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八日 为吴海兵团入团新兵送行者涌入京都车站，发生踩踏事故，死伤一百数十名。
一月十一日 罗马教皇使节保罗·马雷拉进宫觐见。
二月十四日 陆军将校的佩剑改为我国固有的阵太刀式（代表进入战争准备）。新潟县村松町的生丝工厂因积雪而倒塌，致十三名女工被压死。
二月二十五日 皇道发扬会于大阪中央公会堂举行成立式。
三月二日 福岛县石城郡鹿岛村起山火，烧毁山林五百町步。
三月六日 法国女飞行家玛丽·伊露丝从巴黎出发，历时四十天，飞抵羽田飞机场。
三月七日 和歌山县西牟娄郡熊野山发生火灾，烧毁山林约二千町步。
三月九日 武藤山治[303]于北镰仓遇刺。
三月十日 石川准十郎等组织的国家社会党举行结党式。
三月二十一日 北海道函馆大火，逾二万三千六百户家屋全烧，约两千人死亡。
四月十四日 立川至平壤间二十架飞机编队飞行，十八架成功到达。
四月十八日 帝人事件[304]曝光，社长等被收容。
五月十日 长野县东筑摩郡中川村起山火，烧毁山林三百町步。福岛县南会津郡田岛町大火，焚毁家屋三百户。
五月三十一日 东京至上海间无线电通信开通。
六月六日 鸟取县岩井温泉大火，焚毁家屋二百户。香川县绫歌郡枌国有林发生火灾，烧毁林木六百五十町步。
六月十九日 佐贺县松浦郡岩屋煤矿瓦斯爆炸，致数十人死伤。
七月八日 九州地方六十年来大旱，为祈雨，久留米师团举行实弹射击。
七月上旬 北陆一带发生大水患，石川、富山两县受害最甚，众多人畜死伤，损失达一千数百万元。
八月九日 石川县大圣寺火灾，焚毁家屋三百余户。
八月二十一日 关西地方降大暴雨，京阪地方受害最甚，致一万数千名死伤，家屋三万五千户全毁、两千三百户被冲走，小学倒塌三百余所；因暴风，急行列车于滋贺县濑田川铁桥附近倾覆，致一百数十人死伤。
十一月十日 北海道空知郡三笠山村别弥生煤矿瓦斯爆炸，一百五十名矿夫瞬间被活埋。
十一月十五日 省线电车[305]于东京上野车站发生冲撞，致三十余人重轻伤。
十一月二十五日 长野县彼杵郡的松岛煤矿浸水，致五十余名矿夫溺亡。
内山完造四十九岁。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氛围越发浓厚起来，形形色色的右翼色彩的仪式也明显抬头。由于日本无论做什么，总是倾向于划一化的缘故，据说各个城市一旦铺设水管，政府便声称再无必要掘井。已有的古井或填埋，或加盖，不再使用。关西地方偶然一场大暴雨，给京阪地区尤其是大阪造成了甚大损失，特别是水道的水管破裂，导致无法供水，加上水井全无，终呈饮水困难的惨状，于是政府又开始鼓励人们掘井。彼时，各大报社已全部采用电力印刷，由于电线被切断和电力公司发电机破损等原因，不能供电，各家报纸也陷于无法印刷的窘境，不得已而休刊数日。《朝日新闻》社在电力印刷系统之外，还保有辅助印制机关，因而得以连续发行报纸，一期都未休刊。日本人的一切都需要二元体制，尽管一条腿走路被证明是危险的，但二元体制却仍然难以建立。作为一个尚处于青年期的民族，尽管不乏进取心，但经验不足，在保守方面诚有不小的缺陷。此番中日战争中，随着战势的发展，在战线呈从北向南扩大之时，我曾以棒球为例谈及竞技者需攻守兼顾的问题。就是说，日本开始时是攻势，随着得分渐长，防卫区域迅速扩大，对一个进攻，往往要做九个防守的准备。及至大东亚战争，诸如所谓“一亿一心”“一亿团火”等以整个国家为赌注的赌博式打法，完全暴露了同一种缺陷。无论何事，动辄叫嚷“化为一体、成为一个”云云，殊不知若不能构筑被打散后，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仍保持充分的独立和实力的机制，便是危险的。早在三百年前，德川家康便一语道破——所谓“知胜不知败，必受其害”，就是这个道理。那种说什么我军从不退却，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战败的老调子可以休矣，绝不可策动赌博性的战争。让我们换一个话题。