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五日　新年宴会当日，二重桥[239]发生炸弹爆炸事件。

一月十五日　关东地方发生强地震，但无受害者。

二月十六日　基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第一期废舰作业完成，即废弃肥后、三笠、鹿岛、香取、萨摩、安艺、摄津、生驹、伊吹、鞍马十艘军舰。

四月十二日　美国下议院多数通过了排日法案，上议院亦表决通过。

六月七日　印度诗圣泰戈尔访问东京。

七月一日　米制[240]投入实施。

内山完造三十九岁。马路对过儿有家叫畠下洋行的杂货铺，夫妇二人从早到晚，忙忙碌碌。由于畠下先生曾经为三井洋行服务过，三井便委托他策划一种名为“可尔必思”[241]的新开发饮料的营销计划，这种货在初期时销售情况不甚理想。畠下先生像培养自己的孩子似的，不遗余力地扩大销路。经过他的一番努力，近来情况竟好转起来——货开始走俏了。可后来，三井洋行却与吴淞路上长年经营酒类和通关业务、有着不薄信用度的土桥号签约，把商品的独家贩卖权授予了后者。如此一来，此前一向从三井洋行直接进货的畠下洋行便等于是在拓展销路时被人利用了一把：拼命努力扩大销量，好不容易有了起色的时候，却被人一脚踢开。尽管畠下先生是厚道人，却也禁不住对我哭诉。惨归惨，可终归还是想开了，觉得自己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全因为没资本。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个日本人式的悲剧。其实，中国人尝言日本人不可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在销路不畅的时候，为了让对方努力，嘴上说“那么就拜托您了，我们哪儿都不卖，全部委托给贵方”，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将来而已。可如果信了这话并照实做的话，大抵会尝到畠下先生所品尝的苦果——这几乎是定数。所谓“商人的道德”，那真是连皮毛都没有的事，无非是对利益的执着追求罢了。我痛感这样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个进步的社会。“畠下洋行”的招牌很有意思。由于“畠”字是日本汉字，中文里没有，所以中国人不会读。但他们却想出了一种读法——把原来的四个字读成了五个字：“白田下洋行”，即把头一个字一分为二，拆成两个字。后来，这个“白田下洋行”的老板一病沉疴（我以为是过劳的结果），终于留下一个孩子撒手人寰。妻子一个人抱着孩子，想继续原来的生意，却终究难以为继，遂改头换面，做起了彼时流行的家屋租赁中介业。没想到，这件事还真做出了名堂，当然也多亏了一位经理人的才干。除了租赁中介，还兼营家私，生意眼瞅着兴旺起来，家也搬到了一处大宅子，原来的房子准备卖掉。于是，我接过手，做起了二房东。除了二楼的一部分无偿借给大街上牛肉铺的老爷子外，我利用余下的空间开了一爿独门独户的内山书店。店虽小，可由于内容充实，颇受读者好评。数月后，住隔壁的高岛先生回日本，我照例接手了他的房子，然后把两栋石库门（中国式家屋）打通，合二为一，内部全刷白，设两个入口，两侧和店内正面的墙全部打上书架。高十一段的书架，多达十八列，共计九十八段，架上密集地塞满了新刊书籍，好生壮观。无论谁过来看，都交口称赞，即使在日本也是当仁不让的一流书店！其次是内容，人们也都说，如此精挑细选书种的店，诚不愧“天下一品”云云。

是年九月，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了一场苏浙战。每天去新公园，都能听到伴随着大炮的声响，机关枪、步枪枪声大作，那声音听上去简直就跟枪端在自个儿手里似的。傍晚时分，日本人聚集到新公园里乘凉，中国人则在江湾路一带扎堆，大家彼此传递着关于战况的消息。而我却把打仗的事搁一边，与王植三先生一道，为了生意而东奔西走。诸如冯玉祥北京政变、蒋介石访问莫斯科、宣统帝逃进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我只是从报纸上读到相关报道而已。这一年，大学眼药制定了面向四川省的特别销售计划，向重庆的华英药房托售十万瓶，同时向汉口的华安药房托售五万瓶。尽管湖南省方面开展得不大顺利，但托运至长沙、常德一带的货却年年增加。这段时间，眼瞅着销量往上走的是香港和汕头。福建方面的广告在南洋华侨群体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但日兰贸易前来本社申请特约订货，香港公诚公司的托售额也得以倍增，汕头华丰大商店的订单也变成了大宗进货。

年底，回大阪开会。因代理店撤退回国的缘故，大学眼药的代理业务转移到了内山书店。

日本实行米制后，邻国中国也随即采用。日本采用米制是经过了长达十六年的渐进改革，从小学校教育开始，逐步实现改革的目标。在大东亚战争[242]中还差一点经历了倒退，因日本投降，才得以落地。而中国的米制改革，则在计量单位前面冠以“公”字，诸如“公斤”“公尺”“公亩”等，可后来却并未到达日本改革所推进的程度，仅见诸政府方面的统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