中国不作任何承诺。不过，他当然说了希望以后能帮上中国。当时美国并不知道协约国已与日本签下各种条约协议，所以确实抱有这样的希望。但协约国却找不出借口，否认自己早在美国之前，就已敦促过中国进一步采取行动向德国宣战。俄法英为继续得到日本支持，出卖了中国所有的权利。

1916年5月，日本人告诉俄国人：德国单独邀请日本讲和。1916年7月，俄日签订秘约。后来，布尔什维克党把这份条约公布于众。根据这份协议，俄日单独结盟，如遇战事，互有责任协助对方，并承认“双方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中国不受第三方强国、其他任何对俄国或日本有敌对意图的强国的政治主导”。协议最后一条规定：“当前协议高度机密。除缔约双方外，他方不得知悉。”[10]也就是说，该协议不会让其他协约国知道，就连英国也不例外。但英日同盟第三条有这样的规定：“缔约双方同意，不经双方协商，任何一方不会与其他强国单独签署协议，妨害本协议序言中陈述的目标。”而序言中有这样一个目标：保护所有强国在中国的均等机会，维护中华帝国独立完整。

1917年2月16日，正当美国催促中国与德国断交之际，英国与日本签署了一份协议，包含以下内容：

大英帝国政府乐意承认日本政府的请求，保证支持日本与下述事宜有关的要求，即德国在和会上放弃山东权利，放弃赤道以北群岛所有权。双方达成共识：日本政府在最终签订和约时，也应本着同样的精神，支持英国获得赤道以南德属各岛的要求。

与此同时，法日在东京互换的照会能够表明法国对山东的态度[11]。2月19日，本野一郎男爵致函法俄大使，谈及多事，其中一事为：“大日本帝国政府拟在和约谈判之际，向德国提出请求，请其交出战前所得山东领土权利和特殊利益，以及赤道以北太平洋群岛。”

3月2日，法国大使回复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有意支持日本政府在和约谈判之际，管控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山东、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岛屿问题，同意支持大日本帝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德国交出战前在山东及上述岛屿所获权利的要求。

另一方面，白理安要求日本从中国获得支持，让中国与德国断交，日本应对此事给予充分重视。中国应做之事如下：

第一，把护照交给德国外交代表及领事；

第二，所有德国人离开中国；

第三，扣押德国在中国港口停泊的船只，并最终征用，交由协约国处理，效仿意大利和葡萄牙先例；

第四，征用德国人在中国建造的商用房屋，使德国丧失在中国特定港口租界中的权利。

1917年3月5日，俄国对本野一郎男爵给法俄大使的函件作如下回复：

兹回复日本外务省2月19日照会：俄国大使馆有责任向日本政府作出保证：关于日本迫切要求得到德国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群岛（后为日军占领）权利一事，俄罗斯帝国政府予以支持，日本政府大可放心[12]。

应该注意到，与英法不同，俄国没有向日本要交换条件。原因肯定是：在此前一年，俄日已经签订秘密协议。

签完所有这些协议后，日本不再反对中国参战。中国得到的一大诱惑是：有希望收复山东。但现在这个希望已经不可能实现，日本很愿意美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这个希望私下里劝说中国参战。虽然在和会结束之前，日本还是对美国有所忌惮，但自1917年11月《蓝辛石井协定》以来，这份忌惮已经少了很多。

此外，日本在之前就已经发现，中国参战可以加剧国内紧张局面。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一直是日本政策的一个出发点[13]。此时如果中国不受外部干预，还是有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袁世凯已死，接替他总统位子的黎元洪极力倡导宪政。黎把袁解散的国会重新召集起来，继续起草永久宪法，反对与德国断交，更不愿意宣战。国务总理段祺瑞崇军尚武，强烈要求参战。他领着内阁动员两院多数议员赞成断交，黎元洪受职责所限，不得不让步。

