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封建

中国以统一之早，豪于世界，然秦始皇之灭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亦不过余二千年耳。自此上推，迄于史事略有可知之时，其年岁必不止此。则中国之历史，犹是分立之时长，统一之时短也。分立之世，谓之封建，统一之时，号称郡县，为治史者习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该括郡县以前之世，于义实有未安。何则？封者裂土之谓，建者树立之义，必能替彼旧酋，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然后封建二字，可谓名称其实，否即难免名实不符之诮矣。故封建以前，实当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后于义为允也。“部落曰部，氏族曰族”，见《辽史·营卫志》。

部族之世，事迹已鲜可征，然昔人想像之辞，亦有不尽诬者。《吕览》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犹且裁万物，制禽兽，寒暑燥湿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四方之无君者，其民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273《恃君览》。《墨子》曰：“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尚同上》。由《吕览》之说，则自下而上；由《墨子》之说，则自上而下；二者皆有真理存乎其间，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处，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就其有才德者而听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于是诸部族相率听命于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居于诸部族之上而监督之，亦或替其旧酋而为之代。又或开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分处之。此等新建之部族，与其所自出之部族，其关系自仍不绝。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渐人于封建之世矣。先封建之世，情形大略如此。

封建之制，盖亦尝数变矣。其有传于后而较完整者，盖惟儒家之说。儒家之说，又分今古文两派。孰非孰是，向为经生争辩之端。其实二者皆拟议之辞，非史实也。今先略述二家之说，然后考其说之所由来。儒家之说既明，而封建之世之情形，亦略可睹矣。《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白虎通》引无卿字，又云：“诸侯所以无公爵者，下天子也。”则上大夫即卿可知。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几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孟子·万章下》答北宫锜问周室之班爵禄略同。《孟子》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与《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异。其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则与《王制》似异实同。又云“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亦与《王制》小异。《白虎通》引《含文嘉》，亦以为周制。云：殷爵三等。合子男从伯，或曰合从子。地三等不变。《含文嘉》又云：夏爵亦三等，见《王制疏》。郑注《王制》则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案《周官》大司徒云：“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郑氏偏据《周官》，遇礼制与《周官》不合者，辄挤为夏、殷制，实皆无稽之谈也。

无论《周官》《王制》，皆属学者拟议之辞，本非古代史实。然拟议之说，亦必有其所由。《榖梁》曰：“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此以人口之众寡言之。《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告子下》。此以财用之多少言之。足见封地之大小，实视事势而定，非可任意为之也。《易·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疏》：“此小国下大夫之制。《周礼》小司徒，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余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此即《左氏》所谓夏少康有田一成，哀公元年。亦即《论语》所谓夺伯氏骈邑三百者。《宪问》。在春秋时为下大夫之封，在古则为成国矣。《吕览》谓“海上有十里之诸侯”，《慎势》。盖指此，此封建之最早者也。稍进则为今文家所言之制。古之居民，实以百里为一区。已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其不及此者，则《孟子》所谓“今滕绝长补短，方五十里”者也。《滕文公上》。过于此者，则《明堂位》谓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谓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大公于齐，兼五侯地。此为《周官》上公之封。《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告子下》。《明堂位》《史记》盖皆据后来封域言之，在周初尚无此等国，故今文家所拟制度，大国犹仅百里；春秋以来，此等国渐多，作《周官》者，遂增公侯之封，至于四五百里，而以百里为男国也。更大于此者，则《孟子》所谓“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梁惠王上》。子产所谓“大国地多数圻”。《左氏》襄公三十五年。此等大国，从无受封于人者，故作《周官》者亦不之及也。公、侯、伯、子、男，皆为美称，见《白虎通义·爵篇》。语其实则皆曰君。故《曲礼》谓“九州之长，人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也。公、侯、伯、子、男，虽为美称，然古碻亦以是为进退。274《史记·卫康叔世家》，自贞伯以上皆称伯。顷、釐两世称侯。武公平戎有功，平王命之，自此称公，成侯复贬号为侯。及子平侯皆称侯。嗣君贬号曰君。以下四世，又皆称君，皆从其实书之，必国史元文也。君其实，称君则无复夸饰。《赵世家》：“五国相王，武灵王独不肯，曰：“无其实，敢有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谦，不欲妄有美称也。牧与伯即一物，自其受职于天子言之曰牧，自其长一州言之曰伯，故《王制》言“八州八伯”，而《曲礼》言州长曰牧。王者天下所归往，伯则诸侯之长。凡并时尊无与敌者，则谓之王。受命于王，以监察一方者，则谓之伯。然所谓王者，非真普天之下，尊无二上，亦就一区域之内言之，故春秋时吴、楚等国皆称王以其所王之区，本非周室号令所及也。参看第九章第二节楚熊渠、熊通事。徐偃王亦称王。《榖梁》哀公十三年，与吴辞尊称而居卑称，以令乎诸侯，以尊天子，即谓去王而称子也。然此特在中国，在江东未必如是。越之亡也，《史记》言其诸族子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为王而仍可服朝于人，即因其各居一区也。伯之始，似系就一区之内，分为九州，中由天子自治，是为县内，其外更分为八区，各委一人治之。尧、舜时封域，实不过今山东一隅，其时已有九州之制。已见第十章第二节。故《尚书大传》即有所谓八伯。见第七章第四节。其后疆域式廓，而此制不废，则其所治者，侔于《禹贡》之一州矣。召康公命齐大公，见《左氏》僖公四年。周命楚成王、见第九章第二节。秦穆公见第九章第四节。皆如此。此即《王制》所谓八州八伯，亦即《曲礼》所谓九州之长者。又周初声教所及既广，天子一人治理难及，于是有周、召分陕之制，见《公羊》隐公五年。后拟制者亦沿之，则《王制》所谓“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曲礼》所谓“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者也。《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疑亦附会此制以立说。《王制》又曰：“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此则依附周初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之事者也。周、召二公，世为王室卿士，二伯分陕之制，可谓仍存，特不克举其职耳。五霸迭兴，亦即九州之长之职，特其会盟征伐，所搂而及者更广；而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亦即三监之制；盖当时自有此法，故儒家之拟制者，亦以是为言也。李斯为荀卿弟子，此制或即原于儒家之说，亦未可知。战国之世，所谓七雄者，地小者与王畿侔，大者则又过之，实即春秋以前之王，故各国后皆称王。此时列国之封其臣，小者称君，如孟尝君、望诸君是也。大者亦称侯，如穰侯、文信侯是也。则临其上者，非更有他称不可。其时之人所拟之称号为帝，故齐、秦尝并称东西帝，秦围邯郸时，魏又欲尊秦为帝。始皇并六国后，令丞相御史议更名号，博士初上尊号为泰皇，始皇命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名为法古，实亦顺时俗所习闻也。

巡守朝贡之制，其为虚拟而非事实，亦与制禄爵之说同。《王制》云：“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周官》大行人则云：“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服，世壹见，各以其所宝贵为挚。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案晏子说巡守之礼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孟子·梁惠王上》。与《周官》《王制》所说，主为治诸侯者，绝不相同。《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孟子·告子下》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此皆三公黜陟之事。《白虎通义·巡狩篇》曰：“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岁一巡狩。三年小备，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夫省耕省敛，则所谓时有所生者也。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孟子·梁惠王下》。自营丘至于琅邪，则所谓方伯行国者也，二伯出述职黜陟，即周、召分陕之事，犹之蒙古宪宗命世祖治漠南，阿里不哥治漠北耳。设使周王是时，犹能亲历所属，安用是纷纷为？然则所谓巡守者，邦畿之大，不过齐之先君，犹能行之，过此以往，则不可知矣。安得如《尧典》所云，一岁之中，驱驰万里乎？《王制》所言巡守之法，皆本《尧典》，即《尧典》之传也《书疏》云：“郑玄以为每岳礼毕而归，仲月乃复更去，计程不得周遍，此事不必然也。”然果以东岳为泰山，西岳为华山，南岳为衡山，北岳为恒山，即不归而径往，又安得周遍乎？作《周官》者，亦知其事之不可行，故改为十二岁一巡守。然如《尧典》之所说，虽十二岁一举，亦岂能行？《左氏》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近畿之国，虽东周后，亦未尝不可举行巡守之典也。即如《周官》所说属象胥、属瞽史等，亦千里之内，犹或难之，况欲行之方数千里之广邪？

《左氏》昭公三年，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昭公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注》：三年而一朝。再朝而会以示威，《注》：六年而一会。再会而盟以显昭明。”《注》：十二年而一盟。其说与《周官》《王制》相出入。叔向所云明王之制，《义疏》引崔氏，以为朝霸主之法，盖是。春秋时，鲁数朝于晋，又尝朝于楚，驰驱皆在数千里外，然则《周官》《王制》所云，其为按春秋、战国时事立说无疑也。是时大国之诛求于小国者甚酷。如《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女叔侯谓鲁之于晋，“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是也。八年，公如晋朝，以听朝聘之数。是岁，五月，会于邢，以命朝聘之数。然则朝聘之疏数，亦大国制之，无定法也。275贡赋之数，本大国多，小国少。《左氏》昭公十三年，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是其事也。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会，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276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邾、滕之不与盟，即所谓附庸也。此等附庸，仍助大国共赋役。襄公四年，公如晋听政，请属郐。晋侯不许。孟献子曰：“郐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助焉。”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是其事也。又贡于大国多，贡于小国少。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敝邑将改职贡。”是其事也。《周官·司徒》，其食者几，郑《注》云：“足其国礼俗、丧纪、祭祀之用，乃贡其余，若今度支经用，余为司农谷矣。”《月令》：季秋：“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季冬：“乃命大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盖亦行于畿内之法，而后推之远国者也。《左氏》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注》云：“古者家其国邑，故以重赋为罚”，《疏》云：“言以国邑为己之家，有贡于公者，是减已而贡之，故以重赋为罚。”277大国之诛求于小国，犹国君之诛求于大夫也。