话说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使来自日本的客人多受感染，满怀期待而归。中国的新生活运动也确实很彻底。这些日本人有的因自己在南京的街头边走路边吸烟，被巡查提醒后丢掉香烟而有所感动，或者购买了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书籍（正中书局出版了几十册）回国，我的店里也代销了一些。书卖给客人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此书的客人只限于日本人。尽管日本人觉得新生活运动很彻底，可要让我说的话，能做的无非也就是巡查让边走路边吸烟的人把手里的香烟扔掉这点事，而且还只是在南京，上海没人把新生活运动什么的当回事。”日本人中间，也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会加剧抵制日货，这完全是误判。插一句题外话，在日本内地的银行公司的人看来，上海是不同的世界，视去上海支店为登龙门。在上海支店工作的一个魅力，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一个为众多人所习焉不察者，就是在共同租界、法国租界等治外法权区域内生活，没有束缚，自由自在，这对人也是一种吸引力。是人都想要自由。即使像日本人这种封建意识比较浓厚的，纵然对自由无知无感，也会抱有某种莫可名状的憧憬。
初到上海的人，往往会对中国人各色各样的看板感到吃惊，简单罗列几个：
“质”是小当铺的标记；
“押”也是小当铺的标记；
“当”是大一些的当铺，死当期限这里是十八个月；
“典”是最大的当铺，但在上海很少用，多用于北方。无论是“当”还是“典”都是用大号字写在房屋外墙上；
“官酱园”是卖酱油的铺子；
“官盐”是卖盐的铺子；
“牛奶棚”是卖牛奶的铺子；
“稻香村”是点心铺；
“陆稿荐”是肉铺的看板；
“盆汤”是澡堂子；
“客栈”是小旅店；
“仕官行台”是老旅店的入口处所写的字；
“饭店”“酒店”是新近hotel的意思；
“洋行”是外国人的商社；
“钱庄”是旧时银行，也叫两替屋；
“银楼”是加工金银的店；
“菜馆”是料理店；
“饭馆”是小餐馆；
“钟表行”是卖表的店；
“书局”是书店；
“书社”也是书店；
“图书馆”也是书店；
“印书馆”也是书店；
“绸缎铺”是吴服店，等等。
兴许是近来金价高企的缘故，像过去那种金看板逐渐看不到了。正如日本有屋号一样，中国也到处都有商号，像什么“永泰号”“泰和号”一类的；也有用堂字的，过去多用于药店，诸如“天吉堂”“庆余堂”等，所用的汉字多与福禄寿有关。有的在家号之上，用小字写有“合记”“协记”“洽记”等字样，这是表示二人、三人、数人或者数十人合股的意思，如“公记”“协记”“合记”“洽记”“甡记”“丰记”等。
再一次岔开话头儿。话说上海最大、最气派的公园是兆丰公园。因位于极司菲尔路上，故亦称极司菲尔公园。关于这个极司菲尔路的路名还有一个浪漫故事。这一带曾住过一名葡萄牙人。一天，葡萄牙人去虹口一带，从马戏团的幕布外面经过时，听到里面传出少女的尖叫声。受好奇心的驱使，他来到幕布后面，问明事情的原委，非常同情少女，遂为其赎身并带回家去。葡萄牙人让少女参加教会，进学校，然后送她赴美留学。几年后，少女成为一名出众的女性回到上海。女子为报答救命之恩，自愿成为葡萄牙人的妻子。因她名叫极司，葡萄牙人便将自己的住所所在的路命名为极司菲尔路，曹家渡一带叫极司菲尔村，公园便称为极司菲尔公园，上海西站后被称为极司菲尔站，今改称梵王渡路——此乃关于路名的浪漫传说。
