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五日 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280]于三井银行大门口遭一青年射杀。
三月十一日 李顿爵士及国联调查团成员从神户出发赴上海。
七月 数年来，随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我财届于萧条中苦苦挣扎。及至本年度，状况更趋严重，特别是农村的疲敝、失业者的激增尤甚，成为社会的大问题，呼吁救济的舆论日切。
九月四日 格罗瑙（wolfgang von gronau）大尉拟沿商业空中航线环绕世界一周，驾驶“d2053”号飞艇从德国北部出发，于霞浦水上平安降落。
十月二日 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开发表，即所谓“李顿报告”。
十月六日 三名持枪歹徒闯进川崎第百银行大森支店，抢走三万余元逃遁——此“持枪抢劫事件”震惊全社会，被认为是美国电影等负面文化影响所致。
十月二十二日 石川县小松町大火，焚毁家屋千余户。
十月二十九日 东京地方法院对“第二次共产党事件”做出判决，三田村四郎、佐野学、市川正一、锅山贞亲等被判处无期徒刑。
十一月十四日 关东地方一带受台风袭击，致一千数百户家屋倒塌，人畜死伤逾五十。
十二月十三日 秋田县能代町大火。
十二月十六日 东京日本桥区白木屋百货店发生火灾，致十三人死亡，重轻伤者逾一百二十名。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东京深川区富川町工人宿舍发生火灾，致二十余人死亡，多人重轻伤。
内山完造四十七岁。“一·二八”上海事变并非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了日方的全部要求，日方仍执意而为，只需把前后的事情和在日本人之间流传的以二十七日夜一点为时限，陆战队将开火的传言一并加以考虑，便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对大正四年以来的抵制日货问题，上海的日本人觉得，由于华北地区的中国人深知日本武力的厉害，故不大会搞什么排日运动；可上海人却不大了解这一点，所以常常拿日本人打哈哈，动辄搞排日风潮，所以日本人觉得必须让他们领教一下日本的武力云云……诸如此类的议论可谓甚嚣尘上。说起来，（日本的）中国观仍停留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水准上。我本来就觉得这种想法是相当危险的，刚好赶上日莲宗的僧侣（说是名叫日本山的僧侣）敲锣打鼓地在上海市区转悠（关于这些僧侣，早在贺川丰彦[281]先生来沪时，我就曾预言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一月十八日，日僧一行人在杨树浦一带遭到袭击，导致人员死伤。自称上海青年同志会的日本人中右翼分子团体的三十二名成员，“报复性”地袭击了名为三友实业社的中国工厂，并放火点燃了一栋工厂的住宅，烧掉了一半。归途中，与警戒的工部局巡捕发生冲突，杀死、重伤各两名巡捕。日本人一方也有一人被射杀，二人受伤，遂酿成一大事件。对此，日人中的右翼分子（有特意从日本潜入者，并与侨居上海的日人中的青年同志会分子合流），高调动议（也有传言说日本军部在幕后指挥）召开上海居留民大会、全长江流域日本人居留民大会，甚至全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事态迅速扩大。就该事件的各地日本居留民代表联署者中，有上海代表麻田种藏、寺井久信、深井作次郎、福岛喜三次，南京代表堂山龟松，温州代表藤松诚一，汉口代表入江湊，重庆代表大谷弥十郎，九江代表坂田九郎、增田久次郎，苏州代表冈田稔，万县代表宫藤泰三，山东代表村地卓尔、佐藤藤太郎、清水春十郎，“满洲青年联合会”代表小山贞知，“满铁”社员会代表粟屋秀夫，“满洲在乡军人会”代表西川虎太郎，杭州代表西川音次郎等，这些居留民代表清一色是主战派。他们之间形成了如下决议：
决议
（一）帝国政府为确保我在“满洲”的权益及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稳固，应发挥实力，彻底采取相关安保措施。
（二）帝国政府务使中国尊重、履行既有条约。
（三）帝国政府务使中国政府改正对外态度，停止其排外教育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四）帝国政府为在中国全土根绝抗日运动，应采取积极举措。
（五）唯帝国政府寄望于时局的根本好转，故务须回避姑息式的解决，且应拒绝第三者的干涉。
吾人期待上述之五项的贯彻。鉴于皇国时局之重大关头，当有不惜做任何牺牲之决心。
特此决议。