古有所谓兴灭国，继绝世者，书传以为美谈，实则贵族之互相回护而已。兴灭国，继绝世，说见《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之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案东周之亡也，秦尽入其国，而不绝其祀，以阳人赐周君，奉其祭祀，此即《书传》所谓兴灭国继绝世者。而如《乐记》述《牧野之语》，谓武王既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侯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五经异义》：“《公羊》说：存二王之后，以通三统。古《春秋左氏》说：封夏、殷二王之后，以为上公，封黄帝、尧、舜之后，谓之三恪。”通三统之说，见于隐公三年，《公羊解诂》云：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盖儒家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故必存二代之法，以备本朝之治既敝而取资焉，此乃儒家之说。三恪之名，见于《左氏》襄公二十五年，然僖公二十五年、昭公二十五年，皆云“宋于周为客”，则并非专指黄帝、尧、舜之后，亦不必专指夏、殷。盖尊礼先代之后，古确有其事，儒家乃因之以立通三统之义也。此亦犹契丹大祖尊遥辇于御营，亦贵族之互相回护而已。后世于此等事，率美而傅之，然于民何与焉？则尤其大焉者。盖古贵族皆恃封土以为食，而古人迷信“鬼犹求食”，亦与生人同。《左氏》宣公四年。失其封土，则生无以为养，死不能尽葬祭之礼，故古人以为大戚。纪季之以酅入齐也，曰：“请复五庙，以存姑姊妹。”即此义也。见《公羊》庄公二十三年。东周时国，往往有灭而复见者，则古人能行此者盖甚多。然有国有家者之所以争，以其利也，利其土地人民而争之，而复与之以采地，又何以充不夺不餍之欲乎？此先王之后所以卒绝，而封建之所以终变为郡县也。“寓公不继世”亦此义。

《王制》曰：“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以制爵禄之道言之，内诸侯与外诸侯，绝无以异，所异者，世与不世而已。变封建为郡县，无他，即变外诸侯为内诸侯而已。何以言之？案古之居民，最小者曰聚，大曰邑，又大曰都。278何以知聚最小，邑较大，都更大？以《史记》言舜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五帝本纪》。《左氏》言“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也。庄公二十八年，都邑等时亦通称，不可泥。合若干都与邑而统属之，则曰国。其君不世继者则为县。何以知县与国是一？以古书多记灭国为县者。其不记其兴灭建置者，县名亦率多旧国名，可推想其灭国而为县也。昭公二十八年（前514），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五年，蘧启疆言：“韩赋七邑皆成县。”又言：“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此卿大夫之采地，寖盛而成为县者也。《史记·商君列传》，言商君治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则国家新设之县，君之者不复世袭者也。楚县尹称公，楚称王，其所封之大国，固得称公也。然既谓之县尹，则必不复世袭，此即内诸侯禄之制。县为居民之区。已见第十一章第三节。郡则为军事而设。姚氏鼐曰：“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如所云阴地之命大夫，即郡守之谓也。案见《左氏》哀公四年。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见哀公二年。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恶异等。愚案《周书·作雒》云：“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则亦有大小之异。《晋语》：夷吾谓公子絷曰：君实有郡县。言晋地属秦，异于秦之近县，非云郡与县相统属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县，其县与己故县隔绝，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远地之体，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统有属县矣。”愚案《史记》：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三县，请封于江东。”皆见本传。此皆郡之军备优于县之证。楚有巫、黔中；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燕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魏有河西、上郡；皆所以控扼戎翟。参看第十章第一节。宜阳、淮北，则所以捍御敌国。吴起为魏文侯守西河，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勃鞮，见《左氏》僖公二十五年。即其类。然则郡县之兴久矣。东周之世，诸大国中所苞之郡县，固不少矣。秦始皇灭六国，以其异国初服，不可无以控制之，乃皆裂其地以为郡，使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焉，然非创制也。始皇之所异者，深鉴天下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复立国是树兵，故身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谓其行郡县，不如谓其废封建之为当也。

第二节　官制

古代官制，今古文说亦不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五经异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同。《尚书大传》云：“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义》同。公、卿、大夫、元士凡百二十。《通义》云：“下应十二子。”《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益以二百四十三下士，凡三百六十三，近乎一岁之日数。此即《尚书·洪范》所谓“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者也。其官：则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异义》。《韩诗外传》云：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九卿经传皆无说。《荀子·王制》《序官》，所举官名凡十三：曰宰爵，曰司徒，曰司马，曰大师，曰司空，曰治田，曰虞师，曰乡师，曰工师，曰伛巫跛击，曰治市，曰司寇，曰冢宰。除冢宰、司徒、司马、司空外，凡九官，或曰即九卿也。此今文说也。

古《周礼》说，亦见《异义》。曰：“天子立三公：曰大师、大傅、大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同其。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伪古文尚书·周官篇》本之。《周官》无师、傅、保之名，然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他官职文，涉及公孤者尚众。宰夫、司服、典命、巾车、司常、射人、司士、大仆、弁师、小司寇等。则谓《古文尚书》之《周官篇》为伪物可，谓其伪而又误，固不可也。此古文说也。

今古文异说，每为经生聚讼之端，实则其说亦各有所据。279《礼记·文王世子》曰：“《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书传》曰：“古者天子必有四辅：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文王世子》引旧《记》，系三言韵语，故于四辅三公之名，皆仅举其二。或指此篇为古文，谓其说不与今文相中，非也。不特此也，《大戴记·保傅》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大保，周公为大傅，大公为大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大子燕者也。”案《保傅》亦见《贾子书》，此大子作天子，是也。与古《周礼》说合，《戴礼》亦今文说也。又曰：“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道天下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贾子》作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志，《贾子》作意。常立于左，是大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弼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而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亦即《书传》之疑、丞、辅、弼。则谓今文无师、傅、保之官者必非矣。然则今古之说，又何别乎？曰：有大学之三老焉。有治朝政之三官焉。大师、大傅、大保，大学中之三老也。280司徒、司马、司空，治朝政之三官也。公乃爵之最高者，本不限于三人。治朝政之三官，盖自古即称三公。大学中之三老，其初虽为天子私暱，其后体制渐尊，故亦称为公。然究为天子私人，言国政者并不之及，故《周官》虽有公孤之名而无其职。而汉儒治古文者，乃将其与理政之官，并为一谈，此武帝所以讥《周官》渎乱不验也。何以知师、傅、保为大学中之三老也？案《保傅篇》又曰：“《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人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大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大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东南西北四学，盖疑、南。丞、北。辅东。弼西。所在，大学则师、傅、保所在，合三公四辅凡七人，故《孝经》言，“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也。《戴记》所言，为王居明堂之礼，《礼记·礼运》亦然。《礼运》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巫、史、卜筮、瞽侑，即疑、丞、辅、弼，三老即师、傅、保。三公盖司徒、司马、司空，一言在朝，一言在学，古明堂大学同物，亦即天子之居，此三公三老，一治国政，一为天子私昵之征也。281《礼记·曾子问》言：“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而《内则》言养子之礼曰：“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师保之名，父母皆同，傅夫一字，《礼记·郊特牲》：“夫也者，夫也”，《注》：“夫，或为傅。”女子不可言夫，故变文言慈。古以三为多数，贵族生子，盖使三父三母左右之，《公羊》襄公三十年《解诂》：“礼，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辅正其行，卫其身也。选老大夫为傅，选老大夫妻为母。”则女子亦有男女侍从。三母曰师、慈、保，三父则师、傅、保也，然则师、傅、保之初，亦仆御之类耳，云保其身体或有之，安能傅之德义，道之教训？更安能坐而论道邪？治民事者，古多言五官。282《曲礼》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者也。《左氏》载郯子、蔡墨，《淮南·天文》《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所言略同。《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之言曰：“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司事即司士，鸠民，即“典司五众”之谓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曰：“木者，司农也。火者，司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曰司营。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司营即司空，司农即司事，农者民事也。《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田即司农，理即司寇，都即司徒也。《左氏》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名虽异，其象五行则同。又《大戴·盛德》：“设其四佐：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亦即《繁露》之说，特未及君之官耳。今文家取其中之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古文则易司士以宗伯，益冢宰为六官。案《左氏》昭公四年，杜泄谓季孙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违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则司徒、司马、司空并称三官，春秋列国，确有是制。而宋官制有六卿。其名为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见《左氏》文公七年、十六年、成公十五年、哀公二十年。283《大戴礼记·盛德篇》曰：“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则《周官》之制所本也。《管子·五行篇》曰：“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理，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说虽不与《周官》同，而亦相类。案冢宰不独天子有之，284诸侯之国、大夫之家皆有之。《左氏》隐公十六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孟子》言“求也为季氏宰”《离娄上》。是也。《论语》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先进》。《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宰盖主财利之官，故《王制》犹言“冢宰制国用”。宰又为“群吏之长”，《仪礼·特牲馈食礼注》。故《论语》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宪问》。《檀弓》曰：“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则宰又主饮食，故叔孙使竖牛为政，而竖牛绝其饮食以死。《左氏》昭公四年。然则宰者，富贵之家，仆役之用事者耳，安得与治国政之三官比哉？今文家说，重国政而轻君之亵臣，故虽长群吏之冢宰，于制国用而外，亦绝不齿及也。《考工记》曰“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此王公乃指天子诸侯，郑《注》。而为古学者窃之以论三公，弥不仇矣。谓《周官》为渎乱不验之书，信不诬也。卿与乡实一字，《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墨子·非攻》云：晋有六将军。《尚同》以将军大夫连举，皆卿即将军之证，然则卿本军率之称也。

《王制》云：“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云：“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案《王制》又云：“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则郑说是也。《公羊》襄公十一年《解诂》曰：“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下卿即《王制》所谓下大夫也。《疏》引崔氏，谓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卿二：曰小宰、小司徒。司空下小卿二：曰司寇，曰小司空。司马下小卿一，曰小司马。牵合《周官》为说，殊无谓也。

《周官》地方之制：王城之外为乡，乡之外为外城，外城之外为近郊，近郊之外为遂，遂之外为远郊，远郊谓之野，野之外为甸，甸之外为稍，稍之外为县，县为小都；小都之外为鄙，鄙为大都。甸、稍、县、都皆采邑。乡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比长为下士，闾胥中士，族师上士，党正下大夫，州长中大夫，乡大夫即卿。遂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邻长，里宰，酂长，鄙师，县正，遂大夫，比乡官递降一级。遂大夫为中大夫，邻长无爵。《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小匡》参国之法：“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五鄙之法：“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说虽不同，要皆以五起数，与军制相应。《尚书大传》云：“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则以三起数，与井田之制相合。《礼记·杂记注》引《王度记》云：“百户为里，里一尹。”《疏》云：“《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为里。”七十二家即三朋。《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云：“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管子·度地》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曰百家，曰八十家，盖皆以成数言之也。古行贡法之地，其民服兵役，以什伍编制。行助法之地，民不为兵，则以八家起数。二说盖各有所据。什伍之制，多存于后世，而邻朋之制不可见者，则以井田废坏，而野鄙之民，后亦为正兵故也，参看第四第五两节自明。

