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一日 冈山县西大寺町县立西大寺女子学校的礼堂塌顶，造成八十余名重轻伤。
三月二十三日 对于“天皇机关说”[306]，国中舆论鼎沸，众议院各派一致提出关于国体问题的决议案，由政友会铃木喜三郎[307]说明提案理由。
三月二十六日 长崎县西彼杵郡高浜村端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伤逾三十名。
五月二日 警视厅果断对都内的暴力团实行检举，约一千七百名匪徒被捕，地方也如法炮制。
五月三十日 福岛县汤本町入山煤矿第六坑道瓦斯爆炸，四十八名矿夫惨死。
六月二十九日 关西及九州地方大暴雨，京都加茂川泛滥，致六万户家屋浸水。
七月三日 大阪商船绿丸和大连汽船千山丸于香川县小豆岛冲相撞沉没，致众多人死亡。
七月五日 以群马县前桥地方为中心的一带落雷、暴雨、旋风，大自然发威，致众多家屋倒塌、人员死伤。
七月十一日 静冈县地方发生强震，静冈、清水两市受害惨重，百余人死伤，家屋损坏达千户。
八月四日 冈田内阁发表《关于国体明徵的声明书》。四名便衣队员于北宁线湾州站打伤我辅助宪兵，枪杀保安队司令。
八月十日 京阪神地方再次发生洪灾，浸水家屋达七万户，死伤者数十名。
八月十二日 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308]少将在执行公务中被相泽中佐刺杀。
八月二十三日 青森、秋田两县二十一日夜开始的暴雨，致诸川泛滥，街市、农田损失达千万元。
九月十三日 新澙县新发田町火灾，焚毁家屋八百户。
九月十四日 军舰“足柄”舰在射击训练中炮塔起火，致四十余名死伤。
九月二十五日 茨城县日立矿山的本山石灰山岩壁崩塌，致三十余名死伤。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遭大旋风袭击，致五十余户家屋倒塌及众多死伤。
九月二十六日 两三天来的暴雨使利根川泛滥，造成流域一带大水患，关东平原大半受害严重，五千户遭灾，三百余名死伤。于东方海上演习中的海军遭台风袭击，驱逐舰“福云”等四艘舰艇遭难，死伤六十余名。
十月二十六日 福冈县田川郡赤池煤矿第三坑道瓦斯爆炸，约百名矿夫死伤。
十月二十七日 罕见的大暴雨袭击东日本，致东京众多家屋浸水，全市交通一时瘫痪。是日，于国铁磐越线小川至乡川前间，列车从悬崖坠入夏井川，浊流中死伤五十余名。
十一月十二日 警视厅于拂晓对无政府主义分子展开突然袭击式大检举，抓捕五十三名。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名小学校长因在咖啡厅饮用了被暴徒投毒的红茶而致死，公款三千元被暴徒抢走。
十二月八日 因“大本教不敬事件”，教祖出口王仁三郎等骨干被检举。
十二月二十三日 陆军大将本庄繁[309]和荒木贞夫[310]、海军大将大角吟生[311]等因功被授予男爵勋位。
内山完造五十岁。这一年，东京学艺书院出版了我最初的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312]，且承蒙鲁迅先生赐序——此诚可谓天下第一之荣光。当时，我高兴得简直就像一步登天似的。回过头来看，一个年仅十二岁、连高小都未毕业便在大阪开始学徒生涯，后辗转京都做了小掌柜的人，要论写作是既无经验也无基础。然而，我没有退却，一路写着我的漫谈，而且写得非常愉快。尽管作为文章来说，有白字、没句读、条理不清等问题，自然是一塌糊涂，但如此文字居然印成了四六开[313]本的一百几十页的书。当我看到封面上的“内山完造著，活中国的姿态”的时候，激动得禁不住血往上涌，浑身直哆嗦，自己都能觉出脸在发红发热——我的确很高兴。那时，心中只有一个莫大的遗憾，惜参天堂的田口谦吉社长已不在人世。我曾经对他有过一个约定：尽管在大学眼药的生意上，成功未必靠谱，但关于中国，我定当有所把握、有所收获。然而，当我真正收获之时，他老人家却已在泉下。这是我终生的憾事，遗憾之至。可我还是不顾羞耻，高兴得忘乎所以。著述的人大约能理解我的狂喜。直到现在，出书的时候，也会由衷感到高兴。后来此书被翻译成中文，由上海开明书店付梓的时候，也着实很开心。彼时，看到大幅的报纸广告上的“内山完造著、尤炳圻译，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字样时，甚至流出了泪水。可那不是伤心，而是高兴，是高兴的眼泪。而且那种高兴与前者还有所不同：生平头一次著作出版的喜悦，即使生涯到此为止，也已无憾。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一天，一位中国客人在我旁边落座，问我：“你是内山完造先生吧？”我答道：“是我。我是内山完造。”“久仰大名，”那人边说边掏出中国银行的十元钞票，“我要买十本你著的书。”“好的，好的。”