全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
昭和六年十二月六日于上海
我想，日本人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决议，其背后一定有非常强有力的支持，若没有这种保证的话，日本人本是不至于出言至此的国民，所以传出受日本军部唆使的传言也并非不可理喻（这种强有力支持的保证，与上述上海日本人在明治二十七八年前后的中国观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来紧接着发生的《民国日报》事件[282]中，海军陆战队近乎幼稚的骚动，只能被看成是故意挑起事端。据《上海日报》[283]后来出版的《上海事变》一书的记载，日军方曾发布了关于戒严令的布告：
我海军根据工部局颁布的戒严令，于警防担任区内担负直接治安之责。戒严中，在担任区内，除了对被认为妨害时势的集会予以取缔外，还将执行被认为对实施戒严有必要的措施。此布。
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
昭和七年一月廿八日
可是，从书中后面的一些文字来看，又并不像是单纯的戒严令：诸如“终于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按照我军既定的行动计划”“莫小觑对方而大意失荆州”“后头的事就拜托了”“好好干”“我先走一步了”，等等——从这些暴露现实的文字中，亦可见传言的根据之所在。“一·二八”事变系刻意为之，绝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居留当地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点，从军方和领事馆方面人士的家属未知会居留民便率先回国这件事，以及“我们无法保护居留民，请自便”的放言便可明了。进言之，一旦日本军队被侮辱、军人被杀，所谓保护居留民生命财产的“第一要义”便即刻消失，代之以武力雪耻的事实，亦不难知晓。确乎有种别样的力量，撺掇那些愚蠢的上海日本居留民跳出来，朝开战的方向诱导。而所谓“别样的力量”，就是军部及其爪牙——那些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们，而那些受人操纵舞之蹈之的居留上海的日本人，毋庸讳言，则是一群贫弱的井底之蛙。我权且让店员们各自避难，我们夫妇二人则准备困守店铺。但针对我本人的非难很厉害，我几度被人带到自称为日本人自卫团、自警团的那些危险而疯狂的家伙们面前。其中，要数被人拽到永安里会自警团的那一次最为惊险。原来，在那之前不久，有个跟我同姓的“穿黑外套的女人”，是一个中国人的太太，说永安公司经理人失踪了，她正试图寻找，便在那一带一个劲儿地来回逡巡。随后，就风传那附近将会有迫击炮弹袭击，那妇人遂遭检举，被带到日本人北部小学校（当时为北四川路方面军事行动的一个基地）。我也被要求“来一趟”永安里会自警团，于是便去了。在一片竹枪、猎枪和日本刀组成的枪刀丛中，自称是团长的人上来就对我发了一通火：“原来就是你小子把便衣队给放跑了啊。这巷子里原本有便衣队的巢穴，结果都拿着你的名片溜掉了。你为什么要出我们的丑？！”原来如此……附近有很多我的中国友人知己，他们为了能躲到安全地带，希望我提供通行的便利。于是我就在店里的名片上随手注明“此人是我的友人，我可保证其身份”，以助其通过沿途的岗哨。可是，随着战况越来越陷于被动，我所提供的名片却被解释成“为了让便衣队逃亡的手段”，在永安里会亦如此。对于“是你放走那个穿黑外套的女人的吧”的责难，我回答说虽然知道这个妇人，但全然没有让她逃跑或者藏匿起来的事。那妇人现在不是被送到北部小学校去了吗？对方却说：“别犯傻了，她说是拿着你的名片逃跑的。”“那么好，我们一起去北部小学校看一看吧。因为那妇人的关系，我刚被找过，去了一趟回来。那妇人手里拿的，不是我的名片，而是军舰‘常盘’的陆战队通行许可证，我已经见识过了。”我边回答，边催促对方上路。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倒不至于，你请回吧。”于是，我又被放了回来。妻子和友人们着实为我担心，因为这个永安里会是一群粗暴的家伙扎堆的地方，净是谁砍了人、谁又杀了人式的传言，见我回来了，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正在这个时候，一群中国人从店前经过，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的人押着，正准备送往陆战队去。我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发现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先生及其家属也在人群中。我飞跑过去，对陆战队员陈述了一番理由，让他们放了人。然后，暂且把周先生一行人安置在我家里。翌日，让他们持我的名片，避难到了安全地带。此事纯系偶然，但能如愿以偿确实够幸运——因为彼时，风传陆战队对抓到的人不可能一一审问甄别，而是统统在暗中就地给埋了。