孟子曰：天子一位，《繁露》曰：土者君之官，则人君之尊，初非殊绝于其臣，而天子之尊，亦非殊绝于群后也。然其后卒至殊绝者，则事势之迁流实为之。一群之中，公事本无由一人把持之理，故邃初政制，必为民主。迨以兵戈相慑服，胜者入据败者之群，而为之首长，则不复能以众意为兴替，于是世及之制兴焉。而氏族之长，与部落之酋，承袭之法，并为一谈矣，此以言乎一国之君也。至合众国而奉一国为共主，则其国初无一定，故邃初无所谓王霸。其后一部落渐强，诸部落莫能代兴，则此部落尸共主之位渐固，于是有天子诸侯之别。然为诸部落之共主者，虽有一定，而身膺共主之位者，尚不必即此部落中之酋长。如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大汗之位，虽非成吉思汗之子孙莫属，然仍必由忽烈而台推戴，即其事也。285我国之所谓“唐、虞禅”，盖亦如此。其后此一部族之力益强，酋长之承袭，不复许他部族置喙，则一国之君之承袭，与各国共主之承袭，又并为一谈。犹蒙古自仁宗以后，遂公然建储矣。此则我国自夏以来之制也。民权遗迹，犹有存于各国之中者。其大者，莫如《周官》之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286见小司寇。《左氏》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而问焉：此所谓询国危者也。盘庚之将涉河也，命众悉造于庭；《书·盘庚上》。大王之将迁岐也，属其耆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谓询国迁者也。《左氏》僖公十五年，子金教郤缺：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昭公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政，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文子致众而问焉：此所谓询立君者也。乡大夫《注》引郑司农说，谓大询于众庶，即《洪范》所谓谋及庶民。案《洪范》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又以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并言，则庶人操可否之权，亦五之一。又《孟子》言：“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此虽似空论，然《韩非子·外储说》，谓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与《左氏》言陈怀公朝国人，令欲与楚者左，欲与吴者右相合。则古必有成法，特其后渐废不行，遂至无可考耳。《管子》言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欲立啧室之议，人有非上之所过者内焉，《桓公问》。疑亦必有所据，非尽假托之辞矣，暴其民甚者，若周厉王之监谤，势不可以口舌争，则国人起而逐之，此等事虽不多见，然古列国之君，暴虐甚者，大夫多能逐之；大夫暴虐甚者，其君亦多能正之；诸侯与诸侯，大夫与大夫之间，亦恒互相攻击，虽其意不在吊民伐罪，然暴民甚者，亦多因此而覆亡焉。此平民革命之事，所以不数数见也。287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淮南子》曰：“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兵略》。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季孙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作室之挟于两社之间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其替益速。”《说苑·至公》。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左氏》文公十三年。盖贵族之冯恃兵力者，其初虽视所征服之民，悉为俘虏，财产亦悉为所有，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然天下非一人所私有之义，卒莫能泯，故贤者亦多能行之；而道术之士，尤哓音瘏口以谠言之也。288特是时之庶民，无拳无勇，欲倡使革命甚难，而以君正其臣，以列国之君之有道者，正其无道者，其势较易。于是尊王尊君之义大昌，而君主专制之权，遂日益巩固矣。

世及为礼之世，君位之承袭，往往与国家之治乱有关，故言治者恒致谨焉。氏族承袭之法，有相及者，有相继者。289继之中，又有立长者，有立少者，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曰：“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则卜。290襄公三十一年，穆叔亦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案《檀弓》：“石骀仲无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共王无冢適，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入拜。”定公元年，子家曰：“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皆立君以卜之事也。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先别適庶，次计长幼，制盖莫严于周，后世皆遵行焉。《公羊》隐公元年曰：“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解诂》曰：“適，谓適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適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適侄娣。適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適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此盖《春秋》所立之法，古制未必严密如是。素王之法，亦所以防争乱也。《春秋》隐公四年，“卫人立晋”。《公羊传》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众立之辞也。众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春秋》之立君，主依法，不主从众，以成法易循，众意难见也。

古代君臣相去，初不甚远，故有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之制。《尚书·大诰》之“王若曰”，王肃以为成王，郑玄以为周公。案《春秋》鲁隐公摄政，初未尝事事以桓公之命行之，则郑说是也。291《左氏》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甯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有君，实权皆在二相，实与周、召之共和行政无异。若鲁昭公出居乾侯，则鲁并未尝立君也。292知古贵族之权之大。君权既昌，此等事遂绝迹矣。

第三节　选举

邃古之世，公产之群，群之公事，必有人焉以治之，则必举其贤者能者，此即孔子所谓“选贤与能”。《礼运》。斯时之公职，既无利可图，而人之贤能与否，为众所共见，自亦不易欺蔽，其选举，必最能得人者也。逮此等公产之群，渐为黩武之群所征服，夷为有国有家者之属地，居其上而统治之者，乃有所谓君大夫。百战所得，视同私产，位皆世袭，不在选举也。俞正燮《癸巳类稿·乡兴贤能论》云：“大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贤兴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周单公用羁，巩公用远人，皆被杀。古人身经百战，而得世官，而以游谈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贤无方，则古者继世之君，又不敢得罪于巨室也。”然所征服之社会，旧有之事，征服者初不甚干涉之，故其选举之法仍存，此即《周官》乡举里选之制。有国有家者，间亦擢其人而用之，其初盖专取勇力之士，后乃及于凡贤者能者，此则《礼记·王制》《射义》诸篇，所述升于学及贡士等制所由来也。上既以是擢用，下自可因之以谋利禄，于是选举之途渐扩。东周以后，贵族骄淫矜夸，不足任国事，人君亟于擢用贤能；而井田制废，士之失职者亦益众，游士遂遍天下矣。此先秦之世，选法变迁之大略也。

《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之职：“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管子·君臣下》云：“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之；则士反行矣。”即此制也。293《小匡》曰：“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子父母，长弟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294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于五属大夫同。《立政》曰：“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皆与《周官》之制相似。俞正燮曰：“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乡兴贤能论》。其用之止于此而已矣。

《礼记·王制》曰。“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后然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案《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依贾《疏》，当作卿大夫士士庶子。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掌国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摈士者，凡邦国，三岁，则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亦司马属官也。《射义》曰：“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295贡士于天子。《注》：“岁献，献国事之书及计偕物也。三岁贡士，旧说云：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疏》云：“知岁献国事之书者？小行人云：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注》云：贡六服所贡也。功，考绩之功也。秋献之，若今计文书断于九月，其旧法也。云三岁而贡士者，以经贡士之文，系岁献之下，恐每岁贡士，故云三岁而贡士也。又知三岁者？案《书传》云：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赐以衣服弓矢。再赐以柜鬯，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书传》又云：贡士一不适谓之过。《注》云：谓三年时也。再不适谓之敖，《注》云：谓六年时也。三不适谓之诬，《注》云：谓九年时也。一绌以爵，再绌以地，三绌而地毕，《注》云：凡十五年。郑以此故知三岁而贡士也。”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又曰：“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注》：“泽，宫名也。”《疏》：“盖于宽闲之处，近水泽为之。《书传》论主皮射云：乡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泽宫，揖让之取也。”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古明堂大庙同物，《左氏》文公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即不与于祭之谓。观乡大夫既献贤能之书，复退而行乡射之礼，可见古者专以射选士。诸侯贡士，其初殆如周世宗、宋太祖，升州兵之强者于京师耳。《管子·明法解》：“明主在上位，则竟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296此选举之所以属司马也。《白虎通义》曰：“诸侯三年一贡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贵义也。治国之道，本在得贤。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故《月令》：季春之月，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有贡者复有聘者何？以为诸侯贡士，庸才者贡其身，盛德者贡其名，及其幽隐，诸侯所遗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白虎通佚文》，据陈立《疏证本》卷十二。观其所贡，而其所聘者可知矣。盖古之汲汲于求勇士如此。然演进渐深，政治所涉渐广，所求之材，不止一途，则其所举之士，亦渐不专一格矣。乡举里选，为农耕社会固有之制，故不专尚武勇。

古之选举者，其初盖专于乡，以其为战士所治之区也。《管子》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江永《群经补义》，谓十五乡有贤能，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其说是也。然工商之乡，亦未尝遂无所举。《大匡篇》言：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令鲍叔进大夫，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士耕者，令高子进工贾是也。《周官》遂大夫之职云：“三年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注》曰：“兴甿，举民贤者、能者，如六乡之为也。”《疏》云：“此文不具，故郑就乡大夫解之。”案遂宾兴之法，果与乡同，《周官》不应略不之及，则其选举之法，必不能如六乡之优可知矣，盖国与野之界限，未能全泯也。参看第十一章第四节。

私家之臣，升于朝者，古亦多有。如《论语》言“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宪问》。《左氏》言“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哀公十六年。是也。古代公家用人，由大夫保任者似颇多。羁旅之士，亦或因之以进。故《孟子》言“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也。《万章上》。《史记·蔡泽列传》云：“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国语·晋语》云：“董叔将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商君书·农战》曰：“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297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耳，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柱木也，俞不冀矣。”贵族之任人如此，宜乎人君不得不求之草泽也。

历代世禄之家，未有不盘乐怠敖，一无所能者。《春秋》讥世卿之义，盖由是而兴。见隐公三年、宣公十年。然其事有甚难焉者。盖古之事人，恒以其族，去官则族无所庇，《左氏》文公十六年：“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故有一族之人，并起而为难者。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以作乱”是也。《左氏》昭公二十二年，七月，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八月，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前城，百工叛。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梁惠王下》。巩简公弃其子弟而用远人，为群子弟所贼；《左氏》昭公二年。单献公弃亲用羁，为襄、顷之族所杀；七年。吴起、商鞅，皆身见诛戮；亦可谓难矣。然大势卒不可挽，“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梁惠王下》。盖时局日亟，决非骄淫矜夸者所能支持，故其时之人，虽犹习以世臣为与国同休戚，然卒不能不坐视游谈之士，代之而兴也。

