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饮食
饮食之演进，一观其所食之物，一观其烹调之法。《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疏》云：“虽有鸟兽之肉，若不能饱者，则茹食其毛，以助饱也。若汉时苏武，以雪杂羊毛而食之，是其类也。”案人当饥饿时，实无物不食。《诗·豳风》曰：“九月筑场圃。”《笺》云：“耕治之以种菜茹。”《疏》云：“茹者，咀嚼之名。以为菜之别称，故书传谓菜为茹。”然则古人当不能饱时，亦食草根树皮也。《管子·七臣七主》曰：“果蓏素食当十石。”《墨子·辞过》曰：“古之民，素食而分处。”素食即疏食，见《月令郑注》。227疏食有二义：一指谷以外之物，一指谷类之粗疏者，《礼记·杂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辞曰：疏食也，不足以伤吾子。”《疏》曰：“疏粗之食。”是后一义也。前一义，后人作蔬以别之，盖草木较谷食为觕疏，故得疏食之名，后遂引伸以称谷食之粗疏者也。此渔猎搜采之时所食之物也，逮知耕稼而其势一变。
熟食之始，或则暴之于日，或烧石以熟食物。昔从残肉及日，《说文》。盖暴干之以便贮藏。《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注》云：“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犹然。”此即今所谓石烹。228逮有陶器，乃知烹煮，并有各种熟食之法。《礼运》言，后圣有作，修火之利，以炮、《注》：“裹烧之也！”以燔、《注》：“加于火上。”以烹、《注》：“煮之镬也。”以炙《注》：“贯之火上。”是也。既能烹煮，则稍知调和。古但煮肉为汁，后人谓之大羹。《士昏礼注》。按汁，古文作清，见《公食大夫礼注》。后世则能和以盐菜，为铏羹矣。见《礼运》。云污尊而抔饮者？《注》云：“污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盖大古仅饮水，是为后世所谓玄酒。《士昏礼疏》云：“相对，玄酒与明水别，通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案《礼运》云：“玄酒之尚。”《郊特牲》作“玄酒明水之尚”。明水二字，乃注语也。《魏策》云：“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后人或谓酒始于是，非也。此乃言酒之旨者，非谓前此无酒。《士昏礼疏》云：“污尊杯饮，谓神农时。虽有黍稷，未有酒醴。后圣有作，以为醴酪，据黄帝以后。”虽出億度然初有谷时，未必以之为酒，《聘礼注》云：“凡酒，稻为上，黍次之。”《周官·酒正疏》云：“五齐，三酒。”俱用秫、稻、麹蘖，鬯酒用黑黍。则说亦可通也。污尊杯饮，自是饮水，《疏》谓凿地盛酒，非。《周官》酒正有五齐、三酒、四饮，四饮最薄，五齐次之，三酒最后，而昔人以五齐祭，三酒饮，可见酒味之日趋于厚矣。祭礼多存古制，如玄酒明水是也。
公产之世，饮食亦必公，229斯巴达之食堂，即其遗制，非霸者所能强为也。《礼记·礼器》曰：“周礼其犹醵与？”《注》曰：“王居明堂之礼，仲秋乃命国醵。”此即后世之赐酺。独酌本非所禁，亦不能禁，古所禁者，皆群饮也。230《酒诰》曰：“群饮，女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当酒禁甚严之世，犹或甘冒司败之诛，盖由积习已深，猝难改易。《易·序卦传》曰：“饮食必有讼。”即因群聚易致争阋，非争食也。当此之时，其所食之物，亦必无异，故许行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也。《孟子·滕文公上》。然至后来，则显分等级矣。《左氏》：齐师伐鲁，鲁庄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庄公十年。《注》：“肉食，在位者。”《疏》云：“昭四年《传》说颁冰之法云：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则大夫以上，乃得食肉。”是惟贵者乃得食肉也。《王制》言六十非肉不饱，《孟子》言七十可以食肉，《梁惠王上》。是惟老者乃得食肉也。而食肉之中，又分等级。古男子多畜犬，女子多畜豕。见第十二章第一节。乡饮酒之礼：“其牲狗。”《礼记·乡饮酒》。《士婚礼》：“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札记·昏义》。《越语》：“生丈夫者二壶酒，一犬；生女子者，二壶酒，一豚。”《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同。盖各因其所牧以为馔。马、牛、羊、豕、犬、鸡，并称六畜，农耕之世，牧地既少，马、牛、羊皆不能多畜；马、牛又须供耕田服乘之用；而犬、豕与鸡，遂为常食，鱼鳖不待畜，尤为饶多。231《王制》曰：“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亦见《玉藻》。《国语·楚语》：屈建曰：“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献，庶人有鱼炙之荐。”又观射父曰：“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诗》：“牧人乃梦，众惟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惟丰年。”《笺》云：“鱼者，众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案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又言：“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并言，盖以为少者之食。《公羊》言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宣公六年。则鱼飧实贱者之食，郑《笺》之言是也。此同一肉食，又因难得易得而分等级也。而晚周贵族之侈靡，尤有可怵目刿心者。《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充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孟子·尽心下》：“食前方丈。”赵《注》：“食列于前方一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
冬则冻冰，夏则饰。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案古人常食，不过羹饭。232《王制》曰：“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注》曰：“羹食，食之主也。”《疏》曰：“此谓每日常食。”《左氏》隐公元年言颍考叔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注》曰：“宋华元杀羊为羹享士，盖古赐贱官之常。”《疏》曰：“《礼》公食大夫，及《曲礼》所记大夫士与客燕食，皆有牲体殽胾，非徒设羹而已。此与华元享士，惟言有羹，故疑是赐贱官之常。”案《论语·雍也》：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述而》自言饭疏食饮水。《乡党》记孔子虽疏食菜羹，必祭。《孟子·告子上》言箪食豆羹。《礼记·檀弓》言黔敖左奉食，右执饮。《墨子·节用》称尧黍稷不二，羹胾不重。《战国·韩策》张仪言韩“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皆古常食以羹饭为主之征也。《礼记·曲礼》曰：“凡进食之礼：左殽右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处末，酒浆处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管子·弟子职》曰：“凡彼置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哉中列，胾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所加者，一不过殽胾、脍炙、醯酱、葱、酒浆，一不过酒酱及肉，然为大夫土与宾客燕食及养老之礼矣。如所言列之，方不逾尺，而当时贵人，至于方丈。《周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见第十二章第一节。膳用六牲，饮用六清，水、浆、醴、凉、医、酏。羞用百有二十品，即庶羞，出于牲及禽兽，以备滋味。据《郑注》，即《礼记·内则》膳膷臐醢至楂梨姜桂一节所言各物，惟数不及百二十耳。珍用八物，《注》云：淳熬、淳母、炮、牂、珍、渍、熬、肝膋，亦见《内则》。酱用百有二十瓮。《注》云：醯醢，见醯人职。食医云：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王日一举，鼎十二物皆有俎。齐则日三举。有小事而饮酒，谓之稍事，此后郑说：司农以为非日中大举时而闲食。设荐脯醢。内羞则笾人供四笾之实，醢人供四豆之实。宾客之食，详见《礼经·聘礼》《周官》掌客、大行人；士夫家饮食，详见《礼记·内则》；其侈亦相等。至于平民，则有啜菽饮水，并养老之礼而不能尽者。《檀弓》。孔子言：“大古之民，秀长以寿者，食也。今之民，羸丑以胔者，事也。”《大戴记·千乘》。盖凡民皆食少事烦，遂至形容枯槁矣。《曲礼》曰：“岁凶，年不顺成，君膳不祭肺。”《玉藻》谓年不顺成，则天子食无乐。又言“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虽已非饔飧而治之规，犹略存同甘共苦之意，后世则并此而不能行，遂至于“狗彘食人食”，而“途有饿莩”矣。《孟子·梁惠王上》。岂不哀哉？
《郊特牲》曰：“凡饮，养阳气也。”《射义》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周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亦曰：以五味节之，《注》曰，五味：醯、酒、饴、蜜、姜、桂、盐之属。盖酒有兴奋之用，故古人谓可扶衰起病也。《周官》浆人，六饮有凉。司农曰：“凉，以水和酒也。”其说必有所本。233《韩诗》说酒器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觚、觯、角、散，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饷也。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古《周礼》说：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马季长说：豆当为斗，与一爵三觯相应。《五经异义》。《玉藻》曰：“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古权量于今三之一，三爵略如今一升，此尚近乎情理。《考工记》曰：“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量。”淳于髡说齐王：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史记·滑稽列传》。则大远乎事情矣。盖古人之饮酒，皆以水和之，故其多如是。量有不同，而献酬所用酒器，大小相等，正以和水多少，各从其便故也。《乐记》曰：“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避酒祸也。”此盖指乡饮等礼言之。《宾之初筵》之诗，极陈时人酒德之恶。《酒诰》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盖淫酗之习，起于王公大人，而波及于黎庶矣。
刺激之品，如茶菸等，皆非古人所有。古人所好，则为香及荤辛。234《士相见礼》：“夜侍坐，问夜，膳荤，请退可也。”《注》曰：“膳荤，谓食之荤辛物，葱薤之属，食之以止卧，古文荤作薰。”《疏》曰：“云古文荤作薰者？《玉藻》云：膳于君，有荤桃茢，作此荤。郑注《论语》作焄，义亦通，若作薰，则《春秋》一薰一蕕，薰香草也，非荤辛之字，故叠古文不从也。”案薰与荤虽或相借，然其义自有别。薰指香料，如郁鬯是也。《周官·鬯人疏》，谓鬯酒非可饮之物，仅以给浴，然其初必以供饮也。葱薤气虽荤而味非辛，故郑言之属以该之。辛盖指姜桂等物。又《左氏》昭公二十年：“异如和羹焉，水、火、醯、酱、盐、梅以烹鱼肉。”《疏》云：“此说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礼记·内则》《楚辞·招魂》，备论饮食，而不言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芜荑盐豉。盖秦、汉以来始为之焉。”此亦古今好尚之异也。
第二节 衣服
《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梱布帛，以为民衣。”案古冠之最通用者为弁，弁以皮为之。235甲则后世犹用革。带用韦，袜亦从韦。屦用皮。此皆衣皮之遗俗。孙诒让《墨子闲诂》曰：“带茭，疑即《丧服》之绞带，《传》云：“绞带者，绳带也。”亦即《尚贤篇》所谓带索。”《记·郊特牲》曰：“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诗》云：“彼都人士，台笠缁撮。”《毛传》云：“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笺》云：“台夫须也。”《左氏》襄公十四年，晋人数戎子驹支曰：“乃祖吾离被苫盖。”《注》曰：“盖，苫之别名。”《疏》曰：“言无布帛可衣，惟衣草也。”僖公四年：“共其资粮屝屦。”《注》曰：“屝，草屦。”《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踪也。”《注》曰：“草履。”此则古所谓卉服。《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吾族演进浅时，盖与夷狄同俗也。《新序·杂事》：“田赞衣儒衣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对曰：衣又有恶此者。荆王曰：可得闻邪？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热，衣无恶于甲者矣。”此即墨子不轻而清不轻而温之说，可见知用麻丝，实为衣服之一大变也。既有丝，即有絮纩，《礼记·玉藻》：“纩为祸襕，缊为袍。”《注》云：“纩谓新绵，缊谓纩及旧絮。”《疏》云：“好者为绵恶者为絮。”《说文》：“絮，敝绵也。”《公羊》昭公二十年《解诂》，又以絮为新绵，盖皆对文别，散则可以相通。古絮纩颇贵，故必五十乃得衣帛。《孟子·梁惠王上》。贵者以裘御寒，贱者则衣褐。236《诗》“无衣无褐”，《笺》云：“褐，毛布也。”《孟子·滕文公上》“许子衣褐”，《注》云：“褐，以毳织之，若今马衣。”此古衣服材料之大宗也。