日本人北部小学校方面传话让我过去一趟。我过去一看，六个中国人正在那儿接受问询，全都是我店的主顾。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从对这些人应如何处置，到索性释放，不行的话，不如干脆交给领事馆或工部局。然后说，既然是内山先生的熟人，那就添麻烦了，请先生过来一趟，跟我们一起把人送过去。可又说，今儿没有卡车，请明儿一早过来吧，在那之前先让他们待在这儿好了，等等。一听这话，那些人早已魂不守舍，不禁哭出声来。因为对他们来说，人已经被绑在柱子上，担心随时会被杀掉。于是我说，既然如此，那么就请把人交给我吧，今晚让他们住在我家，明天早上，我和他们一道乘卡车过去。如此约定之后，我便把人领了回来。其中一位的夫人是日本人，而那位太太也处于狂躁的状态，我嘱咐她不用担心，然后就让那些人一块儿在我家过了一夜。翌日晨，我与他们同乘一辆卡车去了领事馆。说明情况后，请领事馆人员把人领走，可对方却表示他们无法接收，让把人送到日本人俱乐部的隔壁去。而位于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的隔壁，是一个叫作三元宫的广东人的庙。于是，我又带六个人到了三元宫。进到里面，遇到一个认识的日本人，他上来就说：“内山先生，你来这儿做什么？这里可是不蒙上眼睛就不得入内的重地，请马上出去。”我便对他交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可他仍然表示无法受理，并让我们即刻返回。我们只好又乘卡车折回北部小学校，谈了事情的经过。对方说，既然这样，只要贵方能提供担保的话，就可以放人。结果，就把人放了。尽管我曾让一行人持我的名片，去安全地带避难，可三元宫却未予受理，这反而是一行人的幸运。对我来说亦如此。假如当时在入口处以布蒙眼，被办理接收的话，我现在就不可能写这件事了，怕是早入了鬼籍亦未可知。
有一天，我站在书店门口，见三个日本人打面前走过，边走边说：“就是这家店的老爷子，在狄思威路被抓住的时候，手里攥着能割破手指的簇新的五万元钞票，可到底还是被人检举，丢了性命。”他们哪里想得到，听话者正是传说中的本人，我对这种无聊透顶的把戏真是吃惊到无话可说。实际上，事情发展到那个份儿上，日本人都会抓狂的。与那六个人一道乘卡车同赴领事馆的时候，须横穿东西华德路。但见这条路变成了人河，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歇斯底里状相比，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性的轻率与持重。因为只有我店里的电话能打通，《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共同通信社[284]的记者们也都用我的电话来联系。我让来者能吃上饭团，也让夜里站岗的哨兵和街坊四邻吃上了我家的饭团。而所有这些，多亏了我凭自己的经验，事先囤积了大米、煤和各类罐头。我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平安地在英租界的分店里避难。至于最后三十六名被困的日本人，则由我打开鲁迅先生在拉摩斯公寓的房间，安置他们在里面躲避，才算躲过此劫。事后，他们曾一道合赠鲁迅先生一只炭火盆，以表达谢意，此事才始为人知。最后，我也终于不得不出去躲避了，仅随身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去了吴淞路的出星商会避难，接着被强制出境遣返日本。这段毛线衣生活成了我这一时期的纪念。
我在回国期间，应各方面的希望，做了一番关于中国的漫谈。这恐怕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因为我所谈的与历来被称为“中国通”的那些人所讲的内容大相径庭。我谈了关于中国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听者无不感到意外。特别是我的漫谈中所涉及的诸如关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组织“帮”的问题，如在做买卖中常见的多买的话价格较贵，而少买的话反而便宜的现象，又如在做法上与日本刚好满拧的地方……相对于日本人的单一思维方式，中国人可两件事齐头并进、互不影响，这确实堪称新的发现，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我还要进一步把对中国人生活的研究加以深化。对我来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其实效终归是有益的。