游谈之士之兴也，盖亦缘迫于生计，炫于富贵。《战国·秦策》记苏秦之事，可谓尽之矣。然其事实不自战国始。《论语》言：“子张学干禄。”《为政》。又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大伯》。又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则春秋之世，士之干进者既多矣。孟子曰：“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贽；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则儒家亦不以为非也，况于纵横家乎？此等失职之士，其初求举，盖仍在乡里之间。《论语》：“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家必闻，在邦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盖违道干誉之流，主进取者，为孔子所谓闻，求无过者，则孟子之所谓乡原；《孟子·尽心下》曰：“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管子·大匡》曰：“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可见当时视乡评颇重，州里莫称者，吏敢举之者必少也。其实皆以求利而已矣。然“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目睹夫“一日县令，子孙累世絜驾”，《韩非·五蠹》。则乡举里选之士，用之止于府史胥徒之流者，不复足以餍其欲，而不得不历说诸侯之廷矣。《史记·吕不韦传》言“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又何怪奔走诸侯之廷者之众也？此等游说之士，其达者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298《孟子·滕文公下》。《战国策·齐策》亦曰：“齐人见田骈曰：今先生设为不宦，资养千钟，徒百人。”案当时游说之士，颇以朋友接引为重。《穀梁》昭公九年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传，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才，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礼记·儒行》曰：“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中庸》曰：“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皆朋友互相援引之证。叔孙通从儒生弟子以游汉，先秦时早有其事矣。其穷则“家累千金，以游仕不遂，而破其家”。299《史记·吴起列传》。甚有宦三年不得食者。《左氏》宣公二年，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请以遗之。与王符、葛洪所讥汉、晋时游宦之士何以异？使此等人与人国家事，安得不惟利是图？《史记·田敬仲世家》言：“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与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乍观之，一似齐人谋国不臧，嫁罪于客者。然《管子·八观》曰：“权重之人，不论材能而得尊位，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商君书·农战篇》，亦以“民随外权”为虑。则食其禄而反为间谍者未始无人。韩非疾“宽则宠名誉之人，300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史记》本传。商君亦疾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见《饬令》《农战》等篇。而欲一其民于农战；蔡泽称吴起之功，在于“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厉百姓”；本传。宜矣。此所以贵族虽不可用，而韩非所亟称之法术之士，亦终不能跻斯世于治平与？

古代用人，虽亦不能尽当，然其论材之法，则有大可取者，《大戴记·文王官人》之篇是也。《周书·官人篇》大同。此亦专门之学，刘劭之《人物志》，犹衍其绪，殊足究心也。

第四节　租税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税，二曰赋，三曰役。301而此三者，实仍是一事。盖邃古职业少，人皆务农，按其田之所获而取之，是为租。马牛车辇等供军用者，自亦为其所出，是为赋。有事则共赴焉，是曰役。至于山林薮泽等，其初本属公有，自无所谓赋税。关之设，所以讥察非常，不为收税。商则行于部族与部族间，不为牟利之举。当部族分立之时物产既少，制造之技亦尚未精。或则必需之品，偶尔缺乏，不得不求之于外。又或其物为本部族所无，不得不求之于外。此时奢侈之风未开，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于民生利病，关系甚巨。有能挟之而来者，方且庆幸之不暇，安有征税之理？《金史·世纪》：“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易者，景祖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泽征商之税，无一非后起之法也。

欲明古代之田税，必先知古代之田制。《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后人疑之者：一谓三代授田，忽多忽少，则田之疆界，岂不将时时更易？劳民而无益于事。二则贡彻二法，田无公私之别，按其所收获，而取其十分之一，谓之什一则可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亦见《孟子》。说者谓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韩诗外传》卷四同。《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赵《注》：“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则为十一分而税其一矣，安得云什一？殊不知三代皆异民族；三代之王，皆为同族，然其所治之民，则不必同族。兴起之地，亦复不同；既非前后相承，何怪不能画一？至于什一之数，不能密合，则古人言数，率多辜较之辞，而尤好举成数。井田之法，以一区之中，公田与私田之比率论，为一与八；就一夫所治之田论，则为十一分之一；古人既辞不审谛，概以什一言之，亦无足怪。《孟子》又云“请野九一而助”，则其所行者，不得谓与“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者有异，自不得谓“其实皆什一”一语为可疑也。故孟子所言三代税法，必为当时实事也。

田有畦田与井田之别。《九章》有圭田求广从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盖井田者，平地之田；畦田，则在高下不平之处者也。圭畦即一字。302《孟子》赵《注》云：“圭，洁也。”《王制疏》云：“圭，洁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洁白，乃与之田。”乃曲说。后世城市，求利交通，必筑于平夷之地。古代则主为守御，必筑于险峻之区，故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易·坎卦彖辞》。又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公孙丑下》。古之民，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别。征服者必择险峻之地，筑城而居，而使所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为事耕耘。故郑注《周官》，谓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虽未能言其所以然，然于事实初不缪也。《匠人注》云：“畿内用贡法者，乡遂及公邑之吏。旦夕从民事，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国用莇法者，诸侯专一国之政，为其贪暴，税民无艺。”此说未合事情，然又引《孟子》，谓邦国亦异外内，自不误也。孟子说滕文公“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亦犹行古之道耳。至所谓“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者，其田即国中什一使自赋之田，以其在山险之地，不可井授故名之曰圭田，此即《王制》“夫圭田无征”之圭田。以其免税，《王制》郑《注》。故特言之，其田则初无以异也。又云“余夫二十五亩”，则平地零星不可井之田，与圭田之在国中者异。夏、殷之世，田制已难具详。周代国中用贡法，野用助法，必无大缪，303故《孟子》言“周人百亩而彻”，彻即什一使自赋之法，又云“虽周亦助”也。

贡与彻何别？曰：农耕之群之初为黩武之群所征服也，则取其租税以自奉而已矣，其群之事，非所问也。职是斯时之纳税者，乃为所征服者之群而非其人人。犹后世义役之制，乡自推若干人以应役，官但求役事无阙，应役者为谁，初不过问也。职是故，乃有“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之恶法焉，孟子引龙子语。彻无是也。故贡与彻，取民之数同，其取之之法则大异。助彻二法，取民之数，大致相同，然助法公私田分别，吏无以肆其诛求，故龙子谓“治地莫善于助”也。及后世公私之利害，益不相容；则民有尽力于私田，而置公田于不顾者，于是有履亩而税之法。《春秋》之“初税亩”是也。此时公私田之别犹在，至阡陌开，而公私之别荡然矣。然阡陌之开，为势不容已之事，故其后履亩而税，逐渐成常法也。

地税初盖惟有田，其后任地之法各异，利亦迥殊，而分别之税法出焉。《周官》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圃，树果蓏之属，季秋于中为场。樊圃谓之园。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读为仕。仕者亦受田，所谓圭田也。304贾田，在市贾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谓六遂余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乡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305园廛亦轻之者，廛无谷，园少利也。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罚以三家之税粟。民虽有闲无职事者，犹出夫税家税也。夫税者百亩之税。家税者，出士，从车辇，给徭役。”案《周官》战国时书，故税地之法稍杂。《孟子》言：“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宅不毛田不耕者，其地当作别用，故税之较重，非必游惰不事事之罚也。

赋以足兵，别于论军制时言之。力役之法：《周官》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注》云：“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余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数。”案古女子亦应役，306观第五节所言可知，此古应役之人数也。其年限：则乡大夫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云：“七尺，谓年二十。知者？案《韩诗外传》二十行役，与此国中七尺同。《后汉书·班超传注》引《韩诗外传》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六尺，谓年十五，《论语》云：可以托六尺之孤，郑《注》云年十五以下。所征税者，谓筑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钱。若田猎五十则免，是以《祭义》云五十不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与服戎。”案《王制》又云“五十不从力政”，安得云事筑作、挽引、道渠之役乎？则《戴记》《周官》，说实不可强合也。服役日数：《王制》云：“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周官》均人云：“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二说相合。其免役者：乡大夫云：“国中贵者、贤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王制》云：“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礼运》曰：“三年之丧，与新有昏者，期不使。”《荀子·大略》：“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举家不事。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事。父母之丧，三年不事。齐衰大功，三月不事。从诸侯不，与新有昏，期不事。”从诸侯不，《注》云：“不当为来。”案其下并有夺文。《杂记》云：“三年之丧，祥而从政。期之丧，卒哭而从政。九月之丧，既葬而从政。小功缌之丧，既殡而从政。”《丧服大记》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绖带，金革之事无辟也。”按《曾子问》：“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公羊》宣公元年，“古者臣有大丧，君则三年不呼其门。已练，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礼也。闵子要绖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盖善之也。”则古之所以优恤有丧者厚，而后世较薄也。《管子·入国》：“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八十已上，二子无征。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有三幼者无妇征。307四幼者尽家无征。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注》：“既无父母，又无所养之亲也。”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言免役之法尤备也。

《周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弊余之赋。”《注》：“财，泉谷也。郑司农云：邦中之赋，二十而税。”各有差也。弊余，百工之余。玄谓赋，口率出泉也。308今之筭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乡大夫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师之职，亦云以征其财征；皆谓此赋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疏》云：“削有大夫采地，谓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赋税入大夫家。采地外为公邑，其民出泉入王家，县都同。”此平民也。关市山泽，谓占会百物；《疏》云：“关上以货出入有税物。市若泉府廛布总布之等，亦有税物。山泽，民人入山取材，亦有税物。此人占会百物，为官出息。”弊余，谓占卖国中之斥弊；斥弊，谓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卖之，故名斥弊。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弊余各入其所有谷物，以当赋泉之数。”按司农即约载师以为言，后郑则据汉法之口赋也。司会云“以九赋令田野之材用”，恐所入者实非泉谷。大宰又云：“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弊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此则取诸异国者。其初盖仅仅取之邦畿之内，远国庸有贡者，然必甚稀，不能为经常之用。然及其后，则霸国亦遂诛求之于小国矣。参看第一节自明。

田税之所取，初盖专于谷物，力役亦止于其身而已，然其后则无物不取之于民，此民之所以重困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注》云：“国有军旅之事，则横兴此三赋也。”案《管子·国蓄》云：“以室庑藉，谓之毁成。以六畜藉，谓之止生。以田亩藉，谓之禁耕。以正人藉，谓之离情。以正户藉，谓之养赢。”正人、正户，盖谓有税役之人与户。取于正人，人口将有隐匿；取于正户，则重困有税役之家，无税役者顾邀宽免；故曰养羸形似而误为赢也。此言其所取之人。《山至数》言：“肥藉敛则械器不奉。”又言：“皮、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此言其所藉之物。《揆度》言：“君朝令而夕求具，国之财物，尽在贾人。”则初不必军兴而后然。盖古之封君，即后世之田主。此时尚未有私租。后世之田主，固多凡物杂取之于佃户者。古代奢侈不甚，军旅之事较少，故其取民也简，后世一切反是，则取民者亦苛也。夫如是，与其多取之农，自不如广征他税之为得。《国蓄》曰：309“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粜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盖山海池泽之地，非凡民所能有，君不取，利亦徒入于豪民，实不如收其利而善管之为得也。惜乎真能行此义者甚少，利权仍辗转操之货殖之家耳。《史记·货殖列传》所著货殖之家，多占山海池泽之地者，盖君先障管之，又以畀之此等人。