《易·系辞传》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曰：“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曰垂衣裳也。”《淮南·氾论》曰：“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履，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领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注》曰：“伯余，黄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黄帝。”伯余黄帝之伯余二字，疑衍。谓《世本》—曰黄帝作衣裳也。黄帝、尧、舜为古文明昌盛之世，其时有丝麻布帛所作衣裳，盖可信。谓治其麻丝，即在是时，则未必然矣。
皮服卉服，盖一原于南，一原于北，非卉服，无由知用麻丝，则衣服实起于南也。以材料论如此，以裁制之法论亦然。古之服：蔽上体者为衣。其后分别短者曰襦，长者曰袍、衫。237下体亲身者为裈。有可蔽胫者曰袴。袴，《说文》作绔，云：“胫衣也。”，《说文》云：“绔踦也。”即今所谓袴。逼束其胫，自足至膝者曰邪幅，亦曰逼，即后世之行縢。《诗·采菽笺》。其外为裳。裳之外又有黻，亦曰以皮为之，以蔽前。邪幅之外为袜。著于足者为履。覆首者有冕、弁、冠、巾等。此其形制之大略也。案衣服之始，非以裸露为亵，而欲以蔽体，亦非欲以御寒。盖古人本不以裸露为耻，冬则穴居或炀火，《庄子·盗跖》：“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238亦不藉衣以取暖也。衣之始，盖用以为饰，故必先蔽其前，此非耻其裸露而蔽之，实加饰焉以相挑诱。郑注《乾凿度》，所谓“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者也。《诗·采菽》，《左氏》桓公二年《疏》引。夫但知蔽前为黻，兼知蔽后则为裳矣。此即南方民族之干阑。寒地之人效之，紧束其体，则变为裈，更引而长之，而为之以便行动，则成为袴。《淮南·原道》言九疑之南，“短绻不绔，以便涉游”，可见袴非南方所有。以此推之，屦袜亦当始于北。古人以跣为敬，239盖以开化始于南方，为礼之所自出，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故沿袭焉而不敢变也。《史记·叔孙通传》，言其“短衣楚制”，可见袍衫亦必北人所为。冕弁及冠，古人视之，极为隆重，度其缘起必早，盖亦当始于南。然亦所以为饰，而非所以取暖也。始制衣服之时不可知，其缘起之地，略可推测则如此。
覆首之物，最早者当为帽。《淮南·氾论》曰：“古者鍪而卷领。”鍪即帽。《说文》：“冒，小儿蛮夷头衣也。”盖中国后有冠冕，小儿及蛮夷，则犹沿旧制也。冕为古人所最尊。其制：以木为干。《周官·弁师疏》引叔孙通汉礼器制度，广八寸，长尺六寸。《续汉书·舆服志》：明帝永平二年（59），用欧阳、夏侯说制，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礼记·王制疏》引应劭《汉官仪》，广七寸，长八寸。用布衣之。《论语·子罕》：子曰：麻冕礼。前俯后仰。黈纩掩聪，纩，薛综《东京赋注》云：以黄绵大如丸，县冠两边，当耳，后易以玉；曰瑱。县瑱之绳曰鱿。见《左氏》桓公二年《疏》。垂旒蔽明。《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礼运》云：朱绿藻十有二旒，《周官》弁师，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注云：合五采为之绳，垂于延之前后，各十二，案垂于后似非蔽明之义。又司服冕服有六，而弁师云掌玉之五冕，《注》言大裘之冕无旒，亦显与《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者相背也。《礼运》又言旒之数，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而《说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礼记·杂记》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则士无冕。盖大夫士原为贵族平民之界，然其后等级稍平，则亦以大夫之礼，下施之于士，古制原不能一律也。《周官·郑注》，又言衣之冕九旒，毳衣之冕七，希衣之冕五，玄衣之冕三，又推言公、侯、伯、子、男、卿、大夫缫玉之制，皆以意差次，无确据。盖野蛮时代之饰。弁制略与冕同。所异者，“弁前后平，冕则前低一寸余耳”。《弁师疏》。《公羊》宣公三年《解诂》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士冠礼记》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郊特牲》同。《注》谓其制之异同皆未闻。宋绵初《释服》云：经意若言委貌弁，章甫冔，毋追收，大同而小异，其说是也。然则弁为初制，冕其后起加饰者耳。《弁师注》：“弁者，古冠之大称，委貌缁布曰冠。”《疏》云：“六冕皆得称弁。委貌缁布，散文亦得言弁。”《续汉书·舆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谓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冠之制则大异。《说文》曰：“冠，豢也，所以豢发。”盖古重露发，故必韬之以纵，《士冠礼》：“缁广终幅，长六尺。”结之为，然后固之以冠。《内则》：子生，“三月之末，择日，翦发为髻，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注》云：“髻，所遗发也。夹囟曰角，午达曰羁。”《疏》云：“囟是首脑之上缝。夹囱两方当角之处，留发不翦。女翦发留其顶上，纵横各一，相交通达，不如两角相对，故曰羁。羁者，只也。”又云：男女未冠笄者总角，则以无笄，直结其发，聚之为两角。此古未成人者之发饰也。其髻，长大犹存之。谓之髦，以顺父母幼小之心。亲死，既殡，乃说之，见《既夕礼》。其形象，《注》云未闻。《诗·柏舟毛传》云：“髦者，发齐眉。”古冠形略如后世之丧冠。中有梁广二寸。丧冠广二寸，见《丧服》。《疏》云：古冠当同。冠形穹隆，其长当尺有数寸也。冠之卷谓之武。以布围发际，自前而后，及项，则有以结之，缺而不周，故谓之缺项。《士冠礼》。“居冠属武。”《玉藻》文。居谓燕居。否则冠与武别，临著乃合之，所谓“有事然后”也。亦《玉藻》文。者，以组二属于武，结颐下，曰缨，有余，垂为饰，是曰。冕弁有笄用纮，冠无笄用缨。纮以一条组，于右笄上系定，绕颐下，上于右相，今之厢字。笄上绕之。以有笄，用力少，故从下而上。冠无笄，用缨力多，故从上而下也。丧冠以绳为组，故缨武同材，见《杂记》。冠为成人之服，亦为贵人之服若贱者则惟用巾，故《吕览》谓庶人不冠弁，《上农》。《释名》谓二十成人，庶人巾，土冠也。巾以葛为之，形如。《后汉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玉篇》，帽也。巾以覆髻则曰帻。《独断》谓帻古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后世以巾为野人处士之服，盖沿之自古也。
衣之制仅蔽上体。其长者有着曰袍，无着曰衫，仅衣之于内，外必以衣裳覆之。凡礼皆重古，故知初惟有短衣，长衣为后起也。衣之制右衽，此为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故古人甚重之。《论语·宪问》：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礼记·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乡左，反生时也。”则左衽中国用诸死者。裳幅前三后四，皆正裁。祭服、朝服，襞积无数，丧服则三襞积。《丧服郑注》。袴原于裳，主为蔽胫，故不缝其当。《汉书·外戚传》：霍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服虔曰：“穷袴，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师古曰：“穷绔，即今之绲裆绔也。”《集韵》：“绲，缝也。”可见裳先而绔后矣。挥亦曰襣。《方言》。又曰犊鼻，《史记·司马相如传》：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集解》引韦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三国·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曰：“少孤家贫，冬常无袴，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著孚袴去。”可见古人不尽著袴，又可见袴为后起也。韨，以韦为之。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其制详见《玉藻》。《诗》言“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盖皆以为饰。其初则所以自逼束，便行走。故《战国·秦策》言苏秦“羸縢履屏，负书儋橐”也。袜，初用韦，故其字从韦。屦，《士冠礼》曰：“夏用葛，冬皮屦可也。”《周官》屦人注曰：“复下曰舄，禅下曰屦。《疏》云：下谓底。古人言屦以通于复，今世言屦以通于禅。”则屦舄均为皮葛通称。《左氏疏》引《方言》曰：“丝作者谓之屦，麻作者谓之扉。”僖公四年。《礼记·少仪》言：“国家靡敝，君子不履丝屦。”则丝屦君子之所服也。《诗·葛履疏》曰：“凡屦，冬皮夏葛，则无用丝之时，而《少仪》云国家靡敝，君子不履丝屦者，谓皮屦以丝为饰也，似非。”《士冠礼》曰：“素积白屦，以魁柎之。”《注》曰：“蜃蛤柎注也。”《疏》曰：“以蛤灰涂注于上，使色白。”故《士丧礼》又言白屦矣。古者席地而坐，故必解屦然后升堂。既解屦，则践地者袜也，久立或渍污，故必解袜然后就席。《左氏》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卫出公辄怒之是其事。哀公二十五年。屦皆说于户外，惟尊者一人说于户内。故曰：“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曲礼》。又曰：“排阖说屦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此礼至后世犹沿之。故汉命萧何剑履上殿；卫宏《汉旧仪》，谓掾吏见丞相脱屦；唐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犹讥其袜而，跣而鞍；盖至举国胡坐时，而后跣礼始废也。衣之外有带。带有大带革带之别。大带以素丝为之，亦曰鞶。其垂者曰绅。带之制亦见《玉藻》。《曲礼疏》曰：“带有二处：朝服之属，带高于心，深衣之类，带下于胁。何以知然？《玉藻》说大带，三分带下，绅居二焉。绅长三尺，而居带之下三分之二，则带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长八尺为限，若带下四尺五寸，则带上所余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带则高也。”案革带为韨佩所系，佩有德佩事佩之别，德佩谓玉，事佩则《内则》所谓纷帨等也。又有笏，亦插于带。笏佩之制，皆见《玉藻》。盖徒以为饰，故其高得如此，若推原其朔，则自当如《深衣》之所云也。深衣之制，详见《礼记·玉藻》《深衣》两篇。其制，连衣裳而一之。领曰袷，其制方，后世所谓方领也。《深衣注》曰：“古者方领，如今小儿衣领。”《后汉书·儒林传》：“习为方领矩步。”《马援传》：朱勃衣方领，能矩步；则汉时犹有其制。袷亦曰，见《左氏》昭公十一年。衣袂当掖之缝曰袼。“人从脊至肩尺一寸，从肩至手二尺四寸。布幅二尺二寸。衣幅之覆臂者尺一寸。袂属于衣，长二尺二寸，并缘寸半，二尺三寸半，除缝之所杀各一寸，余二尺一寸。”《深衣疏》。故曰“袂之长短，反屈之及肘”也。《深衣》文。袂圆以应规。《深衣》文。袂口曰祛。“祛尺二寸。”《玉藻》文。裳十二幅。前后各六。皆以二尺二寸之布破为二。中四幅正裁，上下皆广一尺一寸，各边去一寸为缝，上下皆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又以布二幅斜裁，狭头二寸，宽头二尺，各去一寸为缝，狭头成角，宽头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广一尺八寸者向下。四幅，下广亦得七尺二寸。《玉藻》所谓“缝齐倍要”也。《疏》云：“齐裳之下畔。要，裳之上畔。”斜裁之四幅，连于裳之两旁，名衽。其左连，时曰续衽。其右别用一幅布，上狭下阔，缀于后内衽，使句曲而前，以掩裳际，是谓句边。江永《深衣刊误》。“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深衣》文。衣之裻，与裳后幅之缝，垂直而下，时曰：“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皆《深衣》文。以白布十五升为之。《诗·蜉蝣笺》。缘广寸半。《玉藻》。“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深衣》文。无纯者曰褴褛。《说文》：“裯谓之褴褛，褴无缘衣也。”《左氏》宣公十二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疏》引服度日：“缕破蓝蓝然。”此别一义，今用之，然以释《左氏》，恐未当。《战国策·齐策》云“下宫揉罗纨，曳绮縠，而士不得以为缘”，谓此也。古衣裳皆异色，惟妇人之服，上下同色。《诗·绿衣笺》。深衣亦然。士以上别有朝祭之服，庶人则即以深衣为吉服。盖古男子之好修饰，本甚于女子，古男子为求爱者，女子则操选择之权。又惟贵族为能尽饰也。然贵族燕居，亦服深衣，即非燕居，深衣之为用亦甚广，则所谓“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者。《深衣》文。以简便切用言，固有不得不然者矣。2404宋卫湜《礼记集说》引吕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养老；诸侯大夫夕深衣；将军文子除丧而受越人吊，练冠深衣；亲迎女在涂壻之父母死，深衣缟总以趋丧；此吉凶男女之所同也。盖深衣者，简便之服，推其义类，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也。”案朝祭之服，皆后起奢侈之制，推原其朔，则所谓，吉服者，皆不过深衣之类而已。
