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歆铜斛尺（长工部营造尺七寸二分；九英寸又十二分之一）。
新莽嘉量，今藏坤宁宫。其斛铭曰：方尺而圜，其外深尺。斗铭云：方尺而圜，其外深寸。此尺即据斛之周径及深之所制也。《隋书·律历志》谓之刘歆铜斛尺，今从之。《隋·志》谓周尺、后汉建武铜尺、晋泰始十年荀勖律尺（即晋前尺），并与此尺同。故列之弟一种。其后复列自汉至隋十四种尺，并以弟一种尺比较之，故此尺出，而《隋·志》之十五种尺，无一不可再制矣。
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有晋前尺拓本，余曩已考定为宋高若讷摹制之品（见前《晋前尺跋》）。今原拓已亡，扬州阮氏及汉阳叶氏刊本均与此尺不合，然阮文达跋，谓建初六年尺较此晋尺长二分强（见复斋《款识》册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则其拓本甚近此尺，但微弱耳。考高若讷造《隋·志》十五种尺，本用汉泉（实谓王莽钱布）尺寸，今用莽货布四积为一尺，亦与此尺甚近而微弱，然终不如此尺之得其正也。
二，汉牙尺（拓本。长工部营造尺七寸二分六厘；九英寸又五分之一）。原尺现在西充白氏，分寸用金错。
三，后汉建初铜尺（长工部营造尺七寸三分七厘；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七）。原尺藏曲阜衍圣公府，今未知存亡。世所传拓本摹本及仿制品甚多，长短不同，均未可依据。癸亥年，鄞县马叔平（衡）见一铜尺，汉阳叶东卿（志诜）所仿以赠翁学士（方纲）者，其长如此。又上虞罗氏藏一未装裱旧拓本，长短亦同。（装裱后纸易伸展，恒较原器及原拓为长）原物既不可见，当以此本为最合矣。
四，无款识铜尺（拓本。长营造尺七寸三分五厘；九英寸又八分之七）。乌程蒋氏藏。比建初尺稍长，晋以前物也。
五，唐镂牙尺（拓本。长营造尺九寸四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九）。乌程蒋氏藏，刻镂精绝。《大唐六典》“中尚署令”注云：每年二月二日进镂牙尺，即此是也。甲土素未闻有唐尺，余据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红绿牙尺，定为唐开元以前之物。
六，唐红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三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七，唐红牙尺（乙）（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五分；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八，唐绿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五分；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九，唐绿牙尺（乙）（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二分强,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二十九）。
十，唐白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三分,十一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一，唐白牙尺（乙）（摹本。长同上）。
右六尺，日本奈良正仓院藏，乃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当唐至德二载），其皇太后献于东大寺者。后手书愿文及献物帐真迹，亦藏院中。帐中有红牙拨镂尺二，绿牙拨镂尺二，白牙尺二，今并完好。观其形制，必当时遣唐使所赍去也。此六尺曾影印于《东瀛珠光》弟一册中，余从珠光摹出。
十二，无款铜尺（拓本。长营造尺九寸四分强,十一英寸又六分之五）。乌程蒋氏藏，宋以前物。
十三，宋木尺（甲）（拓本。长营造尺一尺零二分,十二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四，宋木尺（乙）（拓本。长同上）。
十五，宋木尺（丙）（拓本。长营造尺九寸七分；十二英寸强）。
藏上虞罗氏。辛酉年夏出于宋钜鹿故城，同时所出磁器，有大观政和纪年款，知此乃宋尺也。
十六，明嘉靖牙尺。（拓本。长营造尺一尺微弱；十二英寸又五分）
武进袁氏藏。侧有款曰大明嘉靖年制。
十七，工部营造尺（长十二英寸又十二分之七）。
右所陈列之尺，合实物拓本、摹本共十七种。自汉讫[迄]近世之尺度，略具于是。案尺之为物，不独为人生日用所必需，其大者如调钟律、测晷景，胥于尺度是赖。故历代制作，不能不求精密，且须参考古制。晋荀勖造泰始律尺（即晋前尺），实据古器七种参校定之；唐李淳风撰《隋书·律历志》，列自周至隋十五种尺，并以晋前尺校之，示其比例，其所据者大半实物也。宋仁宗时，高若讷等议钟律得失，乃用王莽钱币尺寸，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元明学者，罕有讨论。大清康熙间，曲阜孔东堂（尚任）得汉建初尺及宋三司布帛尺，其拓本、摹本多传于世，后人得资以考订古物。又宋高若讷所造之晋前尺，其拓本尚存于王复斋《钟鼎款识》册中，沈果堂（彫）、程易畴（瑶田）等亦据以考古代礼制。光绪甲午，吴清卿（大澂）撰《权衡度量实验考》，复据古玉、古器、古钱以考历代尺度，然于唐以后之制颇略。近时所见，如刘歆铜斛尺、唐牙尺、宋木尺、明嘉靖尺，皆其氏所未及见也。故尺度一事，比权量之研究，自为简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尚不能为此比较之研究也。