《王制》云：“名山大泽不以封。”《注》云：“其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按《王制》又言，“泽梁无禁”，而《荀子·王制》言“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则税之亦非今文家意也。310《左氏》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载书云：“毋壅利。”《注》云：“专山川之利。”芮良夫言：“荣夷公好利”，盖即谓其专山川之利，参看第八章第八节。昭公二十年，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即所谓障管者。《穀梁》庄公二十八年、成公十八年，两言：“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之即设官障管也。而三年又言陈氏厚施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则春秋时犹有行之者，然其后则渐少矣。《月令》：季冬：“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敛怨于下。”《周官》：山师：“掌山材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皆税之之法也。《曲礼》曰：“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盖国君视山泽为私产久矣。311《史记·平准书》言汉时：“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此制必沿自战国，不然，秦、汉必不能一日而尽障管天下之林麓川泽也。《管子·戒篇》曰：“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征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若市之人。”此犹为旧说。《海王》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当作正人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之重加一也，三十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此官卖盐铁之说也。当时必有行之者，故汉世郡国，犹问有盐铁官也。

《王制》云：“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管子·五辅》《小匡》两篇同。《霸形》云：“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戒篇》云：“关讥而不征，市正而不布。”《问篇》云：“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孟子·公孙丑上》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注》：“当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当征其廛宅也。”“关讥而不征。”盖古之于关市，有不税者，有税其一者，有并税之者；而市之税，又有取其物与取其布二法；《周官》：大府，“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可见其所取者多实物。其不税之而但收其地租者，亦有法与廛二法。312晚周之世，征税盖不免重叠，故诸子并以为戒也。《孟子·梁惠王》《荀子·王制》《王霸》并言“关市讥而不征”，市不司稽察，盖挟句连言之。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又曰：“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公孙丑下》。则关市之征，皆为后起之事。然春秋以后多有之。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滕文公下》。晋平公曰：“吾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韩诗外传》卷六。“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事也。《月令》：仲夏：“关市无索。”仲秋：“易关市，《注》谓轻其税。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周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注》：“征廛者，货贿之税，与所止邸舍也。关下亦有邸舍，其出布如市之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参看第十二章第三节。二者皆战国时书，故言之较详也。《管子·幼官》：三会诸侯，令曰：“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大匡》曰：“弛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可见当时通行之税率。然《问篇》又言：“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合“逼介之关，暴征其私”之言观之，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则当时之关，有需索及于行旅者矣，而谓其税商人能谨守绳尺乎？《商君书·垦令》曰：“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又曰：“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此法家重农抑商之论，然能行之者亦少也。

第五节　兵制

古代兵制，当以春秋、战国之间为一大变。春秋以前，为兵者率皆国都附近之人，战国时乃扩及全国。而杀戮之惨，战争时创痍之甚，亦即与之俱进焉。

言古代兵制者，率依据《周官》，以其文独完具也。然《周官》实已为后起之制矣。《夏官序官》云：“凡制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自来言古兵制者皆主之。然此说实与今文异。今文之说，见于《白虎通义·三军篇》。其说曰：“国必三军何？所以戒非常，伐无道，尊宗庙，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军也？《论语》曰：子行三军则谁与？《诗》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三军者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师为一军，六师一万五千人也。《传》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当；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当；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当；万人必死，横行于天下。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大平也。《穀梁传》曰：天子有六军，诸侯上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此文为人窜乱，几不可读。然其说仍有可考见者。《说文》以四千人为一军，《一切经音义》引《字林》同，是万二千人适三军也。《鲁颂》云：公徒三万。《管子·小匡》述作内政寄军令之制曰：“五人为伍，轨长率之。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其所谓旅，即《白虎通义》所谓师，然则古实以万人为军，天子则又加二千人也。313《孟子·告子下》言：“三不朝则六师移之。”亦以天子为六师。《说文》云：“军，圜围也。”则军乃战时屯驻之称，其众之多少，本无一定。战时亦不论人数多寡，皆分为三。见《诗·常武疏》。《公羊》隐公五年《解诂》：“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二千五百人称师句，必后人所改。《穀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实与万人为军，天子又加二千人之说合，知今《通义》所引，亦必后人所改也。凡今文家所言制度，率较古文为早，观《白虎通义》与《周官》所言兵数之不同，而可知兵数之渐增矣。《左氏》襄公十四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与《周官》合。

出兵之法：《周官》大司徒云：“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云：“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夏官序官注》云：“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族，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家所出一人。”《遂人注》云：“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是郑谓乡遂之人，皆服兵役也。出车之法：今文家谓：“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又哀公十二年《解诂》云：“礼：税民不过十一，军赋十并不过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昭公元年《解诂》。《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集解》引包咸说同。古文家用《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云：“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土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小司徒疏》谓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再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故十井九十夫之地，惟有三千家。郑注小司徒引之。又其一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楣具备，谓之乘马。”如此说，则地方千里，当得兵车万乘，士三万，卒七十二万。《史记·周本纪》：“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314《孙子·用间》：“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淮南·兵略》：“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皆据此立言也。此说，《汉书·刑法志》、郑《注》《论语》“道千乘之国”见《小司徒》及《礼记·坊记疏》。服虔注《左氏》作丘甲成公元年，见《诗·小雅·信南山疏》。皆用之。郑以前一说为采地制，后一说为畿外邦国法。《坊记疏》云：“凡出军之法：乡为正，遂为副。公邑出军与乡同。公卿大夫采地为井田，殊于乡遂，则出军亦异于乡遂。王畿之外，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乡遂。计地出军则丘甸。”《小司徒疏》云：“凡出军之法：先六乡。不止，出六遂。犹不止，征兵于公邑及三等采。犹不止，乃征兵于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乡遂。犹不止，则诸侯有遍境出之法，则十乘之赋是也。”案如《司马法》之说，一同之地，仅得百乘，与今文家说大国方百里千乘，天子畿方千里万乘者不合，故《疏》必以遍地出军之法通之。其实今古文说，本不可合。《司马法》与《周官》亦不合。古文家既强据《周官》为周制，又强以《司马法》说《周官疏》家虽曲为弥缝匡救，终不能自圆其说也。《诗·采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笺》云：“《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乱，羡卒尽起。”《疏》云：“天子六军千乘，今三千乘则十八军矣。《地官》小司徒职，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纵令尽起，惟二千五百家，所以得有三千者？盖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举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数有改易，六乡之内不必常有千乘况羡卒岂能正满二千五百也？当是于时出军之数有三千耳。或出于公邑，不必皆乡遂也。”又《礼记·坊记》言：“制国不过千乘。”《疏》云：“千乘之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案《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则是过千乘，云不过千乘者？其地虽过，其兵赋为千乘，故《论语注》云：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又《诗·公刘疏》云：“夏、殷大国百里。周则大国五百里，大小县绝，而军数得同者？周之军赋，皆出于乡，家出一人，故乡为一军。诸侯一军，出其三乡而已。其余公邑、采地，不以为军。若夏、殷之世，则通计一国之人，以为军数。大国百里，为方一里者万，为田九万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当一，半之得四万五千家。以三万七千五百家为三军，尚余七千五百，举大数，故得为三军也。次国七十里，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为田四万四千四百夫。半之，得二万二千五十家。二军当用二万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羡卒充之。举大数，亦得为二军也。小国五十里，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为田二万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家。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满一军。举大数，亦得为一军也。”皆穿凿之说也。古之民，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别。征服者居中央山险之地，服兵役，是为乡。所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其人亦非不能为兵，惟但使保卫闾里，不事征戍，如后世之乡兵然。故《周官》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据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古兵农不合一之说，江永《群经补义》首发之，而此篇继其后，其论皆极精辟者也。江氏云：“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又言鲁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皆足为予征服之族居中央为兵，所征服之族居四周不为兵之说之证。315郑谓遂之军法如六乡，非也。《小司徒职》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田事而令贡赋。”亦与军赋无涉。《周官》实无计地出车之法，兵车牛马，亦皆公家所给。亦据朱大韶说。案《坊记》及《左氏》成公元年《疏》，亦谓乡遂之车马牛，为国家所给，特未能破《司马法》之说耳。盖至战国，用兵益多，军赋益重，乃有如《司马法》所云之制。《周官》虽六国时书，所言军制犹较旧，故其兵虽多于今文经，犹无《司马法》遍地出军之法也。此又可见兵数之日增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左氏》杜《注》云：“此甸所赋，今使丘出之。”哀公十二年，“用田赋”。杜《注》云：“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疋，牛三头。今欲别其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疏》：“贾逵以为欲令一井之间，出一丘之税，多于常一十六倍。杜说则谓旧制丘赋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内资财，并共一马三牛，今欲别其田及家资，令出一马三牛，又计田之所收，更出一马三牛，是为所出倍于常也。”案贾逵所言之数大多，《国语》韦《注》已疑之。杜说亦无据。自以《异义》之说为得也。《左氏》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杜《注》亦云：“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今子产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疏》：“服度以为复古法，丘赋之法，不行久矣，今子产复修古法，民以为贪，故谤之。”案成公元年《穀梁》云：“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公羊》何《注》意同。非所能为之事，安能强之？然《左氏》僖公十五年，吕甥言：“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又欲不谓为非使州作兵而不得也，是又何邪？案用田赋之事，《国语·鲁语》载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注》：“有军旅之岁也。”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公羊·解诂》曰：“赋者，敛取其财物也。言用田赋者，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五经异义》：“有军旅之岁，一井九夫百晦之赋，出禾二百四十斛，刍秉二百四十觔，釜米十六斗。”则系加取其物，故《穀梁》云“古者公田十一，用田赋，非正也”。窃疑州兵丘甲，亦当是敛其财物，而别使工人作之。316不然，甲纵凡民能勉为之，兵岂人人所能为邪？《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阜，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此颇近乎《司马法》所言之制，当是野鄙之民出赋之渐也。

