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骆、非子以后，始有世系可纪，事迹亦较有据。其历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渭汧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此九地中，惟西垂一地，名义不定。犬邱、泾阳二地，有异实而同名者，后人误甲为乙，遂使一代崛起之地与其经略之迹不能尽知，世亦无正其误者。案：西垂之义，本谓西界。《史记·秦本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又：“申侯谓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又云庄公“为西垂大夫”。以语意观之，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

然《封禅书》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纪》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则又似特有西垂一地。《水经·漾水》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唯犬邱一地，徐广曰：“今槐里也。”案：槐里之名犬邱，班固《汉书·地理志》、宋衷《世本注》均有此说。此乃周地之犬邱，非秦大骆、非子所居之犬邱也。《本纪》云“非子居犬邱”，又云“大骆地犬邱”，夫槐里之犬邱为懿王所都，而大骆与孝王同时，仅更一传，不容为大骆所有。此可疑者一也。又云宣公子庄公以“其先大骆地犬邱为西垂大夫”。若西垂泛指西界，则槐里尚在雍岐之东，不得云西垂。若以西垂为汉之西县，则槐里与西县相距甚远。此可疑者二也。且秦自襄公后始有岐西之地，厥后文公居汧渭之会，宁公居平阳，德公居雍，皆在槐里以西，无缘大骆、庄公之时已居槐里。此可疑者三也。

案：《本纪》又云“庄公居其故西犬邱”，此西犬邱实对东犬邱之槐里言，《史记》之文，本自明白，但其余犬邱字上均略去“西”字。余疑犬邱、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邱、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邱为西垂耳。然则大骆之起，远在陇西，非子邑秦，已稍近中国。庄公复得大骆故地，则又西徙。逮襄公伐戎至岐，文公始逾陇而居汧渭之会，其未逾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自徐广以犬邱为槐里，《正义》仍之，遂若秦之初起已在周畿内者，殊失实也。此稿既成，检杨氏守敬《春秋列国图》，图西犬邱于汉陇西郡西县地，其意正与余合。

《史记》于《始皇本纪论赞》后复叙秦世系、都邑、陵墓所在，其言与《秦本纪》相出入；所纪秦先公谥号及在位年数，亦与《本纪》及《国表》不同，盖太史公别记所闻见之异辞，未必后人羼入也。其中云“肃灵公即《秦本纪》之灵公。居泾阳”，为《秦本纪》及《六国表》所未及。泾阳一地，注家无说，余曩作《狁考》，曾据此及泾阳君、高陵君之封，以证《诗·六月》之泾阳非汉安定郡之泾阳县。今更证之，考春秋之季，秦、晋不交兵者垂百年。两国间地在北方者，颇为诸戎蚕食。至秦厉共公十六年，始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则今之陕西同州府大荔县也。二十一年始县频阳，则今之蒲城、同官二县间地也。至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六国表》作“七年，与魏战少梁”。十三年城藉姑，皆今之韩城县地。然则厉共公以后，秦方东略，灵公之时，又拓地于东北，与三晋争霸，故自雍东徙泾阳。泾阳者，当在泾水之委，今之泾阳县地。决非汉安定郡之泾阳也。且此时义渠方强，绵诸未灭，安定之泾阳与秦，中隔诸戎，势不得为秦有。即令秦于西北有斗入之地，而东略之世，决无反徙西北之理。厥后灵公子献公徙治栎阳，栎阳在今高陵县境，西距泾水入渭之处不远，则泾阳自当在高陵之西，今泾阳之境矣。余说详《狁考》中，然则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邱，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岐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观其都邑，而其国势从可知矣。

又案：于献公即位前说：“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河西地。”孝公元年，下令国中，亦曰：“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国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疆，徙治栎阳，且欲东伐。”云云。似灵公之世，国势颇蹙，又未尝东徙。后虽云“灵公居泾阳”，然于其陵墓，则云“葬悼公西”，悼公葬雍，则灵公亦葬雍。厥后，简公、出子亦葬于雍，是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也。然以其经营东北观之，则其居泾阳之事，殆无可疑。河西之失，亦非尽事实。书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而灵公之子献公未立时亦居河西，则河西仍为秦有，不过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时有之耳。孝公下令，欲激发国人，故张大其辞，观、所纪灵公时事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