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甩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刚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数句非儒者之言，亦失陈奏之体。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以上浑言用兵必有祸灾。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干，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婴被擒，灭亡之酷，自古所未尝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余，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向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余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炀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唐室凌迟，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不然，太宗仁圣宽厚，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此岂为善之报也哉？武氏之祸谓由太宗穷兵所至，亦非事实。由是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其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余，故其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衄，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狃于功利，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不可不察也。以上用兵胜者亦有大祸，败者更不必论。
昔仁宗皇帝复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以上仁宗虽用兵而民不怨。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治甲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寮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以上今日用兵而民怨。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陵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以上战胜而锐气方盛，兵无已时。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熏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以上战胜亦可哀矜，而不足喜。姚姬传氏谓东坡此书是子虚乌有之事，方平并未入奏。盖在黄州时闻永乐徐禧之败，神宗悔痛，故追作是文以发挥己意，其以屠杀膳羞为譬，亦是黄州戒杀时议论也。国藩谓东坡好佛，以好杀喻黩兵，理自可通，惟首段言冥谪尤重，则失体耳。
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将吏，疲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之储，上供殆尽；百官俸廪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疫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恸哭而不能止也。以上兵弱饷绌，盗贼将起。
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改，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几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宫朝夕之养，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以上言察天心之向背，息兵安民。
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经变既多，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然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智识特达，度量过人，未有能勇于奋发之中舍己从人、惟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借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实，切实精当，又善设譬喻。凡难显之情，他人所不能达者，坡公则以譬喻明之。如“百步洪”诗首数句设譬八端，此外诗文亦几无篇不设譬者。此文以屠杀膳羞喻轻视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心，皆巧于构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读之而适为人人意中所有。古今奏议推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人为超前绝后。余谓长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义理，文忠明于人情。吾辈陈言之道，纵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须有一二端明达深透，庶无格格不吐之态。
苏轼／上皇帝书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镫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稿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镫之事寻以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所以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镫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镫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以上总起，篇首三百余字，失之冗漫，汉唐制科对策往往如此。今京曹奏疏，首段亦多浮词。若督抚奏疏，宜就事论事，闲语不可太多。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伏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欤？《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乎？昔子产焚《载书》以弥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论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义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以上浑言结人心，以下胪列失人心之事。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日制置三司条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于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克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士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
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善言事者，每于最难明之处设譬喻以明之，东坡诗文皆以此擅长。故臣以为消谗慝而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以上言不宜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官。
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子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必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宰相人臣也”四句有倾轧王介甫之意。
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以上言谋事贵于无迹。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肃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既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烦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余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人视今，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意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以上论遣使太多。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曰“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且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所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以上论兴水利。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王荆公新法惟雇役为善政，当日诸君子亦争之不已。厥后司马温公改雇役仍为差役，东坡又力争之。雇役犹今军中雇募民夫，给与饭钱也，差役犹今掳人当夫，不给钱文也，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衙前犹差总之名也。凡县有大役，如运送官物钱粮之类，则责成衙前为夫役之总。故宋时派充衙前者，乡之富民立即贫穷。韩魏公、司马温公皆有疏论之。王荆公以坊场为衙前之雇价，较之前此全不给钱者已稍优矣，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诺。