但关于宣战一事，各方议论不一。威尔逊总统号召中立国跟随美国，与德国断交。但在1917年6月5日，美国公使遵从指示，向中国政府提交照会，告知维护国家统一远比参战重要，认为维护当前和平局面对中国有利。如果没有威尔逊总统的号召，参不参战这个问题不会变得这么严峻，但却被日本人拿来利用，让中国南北再动干戈，鼓动怂恿中国好战分子反对宪政。孙中山和南方多数政治家都反对宣战。我们可以从3月7日孙中山写给劳合·乔治的公开信中了解他反对的原因，可以看出他有理有据[14]。5月1日，内阁宣布参战。但根据宪法，宣战必须得到国会同意。好战分子企图胁迫国会，但国会多数议员反对战事。无望之下，他们又以武力相压，迫使总统解散国会，此举违反了宪法。国会议员多数退到南方，继续行使国会职权，成为宪政的唯一力量源泉。好战专制分子多次违反法律，并在7月指使手下人上演了张勋扶助清皇帝复辟的闹剧。总统辞职，继任者与好战分子臭味相投。自此，北方由这位总统执政，国会时有时无。有一次，还立了一个北方国会，虽不合宪制，但恭顺服从。如今，北洋政府终于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中国因此卷入了倡导民主、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中。

当然，中国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帮助打赢战争，但协约国并不指望中国帮什么忙。欧洲协约国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目标，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法国照会中看出来。英国希望没收德国在中国的财产，把德国人赶出中国，尽量阻止德国在战后复苏对华贸易。德国财产没收行动按规举行。德国人不仅丢了公产，还掉了私财。在华德国人突然变成了穷光蛋。因战时船运不济，《康边停战协定》实施后才开始驱逐德国人。他们被遣送回国，途径热带地区，船上拥挤不堪，有时提前一天收到通知就得马上走人，不管有什么困难情况都得不到豁免。英国当局执意驱逐孕妇。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人身子弱，长途旅行吃不消，很可能死在船上。驱逐行动选在《康边停战协定》签订后实施，为的是对英国贸易有利。中国人心地善良，总是帮助德国人，遇到危急情况，就把他们藏起来，不受协约国的残忍迫害。要不然，德国人遭受的痛苦会更惨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没收私产的做法跟此前不同。这表明，在没收私产这一点上，所有参战国都跟布尔什维克人观点一致。李佳白在书中摘录了两份声明，一份是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同意宣战。威尔逊说道：“我们应该冷静理智地开展军事行动，恪守原则，主持公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有这方面的自信。”另一份是参议员希契科克写的。“一战”结束后一天，他和总统威尔逊在一起，了解《凡尔赛条约》的签署情况。他说：“通过这份条约，以后我们还能得到特别重要的东西。目前，在违反所有国际法和协议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处置了德国在美国的10亿美元财产。这些都是《凡尔赛条约》所批准的。”[15]欧洲协约国也从中获得了类似的好处。办法是：引导中国参战。理由是：捍卫正义。

我们已经了解到，英法两国从中国宣战中得到了好处。日本从中得到的实惠跟他们不太一样。

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完全听命于日本人，对日本入侵无可奈何。西方列强全都忙于战事，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换取日本中立表态。1914年11月，日军攻下青岛，德军投降。这样一来，日本就不能算是交战国了。南方政府以及北洋政府中的所有开明人士都反对那些攫取中央政权的党派。1918年3月，中日签订陆海军协议。官方从未公布过这些协议文本。从米勒德的书中我们才了解到协议内容[16]。通过这些协议，日本人以满洲、蒙古军事需要为幌子，派兵驻扎中国领土，获得了东清铁路控制权，最终又将北满洲收入囊中，让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唯命是从。为达到上述目的，日本谎称，自己之所以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打击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借口可真会找。

找到这个借口后，日本人满心欢喜，放怀向前。1918年，他们向中国放款2.46亿日元，约合2500万英镑[17]。中国卷入内战，交战双方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参战国那样，情愿出卖自由换取胜利。但协约国突然获胜后，欧美腾出精力，牵制日本，这真是日本的不幸。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欧美才开始行动。和谈中，英法两国因为都和日本签有秘约，不得不去支持日本。威尔逊总统和以前一样，为了筹办国际联盟，情愿牺牲一切。日本表明，如果不能占有山东，就不会加入国际联盟。蓝辛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谈判过程。有一章写的就是日本的这种态度，是这本书中最为精彩的篇章[18]。《凡尔赛条约》第156条规定，“德国为日本放弃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所有权、特权。”[19]虽然威尔逊总统对这种严重损害公平的做法表示同意，但参议院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把山东问题拿到华盛顿会议上来谈。中国赴凡尔赛代表自始至终都不接受山东条款，而且得到“少年中国”学派的舆论声讨[20]，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们感觉为了加入协约国，拿出一个省份作为犒赏，简直不可理喻。其他协约国也都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公正。这就好比是美国人帮英国人打仗，英国吞并弗吉尼亚犒赏美国，或者法国以同样借口吞并英国肯特郡那样。

