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二日 列车从位于广岛县丰田郡河内站（山阳线）附近的椋梨川铁桥上坠落，造成七名乘客死亡，重轻伤者逾七十余名。
一月二十五日 大舞蹈家沙卡洛夫夫人（alexander sakharoff）和女低音歌唱家兰福德夫人（lanford）一道访日。
二月三日 因币原代理首相的发言，众议院陷入大混乱，遂导致六日有负伤者出现的丑态。
三月十五日 栃木县黑矶町大火，焚毁家屋逾三百户。
四月五日 福冈县遭龙卷风袭击，民屋数十间倒塌，死伤者百余名。太刀洗飞机场十九架飞机损坏。
四月十六日 德国提琴家克罗采（kreutzer）访东京。
五月七日 石川县山中温泉大火，进而延烧成一场山火。
五月十三日 新澙县中蒲原郡白根町大火，焚毁家屋逾五百户。
五月十五日 秋田市大火，焚毁家屋逾三百户。
五月十六日 岛根县松江市大火，焚毁家屋逾七百户。
五月二十二日 神奈川县川崎市日清制粉鹤见工厂爆炸起火，死伤者逾五十名。
九月二十五日 世界级提琴家雅沙·海飞兹[272]夫妇访东京。
十月四日 美国飞行家比尔·亨顿（bell herndon）和爱德华·庞格伯恩（clyde edward pangborn）驾驶飞机“miss veedol”号从青森县淋代飞机场起飞，成功飞越太平洋。五日，安全抵达美国苇纳奇（wenatchee）。
十月五日 东京商大学生反对校方对预科和专门部的调整，与警察在校内发生冲突，数十名学生重轻伤。
十月十七日 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关于邀请美国观察员的问题，以一票对十三票的绝对劣势，我方主张失败。
十一月二十四日 新内阁出台《禁止黄金出口令》。
内山完造四十六岁。“九一八”事变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我很早就开始经营的日语学校。这间学校还特聘请郑伯奇[273]先生担任校长。我认为，书店经营上的发展当取决于日语学习者的增加，而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日本语专门学校，我一时也觉得足矣。后来，当现有的学校逐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时候，我与郑伯奇先生商量，遂决定自己办一个日语学会。刚好购买组合的二楼空着，便跟组合的经营者五十崎义鹤君谈了详细的计划，居然得到对方的首肯，还当即表示把楼上无偿借给我们。于是我马上办理租赁，开张大吉。学会一点一点地做大，后来发展到五个教室全部满员，并实行二部制授课。师资没的说，足矣夸耀于同行：从日本国内大学毕业者有三名，另外两名则毕业于神户高商。除此之外，我们还致力于搜集日本图书，想办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光手头的库存便已经有了七千册之多。我们接下美国学校留下的地方，已经有了五个教室。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初时并无动摇，可随着学生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我们开始意识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经营难以为继。于是，跟郑先生一合计，觉得还是先停一段时间比较妥当，遂决定休校。但从那以后，日语学会终于未能东山再起。对我来说，诚为终生之憾事。
是年，长江涨水，眼瞅着水位每天在增高，汉口一带竟然达五十尺（比往年的四十三尺上下，高了七尺），可仍在继续涨，到了五十一二尺的时候，终于泛滥，日本租界变成了一片泥塘。可是，日本人对水患似乎不大关心。正好这时碰到《朝日新闻》支局的尾崎秀实[274]君，我提醒他不妨坐飞机实地视察一番，发起救援活动。接着，我又跟随后前来的《上海日报》社的日高清磨瑳君商量，是不是该派出慰问特使，然后收集一些慰问品带过去，并率先捐了一些善款。于是，《上海日报》在翌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募集慰问品的公益广告。结果来了数十宗慰问品（因时间限制，故不是很多）。慰问特使则请日本人基督教会的成田成城牧师出马，友情客串。此番针对侨居汉口的日本人的慰问活动深得人心。但是，大水的涨势还在持续，很难停下来。而即使涨停，水量减少也要两个月的时间，最终还是酿成了长江大水灾，据说灾民多达两千万到三千万。从《朝日新闻》的飞机实地视察报告来看，水灾在日本内地也成为问题并引发了关注。原因是，当初关东大地震时，国民政府曾向我们提供人道救援，招商局的汽船“新铭号”满载粮食运抵日本。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日本理应务派出慰问船。结果，“赤城丸”满载粮食和天皇的慰问金启程出发，尽管船上应该有慰问特使，可不知发生了什么岔子，“赤城丸”没有去水灾受灾地汉口，却径直入港上海，然后向国民政府申报捐赠慰问金品事宜。