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谎言常常导致另一个谎言，第二个又需要第三个来支持，以此类推，直到陷入混乱复杂的蛛网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在无须刨根问底的个体或群体的生活场景中。拼拼补补可能有一些帮助，但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需要新的权宜之计。所以，神经症尝试解决基本冲突也是这样，而且如出一辙的是，一切都于事无补，仅仅是极端地改变了最初产生困境的环境条件。而神经症患者所做的，而且是情不自禁地做的，是把一个虚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可能像我们看见的那样，努力使冲突的某一面占主导。他一如往常地感觉被撕裂，他可能诉诸彻底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到夸张的程度。但尽管冲突没有起作用了，但他的整个生活却摇摇欲坠。他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中，他显得得意扬扬、完整统一，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新的裂口。他试图通过将内心的自我从战场上淘汰来消除这个裂口，却只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为难以忍受的困境中。

因此，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还倚赖进一步的支撑。于是他求助于无意识设施，这些设施可以分为盲点、间隔划分、合理化、过度的自我控制、武断的正确性、逃避和愤世嫉俗。我们不会试图讨论这些现象本身，那个任务的难度太大了，而只是为了揭示患者是如何运用它们去对抗冲突的。

神经症患者的现实行为与他对自己的理想化描述之间的反差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会惊讶于他们为何看不到这一点。但他非但没有看到这点，还能对清清楚楚摆在眼前的矛盾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首先让我注意到所讨论过的那些冲突的存在与联系的事情之一，就是之于最明显的矛盾的盲点效应。例如，一个病人具备所有的依从型特征，虽然觉得自己是耶稣一样的好人，却曾用非常漫不经心的口吻告诉我：在员工会议上，他常常想要轻轻扣动扳机，把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击毙。激起这种象征性杀戮的破坏性追求在当时的确是无意识的，但这里的重点在于射杀，他把这戏称为“游戏”，这种认同丝毫没有干扰到他耶稣般的自我意象。

另一个病人是位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兢兢业业，认为自己是所在行业的革新者，在选择发表物时纯粹以投机取巧为导向，只发表那些他觉得能给他带来最高喝彩的论文。他也没有试图掩饰，只是同样无忧无虑，没有察觉到其中的矛盾。同样，一个男人本来在自己理想化意象中善良老实，却觉得从一个女孩那里拿钱花在另一个女孩身上没什么大不了。

在这些例子中很明显，视而不见的功能就是使潜在冲突远离意识。令人惊讶的是其可能达到的程度，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病人不仅聪明，还具备心理学知识。如果说这是因为所有人都很容易漠视自己不待见的东西，这种解释明显不够充分。我们还应该补充，我们清除这些东西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兴趣有多浓厚。总而言之，这种人为的盲视简洁有力地表明，我们有多讨厌意识到冲突。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忽视像前面所举的那样明显的矛盾。事实确实是离不开种种特殊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对自己的情感体验过于麻木。另一个是斯特里克尔[1]已经提出过的，即间隔划分的生活现象。斯特里克尔也举了盲点的例证，他谈到了逻辑严密的间隔划分和隔离措施：一块区域给朋友，一块给敌人，一块给家人，一块给私人生活，一块给社会地位相同的人，一块给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从此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一块区域里发生的事情便不会抵触另一块。一个人只有因为冲突而失去了统一性才可能那样生活。因此，间隔划分既是冲突分裂个体的结果，也是对抗自己意识到冲突的一种防御手段。这个过程与理想化意象的情况不同：矛盾依旧，但冲突被悄然带走。很难说是这种理想化意象导致了间隔划分还是正好相反。不管怎样，看起来好像间隔划分更具有根本性，它可以解释这种意象的建立。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人在复杂社会体制中越来越微不足道，以至于自我的疏远非常普遍，而且人类价值本身也一落千丈。在我们文化中，无以计数的矛盾凸显，结果发展出一种对于道德认知的普遍麻木。道德标准被看得太随便了，即使一个人头天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或疼爱子女的父亲，隔天表现得像个恶棍，[2]人们也不会为之感到惊讶。我们周围真诚完整的人少得可怜，以至于无法给我们自身的溃散提供对照。在精神分析情境中，弗洛伊德抛开了道德价值观，因为他把心理学视为一种自然科学，这就使得分析师和病人一样无视这种矛盾。分析师认为，带着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或对病人的这些价值观产生兴趣，都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在许多理论阐释中，接受矛盾并不一定只限于道德领域。