贵族服制等级，以《周官》所载为较详。盖《周官》为六国时书，故其等差弥备也。《司服职》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冕服皆衮衣，《书·皋陶谟》今本《益稷》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左氏》昭公二十五年《疏》云：“孔安国云：日、月、星为三辰，华象草，华虫，雉也。画三辰、山、龙、华虫于衣服、旌旗、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虫为饰。藻，水草有文者。火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为两己相背。葛之精者曰。五色备曰绣。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地，龙也，华也，虫也，七者画于衣服旌旗。山、龙、华、虫，四者，亦画于宗庙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绣之于裳，如此数之，则十三章矣。天之大数，不过十二，若为十三，无所法象。或以为孔并华虫为一，其言华象草华虫雉者，言象草华之虫，故为雉也，若华别似草，安知虫为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郑玄读会为缋，谓画也。为绣，谓刺也。宗彝，谓虎蜼也。《周礼》宗庙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周礼》有衮冕、冕、毳冕，其衮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画，举其首章以名服耳。衮是衮龙也。衮冕九章，以龙为首。是华虫也，冕七章，以华虫为首。毳是虎蜼也。毳冕五章，以虎蜼为首，虎毛浅，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乱毛也，如郑此言则于《尚书》之文，其章不次。故于《周礼》之注，具分辨之。郑于司服之注，具引《尚书》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或作绣，字之误也。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旌旗，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绩。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以为绣，则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画虎蜼，谓宗彝也，其衣二章，裳三章，凡五也。是郑玄之说，华虫为一，粉米为一也。”案郑又云：“希刺粉米，无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无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谓之玄焉。”宋绵初驳之云：谓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九章，其说无据。又云：绘之为画，乃假借之文，非本训。经典无衣服用画之文，而《周官》典丝、《考工记》皆以画缋并举，绘缋一字。《说文》：绘，会五采绣也。缋，织余也。绘绣对文异，散则通。绘者，合五采丝为之，织功也。絺绣者，刺五采丝为之，箴功也。衣以绘，裳以绣，上下相变，其为采色彰施则同。案宋氏辨绘非画极确。章服之制，列代未必一律，经传多以意拟制之辞，亦未必与实际合，无足深论。要之衮衣兼绘绣之功，为古贵人最华美之服，则事实也。凡兵事韦弁服。注：韦弁，以袜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案郑《杂问志》及《聘礼注》，又以为素裳。见《疏》。视朝则皮弁服。《注》：十五升白布衣，积素以为裳。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缁布衣，亦积素以为裳。诸侯以为视朝之服。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丧冠也。其服斩衰、齐衰。凡吊事，弁绖服。《注》：如爵弁而素，加环绖。其服锡衰、缌衰、疑衰。大札，大荒，大灾，素服。《注》：君臣素服缟冠。《左氏》昭公十七年《疏》云：素服，礼无明文，盖象朝服，而用素为之。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内司服职》云：“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缘衣、素沙。”郑司农云：“袆衣，画衣也。揄狄、阙狄，画羽饰。展衣，白衣也。鞠衣，黄衣也。素沙，赤衣也。”后郑曰：“狄当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质五色皆备成章曰翚。江、淮而南，青质五色皆备成章曰摇。王后之服，刻缯为之形，而采画之，缀于衣以为文章。蜼衣，画翚者。揄翟，画摇者。阙翟，刻而不画。此三者皆祭服。从王祭先王则服袆衣，祭先公则服揄翟，祭群小祀则服阙翟。鞠衣黄，桑服也，其色如鞠尘，象桑叶始生。展衣，以礼见王及宾客之服，字当为亶，直，诚也。缘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椽衣黑，则是亦黑也。六服备于此矣；推次其色，则阙狄赤，揄狄青，袆衣玄。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连衣裳，不异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缚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缚为里，使之章显。内命妇之服，鞠衣九嫔也，展衣世妇也，缘衣女御也。外命妇之服，其夫孤也则服鞠衣，卿大夫也则服展衣，士也则服缘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阙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阙狄，惟二王之后袆衣。”此外掌王后之首服者有追师。职云：“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为九嫔及外内命妇之首服。以待祭祀宾客。”《注》曰：“副之言覆，其遗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从王祭祀。编，编列发为之，其遗象若今假紒，服之以桑也。次，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髲髢，服之以见王。王后之燕居，亦笄总而已。追，犹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两旁，当耳。其下以县瑱。外内命妇，衣鞠衣檀衣者服编，衣椽衣者服次。非王祭祀宾客，佐后，自于其家，则亦降焉。凡诸侯夫人，于其国，衣服与王后同。”掌王及后之服履者有履人。职云：“掌王及后之服履，为赤舄、黑舄，赤、黄，青句，素屦、葛屦。辨内外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注》曰：“凡舄之色，如缋之次。、纯、皆同色。今云赤、黄、青句，杂互言之，明舄屦众多，反覆以见之。素屦，非纯吉，有凶去饰者，散屦亦谓去色。命夫之命屦、屦，命妇之命屦、黄屦以下。功屦，于孤卿大夫则白屦，黑屦，九嫔内子亦然。世妇、命妇以黑屦为功屦。女御、士妻命履而已。”又云：“屦自明矣，必连言服者？著服各有屦也。凡屦舄，各象其裳之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烏、黑舄。王后吉服，亦惟祭服有舄。玄舄为上，棉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履耳。天子诸侯吉事皆舄。其余惟服冕衣翟著舄。”案约，《士冠礼注》曰：“之言拘也，以为行戒。状如刀鼻，在屦头。”又曰：“，缝中也。”《疏》曰：“牙底相接之缝，中有絛也。”又曰：“纯，缘也。”《疏》曰：“谓绕口缘边也。”《履人注》曰：“有约、有繶、有纯者，饰也。”《玉藻》等篇所说，略有出入。要足见古代贵族服饰之大略也。
作事以短衣为便，古今一也。或谓其制起于赵武灵王之胡服，斯不然矣。《曲礼》曰：“童子不衣裘裳。”《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内则》曰：“十年，衣不帛，襦袴；二十可以衣裘帛。”此数语实互相备，成年则裘帛而裳，否则不裘不帛而襦袴也。《方言》曰：“复襦，江、湘之间谓之。”即裋，与短同语，襦亦即侏儒之儒，其为短衣无疑。古少者、贱者，皆服劳役，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而贱者恒衣短褐。241戴德《丧服变除》：“童子当室，谓十五至十九，为父后，持宗庙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玉藻》：“童子无缌服，听事不麻。”《注》曰：“虽不服缌，犹免，深衣，无麻，往给事也。”盖丧祭不可以襦袴，故加之深衣；正与庶人以深衣为吉服同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称童谣曰：“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蹇与襦。”盖言其将跋涉于外。《方言》曰：“袴，齐、鲁之间谓之。”是凡行道者皆襦袴也。又成公二十六年：“见靺韦之跗注。”《注》曰：“戎服，若袴而属于跗。”云若挎而不云袴者，以袴不属于跗，非谓无跨，否则当云若裳矣。或谓即宣公十二年之甲裳，为后世之战裙者非也。服劳、行道、从戎皆襦袴，所以便动作也。若燕居取其温暖，又或取脱著之便，则又贵乎长。《论语·乡党》：“亵裘长。”袍亦下至跗，《释名》。皆取其暖。深衣连衣裳而一之，不过拘于礼服必用衣裳之制，其实已与袍衫无异。后世此等拘泥去，则替深衣而径代以袍衫矣。《方言注》：“今或呼衫为襦。”《急就篇注》：“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皆可见襦与袍衫是一。而《续汉书·舆服志》，以袍为古之深衣者？《释名》曰：“衫，芟也。衣无袖端也。”《唐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谰袖褾襈，为士人上服。《类篇》：衣与裳连曰襕。禄，袖端也。襈，缘也。盖特加袖端及缘，以象深衣，其实则仍袍衫耳。后汉时之袍，或有褾襈，亦未可知。然观马周之议，则俗去之亦已久矣。其便服转尚裙襦，则仍取动作之便也。惟习以袴为戎服及贱者之服，故必著裙。魏、晋以后，车驾亲军，中外戒严，皆服袴褶。《急就篇》注：“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日左衽之袍也。”案左衽者原于胡服，非左衽者，自原于中国之戎服也。贱者之服短衣，尤古今如一，可见有关实际之事，必不能因好尚而变迁。古今中外，虽有小异，实必大同也。
衣之宽窄，随气候而异。南方气候暖，多宽。北方气候寒，多窄。吾国文化，本起于南，故衣服亦颇宽。贵人尤甚。盖以是为美。《礼记·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注》云：“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单衣，此君子有道艺者所衣也。庶人禅衣，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周官》司服：士，“其齐服有玄端素端”。《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属幅，广袤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盖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则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此虽无正文，然古必有贵者侈袂之俗，郑乃据以为言也。
古代衣服，颇不自由。一以封建之制，藉服饰以别等级，一由锢蔽之俗，率疾恶独异者也。《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242《注》云：“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商君治秦，盖用此法。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此明等级之说也。《礼记·缁衣》：“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王制》：“关执禁以讥，禁异服。”郑子臧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杀之于陈、蔡之间。《左氏》僖公二十四年。荀子曰：“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奇衣妇饰。态度拟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非相》。此恶异己者之说也。然各地方之服饰，初不甚一律，故孔子言：“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儒行》。《左氏》言钟仪南冠而絷。成公九年。《国策》言异人楚服而见。《秦策》。又《史记》言：“子路冠雄鸡，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仲尼弟子列传》。则因气类之异，而服饰不同者亦有之。盖好尚之殊，习俗之异，皆能使服饰不一律也。《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苟子·哀公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盐铁论·相刺篇》：“大夫曰：今文学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刺议篇》：“文学曰：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大夫曰：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躇，窃仲尼之容。”则当时儒者之服，确与恒人有异。衣服所以章身，故富贵者多好华异。然孔子曰：“国家未道，则不充其服焉。”《玉藻》。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左氏》闵公二年。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檀弓》。此则公产之世，同甘共苦之规，演而为封建之初，制节谨度之道，有足使不称其服之徒，抱愧色焉者矣。
