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日 植村正久牧师殁。于是日举行的文政审议会上通过了《军事教育案》。
三月一日 开设东京放送局，开始放送广播。
三月十八日 东京日暮里发生大火，逾二千户家屋焚毁。
三月二十七日 根据裁军条约，废除四个师团的编制。
三月三十日 《治安维持法》《众议院选举法》（即《普通选举法》）和贵族院改革法案一并提交议会通过。
四月一日 大阪市东成、西成二郡合并，人口达二百一十余万，为东洋第一大都市。
四月二十日 我国首批航空邮政在东京至大阪间和大阪至福冈间开通。
五月十日 大婚二十五年[243]奉祝会。
五月十三日 埼玉县熊谷发生大火，致全町大半焚毁。
五月二十三日 京都府丰冈町城崎地方发生强震，死伤者达数千名。
五月三十日 上海举行全市总罢工，排外运动呈暴动化升级——五卅事件。
七月二十五日 《朝日新闻》社两架访欧飞机“东风”“初风”号于代代木练兵场起飞。
八月二十九日 颁布关于米制的条约。
九月二十六日 片冈弓八郎成功打捞于西班牙冲沉没的八坂丸上的金条，归国。
十月一日 关东地方暴风雨致洪水泛滥，逾四万户家屋浸水，死伤众多，为五十年来最大降雨。
十一月十三日 史上罕见的江洋大盗大西性次郎被抓捕。
十一月二十一日 神奈川县鹤见町潮田发生土木业者械斗，死伤者数十名。
内山完造四十岁。是年四月，经台湾回大阪。听闻五月三十日的上海暴动，六月一日紧急乘熊野丸从大阪出发回沪。二日船从门司入港。日本邮船会社的支店长上船来打招呼：“本船接到命令，将成为送日本人归国第一船。今日一天滞留此地，装载食品后，明日出发。由于从上海入港已不可能，恐怕将从吴淞折返。因此，拟去上海的顾客请在此中止行程。”我因为家在上海，所以决定住一晚后再继续乘船。这时，我突然想起以前有个叫作青津的亲戚住在门司，便若无其事地登门造访。听说他就住在清见町小学校的下面，寻找住所并不费事。“你好”，我只打了声招呼，青津的妻子、实际上也是我表姊便立马迎出门来。因为好久未曾见过面的缘故，刚想看个仔细，她马上就认出我来：“是完造先生啊！”还是以前那种尖嗓子，高声把我迎进屋，并招待我住了一宿。这家人是基督徒，后来美喜也曾数度寄居，可惜五十来岁便去世了。其后青津离开门司，我们便断了来往。总之，这熊野丸接到第一归国船的成命后，满载食品和燃料，于六月三日下午四时开船了。原本准备折返吴淞的本船不费任何周折，沿黄浦江溯行而上，六月五日清晨顺利抵达浦东栈桥。八代馆的人前来迎接。乘客共六人，乘小蒸汽船从海关栈桥上了陆。曾几何时熙熙攘攘的上海外滩，竟冷清得连个人影都不见。我乘马车平安回到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家，沿路风景宛如死城一般。一开门，从身后闪进一位中国人青年——原来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施存统。久别重逢，自然免不了一番寒暄。接着聊了聊回沪后的事，我这才听说了五卅运动的来龙去脉。照施先生的话说，书籍完全未受事件的影响，我还记得他悠然自得地买了很多书回家时的样子。
后来亦如此：虽然大学眼药没啥生意可做，可书却没什么妨碍，照卖不误。全市罢市持续了二十来天。令人感到最为难的是，倒马桶夫不见了。周围的农夫每天天不亮就扛着大桶过来，悄悄地收集排泄物。尽管一次一块钱的时价着实有些吓人，但到底是帮了大忙。这个时候，天理教的信者们致力于清倒马桶（粪便收集）的公共服务，真令人感佩不已，因为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进入六月，汉口的总罢市也开始向暴动升级。这一年实在堪称罢工之年。但不管怎么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五月三十日，因工部局巡捕与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发生冲突，情况急转直下，导致了发端于内外棉会社的工人大罢工。