《史记·苏秦列传》：秦说六国之辞，于燕云：“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于赵云：“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于韩云：“带甲数十万。”于魏云：“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于齐云：“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于楚云：“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张仪列传》仪说六国之辞，亦不甚相远。仪说楚，言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说韩言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又韩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养在其中矣。又言魏卒不过三十万。又《范雎蔡泽列传》：雎言秦奋击百万，战车千乘，泽言楚持戟百万。《穰侯列传》：须贾言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知其说颇得实。战国时之大国，大率皆方千里，《孟子·梁惠王》上言：“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辜较言之是也。当时大国，计其面积，皆不止千里，然多未开辟之地，于国力无与也。然其兵，则较之《周官》之六军，又不啻数倍矣。此骤增之兵数，何自来邪？曰：皆春秋以前不隶卒伍之民也。鞌之战，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左氏》成公二年。是齐之兵虽折于外，其四境守御之兵仍在。乃苏秦说齐宣王曰：“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则其情势大异矣。张仪说魏王曰：“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万。”说韩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其说齐湣王曰：“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则战国时，危急之际，无不倾国以出者。不特此也，苏秦北见燕王哙，谓：“齐异日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以役矣。”见《战国策·燕策》。燕王哙乃昭王之误。案苏秦说齐宣王，谓：“临菑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虽设说，亦可想见当时有空国出兵之事。王翦以六十万人伐楚曰：“今空秦国甲士而委于我。”《史记》本传。是逐利者亦或倾国而出也。《王制》曰：“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韩诗》说：“二十从政，三十受兵，六十还之。”见《诗·击鼓疏》。《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礼戴》《易》孟氏说皆同。《白虎通义·三军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年六十归兵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盐铁论·未通篇》亦云：“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后汉书·班超传》，班昭上书曰：“妾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则误以从役之年，为受兵之年矣。317而《赵策》：“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反报曰：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乃召昌国君乐闲而问曰：何如？对曰：赵四达之国也，其民皆习于兵，不可与战。”此谓赵之民，虽未壮者，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也。观长平之役，秦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则乐闲之言信矣。其兵数安得不增哉？然战争之酷，则亦于斯为烈矣。

荀子论六国之兵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议兵》。盖惟秦，真能驱全国之民使为兵，故其数多而且强也。《战国策·齐策》：“田单问赵奢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此亦可见古以万人为军。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马服君曰：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且夫吴干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兼有是两者，无钩咢镡蒙须之便，操其刃而刺，则未入而手断。君无十万二十万之众，而为此钩号镡蒙须之便，而徒以三万行于天下，君焉能乎？此谓行军必更有厮徒之属。《公羊》宣公十二年，子重言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张仪言魏有厮徒十万。可见古行军颇以厮养为重。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此可见兵之所以多。然田单所言之祸，则亦无可免矣。318《齐策》：苏秦说齐湣王曰：“彼战者之为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祷祝，君翳酿；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此虚中之计也。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酷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军之所出，矛戟折，镮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天下有此再费者，而能从诸侯者寡矣。攻城之费，百姓理檐蔽，举衡橹，家杂总身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于立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上倦于教，士断于兵，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武安君亦言：“长平之事，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馈，以靡其财。”见《中山策》。胜者之祸如此，况败者乎？孙子言：“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信矣。

《史记·鲁仲连列传》：连言“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集解》引谯周曰：“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余，天下谓之首功之国。”《商君书·竟内篇》：“人得一首则复。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长，屯长赐爵一级。有爵者乞无爵者为庶子，级一人。爵五大夫，或赐邑三百家，或赐税三百家。能得一甲首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即谯周之所云也。案泓之战，《公羊》是之，《左》《穀》非之，《公羊》儒家言，《左》《穀》古文，战国时说也。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楚庄王还师而佚晋寇；则春秋时犹有能行仁义者。当时用兵，惟夷狄之国，较为野蛮，《穀梁》之狄秦，僖公三十三年，言秦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公羊》讥吴反夷狄是也。定公四年，吴入楚，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陈之从楚伐郑也，“当陈隧者，井堙木刊”，《左氏》襄公二十五年。盖犹为报怨起见。鲁之入邾也，昼掠，又宵掠，襄公七年。则利其所有矣。至秦，遂至于“主必死辱，民必死虏”，《齐策》陈轸之言。事势之迁流，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又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尽心下》。而淮南王言：七国之民，“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览冥》。盖为刑罚所驱爵赏所诱，无不失其本心者矣。岂不哀哉？

《商君书·兵守篇》言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319《墨子·备城门》言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备穴篇》：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各半。则古女子亦从军。故《周官》司徒言家可任者，郑《注》以男女老弱通计也。见上节。楚王之围汉荥阳也，汉王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人，《史记·项羽本纪》。则楚、汉之间，女子犹可调集。《史记·田单平原君列传》，皆言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决非虚语矣。此亦见当时军役之重也。《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疏》谓“古人或以妇女从军”，则厮徒中亦有女子矣。

车易为骑，盖始于战国之世；第十三章第四节引《日知录》已言之。案车战之废，与骑战之兴，实非一事。320盖骑便驰骋，利原野，吾国内地，古多沟洫阻固，骑战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骑亦无所用之也。《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前541），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狄。《周官》有舆司马、行司马，孙诒让《正义》，谓即《诗·唐风》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说是也。《大司马职》云：“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

苏秦、张仪言七国之兵，虽皆有骑，然其数初不多。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其实乃欲以临胡貉。攻中山凡五军，赵希将胡、代之兵为其一，《史记·赵世家》。初不言为骑兵。盖中山亦小国，不利驰骤也。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乃有选骑万三千匹，《史记》本传。逾于仪、秦所言秦、楚举国之数矣，以所临者为骑寇也。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骑战至战国时始兴。言车骑徒之长短利害者，莫详于《六韬》。车大抵利平地而忌险阻山泽污下沮洳。骑虽不尽然，然亦虑人为深沟坑阜。惟徒兵依丘陵险阻，不则为行马蒺藜以自固，实最利于险也。

兵之始，或以木，黄帝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是也。《礼记·内则》：“国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曰：“桑弧蓬矢，本大古也。”此亦大古以木为兵之一证。或以石，肃慎氏石砮是也。惟蚩尤始以金属为兵，说已见前。《管子·小匡》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钮夷锯”美金者铜也，恶金者铁也。《周官》：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罚、货罚，人于司兵。321《越绝书·宝剑篇》，薛烛论巨阙，谓“宝剑者金锡和同而不离”，则古之兵，皆以金与锡为之。然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史记·信陵君列传》。张良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以椎击秦皇帝于博浪沙中；《留侯世家》。则先秦之末，铁之用稍广，而铜之用稍微矣。伪《古文尚书·说命》曰：“惟甲胄起戎。”《伪传》云：“甲，铠；胄，兜鍪也。”《疏》曰：“经传之文，无铠与兜鍪，盖秦、汉以末，始有此名，《传》以今晓古也。古云甲胄，皆用犀兕，未有用铁者，而鍪铠之字皆从金，盖后世始用铁耳。”《费誓疏》云：“经典皆言甲胄，秦世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铠、鍪二字皆从金，盖用铁为之，而因以作名也。”《周官·司甲注》：“今之铠也。”《疏》：“古云皮，谓之甲；今用金，谓之铠，从金为字也。”此亦铁之用渐广之征也。《墨子·节用》曰：“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淮南·氾论》曰：“为挚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322案今云南之猓猡人，无不带兵，然未有用之于人者，知墨子、淮南王之言，不我欺也。兵之始，有直刺者，有横击者。直刺者欲其不易脱，则又曲其刃之端。《考工记》所谓击兵、刺兵、句兵是也。其及远者则为矢。此皆以木者也。其以石者，则或桀以投，《左氏》成公二年，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或乘高而下。乘高而下者，所谓垒石是也。《汉书·晁错传》：“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李广苏建传》：“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发之以机，则古谓之，亦后世以机发石之祖也。《左氏》桓公五年，“动而鼓。”《疏》云：“贾逵以为发石，一曰飞石，引范蠡《兵法》作飞石之事为证。《说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其机以槌敌，与贾同也。”《明史·兵志》云：古之炮皆以机发石，至明成祖征交阯，始得火器，为神机营肄之。以为攻具者，登高以望日巢车。以之攻城，则曰云梯。在上临下曰临，从旁冲突曰冲。《诗·大雅·皇矣》：“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祟墉。”毛《传》云：“钩，钩梯也。所以钩引上城者。临，临车也。冲，冲车也。”疏云：“钩援一物，正谓梯也。以梯倚城，相钩引而上。援，即引也。云钩钩梯，所以钩引上城者？墨子称公输般作云梯以攻宋，盖此之谓也。临者，在上临下之名，冲者，从旁冲突之称，故知二车不同。兵书有作临车、冲车之法，墨子有《备冲》之篇，知临冲俱是车也。”《左氏》成公十六年《注》曰：“巢车，车上为橹。”《疏》曰：“《说文》云：，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橹，泽中守草楼也。”《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左氏注》：“楼车，所以窥望敌军，兵法所谓云梯。”盖巢车与钩援，为相类之物也。军营所处，筑土自卫，谓之为垒。《左氏》文公十二年《疏》。筑土为山，以窥城内，曰距堙。《书·费誓疏》。作高木橹，橹上作桔槔兜零，以薪置其中，谓之烽。常视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史记·信陵君列传集解》引文颖。又有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者。见《墨子》：案《公羊》庄公十七年，遂人以药歼齐戍，《左氏》襄公十四年，晋以诸侯伐秦，秦人毒泾上流是也。案《考工记》云：“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然则短兵者，利于山林者也。而山林者，禽兽之所处也。兵之短者莫如剑。《考工记》又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剑：上制长三尺，中制二尺二寸，下制五尺。”盖兵以剑为最短。然人人佩之者惟剑耳。夫人人所佩者，惟行山林之兵，则兵之始，固所以御异类也。墨子、淮南王之言，岂欺我哉？

第六节　刑法

言古代刑法者，每喜考中国之有成文法，始于何时，其实此乃无甚关系之事也。邃古之时，人与人之利害，不甚相违，众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众所共由言之，则曰俗。就一人之践履言之，则曰礼。古有礼而已矣，323无法也。迨群治演进，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违众者。自其人言之，则曰违礼。违礼者，众不能不加以裁制，然其裁制也，亦不过诽议指摘而已。利害之相违日甚，悍然犯礼者非复诽议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制之以力。于是有所谓法。法强人以必行之力强于礼，然其所强者，不能如礼之广。于其所必不容己者则强之，可出可入者则听之，此法之所以异于礼也。顾此亦必以渐致。愈古则法所干涉者愈多，即实不能干涉者，在时人之意，亦以为当干涉，特力有不逮耳。所谓“出于礼者入于刑”也。《吕刑》曰：“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324《周官》司刑曰：“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案集先秦法律之大成者为《法经》，不过六篇，见下。安得有三千或二千五百条？古言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则五刑之属三千，犹言出于礼者入于刑耳，古以三为多数；不可以百计则云千；以千计之而犹觉其多，则曰三千。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者，犹言其各居都数三之一；曰腓罚之属五百者，言其居都数六之一；曰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者，犹言此二刑合居都数六之一，而宫与大辟，又若三比二也。此其所犯者，必为社会之习俗，而非国家之法令审矣。然则是时为日用寻常之轨范者，犹是习俗而非法令也。《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所谓乡刑者？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犹是社会之习俗也。“禁杀戮，掌司斩杀戮者。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挢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凡国聚众庶，则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此等盖所谓国刑，近乎今之警察，乃以治者之力，强制人民者也。