古之裘，皆如今之反著。故曰“虞人反裘而负薪，彼知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也。《新序·杂事》。《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麛裘青犴褎，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注》“饰犹褎。”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又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周官》：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物献。功裘，以待颁赐。”郑司农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质。良裘，王所服也。功裘，卿大夫所服。”后郑云：“良裘，《玉藻》所谓黼裘与？功裘，人功微粗，谓狐青麛裘之属。”此皆贵族之服。《玉藻》又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质略，又庶人无文饰。”盖平民之服也。裼者，以衣加于裘上。掩之曰袭，开裼衣露其裘曰裼。《玉藻》曰：“裘之裼也，见美也。服之袭也，充美也。”《注》：“充犹覆。”疑初因惜其毛，加衣以护之，后又因以为饰也，“凡当盛礼者，以充美为敬。非盛礼者，以见美为敬”。《聘礼郑注》。无裼衣为表裘，为不敬。《玉藻》：“表裘不入公门。”绤之上，亦必加衣，时曰袗。《论语》所谓“当暑，袗绤，必表而出之”者也。《乡党》。不则不敬与表裘同。
《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齐则缁之。”《杂记注》曰：“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冠礼记》曰：“三王共皮弁素积。”其服用之甚广，《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乡党》：“素衣麂裘”，《郑注》：“视朝之服，君臣同服也。”《小雅》：“有《注》：“弁，皮弁也。天子诸侯朝服以燕。”《郊特牲》：“祭之日，天子皮弁以听祭报。”《明堂位》：“皮弁，素积，以舞大夏。”《学记》：“大学始教，皮弁释菜。”《聘礼》：宾皮弁以聘。又宾射、燕射亦用之。盖未知染色时之遗制。《月令》：季夏，命妇官染采。《周官》：地官有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天官有染人，掌染丝物，掌凡染事。则其技稍进矣。其物有蓝、《月令》：仲夏，命民毋艾蓝以染。蒨、《尔雅》：茹茅搜，即此物。齐人谓之鞈。象斗、染黑，见染草。紫茢、染紫，见染草《注》。丹秫见《钟氏》。之属。其染法：则《尔雅》言：一染谓之，《既夕礼注》：“今红也。”再染谓之，《士冠礼注》：“再入谓之。”三染谓之。《士冠礼疏》：“一染至三染，同名浅绛，”《士冠礼注》曰：朱则四人与？《钟氏疏》：“以纁入赤汁则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则为绀。”《考工记·钟氏》曰：五人为。《士冠礼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青而微黑，如爵头然，或谓之。”《疏》云：“以入黑则为绀，以绀入黑则为为。”七人为缁。《注》云：“凡玄色者在缁之间，其六人者与？”《疏》云：“缁谓更以玄入黑汁。”又云：“缁与玄相类，故礼家每以缁布衣为玄端也。”《士冠礼疏》云：“古缁二字兼行：若据布为色者，则为缁字。若据帛为色者，则为字。但多误为纯。”又染人，秋染夏。《注》谓染五色。此古染色之大略也。《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古皆贵正色，贱间色，实则染色之技，当以知间色者为优也。
《考工记》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注》：“此言画绩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缋以为衣。”又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注》：“此言刺绣采所用，绣以为裳。”绘绣之义已见前，此古人织功箴功所用之色也。
古丧服以布之精粗为度，非以其色也。《礼记·间传》曰：“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缌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案《丧服记》但云：齐衰四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齐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故《郑注》谓其“极列衣服之差”也。升者，郑注《丧服》云：“布八十缕为升。升字当为登，登，成也。今之礼皆以登为升俗误已行久矣。”《疏》云：“布八十缕为升者，此无正文，师师相传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缕谓之宗，宗即古之升也。”有相传言语为证，郑说自属不误。《论语·子罕》：“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集解》：“孔曰：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为之。”《疏》云：“三十升则二千四百缕矣，细缕难成，故孔子以为不如纯之俭。”然其纺织之技，则甚精矣。《周官》：司服，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疑衰。郑司农云：“锡，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无事其缕。《丧服传》文。锡，今文或作见《大射礼注》。疑衰十四升。”此无文。盖至十五升则为吉布也。
第三节 宫室
人类藏身，古有两法：一居树上，一居穴中。《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孟子》言：“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上》。《淮南子》言：“舜之时，江、淮流通，四海溟涬，民上丘陵，赴树木。”《本经训》。即其事。《诗》云：“古公室父陶复陶穴。”《礼记·月令疏》曰：“古者窟居，随地而造。若平地则不凿，但累土为之，谓之为复。若高地则凿为坎，谓之为穴。其形皆如陶灶。故《诗》云陶复陶穴也。”《诗疏》不甚清晰，故引《礼记疏》。此古穴居之法。巢居，今世野人犹有之。其法连结大树之枝，使其中可容人，去地三五十尺。凿树干为级，以便上下。亦有能造梯者，人既上则藏之。《淮南·本经》谓容成氏之时，“托婴儿于巢上”，盖其事。穴居多在寒地。巢居则在温热而多毒蛇猛兽之区。《御览·皇王部》引项峻《始学篇》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可见其一起于南，一起于北也。
筑室材料，不外木、石、土三者，砖即熟土。寒带之人，有以雪为屋者，温带热带无之也。《易·系辞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淮南子·修务训》曰：“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栋宇者，巢居之变，筑墙则穴居之变也。《左氏》：郑伯有为窟室而饮酒，襄公三十年。吴公子光伏甲于堀室，以弑王僚，昭公二十七年。皆古穴居之遗。《月令》：“仲秋，穿窦窖。”《注》：“入地，椭曰窦，方曰窖。”此亦穴居遗法。《吕览·召类》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注》曰：“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虽云节俭，实所未闻。”此实巢居之遗制，高氏自不解耳。然《大戴记·盛德篇》，谓“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业已曲为之说，更无责乎高氏矣。243
渔猎之世，民多山居，亦有藉水以自卫者。希腊史家赫罗多德（horodotus），谓古屋皆在湖中，筑于杙上，惟一桥通出入，与《史记·封禅书》：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人，名为昆仑者酷相似。西元千八百五十三年，欧洲大旱，瑞士秋利伊湖涸，湖居遗址见，人类学家、古物学家皆以为邃古之遗。今委内瑞拉、新几内亚之民，仍有湖居者，可知以水自环，实野人防卫之法也。吾国古者，州洲同字，洲字即今岛字。已见第七章第三节。明堂称辟雍。辟即璧，《说文》“璧，瑞玉圜也”，又曰“璧，肉好若一谓之环”，盖取周还之意。雍，篆书作雝，乃借字，其本字当作邕，从川邑，《说文》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盖正指洲言之。《易·泰卦爻辞》曰：“城复于隍。”《尔雅·释言》曰：“隍，壑也。”城临壑，犹湖居时遗法也。湖居盖邃古之事，稍进则依丘陵。244古丘虚同字。书传言先代都邑者，皆曰某某氏之虚，即某某氏之丘也。至农耕之世，民乃降丘宅土。《淮南》以作室筑墙茨屋，与辟地树谷并举其征。此时文明日进，营造之技日精，城郭宫室，乃次弟兴起矣。
《礼记·王制》曰：“司空执度以度地，《注》：“度，丈尺也。”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注》：“观寒暖燥湿。”量地远近，《注》：“制并邑之处。”任事兴力。”《注》：“事，谓筑邑庐宿市也。”此古经野之法。《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此则建国之法也。《笃公刘》之诗曰：“涉则在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涉高冈，乃觏于京。既溥既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即古建国时计度之事。《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形法家，《汉志》说其学云：“大举九洲之势，以立城郭宫室。”盖即其法，而今亡矣。古制：百里之国，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国。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国，三里之城。《诗·文王有声疏》引《尚书》传《注》云：“玄或疑焉。245匠人营国方九里，谓天子之城。今大国九里，则与之同。然则大国七里之城，次国五里之城，小国三里之城为近耳。或者天子实十二里之城，大国九里，次国七里，小国五里。”焦循《群经宫室图》曰：“《周书·作雒篇》：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计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与《考工记》九里正合。”则谓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城之墙曰墉。《尔雅·释宫》：“墙谓之墉。”《疏》：“亦为城，《王制》云：小城曰附庸。《大雅·皇矣》云：以伐崇塘。义得两通也。”又于其上为垣，于其中睥睨非常，是曰陴，亦曰堞，亦曰女墙。《说文》：“陴，城上女墙，俾倪也。”又曰：“堞，女墙也。”《释名》：“城上垣曰睥睨，言于其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俾也，言俾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墙，言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门外有曲城，谓之《诗》：“出其阇。”《毛传》：“，曲城也。”《说文》：“，城内重门也。”《诗疏》云：“是门外之城，即今之门外曲城是也。”其上有台曰。《诗》：“出其阇。”《毛传》：“阇，城台也。”《尔雅·释宫》：阇谓之台。四角为屏以障城曰城隅。《考工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注》：“阿，栋也。宫隅、城隅谓角浮思也。”《疏》：“汉时云东阙浮思灾，言灾，则浮思者小楼也。”焦氏曰：“浮思，《广雅》《释名》《古今注》，皆训为门外之屏。城之四角，为屏以障城，城角隐僻，恐奸宄逾越，故加高耳。《诗·邶风·静女》：俟我于城隅《传》云：城隅，以言高不可逾。《笺》云：自防如城隅。皆明白可证。《疏》据汉时浮思灾，以城隅为小楼，非也。《古今注》谓罦罳合板为之，则屏自可灾。”城版筑所成。城之外为郭，亦曰郛，则依山川形势为之，非如城之四面有垣也。《周书·作雒解》：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郭所以御小寇，有大敌则不能守，故春秋列国相攻，不闻守外城者。郭之设，如专于一面，即为长城，2460亦所以防钞掠。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皆有长城，所以防北族，齐亦有长城，则所以防淮夷也。郭以内为郊，郊犹称国中；郭以外为鄙，亦曰野，则野人之居矣。《春秋》之例，未入郭曰侵某鄙，伐某鄙，入郭曰入某郛，入城曰入。郭为古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界。见第十章第四节。郭之门即郊门，其外有关。关多据形胜之地，不必尽在界上，盖扼险之始也。《周官·司关注》曰：“关，界上门。”《仪礼·聘礼》：“宾及竟，乃谒关人。”然《左氏》定公六年，郑伐阙外，《注》云：“阙外，周邑。”盖周以伊阙险隘，设关守之，谓之阙塞，阙塞之外，未尝无邑也。昭公元年，孟仲之子杀竖牛于塞关之外，此齐、鲁分界之关，关外即齐。襄公十七年，齐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迎臧孙，至于旅松，则桃、防皆在阳关外。成公二年，齐侯入徐关。十七年，高弱叛卢，庆克围之。国佐杀克，以谷叛，齐侯与盟于徐关。则徐关外亦有卢、谷等邑也。《考工记》：“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注》云：“王宫所居。”谓中为王宫也。天子诸侯皆三朝。《礼记·明堂位》：“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注》：“言庙及门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鲁有库、雉、路，则诸侯三门与？”戴震谓天子亦三门，焦循《群经宫室图》从之。门：最在外者曰皋门，诸侯曰库门。库门之内为外朝，九棘三槐在焉。《周官·朝士》。其内为应门，诸侯曰雉门。门之内为治朝，群臣治事之朝也。《周官·大宰注》：“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仪。”见《宰夫注》。治朝之内为路门。路门之内曰燕朝。燕朝之后曰六寝。六寝之后为六宫。