我起来，顺手拿了十册《活中国的姿态》过来。然后那人又说道：“我已经拜读过了，所以这十册我并不需要，可我希望日本人务必读一读这本书，因此请把书随便送给什么人吧。”一个中国客人，一下子购买我的十册书，我本来就非常高兴，又听到这一番意外的话，我着实有些吃惊。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我考虑了一下，刚好正准备给日本的各个大学图书馆寄赠，于是对他说：“要不这样吧，我们接受您的好意，然后一并寄赠给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那么这就请您签个名吧。”他一听便说：“不，不，签名可使不得。”但我坚持请他务必签名，于是他就签了。结果，我把请客人签名的书，并上我自己购买的部分，共计二十册寄赠给日本的大学图书馆。彼时的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就这样，一本《活中国的姿态》曾经三度带给我莫大的喜悦。但还是落下了一个遗憾：当时好不容易得到人家的签名，可我却把名字给忘记了，只记得其子彼时在东京工大读书，这位先生自己也是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当时在闸北做律师。前年我去仙台的东北大学的时候，小川博士还给我看了当时签名的寄赠本，我再一次感到高兴。那时，我记得把那位先生的名字记在了笔记本上，可后来却遍寻不见。特立此存照，待日后弄清楚之后再详记之。
区区一本书，居然能屡屡带给人以快慰，这样的事后来几乎没有了。有一次，也与此书的译本有关，同文书院大学的教授熊野正平先生过来，问我：“老板是何时写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书？”我答道：“哪里哪里，我可没写过那么难的书。”“那请看一下这个。”说着，先生打开包袱皮，亮出一本书，书名赫然曰《国民性与心理》。在日本人所见的中国国民性一项中，有众多学者先生的见解，其中也有我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我吃了一惊，同时也受到某种异样的启发：纵然是漫谈漫话，亦不可轻率为之。我写的漫话被如此学术性的书籍引用，因此断不可胡写乱写，马马虎虎——这一条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凡此种种，可以说是与喜悦同时萌生的感恩之情。
关于鲁迅先生曾致力过的木刻画复制的事，仅就记忆所及权且追记一二。这是去年的事情。鲁迅先生认为，鉴于中国的旧木刻画正逐渐衰落的状况，亟须趁现在就下功夫保存，于是考虑先行刊印《北平笺谱》，接着是《明代小说插图》，然后拟复制今天在中国已相当珍贵的《十竹斋笺谱》——这些都属于保存方面的工作。其中，《北平笺谱》已经完成，《十竹斋笺谱》也推出了第一册。所谓笺谱，是中国文人用来写信的信笺。工艺简单者，一刷便可印得；费工夫者，套印六七刷也很正常。这实际上是一种奢侈品，因为要直接在上面用墨汁湿乎乎地写字，结果便做成了豪华版。当然，如果是一笔蹩脚烂字的话，自然是根本没法往上写的。在新木刻方面，主要成果是《引玉集》。这本画集实际上是由我承接，委托东京的洪详社印制成书的。初版的五百本马上就售罄了，继而再版、三版，各加印了五百本。说来真令人神清气爽，我既争得了面子，书价也很便宜。甭管怎么说，那个时期的日本，确实堪称安居乐业，现在回想起来不禁令人感怀。
十二月二十三日，从报纸上看到陆军的本庄、荒木两员大将和海军的大角大将因制造“九一八”事变而被授予男爵勋位的消息，素来讨厌军人的我，更加深了内心的厌恶。这并不是说我要对“论功行赏”之事说三道四，而是毕竟和平尚未恢复，战争尚处于进行时的状态。在这样的时候，我原本想当然地以为，即使天皇有此圣意，将军们总该把“论功行赏”的机会先让与部下，而自己不取——因为战争还在进行中，不妨等战争结束后再说，然后把勋位奉还。可哪有奉还之事？谦让部下云云就更别提了，人家自然而然、若无其事地就把男爵的勋位笑纳了，据说，他们还当场匍匐在地，感激涕零——我简直恶心得快呕吐了。我甚至觉得，如果是堂堂男子汉的话，对男爵一类的玩意儿，权当擤鼻涕的手纸就完了。昔夏目漱石曾接到联系，说授予其博士学位，但需要他过去点个卯。漱石以一句“时鸟厕半出不得”[314]的汉俳就把到手的文学博士帽给踢飞了。在收贿、授勋、学位买卖等疑案层出不穷的今天，军人也不再像军人的样子，已全然没有视权贵如粪土的器量，诚遗憾之至。
正如常说的那样，小人物的狡黠总是慢一拍，我的“智慧”亦常流于事后诸葛亮。看今年的年表，会吃惊于水害之多，而去年则是火灾特别多。不要去打什么仗了，为什么不能致力于火灾和水患的预防呢？也许这样说复流于“事后诸葛亮”式的口吻也未可知。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