因这次事变，不仅无线电广播中屡屡提到内山书店的名字，各大报纸也数度予以报道。在新闻社发行的上海地图中，也特别标记了内山书店的位置。中国的报纸则报道了鲁迅先生于内山书店的分店避难的消息，还说避难的人们因了内山完造先生的担保，均平安无事云云。其他的事情亦如此，无论起初如何，到头来都成了对我有所助益的。至此，内山书店已经是闻名天下了。加上我的漫谈所到之处，名头也颇响——上海内山书店在中日双方都打出了名气，可谓锦上添花。可另一方面，在现地日本人中间，诸如什么“内山是中国的间谍”之类的负面传闻，也多了起来。这点直到现在都如此。我只要一谈中国的事儿，后面便会有传言出来，说我是“中共的宣传员”啊，“中方派来的特务”啊什么的，这我也知道。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原因：我回国以来，一直在说中国国民党政权已经是穷途末路，倒台只是时间问题，后面将是共产党的天下——居然被我言中了。关于通货膨胀问题，我的话几乎从未脱靶；我说目前中共政府在上海正面临一个难关——人民银行券的问题，结果也正在变为现实。总之，我觉得我的话言中率高，而这正是招致诸如此类恶评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是超越党派立场的，只需考虑到这一层，原本就该明白我跟哪方面都没有关系的事实。可人们对此懵懂无知，实属无奈。但我的想法是，善恶正邪任由人评说，所以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做任何辩解。可这样一来，却招致更多的物议。我常常痛感，日本人真的是相当麻烦的人种。
我以前居住过的阿瑞里旧宅斜对过儿的房子里，住着很多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坂本义孝先生也曾住在那里。在新渡户稻造[285]博士和前田多门[286]氏、松本重治[287]氏被招待的午餐会上，我也有幸作陪。当时，《号外》报道了日军占领锦州的消息。我还记得手里拿着那份《号外》的新渡户博士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最终耽误日本者非军部莫属啊……”结果一语中的：日本被军部亡国。“一·二八”事变刚发生的时候，大谷光瑞请求日本海军陆战队派兵，为其做住持的无忧园提供保护，遭野村司令官拒绝。据说，野村拒绝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如贵方这样的宗教家要求陆战队的保护颇令人费解。虽然我方有意派人，但碍于兵员不足，实无法派遣。不过即使我方提出派兵，难道贵方不应该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吗？”大谷先生大为光火，不久便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上海事变的文章，一上来就写道“一位像是司令官的人物”云云。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大谷先生后来离沪移居大连。听说前一段时间，在别府寂寞辞世。即使是被称为“侠僧”的大谷光瑞先生，面对时世之非，也难说一个“不”字。大谷先生的杰作是上下两大卷的《新西域记》。呜呼，世上已无“日本名产”大谷光瑞先生。对此，感到惋惜者有之，终于放下心来者有之，想必也有额手称庆者。大千世界，各色人等，作为僧侣而言，大谷先生是少有的。我送给他云南普洱茶的时候，他很高兴，说这个还真不知道。大谷先生到底是被称为“中国通”的人。华中铁道出版的《中国地志》一书，大概是他生前最后的著作，确切地说，是一部由大谷先生编写的书。然而，随着日本军部的凋落，大谷先生的存在仿佛被抹掉了似的——我深为他曾是军部内部的人这点而替他感到惋惜。
始于“一·二八”事变，三月三日，在英国总领事的斡旋下终于走向和平，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仿佛是对日方最初所声明的“没有野心的行动”的背书似的，日本获得了极大的收益。然而，那些曾参与过日本居留民大会等行动的虹口的日本人，对此却相当不满，所谓“必须彻底教训他们（中方）”的声音，破坏了对这种成果的回味。但我仍觉得，这是日本外交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获。关于在上海新公园的天长节庆祝会上遭遇炸弹袭击的惨痛事件，开始以为是中国人干的，抓了人才知道居然是“自己的孩子”[288]所为。因系朝鲜人，问题虽未扩大化，但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白川大将死亡，重光公使跛一足，野村司令官则成为独眼。上海居留民团长河端贞次氏身被一百三十余枚炸弹碎片，遂成牺牲。河端先生是我多年的友人，他的死令我无比难过。不过，在普通人看来，先生已得享高寿，公子明于大阪府丰中市新免继承父业，开业行医，先生可无憾而瞑目矣——此先不表。一颗炸弹居然能如此“有效”地爆炸，说起来也是奇事。