此系据《周官》为说，见《天官宫人》及《内宰》。今文家说，则谓天子诸侯皆三寝，见《公羊》庄公三十二年《解诂》，二者不可强合。六寝之后，六宫之前，为内宫之朝。《匠人》云：“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内九室当在内宫之朝，外九室当在治朝也。又有官府次舍，其所在不可悉考。《周官·宫正》：“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注》：“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玉府、内宰、内史之属。次，诸吏直宿，若今部署诸庐者。舍，其所居寺。”《宫伯》，“授八次八舍之职。”《注》：“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次谓宿卫所在。舍其休沐之处。”应门之旁有阙，即观也，亦曰象魏，2471为县法之地。《天官冢宰》，“正月之吉，县治象之法于象魏。”司农云：“象魏，阙也。”《左氏》哀公三年，司铎火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杜《注》曰：“《周礼》，正月，县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故谓其书为象魏。”案魏者，阙名，象者，形象，其初本皆一名，后单音语变为复音，乃并二者皆称为象魏耳。《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天子之礼也。”《解诂》曰：“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礼记·礼器》：“天子诸侯台门。”又曰：“家不台门。”《注》：“阇者谓之台。”《疏》曰：“两边筑阇为基，上起屋曰台门，故乘之可以眺远。”《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是也。城亦有之，《诗·郑风》“佻兮兮，在城阙兮”是也。塾在路门之侧，为门闱之学所在。《尔雅》：“门侧之堂谓之塾。”《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即在于此。《疏》曰：“《周礼》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此即《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所谓“田作之时，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薪樵者不得入”者也。《战国策·齐策》：王孙贾之母谓贾曰：“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秦有闾左之戍，晁错谓入闾取其左。《后汉书·齐王缤传》云：使天下乡亭，皆画伯升象于塾，旦起射之。则古民居之巷通称闾，闾之两端恒有门，其侧皆有室，至汉世犹名为塾也。寝之制：前为堂，后为室。堂之左右为夹，亦曰厢。东厢之东曰东堂，西厢之西曰西堂。东西墙谓之序。其下曰阶。东为阼阶，西为宾阶。室之左右为房。郑云：天子诸侯左右房，大夫士仅有东房，见《诗·斯干笺》《礼·公食大夫礼注》。其北为北堂。《诗·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传》曰：“背，北堂也。”《疏》：“《士昏礼》云：妇洗在北堂，《有司彻》云：致爵于主妇，主妇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总谓之堂，房半以北为北堂，房半以南为南堂也。”《士昏礼疏》曰：“房与室相连为之，房无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堂北有阶曰北阶。户在室东南，牖在西南，北亦有牖，曰北牖。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室：西南隅为奥，尊者处之。西北隅谓之屋漏，当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尔雅疏》引孙炎说。东北隅曰宧，宧，养也，《疏》引李巡说。盖饮食所藏。东南隅曰窔，在户下，亦隐暗也。郭《注》。中室曰中霤，复穴之世开其上以取明，雨霤之，后因名焉。《月令疏》。《尔雅》曰：“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盖寝庙之制大同，故其称亦互受也。以上言城郭朝寝之制，略据焦循《群经宫室图》。
穴处之世，室内盖甚幽暗。野蛮人入室，行卧坐立，皆有定处，盖此时之遗习。吾国古礼，室中居有常处，盖亦由是也。《墨子》曰：“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冬可以避风寒，逮夏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节用》中。又《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今野蛮人亦有冬夏异居者。《月令》：季秋：“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豳风之诗》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曰：“在田曰庐，在邑曰里。吏民春夏出田，秋冬人保城郭。”此即《尧典》春云“厥民析”，冬云“厥民隩”者，其俗盖由来甚久。248“霜降逆女，冰泮杀止”之礼，由是作也。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贵人筑室于爽垲之处，是为《月令》所谓“居高明”。仲夏之月。然古营高明之技似甚拙。《尔雅》曰：“阇谓之台。”又曰：“四方而高曰台。”注谓积土为之。又曰：“有木者谓之榭。”榭有二义：一此所谓台上起屋，一则《尔雅》所云：“无室曰榭。”《左氏》宣公十六年杜《注》引之，谓：“屋歇前者。”疏云：“歇前者，无壁，如今厅是也，为讲武屋。”“陕而修曲者曰楼”，则于台上起屋。《淮南·本经》曰：“逮至衰世，构木为台，积壤而丘处。”亦即指此。盖不能为今世之楼，苟非因高为高，即须于平地累土，其劳民力尤甚，故古人恒以为戒也。249《公羊》庄公三十一年《解诂》曰：“礼：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登高远望，人情所乐，动而无益于民者，虽乐不为也。”《孟子·尽心下》：“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注》：“上宫，楼也，孟子舍止宾客所馆之楼上也。”《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有躄者，盘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可以居人，当系今日之楼。《春秋》庄公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临民之漱浣也。”250秋筑台于秦，《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临国也。”三十二年，《左氏》谓公筑台临党氏，则今之楼，战国之世乃能为之，春秋时尚无有也。
寝之制，前堂而后室，与今民居不同。《汉书·晁错传》：错言：“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则近今中为堂，左右为室之制矣。张晏曰：“二内，二房也。”盖平民之居，无寝制之所谓堂，即以其室为堂，房为室耳。251《史记·孔子世家》：“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盖改一堂二内之居，为庙寝之制也。《史记·外戚世家》：“帝求王大后女，女亡匿内中床下。”亦即“故所居堂弟子内”之内。
《礼记·儒行》曰：“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注》曰：“五版为堵，五堵为雉。今《戴礼》韩《诗》说：“八尺为版，五版为堵，五堵为雉。”古《周礼》及《左氏》说：“一丈为版，”见《诗·鸿雁》《左氏》隐公元年《疏》。筚门，荆竹织门也。圭窬，门旁窬也，穿墙为之，如圭矣。”《疏》云：“一亩，谓径一步，长百步为亩。若折而方之，则东西南北各十步为宅也。墙方六丈，故曰一亩之宫，谓墙垣也，环谓周回。东西南北惟一堵。《释文》：方丈为堵。蓬户，谓编蓬为户，又以蓬塞门，谓之蓬户。瓮牖者，谓牖窗圆如瓮口也。又云以败瓮口为牖。”案以败瓮口为牖，今世犹有之。《左氏》襄公十年，王叔之宰诋瑕禽曰：“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杜《注》：“筚门，柴门。闺窦，穿壁为户，上锐下方，状如圭也。”则古平民之居皆如是。又十七年，宋子罕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注》云：“阖，谓门户闭塞。”《疏》云：“《月令》仲春修阖扇。郑玄云：用木曰阖，用竹苇曰扇。是阖为门扇，所以闭塞庐舍之门户也。”此亦筚门之类也。可见古者民居之简陋矣。
然贵族之居，则有甚侈靡者。子产讥晋，谓文公无观台榭，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子西虑吴，谓阖庐室不崇坛，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而夫差次有台榭陂池。哀公元年。宋向戌聘鲁，见孟献子，尤其室，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襄公十五年。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辞，及如晋，则公更其宅矣。昭公三年，参看下文。盖俗以逾侈为高，如孔子所称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者寡矣。《论语·子路》。劳民之事，见于记载者：晋有虒祁之宫。昭公八年。楚有章华之台。昭公七年。又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公羊》昭公十三年。齐高台深池，宫室日更。《左氏》昭公二十年。鲁虽小，襄公反自楚，犹作楚宫。252襄公三十一年。此亦犹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矣。《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东周诸大国中，惟秦最简陋，而商君告赵良，以大筑冀阙，营如鲁、卫自夸，《史记》本传。则自孝公变法而后，亦不肯以简陋自安，阿房、骊山，未始非作法于贪者有以致之也。
宫室而外，又有苑囿之乐。253《说文》云：“苑所以养禽兽也。”高诱注《淮南·本经》云：“有墙曰苑，无墙曰囿。”其注《吕览·重己》则云：“畜禽兽所，大曰苑，小曰囿。”囿盖犹今之动物院，苑则画地，任自然之禽兽蕃殖其中者也。苑囿义虽有别，散文则通，后且为复语，故书传每连举也。《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此盖山泽之地尚为公有之世，其后施以厉禁，则有如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者矣。参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公羊》成公十八年《解诂》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云：“《孟子》文，《司马法》亦云也。”今《孟子》无此文，《司马法》则已亡：然《榖梁疏》引徐邈说，与何君同，其说必有所本，盖《春秋》制也。《诗·灵台毛传》云：“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周官》阍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国四十里，次国三十里，小国二十里。”盖古文说。《榖梁疏》引《毛传》作三十里，三盖误字。《孟子》言纣“弃田以为园囿”。《滕文公下》。《诗·驷铁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圃之乐焉。”《疏》云：“有蕃曰园，有墙曰囿，囿者，域养禽兽之处，因在其内调习车马。”此即《周官·载师》“以场圃任园地”之园。后世民家无囿，而犹有园，因而叠石穿池，构亭台，植卉木，则成今所谓园林，古苑囿实非其伦。《孟子》“弃田以为园囿”之园，疑实苑之误字也。
贵族宫室园囿，占地甚多，平民之居，则有甚为局促者。古宅地谓之廛，254皆掌诸官。《孟子》“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是也。《滕文公上》。《管子问》：“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人？”则并不待其乞请矣。《王制》言“田里不粥，墓地不请”，盖各举一偏以相备也。《孟子》“五亩之宅”，赵《注》言庐井邑居各二亩半，《梁惠王》上。此即《公羊解诂》言“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秋冬入保城郭，一里八十户”者，宣公十五年。地在郊野。“市廛而不税”，《王制》，《孟子》作“廛而不征”。则在国中者也。《左氏》：昭公三年：“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注》曰：“本坏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复之。”则城市之中，民居已极阗溢。255然犹曰国中则然。韩、魏之民，复阴阳泽水者过半。已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案《周官·载师注》：“《故书》廛或作坛，郑司农云：坛读为廛。”《序官》廛人《注》：“《故书》廛为坛，杜子春读坛为廛。”坛者，筑土为之，所以备营建，《管子·五辅》“利坛宅”，《注》云“坛堂基”是也。《荀子·王制》云：“定廛宅。”可见廛坛同字。居于草泽之中，排藜藿而后入，其无基址审矣。此则在野之民，亦不能得宅地也。度地居民之制，盖荡焉无复存者矣。