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无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论雇役。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邱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论议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买绢之初本发见钱，后亦失信，拣刺义勇之初本言永不戍边，后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钱之初本言不许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东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以譬之，取其易晓。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保邻，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今之领常平仓谷者亦皆孤贫不济之人，况宋领青苗钱须还利钱乎！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坏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亦必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又以刺义勇时民怨而帝不闻，喻青苗一事亦民怨而帝不闻。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斯，亦望陛下审听而已。以上论青苗钱。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与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均输犹官运之盐也，商税犹各卡之抽厘也。官运多则厘税少，自然之理。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积，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以上论均输。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候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以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徼幸之说。陛下若信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落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以上言不宜坚执前说。结人心止此。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必以此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尪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尪羸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以上言培养国脉不在富强。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继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正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其府库，则仅足而有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用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以上言用人宜求老成忠厚，不取新锐刻深。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己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而况其他。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才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骚然。至于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此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以徼幸自名，则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循资按格者谓之常调官。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常致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予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余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据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以上言不宜躐等用人，不贵骤迁速化。厚风俗止此。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蔽，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蔽，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蔽。国家租赋总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预图而深计，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无官长犹云无上司也，今都察院之总宪、副宪，虽称台长，亦非堂官之体。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典礼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未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消委之余，虽豪杰有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以上言介甫之威，足以胁制台谏，使不敢言。“执政私人”等句，亦有倾轧之意。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大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故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异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臣之所谓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以上存纪纲，存纪纲一节事实太少，议论亦浅，与前二条殊不相称，不足平列为三。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辞？然至于所献三言，则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漫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屡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备述其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有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重，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日，书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典字最难，必熟于前史之事迹，并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闻之士，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浅字与雅字相背，白香山诗务令老妪皆解，而细求之，皆雅饬而不失之率。吾尝谓奏疏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于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此文虽不甚浅，而典显二字，则千古所罕见也。
朱熹／戊申封事
戊申为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子于时年五十九岁。前一年丁未，除公为江西提刑，辞，不允；戊申正月又辞，不允。三月启行，在道再辞，趣公入对，六月召对于延和殿。公所面告孝宗者，语多切直，并面陈奏札五件，旋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辞。七月，在道再辞江西提刑之任，遂除直宝文阔，管嵩山崇福宫。九月、十月，复召公入对，十一月遂上此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朱熹谨斋沐具疏，昧死再拜，献于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圣知，有年于此矣。而两岁以来，受恩稠叠，有加于前，顾视辈流，无与为比，其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谕者。然窃惟念狂妄之言，抵触忌讳，虽蒙听纳，不以为罪，而伏俟数月，未见其有略施行者，臣诚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其出也。是以惭惧，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见之。臣愚于此，仰窥圣意，尤不识其果何谓也。以为欲听其计策，则言已陈而不可用；以为欲加之恩意，则宠既厚而无以加。二者之间，未有所当。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恳扣辞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犹未之许，则臣又重思之。前日进对之时，口陈之说，迫于疾作而犹有未尽言者。盖尝请以封事上闻，而久未敢进，岂非陛下偶垂记忆，而欲卒闻之乎？抑其别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为臣子者坚卧于家，则臣于此实有所未安者。其所深虑，独恐进见之后，所言终不可用，而又徒窃误宠如前之为，则臣之辞受将有所甚难处而终得罪者，是以辄因前请，而悉其所言以献。九月十月，两次召公入对，公再辞，不欲进见，故此三行云云。以为虽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过如此。伏惟圣慈幸赐观省，若以其言为是而次第行之，则臣之志愿千万满足，退伏岩穴，死无所憾。万一圣意必欲其来，则臣亦不过求一望见清光，而后恳请以归而已。若见其言果无可取，则是臣所学之陋，他无所有，致使冒进陛下，亦将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恳请而许其归休，犹足以两有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侍从之列，方有造为飞语，以中害善良，唱为横议，以胁持上下；其巧谋阴计，又有甚于前日之不思而妄发者。陛下无为使臣轻犯其锋，而复蹈已覆之辙也。以上自明其不入殿奏对，而但陈封事之故。