合理化可被定义为通过推理来自欺欺人。普遍认为，这个词主要指自圆其说，或使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符合公认的意识形态，这个观点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其含义是相同文化下的人都会沿着同一条线路进行合理化，然而实际情况是，个体在合理化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非常广泛。只要我们把合理化视为神经症尝试建立伪和谐的一种支持方式，就会认为个体差异理所当然。围绕基本冲突而竖起的每一根保护性脚手架上都能看见这个过程的作用。推理加强了主导性态度，能使冲突显现的那些因素不是被最小化了，就是被重塑至与之相适应。在依从型与攻击型的对比中能告诉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推理如何有助于使人格合理。前者认为他的渴望有助于同情心，即使他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倾向，而如果控制倾向太明显，他就会把它们合理化为热心肠。而后者，当他帮助他人时，会坚决否认任何同情的感受，还把他的行为完全归于一己私利。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来支撑：必须通过说理来消除现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反差。对于外化作用，是要证明外部环境的相关性，或表明个体自身无法接受的特质只是对他人行为的“自然”反应。

过度自我控制的倾向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把它视为原始的神经症倾向。[3]它的功能是充当一道堤坝，以防被矛盾情绪淹没。尽管最初它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力，但最后它往往变得多少有些自动化。运用这种控制力的人不允许自己失控，不管是出于热情、性冲动、自怜自艾还是愤怒。在精神分析中，他们最难自由联想；他们也不会用酒来振奋精神，常常更愿意忍受痛苦而不是接受麻醉。简而言之，他们力图约束所有自然的举动。那些冲突相当公开化的个体最为大力发展这个特质，他们没有采取通常用于掩盖冲突的任何一步，明显主导性优势并是冲突态度中的某一方，也没有让自己足够离群以使冲突不起作用。这些人仅靠理想化意象来维持完整，而一旦没有建立内心统一性的基本尝试手段的帮助，它的黏合力就明显不足。每当采取混合矛盾元素的形式时，理想化意象就特别无能为力。那么，意志力的运用便有意无意地是用来控制冲突性冲动。由于最具破坏性的冲动就是那些由愤怒激发的冲动，所以用于控制愤怒的精力最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愤怒由于被压抑而获得爆发力，这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自控来遏制。如果病人的过度自控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会辩解说，这是美德，任何一个文明人都需要自控。他所忽略的是他控制力的强迫性。他情不自禁地以最刻板的方式运用自控，如果出于某个原因，自控失效了，他就会惊慌失措。这种惊慌可能表现为害怕精神错乱，这就明显说明，自控的功能就是逃避分裂的危险。

武断的正确性具有消除内心疑虑和外部影响的双重功能。疑虑和优柔寡断一直都是未解决冲突的副产品，可以达到足以麻痹所有行为的强大威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自然而然很容易受影响。当我们拥有真正的信念时，并不会轻易受影响。但如果我们的一生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无法决定走哪个方向，那么局外者可能很容易成为决定性因素，哪怕只是暂时。而且，优柔寡断不仅与可能的行动方案有关，还包括对个人、个人正确性和个人价值的怀疑。