是年二月，在内外棉会社的工厂曾经发生过一次罢工，可明明已经结束了。五月，说是内外棉会社的一名职工被殴打致死，职工方面得到了学生团体的声援，举行了扛棺示威请愿。彼时，内外棉的十家工厂已经进入罢工，工部局警察向示威游行的队伍开枪，导致数人死伤，至此，内外棉问题暂告一段落，代之而来的是学生社团与工部局的矛盾，旋即演化为五卅运动，发展到连内外棉都退居其次，与租界当局正面冲突的程度，问题越来越棘手。工部局方面请求日本政府出兵，而日本政府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佯装不理；英国情急之下传令香港，一干印度兵火速从香港北上，继而英国兵也接踵而至。一时间，剑拔弩张，可终于未及展开便息事宁人了。广东共产党员廖仲恺遭暗杀，胡汉民则遭蒋介石逮捕。
去年九月，每当傍晚乘凉时，都会在新公园里听到苏浙战争的炮声。也不知道那场战争后来怎么样了，刚动念去看一看，便幸运地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在刘河镇瞻仰战迹的时候，见一座小庙，不仅四面饱受炮击，且步枪子弹密密麻麻地嵌入其中，宛如蜂巢一般，令人感到战争的激烈和残酷。实际上，那次时值一位研究未成年者劳动问题的学者山田靖子女士自东京来访，我与她，外加她的友人石田东华纺的董事夫人及其妹一道外出参观，还应内外棉会社之邀，与山田女士共同参加了与纺织会社干部的座谈会，并得到了关于内外棉工厂罢工问题的报告书。报告书中说：“粗纺车间的不良工人在码表上作伪，被日本人发现后受到斥责，工人不服并反抗，于是数名不良工人遭解雇，此举导致粗纺车间全体近百名职工开始罢工。进而，该行动得到声援，遂发展为全厂的罢工。”由于在罢工工人一方所提出的条件中，开宗明义，有所谓“不许殴打工人”的一条（后来无论哪里的罢工，该条成为必记载的条件），因此，我觉得在所谓“工人在码表上作伪”的时候，日本人一定殴打了那几名工人。座谈会上，有人提问工厂的工人来自哪些地域，是否一些人来自南京，另一些来自扬州，再有一些来自常州，如此这般以不同的地域来维系。对此，这家工厂的干部似乎并不大清楚（工厂的工人是通过自由契约个别雇用的）。尽管我并非座谈会的主人公，但还是禁不住插嘴：对一部分跟工人有直接接触、多少了解工人是以地域来维系的人，那叫“乡土帮”，而既然是“帮”，则必有领头者，工人中任谁都不会觉得是被所谓工厂雇用，而是觉得被领头者（“老板”）所雇。这样一说，大家觉得确实有道理。我进而说道：“打人这件事，在中国人中间，会使问题复杂化。中国式吵架，从哇啦哇啦拌嘴开始，进一步发展到骂詈相向，再进一步，便升级为大打出手。我们日本人对这个过程之中的信息完全不了解。对于日本人来说，从哇啦哇啦到骂詈相向，再到大打出手，整个过程是连续的；而对于没有这种习惯的中国人来说，哇啦哇啦、骂詈相向、大打出手是一个一个相互区分开来的不同的事情。如此这般全然置中国人思考方式的不同于不顾，上来就噼里啪啦地一通乱揍，诚可谓罪孽深重。其次，考虑到工厂对工人基于自由契约的雇用方式，给工人打上‘不良工人’的标签后炒鱿鱼了事的粗暴应对，等于是往全体乡土帮的脸上抹黑，所以才导致工人罢工。如果交给‘老板’裁断的话，‘老板’一定会带着所谓‘不良工人’过来道歉的。”虽然众人对我的话似乎只听懂了一半的样子，但确从那个时候起，日本人的纺织工厂开始注意“乡土帮”的存在了。山田女士作为学者很是稳重娴静，而我却毫不客气，乱说一通，却成了以后日本人工厂很好的参考。我以为，“帮”这种中国特有的、相互扶助的、基于不成文法而成的组合方式，的确在中国社会流传甚广，不但构成了中国人对现象的二元思考方式这一思维根基，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的主流。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到日本的水害和火灾，实际上这也是日本的两大灾厄。说起来，是老生常谈的车轱辘话：日本政治家为什么不采取措施，预防这种对财产的巨大威胁呢？实在是井底之蛙。而对此，普通国民居然也沉得住气，令人愕然无语。日本因水害和火灾而毁灭的财产数量惊人，一次灾难，动辄五六百户甚至一两千户遭焚毁，而在大火中简直难以计数。如果一户损失的财产以五千元计的话，那么受害千户的火灾便烧掉五百万元。不仅是财产被烧毁，将来还要重建，这里里外外加起来的确是莫大的损失。除此之外，还要考虑投入的人力。如果把生产力的中止、损耗统统算进去的话，确实不得了。而水灾的损害绝不在火灾之下。明知兹事体大，却全无对策，一味放任，日本历代的为政者委实难辞玩忽职守的罪名。尤其是那些成天口口声声奢谈“文化”云云者，更是同罪。这样的灾难，不应该再度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