盖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虽于起居饮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证，深于医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卢扁、华佗之辈，授以神丹妙剂，为之湔肠涤胃，以去病根，然后可以幸于安全。如其不然，则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觉，其可寒心，殆非俗医常药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辄引药不暝眩，厥疾不瘳之语。意盖谓此，而其言有未尽也。然天下之事，所当言者不胜其众，顾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独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深为陛下言之。
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臣请昧死而悉陈之，惟陛下之留听焉。以上具列所陈之大要。
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盖不惟赏之所劝，刑之所威，各随所向，势有不能已者，而其观感之间，风动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验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退朝之后，从容燕息，贵戚近臣，携仆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戴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纪纲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此所谓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心一不正，则是数者，固无从而得其正；是数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则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虽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复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未尝敢有须臾之怠。然犹恐其隐微之间，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师保之官，以自开明；列谏争之职，以自规正，而凡其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盖虽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凛然常若立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纯白，无少瑕翳，而其遗风余烈，犹可以为后世法程也。以上言古圣王正心之法。陛下试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者，果尝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尝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见其形而视其影，不睹其内而占其外，则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久已不胜其籍籍矣。臣窃以是窥之，则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以上言修身齐家，未能出于一正。
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通过当，往者渊、觌、说、抃之徒。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抃皆以近习而至卿相。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奏者。所面奏者即内侍甘昪也，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终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而其有才无才，有罪无罪，自不当论。况其有才适所以为奸，有罪而不可复用乎？且如向来主管丧事，钦奉几筵之命，远近传闻，无不窃笑。臣不知国史书之，野史记之，播于外国，传于后世，且以陛下为何如主也？纵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论谕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晓之耶？刑余小丑，不比人类，顾乃荧惑圣心，亏损圣德，以至此极，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视，无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于此。比至都城，则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独此人，而侍从之臣，盖已有出其门者。至其纳财之途，则又不于士大夫，而专于将帅。臣于前日尝辄以面奏，而陛下谕臣以为诚当深察而痛惩之矣。退而始闻陛下比子环列之尹，已尝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无所待于人言，然犹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宠以崇资巨镇，使即便安。此曹无知，何所忌惮。况中外将帅，其不为此者无几，陛下亦未能推其类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本非得已；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怨詈谤，悖逆绝理，正有不可闻者。一有缓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为将帅者，巧为名色，头会箕敛，阴夺取其粮赐，以自封殖，而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彼此既厌足矣，然后时以薄少，号为羡余，阴奉燕私之费，以嫁士卒怨怒之毒于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献，则后日虽知其罪，而不得复有所问也。出入禁闼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岂有一毫爱戴陛下之心哉！方望溪谓朱子封事，虽明季杨、左之忠直敢言，无以过之，当即谓此等处耳。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观，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以上言将帅贿赂近习，未能正其左右。
且私之得名何为也哉？据己分之所独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称也。故自匹夫而言，则以一家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乡；自乡人而言，则以一乡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国；自诸侯而言，则以一国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于天子，则际天之所覆，极地之所载，莫非己分之所有，而无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为哉？今以不能胜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习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则不能无私费。于是内损经费之入，外纳羡余之献，而至于有私财。陛下上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无有私而不公之处，其所以与我者，亦不细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为割裂以狭小之。使天下万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岂可不惜也哉！以上言不应有私财、私人。
若以时势之利害言之，则天下之势，合则强，分则弱，故诸葛亮之告其君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当是之时，昭烈父子以区区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规取中原，以兴汉室。以亮忠智为之深谋，而其策不过如此，可谓深知时务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于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两国然，则是将以梁益之半，图吴魏之全。又且内小人而外君子，废法令而保奸回，使内之所出者，日有以贼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胜乎私。则是此两国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胜，外之公者常负也。外有邻敌之虞，内有阴邪之寇，日夜夹攻而不置，为国家者亦已危矣。夫以义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则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虽劳于求贤，而一有所妨乎此，则贤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谬巧之人；虽勤于立政，而一有所碍乎此，则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来，养成祸本，而贻燕之谋未远，辅相之职不修，纪纲坏于上，风俗坏于下，民愁兵怨，国势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窃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后也。然则臣之所谓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以上三段皆言天下之大本，首在正心而去私。
