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究任何神经症问题的意义时，我们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失去方向。这并不奇怪，因为不正视其复杂性，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神经症。然而，为了重新找到方向，时不时停下来做一个整体的观察是有帮助的。

我们已经渐次深入地探讨了保护性结构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在建立起一套相对静态的机制之前，防御体系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的。这其中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投入这个过程的无限心力，这种心力耗费非常惊人，以至于使我们再次好奇，到底是什么在驱使一个人要走如此一条艰难的牺牲巨大的路？我们自问，是什么驱动力让这个结构如此刻板、如此难以改变呢？整个过程的动力仅仅是之于基本冲突的潜在破坏力的恐惧吗？打一个比方也许有助于清楚回答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比喻一样，这个比喻并不准确，所以不妨对此做一个泛义的看待。我们不妨假设一个有过不光彩经历的男人，他借助谎言和欺骗的手段加入了某个群体。当然，他极有可能会时时担心自己的过去被揭发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处境有了改善：他交了朋友，获得了一份工作，还组建了家庭。他很珍惜自己的新状态，但同时又被一种新的恐惧所困扰，害怕失去这一切。对于自己体面生活的自豪使他疏远了难堪的过去。为了清洗过往，他给慈善机构甚至是过去的伙伴捐资。同时，他人格上的改变将他卷入新的冲突，最后，伪饰之下的新的开头反成了新的困境。

因此，在神经症患者所建立的防御机制之下，基本冲突依然存在，只不过有所变异而已。它在一些方面得到缓和，而在其他方面又被加强。然而，由于这个过程中固有的恶性循环，之后的冲突便更为紧迫。最激化这些冲突的是，每一种新生的防御姿态都进一步损害了他与自己及他人的关系，正如我们所见，它们是冲突成长的土壤。再者，因为不管新元素是怎样的错觉，是爱或成功，还是实现离群或建立意象，都在他生活中非常重要，因而便形成一种不同的恐惧，即害怕有事物会损坏这些珍宝。而且自始至终，他对自己日益疏远，这使得他丧失了越来越多处理自己问题的能力，从而逃避自己的种种困难。习惯成自然，便取代了有向成长。

由于其刻板性、保护性结构高度易碎，而且它本身也会引发新的恐惧。其中一种恐惧就是害怕保护性结构的平衡性被打破。虽然保护性结构提供一种平衡感，但这种平衡感很容易被搅乱。这个人本身并没有有意识地意识到这种威胁，但他不自觉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感受到它。经验告诉他，他可能莫名其妙地出问题，他可能在毫无预感或最不想要的时候大发雷霆、兴高采烈、意志消沉、疲惫不堪、拘谨羞怯等。所有这种经验让他感到不确定，感到自己靠不住。他好像如履薄冰，他的失衡也可能表现在步法或姿态上，或缺乏要求身体平衡的一切技术。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害怕精神错乱。一旦精神错乱达到明显的程度，就会成为最重要的症状，驱使一个人寻求精神治疗方面的帮助。在这种精神错乱中，恐惧同样是因为压抑了想要问心无愧地做一切“疯狂”事的冲动，而这些事通常具有破坏性。然而，害怕精神错乱并不是一个人可能真的精神失常的指标。通常，它是暂时性的，只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才出现。最尖锐的刺激就是突然威胁理想化意象，或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通常是由于无意识愤怒）使过度自控处于险境。例如，一个女人觉得自己既性情平和又勇气十足，当她在困境中感到无助、忧虑和暴怒，就会陷入恐慌。使她保持完整性的理想化意象突然爆裂，给她留下支离破碎的恐惧。我们已经说到过，把一个离群者从庇护中拉出来，让他与他人亲密接触，就可能使他陷入恐慌，譬如他必须从军或与亲戚同居。这种恐惧也可能表现为害怕精神错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会精神病发作。在精神分析中，一个已经竭尽全力制造出伪和谐的病人，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分裂状态，就可能出现类似的恐惧。

对精神错乱的恐惧最常是由无意识愤怒导致的，在精神分析中也证明了这点，这种恐惧已经平息下来，而残余物采取的是忧虑形式，担心自己可能在无法自控的情况下侮辱、殴打或甚至杀害他人。他还害怕睡梦中或在酗酒、麻醉或性兴奋的影响下实施暴力行为。一方面，愤怒本身可能是有意识的，或可能在有意识中表现为对暴力行为的一种强迫性冲动，而与情感无关。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只是突然感到一阵隐隐约约的恐慌，可能还伴随着盗汗、眩晕或害怕晕厥——代表着对暴力冲动可能失控的潜在恐惧。如果无意识愤怒被外化，他可能会害怕暴风雨、鬼怪、窃贼、蛇等，也即是一切来源于他之外的潜在破坏性势力。