当我在写这种故事的时候，更痛感日本为什么竟会有如此之多的受贿和贪污案件。希望这种现状能有所改变，当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还有，日本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多的火灾呢？不仅是住家的火灾，还有山火。火灾动辄成为烧毁上百户、二百户、五百户、千户、万户的大火；山火的话，则根本无法灭火，只有等其自燃自灭，这对日本的科学来说也是有损名誉的事情。数百町步、数千町步地烧毁，这是多大的损失啊。根据国家消防厅的调查，一年烧毁的面积达百万坪——一百万坪的家园被烧毁。从家产家私，到铺盖衣物，全烧成灰烬，有时连命都不保。若按一坪损失五万元计算的话，那就是五百亿元的损失！加上整理和重建，再把其间的空转时间折合成钱的话，那可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如果把山火的损失也一并摊入计算的话，那全日本一年因火灾而蒙受的损害只怕一千亿都打不住。如此事态每年周而复始、翻来覆去地重演的话，那真是做什么都是徒劳，日本只有年复一年陷于疲敝了。日本政府实在应该从根本上制定火灾的对策，那种滥竽充数式的糊弄对控制损失于事无补。日本的科学比人家要落后二十年，这没有办法。真希望能借助发达的标准化的美式科学，优先检讨火灾的预防。在城市建设中，拓宽道路大概也不失为一个策略。可如果仅仅拓宽道路的话，某些地点可能危险依旧。当然，会比狭窄的道路要好，但一个地段的道路变宽，整个地段自然而然会随之变大，而整个地段的火灾预防毕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觉得更应该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根本的改造。政府鼓励国民讲卫生，人像小白条似的，从头到脚喷洒ddt来杀虱子、臭虫固然不错，希望也能对家屋和山林下一番功夫才好。
关于新近中国发生的大饥荒，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说四千万人挣扎在饥饿线上，还有两千万人、九百万人、七百万人说，或者“中国根本不存在饥馑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在此不妨略微介绍一下从前中国式的救济法。一张大纸，上写：
××省××县知事 印（“印”字上加方框）
××省××县××镇×村男女共计×百×十×人，因旱灾颗粒无收，为饥馑所袭，遂成流民。诚恳请世上的慈善家诸君伸出救济之手施舍为盼。
然后把告示纸交给流民。一行流民便像攥着救命稻草似的，携一纸告示走村串巷，四处流浪。所到之处，有的人家施舍一碗米粥，有的给煮块番薯，有的塞两块零钱。有的人他乡遇故知，或者邂逅亲戚，被收留下来，也有半道害病入鬼籍者。总之，一行流民流浪来流浪去，人数鲜有增加，总是不断减员，逐渐消弭于无形。即使走运，充其量也就是什么时候重回故乡而已。对于这种救济方法，尽管有诸如非科学、旧式等各种评价，可说实在的，他国所考虑的诸种救济方法，首先在数量上，是以不大会成问题的少数人为对象的救济，如中国这种以众多民众为对象的实况，恐怕是他国所没有的。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的方法过于旧式、非科学、根本不屑一顾的指责也许有些操之过急。过去有人一度在《朝日评论》上以《蒸发作用》为题谈论过这种救济方法，我觉得所谓中国式的做法，大多来自经验，仅凭智慧来批评未必合适。
我以为，有知识如现代日本人者其实是不多见的，无论是来自何方的乡下人，今天的日本人还是有文化的，此盖因教育之力使然，是识字的缘故。阅读报纸杂志、收听广播演讲，便足以让三角形倒立过来。所谓“知易行难”，是因为行者需要经验。而这种经验恰恰是我们日本人所不足的，中国人则与我们刚好相反。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是“三角形尖朝上、底边坐地”，所谓“知难行易”——中国因教育未普及而“知难”也。可他们的经验很丰富，动起来往往比较容易。因此，所谓稳定，究竟是在哪一边呢？如果说，世界上并无稳定之必要的话另当别论，但倘若必要的话，稳定到底居于中国式的一方呢，还是日本式的一方呢？“安全第一”“安全周”等应该并不仅仅是一个题目或看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