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云：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宜委黜陟使与观察使及刺史、转运所由，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如当处土风不便，更立一限。其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至二月二十一日起请条请，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茕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其黜陟使每道定税讫，具当州府应税都数，及征纳期限，并支留合送等钱物斛斗，分析闻奏，并报度支、金部、仓部、比部。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

其年八月，宰相杨炎上疏奏曰：“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治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提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非得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败，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按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缘以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以万计。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吏之职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十年。”炎遂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度支总统之。”德宗善而行之。

同书卷八八“仓及常平仓”门略云：

贞观二年四月三日，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今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见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麦稻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仓。”上（太宗）曰：“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可之。

永徽二年闰九月六日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下户五石，余各有差。”

《通典》卷一二“轻重”门云：

开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谷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参《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三年九月”条）云：

先是，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及垍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

《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云：

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杜佑判度支盐铁转运使）。先是，李锜判使，天下榷酤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中朝秉事者悉以利交，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隶浙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增置河阴敖仓，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又奏：“江淮、河南、峡内、兖郓、岭南盐法监院，去年收盐价缗钱七百二十七万，比旧法张其估二千七百八十余万，非实数也。今请以其数除为煮盐之外，付度支收其数。”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为扬子留后，四年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筦之兴，唯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掌使三载，无升斗之缺焉。六月，以河东节度使李墉代之。五年，墉为淮南节度使，以宣州观察使卢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运糙米四十万石到渭桥，近日欠阙大半，详旋收籴、递年贮备。”从之。坦改户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岭南、峡中、兖郓等盐利钱六百九十八万贯，比量改法以前旧盐利时价，四倍虚估，即此钱当为千七百四十余万贯矣。请付度支收管。”从之。其年诏曰：“两税法悉委郡国，初极便人，但缘约法之时，不定物估，今度支盐铁，泉货是司，各有分巡，置于都会。爰命帖职，周视四方，简而易从，庶叶权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举闻，副我忧寄。”以扬子盐铁留后为江淮以南两税使，江陵留后为荆衡汉沔东界、彭蠡南及日南两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两税使。峡内煎盐五监先属盐铁使，今宜割属度支，便委山南西道两税使兼知籴卖。”峡内盐属度支，自此始也。

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井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

《颜鲁公文集》附殷亮撰《颜鲁公行状》云：

华于是复诣平原，与公相见，公因问以足用之计，华遂与公数日参议，以定钱收景城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而军用遂赡。时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随刺史贺兰进明招讨于河北，睹其事，遂窃其法，乃奏肃宗于凤翔，至今用之不绝，然犹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云：

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时大兵后，京师米斗千钱，禁膳不兼时，甸农挼穗以输。晏乃自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然畏为人牵制，乃移书于宰相元载，以为：“大抵运之利与害各有四：京师三辅，苦税入之重，淮、湖粟至，可减徭赋半，为一利。东都凋破，百户无一存，若漕路流通，则聚落邑廛渐可还定，为二利。诸将有不廷，戎虏有侵盗，闻我贡输错入，军食丰衍，可以震耀夷夏，为三利。若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峤，可追贞观、永徽之盛，为四利。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爨无盛烟，兽游鬼哭，而使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为一病。河、汴自寇难以来，不复穿治，崩岸灭木（水），所在淤，涉泗（洄）千里，如罔水行舟，为二病。东垣、厎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夹河为薮，为三病。淮阴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每言衣无纩，食半菽，挽漕所至，辄留以馈军，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为四病。”载方内擅朝权，既得书，即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岁输始至，天子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酂侯也。”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同书卷五四《食货志》云：

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参《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条胡注及《唐会要》卷六三“修撰”条）云：

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书十卷。

同书卷一九下《僖宗纪》云：

丁卯，车驾至京师。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