但归根结底，精神错乱的恐惧是相对罕见的。它只是害怕失去平衡的最显而易见的表达方式。通常，这种恐惧是以更隐蔽的方式起作用的。于是它表现为模糊不定的形式，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引发它。遭受这种恐惧的人可能一想到诸如旅行、搬家、换工作、雇用新仆人等事就深受困扰。他们会尝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这些改变。对稳定性的威胁可能是阻碍病人接受分析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如果他们找到了一种能让自己活动自如的生活方式。当他们讨论精神分析的可取性时，会关心那些乍看似乎足够合理的问题：精神分析是否会铲除他们的婚姻？是否会暂时使他们无法工作？是否会使他们急躁易怒？是否会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抵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问题部分是由于病人的绝望，他不认为值得冒任何风险。但在他关心背后真正的忧虑是：他需要确保分析不会搅乱他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胸有成竹地断定，他的平衡特别不牢靠，而且这次分析必然很艰难。

分析师能消除病人的这个忧虑吗？不能。任何分析必定会造成暂时的烦恼。然而，分析师可以做的是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向病人解释他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告诉他虽然分析会搅乱他当前的平衡，但会使他有机会得到更稳固的平衡。

另一种来源于保护性结构的恐惧是害怕暴露。它的源头在于发展和维持这个结构本身的各种伪装。这一点要与未解决冲突所导致的道德损伤联系起来讨论。根据当前的目的，我们只需指出，神经症患者想要对自己和别人表现得与真实的自己更为不同——更和睦、更合理、更宽宏大量或强有力或冷酷无情。很难说他更害怕暴露于自己还是他人。在有意识中，他最担忧的是别人，而且他越是外化他的恐惧，就越是担心别人会识破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说，他对自己的看法并不重要，当他发现自己的问题时尚可从容应对，只要能把别人蒙在鼓里。其实不然，但这是他有意识的感觉，也是外化程度的指标。

害怕暴露可能要么表现为隐隐觉得自己是虚张声势，要么诉诸某些品质，而这些品质与真正困扰他的问题并没有直接关联。一个人可能害怕自己不如他以为的那么聪明、能干、有教养、有魅力，所以把这种恐惧转嫁到那些不影响他性格的品质上。因而一个病人回想到，在他青年早期，他一直害怕自己在班上名列前茅完全是由于蒙混过关。每次转学他都确信这次会被识破，即使他再次夺得榜首仍然存在这种恐惧。他的这种感觉令他困惑不已，但他无法说出所以然。他无法看透自己的问题，因为他走错了路：他对于暴露的恐惧完全不在于他的智力，而只是被转嫁到了这方面。实际上，这种恐惧在于他无意识伪装成一个不在乎分数的好人，而事实是，他痴迷于一种战胜他人的破坏性需要。这个例证引出了一个相关的概括：害怕徒有虚名总是与具有一定客观性的因素有关，但往往并不是他本人所以为的那个。就症状而言，它的显著表现是脸红或害怕脸红。由于病人害怕被揭穿的是无意识伪装，如果分析师注意到病人害怕被揭露，然后去寻找一些他觉得病人引以为耻而隐藏起来的经历，那就会犯严重错误。而病人可能并不会隐瞒这类经历。于是他只会越来越害怕自己身上一定有某种特别糟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他在无意识中不愿被揭露的。这种情境有利于反躬自省，但不会带来建设性效果。他也许会进一步详细叙述性渴望或破坏性冲动。但只要分析师没有意识到病人处于某个冲突中，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只处理了这个冲突的一个方面，病人对暴露的恐惧就仍然存在。

任何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意味着面临考验的情境，都可能激起暴露恐惧。其中包括开始一份新工作、交新朋友、进入一所新学校、考试、社交聚会，或任何可能使他引人注目的表现，哪怕只是参加一场讨论。通常，在有意识中对失败的恐惧其实都与暴露有关，而且因此连成功也无法减轻这种恐惧。他只是觉得自己这次“通关”了，但下次呢？而且，假如他失败了，他只会更加确信，自己曾经总是蒙混过关，这次被抓包了。这种感觉的后果之一就是羞怯，尤其是在任何新环境中。另一个后果就是在面对被喜欢或被赞赏时怀有戒心。有意无意地想：“他们现在喜欢我，但如果他们真正了解了我，就不会这么觉得了。”当然，这种恐惧也在精神分析中起作用，分析的明确目的本来就是“识破”。