至于辅翼太子之说，则臣前日所谓数世之仁者，盖以微发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辅翼之不可不谨，见于《保傅传》者详矣《保傅传》见《大戴礼》，贾生《政事疏》所引最多。陛下圣学高明，洞贯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窃尝怪陛下所以调护东宫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论而观之，岂非所以自治者，犹未免于疏略，因是亦以是为当然而不之虑耶！夫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官僚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阘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阅理久熟，虽若无待于辅导，然人心难保，气习易污。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此古之圣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盖尝谨之于微，不待其有过而后规也。今三代之制虽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论之。东宫之官，师傅宾客既职辅导，而詹事府、两春坊实拟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领之，其选甚重。今则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轻且亵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袤杂进之害。此已非细事矣。至于皇孙，德性未定，闻见未广，又非皇太子之比，则其保养之具，尤不可以不严。而今日之官属尤不备，责任尤不专，岂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谓宜深诏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除今已置官外，别置师傅宾客之官，使与朝夕游处，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宫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后通焉。又置赞善大夫，拟谏官以箴阙失。王府则宜稍放六典亲王之制，置宾友咨议，以司训导；置长史司马，以总众职。妙选耆德，不杂他材；皆置正员，不为兼职，明其职掌，以责功效，则其官属已略备矣。陛下又当以时召之，使侍燕游，从容启迪。凡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与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倾倒罗列，悉以告之，则圣子神孙，皆将有以得乎陛下心传之妙；而宗社之安，统业之固，可以垂于永久而无穷矣。此今日急务之一也。以上辅翼太子，急务之一。
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臣前所谓劳于求贤，而贤人不得用者，盖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间，未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置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予其中得以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防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此等语实甚戆直，孝宗以其为贤者而优容之耳。故以陛下之英明刚断，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辅者，未尝有如汲黯、魏征之比，顾常反得如秦桧晚年之执政台谏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窃国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发其奸也，故专取此流以塞贤路、蔽主心，乃其势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极，威福自己，亦何赖于此辈而乃与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聪明，自坏其纲纪，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选之不得而精；选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则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轻。夫以至庸之材，当至轻之任，则虽名为大臣，而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以求不失其窠坐资级，如吏卒之为而已。求其有以辅圣德、修朝政而振纪纲，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则惟有作奸欺，植党与，纳货贿，以浊乱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余年而后败露以去，然其列布于后，以希次补者，又已不过此等人矣。盖自其台谏为侍从，而其选已如此，其后又择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则亦无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贤才而属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日姑欲其无所害于吾之私而已，夫岂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陛下诚反是心以求之，则庶几乎得之矣，盖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陛下诚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犹曰不得其人，则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务之二也。以上选任大臣，急务之二。
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之说，则臣前所谓勤于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忧勤愿治，不为不至，岂不欲夫纲维之振、风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间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顾犹以为事理之当然，而不思有以振厉矫革之也。盖明于内然后有以齐乎外，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己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而所以施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顷年方伯连帅自“且如顷年”以下二十二行，皆当时政事之大紊纲纪者，但未明指其姓名，今亦不能一一指出矣，尝以有脏污不法闻者矣，鞫治未竞而已有与郡之命，及台臣有言，则遂与之祠禄，而理为自陈，至于其所藏匿作过之人，则又不复逮捕付狱。名为降官，而实以解散其事。此虽宰相曲庇乡党，以欺陛下，然臣窃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则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间，颜情稔熟，则其势不得不少容之。且以为虽或如此，亦未至甚害于事，而不知其败坏纲纪，使中外闻之腹非巷议，皆有轻侮朝廷之心。奸脏之吏，则皆鼓舞相贺，不复畏陛下之法令，则亦非细故也。又如廷臣争议配享，其间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则两无所问而并去之；监司挟私以诬郡守，则不问其曲直而两皆罢免；监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问其曲直而两皆与祠；宰相植党营私，孤负任使，则曲加保全，而使之去，台谏怀其私恩，阴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问也。其有初自小官，擢为，台谏三四年间，趋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则年除岁迁，至极其选。一日论及一二武臣罪恶，则便斥为郡守，而不与职名，从臣近典东畿，远帅西蜀，一遭飞语，则体究具析体究具析，皆宋时公牍字样，犹今曰惩究、曰查办也。无所不至，及究析来上，而所闻不实，则言之者晏然，亦无所诃。山陵诸使，鬻卖辟阙，烦扰吏民，御史有言，亦无行遣，而或反得超迁。御史言及畿漕，则名补卿列，而实夺之权。其所言者，则虽量加绌削，而继以进用。从班之中，贤否犹杂，至有终岁缄默，不闻一言以裨圣德者。顾亦随群逐队，排连补，其桀黠者乃敢造飞语、立横议，如臣前所陈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挠公议而从之，台谏亦不敢闻于陛下而请其罪，陛下视此纲纪为何如？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振肃之耶！以上振肃纪纲，急务之三。