《周官·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九州二字，义有广狭。已见第十章第二节。此九州二字，乃指国以内之九聚落言，范围尤隘，实近九州二字之初义也。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注》：“于四角立植，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疏》曰：“此经说欲置国城，先当以水平地，欲高下四方皆平，乃始营造城郭也。云于四角立植而县者，植即柱也，于造城之处，四角立四柱而县，谓于柱四畔县绳以正柱。柱正，然后去柱，以水平之法，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地乃平也。”置槷以县，视以景。注：“于所平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以县正之，视之以其景，将以正四方也。”《疏》云：“置槷者，槷亦谓柱，云以县者，欲取柱之景，先须柱正，欲须柱正，当以绳县而垂之，于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绳县之，其绳皆附柱，则其柱正矣。然后视柱之景，故云视以景也。”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则东西正也。又为规以识之者，为其难审也。自日出而画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则为规，测景两端之内规之，规交乃审也。度两交之间，中屈之以指臬，则南北正。”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春秋》庄公二十二年：“丹桓宫楹。”《榖梁》曰：“礼：天子诸侯黝垩，《疏》：“徐邈云：黝，黑柱也。垩，白壁也。”大夫仓，士黈。《注》：“黈，黄色。”丹楹，非礼也。”二十四年：“刻桓宫桷。”《榖梁》曰：“礼，天子之桷，斫之砻之，加密石焉。《注》：“以细石磨之。”诸侯之桷，斫之砻之。大夫斫之。士斫本。刻桷，非正也。”《公羊解诂》略同。《疏》云：“皆《外传》《晋语》张老谓赵文子椽之制。”《礼记·礼器注》：“宫室之饰：士首本，大夫达棱，诸侯斫而砻之，天子加密石焉，无画山藻之礼也。”疏云：“《礼纬·含文嘉》云：大夫达棱，谓斫为四棱，以达两端。士首本者，士斫去木之首本，令细，与尾头相应。《晋语》及《含文嘉》并《榖梁传》，虽其文小异，大意略同也。”《札记·礼器》：“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明堂位》曰：“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注》：“山节，刻欂卢为山也。藻棁，画侏儒柱为藻文也。复庙，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当尊南也。惟两君为好，既献，反爵于其上，礼：君尊于两楹之间。崇，高也。康读为亢龙之亢。又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疏》云：“皇氏云：郑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谓就外檐下壁，复安板檐，以辟风雨之洒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并可见古者建筑之术。然古宫室城郭，皆役民为之，能守成法以其时者盖寡，故古多以事土木为大戒也。
吾国最古之建筑，莫如明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谓：“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实同。”袁准难之，殊不中理。阮元谓：“有古之明堂，有后世之明堂。古者政教朴略，宫室未兴，一切典礼，皆行于天子之居，后乃礼备而地分。礼不忘本，于近郊东南，别建明堂，以存古制。”《研经室集·明堂说》。其说是也。明堂之制，今古文皆谓其以茅盖屋，盖犹祭祀之存玄酒大羹。今《戴礼》说：明堂九室，室四户八牖。古《周礼孝经》说：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其壮丽，殊与朴略之世不称，盖晚周之制也。郑玄谓《戴礼》所云，虽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得其实矣。《淮南·本经》云：“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不斫，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可见明堂之初制。合初制与吕不韦所说观之，可见自隆古至晚周建筑之精进也。本节引《礼记·明堂位疏》。蔡邕说详见《续汉书·祭祀志》注。《考工记·匠人》说明堂之制，与古《周礼》《孝经》说同。
《周官》：天官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梐枑再重。《注》：“郑司农云：梐枑，谓行马。”案谓交互设木，以资守卫也。设车宫辕门。《注》：“谓王行止宿阻险之处，备非常，次车以为藩，则仰车，以其辕表门。”为坛宫棘门。《注》：“谓王行止宿，平地筑坛，又委遗土起堳埒以为宫。郑司农云：棘门，以戟为门，杜子春云：棘门，或为材门。”《疏》：“闵二年，卫文公居楚丘，国家新立，齐桓公共门材，先令竖立门户，故知棘门亦得为材门，即是以材木为门也。”为帷宫设旌门。《注》：“谓王行止，昼有所展肆，若食息，张帷为宫，则树旌以表门。”无宫则共人门。《注》：“谓王行有所逢遇，若住游观，陈列周卫，亦立长大之人以表门。”此古人行道止舍之法也。
古人席地而坐，尊者则用几。阮谌《礼图》云：“几长五尺，高尺二寸，广二尺。”《曾子·问疏》。其高尚不如今之椅也。其坐则略如今之跪。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床笫之言不逾阈。”《注》：“笫，箦也。”《正义》：“《释器》云：箦谓之笫，孙炎曰：床也：郭璞曰：床版也。然则床是大名，箦是床版。《檀弓》云：大夫之篑与？篑名亦得统床，故孙炎以为床也。”室中用火有二：一以取暖，一以取明。《汉书·食货志》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师古曰：“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古无蜡烛所谓大烛庭燎者？以苇为中心，以布缠饴蜜灌之，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平时用荆燋为火炬，使人执之，所谓执烛抱燃，所谓烛不见跋，皆指此。《周官·秋官》司烜氏《疏》。《左氏》昭公十年：“宋平公卒。初，元公恶寺人柳，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定公三年：“邾子自投于床，废于炉炭，遂卒。”则取暖亦用炭也。
述宫室及与宫室附丽之器用既竟，请再略言葬埋之制。古之葬，盖有于山者，亦有于平地者。《孟子》曰：“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滕文公上》。此田猎之世之葬于山。《易》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系辞传》。此则耕稼之世之葬于地者也。农民葬埋，率就所耕之地。256《曾子问》：“下殇葬于园：”亦其一证。故《孟子》言：“死徙无出乡。”《滕文公上》。《公羊解诂》述井田之制曰：“死者得葬焉。”宣公十五年。《檀弓》曰：“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盖古之所以不封不树者，正以葬地距所居甚迩，不待识别也。《诗》：“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毛《传》：“瑾，路冢也：”路人而犹为之冢，亦以便识别也。贵族则以中田为不安，而求葬于高燥之处。《吕览》谓“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是也。《节丧》。于是葬地距所居渐远，不得不为之识别，而有所谓丘封之度与树数，《周官》冢人，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并有以人力为丘陵者矣。顾亭林《日知录》云：“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赵肃侯、秦惠文、悼武孝文三王始称陵至汉则无帝不陵者矣。”此葬地之变也。《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淮南·氾论》同。郑《注》言有虞氏始不用薪，高《注》言禹世无棺椁，以瓦广二尺，长四尺，侧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盖尚未能用木。257《墨子》言“禹葬曾稽，桐棺三寸。”实假托之辞也。见《节葬》。上文云：“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下文又云：“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可见实为墨子所定之制。《左氏》哀公二年，赵鞅誓众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墨子所据，自系当时觳薄之制也。《檀弓》言：“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孟子》言：“中古棺七寸，椁称之。”《公孙丑》下。而天子诸侯，棺椁皆至数重。《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郑《注》以水兕革棺为一重，枕棺即椑棺，梓棺为属与大棺，《丧大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盖即《礼器》所谓诸侯三重，大夫再重者，诸侯无革棺，大夫无椑也。又云：士棺六寸，则士无属也。《礼器》又云：“天子五重。”郑谓加抗木与茵，疏云：“古者为椁，累木于其四边，上下不周，致茵于椁下，所以藉棺，从上下棺之后，又置抗木于椁之上，所以抗载于上茵者。藉棺外，下褥，用浅色缁布为之，每将一幅，辄合缝为囊，将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案《庄子·天下》：“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七重，盖以水兕革棺为二，茵与抗木，亦各为一重。《荀子·礼论》：“天子棺椁十重。”十，盖七字之误。此棺椁之变也。《檀弓》又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其论三代制礼之意非，言三代异礼当是。所谓明器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亦《檀弓》文。盖其时制器之技，本只如此。“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刍灵与涂车并称，亦见《檀弓》。盖在瓦棺聖周之世，俑则与棺椁并兴也。258此葬器之变也。凡此皆葬埋之法，随文明之进而臻美备者也。
昔之论者，恒谓古人重神不重形，故其葬埋不至逾侈，其说实似是而非。259《檀弓》言延陵季子适齐，比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左氏》定公五年：“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合此两事观之，似古人之重神，诚过于其形，且以形魄为无知矣。然《榖梁》僖公十年：“骊姬谓君曰：吾夜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则谓古人谓神不栖于丘墓者，非也。或谓《榖梁》之言，乃汉师之说，不免以后世事附会。然“孔子死，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孟子·滕文公》上。此即后世之庐墓，与将士而卫冢何异？且自武王，即已上祭于毕矣。见第八章第六节。而齐亦有东郭墦间之祭。《孟子·离娄》下。“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哭尽哀。除丧而后归，之墓哭成踊。”《礼记·奔丧》。“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檀弓》。“大夫士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坟墓也？”《曲礼》。苟以形魄为无知，又何为是恋恋也？《檀弓》曰：“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然则季子之不归葬，亦力有不逮耳，非果以形魄为无知，而弃之于远也。职是故，古贵族乃多违礼厚葬者，观《呂览·安死》《节葬》二篇可知。《论语》言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而门人弗听。《先进》。盖虽圣门之弟子，且不免随俗矣。知厚葬之习之入人深也。道术之士所以多非厚葬者，墨家诋儒家厚葬，然儒家葬法，较之流俗，已远薄矣。一不欲以死伤生，一则礼多守旧，前世之法，既成道习，不欲轻违也。然一二智士之哓音瘏口，岂能回千百流俗人之听哉？
古言葬埋之侈者，莫过于吴阖庐，及秦惠、文、武、昭、庄襄五王，刘向《谏起昌陵疏》见《汉书》本传。或谓此六王之事，乃以世近而有传，他国王侯，亦未必不如此。然《左氏》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乐举之不臣。《史记·秦本纪》：武公卒，初以人从死，献公元年又止之。《左氏》成公二年，亦云宋始用殉。则战国初年以前，违礼厚葬者，似确不如后来之甚。260盖礼恒守旧，非至风俗大变时，敢显然违之者少也。此乃习俗之拘束，非真知礼义，故堤防一溃，遂横决不可遏止矣。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檀弓》：“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注》曰：“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京，京盖原字之误。”261案《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掩辨京陵。《注》云：“以为冢墓之地。”《尔雅·释丘》曰：“绝高谓之京。”《周官·大司徒注》曰：“高平曰原。”二者义实无大异，则作京亦可通。《檀弓》又曰：“成子高曰：吾闻之，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丘陵不必皆不食，然究非土田之比，族葬于丘陵，则地之弃于葬者较少，犹较以人力为丘陵者为善也。
《墨子·节葬》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吕览·义赏》曰：“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同。此为异民族之俗，非汉族所有，彼盖诚重神而不重形者矣。
第四节 交通
