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解统序

五経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然乎？経皆圣人之言，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浅耳。今考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経，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则人人皆能明，而経无不通矣。大抵谓诗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书也，曰淫䙝之辞也，曰猥细之记也。𠰥然孔子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习之，考于先儒，亦无几人，是果不足通欤。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足明圣人本意乎。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是果于其成乎？故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此一経大概之体，皆所未正者。先儒既无所取舍，后人因不得其详，由是难易之说兴焉。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辨固已广慱，然不合于経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盖诗载关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间，君臣得失、风俗善恶之事，阔广邃邈，有不失者鲜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経，故先明其统要十篇，庶不为之芜泥云尔。

二南为正风解

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故曰诸侯无正风。然则周、召可为正乎？曰：可与不可，非圣人不能断其疑。当文王与纣之时，可疑也；二南之诗，正变之间，可疑也。可疑之际，天下虽恶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而亦曰服事于纣焉。则二南之诗作于事纣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岂所谓周室衰而关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诗，在商不得为正，在周不得为变焉。上无明天子，号令由已出，其可谓之正乎？二南起王业，文王正天下，其可谓之变乎？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学诗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变不分焉。以治乱本之，二南之诗，在商为变，而在周为正乎？或曰：未谕。曰：推治乱而迹之，当不诬矣。

周召分圣贤解

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而说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繋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繋之，岂谓召公能行圣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繋于雅颂，何也？曰：谓其本诸侯之诗也。又曰：不统于变风，何也？曰：谓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颂，则终始之道混矣，杂于变风，则文王之迹殆矣。惟颂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圣人所以虑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诗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浅；心之浅者，故其诗略。是以有异焉，非圣人私于天下，而浅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谓受命之前，则大姒不得有后妃之号。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先儒序之云尔。考于其诗，惑于其序，是以异同之论争起，而圣人之意不明矣。

王国风解

六経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経之书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书止文侯之命而不复录。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诗自黍离之什而降于风。绝于文侯之命，谓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谓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离之什，谓雅颂不足兴也。教令不行，天下无王矣。正朔不加，礼乐遍出矣；雅颂不兴，王者之迹息矣。诗、书贬其失，春秋悯其微，无异焉尔。然则诗处于卫后，而不次于二南，恶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体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诸侯而无王也。近正则贬之不著矣。无王则绝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次于至正之诗，是不得贬其微弱而无异二南之诗尔𠰥？然岂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书王以加正月，言王人虽微，必尊于上，周室虽弱，不绝其正，苟绝而不兴，其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诸侯也；次卫之下，别正变也。桓王而后，虽欲其正风，不可得也。诗不降于厉、幽之年，亦犹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春秋之作，伤典、诰之绝也；黍离之降，悯雅、颂之不复也。幽、平而后，有如宣王者出，则礼乐征伐不在诸侯，而雅、颂未可知矣。柰何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乎。

十五国次解

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而明诗者多泥于疏说而不通。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不在于先后之次，是皆不足为训法者。大抵国风之次，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则贤善者著而丑恶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谓之比乎？曰：周、召以浅深比也，卫王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陈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浅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得失云者，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无异是也。加卫于先，明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异姓者为后。郑先于齐，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为尧封，以舜先尧，明晋之乱，非魏𥚹俭之等也。祖裔云者，陈不能兴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孙之功，陈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辞以为卦说。夫穆姜始筮时，去孔子之生尚四十年尔，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为诞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则季札观乐之次，明白可验，而不足为疑矣。夫黍离已下，皆平王东迁，桓王失位之诗，是以列于国风，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无道，则周之乐工敢以周王之诗降同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为法者。昔孔子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辞，然犹不公传于人，第口授而巳，况一乐工而敢明白彰显其君之恶哉！此又可验孔子分定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为无据云。

定风雅颂解

诗之息久矣，天子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诗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国焉，有神明焉。观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体一国而成者，众不得而违也。会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违焉，风一矣；不欺焉，颂明矣。然则风生于文王，而雅、颂杂于武王之间。风之变自夷、懿始，雅之变自厉、幽始。霸者兴，变风息焉，王道废，诗不作焉。秦、汉而后，何其灭然也？王通谓：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非民之不作也。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职诗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几于圣人之心矣。或问成王、周公之际，风有变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则变而不能复乎？豳之去雅一息焉，盖周公之心也，故能终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无厉王之诗，著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为当剌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诂训时移其篇第，因引前后之诗以为据。其说有三：一曰节彼剌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予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不然，李斯、赵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褒姒灭周，此不当疾。豔妻之说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褒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番维司徒。予谓史记所载郑桓公在幽王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说皆不合于経，不可按法，为郑氏者独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无正已下三篇之诗，又其乱说归向，皆无剌厉王之文，不知郑氏之说何从而为据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诗乎？

鲁颂解

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何颂乎？颂惟一章，而鲁颂章句不等。颂无颂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离乎强也。颂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访于众人，众人可之，犹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访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后作之无疑矣。僖公之政，国人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未知其颂何从而兴乎？颂之美者，不过文、武，文、武之颂，非当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矣。然圣人所以列为颂者，其说有二：贬鲁之强，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于天子，其非强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或曰：何谓劝？曰：僖公之善，不过复土宇、修宫室、大牧养之法尔，圣人犹不敢遗之，使当时诸侯有过于僖公之善者，圣人忍绝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劝尔。而郑氏谓之备三颂，何哉？大抵不列于风而与其为颂者，所谓悯周之失，贬鲁之强是矣，岂郑氏之云乎？

商颂解

古诗三百，始终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颂，岂多记而广录者哉？圣人之意，存一颂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具矣。曷谓予纣之不憾？曰悯废矣。曷谓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纪称武王伐纣，下车而封武庚于宋，以为商后。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继之。是圣人之意，虽恶纣之暴，而不忘汤之德，故始终不绝其为后焉。或曰：商颂之存，岂异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汤之德微，毒纣之恶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谓存一颂而有三益焉者，岂妄云哉！

诗本义卷第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