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为酺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其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其俗已成之后，则虽贤人君子，亦不免习于其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崇宣，谓北宋崇宁宣和之际也，时以司马光、苏轼等为元祐学术，立党人碑以禁锢之，南宋亦禁道学。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措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诵言于众，以为陛下尝谓今日天下幸无变故，虽有仗节死义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为识者之忧，而臣知其有以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节死义之士，当平居无事之时，诚若无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盖以如此之人，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时必能不诡随。平日无事之时得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仗节死义之事，非谓必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蓄此人以拟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宁，便谓此等人材必无所用，而专取一种无道理、无学识、重爵禄、轻名义之人，以为不务矫激而尊宠之，是以纲纪日坏，风俗日偷，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发于意虑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同患难，然后前日摈弃流落之人，始复不幸而著其忠义之节。以天宝之乱观之，其将相、贵戚、近幸之臣，皆已顿颡贼庭；而起兵讨贼，卒至于杀身湛族而不悔，如巡远、杲卿之流，则远方下邑，人主不识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岂不能销患于未萌？巡等早见用于明皇，又何至真为仗节死义之举哉！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识者所以深忧于或者之言也。虽以臣知陛下圣学高明，识虑深远，决然不至有此议论，然每念小人敢托圣训以盖其奸，而其为害至于足以深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识者之虑为过计之忧也。陛下视此风俗为何如，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变革之耶？此今日急务之三四也。以上变革风俗，急务之四。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之说，则民力之未裕，生于私心之未克，而宰相台谏失职也。军政之未修，生于私心之未克，而近习得以谋帅也。是数说者，臣皆以极陈于前矣，今请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闻虞允文之为相也，盖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窠名犹今日款目。版曹，今之户部也。必可指拟者，犹今日有着之款。不可催理者，犹今日无着之款。其为说曰，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而版曹目今经费，已自不失岁入之数。听其言诚甘且美矣，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句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旧法，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贫民些少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免。自曾怀用事，始除此法，旧欠悉行拘催。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属，尚未论也。其次，则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择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台谏，不能公行纠劾，而惟快一己之爱憎。是以监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贤者，或以举职业忤台谏而遭斥逐也。至于监司太多，而事权不归于一；铨法虽密，而县令未尝择人，则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则此等不难区处，其本未正则虽或举此，臣恐未见其益而反有其害也。以上，民力未裕。又尝即夫军政之不修而推之，则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今军中士卒禀保而后具奏，当时盖有此例。咸丰十年，王有龄令军中将士具呈公保何桂清，请免治罪，或亦仿其例与？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只此一事，有耳者无不闻，有口者无不道，然以其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故无路得以窥其交通之实状，是以虽或言之，而陛下终不信也。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谋师律之为何事，而惟克剥之是先，交结之是图矣。理直而气刚。陛下不知其然，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以上军政不修。然将帅之不得人，非独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为害之极，则又有以及乎民者。盖将帅得人，则尺籍严而蓄储羡，屯田立而漕运省。今为将帅者如此，则固无望其肯核军实而丰储蓄矣。至于屯田，则彼自营者尤所不愿，故朝廷不免为之别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屯兵之众，资其拨遣，则又不免使参其务。然闻其占护军人，不肯募其愿耕者以行，而强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则偃蹇不耕，而反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盖有所不能制者。屯田之众，须由军中拨交，屯田使者不得不令诸将参与其事。占护，犹今言霸占、袒护也。是以陛下欲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运烦费水路输送曰漕，陆路输送曰运、曰转，凡物皆然，不独米粮也，诸州苗米，至或尽数起发，而无以供州兵之食，则加耗斛面之弊纷纷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往往亦为供军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资于诸路者减，则此属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则是置将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以上置将不善而害民，因军政不修而民力愈困，急务之五、六。
凡此数者，根株深固，枝叶广阔，若不可以朝变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则亦在夫陛下之反诸身耳。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出私帑以归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阙，必能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宽州县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宫能择宰相以选牧守矣，择台谏以供刺举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严宦官、兵将、交通之禁，而以选将属宰相矣。宰相诚得其人，则必能为陛下择将帅以作士气，计军实、广屯田以省漕运矣。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民典军之官既皆得人，然后明诏宰相，议省监司之员而精其选，重其责。又诏铨曹使以县之剧易分为等差，而常切询访。天下之官吏能为县者，不拘荐举之有无，不限资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补最剧之县。果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凡州县之间，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渐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宽矣。以上因言民力而推本于正心，则百弊皆除，贯串乎大本之一，急务之四。
至于屯田之利，则以臣愚见，当使大将募军士，使者招游民，各自为屯，不相牵制。其给授、课督、赏罚、政令，各从本司自为区处。军中自有将校可使，不须别置官吏。使者则听其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备使令。又择从官通知兵农之务，兼得军民之情者一员为屯田使，总治两司之政，而通其奏请，趣其应副。又以岁时按行察其勤惰之实，以行诛赏。如此，则两屯心竞，各务其功，田事可成，漕运可省，而诸路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获已而未可尽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务之五六也。以上因民力而议改屯田之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则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使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敌不灭，则臣请伏鈇钺之诛，以谢陛下。陛下虽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以上归于大本之正，总结上文。
然又窃闻之今日士夫之论，其与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实，则皆所谓似是而非者也。盖其乐因循之无事者，则曰陛下之年寝高，而天下亦幸无事。年寝高而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则不宜更为庸人所扰。其欲奋厉而有为者，则又曰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以此为务，则圣心不待劝勉而自强；舍此不图，则虽策厉以有为，而无所向望以为标准，亦卒归于委靡而已。凡此二说，亦皆有理，而臣辄皆以为非者。盖乐因循者，知圣人之血气有时而衰，而不知圣人之志气无时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为无事乎？且以卫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而作抑戒之诗以自警，使人朝夕诵之，不离于其侧。此其年岂不甚高，而其戒谨恐惧之心，岂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视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万于武公者。臣虽不肖，又安敢先处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谓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虽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强暴之寇仇，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追计其前，既未有可见之效；却顾于后，又未有可守之规，亦安得遽谓无事而遂以逸豫处之乎？以上驳因循无事之说者。