《易·系辞传》述黄帝、尧、舜之事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又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辞过》。《淮南子》曰：“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靼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氾论》。皆以舟车之兴，为大有益于人类。盖无舟车，则一水之隔，即可使人不相通，陆路虽可步行，然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跋涉千里，业已甚劳，况加以儋荷负戴提挈邪？人之躯体，能运物者有四：肩、背、头、手是也，肩以儋，背以负，头以戴，手以提挈。合两人之手，则为舁。舟车之兴，其大有益于人类，确不诬也。262
舟之兴，盖始于浮木。《庄子·逍遥游》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以手足击水而进。此时人之手足即楫也。此盖最古之法。稍后，则知刳木。《淮南子·说山》曰：“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诗》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疏》云：“《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注》曰：舟谓集板，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即古又名曰虚，总名皆曰舟。”案《诗》所谓方，即《淮南子》所谓方版，乃后世之筏，不足以当舟虚则其所谓窬木，而亦即《易》所谓刳木也。舟之始，盖仅如此，能方版而为筏，技已稍精，知造舟则更进矣。既能浮木以渡水，则亦能驾木以为桥。《说文》：“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是也。其字亦作杠。《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梁与杠字并从木，盖亦架木为之。《尔雅》曰：“石杠谓之徛。”则后来更用石也。《尔雅》：“堤谓之梁。”《注》：“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案梁亦初用木，后用石也。郭《注》云：“聚石水中，以为步渡。”盖未能为桥时，又有此法。虽云简陋，然较之“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之世，见《庄子·马蹄篇》。已迥不相侔矣。
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日知录》论骑射之始云：“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此虽论军事，而交通从可见焉。后来夷狄之情形，即吾国古代之情形也。吾国文明，大启于河域之平原，故车之为用尤广。《考工记》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可见古人之殚心于是矣。
《曲礼》曰：“前有车骑，则载飞鸿。”《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当是周末时礼。”《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曰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炫谓此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案世无知以马驾车而不知骑乘之理，亦无久以马驾车而仍不知骑乘之理，古书不见乘马事，自如刘子玄议，以记庶民事少；兵有车而无骑，自如亭林言，以古华夏多居平地，与戎狄争不甚剧也。《日知录》云：“《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马之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赵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即是单骑。”《马部》骑下。则急遽之时，古固有跨马者。予案载重亦宜于车，古贵族之行，载物必多，安能用骑？《史记·秦始皇本纪》：八年（前239），“轻车重马，东就食”，疑即是舍车而骑。毛奇龄《经问》云：“古书不记事始，今人但以书之所见，便为权舆，此最不通。《易》《书》《诗》无骑字，遂谓古人不骑马，骑是战国以后字，然则六经无髭髯字，将谓汉后人始生髭髯乎？”语虽谑，实中事理也。
古车亦有以人者，辇是也。《周官》乡师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注》云：“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藩营。《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案《春官》巾车，“王后之五路”有辇车。《注》云：“为辁轮人挽之而行。”《疏》：“《说文》：有幅曰轮，无幅曰辁。”又服车五乘，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但云：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与栈车皆不言为人挽。而《诗》：“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云：“栈车，役车也。”《笺》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一似栈车、役车，以皆人挽行者。盖役车既可驾马，又可人挽行，既可乘坐亦可共役；而栈车、役车同为无饰，故二者又可通名也。《巾车》，王之五路：曰玉路，以祀。曰金路，以宾，同姓以封。曰象路，以朝，异姓以封。曰革路，以即戎，以封四卫。曰木路，以田，以封蕃国。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厌翟，曰安车，曰翟车，曰辇车。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云：玉路以玉饰，金路以金饰，象路以象饰，革路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木路不以革。漆之而已。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厌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安车，坐乘车。翟车，不重不厌，以翟饰车之侧尔。辇车，但漆之而已。夏篆，《故书》为夏缘。司农云：夏，赤也。缘，缘色。或曰：夏篆，篆读为圭瑑之瑑，夏篆，毂有约也。玄谓夏篆，五采画毂约也，夏缦亦五采画，无缘，墨车不画，栈车不革，而漆之。案《考工记》云：“栈车欲弇，饰车欲侈。”《注》云：栈车欲弇，“为其无革挽，不坚，易折坏也”。饰车，“谓革舆也”。《疏》云：“云大夫以上，则天子诸侯之车以革。但有异物之饰者，则得玉金象之名号，无名号者，直以革为称。木路亦以革，但不漆饰，故以木为号。”与《巾车注》不合。《疏》说当是。或其初但用木，后虽以革，犹蒙木名也。栈车则仍用木。《巾车疏》引《唐传》云“庶人木车单马”是也。用木即是无饰，故《唐传》又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命然后得乘车、骈马。”《考工记》引《殷传》亦云：“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公羊》昭公二十五年《解诂》，亦云：“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大车，士饰车”也。驾数：《易》孟、京、《春秋》《公羊》说：天子驾六。《毛诗》说：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与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说与《易》《春秋》同，见《五经异义》。《曲礼》云：“妇人不立乘。”故《巾官注》云：“凡妇人车，皆坐乘。”《疏》云：“皇后五路皆坐乘，独此得安车之名者，以此无异物之称，故独得安车之名也。”又云：《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乘安车，则男子坐乘，亦谓之安车也。”《说文》：“辇，车也，从车，在车歬，引之也。”训并行，盖二人挽之，亦或一推一挽。263《司马法》所言，乃行军时制，寻常役车，固不必如是其大也。《论语·为政》：“子曰：大车无，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集解》：“包曰：大车，牛车；《考工记·轿人注》同。《车人注》曰：“平地载任之车。”小车，驷马车。”中央两马夹辕者名服，两边名，亦曰骖。《左氏》桓公三年《疏》云：“总举一乘，则谓之驷。指其腓马，则谓之骖。”则古车有服牛、乘马与以人，凡三种也。264古丧车亦以人，《既夕礼》，属引，《注》曰：“属，犹著也，引，所以引柩车，在轴曰绋，古者人引柩。”《疏》云：“言古者人引，对汉以来不使人也。”
即《史记·夏本纪》“山行乘”之。《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案禹乘四载，265《史记·夏本纪》《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吕览》《慎势》。《淮南王书》《齐俗》《修务》。《说文》《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互异，其中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或作船，无足疑。山行则与桥外，又作梮、蔂、樏、欙；泽行作毳、橇、、、、楯；而《吕览》及《淮南·修务》，又云沙行乘鸠，《齐俗》作肆。肆疑误字。庄逵吉曰：“鸠车声相转，古盖别有一种小车，名鸠。、、楯三字同类，橇、毳、三字同类。《周礼》曰：孤乘夏，又下棺车亦曰，古字无，楯乃以阑楯借用耳。”案庄氏说是也。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之字，《左传》作挶。襄公九年，陈畚梮，杜《注》：“梮，土。”《汉书·五行志》引作。应劭曰：“，所以舆土也。”《说文》：“，大车，驾马也。”蔂、樏即一字，显而易见，亦即《孟子》反虆梩而掩之之虆。《滕文公》上。赵《注》云：“虆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盖挶本取土之器，驾马则以名，而虆亦取土器，故又可名欙，而之音又转为桥，则即后世之轿字。徐广曰：“者，直辕车。”韦昭云：“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盖其物在魏、晋时，尚可以人舁，可以驾马也。
有国中之道，有野鄙之道，国中之道，匠人职之。《考工记》云：“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注》：“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九轨积七十二尺。”环涂七轨。杜子春云：“环涂，谓环城之道。”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盖极宽平坦荡。野鄙之道，则不能然。266《周官》遂人云：“遂上有径，沟上有畛，洫上有涂，浍上有道，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注》云：“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其路，依盖田间水道。《月令·季春》：“令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郑《注》云：“古者沟上有路。”此沟为遂、沟、洫、浍之总名，路亦径、畛、涂、道之总名也，此等路，即役人民修之。《国语·周语》：单襄公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又曰：“其时儆曰：收而场功，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其技，自不如匠人等有专职者之精，又政令时或不举，故其宽平不如国中。《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居柩车之前，若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抑扬左右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周官》丧祝，掌大丧劝防之事。《注》云：“劝，犹倡帅，前引者。防，谓执披备倾戏。”《曲礼》亦曰：“送葬不避涂潦。”此野鄙之道，不尽平坦之证。《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周官》野庐氏，“凡道路之舟车互者，叙而行之。”此野鄙之道，不尽宽广之证也。《曲礼》言岁凶则驰道不除，盖惟驰道为宽平，余则不免倾仄，三代时亦与秦、汉同矣。古道路与沟洫相辅而行，即所谓阡陌。井田未废时，沟洫占地颇多，亦颇平直，与之相依之阡陌，亦必较宽且直可知。至阡陌开，则无复旧观矣。故路政之坏，亦与土地私有之制骈进者也。