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有损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但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觉得难以忍受。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作一场冷酷无情的战争，就越会把怀疑视为一种危险的弱点。他越孤立、越坚持独立，对于外来影响的敏感性就越是一种恼怒的来源。我的所有观察表明，占主导的攻击性倾向和离群倾向的混合，是发展刻板正确性最肥沃的土壤；而且攻击性越是浅层化，正确性的方式就越激进。它试图一次性解决冲突，而且是通过武断专横地向所有人宣称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对于过度受理性管理的机体，情感是内部的叛徒，必须通过坚定的控制力来约束它。和平是可能实现的，但只是一种安息。正如所料，这种人讨厌精神分析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威胁着要打乱整齐的局面。

逃避算是刻板的正确性的另一极，但它是以其他方式有效预防意识到冲突。倾向于这种防御方式的病人常常很像童话里的那些主人公，一旦被追逐就变成鱼；如果在这种伪装下不安全，他们就变成鹿；如果猎人追赶他们，他们就变成鸟飞走。你永远也摸不透他们的任何言论，他们否认自己说过，或向你保证他们绝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拥有一种遮蔽问题的能力，能够令人晕头转向。他们总是无法具体报告任何事情，就算他们努力这么做了，听者最后还是不确定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生活中也同样混淆视听。他们这一刻道德败坏，下一刻又富有同情心；一时过于热心，一时冷酷无情；在一些方面专横跋扈，另一些方面又态度谦逊。他们找一个专制的伴侣，只是要转变成一个“受气包”，然后又回到之前的形式。在无礼对待某人之后，他们又会感到懊悔，试图弥补，然后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然后又再次变得恶毒残暴。什么对他们来说都不太真实。

分析师可能很容易发现自己被搞迷糊了，然后气馁，觉得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可处理。但他错了。这只是病人没有采取惯常的统一性手段：他们不仅没有压抑自己的冲突部分，也没有建立明确的理想化意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说是证明了这些尝试手段的价值。因为不管这些后果有多令人困恼，这类人都更有条理，都几乎不如那些难以捉摸的人那么迷失。另一方面，分析师的错误还在于他指望这是个简单的分析工作，因为他觉得冲突显而易见，因而就不需要从隐匿状态中揪出来。然而他会发现，自己面临着病人对于任何透明性的反感，而这很容易挫败他，除非他明白这是病人逃避任何真实洞察力的方式。

最后一种防御意识到冲突的手段是愤世嫉俗，即否认和嘲笑道德价值观。对于道德价值观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一定会出现在所有神经症中，不管这个人有多教条地坚持他所接受的特定标准。虽然愤世嫉俗的起源不尽相同，但功能不变，都是否认道德价值观的存在，从而削减神经症患者弄清自己到底信仰什么的必要性。

愤世嫉俗可能是有意识的，然后变成马基雅维利传统中的一条准则，并且被严加保护。最重要的是外部表现。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被抓住。每个人都是一个根本不蠢的伪君子。这种病人可能对分析师使用道德一词非常敏感，不管是什么内容，就像弗洛伊德时代的那些人对于提及性的敏感。但愤世嫉俗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对于普遍意识形态的口头应酬便揭露了这点。尽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沉浸于愤世嫉俗，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谈论他生活的方式都揭露了他的这个行为准则。或者，他可能不知不觉让自己卷入矛盾中，就像有些病人确信自己信仰诚实正直，却嫉妒那些沉溺于不正当手段的人，而且还憎恨自己从未像他们那样“逃脱处罚”。在治疗中，在适当的时间让病人意识到并帮助他弄清楚自己的愤世嫉俗很重要。这也许还需要向他解释，为何建立自己的一套道德价值观是可取的。

那么，上述就是围绕基本冲突核心所建立的防御手段。为了简单起见，我将把整个防御机制称为保护性结构。每种神经症都发展出一系列防御手段，通常它们会全部表现出来，尽管活动性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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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特里克尔，见前引。

[2]林语堂，《啼笑皆非》，纽约庄台出版社，1943年。

[3]卡伦·霍妮，《自我分析》，见前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