可是，国民政府却说：“只能收下天皇慰问金，慰问品则概不能收。”经过一番诸如“请贵方务必收下吧”“不，我们绝不能收”式的你来我往，“赤城丸”在上海停泊了一周之后，由于中方无论如何也不肯签收慰问品，只好返航，铩羽而归。我听说后，感到无以复加的愤慨，立马起草一文，称之为“前所未有的羞耻”。“如果这不是羞耻的话，那么什么是呢？”我觉得，无论拒绝签收的人，还是因对方拒收而不得已返航的人，大家都是人。但双方都是不愁吃喝的人，而正因为吃喝不愁者的面子问题，才导致如此事态的发生。彼时，“赤城丸”上的慰问特使如果是有过饥馑体验的人的话，即使国民政府拒收，也应该调转船头直奔汉口（压根儿就没必要来上海），然后把物资转交给受灾地的救援机关。倘若当地的救援机关仍执意拒收的话，那么直接分发给灾民即可。即使有妨害如此行动者出现，恐怕也会受到灾民们的处置。即使退一万步，当地实在没有中国人肯接受，那么只需先转交给滞留当地的日人，最终肯定也能到达实际遭灾的灾民们手中。然而对这些现实问题，特使却全然不加考虑，仅在嘴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打了一个回合之后，便傻乎乎地打道回府，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呢？慰问特使一类，既不需要高官厚爵，也无需五尺之躯，但我主张，无论如何应该派懂得饥馑为何物的人来担任。
前些日子，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的筹备会上，一位先生发言说：“最近报纸上报道了中国的大饥荒，受害者数以千万计。友好协会这类组织不能光停留于开会，这样的时候，率先发起救援慰问活动，才不失为友好的行动。”并提议，在四月二十五日于金泽召开的全国民生大会上呼吁，以动员各府县的民生委员云云。对此，我暂且答复道：“报纸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呼吁救援、慰问的读者来信。可现在不同报纸对饥荒的报道也不尽相同，有的说受灾者达两千万人，有的说四千万人。来自中国方面的电报，也有九百万人之说和七百万人之说，还有的说中国的饥荒问题在发放了六百万担粮食之后‘已然解决’，甚至也收到过说‘中国根本没有饥荒’的电报。总之，问题看起来多少有些政治化。目前，正在直接询问情况，具体还是待判明实情之后再做决定比较妥当。”
虽然是个人看法，我还是做了上述回应。现在饥荒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况，真相尚不清楚。如果是因中日战争或内战而导致土地荒废，进而导致作物歉收的话，当然会发生饥荒。无论七百万人，还是九百万人，倘若饥荒人口密集的话，问题便很严重了。但如果分布于全中国这样广泛的地域的话，那么便与我们所说的饥荒性质有所不同了。如果是对九百万密集的饥荒人口实施救援的话，诸如慰问、救济等形式的协助尚且可行，可若是全中国九百万人的话，便很难提供协助。从日本人的感情出发，判断中国的事情，往往容易误判。纵观日本到目前为止的状况，这种对中国的错觉和无知正可谓是误判的最大成因。因此，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不应为忽冷忽热的一时感情所左右，而要立足于理性思维，避免重蹈覆辙。
这一年的暑假，我的幺弟嘉吉（彼时任东京成城学园工艺科教师，现为东京内山书店的老板）来上海游玩，跟每天都来店的鲁迅先生也混熟了。不记得是出于什么由头，嘉吉说他倒是可以讲一讲木刻的入门课程（他的雕刻作品曾有两三次参加二科会[275]的画展）。而事情进展得颇顺利，一八艺社成员很快便以日语学会为会场，由鲁迅先生做口译，搞了一次为时一周的讲习会——这就是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划下一条清晰的分界线的中国新木刻运动的发端。因缘际会，弟弟还与我的养女结了婚。而且，结婚式照我的主意，办得别出心裁。具体细节弟弟自己所写的文章是正确的，我记得，是他们两人商量后，决定举行结婚式，但对外没有公开，只是跟我们夫妇一起把日子定了下来。我们在三马路的新半斋预定了六七桌酒席，蒙内山书店中日两方的所有员工和鲁迅先生、郁达夫先生、郑伯奇先生及塚本助太郎先生等赏光出席，另外还邀请了与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出星商会会长夫妇等。到了大家正要举箸的时候，我宣布了弟弟结婚式的消息，满座皆惊。连店里的人都全然不察，当然只有我一个人偷着乐——诚可谓是一次另类的婚礼。弟妹内山松藻现在已是三儿一女的母亲，仍作为内山书店的直接经营者工作着。
“上海童话协会”