每一种新的恐惧都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手段。那些用来对抗暴露恐惧的防御手段分为截然相反的类型，而且取决于整个人格结构。一方面，他们倾向于回避任何考验性的情境，而且如果无法回避这些情境，那就要内敛，要自控，要戴上刀枪不入的面具。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意识地尝试变成一个无懈可击的骗子，从而就不再需要害怕暴露了。后面这种态度不单单只是一种防御态度：那些过着替代性生活的攻击类型个体也会声势浩大地唬弄人，他们把唬弄作为一种手段，使他们想要剥削的人印象深刻。于是，任何质疑他们的尝试都会遭遇到有备而来的反击。这里我指的是公开化的施虐者。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特质是如何融入整个人格结构的。

要理解暴露恐惧，我们就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人到底害怕暴露什么？以及假如暴露了，他又在害怕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谈到另一种仍然产生于保护性结构的恐惧，即害怕忽视、羞辱和嘲笑。结构的不牢靠导致了失衡恐惧，无意识的欺骗滋生了暴露恐惧，而害怕被羞辱产生于受损伤的自尊。我们已在其他关系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创造理想化意象和外化过程都是在努力修复受损自尊，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两种方式都只会进一步伤害自尊。

如果我们采取俯视的角度看自尊在神经症发展中的情况，就会看到两副跷跷板。每当现实自尊的水平下去，不现实的自豪就会上来——为自己如此优秀、如此进取、如此独特、如此无所不能或无所不知而感到自豪。而另一副跷跷板上，我们看到神经症患者的现实自我被矮化，而他人被提升成巨人。通过压抑和抑制，通过理想化和外化，自我的很大一部分黯然失色，个体看不见自己。他觉得自己就算不是，也像个没有重量或内容的影子。与此同时，他既需要他人又害怕他人，这不仅使他觉得别人更强大、更可畏，还更必需。因此，他的重力中心更偏向他人，还把完全属于自己的特权让给他们。效果就是过分重视他们对他的评价，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失去了意义。这便使得别人的意见具有压倒性的势力。

上述两组过程共同解释了神经症患者对于忽视、羞辱和嘲笑的极端脆弱。而且对于每种在这方面高度敏感的神经症中，这些过程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我们了解到害怕被忽视的各种源头，我们就能看到，要消除或减轻这种恐惧并不是个简单的任务。我们只能将它减小到整个神经症所能减轻的程度。

总之，这种恐惧的后果就是使自己与他人隔离，使自己与他人敌对。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极大减轻与之相应的痛苦。他们不敢对他人报以任何期望，或为自己制定高目标；他们不敢以任何方式接近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他们不敢表达意见，即使他们可能真的有所贡献；他们不敢锻炼自己有创造性的能力，即使他们真的拥有这些能力；他们不敢使自己有魅力，不敢给人留下印象；不敢争取更高的地位等。当他们忍不住有所行动，一想到可怕的嘲笑就又退缩回去，躲在含蓄与尊严背后。

比我们讨论的这些恐惧更难以察觉的是凝缩作用，即压缩所有这些恐惧以及出现在神经症发展中的其他恐惧。这便是害怕对自己作任何改变。病人对于改变的反应是采取两种极端态度中的任意一种。他们要么使这个问题模糊不清，觉得在未来某个说不清的时间奇迹出现了，他也就改变了，或者，他们太急于尝试改变，丝毫不了解情况。对于第一种情况，他们在心理上持保留态度，觉得看到一个问题或承认一个弱点就足够了。而要实现自我，就必须真正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动力的这个观点使他们惊愕不已，也使他们焦虑不安。虽然他们不由得看到这项提议的正确性，但在无意识中，他们还是拒绝它。而相反的情况则相当于无意识地假装改变。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痴心妄想，源于病人无法容忍自身的不完美，但它也产生于他无意识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只要希望这个困难消失，就足以驱散它。

害怕改变的背后是担心自己每况愈下——即失去理想化意象，转变为他所排斥的自我，变成其他人，或通过精神分析让自己只剩下空壳；害怕未知，害怕必须放弃安全措施以及迄今得到的满足感，尤其是放弃追逐那些让他有希望解决问题的幻影；最后，还害怕没有能力改变——当我们讨论神经症患者的绝望感时，会更好地理解这种恐惧。

所有这些恐惧都产生于未解决的冲突。但是，因为如果我们最终要实现整合，就必须遭受这些恐惧，所以它们也妨碍我们面对自己。它们可以说是炼狱，是我们得到救赎前必须徘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