其思奋厉者，又徒知恢复之不可忘，颓惰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诚能先其所难，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不先其难而徒侥幸于其易，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是以徒为虚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故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而真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以上驳奋厉有为之说者。
论者又或以为陛下深于老佛之学，而得其识心见性之妙，于古先圣王之道，盖有不约而自合者，是以不悦于世儒之常谈死法，而于当世之务，则宁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今乃以其所厌饫鄙薄者陈于其前，亦见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为此亦似是而非之论，非所以进盛德于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疑于圣贤者矣，然其实不同者则此以性命为真实，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此以为实，故所谓寂然不动者，万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则，无一之不具，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必顺其事，必循其法，而无一事之或差。彼以为空，则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说而修之，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说，则其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虽有所谓朗澈灵通、虚静明妙者，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故自古为其学者，其初无不似有可喜，考其终则诐淫邪遁之见，鲜有不作而害于政事者。是以程颢常辟之曰：“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自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是谓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与人道。”呜呼！此真可谓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闻于陛下者。使陛下过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为三术，而以儒者之学为最下，则臣窃为陛下忧此心之害于政事，而惜此说之布于来今也。如或未以臣言为然，则圣质不为不高，学之不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岂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
若夫管商功利之说，则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则以既斥儒者之道为常谈死法，而天下之务日至于前，彼浮屠之学又不足以应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说至今几年，而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而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固所以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讲之者也，岂不误哉！今议者徒见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初无新奇可喜之说，遂以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夫岂知其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仿佛其万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因循、奋厉、老庄、管商即上文所驳之四说也，则知臣之所言，非臣所为之说，乃古先圣贤之说；非圣贤所为之说，乃天经地义自然之理。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圣，颜曾伋轲之贤，而有所不能违也。则于臣之言，与夫论者之说，其为取舍从违，不终日而决矣。以上驳老佛管商，盖孝宗生平宗旨如此。
抑臣于此又窃有感而自悲焉。盖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矣，而于其间得见陛下，数不过三。自其始见于隆兴之初，固尝辄以近习为言矣；辛丑再见，又尝论之；今岁三见，而其所言又不过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岂有积怨深怒于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于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区区之意，独为国家之计，而不敢自为身谋，其愚亦可见矣。然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臣之鄙滞，固不能别有忠言奇谋以裨圣听，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也。则臣于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驰魏阙，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刳沥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献，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以上自伤其老，感君以诚。伏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则非独愚臣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幸。臣熹诚惶诚恐，昧死再拜谨言。
此篇正文一万一百一十字，公之自注夹行书写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北宋之万言书，以苏东坡、王介甫两篇为最著，南宋之万言书，以公此篇及文信国对策为最著。文章则苏、王较健，义理则公较精。篇中约分四节，第一节，言所以不上殿入对，而仅陈奏封事之故。第二节，陈大本一端。第三节，言急务六事。第四节，辨驳当时士大夫四说。第三节所指各务，皆切中时政之得失，其戆直殆过于汲黯、魏征，其气节之激昂，则方望溪氏以拟明季杨、左者，庶几近之。他人谏其事，公则格其心；他人攻君之失，公则并纠大臣、近臣之过。第二节、第四节所论，皆本其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之言，实有诸己而后以献诸君，初无一语取办于临时者，此非文士所可袭取也。惟过于冗长，似一笔书成，无修饰润色之功，故乏劲健之气、铿锵之节。其逐段夹行分注，以达未尽之意，似不可以为训。兹故置之不录。第四节辨驳四说，似不宜羼入此篇之内。学古者不可不知。
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据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璋呈；“伏睹大明律内，该载失误军事条：领兵官已承调遣，不依期进兵策应，若承差告报军期而违限，因而失误军机者，并斩。从军违期条：若军临敌境，托故违期，三日不至者斩。主将不固守条：官军临阵先退，及围困敌城而逃者斩。此皆罚典也。及查得原拟直隶、山东、江西等处征剿流贼升赏事例：一人并二人为首，就阵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五两；二名者，十两；三名者，升实授一级，不愿者赏十两。阵亡者升一级，俱世袭，不愿者赏十两。擒斩从贼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升实授二级，余功加赏。不及六名，除升一级之外，扣算赏银。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赏银十两均分；从贼一名者，赏五两均分。领军、把总等官，自斩贼级不准升赏。部下获功七十名以上者，升署一级；五百名者，升授一级；不及数者量赏。一人捕获从贼一名者，赏银四两，二名者赏八两，三名者升一级。以次剧贼一名者，升署一级，俱不准世袭，不愿者赏五两。此皆赏格也。以上备述例载罚典赏格，皆杨璋所引。赏罚如此，宜乎人心激劝，功无不立。然而有未能者，盖以赏罚之典虽备，然罚典止行于参题之后，而不行于临阵对敌之时；赏格止行于大军征剿之日，而不行于寻常用兵之际故也。且以岭北一道言之。四省连络，盗贼渊薮，近年以来，如贼首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动辄数千余徒。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俟其解围退散，卒不能取决一战者，以无赏罚为之激劝耳。合无申明赏罚之典，今后但遇前项贼情，领兵官不拘军卫有司，所领兵众有退缩不用命者，许领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领兵官不用命者，许总统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所统兵众有能对敌擒斩功次或赴敌阵亡，从实开报，复勘是实，转达奏闻，一体升赏。至若生擒贼徒，鞫问明白，即时押赴市曹，斩首示众。庶使人知警畏，亦与见行事例，决不待时，无相悖戾。如此，则赏罚既明，人心激励，盗贼生发得以即时扑灭，粮饷可省，事功可见矣。具呈到臣。”以上录杨璋原呈。
卷查三省盗贼，二三年前总计不过三千有余，今据各府州县兵备守备等官所报，已将数万，盖已不啻十倍于前。臣尝深求其故，询诸官僚，访诸父老，采诸道路，验诸田野，皆以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臣请因是为陛下略言其故。
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唯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南赣之盗，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犹可聚众而与之角。鸣之于官，而有司者以为既招抚之，则皆置之不问，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与，敌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与一”，谓一人敌一人也，吾乡谚语曰“个打个”。《史记》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谓易敌也。此与字之古义也。阳明云不彼与，犹俗云官府不敢惹他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由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向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以上叙招抚太滥。