说起上海日本人家庭的杂志购读，真是一种在日本很难见到的现象。丈夫读的刊物有《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或根据各自的兴趣，读关于和歌、俳句的杂志等，种类甚丰。绘画、演剧、电影、诗歌、小说、经济、政治、财政、社会、科学，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没人只将就读一种刊物。太太也是一样，《妇人公论》《主妇之友》《妇人之友》《妇人俱乐部》《妇人画报》，style book[276]等，动辄订阅数种刊物。若是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则会包括《幼年世界》《幼年俱乐部》[277]《少年之友》《小学一年级生》《三年生》《六年生》《幼稚园》，kinder-book[278]等少儿读物，恐怕每个月配送的杂志都不下十册。而我所关注的，恰恰是儿童类的杂志。
上海面向孩子的杂志，乍一看似乎不少，但大多比较“偏”。就是说，净照顾眼睛的影响，却缺乏耳朵的影响。我觉得这样容易导致片面。上海的孩子，被认为像沙沙作响的树叶，有些干巴巴的。从根本上说，当然还是环境的影响，好像滋润不足似的，我觉得这与来自耳朵方面的情感影响过少有关。譬如，上海完全没有孩子们喜欢的童话会一类的活动。大约也是由于家庭中缺少老人的缘故吧，孩子很少听童话故事。只靠年轻的父母所支撑的家庭教育易流于理论化。即使刻意留心情感教育，也因为少有自然的培育，结果往往流于理论化。因此，还是需要一名上海的“故事爷爷”。考虑了一下这方面的人选问题，却毫无头绪。后来转念一想，何不干脆自己当一回“故事爷爷”呢？遂与佛教和基督教会主日学校方面的人合计，大家的想法居然与我不谋而合。于是，很快便成立了“上海童话协会”。大家决定每周日上午十点，轮流在位于北部、中部、东部和西部的几所学校办故事会，发起仪式则定于日本人俱乐部三楼大厅举行。基督教会有三所主日学校，佛教方面有东、西两座本愿寺，加上日莲宗、禅宗、真言宗，共五座寺庙。相关内容由各个主日学校的教师来讲授，师资阵容已然就绪。随后，我们召开了发起大会。来了很多孩子，乃至会场超满员，且孩子们自始至终充满喜乐，异常开心。照原先的计划，活动轮流在各校举办。北部和中部的学童都住在学校附近，倒没什么问题；可东部和西部却遭遇了难题：由于学校地处工厂地带，学童们平日乘工厂的专用巴士走读，而周日巴士却偏偏不出车。但因为是孩子们的事情，各工厂均表示可在厂内举办相关活动，并提供往返车辆。至此，东部和西部便改为分别在各自的厂里开会。这样一来，活动次数大增，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父母们也一起来听讲，同样是兴高采烈。“上海童话协会”真的成了热门节目。
实际上，有三位来自东京文理大学大塚童话会的先生曾专程来沪为孩子们讲课，也承蒙久留岛武彦先生在赴欧途中特意拨冗座谈。我虽然知道孩子们喜欢听好的童话，可能不能讲好却是一个问题。好在我们的教师到底是在主日学校里“身经百战”，讲得非常出色，大受欢迎。我只是在ymca的圣诞庆祝会上讲了一次列夫·托尔斯泰的《呆子伊凡》，虽然全无经验，但由于这个寓言故事本身为孩子们所喜欢，便沾沾自喜起来。我下决心绝不讲战争的故事，却讲了很多托尔斯泰的民间传说和小故事。有时也会讲一讲基督教的《旧约》，兴之所至，还会尝试自己创作一两个故事。可实际创作谈何容易，一般只局限于借用一些著名的外国故事。总之，童话会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间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当然，其间也有不少掉队者，讲故事的人见少，结果在第二次上海事变[279]时，终于难以为继。可是，今天有两三个孩子的、上海出生的母亲，几乎都是这个童话会的听众。有时一开会，居然有两千人左右的听众到场，平时也不会低于五百人。即使到各个工厂活动，也必会有两百名左右的孩子和大人一起参加。至今有时偶遇久违的朋友，仍会听到诸如“那个童话会可真有趣，‘小父亲’的故事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赞誉，令人感到童话会的存在感可真不是说说而已。记忆不是很确切了，童话会大约持续了五六年的样子。直到现在，仍不时见面聊天或保持通信的，还有高桥贞一君、村井美喜雄君、泉祐太郎君等人。我经常反复讲的托翁童话，有《有爱的地方便有上帝》《俩老人》《人需要多大的土地》《对火等闲视之便无法燃烧》《呆子伊凡》《人靠什么活着》和《孩子比大人聪明》等篇目。自编的故事则有《张先生和金先生》等——我常借用《世界童话集》中的故事。而有关战争的故事，则一个都没有讲过。说句题外话，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我一次都未看过那些战争新闻纪录片。或许是出于某种微不足道的期待吧，我在主日学校里孩子们的圣诞剧中或座谈会上，决不会选择带有诸如“正义之剑”“神兵器”之类与战争有关的故事。其实，我是觉得不该让孩子们对战争怀抱兴趣，便有意识地不谈打仗的事。尽管这样的自我约束只有几年的光景，但毕竟一次都没有打破规矩，这一点至今令人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