“少年中国”发现可以引导大众舆论，壮大反日声势。1919—1920年的北洋政府落在亲日派安福党手中。但在1920年夏天，安福党遭到驱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少年中国”群情激昂，影响了驻扎在北京的将士。安福党党魁前往日本公使馆避难。自此之后，北洋政府不敢公然献媚日本，总想得到美国人支持。日本不择手段巩固在山东的地位，但心里很清楚，美国可能随时再提山东问题。华盛顿会议刚定下来，日本就频频找中国谈判，希望在会议开始之前就解决这一问题。但中国很明智地拒绝了日本幻想出的特许权要求，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撤军。在华盛顿，双方都同意接受英美联合调停。美国大众舆论施压，促使美国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态度坚决。我了解到，英国代表团大体上也和美国站在一边。日本得到了一些特许权，但如果美国在山东的利益还能再维持五年，日本人得到的特许权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这一话题，我将在《华盛顿会议》一章深入去谈。

有一个问题华盛顿会议不愿涉及，但对远东事关重大。这个问题就是苏俄问题。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以前，外交界心知肚明，装糊涂不提苏俄这个国家，但布尔什维克一贯“狡黠”，对这个糊涂不买账。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让美国很尴尬。因为，和日本发生争执后，美国不情不愿，但又不得不与苏俄结盟。日本对苏俄所作所为一向跟其他强国一样恶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暴动之际，协约国联合占领海参崴，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全都撤兵，只剩下日军无动于衷。如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海参崴在内的西伯利亚部分成立了一个国家，定名为远东共和国，首都立在赤塔。日本反对建立这个共和国。虽然理论上而言，这个共和国不是布尔什维克掌权，但实际还是他们执政。日本扶持了一批高尔察克式人物，比如谢苗诺夫、霍尔瓦特、恩琴等为日军卖命，都以失败告终。但日军仍在海参崴盘踞，并占领了海参崴所在的滨海边疆区一大部分区域。不过，占领军一直强烈表示希望撤退。

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初，俄国人失去了北满洲。目前，该地区受日本控制。中国人和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组建了董事会，双方各占半数，管理东清铁路。该铁路贯通满洲地区，连接西伯利亚铁路。1914年前，北京和欧洲还不通铁路，这让在远东做生意的欧洲人很是苦恼。不通铁路意味着从北京写信或旅行到伦敦本来两周时间就够了，现在得花上五六星期才能到。欧洲人最开始以为错就错在布尔什维克人身上，但后来渐渐意识到，真正的原因是东清铁路受布尔什维克反对派控制。美国各阶层也对这条铁路线感兴趣，希望国际共管。与此动机类似，美国万德利普集团也在勘察加半岛和西伯利亚东部获得了渔业特许权。这让那些希望在西伯利亚获得利益的美国人迫切感到要跟俄国人交朋友。如果日本跟美国开战，布尔什维克很有可能抓住这次机会，解放海参崴，恢复俄国以前在满洲的地位。

当然，布尔什维克很同情中国青年学生，热情支持他们。如果布尔什维克能够帮助中国学生渡过现在的难关，就很有可能得到亚洲所有进步人士的认可，那些希望亚洲摆脱列强暴虐统治的人也会肯定他们。华盛顿会议没有邀请布尔什维克人参加，因此他们没有签订会上通过的任何一个协议。所以，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做到公正无私，让日本、英国、美国的野心受挫[21]。美国跟其他列强一样，都有野心，只不过他们意在经济不在领土罢了。如果美国在远东获胜，中国必将美国化。到那时候，中国外面会套着政治自由的外壳，但里面会拴着经济文化的枷锁。苏俄还不够强大，不能以这种方式主导中国，但有足够力量为中国争得某一方面的真正自由。当然，从目前来看这还只是一种可能。但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愿记住这一点，把苏俄当作微不足道的力量，那么以何种方法解决远东问题都不会长久。但苏俄究竟要在中国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