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歼渠魁而荡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拘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故凡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苟免坐视之罚；应名剿捕，聊为招抚之媒。求之实用，断有不敢。何则？兵力不足，则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则必有失律之咎；则必征调日繁，督责日至，纠举论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于落职败名者有之。招抚之策行，则可以安居而无事，可以无调发之劳，可以无戴罪杀贼之责，无地方多事不得迁转之滞。夫如是，孰不以招抚为得计？是故宁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张之虏；宁使孤儿寡妇之号哭、颠连疾苦之无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贼。盖招抚之议，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为常策。故曰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以上叙兵力不足。
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虏。今南赣之兵，尚足以及数千，岂尽无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进，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北，何者？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今南赣之兵皆畏敌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者，此也。以上叙赏罚不行。
今朝廷赏罚之典，固未尝不具，但未申明而举行耳。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是虽使韩、白为将，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识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复何所冀乎！议者以南赣诸处之贼，连络数郡，蟠据四省，非奏调狼兵，大举夹攻，恐不足以扫荡巢穴。是固一说也。然臣以为狼兵之调，非独所费不资，兼其所过残掠，不下于盗。大兵之兴，旷日持久，声势彰闻，比及举事，诸贼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过老弱胁从，无知之民。于是乎有横罹之惨，于是乎有妄杀之弊。班师未几，而山林之间，复已呼啸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验者。臣亦近拣南赣之精锐，得二千有余，部勒操演，略有可观。诚使得以大军诛讨之，赏罚而行之，平时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时，而唯成功是责，则比于大军之举。臣窃以为可省半费而收倍功。以上言不必调狼兵，但用南赣之兵行大军诛讨之例，即可成功。
臣请以近事证之。臣于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赣，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后地方但有草贼生发，事情紧急，该管官司即便依律调拨官军，乘机剿捕，应合会捕者，亦就调发策应。但系军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迟延隐匿，巡抚、巡按、三司官即便参问，依律罢职、充军等项发落。虽不系聚众草贼，但系有名强盗，肆行劫掠，贼势凶恶，或白昼拦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数多少，一面设法缉捕，即时差人申报，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会处置。如有仍前朦胧隐蔽，不即申报，以致聚众滋蔓，贻患地方，从重参究，决不轻贷等因，题封钦依备行前来。”右八行录兵部文。钦依，今曰钦遵。备行，今曰行知，或曰咨行移行。时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数千百纸，通行所属，布告远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门以贼情来报者接踵，亦遂屡有斩获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随时调用，而官无观望掣肘，则自然无可推托逃避，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举行耳。今使赏罚之典悉从而申明之，其获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悯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议，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以上言申明律例，获效必速，请颁令旗令牌。
夫任不专，权不重，赏罚不行，以至于偾军败事，然后选重臣，假以总制之权而往拯之，纵善其后，已无救于其所失矣。臣才识浅昧，且体弱多病，自度不足以办此，行从陛下乞骸骨，苟全余喘于林下，但今万待罪于此，心知其弊，不敢不为陛下尽言。自请旗牌，恐人疑为贪权，故又自明其脱屣名位之素志。陛下从臣之请，使后来者得效其分寸，收讨贼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于万一。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沅弟之文笔光明豁达，得之天授，若更加以学力，使篇幅不失之冗长，字句悉归于精当，则优入古人之域，不自觉矣。
方苞／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札子
此疏为乾隆二年所上，公年七十矣。公以康熙三十八年举于乡，四十五年成进士，时年三十九岁，因闻母病，未应殿试而归。五十年以戴名世之案被逮入京，下狱。五十二年出狱，召入南书房。雍正间屡迁至内阁学士。乾隆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上此疏。
臣闻人臣之义，国尔忘家，君尔忘身。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虽曰激于意气，然亦不可谓非忠孝之实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后，国政傎于上，而臣节砥于下，赖以维持而不至乱亡者，尚百有余年。以上言前明气节之盛。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
臣少游四方，所至辄问守土之吏之为民利病者，无何而大病于民者，已列荐章矣，民所爱戴者多因事罢黜矣。叩其故，则曰，此富人也；非然，则督抚之亲戚故旧也，非然，则善于趋承诡法逢迎者也。其罢黜者，则以某事忤某上官耳。间有贪残而被劾，循良而得举者，则督抚两司中必有贤者焉，而亦寥寥可数矣。以上言外官之积习。至于九卿乃九牧之倡，万官庶事之枢纽也，督抚台垣之条奏特下九卿，必国体民生所系。犹叩树本，百枝皆动，而可或有差忒乎？以臣所闻见，凡下廷议，其为督抚所奏请，则众皆曰，此某部某长官所交好也。或上方向用，未敢驳正也。已而议上，则果谓宜从矣。其为科道所条奏，则众皆曰，原议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而议上，则果谓必不可从矣。科道条奏，部议驳斥者多，此风后来更甚。同官中即有持正而力争，各部院即有心知其非，不肯画题者，而其议之上达自若也。其保举僚属，半出私意，亦不异于外吏，但逼近辇毂，耳目众著，出于公道者，尚可参半耳。以上言京官之积习。是以圣祖仁皇帝中年以后，灼知此弊，刑诛流锢，以惩奸贪，拔擢矜全，以劝廉吏，而亲信清公朴实之人。世祖宪皇帝敬承此意，极力廓清，宵旰孜孜，惟务发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结习。十余年间，少知畏法而终未革心，盖由营私附势之习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皇上至诚恻怛，谆谆开谕，可谓深切著明矣。而特旨荐举，服在大僚，尚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抚，多以报荒为难，而州县又以匿荒为自安之计。其有不肖者，每遭岁歉，转日夜征比，以迫蹙贫民，冀邀蠲免，因缘为利。此风不改，则皇上日夜忧勤于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堕坏于冥昧之中，尚安望百度之皆厘，实德之及下乎？以上言三圣整顿而积习未革。
臣伏读三年中前后谕旨，于臣所陈之积弊，亦既洞晰于圣心，而思有以矫革之矣。然所以矫革之者，则有本统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犹莫举，而知人则哲，帝尧犹难之。治道之兴，必内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诚无私，深识治体者两三人，然后可以检制僚属，而防胥吏之奸欺。外而督抚两司，每省必得公正无欲，通达事理者四三人，然后可董率道府，辨察州县，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识、有守而几于有德者也，虽数人、十数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数十人哉？然不如是，终不可以兴遭而致治。孟子云；“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圣君贤主，未尝借才于异代，亦惟我皇上勤心以察之，依类以求之，按实积久以磨砻之，信赏必罚以劝惩之而已。以上言为政在于得人，知人之道有四端。
所谓勤心以察之者，一则明辨部议会议是非之实也。凡一事之兴废，其利害常伏于数传之后，故虽周公之圣，犹有仰而思之，夜以继日而未得者，况庸常之人，杂以私意而揣磨瞻徇乎？而奸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饰偏辞，变乱是非，言之凿凿，使观者难辨。孔子所以恶佞之乱义，恶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来，凡廷议皆以宰相断决之，以学士参议之，以给事中驳正之。自明中叶以后，奸相擅权，毒流天下。圣祖仁皇帝时，亦有以招权笼贿家累巨万者，赖圣明刚断，同时罢黜；而自是以后，洁已自好者皆以避权为安。内阁拟票虽有两签，从未有摘发部议之非而奏请改议者。古者御史之外，别设给事中专驳宰相成议，上及诏旨；而南宋以后，旧典寝废，以故朱子屡叹之。以臣所闻见，圣祖仁皇帝、世祖宪皇帝暨我皇上，时有尽屏廷议而独断其行止者，命下必大服众心。故臣愚以为凡部议会议有关于国体民生者，勿遽批发，必再三寻览，以究其事理之虚实、意见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时圣心素信其忠诚无私、通达事理者，尽屏左右，每人而独问之。参伍众说，然后内断于圣心。此即虞舜好问好察、以辅其惟精惟一之学，而孔子所叹为大智也。臣伏见皇上于部议从者十九，于九卿两议大抵从其列名众多者，道路之口颇有未协。圣心如天，或以为主议者众，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实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见，怯懦瞻徇者明知其非而不敢辨也。右勤察部议会议。