礼之繁如此，而日出于礼者入于刑，在今人，必以为生其时者，将无所措手足，其实不然也。三千特言其多，云出于礼者入于刑，不过谓理当如是，断不能一有出入，即随之以刑也。今日寻常日用之间，所当遵守之科条，奚翅千百？然绝未有苦其繁者，则以其童而习之也。所难者，转在今日之所谓法，本非人民所习，乃不顾其知与不知，而一切行之耳。此等法何自起乎？曰：其必起于有国有家者之所求矣。325有国有家者之所求，本非民之所知，而亦非其所欲，如是，则非有强力焉以守之不可，此今所谓法律者之缘起也。《左氏》昭公六年，叔向诒子产书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326又见文公十八年，《周书·尝麦》：“令大正正刑书九篇。”疑即其物。《周官·司刑疏》，引郑注《尧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赎刑，此之谓九刑。”“贾、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议”，附会不足据。时则子产作《刑书》。二十九年，晋赵鞅铸刑鼎。定公九年，郑驷歇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又昭公七年，楚陈无宇引周文王之法。又谓楚文王有《仆区之法》。《韩非子·外储说上》，谓楚庄王有《茅门之法》。皆刑书之名之可考者也。此等法律，其详已不可得闻，其稍有可知者，始于李悝之《法经》。《魏律序》云：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之，曰盗、贼、网、捕、杂律，又以一篇著其加减，凡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见《晋书·邢法志》。此律为汉人所沿用。以其少而不周于用也，递增至六十篇，又益以令甲及比。繁杂不可名状，奸吏因得上下其手，屡图删定，讫未有成。至魏世，乃定为十八篇，未及行而亡。晋初又加修正为二十篇，于泰始三年（267），民国纪元前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大赦天下行之。南北朝、隋、唐之律，咸以为本。唐以后定律者，金与明皆本于唐，清律又本于明，实仍本于晋也。晋律当多取汉时之令及比等，然李悝之《法经》，必仍有存于其中者，即谓所存甚寡，然自商君以后，法典遂前后相承，有修改而无创制矣。故《法经》实吾围法律之本也。

古有所谓布宪者，《周官》有其官，《管子·立政篇》亦言其事。《周官》职文云：“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邦之旌节，以宣布于四方。”《立政篇》言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大史，而遂于其所属。案《小匡篇》言：“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严用之。”而《月令》：季冬之月：“天子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则正月之所布者，乃君与大夫所择焉而行之于一岁之中者也。《立政》又曰：“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此为临事所发。《墨子·非命》言：“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为赏罚以劝贤。”《韩非·定法》云：“宪令著于官府。”则宪与令，乃上所求于下之两大端。其使之不得为者，则谓之禁。《曲礼》言“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是也。此为古书各举一边之例。入竟者亦问俗，入国者亦问禁也。此等皆不原于俗，非其民所素知，故必表而县之“宪谓表而县之”，见《周官》小宰《注》。又或徇以木铎；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师等，咸有其文。而州长、党正、族师、闾胥，又有属民读法之举也。违宪令或犯禁者，则治之以法，其初盖临事审度。故孔子谓“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后因其轻重失宜，且执法者不免上下其手，则必著其轻重。327叔向、仲尼之言，乃当时一派议论，不必合于时势也。法不公布，《义疏》亦疑之，见昭公六年。

刑之始，盖所以待异族。古之言刑与今异。汉人恒言“刑者不可复属”，亦曰“断者不可复属”，则必殊其体乃谓之刑，拘禁罚作等，不称刑也。此为刑字之初义，其后自不尽如此，勿泥。然初义仍并行，如《周官》司圜曰“凡園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其财”是也。亏财盖原于赎刑，本无肉刑，自不得有赎也。《国语·鲁语》：臧文仲言：“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窄。薄刑用鞭朴。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肆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陈之原野，指战陈言，可见古以兵刑为一。328此《汉书》述兵制，所以犹在《刑法志》中也。《尧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象以典刑，盖即《周官》之县法象魏。《周官·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地官》作教象，《夏官》作政象，《秋官》作刑象，其文咸同。惟《春官》无文，以其事与民无涉也。魏，阙名，盖以其县象，故称象魏。《左氏》哀公三年：“司铎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命藏象魏”之魏字，疑涉上文而衍，杜《注》“谓其书为象魏”，非也。其初盖县行刑之状以恐怖人。五刑，即《吕刑》所云墨、劓、腓、宫、大辟。大辟者，臧文仲所谓用斧钺；劓、腓、宫，其所谓用刀锯；墨其所谓用钻窄；宫刑、教刑，其所谓用鞭朴；金作赎刑，即《吕刑》之所言也。《吕刑》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标、黥。”329劓、刵、标、黥，《书疏》云：“欧阳、大小夏侯作膑、宫、劓、割头、庶剠。”见卷二《虞书》标目下，庶字未详。《说文·攴部》：“斀，去阴之刑也。《周书》曰刖、劓、跛、黥。”则今本之刖乃误字。《书·康诰》之“刑人，杀人，劓刵人”，刑疑刖之误。

杀指大辟，刑指宫，《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妇人无刑”，正指宫刑言也。330

五刑实自苗民至周穆王，未之有改。除妇人宫刑闭于宫中外，《周官·司刑》郑《注》：“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吕刑伪孔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疏》云：“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妇人犹闭于宫。”《左氏》僖公十五年杜《注》云：“古之宫闭者，皆登台以抗绝之。”余皆殊其体。大辟则并绝其生命，故或称为死，与刑相对，又或称为大刑也。《周官》司刑，有刖而无膑。郑《注》云“周改膑作刖”，未知何据。331今《尚书》之剕，《周官》司刑注引《书传》作膑，则二者一字。襄公二十九年《公羊》疏引郑驳《异义》云：“皋陶改膑为剕，《吕刑》有剕，周改剕为刖。”其说与《周官注》不合，自当以《周官注》为是。《尔雅·释言》：“髌，刖也。”《说文》：“，跀也。跀，断足也。”皆以与跀为一，而郑氏以为二。《说文》又云：“髌，厀耑也。”段《注》云：“膑者髌之俗，去厀头骨也。明，汉之斩止。髌者废不能行，跀者尚可著踊而行。《庄子》：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崔云：无趾，故以踵行，是则跀轻于髌。”案郑说恐非是，《庄子·养生主》云：“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注曰：“介，偏刖之名，偏刖曰独。”《释文》：“介，一音兀，司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云断足也。”《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即所谓偏刖。则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谓“者去左趾，跀者并去右趾”，其说是也。易言噬嗑灭趾，即此。《玉篇》：“髌，骨也。又去膝盖刑名。”说稍后。《白虎通义·五刑篇》：“腓者，脱其膑也。”此书为后人窜乱大多，恐不足据。郑注《司刑》云：“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即据《吕刑》《周官》异同为说。其改膑作刖之言，疑亦如此，未必别有所据也。掌戮云：“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则又益一髡。案髡即越族之断发，黥则其文身。332苗民在江、淮、荆州，其初盖俘异族以为奴婢，后则本族之犯罪者，亦以为奴婢而侪诸异族，因以异族之所以为饰者施之；后益暴虐，乃至以刀锯斧钺，加于人体，而有膑、宫、劓、割头之刑也。刵即馘，其初亦施诸战陈。此疑亦原于越族，越族本有儋耳之习也。《后汉书·南蛮传》述珠崖儋耳之俗云：“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左氏》僖公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贯三人耳”。所谓贯耳，亦即穿耳也。《尧典》曰：“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三就即臧文仲所谓三次，五流即所谓流宥五刑。《周官》：司戮：“掌斩杀贼谋而搏之。《注》：“斩以钺，若今要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搏当为为膊诸城上之膊，字之误也。膊谓去衣磔之。”案“膊诸城上”，见《左氏》成公二年。斩亦曰斮，见《公羊》成公二年。凡杀其亲者焚之。《注》：“焚，烧也，《易》曰：焚如死如弃如。”《左氏》昭公二十二年，鄂肸伐皇，大败，获鄂聆，焚诸王城之市。又古刑有烹，《公羊》庄公四年：“哀公亨乎周。”《注》：“亨，煮而杀之。”即《汉书·刑法志》所谓秦有镬烹之刑者也。《左氏》襄公二十六年，宋亨伊戾。哀公十六年，楚亨石乞。杀王之亲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谓磔之。”案《荀子·正论》云：“斩断枯磔。”《史记·李斯列传》：“十公主矺死于杜。”《索隐》：“矺音宅，与磔同，古今字异耳，磔，谓裂其肢体而杀之。”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贼谋即所谓奸宄。士本战士，士师者，士之长，其初皆军官。肉刑又有。《周官》条狼氏：“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

”《墨子·号令》：“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然则殊体之刑，初由异族及军中，后乃行之平时也。案古死刑又有脯醢。《史记·殷本纪》：纣醢九侯、脯鄂侯是也。《檀弓》：“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左氏》庄公十二年，宋人醢猛获、南宫万。襄公十五年，郑人醢堵女父、尉翩、司齐，十九年，齐人醢夙沙卫。哀公二年，赵简子誓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注》：“绞，所以缢人物。”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此必不殊其体，疑即绞杀之也。又炮格之刑，见《吕览·顺民》。高《注》云：“纣尝熨烂人手，因作铜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堕火而死。”毕校云：“烙当作格。”然《列女孽嬖传》亦作烙。此亦焚之类也。《周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此刑之初不施诸本族之证。书家有象刑之说，后人多疑之。见《荀子·正论篇》。《汉书·刑法志》本之。案其说曰：“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履。下刑墨幪。”《白帖》引《尚书大传》。又曰：“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当宫。以布衣无领当大辟。”《太平御览》引《慎子》。此即《周官》所谓明刑明梏。明刑，见下。掌囚曰：“及刑杀，告刑于王。奉而适朝，士加明梏以适市而杀之。”《注》：“士加明梏者，谓著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箸之也。”《论衡·四讳》曰：“俗讳被刑，不上丘墓。古者肉刑，形毁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333象刑重者，髡钳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施，疑当作弛。采衣系躬，冠带与俗人殊何为不可？”则汉世犹行之矣。《玉藻》曰：“垂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注》谓：惰游即罢民。不齿，谓所放不帅教者。案《王制》言：“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尚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又曰：“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334《大学》曰：“惟仁人放流之，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中国即国中。古所谓四夷者，去中国本不甚远。《周官》入于圜土而能改过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则屏之远方者，未必无还期，还而犹为之刑，则所谓不齿者也，此即《尧典》所谓流宥五刑。语云：教笞不可废于家，则其所谓鞭朴。鞭朴固初施于家，流亦犹之“子放妇出”耳。见《礼记·内则》。知古之待本族者，不过如此而已矣。《唐书·吐蕃传》曰：“重兵死，以累世战殁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此亦所谓不齿。浅演之群，风俗每相类，知象刑为古所可有，不必惊怖其言若河汉而无极也。