古国小而为治纤悉，其路政自较后世为修饬。然其欲设险以慎固封守亦较大一统时为甚。故其往来之际，阻碍颇多。后人读古书，不审当时字义，而以后世字义释之，则失其实矣。《周官》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量人，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此皆所以利交通。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此则所以慎封守也。九州字义，广狭不同，已见第十章第二节及上节。所谓天下者，亦就其时交通所及言之耳。《月令》：“孟冬，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皆慎固封守之事。盖农耕之民，收获之后，最惧劫掠，故古即有“重门击柝”之事，见《易·系辞传》。后世政令，仍沿袭此意也。因列国之互相猜忌，于是往来之间，非有符节不能通，甚至国内亦然。符节之制，《周官》最详，以其为六国时书也。《地官》掌节云：“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秋官》小行人无货贿用玺节句，而云“都鄙用管节。”虎节，人节，龙节，使臣所用；旌节，符节，管节，则人民所用也。郑《注》云：“门关，谓司门司关也。货贿，主通货贿之官，谓司市也。道路，主治五涂之官，谓乡遂大夫也。都鄙，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又云：“凡民远出至于邦国，邦国之民，若来入，由门者，司门为之节；由关者，司关为之节；其商则司市为之节；其以征令及家徙，则乡遂大夫及采地吏为之节。将送者，执此节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时课，如今邮行有程也。”案《秋官》行夫云：“掌邦国传递之小事，媺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掌交云：“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此出使者之必以节也。司关云：“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环人云：“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怀方氏云：“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此来使者之必以节也。大司徒云：“国有大故，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乡大夫云：“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旌节辅令则达之。”司险云：“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惟有节者达之。”“大故。”郑《注》曰：“谓王崩及寇兵也。”此有事时禁民往来也。掌节云：“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此平时禁民往来也。此犹曰往来于列国之间也。比长云：“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注》云：“或国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国中，皆从而付所处之吏，明无罪恶。徙于他，谓出居异乡也，授之者有节乃达。”此即《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者。《诗·硕鼠笺》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2671其言亦当有所据，则虽一国之中，迁徙亦不自由矣。案《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八契，盖入契之误，此亦符节之类。《史记·楚世家》言齐王折楚符而合于秦，《张仪列传》言楚王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又言仪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乐毅《报燕惠王书》曰：“具符节，南使臣于赵。”苏代《遗燕昭王书》曰：“使之盟于周室，尽焚天下之秦符。”《魏策》：宋郭曰：“请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传焚符之约者，臣也。”皆列国往来无符节即不得通之证。而关之讥察尤严，其极，遂至藉以为暴。关之始，盖专为讥察计，《王制》谓关执禁以讥，禁异服，察异言是也。其后因以征商，然讥察之法仍不废。《周官》有司门以主城门，司关以主界上之门，又有阍人以守王宫之门，皆以几诃为事。《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言：“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注》云：“边鄙之人，既入服政役，又为近关所征税相暴，夺其私物。”入服政役而犹有几，正与《周官》虽有征令，犹须符节相合，知六国时自有此事，故作《周官》者，亦据以立言也。从而夺其私财，则盗贼不啻矣。宜乎《孟子·尽心下》篇，谓“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也。然《左氏》文公二年，以废六关为臧文仲三不智之一，则古视设关几察之制甚重矣。此以言其为阱于国中也。关之设，后虽或在国内，乃因国竟开扩使然，其初则必在界上，故于列国往来，所关尤巨。《史记·张仪列传》言，楚怀王听仪计，闭关绝约于齐《战国·魏策》：宋郭曰：“欲使五国约闭秦关者，臣也。”是绝约必先闭关也。《魏策》又曰：“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则又可设关阻道以自利矣。《左氏》成公十二年，晋、楚盟辞曰：“道无壅。”盖即指此等事言之，可见列国并立之世，交通之梗阻矣。宜乎汉有天下后，论者以通关梁、一符传为美谈矣。
古民间之往来不盛，故道途宿息，及既至后之馆舍，皆须官为措画。268《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遗人职云：“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委人职亦云：“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掌讶职云：“若将有国，宾客至，则戒官修委积。”又云：“及委则致积。”怀方氏职云：“治其委积、馆舍、饮食。”《管子·五辅》亦云：“修道路，便关市，慎将宿。”《觐礼》：天子有赐舍，《曾子问》曰：“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其事也。《杂记》：“公馆者，公宫与公所为也。私馆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觐礼》又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子工商。”盖无特设之客舍，故各就其家馆之。《聘礼》：“有司入陈。”《注》云：“入宾所馆之庙，陈其积。”案古庙寝同制，故可以舍客。民间往来，当亦如是。《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此客舍必是民家。若关下官所为舍，则本非有符节不能止宿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曰：“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此逆旅亦必是民家，若专以宿客为业，官自可加以封禁也。《史记·扁鹊列传》：“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索隐》引刘氏云：“守客馆之师，故号云舍长。”此客馆似是专业，然此等似不多也。《商君书·垦令篇》：“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当时之秦，未必有专营客馆者，盖亦民家以此牟利，故欲返诸农易也。
操舟之技，北不如南，内地又不如缘海。案《左氏》僖公十三年，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史记》亦云：“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见第九章第三节。《战国·楚策》：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捍关。捍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似西北操舟之技，亦已甚优。然北人徒涉者甚多，可见其济渡尚乏。269案古济渡有二法：一以船自此岸渡至彼岸，诗所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者也。此法见于记载者甚少。二以舟自此岸接于彼岸，人马行其上。《尔雅》云：“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柎。”《公羊》宣公十二年《解诂》同。《诗·大明疏》所谓“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者也。古人所以如此，盖缘其造桥之技颇拙。《孟子》言：“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咸。”盖仅能于水小之时，架木为桥，水大即不免断绝，故不得不如此。然亦由其行舟之技尚拙，舟船较少故也。《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论语·宪问》曰：“深则厉，浅则揭。”此皆所谓徒涉。《易·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孟子·离娄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此则所谓“以车载而渡之者。”《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礼记·檀弓》曰：“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祭义》曰：“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左氏》哀公十五年，芋尹盖谓吴大宰嚭曰：“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荀子·天论》曰：“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大略》曰：“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则古过涉灭顶者甚多，《易》所由取为大过之象也。《吕览·过理篇》言：“纣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注》曰：“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视其髓，欲知其与人有异否也”此即伪《泰誓》“斮朝涉之胫”语所本。《战国策·齐策》云：“有老人涉蓄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正因战国时徒涉者甚多，乃以是附会纣之恶耳。巴蜀之文明，多受之于楚，其长于操舟，未始非东南人之教也。中国与海外之交通，自汉以后乃有可征，然燕、齐之民，当先秦之世，散布于辽东西者已甚众。史记封禅书言，齐威、宣、燕昭王，即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山，据近人所考证，实为今之日本。见冯承钧译《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商务印书馆本。然则先秦之世，燕、齐之人，航勃海者已盛，故能有此传闻，其散布辽东西，未必非浮海而往矣。然北方诸国，未闻有用舟师者，至南方，则吴徐承帅舟师欲自海入齐。270《左氏》哀公十年。越王勾践亦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而吴、楚水战之事，尤不可一二数。入郢之役，楚所以大败者，亦以吴忽舍舟而陆，卒不及防也。海外黑齿等国之见知，必南方航海者所传述也。《禹贡》九州贡路，皆有水道。于扬州云，“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此正吴徐承、越范蠡、后庸所由之路，此亦见《禹贡》为战国时书。知缘岸航行，南人久习为故常矣。而东南沟渠之贯通，尤足为其长于舟楫之证。《史记·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左氏》昭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亦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北属之沂”，误作“北属蕲。”案越乱既闻，王孙雒曰：“齐、宋、徐夷，将夹沟而我。”夫差既退于黄池，又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可见当时水道所通甚远。苟，《吴越春秋》作骆，当即《国语》上文之王孙雒，苟乃误字也。盖自江至河，水道几于纵横交贯矣。果谁所为不可知，古水利修治，沟渠到处皆是，连属之而为可以通舟之漕渠，初不难也。而其较大之工程，明见记载者，为徐偃王、吴夫差。徐偃王事，见第八章第八节。可知舟楫之技，东方长于西方，东南尤长于东北也。此已开后世恃江河为大动脉之先声矣。
交通，通信，论者多并为一谈，其实当分为二事。通信者，所以使人之意，离乎其身而行者也。通信之最早者为驿传，其初盖亦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说文》传、遽互训，而《管子》大匡，言三十里置遽委，有司职之，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是其征也。《吴语》言“徒遽日至”，则传命者不必皆车骑。《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虽有难而不时，必达。”则用车骑者，亦不必尽由求速也。用以通信，时名曰邮，邮之义为过，《王制》“邮罚丽于事”郑《注》。盖过而不留之义，故孔子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而《说文》及《汉书注》，《平帝纪》《淮南厉王》《薛宣》《京房传》《五行志》。皆以邮为行书舍也。驿有车有骑。《说文》：“驿，置骑也。”《吕览·士节》高《注》：“驲，传车也。”《尔雅·释言》舍人注：“驲，尊者之传也。”则驲为传车，尊者所乘。271《左氏》所载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文公十六年。《国语》所载晋侯乘驲，会秦于王城等事，《晋语》。并是乘车。顾亭林《日知录》，指为事急不暇乘车，或是单乘驿马，则误矣。《左氏》定公十三年，邴意兹言：“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自河内至绛仅数日，较之师行日三十里，吉行日五十里者，不可同日语矣。皆节级传递之功也。
自有邮政，而人之意可离其身而行，自有电报，而人之言之行，乃速于其身之行，古无电讯，言之行，不能速于身之行也，于是有烽燧置鼓，用人之耳目，以传机速之事焉。《史记·周本纪》言：“周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是也。272《周本纪》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正义》云：“昼日然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橹也。燧，炬火也。皆山上为之。有寇举之。”《吕览·疑似》云：“为高堡，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传寇至，传鼓相告。”此法至后世犹用之，即今亦未能尽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