抑又闻用人之道，惟知之为难。凡人之智识，必叩之而后知，其材勇，必试之而后见；其忠邪诚伪，必久与之习而后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师也，武王用之，犹反复穷究，相与问答者凡数万言。管夷吾，齐国之望，鲍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犹每事咨度，相与问答者凡数万言。武王问太公之语见《六韬》。桓公问管仲之语见《管子》。各数万言。方今四海九州，万事百度，皆总归于六部，而决于卿贰五六人。每日文书到部，最少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则奸心必滋于蠹吏，实害必被于兵民。此即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虚己和衷，日夜讲求，尚虑其有失误，而我皇上于六部卿贰中，灼知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凡几人乎？古圣王用人惟己，必先劳于求贤。臣伏愿皇上惟盛暑严寒宜安养圣躬，不可过劳，外此少有余闲，即延见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览之下，微有所疑，即召见问讯，使各陈所见。听其言语，则明昧可知矣；观其气象，察其精神，则公正私曲，大略可见矣。即有利口而饰为抗直，邪媚而貌类恪恭者，以我皇上之至诚至明，久与之习，必有呈露于几微而不能自掩者矣。其余京堂科道，条陈屡合事理、翰林敷奏深当圣心者，亦宜慎选其人，俾轮班侍直，事有疑难，随时召问，以习察其志行，而剂度其材能。至于大僚中已为我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见，与议论天下之事，以穷究其底蕴。右勤察部院堂宫。果能忠诚无私而又通达事理，则于同官百吏皆能助皇上以检察而得其实矣。以上勤心以察之。
所谓依类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与小人，性情、心术如冰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悦，必谀佞侧媚者，虽有才智，而为国患更深。朴直清慎者，虽无才智，尚可奉公守法，竭力自效。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人而求吉士，以劢相国家而已。所谓人，谀佞侧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谓劢相朴直清正之士，虽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励，尚可以有辅于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误信小人者，断无小人而能进君子者。故求贤之道，必以其类为招。保举旧例，临时按品秩资格，俾各举一二人。法本无愆，而人多难信。我皇上于在内之九卿，在外之督抚，深信其忠诚无欲者，必各有数人。伏愿特下密旨，命尽举所知而别其材之所宜，然后考复试验，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资格以泛举者，必为得实，而听请托、利身家之结习，不禁而自除矣。以上依类以求之。
所谓切实积久以磨砻者，自汉唐以后，虽仍六官之名，而职事多非周官之旧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则吏部之职，非独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实在使请嘱者望风而自止，巧法者百变而难欺。户部之职，非独谨守管钥、会计、出纳也，其实在明于万货滋殖之源，生民实耗之本。礼部虽奉行旧典，而事有特举，必当酌古准今，可为后法，且寅清端直，无玷其官。兵部之实，在戢将校之骄气，以绥靖兵民，消祸变于无形，以折冲万里。此段立论太高，多不切于事实。今之兵部与将校并不相接，何能戢其骄气？刑部之实，在时情罪之宽严，以砥维风教；辨四方之伪狱，以震慑职司。工部之实，在识海内山川之形势，以知疏凿之宜；核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于都察院之设，本以肃朝廷之纲纪，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之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击要人以后郭琇参劾明珠，名震中外，五十年来未闻力争国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过掌行过文书而已，然则此职盖几于虚旷矣。伏愿我皇上于部院卿贰，必慎简忠诚，而以明达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各责之以实，使日夜奋励其僚属，而随时以进退之，则中材以上，咸自矜奋，数年以来公正之风可作，而练达事理者亦渐多矣。以上切实积久以磨砻之。
所谓信赏必罚以惩劝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奖进激励而成。平时主部议者不过正卿中一二人，主会议者不过九卿中皇上所向用之数人，顺从缄默者长得自安，据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积习为常，所以靡靡日趋于瞻徇，而非果竟无人也。倘我皇上时时延见，一一考验，忠诚者笃信之，明达者褒嘉之，怀私者废斥之，庸昧者退罢之，则旬岁之间，勃然而兴起矣。世宗宪皇帝于大计保举之员，赃罪败露，督抚降调，司道革职，条例甚严，而奉行不实。惟奉特旨，独举一人者降调甚多，而督抚司道之计典无闻焉。盖以所举众多，不能尽诘，而姑从宽贷耳。用此，赂请阴行，举劾颠倒，无所顾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执法不移，则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羡归公以后以下言州县及京官资给宜优，与本段信赏必罚之意不相联贯，州县之繁剧者，养廉至千数百金，犹不足延幕客、办公事。在内诸司虽蒙加俸一倍，犹不足以僦屋，赁仆、秣马、供车。伏愿通计天下之耗羡，及经赋所余，详加筹画，必使州县得备其公事，诸司得赡其身家，然后一犯赃私，严法不贷。其声绩显著者，则时赐金帛、进爵秩而使久于其任。如此则凡为吏者，皆得俯仰宽然，洁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终身之坠陷乎？以上信赏必罚以惩劝之。信能行此四者，则忠良有恃以不恐，奸邪有术而难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洁己爱民之为安。数年之后，众正盈廷，官守经法，民无幸心，虽大艰猝投，无难共济，而况举先王足民之大经，布前代屡验之良法，尚何虑其阻挠废格，纵私生事以扰民乎？至于民食既足，则当渐为礼俗之防；官常既修，则当实讲教士之法，内治既定，则兴屯卫于边关，设军田于内地，使精神可以折冲。立制防于海峤，谨治教于苗疆，使患消于未兆。皆宜次第修举，而臣不敢以为言。诚以积习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则为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
凡所陈奏，皆臣五十年来所耳闻目见，确知其状不得不入告圣明者。臣老矣，生世无几时，如以臣言为可用，伏望留臣此折以验群情，以考治法，时复赐览。如用臣言而无利于民，无益于国，虽臣死之后，尚可夺臣之爵命，播臣之过言，以示惩责也。味死上陈，不胜悚息瞻企之至，谨奏。
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惟其经世之学，持论太高，当时同志诸老，自朱文端、杨文定数人外，多见谓迂阔而不近人情。此疏阅历极深，四条皆确实可行；而文气深厚，则国朝奏议中所罕见。沅甫生平笃慕望溪，尝欲疏请从祀孔庙，盖将奉为依归。昔望溪于乾隆初请以汤文正从祀圣庙，未蒙俞允。厥后道光三年，汤公果袝祀圣庙。而望溪之志行几与汤公相伯仲，跻之两庑，殆无愧色。沅甫知取法乎上，或亦慨然睎古而恩齐欤？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乾隆元年，孙文定公进此疏时为左都御史，故曰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以上总举大意，言治乱循环倚伏，其机甚微。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二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以上实指耳目心三习生一喜小人而厌君子之弊。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司考而知也。以上言所以小人进而君子退之故，皆由三习有以引之而不自觉。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以上言惟圣人能自见其过，而匡君以不自是。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满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以上极言自是之害。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以上总言治乱原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而实根于不自是。
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乾隆初，鄂、张两相当国，蔡文勤辅翼圣德。高宗聪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诏谕颁示中外，识者以比之典谟誓诰。独孙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圣德，可谓忧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纯庙御宇六十年，盛德大业始终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后嘉庆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极，寿阳相国祁寯藻亦抄此疏进呈。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细加?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余与沅弟忝窃高位，多闻谀言。所谓“三习”者，余自反实所难免。沅弟属官较少，此习较浅，然亦不可不预为之防。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亦《小宛》诗人迈征之道也。