《曲礼》曰：“刑不上大夫。”《五经异义》：“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案刑不上大夫者？刑之始，乃以为奴婢而侪诸异族，大夫以上，不可以为奴，故亦不容施刑也。《公羊》宣公元年云：“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诂》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然则流宥五刑，其初乃所以待贵族。即赎刑亦然。《管子·中匡》曰：“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钧。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小匡》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案《周官》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亦以为足兵之谋也。钧三十斤。《吕刑》之制：墨辟百锾。劓辟惟倍。剕辟倍差。宫辟六百锾。大辟千锾。锾六两。夏侯、欧阳说，见《周官》职金疏。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则周大辟之罚，以金之重计之，当秦半两钱万，汉五铢钱二万三千余。币价诚不必与金同，然当圜法初立时，民信未孚，往往计金之重以定钱价，相去亦不能甚远。《史记·货殖列传》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然则周大辟之赎，以汉最上之粜计之，直三百石，夫岂平民所能堪？故知其始，乃所以待贵族也。《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罄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所与庶族异者，亦仅“无宫刑”而已矣。《周官》：王之同族与有爵者不即市，刑杀于甸师氏，见天官甸师、秋官小司寇、掌囚、掌戮。此刑法之渐峻，而亦等级之渐平也。

《孟子·梁惠王》下，言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左氏》昭公二十年，苑何忌引《康诰》，亦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书·甘誓》《汤誓》，皆有“孥戮”之文。《汤誓》郑《注》，引《周官》“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见《疏》。《费誓》云：“女则有无余刑，非杀。”《疏》引王肃云：“父母、妻子、同产皆坐之，入于罪隶。”又引郑玄云：“谓尽奴其妻子，在军使给厮役，反则入于罪隶舂藁。”然则孥戮之始，乃军刑也。335《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引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即王肃之说，盖以军刑施之平时也。商君“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史记》本传。世皆以为暴政。然《周官》族师职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罪庆赏，相及相共。”比长职云：“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邻长职云：“掌相纠相受。”士师职云：“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墨子·尚同》引《大誓》云：“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繁露·王道》曰：“梁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公羊解诂》说同。见僖公十九年。皆相收司连坐之法也；其非起于商君，审矣。古居民有两法：一什伍之制，与军制相应。一邻朋之制，与井田相应。什伍之民服兵役，井地之民初不为兵。观第二第五两节可明。然则邻比相坐，其初亦军法也。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然谋叛者往往族诛，则以此为两族之争，犹之两国交战，非复于犯法禁之事也。部族林立之时，有怨惟自相报。故《书》有“非富天下，为匹夫匹妇复仇”之义。见《孟子·滕文公下篇》。上文引《书》曰：“葛伯仇饷”，故知此为《书》说也。其后虽有国法，此风仍不能绝。君父、师长、朋友、昆弟复仇之隆杀，礼文明著等差。《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注》云：“交游，或为朋友。”《檀弓》：“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叙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公羊》庄公四年《解诂》：“礼：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九族之仇，不同乡党。朋友之仇，不同市朝。”《周官》：调人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且有“不讨贼非臣，不复仇非子”之义。《公羊》隐公十一年，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此犹以义理言之。《管子·大匡》曰：“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则并明著刑诛矣。《公羊》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解诂》曰：“明国中人人得讨之，所以广忠孝之路。”此即《檀弓》邾娄定公言“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之义；所以激厉臣子之复仇者至矣。《周官》有调人，亦不过禁其不直，使之相辟而已，不能迳绝之也。调人职云：“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者，皆使之辟。弗辟，然后予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弗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又朝士云：“凡报仇者书于上，杀之无罪。”皆所以限制复仇，稍杀私斗之祸者也。《注》引郑司农云：“成之，谓和之也。和之，犹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后复相报，移徙之。”336则汉世犹有其法矣。《公羊》大复百世之仇，亦必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为限。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又曰：“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皆此义。见庄公四年、定公四年。部族之外，使其自相报，则部族之内相残杀，自非所问。《白虎通义·诛伐篇》曰：“父杀其子当诛。”即因其时父杀子之事甚多故也。《左氏》成公三年，知罃对楚子曰：“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昭公二十一年，宋华费遂曰：“吾有谗子而弗能杀。”皆父得专杀其子之证。

《说文》曰：“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段《注》删山字，云：“《玉篇》《广韵》及《太平御览》引皆无。”然又引《论衡》云：“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陶治狱，有罪者令羊触之。”案《墨子·明鬼》云：“齐庄君之臣，有王里国、中里徼者，讼三年而狱不断。乃使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读王里国之辞，既毕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殪之盟所。”此羊即解廌之流。山牛二字，疑羊字之误分，《篇》《韵》《御览》删之，亦未是也。《诗·何人斯》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盖皆所谓神断之流，其详已不可考矣。至后世之听断则有狱讼之别。“争罪曰狱，争财曰讼”，《周官》大司徒郑《注》，又大司寇《注》云：“讼，谓以资财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颇近今日刑民事之分。337其听断之官，则有属于地官者，有属于秋官者。338属于地官者，所谓地治者是也。属于秋官者，有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讶士掌四方之狱讼。地官本以教为主，故其所治者，亦以不服教为重。其所施者，至圜土嘉石而止。地官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園土。”《注》：“罚，谓挞击之也。明刑，去其冠饰，而书其邪恶之状，著之背也。”大司寇：“以園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園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司國：“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大司寇职又云：“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案圜土嘉石之法，盖初属司徒，后乃移于司寇。故其所治，为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其后移于司寇者？《墨子·尚贤》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园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盖使之作苦于边竟，故言能改则反于中国。庸作于边竟，当与兵事有关，故又属司寇也。涉刑杀之罪，皆属秋官。《吕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司政盖指司徒之属，司狱指司寇之属。《王制》曰：“成狱辞，史以狱之成告于正。《注》：“正，于周乡师之属。”正听之。正以狱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注》：“又当作宥。”然后制刑。”其说亦与《周官》同也。此为人民之狱讼，其贵人之狱讼，则人君自听之，如《左氏》载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坐狱于王庭；案见襄公十年。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是也。案见昭公十二年，说本崔氏述。见《丰镐考信别录》。下不能断之狱，亦可上于朝，339如昭公二十八年，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也。《周官》讶士：“掌四方之狱讼，谕罪刑于邦国。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则审断之权，稍集于中枢矣。又有此国之臣，讼于彼国者。如《左氏》文公十四年，周公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叔陈生与伯舆之争，亦讼于士匄是也。此则古者有土之君，于其上皆非纯臣，犹之两小国讼于大国，如郑与许讼于楚，卫侯与元喧讼于晋。事涉外交，非复可以国法论矣。

古断狱有与后世大异者，重意是也。《春秋繁露·精华篇》曰：“《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故君子重之也。”盖事之善恶，判于意之善恶。古之明刑，将以弼教，非如后世徒欲保治者之所谓治安及其权利，故其言如是也。340《王制》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即《繁露》所谓“本其事而原其志”者也。“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谓本其事，原其志，则所见之善恶，与徒观其表者不同也。“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谓断狱者能推原人之本心，则人不敢怀恶意，而风俗因之而淳，所谓与教相顺者此也。此等议论，今人必以为迂，然如今日之所谓司法者，明知其意之恶而弗能诛，明知其意之善而弗能救，愈善讼之人，其心愈不可问。以维持治者之所谓治安，及其权利则得矣，于社会公益何有焉？则古人所言，正未可以深讥也。然此非徒听讼者之咎也，社会风气之变迁则为之。《王制》曰：“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诚也。”案盖指事状。又曰：“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此为不重意而重事之渐。盖风俗稍偷，人藏其心，不可测度，而折狱者亦不必皆公正，徒据其意，不足服人，乃不得不侧重于事也。《王制》又曰：“必三刺。”三刺者？“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341《周官》小司寇及司刺，咸有其文。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左右即群臣，诸大夫即群吏，国人即万民，盖古自有此法，非作《周官》《王制》者之億说也。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三宥者？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赦，壹曰幼弱，再曰老旄，三曰蠢愚。亦诚本其事而原其意，非貌为宽大也。欺法吏于一时易，蔽万人之耳目难。“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亦《王制》文。意正在此，此亦犹选举之重乡评也。然亦惟风气淳朴之世为可行。若在后世，则有愈兼听并观，而愈益其惑乱者矣。故凡制度之实，未有不随社会为变迁者也。《庄子》所谓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也。

《说文·豸部》：“犴，胡地野狗。”其或体从犬。引《诗》曰宜犴宜狱。今《毛诗》作犴，《释文》云：《韩诗》作犴，云乡亭之系曰犴，朝廷曰狱。部：“狱从犬言，二大所以守也。”此最古之监狱也。《周官》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注》：“郑司农云：拲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玄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易·噬嗑》，初九，“履校灭趾”。上九，“何校灭耳”。《说文》：“校，木囚也。”段《注》云：“屦校，若今军流犯人新到箸木靴。何校，若今犯人带枷也。”又《坎卦》上六：“系用徽，寘于丛棘。”，《说文》作，云“索也”。《论语·公冶长》：“虽在缧之中。”《集解》引孔曰：“缧，黑索，，孪也，所以拘罪人。”盖即也。《左氏》哀公八年：“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栫之以棘。”《注》：“栫，雍也。”此即所谓真于丛棘也。《周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暴内陵外侧坛之”，即所谓囚诸楼台者，合僖公十五年杜《注》，“古之宫闭者，皆登台以抗绝之”之文观之，可见古者拘系之制。342观《周官》圜土之文，又可想见既有宫室后监狱营造之法。《管子·小匡》：“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此则所谓槛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