据前比较之结果，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今六朝之尺，虽无一存，然据《隋书·律历志》所载，则：魏尺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五厘（长营造尺七寸五分强；九英寸又二分之一弱）；晋后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长营造尺七寸六分强,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长营造尺七寸六分五厘,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强）。
梁朝俗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长营造尺七寸七分强；九英寸又四分之三）。
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弱,十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弱）。
后魏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强,十一英寸）。
后魏后尺（后周市尺、隋开皇宫尺同）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长营造尺九寸二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东魏尺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豪（长营造尺一尺零八分强,十三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弱）。此即自汉尺增至唐尺之径路，而自唐讫今，则所增甚微，宋后尤微。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絹布为调，而絹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为幅，四丈为匹，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后，不课絹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案《隋书·律历志》，谓魏及周齐，贪布帛长度，故用土尺。今征之《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又《杨津传》，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絹匹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已如此，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普惠上疏曰：絹布匹有丈尺之赢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絹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之所以仰负圣明也。云云。尺度之由短而长，全由于此。且当时不独增尺法，又增匹法。《魏书·卢同传》，熙平初转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要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絹，同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之罪。《北史·崔暹传》，齐天保调絹以七丈为匹，暹言之，乃依旧焉。合此数事观之，则尺度之骤增于后魏一代者，更不烦解说矣。
孔氏所藏宋三司布帛尺，未见有拓本传世。世所传仿制品，大率当工部营造尺之八寸七分许。其正确与否，所不敢知。要之短于唐尺，与上言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不符。然细考唐宋尺制，则此尺不独不能外此例，且足为此例作一佳证也。何则？唐之尺法，本有二种。《大唐六典》金部郎中条云：凡度以北方柜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又云凡积柜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案此制本出后周，而隋唐沿用之。宋仍唐制，亦用二种尺。其量布帛也，或用三司布帛尺，则以四十八尺为匹；或用淮尺，则以四十尺为匹。程大昌《演繁露》云：官尺者，与浙尺同。仅比淮尺十八，公私随事致用。予尝怪之，盖见唐制而知其由来久矣。金部定制，以北方柜黍中者为则，凡横度及百黍即为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别名大尺，唐帛以四丈为匹，用大尺准之，盖柜尺四十八尺也。今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国朝事多本唐，岂今之省尺，即用唐柜尺为定耶？不然，何为官府通用省尺，而缯帛特用淮尺也？云云。案程氏所云官尺省尺，即三司布帛尺（赵与时《宾退录》云：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虽较唐柜尺颇长，而宋人以之当唐柜尺，又以淮尺当唐大尺，其言固不诬也。而今传摹之布帛尺，长于唐柜尺者至今尺一寸许，则宋淮尺之大于唐大尺，又可见矣。故曰：此尺不足破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且足为此例之一佳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