十月二日，“李顿报告”发表。当时，我觉得该报告实在堪称是一份为日本设身处地着想的善意的报告。可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当成一个问题，结果便导致了今天的破灭——所谓“骄者必败”，此之谓也。日本军部的傲慢仿佛把欲望之囊撕了个口子，尽管中国已然准备接受“李顿报告”，但日本却根本不屑一顾。就是说，导致今天日本破灭的最大原因是不了解中国。中国经常是一个某些部分很失败的国家，跟外国的战争从没打胜过，常常被迫支付赔偿金，割让某块土地。但整体说来，四千年历史的国度，至今仍俨然作为世界大国而屹立不倒——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长命国。而且，以一己之力独立完成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共产革命，实乃前途不可限量之新锐强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中国是世界一等的强国。日军和中国十九路军交战的“一·二八”事变，在英国公使兰普森的斡旋下，双方终于在“肯特”号军舰上签署了恢复和平的协定，我也松了一口气。本以为类似“一·二八”事变那样的战事不会再起，可实际上，那是我由于不了解日本政客和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失算。在那次事变之初，天主教人士为把中国的非战斗员从战斗区域安全撤离而奔走呼吁，始终令我心存感念。在后来的“八一三”事变中，天主教的饶家驹[289]神甫在上海市内设立难民收容所，开展救援活动。作为日本人，对其人道善举，由衷感到钦佩。因此，文明国家的人确实是做了超越国境和民族的工作，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是做不到的。日本人动辄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日本帝国，以帝国为终极考量，而对于诸如世界、人类等更广泛的物事则全无想法。而这点正是被斥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并为世人所摒弃的。出色的地方是因为出色，纵然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出色就是出色，也应该予以承认。在对抗竞技等场合，对于对方选手的绝技，外国观众不吝掌声；而日本人只对本国人的绝技拍手，对对方则以“切”的一声做轻蔑状，有时甚至会出言不逊。这种遗憾的状况真让人无奈，只能说是我们的帝国主义教育、国家第一主义教育缺陷的大暴露。生活在国际大都会上海，对诸如此类的日本教育的缺陷看得很清楚，而且任何时候都不缺可资对比的具体案例，委实令人感到羞耻。在日本，不求回报的慈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无论什么，“报恩”云云常挂在嘴上，在实行慈善行动之前，便会要求“报恩”。基于这一层，不求回报的施舍善行是绝无可能的。仅有一次，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慰问穷困潦倒的白俄。也只有那一次，由于慈善对象是满世界落魄逃难、命运多舛的白俄，是不会有任何回报和交换的，所以仅仅是一次对不幸者的慰藉，这对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稀罕的。那时我真想随时都抱着这种心情，投身到访贫慰苦、扶危济难的慈善活动中去。无论如何，日本人的教养之低是无可隐瞒的事实，这刚好是低俗的国家主义教育的表征。而将这一点毫无保留地加以发挥的，则是侨居上海的日本人，日本军队逞威风的时候何其跋扈，而日军投降后的日本人又是何等状态，两相对比，个中苦涩与惨淡，任人皆知——难道不是已经变得完全没有了逞强好胜心，老实得简直如同豢养的家犬了吗？那些有奶便是娘的人难道不是已经绝迹了吗？只剩下对中国人一味地拼命讨好，国中全然没有可以平等对话的人——日本人之豹变真令人吃惊。
是年，举办了第二次版画展，此次以法国小说的插画为主。考虑到第一次画展由于地点的缘故，中国人来得太少，此次特意选在老鞄子路的jymca（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办展，没想到结果却比上次更惨。相对于鲁迅先生的莫大努力，我们的成果实在是有些难为情，对此我很失望。但我们并未气馁，翌年又接着办了第三次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