* * *

[1]关于这个话题，乔治·格里森（george gleason）在《日本之我见》（what shall i think of japan?）第174—175页写道：“这张照片拍的是汉阳的钢铁厂。汉阳、武昌、汉口三地是长江上游商业中心，人口150万。汉冶萍公司拥有大冶铁矿一大部分矿山。大冶铁矿位于汉口以东80英里，有水路、铁路相接。矿石中含有67%的铁，堆成的矿山高达500英尺，年产量100万吨，能供应700年（很可能言过其实）。冶炼炉中烧的煤来自萍乡，走水路200英里就能到。1913年，萍乡煤矿有5000名矿工，产煤69万吨。日本人估计，这一矿脉年产100万吨，至少能挖500年……因此日本人想进入并控制中国腹地这一重要地点。很多年来，英国一直把中国腹地当作自己的特殊贸易领地。”格里森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对这一话题，科尔曼的《揭开远东的面纱》中的论述最为精当，参见第十至第十四章。

[2]参见陈友仁信函，刊载于1921年10月20日《日本每周纪事报》。

[3]体现这份协议的照会摘自蒲雷的《日本外交政策》第141—142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0年出版。

[4]关于这个话题，现任日本驻英大使林权助男爵对科尔曼说：“加藤友三郎子爵给中国送去一份照会，内容包含五部分。随后又给英国送了一份，据称是中国那份的复制。但给英国的那份只有四部分内容，完全隐去了第五部分内容，直接违反了英日同盟所签协议。加藤做的事情，想必不用我解释，你比我更清楚。就正直诚实而论，他的行为愚不可及，让人难以置信。”（《揭开远东的面纱》第73页）

[5]二十一条要求原文及修改稿，连同双方谈判意见，印在《民主和东方问题》（democrac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附录2，作者是托马斯·f.米勒德（thomas f. millard），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19年出版。

[6]山东问题各阶段涉及文本印在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的附录2、3、9中。关于《蓝辛石井协定》，参见前引格里森著作第214—216页。

[7]三本美国人写的书记述了关于这件事的官方秘史。这三本书分别是：《美国外交官在中国》（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芮恩施（paul s. reinsch）著，道布尔戴出版社1922年出版；《民主和东方问题》，托马斯•f.米勒德著，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19年出版；《中国：禁锢乎？自由乎？中国困境之研究》（china, captive or free?），尚贤堂创办人李佳白（gilbert reid）神父著，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2年出版。

[8]参见米勒德著作第99页。

[9]参见蒲雷《日本外交政策》第23页及后页；科尔曼《揭开远东的面纱》第五章；米勒德著作第三章。

[10]参见米勒德著作第64—66页。

[11]前引李佳白著作第114—115页；程锡庚著作第343—346页。

[12]程锡庚《现代中国》附录3第346页收录该照会，还收有其他文件。这些文件与日本和协约国谈判有关，内容涉及对德国在山东以及赤道以北南海岛屿权利的处置。

[13]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上宣战这条路的，李佳白对此有精彩阐释。参见前引著作第88—109页。

[14]李佳白在其著作第108页引用了公开信的部分内容。

[15]前引李佳白著作第161页第七章。该章节标题为“影响中国的商业竞争”。那些执迷不悟，以为协约国诚实正直、慈悲为怀，没有巧取豪夺的人都应该读读这一章。

[16]第421—424页附录3。

[17]贷款明细出自董显光于1918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1918年的中国财政”，最早发表于1919年《北京导报》第61—62页。辛博森的《中日两国真相》也记述了这一明细，并作了评论。

[18]蓝辛书中讨论日本问题的部分遭到痛批。添田寿一博士以日本人视角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山东问题和日本一事》，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21年6月出版。我认为，只要不是日本人，都不会认同添田寿一博士的观点。

[19]参见山东条款。全文出自程锡庚《现代中国》第360—361页，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

[20]刁敏谦的《觉醒的中国》（china awakened，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2年出版）第九章“学生运动”详细描述了这一舆论声讨。

[21]苏俄致函各强国，抗议华盛顿会议对东清铁路的讨论方案，认为这一问题只有中俄可以讨论。还宣布，苏俄完全有行动自由，得到各国对俄国劳动人民权利的尊重，并提出与这些权利相一致的要求（《每日先驱报》1921年12月22日期）。这是一种新式帝国主义。修筑东清铁路的不是“俄国劳动人民”，而是中国苦力工人。苏俄贡献的是资本。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布尔什维克认为，贡献了资本，就能继承资本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